瓷砖与地板。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wwW.Taoci52.CoM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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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佛龛
圆雕佛像
释迦头像
邢窑是我国白瓷发源地，它始于北朝、盛于隋唐，宋元逐渐走向衰落。邢窑中心位于今邢台市内丘县城周围。内丘唐代属邢州辖，古时窑口常以州名命名，故内丘的瓷窑场得“邢窑”之名。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佛教造像，加强邢窑陶瓷佛教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被发现，“千年邢窑之谜”从此被逐渐揭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也许由于邢窑白瓷耀眼的光辉遮蔽了佛造像的光环，而使得邢窑佛造像艺术一度被忽视。而对邢窑佛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佛造像
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佛造像，尤其在2003年，内丘县城旧城改造时于县礼堂至县影院一带（现已为商业步行街）“在南北长380米，东西宽40余米范围发现邢窑中心窑场，包括较完整的窑炉、窑床、窑具及手工作坊等陶窑、瓷窑遗迹。”其中有细白瓷、唐三彩、带“翰林”、“盈”、“官”字款残件，以及透影瓷残片等“数以万计”。并在H32、H08、H09号灰坑发现“素烧佛龛立佛像、坐佛像、武士俑、以及菩萨、罗汉”。（见韩秋长、贾忠敏《邢窑揭秘》）除此以外，在内丘县城的西关、县外贸、县工商行北、城西的西邱、长寿岗、北双流，城东的白家庄等遗址均有陶瓷佛像出土。“有瓷必有佛像，有佛像必有瓷”似乎成为内丘窑口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内丘以外的其它“邢窑系”窑口均未出现。
事实进一步证明以内丘县城为中心的邢窑，不但是邢窑白瓷的烧造中心，也是烧造陶瓷佛教造像的重要窑场。
众所周知，邢窑白瓷曾以“类雪”、“类银”（唐·陆羽《茶经》）以及“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而闻名。那么邢窑艺人为何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烧造佛像？又是什么力量驱驶着他们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渊源与环境
佛教又称“像教”。为了宣传普及佛教，通过有形的图像宣传教理教义，从而使普通民众更为形象和直观的理解佛教，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到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后赵佛图澄襄国（今邢台市）弘法之后，邢台佛教即与中国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包括佛造像在内的邢台佛教艺术也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和齐云塔（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与此同时又在南宫（今邢台市辖）建普彤寺塔。1990年普彤寺塔重修时，发现明嘉靖十五年铜佛像41尊，其中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按：始建于永平十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摄摩腾、竺法兰建”，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说明该塔比洛阳白马寺（塔）早一年，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见赵福寿《邢台通史》）由此看到中国寺庙、佛塔以及佛教造像的源头。也进一步证实了“东汉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邢地”。（赵福寿《邢台佛教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在襄国（今邢台市）建都。西域高僧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石勒为佛图澄在襄国创建宫寺、中寺。佛图澄收徒弟众多，以释道安最为著名。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期间营造佛像不计其数。
邢台地区亦有着非常精湛的石窟造像艺术，如隆尧县宣务山（尧山）石窟，沙河市广阳山石窟，邢台县玉泉寺棋盘山摩崖石刻，其中以宣务山石窟群规模最大，最为著名。宣务山是一座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为一体。隋唐到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主体为千佛堂、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唐代造像。摩崖造像群分两群6号（组）共计1380龛；千佛堂石窟佛像940龛，大多为供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见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概况》）
应当说无论从印度高僧南宫建塔造像，到佛图澄襄国弘法；从邢台一带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到工艺精湛的宣务山石刻造像群，以及民间石佛龛造像，它们对邢台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邢窑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中土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大发展，佛教题材成为雕塑最主要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它们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门类，同时波及到陶瓷艺术之中。而邢窑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无论衣饰的处理，面部表情的刻划，还是“刀法”的运用，甚至质地的追求，均与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雕塑语言中的“犍陀罗风格”、“湿贴薄衣”、“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同样见于邢窑陶佛像之中。
内丘西关曾出土单体圆雕陶佛造像，头像头顶肉鬓，面相方圆，两耳垂肩，鼻部残（原应为高鼻梁），眉目清秀，表情庄严，略显冷峻。头光内有莲瓣花纹，惜肩下无存，它们为北朝释迦坐像。说明邢窑在北朝烧造瓷器同时，亦有佛像烧制，其造型特点追逐同时期石刻造像之风；2003年在内丘礼堂邢窑遗址出土白陶立佛像，通高23厘米，系硬质白陶。头束有发结佩饰，宝缯耷于双肩之前。面相方圆，眉如弯月，眼睛眯成一条弯缝，嘴角含笑，两侧各有小圆酒窝，表现了健康的女性之美。体态轻盈匀称而优美，线条流畅疏朗，取舍有度。细处精微，整体简约，有学者曾将此类陶佛造型风格定为北齐是有道理的。
邢窑陶佛龛有早、晚期之分。烧造时间约在北齐至中唐之间，其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延续了石窟造像之风，其形制类于缩小的石窟佛龛。北朝的佛龛多为硬质陶，龛的中央为弥陀佛，端坐于“工”字座上。面形长方，高鼻修直，眼长而弯，两耳下垂。身着袒右肩，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细密有序；左侧有观世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侧有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花蕊，分别站于两侧；左右边框又有金刚力士分别站立。龛正上方有正面龙首，两侧有飞天飘舞。龛下方基座中央有佛祖出世或赤身夜叉，左右各有形状类狗的护法狮子蹲坐两旁。而晚期（中唐以后）的陶佛龛大多为低温白陶或粉红陶，形制与北朝虽有类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形”的准确性和“线”的力度等，都与北朝造像无法比拟。
邢窑陶佛造像的兴衰，与邢窑白瓷的命运息息相关，到了邢窑衰落期的宋元，邢窑陶佛造像也由原来规格的圆雕和佛龛，逐渐退化为小巧玲珑、类于玩具的摩诃罗而流传于民间，完全失去了昔日庄严、神圣的灵光。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一宗教传播手段逐渐被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纸马（又曰神码）所代替，并在这一地区发扬光大。
陶瓷纹饰中的佛教艺术（一）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汉末年，始传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汉、魏晋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得到君主的推崇，进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述南朝佛教之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则大量开凿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佛教发展的情况，“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侣大众两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脱之需要为佛教流布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时机。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传播，佛教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陶瓷器装饰纹样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南北朝时期，陶瓷器的纹饰发生了变化，莲瓣纹和忍冬纹大量出现。显然，莲瓣纹和忍冬的出现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因素直接出现在陶瓷器上，对于拓展陶瓷领域和丰富陶器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作用。
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装饰纹饰。我国自古有爱莲之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史书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有载：“彼泽之狈，有蒲有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中载：“集芙蓉以为裳，因芙蓉而为媒。”中国古人始爱莲之风与佛教并无关系。历代文人对于爱莲之风不减，并赋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襄亵玩”。中国古人爱莲之说可见于众多记载，正是由于爱莲之俗，莲花纹也就自然的被人们当做装饰的纹饰之一。
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该壶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莲瓣的纹样来源于莲花，莲花统称荷花，古称芙蕖、芙蓉、水芝、水华等。田自秉对于春秋莲鹤方壶上莲花纹的解读是：“莲鹤方壶上的莲花纹样与飞鹤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2]河北滦平县战国贵族墓也出土了带有莲瓣纹壶盖的莲瓣壶。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莲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义。莲花代表“净土”。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另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降生在莲花上，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的标志。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莲花尊和北朝青釉莲花尊腹下部都出现了贴花菩提叶一周。佛祖在菩提树下成道，莲花尊上的菩提叶装饰正印证了这一传说广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中国传统的莲花内涵与佛教圣花的含义相融合。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于莲花的传统审美意识加上佛教对于莲花的特殊内涵，莲瓣纹纹饰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纹样外形与之前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内在上看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义。李纪贤认为“莲花作为佛教艺术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还有取其地下茎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含义”。信佛民众的增多，佛教寺庙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艺术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莲花和忍冬纹饰也大量的出现在陶瓷装饰上。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带有莲瓣纹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实物出土。从众多的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莲瓣纹式样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冈、龙门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一对青瓷莲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8厘米。顶置有莲瓣瓣盖，中央有一方钮，钮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莲两层，周边饰竖立的三角形锯齿状变形莲瓣一周，下段贴附对称的二龙戏珠和忍冬、莲花图案各两组。腹上部饰模印重瓣覆莲两周，其下是贴花菩提叶一周和刻画瘦长莲瓣纹一周，莲瓣下垂，瓣尖上翘。腹下部饰仰莲纹两层，圈足如一喇叭座，饰覆莲纹两周。各层莲瓣均向外翻卷，丰腴肥硕，整件器物层层叠叠的饰有莲瓣纹，看起来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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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与瓷器
“门外绿阴千顷，两两黄鹂相应。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静、人静，风动一庭花影。”这是曹组的一阕《如梦令》。黄鹂，在杜工部的诗见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靑天。”黄鹂就是莺歌。今天讲的不是动物学，也不是说诗唱词，而实际上又是与“词”音相若的“瓷”。瓷都，除了江西省景德镇之外，台湾台北市的莺歌也是瓷都。
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出名，是缘于明宣德初在此设官窑。清代有专供内廷用的御窑，各窑所产享誉世界；莺歌的瓷业始于清嘉庆九年(1804)，这应是后起之秀。
我是男人，觉得男人和瓷器很相似。我这么说好像“无厘头”，其实是有据可依的。有谓：男人是泥做的，光是这一点已与瓷器同一个DNA。人，特别是男人，可以贵为王侯将相，可以贱如蝼蚁，是“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柄”。
瓷，除了塑神像，制夜壶、厕盆之外，可造者甚蕃。《明史•舆服志》曰：“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甆(瓷)。”这是说，老百姓的酒壶用锡造，酒杯是银制的。其余的器皿是瓷器。一个“余”字涵盖很广，就莺歌的瓷制品可分为五大类：建筑陶瓷，卫生陶瓷，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和工业以至精密陶瓷。台湾的工业，在陶瓷方面可以写上浓重的一笔。
陶瓷文化也可以弘扬佛教教义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字串9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瓷器与家具搭配
瓷器和家具分别是我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成就，分析瓷器和家具的搭配关系有利于改善和美化空间环境，使两者更加融合。明中期之前，两者并没有固定的搭配讲究；明中期后，由于家具样式越来越丰富，家具和瓷器摆放也越来越讲究。随着时代的进步，瓷器与家具最佳的搭配方式慢慢呈现出来。整体而言，家具与瓷器搭配主要符合室内空间的环境和搭配的合理性，满足人们美好愿景，从而推动室内设计的发展。
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谈及文人用瓷有“砚屏、墨床、书滴、画轴、秘阁、镇纸司直各适其用”。从中可知一定的搭配模式将更好地发挥瓷器和家具的优越性。
明中期前，宋朝的瓷器艺术在我国历史潮流中达到最高境界。《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的《听琴图》、《文会图》等都有记载。《韩熙载夜宴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描绘的是南唐巨宦韩熙载开宴行乐的场景，多数为实用器，各种承盘、茶盅、园钵、执壶等各种器物，通过这些器物去衬托韩熙载奢靡的生活，其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家具和瓷器搭配方式。《听琴图》——“正中主位上一缁衣尊者正危坐弹琴，尊者右侧置一方形黑漆高几，几上一白色花瓶当为定瓷”；“在弹琴尊者的对面下首，地面上置一叠石花几、几上摆放着一件外面为古铜青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的双直耳鼎状花盆，盆中植一株绿叶粉色艳放之异花”。其中描绘与瓷器相关联的家具，都和尊者息息相关，而这位尊者经考证史料便是宋徽宗赵佶。同时靳青万先生认为石花几上花盆可能是钧瓷，那么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古言“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十窑九不成”都是形容钧窑的稀贵。这么稀缺的瓷器当为皇帝所用，才能与其高贵的身份相符。宋徽宗是中国艺术造就最高的皇帝，他对器物有着很高的见解与创新，同时宋朝的官窑更是制瓷业最高成就，必然会讲究其摆放的方式。《文会图》——“画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但却雅而有致、繁而不乱，君臣各谋其思，侍者各司其事，景物器具各有其序，尽现当时徽宗生活之场景”。也未提到器物的摆放方式，只是提及器物的一些具体用途。绘图中描绘了可数145件的瓷质器具，靳先生在定瓷辨析中一节都有详细描述，并没有提到瓷器摆放的最佳位置。这些文献都是明中期前记录有关瓷器最多且最有价值的凭证。明朝时期，瓷器多用人物故事题材做装饰图案，常见苏武牧羊、对奕图等，还有些取材版画、历史小说的插曲故事，以及类似萱草和合欢树，寓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等吉祥图案。说明明中期以前，瓷器主要体现尊者的身份地位、态度、愿景。
明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较小，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随着明式家具式样的丰富，对其摆设越来越讲究。例如明人小说《金瓶梅》中的厅堂上的摆放和《明史礼志》中“品官相见礼”相互印证。以及明代的绘画、刻本戏曲小说的插图可见。例如明代第宅的大厅上都是正中一座屏风，地面上是空的，要根据用途灵活调动桌椅及其他使用器物。品官相见，品近者相立，东西对坐。尊者为上，卑者为下。公聚则椅子摆成八字形行列，各依品级序坐。大厅上随时调动的家具，就连明代最流行交椅，案形的酒具，也是随着用途进行移动，只有大件家具才会作为固定陈设——这就说明了当时家具摆放还不固定，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更小器物的摆设呢，总不会本末倒置吧。关于内室、书斋、卧室等处的陈设，《遵生八笺》记载“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长物志》记载“小室其中建筑是表，陈设是里，只有表里如一，才是完美的整体。”根据明式家具的结构特点，它在室内空间的摆设应该注重格局，然而人们为了方便摆设，适应空间的大小，摆放比较随意亲切。一般情况书斋摆设清雅均衡，厅堂则应严谨对称些，然而在宫廷里就相对有一定的章法。《乾清宫现设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都有详细记载，几乎每一件器物摆设都有记录在清代内务府的宫殿陈设档册。
如今，60年代的红木、70年代的欧式古典、80年代的板式、90年代的风格多样化……主要集中在紫檀配青花、雕件红木配粉彩、黄梨木配黑釉或香炉。俗话说：“一寸紫檀一寸金”，图中的家具采用南官帽式，其中后背部分镶嵌青花釉红瓷板，端庄典雅，沉静而富有珠玉变化。一般可以采用颜色对比的方法，典雅的青花和单色釉以及汝窑是主人最好的选择，彰显主人的内涵。对于雕件家具而言，粉彩和珐琅彩上的图案装饰层次感比较丰富，粉彩瓷瓶一般采用玻璃白罩着它，同时珐琅采用掐丝铜填色的方法去制作，这两种的表现方法都是为了使其画面立体，搭配厚重的雕件红木家具，形式感相对和谐，彰显主人的高贵气质。黄花梨的颜色则亮一点，黑盏和香炉相对稳重，将两者结合起来显出主人的清雅宁静，享受内心的清静。
我们应该合理地满足和完善空间需求，注重瓷器与家具的色彩、结构、环境搭配，才能够更好地服务和提高空间的生活品质，彰显主人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