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什么瓷器。
中国历代名窑精品层出不穷，且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由于时代风尚或者对利益的追求，还有很多仿制的作品。例如宋代的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在当时就有其它地方窑仿造，虽有精粗之分，但也能风行于世。至于元、明、清，仿制古瓷之风更是有增无减。可以说千百年来所制仿古瓷器几乎是到处可见。偶不经心就易出错。如何鉴别各种瓷器，实有要领可求。鉴定古瓷器主要从款识、造型、纹饰和胎釉特征方面下手，下面分别叙述之。
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宜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
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
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
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
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録》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另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书法上也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用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很不稳定，不适于画人物。因而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成化斗彩也是一样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但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陷。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穿一件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我们在鉴别真伪时如能加以注意，是很有益的。此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线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否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粉彩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追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而使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也反映出某种时代的特征。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明代瓷器多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清代瓷器则多用大篇幅诗、词、歌、赋等作装饰文字，例如“赤壁赋”、“前后出师表”、“滕王阁叙”。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了解这一点，在我们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中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有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说法。一般来说，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别真伪的线索，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民窑瓷器中也有五爪龙的纹饰，官窑瓷器同样也有三爪、四爪龙的作品。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就画的是三瓜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则是四爪龙的装饰。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鸽、犬、草虫，故这一类画面在该对期的瓷器中也出现较多。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所赐群臣的瓷器，多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青花表示为官以清，白为重，莲是廉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三羊（阳）开泰、四妃十六子、五伦论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连登、百福、百泰、红幅（洪福）齐天等。
总之，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独特的征状，如能掌握这些规律，在决疑辨伪中就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要提出的是，下列时代特征必须了如指掌：元代瓷器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牙；正德瓷的回文和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书；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这些都表示了突出的时代特征。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一般来说，元代瓷器底足多露胎而且胎质粗糙；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清朝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之处，大都可以看出火化的特征。如元代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器则比较洁白细腻，很少含有杂质，看不见火石红色。这主要是原料本身质量改变的结果，以及制作方法和火候的不同所造成。从而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总之，辨别胎釉既要用眼来辨其色泽、厚薄、片纹、气泡，也要用手摩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必须耳、目，手三者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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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定：正确鉴定思维是鉴瓷成功的关键
综观许多古瓷收藏者鉴瓷失误的原因，并不是知识和经验的欠缺，而是思维方式即鉴定瓷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偏差，而对思维方式在瓷器鉴定中的特殊作用，一般古瓷鉴定类论著中很少提及，因此有必要把它作为鉴定瓷器的重要因素来强调。
首先是用唯物论思想指导搞鉴定还是用唯心论思想指导搞鉴定？这决不是哲学的虚悬而是古瓷鉴定中自觉不自觉都要面对的时机抉择，也是关系到鉴定成败的关键。
在唯心论指导下搞古瓷鉴定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不下功夫认真学习前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鉴瓷经验，另一方面更不下功夫从古瓷实物包括古瓷瓷片和伤残器的大量接触中提高认知水平，在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功底薄落的状况下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凭感觉断真伪，搞鉴定。可以说，凡在古瓷收藏爱好者家中放的古瓷赝品、伪品，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买回来的。及时水平很高甚至是古瓷鉴定专家，对这个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古瓷鉴定时间中哪怕离开唯物论一小会儿，就可能造成鉴定工作失误的后果，这是有教训先例的事情。
其次是用辩证法思想指导搞鉴定还是用形而上学思想指导搞鉴定？也是制约鉴定成败的关键。
用辩证法指导鉴定古瓷器，必须正确把握和解决好以下方面的关系：
第一是古瓷器生产是做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要承认古瓷器普遍性的特征，也要承认某些特殊性。但注意不要以“特殊性”为理由把异于古瓷真品的仿品当真品。
第二是古瓷鉴定特征表现撒谎功能必然性欲偶然性的关系。要在肯定必然性的条件下承认和分析，某些偶然现象出现的合理性，避免发生“一刀切”的弊端。
第三是古瓷鉴定理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既要承认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鉴定理论具有真理绝对性的成分，也要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切理论都有相对性的成分。理论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而发展，决不能用就理论限制实践中的新认识，否定理论的新发展。
第四是古瓷鉴定上联系性与孤立性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鉴定思维上是联系的看问题还是孤立地看问题，表现在鉴定方法上是广泛联系各种相关知识进行全面性的审查还是认定一点不及其余，犯片面性错误。
总之是要在鉴瓷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古瓷鉴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取得成功。
陶瓷与考古有什么关系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陶瓷与考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历代古陶瓷在国外特别引人注目，身价不凡。有些极有价值的中国古陶瓷珍品，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收藏被视为价值连城的珍宝；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古陶瓷热”的浪潮，一九七七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中打捞的一万二千多件中国古陶瓷，轰动了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如获至宝，仔细地研究了从新安海中打捞的确认为元代的中国陶瓷，发表了许多论文，从打捞出的陶瓷器皿发现许多问题，特别是使人们更加了解元代贸易陶瓷的性质和作用，并对当时东亚陶瓷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凭据。
瓷都景德镇的古陶瓷闻名世界，一九八二年在轻工业部和中国硅酸盐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德、日、英、美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在上海开完会后，风尘仆仆专程来到景德镇陶瓷馆参观，他们对古瓷陈列室看得特别仔细，日本的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英国政治活动家、考古学家艾惕思等学者为了一块古瓷盘的考证，几乎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古瓷来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
凭借陶瓷帮助考古有很多长处，陶瓷有一个特点，它与丝绸、书稿等不同，书稿、丝绸容易腐烂不易保存，而陶瓷器都是永久性的，陶瓷器就是打破了，也还有碎片存在，有碎片就有考证的一线希望。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名叫惠勒，他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因为一九五五年前后许多考古学家在那里做过考古调查，曾发现在五六十处古代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也有些非洲国家的古代遗址的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作为古代中外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说明我国瓷器对研究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的重要性。
古陶瓷在我国考古学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只要我们掌握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到各个时期瓷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时期的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等，它就能帮助我们断定遗址和墓葬时代，从而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些遗址和墓葬，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可寻，在这种情况下，陶瓷器就普得特别重要了。因为每个遗址与墓葬出土文物一般说来陶瓷器是很多的，就是对一些具体年代的墓葬，也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如墓是否完整，有没有破坏过，是否有晚期墓葬的混入，如果早期墓葬发现较晚的陶瓷器，说明该墓可能混进了其它较晚的墓葬，也可能是盗墓的人带进去的等等。
对于有些古陶瓷的造型特征，年代的考证，也便于我们考古学者认识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和其它许多问题。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秦始皇陵中宏伟壮观的秦俑群，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些数以千计的兵马俑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它说明我国古代丧葬制度是阶级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秦始皇地上王国的地下的再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陶瓷是外交史上友谊的纽带。我国陶瓷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海路销售海外，传播到世界各国，所以人们在今天研究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时，陶瓷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友好象征。因为历史上的交往，中国的古陶瓷在外国出土以后，必定给我们留下了考古学上的特证。日本陶瓷考古家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著作《陶瓷之路》里提到“陶瓷”在这方面的作用时说：“总之，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国陶瓷历史十分悠久，古陶瓷、古窑址和其它文物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爱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