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中国古代瓷器。
溪口窑考古最新发现，哥窑的始烧时期比以往所认为的南宋中晚期要提前许多，最晚也是南宋早期，比宋代郊坛下官窑还要早，龙泉窑仿官窑一说被颠覆。
哥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它的窑址在何处？关于它的烧造年代和特征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学术界对哥窑产地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说哥窑在龙泉，一说在景德镇，一说在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
考古发掘是破解哥窑之谜的一个重要依据。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文物考古人员进行多次考古发掘，为研究哥窑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2010年下半年起，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大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查田镇溪口的瓦窑垟等10多处窑址进行了发掘、调查和科研，着力解决黑胎瓷器之谜。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书记、研究员沈岳明告诉记者，在对哥窑发掘之前，考古人员对哥窑整体状况、工艺水平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决定针对黑胎青瓷始烧年代和性质、与宫廷的关系等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进行有目的地发掘研究。
溪口一带窑址多是宋代，也有元代的。此次考古发掘，大部分瓷器是黑胎，也有少量的白胎，有的碗底上盖“河滨遗范”的章。由于清末民国期间，溪口一带窑址被盗掘严重，窑址地层被打乱。在溪口瓦窑垟，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窑炉尾部排烟室有少量尚未被翻弄过的原生地层，出土的都是宋代较早的黑胎产品，但没有出“河滨遗范”、出筋类的瓷器。按地层年代推断，应该比上边出“河滨遗范”、出筋的地层年代要早。此外，瓦窑垟哥窑器物标本大部分用同类垫饼垫烧，这种装烧方法与北宋以来采用泥垫饼垫烧方法的延续有密切的关系。从查田镇溪口瓦窑垟窑址标本和Y1窑址等处的出土遗物分析，哥窑的始烧年代应为南宋早期。
日前，考古研究人员把溪口窑考古发掘的哥窑瓷片送上海博物馆测试“热释光”，共测试了9片次。通过高科技证明，这些瓷片的年代多是南宋早期绍兴年间的，与考古推断基本一致。
沈岳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缺乏研究，许多制作精美的古代哥窑产品被混进了官窑里。之前现代学界有学者认为，黑胎青瓷是南宋中晚期出现的，比南宋官窑要迟，当属“仿”官窑。考古发掘证明，龙泉黑胎青瓷烧制比郊坛下官窑还要早，因此，不是哥窑仿官，而是官窑仿哥。
此外，从这次考古研究初步判断，大窑和溪口同样出黑胎的窑场，也是有区别的。每个时期青瓷烧制技艺的不同，烧制出的瓷器特点也有差异。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年代有什么区别等，还需要通过进一步考古调查，为哥窑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确凿的资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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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发现北宋窑址 醴陵窑历史前推680年
窑址群遗址位于枫林市乡唐家坳村。8月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浏醴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记者在现场看到，窑址群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宏大，依山而建的龙窑，共占据了村里好几个山头。
据浏醴高速公路考古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建军介绍，窑址群现共发现3座窑，其中马冲窑的发掘已近尾声。马冲窑窑头宽仅2.2米，窑尾宽3米，窑长34米，规模不大，但规整的构造却有着精巧的设计。
“以前发现的窑都是直接构建在第四世纪网纹土上，但马冲窑的窑壁是由砖石砌成，这种窑密封性更好，保温性更强。这也是湖南发现的第一个砖砌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位于山下的窑群遗址。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考古专家发现，马冲窑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在窑内发现了大量火照，又称‘试片’，它们随瓷器一起放入窑内烧，烧窑工人可以随时把火照勾出来，依据火照的成色、烧制情况，来判断瓷器是否烧制到位。”胡建军说。此外，专家还发现，烧制历史长达300年的马冲窑的废弃品堆积非常少，“正是由于有严格的质量检验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瓷器的烧制失败率。”
窑址群出土的精美瓷器也让考古专家大为惊叹，不仅壶、杯、水具、钵、碗、盏等品种丰富，而且工艺齐全，大致可分为本地瓷品系列、仿景德镇青白瓷系列、仿江西吉州窑瓷品系列三类。
记者看到，仿长沙铜官窑的草黄色瓜楞壶上的动物栩栩如生，仿商代的云雷纹杯工艺细致，描绘少数民族肖像的瓷器做工精细。“从窑的规模和产品来看，这里应该是当年有名的民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发掘现场。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此外，在马冲窑内还发现了北宋时期庆历(1041年)、宣和(1119年)两种钱币。据专家介绍，这是马冲窑为宋代窑址的重要佐证。“据醴陵县志和陶瓷研究所的资料记载，醴陵是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烧制粗瓷，而马冲窑的发现，填补了宋代醴陵窑的历史空白，并至少将醴陵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680年。”胡建军说。
现在，醴陵窑址群的发掘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修复专家也开始现场对文物进行修复。“随着窑址群文物的进一步发掘，我们将对醴陵窑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胡建军说。
湖南醴陵市享有“瓷城”美誉，陶瓷生产已有两千年历史，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和半山类型彩陶概况
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57年开始经甘肃省博物馆等机构对马家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说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虽然两者烧造工艺大相径庭，但在纹饰等方面有着颇多不同。考古界曾经对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以及马家窑文化是否包括半山、马厂类型，有过许多争议和主张。经考古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直至1961年考古界正式使用“马家窑文化”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通过丰富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内涵，藏界对马家窑文化及其分类认知度很快，公认该遗址包含有：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其中以马家窑类型最为丰富，半山类型最为精彩。
安特生晚年
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安特生（1874.7.3～1960.10.29）， 于1914年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在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成绩斐然。
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并试掘：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通俗的称为：“北京人”遗址。自此，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黄河中游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名命名的考古遗址先例，并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继发现仰韶文化之后，为了寻找中国更早的古文化遗址，安特生考查队自河南出发，沿黄河逆流上行来到陕西和甘肃。
安特生在兰州购获的彩陶
1923年春天安特生考查队到达甘肃兰州，偶尔从地货摊上发现了一个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并购买了一批出自洮河流域以半山、马厂类型为主的彩陶（图三：安特生在兰州购获彩陶），并把这批彩陶相继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1924年，终于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首先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著《甘肃考古记》六版配图
1924年安特生重返临洮县，6月26日在临洮县以西的广河县洮河西岸的半山发现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图四：安特生著《甘肃考古记》六版配图，上图 半山所得 高38.6厘米，下图 瓦罐嘴所得 高 29.9厘米）；安特生继续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文化遗址经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安特生在广河边家沟发掘时绘制的发掘现场图
1924年安特生先生完成了他在甘肃、青海两地发掘考察工作，发掘的文物一共装了25辆马车。在此期间相继发现并系统发掘了：朱家寨遗址、卡约文化遗址、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遗址、寺洼文化遗址、沙井文化遗址、边家沟遗址（图五：安特生在广河边家沟发掘时绘制的发掘现场图；下图为采集员庄永成在广河边家沟发掘资料图）……一系列的发现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4年发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文中涉及中国文化起源假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考古界的驳议；
《甘肃考古记》左七版、右八版 图选
1925年，即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安特生著《甘肃考古笔记》、乐森璕译。图文并茂的阐述了他在甘青考古发掘的情况（图六：《甘肃考古记》左七版、右八版 图选），并在书中对之前的“假说”进行了修正。
安特生在瑞典陪同王储参观中国彩陶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先将器物全部运往瑞典初步研究，然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据瑞典东方博物馆记载，截止1936年共计七次退还文物；安特生以中国文物为依托，于1926年创建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约10万件，各类中国文物占到80%以上。馆藏中国文物总数在西方博物馆当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大英博物馆。其中，中文图书收藏量为北欧第一，仰韶陶器大概400件以上（图七：安特生在瑞典陪同王储参观中国彩陶 资料图）。不少藏品在中国博物馆也稀见。
到1943年安特生将长期研究的中国史前史工作做出了最终总结，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并作出结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
安特生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拓荒者，对中国考古学和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起到了先导作用。使马家窑文化在上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入世界远古文化史册，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
尽管从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在考古发掘和学术整理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
距今5000年左右，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彩陶文化逐渐衰落。马家窑彩陶依然延续发展了一千三百多年，并且将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前未有的鼎盛阶段，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相对世界同期彩陶更显出类拔萃。
从考古发掘报告地层叠压情况和分布范围来判断，马家窑半山类型文化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半山类型属于马家窑类型的演变，马厂类型又是半山的延续，呈逐渐西移趋势……
彩陶上记载着几千年来大地和泥土最原始信息。一件成功的彩陶，在完成造型成型工艺后，先用卵石等磨制工具对器表进行反复打磨、磨光，使器物表面达到一定的光洁度；在陶坯尚未完全干透时进行彩绘（主要以黑、橘红、橘黄三色为主，偶尔也有白色；有的器物表面还要涂红色或白色的陶衣，马厂时期红色陶衣最为多见。），所需的颜料来自天然矿物，要经过筛选、研磨和稀释才能用于彩陶绘画；最后经高温烧制出器表光亮、色泽鲜亮、颜色牢固、经久耐用的器物。
其中，半山时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前235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经济生活与马家窑类型时期基本相同。常见的器物仍以：罐、瓮、钵、瓶、盆等饮食器和贮藏器为主，总体彩陶数量增多、体量变大。这反映了农业定居生活的进一步稳定和成熟，促使制陶业更佳发达。
从陶器彩绘颜色来看，早期以石岭下为例，多以黑彩单色较多；中期以半山为代表，多以黑、红彩相间居多，以黑彩锯齿纹为骨架构成的各种图案最为常见；晚期以马厂为代表，黑彩锯齿纹已很少见到，多见运用红、黑彩在红色陶衣之上描绘先民对大自然和生活所见、所思的题材。
从绘制题材来看，半山纹饰以继承马家窑类型几何图案为主，运用点、线、面平涂技法勾画出多姿多彩的纹饰。巧妙的将几何图形与抽象而夸张的纹饰进行有机的组合，传递着先民对生活的赞美、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常见纹饰主要有漩涡纹、葫芦纹、锯齿纹、菱形纹、弦纹、水波纹、网纹等纹饰。
最具代表性并且贯穿马家窑文化各个时期的典型纹饰为：水波漩涡纹和锯齿纹。它们在继承和演进过程中形态各异、变幻莫测。无论是旋转起伏、动感极强的漩涡纹，还是象锯齿一样排列有序、大气恢宏的锯齿纹，还是整体欣赏充满远古神秘色彩组合图案，总是给观者带来史前文化的视觉享受和心灵感受。
整体看半山时期彩陶，造型丰富美观、形体饱满、纹饰精美、器表打磨更为光滑。古朴恢弘的器物比较集中的反映出半山类型成熟完美的品质。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初级清洗，领部有伤，但不缺肉。），罐高：43厘米，腹部周长：120厘米、泥质红陶。平视该器物，筒状直颈略向外撇，上部膨圆丰满的鼓腹近似于半圆型，下腹部逐渐收敛，小平底便于放置在地上，腹中下部两侧C型扁耳一对。
直颈绘带状弦纹和三角纹，颈与肩交接处带状弦纹；在肩、腹主题区域先用红彩绘制四个漩涡纹旋心，作为定位点，然后以红彩 “S”小弧线相连四个旋心；
再绘多道黑彩锯齿纹与红彩相间带状弧形线条，利用转折点递进的变化，表述黄河波澜翻卷、奔流不息的动感美（黑彩单边绘锯齿纹，肩部三条锯齿向下、腹部四条锯齿向上，旋心黑色锯齿向内。）。
漩涡纹彩陶罐俯视图
俯视运动不息的黄河水（图九：漩涡纹彩陶罐俯视图），与腹部漩涡纹共同构成旋转急流、磅礴之势。这是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大自然的产物；在C型扁耳跟部黑彩绘带状弦纹，空白处填充网纹，似在讲述先民不畏大自然，描述撒网捕鱼虾的生活场景，令人遐想万千；最后延黑彩弦纹底边绘常见的连弧垂幛纹。
该器物器表通体打磨光亮、手感光滑、柔润，属于彩绘后有二次磨光的工序。作为半山类型代表作品，整体构图熟练、纹饰设计动感强烈、线条流畅生动、彩饰浓重强烈，充分展示出了先民高超的制陶和绘画技巧，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及研究价值。
浙江省东阳发现一处宋窑遗址
“哗啦”一声，挖掘机铲出一堆碎瓷。
“奇怪，没一个碗像样的。”南马镇下湖头自然村村民马中金捡起一叠破损的碗，又随手扔掉。他神秘兮兮地告诉记者：“祖上一直传下来，说这块山的窑，不是烧瓷器的，而是为了‘烧断龙脉’破掉这里的风水。这个说法，看来可能真有这回事。”
近日，下湖头村里计划在这个窑址边上建设一处厂房，不料在挖土填地时，铲出大量瓷片。连日来，不少村民前来“捡漏”，均无功而返。碗壶盘盏，品种多样，就是没有一个不是畸形加破损的。
获悉后记者赶赴现场，将瓷器碎片带回请专家鉴定。
许多瓷片“如冰似玉”，“烧断龙脉”传说应是无稽之谈
现场，在大量粗糙的碎瓷中间，匣钵及各种垫具扔了一地。
但是记者发现，在阳光下，有不少瓷片表面看上去晶莹似玉。还有不少类似于龙泉青瓷，不少还有冰裂纹。盘、壶、杯、罐、盏托、粉盒各种形状都有，印花、划花和刻花装饰手法均可见。
据该村村干部介绍，这个窑建在一处坐北朝南的山坡上，碎瓷一直从山脚堆到山顶，约有百来米长。此处地名就叫“高窑山”，窑的西边有个自然村，叫做西瑶，也是按窑的谐音取名。
昨日下午，金华市文物局副研究员赵一新在仔细看过记者带去的瓷片后，认为这应该是一座宋代的窑址。
赵一新告诉记者，“根据发掘经验，窑址里基本不可能出现完整的瓷器。就像杭州的老虎窑址，不可能有完整的瓷器出土。”他笑着说，好的瓷器肯定是拿去卖掉的，哪会乱扔呢。
在采访中，有现场下湖头村民告诉记者，根据家谱记载，该村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可是，谁家都没有来自该窑的传世瓷器。而且有个说法代代相传：这个窑就是某个朝代“烧断龙脉”用的，以防止这个地方出什么皇帝。
“由于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家谱多不可考。这个窑址存在，说明当时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在古代，战争、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这个窑址被废弃。”赵一新说，明朝末年，此地附近就曾发生白头军农民起义。“烧断龙脉”之说，应该是后人凭空想出来的。
该窑3公里外的葛府窑，可能曾生产稀世珍宝“秘色瓷”
赵一新表示，距离该窑约3公里处，有一处省级文保单位——葛府窑址，主要生产时期为五代和北宋。此后，该窑就再没生产。
“古代越州曾经生产一种用特殊的釉料配方制作的瓷器，能使瓷器外表有‘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这种瓷器专门用来进贡朝廷。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鏐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赵一新告诉记者，这就是稀世珍宝秘色瓷。
“苏州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是秘色瓷莲花碗，从胎色和做工手法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我认为其就是出自葛府窑址。”赵一新说，被誉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秘色瓷越窑海棠式大碗(唐代)，也有可能产自东阳的歌山窑址(省级文保单位)。东阳博物馆曾在该窑址附近征集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唐代大碗。
据悉，秘色瓷莲花碗于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瓷，构思巧妙，造型精致，端庄有姿，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下湖头村的窑址是否烧过秘色瓷，尚有待考证。无论如何，这里值得保护，不能随意破坏。”赵一新还表示，此窑附近就是一处汉代之前的古墓葬群，属于东阳市级文保单位，必须认真对待。
东阳民间文物考古爱好者华柯等人，也曾在窑址附近山顶发现2600多年前的硬纹陶片实物，估计这里在春秋时代已是人丁兴旺。
下湖头自然村村干部也表示，他们尽量少挖掘窑址，并已经及时向东阳市文物部门汇报。
海沧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
近日，海沧区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有关部门首次进行了考古挖掘。这次考古，揭示了厦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揭开了马銮湾古窑群形成的地理成因，也充分展示了厦门市民和有关部门保护文物的意识和热情。在考古现场，本报记者亲睹了那些埋藏千年的古窑器物，并请专家解读，试图给广大读者呈现出一个缤纷多彩的古窑世界。
重见天日的千年古瓷。
流光溢彩的瓷片。
刻有文字的支架。
古窑址出土的古灯
首次发现瓷器陶器共烧一炉
我们沿着二十多米的探沟，进入黄牛山古窑址深处。这里距离地面已经有五米多深了。经过科学发掘的地层切面清晰的展现出来，分别是现代填土层、历史淤积层、古窑器物堆积层和原始生土层。
负责这次挖掘工作的厦门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陈文先生告诉我们，这些深藏地底千年的古窑址器物堆积层相当丰富，令人可喜的是出土了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我们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碗、罐、壶和灯盏，甚至还有一些不知道用途的器物，我们拿起一个筒状形的器物请教专家，才知道这原来是当年烧制器物所用的支架，支架上面还刻有文字。专家说，从窑址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看出，当年烧造器物的质量品位是较高的，瓷器属于青瓷类，其中还有一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尽管这些出土的器物还没经过细致的清理，器物上还沾有泥土，但还是掩盖不住其光华，就连一块瓷片也显得流光溢彩。
陈文先生说，这个古窑址的年代可以明确断代为唐到五代。碎片之多，分布范围之大，说明其不小的规模。出土器物既有精品，也有较为普通的器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地区的制陶烧瓷技术是十分先进。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次考古以大量的实物证明了当时古窑陶器与瓷器是用同一个窑炉烧制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工艺特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一个窑炉可烧制陶器和瓷器，这在厦门还是首次发现。
环马銮湾畔藏着古窑群
在现场采访中我们得知，黄牛山所处的马銮湾畔曾经发现过多处古窑遗址。对这一带史迹颇为熟悉的专家郑东先生说，环马銮湾畔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东窑、周窑、许厝窑等十几个古窑址。马銮湾畔不仅窑址多而且历史都很悠久，这无疑是厦门地理人文绚丽的一页。
唐五代时期，闽南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却有如此发达的陶瓷业，而且大部分古窑都是龙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环马銮湾畔的古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郑东先生向我们解释说，马銮湾周边的泥土里蕴含着丰富的高岭土，这是制陶的主要原料，至今海沧的许多地方还有高岭土矿蕴藏，这里山体植被茂密，为烧造陶瓷提供了充足的能源。马銮湾是许多溪流河流的出海口，利用水上工具内可通向附近州县，外可通往大洋，为陶瓷成品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当年的古窑址大都位于临水处，就拿这次发现的黄牛山古窑遗址而言，这个古窑址就位于距一条溪流不足一百米的地方。这条溪流也流进马銮湾，陶瓷的制作与运输都需要水，可见古人在选择窑址时注重到多方面的因素，从这些古窑遗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厦门陶瓷业的兴盛。
村民自发守护古窑遗址
在古窑遗址的挖掘现场，有一位名叫邱大昕的老先生，他是附近新垵村的普通村民。在整个黄牛山窑址发掘的过程中，他一直担负着守卫人的角色。因为窑址就在路边，考古人员下班后，需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看护，因此他负起了看护现场的责任，经常是彻夜守卫。
在考古发掘现场，市博物馆副馆长蕲维柏先生说，黄牛山和马銮湾畔的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以前也曾多次发现古窑遗址和有关史迹，但由于文物保护意识不高及种种原因，都没能像这一次这样得到及时的保护，往往在发现时，现场就被人为破坏或填埋了。这次考古挖掘则不同，这和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施工单位的积极配合以及海沧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次出土的器物和发掘的记录都是很有价值的。海沧文化馆领导黄达绥则指出，发掘出土的器物既为厦门的文化增添了许多亮色，也为今后有关专家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据了解，黄牛山古窑挖掘工作至11月19日已基本完工，但对厦门古瓷文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专家们指出，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进一步探索。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古代瓷器：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和半山类型彩陶概况
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57年开始经甘肃省博物馆等机构对马家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说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虽然两者烧造工艺大相径庭，但在纹饰等方面有着颇多不同。考古界曾经对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以及马家窑文化是否包括半山、马厂类型，有过许多争议和主张。经考古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直至1961年考古界正式使用马家窑文化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通过丰富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内涵，藏界对马家窑文化及其分类认知度很快，公认该遗址包含有：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其中以马家窑类型最为丰富，半山类型最为精彩。
安特生晚年
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JohanGunnarAndersson)安特生，于1914年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在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成绩斐然。
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并试掘：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通俗的称为：北京人遗址。自此，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黄河中游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名命名的考古遗址先例，并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继发现仰韶文化之后，为了寻找中国更早的古文化遗址，安特生考查队自河南出发，沿黄河逆流上行来到陕西和甘肃。
安特生在兰州购获的彩陶
1923年春天安特生考查队到达甘肃兰州，偶尔从地货摊上发现了一个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并购买了一批出自洮河流域以半山、马厂类型为主的彩陶，并把这批彩陶相继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1924年，终于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首先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著《甘肃考古记》六版配图
1924年安特生重返临洮县，6月26日在临洮县以西的广河县洮河西岸的半山发现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安特生继续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文化遗址经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安特生在广河边家沟发掘时绘制的发掘现场图
1924年安特生先生完成了他在甘肃、青海两地发掘考察工作，发掘的文物一共装了25辆马车。在此期间相继发现并系统发掘了：朱家寨遗址、卡约文化遗址、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遗址、寺洼文化遗址、沙井文化遗址、边家沟遗址一系列的发现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4年发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文中涉及中国文化起源假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考古界的驳议；
《甘肃考古记》左七版、右八版图选
1925年，即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安特生著《甘肃考古笔记》、乐森璕译。图文并茂的阐述了他在甘青考古发掘的情况，并在书中对之前的假说进行了修正。
安特生在瑞典陪同王储参观中国彩陶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先将器物全部运往瑞典初步研究，然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据瑞典东方博物馆记载，截止1936年共计七次退还文物；安特生以中国文物为依托，于1926年创建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约10万件，各类中国文物占到80%以上。馆藏中国文物总数在西方博物馆当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大英博物馆。其中，中文图书收藏量为北欧第一，仰韶陶器大概400件以上。不少藏品在中国博物馆也稀见。
到1943年安特生将长期研究的中国史前史工作做出了最终总结，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并作出结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
安特生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拓荒者，对中国考古学和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起到了先导作用。使马家窑文化在上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入世界远古文化史册，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
尽管从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在考古发掘和学术整理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
距今5000年左右，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彩陶文化逐渐衰落。马家窑彩陶依然延续发展了一千三百多年，并且将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前未有的鼎盛阶段，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相对世界同期彩陶更显出类拔萃。
从考古发掘报告地层叠压情况和分布范围来判断，马家窑半山类型文化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半山类型属于马家窑类型的演变，马厂类型又是半山的延续，呈逐渐西移趋势
彩陶上记载着几千年来大地和泥土最原始信息。一件成功的彩陶，在完成造型成型工艺后，先用卵石等磨制工具对器表进行反复打磨、磨光，使器物表面达到一定的光洁度；在陶坯尚未完全干透时进行彩绘，所需的颜料来自天然矿物，要经过筛选、研磨和稀释才能用于彩陶绘画；最后经高温烧制出器表光亮、色泽鲜亮、颜色牢固、经久耐用的器物。
其中，半山时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前235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经济生活与马家窑类型时期基本相同。常见的器物仍以：罐、瓮、钵、瓶、盆等饮食器和贮藏器为主，总体彩陶数量增多、体量变大。这反映了农业定居生活的进一步稳定和成熟，促使制陶业更佳发达。
从陶器彩绘颜色来看，早期以石岭下为例，多以黑彩单色较多；中期以半山为代表，多以黑、红彩相间居多，以黑彩锯齿纹为骨架构成的各种图案最为常见；晚期以马厂为代表，黑彩锯齿纹已很少见到，多见运用红、黑彩在红色陶衣之上描绘先民对大自然和生活所见、所思的题材。
从绘制题材来看，半山纹饰以继承马家窑类型几何图案为主，运用点、线、面平涂技法勾画出多姿多彩的纹饰。巧妙的将几何图形与抽象而夸张的纹饰进行有机的组合，传递着先民对生活的赞美、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常见纹饰主要有漩涡纹、葫芦纹、锯齿纹、菱形纹、弦纹、水波纹、网纹等纹饰。
最具代表性并且贯穿马家窑文化各个时期的典型纹饰为：水波漩涡纹和锯齿纹。它们在继承和演进过程中形态各异、变幻莫测。无论是旋转起伏、动感极强的漩涡纹，还是象锯齿一样排列有序、大气恢宏的锯齿纹，还是整体欣赏充满远古神秘色彩组合图案，总是给观者带来史前文化的视觉享受和心灵感受。
整体看半山时期彩陶，造型丰富美观、形体饱满、纹饰精美、器表打磨更为光滑。古朴恢弘的器物比较集中的反映出半山类型成熟完美的品质。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罐高：43厘米，腹部周长：120厘米、泥质红陶。平视该器物，筒状直颈略向外撇，上部膨圆丰满的鼓腹近似于半圆型，下腹部逐渐收敛，小平底便于放置在地上，腹中下部两侧C型扁耳一对。
直颈绘带状弦纹和三角纹，颈与肩交接处带状弦纹；在肩、腹主题区域先用红彩绘制四个漩涡纹旋心，作为定位点，然后以红彩S小弧线相连四个旋心；
再绘多道黑彩锯齿纹与红彩相间带状弧形线条，利用转折点递进的变化，表述黄河波澜翻卷、奔流不息的动感美。
漩涡纹彩陶罐俯视图
俯视运动不息的黄河水，与腹部漩涡纹共同构成旋转急流、磅礴之势。这是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大自然的产物；在C型扁耳跟部黑彩绘带状弦纹，空白处填充网纹，似在讲述先民不畏大自然，描述撒网捕鱼虾的生活场景，令人遐想万千；最后延黑彩弦纹底边绘常见的连弧垂幛纹。
该器物器表通体打磨光亮、手感光滑、柔润，属于彩绘后有二次磨光的工序。作为半山类型代表作品，整体构图熟练、纹饰设计动感强烈、线条流畅生动、彩饰浓重强烈，充分展示出了先民高超的制陶和绘画技巧，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及研究价值。
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才能拨开“哥窑”迷雾
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辛集（束鹿）。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的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受聘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和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客座教授。1986年，将瓷器、铜器等文物22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定、钧窑齐名，是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官窑，其产品历来珍贵，明代宣德时，宫廷藏品目录《宣德鼎彝谱》即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更将哥窑瓷器视为珍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
传世的“宋哥窑”与“宋官窑”一样，迄今未曾发现确切的窑址，既没有在文献《天工开物》记载的地区——浙江省龙泉县觅到遗址和残片，也不见于宋皇室陵寝的随葬品中（宋陵多早被盗，故历史上有无不详，此类情况与汝、官窑器相同）。故至今还难以从考古角度寻找科学的佐证材料。
浙江“龙泉哥窑”
195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龙泉窑系的主要窑址多次进行科学发掘，清理了大窑、溪口、金村的窑址，发现黑胎、白胎龙泉青瓷。黑色胎质极薄，施青釉较厚，光泽莹润明亮，粉青、灰青色釉均有大小不等的细丝片纹，亦发现有厚胎厚釉之器。
历史上称此类青瓷为龙泉仿官，也见于文献，但从未称之为哥窑，因为它与宫廷旧藏的宋哥窑器风格不同。有的学者因文献中有章生一在琉田主烧青瓷而曰哥窑的说法，于是将其定为哥窑；有的则又将其定为仿官窑或就是官窑。依此而论，窑址发掘品也就出现了“官”、“哥”不分也难分的现象。有的文献，如《遵生八笺》亦有此说。显然，将其定为官窑或哥窑都不合适。而传世宋哥窑也有官、哥不分的情况，当更有新说。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传世宋哥窑瓷片的化验结果是，其化学成份与窑址出土的瓷片显然不同。此后，对龙泉窑青瓷系的其它窑址也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类似的开片纹青瓷，于是又出现了它有可能、或就是宋哥窑的新论点。
哥窑之谜至今尚未解开，研究者各执一说，似乎都有道理。学术问题的讨论应允许“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才能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宋哥窑的独特风采
宋代哥窑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仔细观察，其琢器造型多以仿青铜器为本，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细，可分灰、油灰、黑、赭诸色，其中胎质粗松者叩之声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力。釉质凝厚如同堆脂，色泽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间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纹片，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釉中蕴含的气泡密集，显微镜下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则光泽莹润，油滑如酥。器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难以留存而显现胎骨黑色，此一现象传统上称为“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是为哥窑器之一绝，除宋“官窑”作品外，后世各窑口作品及历代仿宋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宋哥窑器底足工艺分为施釉裹足支钉烧和露胎圈足两种，多数器足因呈黑色而被称之“铁足”。支烧者钉痕小若芝麻，此为宋器之共同特征。支钉数量，较小的器物，如盘、碗等以三、五个为多，略大器物如洗等则达六、七个，鼎、炉的器里也多留有不等的支钉痕，系叠套烧所致，此后无这一烧法。露胎圈足，足背平齐或略圆，修足干净利落，手抓不起。其盘、碗器型多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最为风行，如花形口器、葵瓣六出口器和奓斗，尤其是葵口折腰碗最为典型，广见于越窑、汝窑、官窑、定窑及耀州窑，八方杯见于钧窑，贯耳瓶、壶、鼎、炉、洗也为宋初所盛行，与上述诸窑一样精致。可见，“宋哥窑”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器50余件，其中多为宫廷旧藏，少数来自社会，计有：盘口弦纹瓶（原系私人收藏，1940年征自扬州）、锥把瓶、贯耳瓶（分椭圆、六方和扁方三种）、投壶式小瓶、戟耳炉、鼎、盘、碗、洗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原宫廷遗存的各种造型器皿190余件（其中个别时代或许有误）。
1992年初，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出宋哥窑八方贯耳瓶一件（传世品），预先曾到日本等地展览，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稀世珍品。拍卖前，港埠收藏家欧百龄先生曾陪同笔者前往观赏，确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与故宫及首都博物馆藏品类似。但这次拍卖会却众说纷坛，只拍卖到千万元，否则价码还会更高。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对历代古器都进行过鉴别欣赏，诸如书画、碑帖、陶瓷、玉石等精品无不留有其鉴赏痕迹，书写或镌刻御制诗句，瓷器中尤以汝、官、哥器为多，有的还刻出甲、乙、丙、丁等字，揣度这些珍品的优劣。有的器物还附有带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元汴）字样的梓檀嵌金器座。清宫秘藏西人画家郎世宁所绘的两幅弘历鉴赏古器图，画面中都有传世宋哥、官窑的瓶、炉、盘等，可见这些瓷器在乾隆时期已经十分珍贵。乾隆御制诗中亦有专门评论哥窑与仿哥器的诗句：“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乾隆丙申御题。”钤“古香”印章。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乾隆皇帝就曾认识到这些器物具有早年遗物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传世宋哥窑决非是元、明时期产物。我们期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能够发现哥窑遗址，那时才能完全拨开所谓“宋哥窑”的迷雾。
揭秘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发掘
汝窑遗址的调查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本人大谷光瑞委派本院寺驻汉口的布教师原田玄讷，到河南省临汝县诸窑址实地调查。原田玄讷采集了许多瓷器残片，大部分是所谓的“北方青瓷（即耀州窑系青瓷），便认定“汝窑就是北方青瓷”。
清凉寺全景
1950年，我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调查汝窑，先后到了河南省临汝县、宝丰和鲁山三县计9处窑址现场，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陈万里是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进行古陶瓷研究的第一人，他在1951年发表的《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曾给予清凉寺瓷窑的青瓷产品以较高评价。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也多次实地考察汝窑遗址，但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汝县（今汝州市）境内，因此多次寻访无果。
汝窑天青釉圆洗
该洗为王留现先生在宝丰清凉寺窑址采集，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件圆洗对于汝窑窑址的发现意义重大。 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灰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于当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并于1987年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口。 1987年10月至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与试掘，确认窑址规模在25万平方米以上，窑址区在清凉寺村南的河旁台地上。本次试掘由赵青云任领队，毛宝亮、赵文军和宝丰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邓卫东参加了发掘工作。在2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窑具、瓷片和各类较完整瓷器300余件，其中发现典型御用汝瓷10余件，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发现。
清凉寺出土匣钵
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凉寺村居民住宅便道和院内分别进行了钻探，并选择两个地点进行试掘，在宋代地层内几乎全是御用汝瓷，并出土了不同于以往的匣钵、火照等窑具，从而确认了汝窑烧造区的具体位置和范围。
清凉寺汝窑址发掘现场
2000年6月至10月，在宝丰县政府和大营镇政府的密切配合下，由清凉寺村内搬迁了四户居民，拆迁总面积1000平方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第六次考古发掘，首次开挖探方20个，揭露面积500平方米，清理出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多处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所未见。同年10月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平芳、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副会长安金槐、朱伯谦、王莉英及耿宝昌、宋伯胤、赵青云等参加的汝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在宝丰县召开。与会专家在考察了窑址现场后一致认为：中外陶瓷界苦苦寻觅半个世纪之久的汝窑瓷器烧造区已经找到，这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继1990年被评为“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又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清凉寺发掘现场
清凉寺窑址瓷片堆积局部
2001年6月25日，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止2016年7月，清凉寺汝窑遗址共进行了十四次考古发掘，每次发掘都有新的发现。目前，宝丰县委、县政府正在建设清凉寺汝窑遗址展示馆和汝窑博物馆，年底即可建成对外开放，届时历时近千年风雨的清凉寺汝窑遗址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专家和游人。
青瓷簋：浙江龙游首次发现东汉徐氏祭器
龙游首次发现东汉徐氏祭器——青瓷簋 上月下旬，龙游县博物馆考古专业人员在城东建材市场取土工地上发现了一座被挖掘机揭露的古代砖室墓葬，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发掘。墓葬为凸字形砖室券顶墓，墓朝向96°。墓总长为5.6、宽2.4米，墓后壁残高1.6米。墓墙用砖双层，墓底砖平铺二层，砌筑结构较为讲究，系我省同时期中型规格墓葬。墓葬曾经多次盗掘、扰乱，但仍出土了7件文物，为1件釉陶双耳罐、2件青瓷碗、1件青瓷簋、1件青瓷盘口壶和1件印纹硬陶罍及铁削1件。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判断，该墓为典型的东汉晚期墓葬。其中随葬的青瓷簋，陈放于墓室前部分的砖筑供台上。该器物高17、口径21厘米，造型端庄典雅，釉色青翠光亮，是我国早期成熟的青瓷器了；器身刻斜方格纹，内口沿和喇叭形圈足刻划水波纹，外口沿一圈还用六个汉隶“水”字装饰；值得关注的是在青瓷簋的内底上工整地刻有隶书“宗徐”二字，这里“宗”字应该是它的本意，即在室内对祖先进行祭祀，因而表明该青瓷簋是用来供奉徐氏祖宗的专用祭器，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青瓷工艺刚趣成熟时期的珍贵程度，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拥有。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上看，明确为汉代的徐氏祭器不但在龙游县是第一次发现，在浙江省也尚属首次。据鄞县《北宋徐氏谱疏证》记述：“元洎字文副，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为江夏太守，光禄大夫。成帝阳朔二年(前23)二月十八日避王莽之乱，由海州(今连云港)过江，迁东阳郡太末之姑蔑三十里薄鲤山(即徐山)，寻卜偃王旧迹(今龙游县南灵山镇)，为过江始祖。”民国余绍宋《龙游县志》所记与之基本一致。又“徐洎生一子寿。寿生悌，汉幽州刺史，始兴侯。悌生汉扶风太守持节都督军事镇北大将军洪。”该墓所处南二里许有古代所建纪念徐洪的扶风殿遗址，往东不远处相传东汉扶风太守徐洪为国捐躯沙场时所骑灵性的宝马疯狂奔回家乡报丧的地名—曰马报桥。故这里汉墓出土徐氏祭器并非偶然，当在情理之中，也说明地方文献所记载与历史上徐偃王后裔迁徙龙游事实相吻合。据考古调查估算，位于寺底袁和十里铺一带的黄土丘陵上分布有数千座汉六朝古墓葬，推测里面肯定有不少是徐氏的后裔。(龙游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