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器鉴别。
旧时御用“洋瓷”百姓至今生疏
提名辞
广州珐琅，是直接在金、铜等胎体上绘彩画图然后入炉烧制的珐琅工艺，富有绘画趣味，亦可称之为“珐琅画”。
索引
广州珐琅亦称画珐琅，又称“洋瓷”，一般特指铜胎画珐琅，自清康熙年间传入我国，带有独特的西式风格，画珐琅富有绘画趣味，故又称“珐琅画”，与景泰蓝一脉相承，在制作及风格上各有千秋。广州珐琅以淡雅取胜，善于用西洋风景人物和舒卷自如的卷草番花作为装饰图案。而中彩珐琅是近几十年来广州珐琅工艺的又一发展，它将传统广州珐琅工艺融合在掐丝珐琅工艺里面，融南北风格为一体，开创珐琅工艺之先河。
“非遗”：是爱还是害
上周一次聚会，在席的有一位来自北京某高校的昆曲老师，说起昆曲的现状，忽然感叹了一句，“这昆曲不世遗还好，一‘遗’，现在全庸俗化了。”
他说的是自从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评定的第一批“非遗”后，忽然走俏的情景，一时间，昆曲从原来的小众又小众艺术变成“大热”，连原来只会唱两句的京剧演员也收起徒弟，教起昆曲，看着满街不入流的所谓昆曲，这位教学多年的演员从心里觉着不舒服。
曾几何时，像古琴、昆曲这类高端艺术，到狮头扎作、乞巧、打铜煲等民间工艺，都是“封资修”的残余，几乎被连根拔起，元气大伤。近十年才开始逐渐有老艺人带起一些新手。不过最近这几年，“非遗”热潮席卷全球，继联合国的评选后，国家级、省级，乃至市级非遗也纷纷出台。我参加过一个市级非遗的评审，其中有一项待选项目，是本埠某区送选的“水龙”，这是一种在水中舞龙的节庆玩意，看到送审的短片，全是今天拍的假场景，我问，旧的照片和艺人呢？答曰，1949年后早就没人舞了，老艺人都死光了，这是靠着资料拼凑起来的。
这当然是比较个别的事例，但其他的非遗普遍存在“传人”自己也含糊不清，史料或者来源不清的事实，不过后来听说都成功“入遗”了，即使我评那一届不入，别急，运动年年有，轮着来，反正总有一天会入的。
在上周的聚会上，有某位老教授听了这昆曲老师的话后，接着说道：“其实像昆曲、古琴这类遗产，本来就是小众艺术，她既不会亡，也不会大盛，你不去动她，她自然便活下来。”
这番话看似有点怪异，却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例如古琴，广州十年前只有一两个人教学，学生只有几十人，质量颇有保证。现在，学生太多，只能大班教学，高校里还开出不少大班，演出也变成了大型表演，于是古琴的真意也消磨掉了，昆曲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些真正的高雅艺术，绝不是“大班”的气氛下能教出来的。
在全民拜金思潮下，我们当今的思维，每被“经济”所迷惑，以为靠着“经济”就可以带动一切，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又迷信有了“经济”效益，即可挽救非遗于濒死，殊不知非遗是一个脆弱的、玲珑的小生命，即不可穷，亦不可暴富。太多人热中，太多人拥戴，对非遗来说都未必是好事。
□梁基永
传·奇
珐琅器根据制作的技法分类，主要有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画珐琅(俗称广州珐琅)，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广州成西洋珐琅最先传入地
广州珐琅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欧洲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制作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初期制作以基督教为主题的器物，后来逐渐制做成装饰性的工艺品。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尤其自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因广州在清代属于我国唯一对外开放门户，西洋珐琅由此先传入广州。
西洋珐琅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州珐琅。当时，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由于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处指导烧造画珐琅器。其式样、图案主要是中国风格，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后来，画珐琅工艺约于雍正年间传入苏州地区，从而形成了内廷珐琅处和广州、苏州三大画珐琅生产中心，产品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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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清朝宫廷御用瓷器中的珐琅彩瓷如何辨识
珐琅彩，创烧于康熙时期，在雍正、乾隆时，达到顶峰。单从名字上看，就不像青花、斗彩、影青或者是五彩那样本土化。其实，最早珐琅彩的原料是舶来品，从欧洲进口的。但是珐琅彩瓷器的出现，却是清朝康熙皇帝下令宫廷匠师把铜胎画珐琅的技术移植到瓷胎上的。此种技法的成功运用使得瓷器大家族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
珐琅彩瓷为清朝宫廷御用瓷器，有时也赏赐给一些有功的大臣，而普通百姓连见到都是很困难的。在烧制过程中，要求十分严谨，只要稍有一点瑕疵，就会被打碎。尽管珐琅彩瓷出现的年代不是很久远，但是数量极其稀少，因此，市场上一经出现，便立刻受到藏友们的追捧。然而，要辨识珐琅彩还要下一些功夫。
第一、要看珐琅彩的图案。初期的康熙珐琅彩“有花无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色底多用黄、绿、红、兰、紫和胭脂。常见图案大都比较规矩，有九秋菊花、折枝大朵花卉、缠枝牡丹等；到了雍正时期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更多的采用了白地彩绘。纹饰则多是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配以诗词，凸显雅致。至乾隆时期，技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但此时又出现了轧道工艺，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珐琅彩瓷出现了西洋女人，由于乾隆对粉彩十分喜爱，于是，便有了珐琅和粉彩的结合的艺术品。
第二、看瓷胎和造型，珐琅彩用的瓷胎都是由景德镇烧制的素胎，瓷质细润，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所烧器型多为碗、盘、杯、瓶、鼻烟壶之类的小件器物。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康熙时，古拙、丰满、浑厚，雍正时的秀巧隽永，乾隆时则显规整。
第三、看款识。康熙瓷器款识：单圈、双圈。元圈栏、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凹雕、凸雕。地挂白釉宇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兰字，白地写红字，绿地写红字。楷书、篆书，半行书、宋堑体、欧玉体。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方栏内不可辩认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秋叶、梅花、团花，园鹤，团蜗，花形物形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
雍正朝瓷器款识：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形式较之康熙为少，但较之康熙也有些变化，有：六字双圈、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六字、凹雕四字、凹雕六字、单圈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地挂白釉字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红字、白地写兰字。楷书、篆书、宋集体、图书款、方栏内不可识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雍正时之无字者除双圈、秋叶、团龙、团鹤、团蜻外。
乾隆时瓷器之款识：六字双圈、六字单圈、六字无边栏、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双线正方形。凹雕地与字统挂一色釉。白地兰宇、白地红字、绿地红字、绿地黑字。楷书、篆书、欧王款宋案体、宋体书、图书款、砂底不挂釉凹雕，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西洋文（以上有字者）印花、团花、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凡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或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这三种款识，历朝皆有。六字分两行者，大都是官窑。字以端楷庄整重者为贵。
精益求精御用瓷
明、清陶瓷业形成欣欣向荣的局面，宫廷和市场的需求量日渐增大是很重要的因素。其中，景德镇的瓷业最为典型。景德镇自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那里设置“天下窑器之所聚”的“御器厂”，御器厂就有“雄村十里”之称。那时，景德镇城区的正街从御窑东门起向北伸展，将御器厂和玉龙山西侧的民窑联成一线。官窑从最初的20座增至58座，民窑则达数百座，从业人数十余万。到了清代，景德镇城区南拓，便呈现出狭长条状的街市布局形式，而窑场因为主要在中央一带，不仅“终岁烟火相望”，官窑、民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通过街市形式表现得更为热烈。
明代官窑分钦定与部定，钦定指御用器，要求定时解运京城，供皇室使用；部定指工部定烧瓷器，主要用做赏赐品，一般没有时间要求。明嘉靖以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官窑器的制作实行“官搭民烧”，即不再专门设厂，而下派到民窑去烧造。所以，明万历三十八年后，就未见有再烧官窑瓷的档案记录。“大明天启年制”官窑款瓷也很少见。
明代御窑厂对出厂的御用器，要求非常严格，要进行两次拣选，特别是前中期，不合格的器物一定要打碎。现陈列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2只由破片粘成的青花瓷龙纹盘就是当年故意打碎的，因为一只盘上不该画四爪龙，另一只是龙的一只眼睛没有点眼珠。明代后期至清代，次品才不再被打碎；乾隆七年六月，清高宗曾下达旨令：“御厂烧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即在本地变价处理。”于是官窑瓷流向市场，形成清代瓷业“官民竞市的局面”。官窑精进的工艺给民窑以影响，“官搭民烧”的制度，促进了民窑对质量追求。现在景德镇做仿古瓷的高手，也学明代御窑厂的方法，做得不好的仿古瓷就打碎，所以仿古瓷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明嘉靖年间官窑停办后，清代顺治年间又复建。清官窑以督陶官的姓氏称呼。如臧应选的臧窑，郎廷极的郎窑，年希尧的年窑，唐英的唐窑。在创制名贵品种上，各个官窑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如郎窑的红釉烧得好；年窑仿烧的宋代名窑瓷，产品精致；唐窑最杰出的成就在于能制作各种高档的工艺瓷，它的各式转旋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还能制仿其他工艺品的工艺瓷，且仿得惟妙惟肖。
清代官窑分为御窑、部定窑、王公大臣窑三种。御窑专门烧造皇家用瓷。《国朝宫史》卷十七“铺宫”条规定了从皇后、贵妃、妃子到答应、常在等宫女日常用瓷的颜色与数量，如：皇太后，黄瓷盘二百五十，各色瓷盘百；皇后，黄瓷盘二百二十，各色瓷盘八十；皇贵妃，白里黄瓷盘四，各色瓷盘四十；贵妃，黄地绿龙瓷盘四，各色瓷盘三十；妃，黄地绿龙瓷盘二，各色瓷盘二十。
这种用瓷制度，清代各朝都遵行，这也是为什么同一纹饰的碗，清代各朝（特别是乾隆以后）都有制作的原因，再加上清代官窑次品瓷器可以就地处理卖给民间，这就给现代的仿制品以可乘之机——以清嘉庆以后的真品做蓝本仿制，然后打上乾隆、雍正、康熙的官窑款，就可以卖到较高价格。现在古玩市场上，各种颜色釉、黄龙、绿龙、蓝龙、紫龙官窑款的器物比较多，正是因为当初这些品种是作为日用瓷生产，清代官窑次品不再打碎，而是就地处理的缘故。
明、清时期的民窑，除景德镇窑之外，福建省德化窑也是很有名的。德化白瓷，瓷质细腻无瑕，胎釉凝重，以弥勒、达摩、寿星等佛道人物为题材的瓷塑最为名贵。塑像背后常见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等制瓷名家的钤印。此外，它的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皿也很受青睐。
明、清两代的民窑产品，质量虽逊于官窑但它的彩绘瓷，尤其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青花瓷，纹饰不拘一格，清新明快，十分耐看。时至今日，无论官窑、民窑，清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器，民间能完整收藏，是很难能可贵的。明、清民窑瓷的生产量非常大，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这样描述：全国各地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明代中、晚期至清代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当时，外销瓷产量很大，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中，瓷器最热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还有地方瓷业，多为当地销售，产品均属民间日用器皿，影响不大。
西洋瓷器的收藏价值
瓷器文化源于中国，从商朝时期开始就出现了瓷器。直至现在，我国的制瓷工艺依然名列前茅。最迟从唐代开始，中国生产的瓷器就已经远销到异国他乡。众所周知，现如今古代瓷器已经成为了收藏市场上佼佼者，很多瓷器品种都成了藏家争相追捧的热门藏品，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西洋瓷器。
西洋瓷器之所以不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从古至今中国都是瓷器出口大国，很少有西洋瓷器进入我国市场，在加上中国的制瓷技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西洋瓷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很多西洋瓷器制作工艺是十分精妙的，而且朴市场价格普遍偏低，仍有很大的增值空间，市场前景和值得期待。
西洋瓷器素来以工艺精湛和品相精美而受人喜爱，尤其在骨瓷、珐琅彩瓷器上面有不错的成就，只不过在中国籍籍无名。据悉，目前西洋瓷器的拍卖价格其实远远配不上它真正的内涵价值。尤其是精品精品西洋瓷器，具有不小的较大增值空间。
西洋瓷器中，骨瓷和珐琅彩的制作工艺水准都非常高，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我国先进的制瓷工艺。就拿英国的“明顿”、法国的“赛费”、德国的“梅森”等等西洋瓷器来说，制作工艺都是非常纯熟精湛的，并且这些品牌瓷器非常有名。
十九世纪末期到而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洋瓷器的市场价格，远远比不上和同一时期的晚清民国瓷器。比如说目前一件晚清民国瓷器的拍卖拍卖价格动辄就几十万元钱，而一件产自1774年到1814年的德国梅森经典系列青花洋葱盘的市场价格只在两千到三千元钱之间。
虽然产自十八世纪的精品西洋瓷器的市场价格要高一些，但是它收藏前景却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还是限量版的品牌西洋瓷器的话，它的市场潜力更加值得看好。另外，一些稀少的品牌精品西洋瓷器，由全手工制作而成，既有品牌标志，又有大师签名，更加值得人们收藏。
迄今为止，收藏西洋瓷器的人很少，而且人们收藏多为怡情而不是投资。笔者认为西洋瓷器流入我国瓷器收藏市场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关注它的人群比较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还在观望的朋友可以尽早入手了，千万别错失捡漏的良机。
慈禧御用瓷
提到“大雅斋”瓷器，首先要了解慈禧其人。因为从慈禧的性格以及兴趣取向就可以了解当时瓷器的背景。
慈禧，叶赫那拉氏，满族镶蓝旗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祖父景瑞当过刑部郎中，父亲惠征当过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都是五品官员。清咸丰帝奕詝登基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第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时年16岁，次年五月进宫侍咸丰帝，为兰贵人，住储秀宫。咸丰四年（1854年）封懿嫔;六年（1856年）三月生载淳，晋懿妃;翌年春又晋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载淳继位，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诏旨尊称圣母皇太后，旗籍亦抬入上三旗。同治元年（1861年）四月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以后又累上徽号。光绪帝死后，慈禧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她自己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即死于中南海仪鸾殿，终年74岁。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慈禧经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影响至深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慈禧是一个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除了朝纲独揽，除了擅权专政，还有许多作为女性的共通点。她喜欢花，喜欢听戏赏景，喜欢华美的服饰，也喜欢精致的瓷器。
“大雅斋”来由
关于“大雅斋”，清人吴士鑑在《清宫词》中写道：“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笙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诗后小注有曰：“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始终不衰。大雅斋，孝钦自署名也。”魏程搏《清宫词》亦云：“二十余年侍圣慈，内廷供奉女筌熙。金笺宝篆红泥印，认得先朝老画师。”李珍注：“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甚隆。内有大雅斋印，即孝钦自署。”从以上清代诗文及诗注可知，“孝钦”即慈禧太后，“大雅斋”是慈禧自署的斋号，是她写字作画的地方。
但“大雅斋”到底位于何处，一直困惑着人们。后据学者考证，“大雅斋”位于“天地一家春”的西间，而“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内“九州清晏”中一处建筑名称。“大雅斋”瓷器，正是为这处建筑特别烧造的慈禧专用瓷。不幸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雅斋”随“天地一家春”被焚而无存。
烧造始末
同治皇帝亲政后，并不能完全掌握朝政，为了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让慈禧退出权力中心。于是，以感恩皇太后为大清朝所作贡献为名，下旨重修圆明园，把圆明园辟为慈禧颐养天年之所，以示自己的孝心。慈禧曾经居住过的“天地一家春”是此次重修工程的重点。
慈禧对于“天地一家春”的重修参与良多，多次召见负责设计的雷氏父子，并对装饰中用到的各种花卉画样给出许多修改意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建。在圆明园开工重建的两个月后，内务府传办江西九江关烧造一系列的陈设及日用瓷器，并且下发了瓷器的画样，在这些画样上标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和“永庆长春”的款识。
故宫中留存的画样详细地记录了烧造“大雅斋”瓷器的釉色、纹饰及器形等方面的规定，现存实物也与之对应。画样中，器形设计和纹饰描绘均出自内廷如意馆画工之手。晚清如意馆画风多流行工笔花鸟，故而瓷器上的纹饰也多花鸟。画样是统治阶级对瓷器生产的直接干预，通过画样把统治者的审美情趣，对于自然，对于艺术的理解转化为一种可以留存的物质载体。同时，画样的回收制度也体现了统治者对于这种物质载体的垄断性和皇权的不可侵犯性。
清代的御窑厂在咸丰五年（1855年）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筹措十三万两白银，在景德镇复建御窑厂，由九江关监督领其事。虽恢复重建，但是重建后的御窑厂由于工人的流失，硬件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御用瓷器的烧造困难重重。还有时间紧迫，烧造数量大等因素，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不得不上奏肯请延期交付。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年（1876年）头两批“大雅斋”瓷器才陆续完成。不过此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景德镇的御窑厂再也没有烧出第三批“大雅斋”瓷器。
从现存的“大雅斋”瓷器来看，釉面并不十分光滑，多存在气泡和橘皮纹现象，且在色地与彩绘纹饰之间有明显的接痕。“大雅斋”瓷器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相比，缺少了工艺上的精细度，这与当时御窑厂客观存在的困难有很大关系。
这些“大雅斋”瓷器的原意，是为重建后的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内的西间堂室陈设和日用所用。但彼时，清政府的国库并不充盈，对内危及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定，对外在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已无力负担重修圆明园工程庞大的开支，甚至连修园所需的大型木材都难于购得。加之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圆明园不得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二十九日被迫停工，慈禧期望重温当年景象的愿望也成为了镜花水月。因此，“大雅斋”瓷器转而入紫禁城专供慈禧在后宫里使用，并主要集中在长春宫内。
艺术风格
“大雅斋”瓷器烧造于晚清时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慈禧无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瓷器的创新，并且御窑现有的条件连生产原有品质的瓷器都存在困难。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大雅斋”瓷器基本沿袭了乾嘉时期御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宫廷的华丽美感。所有瓷器均为色地彩绘，器形也延续了前朝的样式，只是在制式上更偏重于秀丽精致，带有独特的女性审美特质。这种特质的形成与慈禧太后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因为御窑瓷器本身就是君主审美观念的物化。
可与同时期其他官、民窑器物相比，“大雅斋”瓷器无论在质地和工艺上都较为考究，体现了光绪朝御窑瓷器的最高水平。“大雅斋”瓷器的艺术风格可以归纳为釉色鲜艳、纹饰精美、器形多样、款识讲究。
釉色
“大雅斋”瓷器地釉的色彩有粉地、藕荷地、浅藕荷地、明黄地、大红地、蓝地、深蓝地、浅蓝地、翡翠地、豆青地、浅豆青地、浅绿地十二种。其中以粉地、藕荷地、明黄地、蓝地为多。在色地之上绘制有设色的花鸟，也有单一的水墨花鸟。在设色方面充分汲取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方法。
“大雅斋”瓷器的釉色带有强烈的情感化、写意化的特征，充分利用色彩的对比变化，象征性地去表达大自然中固有物象的美感。色彩是表情达意的途径，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情感思维和画面情节的融合统一，用色不再是拘泥于自然的色彩，而是具备了更多的主观审美意识的创作。
“大雅斋”陈设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器皿的内部施一层淡绿色釉，此种施釉方法创自乾隆朝，初为仿铜胎画珐琅的制作方法。之后各朝的陈设用瓷均有仿制，只是内部施釉厚薄不均，且无细小的纹路，这也是晚清粉彩陈设瓷的特点之一。
“大雅斋”瓷器充分表现了粉彩的装饰性，整体的色彩搭配充满了柔美的女性特征。花卉、虫鸟的配色取自自然又不是完全地模仿复制，只是提取了自然中的精髓。“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则形迹宛然”，“大雅斋”瓷器同一件器皿上常常出现四到五种颜色的搭配，但是色与色之间和谐的搭配，却创造出别样的韵味。时而是清新雅致的文人情调，时而是静穆深沉的贵族之气，都显现出“大雅斋”瓷器的艺术质感。
纹饰
“大雅斋”瓷器纹饰精美，以色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很有新意。纹饰描绘有藤萝花鸟、藤罗月季花、藤罗蝴蝶、莲塘荷花、鹭鸶莲花、栀子桃花、葡萄花鸟、荷花蜻蜓、喜鹊登梅、牡丹花、牵牛花、桃花、紫藤花、萱花、绣球等。“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告别了传统官窑常见的龙凤题材，代之为各式花卉、禽鸟，气息隽雅，意境清新。所勾画出的花团锦簇、鸟鸣蝶舞的瓷上花鸟世界，是慈禧太后对于自然的一种美好向往。
由于慈禧生平酷爱花卉，所以“大雅斋”瓷器上自然也以花卉纹饰为最。然而，“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已经不是选取单一的花卉主题去表达了，而是几种花卉共同组合成富有象征意义的复合主题。画面构图不追求多层次叠加，只是选取自然中的一个场景，经过宫廷画师的审美想象，创造出一种兼工带写的绘画风格，呈现了柔美娇媚、清新淡雅的女性气质。
宫廷造办处下发画样时，并不是每一种器形都附带小样，所以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工要根据瓷器造型的不同特点，在不改变画样主要布局及纹饰的基础上对构图做少许的改动。本来，画样上的纹饰是以大件器为模板绘制的展开图，而同样的纹饰在小件器形上就无法原样复制，只能选择主要的花卉图案根据具体的器形进行再次构图。
纹饰与釉色、器形等的完美结合才能诞生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但是，同治朝的御窑厂在经历过战火后，画工的瓷绘水准也较盛世时期有所下降。对比“大雅斋”瓷器的画样和成瓷，不难发现，绘制于瓷上的纹饰多了些装饰的图案感，少了些纸上纹饰的气韵流动，.
器形
“大雅斋”瓷器在器形选择上并无太多大件器皿，多是秀丽小巧的器皿，突出了慈禧太后的女性专用标识。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品种十分丰富，多日用瓷。“大雅斋”瓷器是为慈禧太后专门烧制的堂名款瓷器，准备烧成后在大雅斋中使用的，故而其品种十分丰富，涵盖了陈设和日用的多种器形。其中陈设用瓷有：花盆、盆奁、鱼缸、花瓶。还有高足碗、高足盘等供器器形。日用瓷有如下几种：碗（因尺寸不同分为海碗、大碗、中碗、怀碗）、盘（分为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茶碗、盖碗、渣斗、圆盒子、长靶羹匙。其中渣斗的造型尤其小巧，高大约在8 厘米左右，口径 9 厘米，便于随身使用。
二、花盆的款式众多。在“大雅斋”瓷器中，花盆的烧造量也很大。花盆除了大小型号的区别外，还有器形上的差异，包括正四方形花盆、长方形花盆、八角花盆、扇形花盆、银锭式花盆、梅花式花盆、圆花盆等，形制多样。有的花盆底部出于功能性考量，带有渗水透气孔。烧造如此多的花盆和慈禧太后对花的喜爱是分不开的。清代自雍正帝之后，皇室贵族的生活偏于享受园林美景带来的清新雅致。在烦乱的朝廷人事倾轧中，皇室贵族藉由花草来放松和转移紧张的心情。慈禧则更不例外，在宫中的御花园里遍植奇花异草，“大雅斋”瓷器中花盆数量的众多也是这种生活风尚在器物上的显现。
款识
“大雅斋”瓷器口沿处有“大雅斋”三字横款，右边多用红彩图章款“天地一家春”。对于里外均绘制粉彩纹样的碗盘类器物，在内壁的口沿处书“大雅斋”及“天地一家春”，而内里施白釉或绿釉无纹饰的器物，则在外壁口沿处书写二款。椭圆形的“天地一家春”篆体闲印章的印纹文字排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双排法，“天地一”三字居右侧，“家春”二字居左侧。另一种被称为“顶天立地”法，即“天”与“地”二字上下分布，中间空白部分是“一家春”三字。其中“一家”列右侧，“春”独自撑起左侧。款字的外围是海水双龙戏珠图案。
除了少部分高足盘碗类的器物，“大雅斋”瓷器大部分器底都用红彩书写有“永庆长春”四字楷款，但并不是所有书写“永庆长春”款的瓷器都书写“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永庆长春”为四字吉言款，寓意了慈禧太后希望自己永葆青春的美好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就款识而言，广义上的“大雅斋”瓷器应包括“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和“永庆长春”其中任意一种题款，或其中两款或三款的组合形式以及个别制作、装饰艺术风格相近的无款器物。像“大雅斋”瓷器这样一器三款的，在中国制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雅斋”瓷器属于堂名款瓷器，但在清代的女性中，无论是贵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还是各个贵妃、福晋，使用的瓷器都无如此的专属标识。慈禧之所以能享此特权，是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已经归在她的手中。“大雅斋”是堂号，同时也是慈禧个人审美情趣的象征，在处理朝政之余，她舞文弄墨、写诗作画，“大雅斋”正好契合了她对于“艺术”的追求。
大雅斋瓷器代表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显示出当时的烧造高度，不管是大雅斋瓷器还是其他的款式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的特色。
西洋瓷器在古玩收藏市场有升值潜力
在现当代瓷器中，西洋瓷器以制作精细和精美著称，但国内关注度却很低。古玩收藏交易市场人士表示，目前西洋瓷器的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尤其是著名品牌的限量精品瓷器，具备较大的升值潜力。
事实上，在学习和吸收国内先进瓷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西洋现代瓷器在骨瓷、珐琅彩等方面的技艺已经颇高。尤以英国的“明顿”、法国“赛费”、德国“梅森”等品牌瓷器最为著名。不过，与动辄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同时代晚清民国瓷器相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生产的西洋瓷器价格可谓“低廉”。如一款1774年至1814年间的梅森(MEISSEN)经典系列青花洋葱盘，目前市价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
“西洋瓷器在工艺上不断融合创新，产品制作更加精细，同时，西洋瓷器制作商都很注重保护和宣传自己的品牌，因此其品牌的升值空间得以大大提升。”西洋瓷器收藏爱好者表示，比如部分品牌的高端精品瓷采用全手工绘制，除了品牌标志，还有著名画师的签名，数量少价格贵，这类精品瓷器更具收藏价值。
不过，据了解，目前西洋瓷器的古玩收藏群体仍是非常小众的，古玩收藏爱好者也以收藏欣赏或装饰为主。业内人士表示，群体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毕竟进入国内艺术市场时间较短。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其价值会不断被认识。
部分古玩收藏者则认为，关注的人少也有好处，目前西洋瓷器在古玩收藏市场的价格仍较低，运气好还能捡到限量精品版。对此，专家建议，除了根据品牌选择之外，还要关注印款。西洋旧瓷器主要依据款记来识别，如签名、字母、图标、号码等，能反映出瓷器出处、年代、质量等信息。普通爱好者可以先从偏实用的器物入手，就某个品牌或系列有序收藏。
揭秘英国皇室御用奢华瓷器
皇家道尔顿是目前英国最大的骨瓷出口制造商，创立于1815年，创始人约翰道尔顿在1887年荣获维多利亚女王授予骑士爵位，并在1901年得到爱德华七世授权为皇家御用餐具，从此开始有权使用Royal皇家字样，今日ROYALDOULTON已成为英国最大骨瓷出口制造商。
1887年维多利亚女皇授予HenryDoulton骑士爵位，也是第一位受封爵位的陶艺家。1901年，当时刚登基的英国皇帝爱德华七世授予道尔顿公司以皇室令状。从此之后，道尔顿公司正是更名为世界闻名的皇家道尔顿。道尔顿集团也启用了一个全新的引人注目的商标。除了经典的品牌名字RoyalDoulton还特别加了一个带着皇冠的英国狮标志，这个标志一直沿用到今天。近代皇家道尔顿还荣获伊丽莎白女皇颁发的技术成就奖以及大英帝国的最佳出口厂商和最佳骨瓷制造商。百年来，皇家道尔顿一直为英国皇室御用瓷器，以精致的骨瓷闻名世界而深受各国皇室的喜爱。
百年来，这个皇室品牌一直遵循着他们的制作工艺和顶级质量监控的传统。制作的整个过程包括：设计-制模-部分结构制作-整体结构合成加工-上浆-烘培-细加工-上色-烧制。
一尊皇家道尔顿最大最贵的瓷偶需要花费160个小时进行全手工制作，其成本就超过1万4千英镑。整个过程都由手工制作，每一道步骤都有严格的质量监控标准。每一件作品既富有手工制作的独特性，也同时拥有高标准的精美程度。如果熟悉瓷器的制作工艺，就会发现很多瓷偶的裙装部分的大面积流釉和色彩过渡上的处理方式十分自然，且具有独特性。
20世纪以来，设计工作室涌现了几位世界级陶瓷艺术大师级人物：PaggyDavies，LeslieHarradine，AlanMaslankoswki和RobertTabbenor等等。这些名字对于收藏者绝不会陌生，因为他们的签名常常出现在瓷器底部。
如今，在英国皇家道尔顿的档案里，设计师可以找到从1815年至今将近1万幅的水彩设计图。这些珍贵的资料使得近现代的皇家道尔顿作品中仍对古典韵味和19世纪艺术风格恰当的拿捏，并在其基础上展现了现代工艺和审美的种种特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RoyalDoulton皇家道尔顿这个名字成为了最顶级英国瓷器的代名词，闻名于世。在1913年，皇家道尔顿开始制作淑女瓷偶HN系列。这些瓷偶很快就被市场接受，并在生产最初期，就被世人认定为极具收藏价值的瓷器作品。
在此之后的一百年后，皇家道尔顿一直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钟爱，尤其是皇家道尔顿的瓷娃娃一直是当时名流馈赠给心爱的女儿的首选礼物。这一系列的瓷偶作品所包含的主题，也不仅仅限于佳丽美女的姿态，艺术家们一直不懈地创作出富有生命力，时代感和主题感的作品。这也使得这一系列足以保留着百年的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收藏者为之倾倒。由于每一个产品的出品量有限并且价格不菲，拥有一件皇家道尔顿的瓷娃娃成为了每一个欧洲小女孩的梦想。直到现在每一个女孩还会因为从她祖母手里继承来一件皇家道尔顿的瓷娃娃收藏而雀跃不已。因为收藏者众多，在1980年，皇家道尔顿建立了一个皇家道尔顿国际收藏者俱乐部，简称为RDICC(RoyalDoultonInternationalCollectorsClub)。皇家道尔顿工厂还为RDICC俱乐部发行了几款特别的纪念版瓷偶。
康熙宫廷御用豇豆红瓷
2004年4月2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一次古瓷拍卖会上，一件高12.5cm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价为360000港元；同年12月8日，一件高8.8cm的清康熙豇豆红龙纹水盂在上海信仁拍卖成交308000元。到了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一次拍卖会上，一件高16cm的清康熙豇豆红柳叶瓶成交1017600港元；2005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另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12.6cm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1144800港元。清代豇豆红釉器物拍卖价连续走高的可喜现象，吸引了多少陶瓷收藏投资者的眼球。
豇豆红瓷器是清康熙后期，景德镇御窑厂仿造明代永乐、宣德红釉衍生出来的一种名贵的高温铜红釉新品种。它是各种铜红釉器物中最精妙的一种。豇豆红的釉面幽清浅红，匀净细腻，釉面上又晕散着天然星星绿色苔点，这种釉料在高温窑中的变化，形成了一种天然变幻的情趣。它恰似豇豆的红色，又红中泛绿，似朝霞中的桃花，又宛若美人醉酒时的肤色，故别称为“美人醉”和“桃花片”。此外，还有“大红袍”、“正红”、“娃娃脸”等称谓。清人洪北江诗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豇豆红的烧成难度比郎窑红更大，因此无大件器物，最高不过24厘米，而且器形也不到10种，大多是文房用具，如印盒、水盂、笔洗等，其他还有少量的柳叶瓶、菊瓣瓶、莱菔尊、太白尊、苹果尊等。器物一般为圈足，足脊较窄，胎质细腻光洁，足内施白釉。除了柳叶瓶和盘外，均在器物外底白釉下以青花料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行双行款，无边栏。
豇豆红釉所具有的柔和色调，是由于釉中的铜胶体错综复杂的分布而形成的，烧成时倘若氧化焰超过需要量，就会出现绿斑，其烧成技术很难掌握。由于其烧成困难，从创烧到停烧时间短，且又是康熙宫廷御用品，故而流传下来的器物很少，成为高温铜红釉瓷器中最为名贵的一种。其中大部分传世品已于上世纪初流散国外，收藏于各国著名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据说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收藏有100多件，比国内各博物馆收藏品的总和还多。
光绪至民国时仿制的康熙豇豆红釉瓷器传世较多，有柳叶尊、太白尊、水洗、印盒等，但仿品或胎体过重，或胎体过轻，或造型比例失调，或釉色失真，尤其是豇豆红釉中的绿色苔点是极难仿制的。鉴定时还要记住康熙豇豆红的特征，仿品中的有些器形，是当时康熙朝豇豆红瓷器中所没有的。
什么是珐琅？什么是珐琅彩?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珐琅”，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制造的搪瓷嵌釉工艺品称拂菻嵌或佛郎嵌、佛朗机，简化为拂菻。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1918～1956年,珐琅与搪瓷同义合用。1956年中国制订搪瓷制品标准，珐琅改定为珐琅，作为艺术搪瓷的同义词。
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
金属胎珐琅器则依据在制作过程中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品种。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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