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榨斗瓷器价格。
日前，在苏州举办的一场古陶瓷展上，亮相一件清同治款五彩瓷小渣斗，引发不少观众驻足观赏。这件渣斗高10.5厘米，口径7.8厘米，圈足径4.4厘米，颈长4.2厘米;撇口，长颈下收，鼓腹下急收至圈足;圈足修削规整，足沿露胎，瓷质细密;里外满釉，釉质莹润。渣斗正面(图1)太湖石上侧绘两竿翠竹，太湖石右侧一枝绽开的紫菊;太湖石左侧一簇盛开的菊花;一只鹌鹑站在太湖石下端，回头招呼上方飞来的伙伴。背面(图2)绘三只彩蝶飞舞。足底(图3)红戳篆书款“同治年制”。绘图寓意家居(菊)祝(竹)报平安(鹌)。
近代词曲声律研究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这样介绍渣斗：“觚之小者曰渣斗，明制已有之，至清逾伙，五彩或黄地碎花者均有之，渣斗之小者，则入于漱具之属，非清供品矣。”众所周知，觚是夏商之际青铜酒器的一种，所谓“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觚和觯是地位尊贵的诸侯所用。许之衡认为，小觚即可以称为渣斗，小渣斗是漱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渣斗最本质的功能是用来饮酒?但五代及宋元时渣斗确实用来盛装唾吐之物，这中间肯定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论语·雍也》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历来研究者对这语境模糊的一句表示不解，但如果从青铜觚演变为渣斗的历程来看，倒也说得通。考古学上青铜觚的形状多是圆形或方形敞口，细腰敦底，器型雍容，落落大方，但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变化，孔子的感叹是对这种器型失去殷人风格的失落，也有对社会变迁、周礼废弛的慨叹。
从青铜觚与渣斗的造型来看，确实有其神似之处。青铜觚在夏商周三代为酒器，至春秋战国乱世，礼崩乐坏，诸侯杀伐不已，酒器中最高等的爵也沦入普通莽夫之手，小觚在宴飨上从饮酒到用来装痰吐之物也不稀奇。到了晋代，小觚已经完全成了唾吐之物，专名为渣斗，多为瓷质。宋代许多窑场都烧制渣斗，可见渣斗已经广泛流行。明清两代渣斗也被放置于床边和几案上，以备存纳微小废弃之物，用途有所拓宽，材质也日渐多样了。
还有学者认为“渣斗”是茶道具，而且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就是渣斗作为茶道具这种功用了。最直观的就是出现在壁画上的信息了。著名的宣化辽墓上就有不少渣斗的身影，这些壁画中出现的渣斗很显然是与茶相关的，而从手捧渣斗的姿势来看，渣斗绝对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器皿，不会是盛放较脏的液体的。用途呢就是盛放喝茶过程中一些剩余的茶水。这个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饮茶习惯去理解。国博藏的一套出土于河北的茶具就更加印证了这个猜测。
要说渣斗为啥被人忽视，最早还是要怪陆羽了。陆羽在他的畅销书《茶经》中梳理的茶道具里并没有提及渣斗。但这部茶道典籍中一一列举了24件器皿，甚至连擦水的毛巾都算进去了，有严重的凑数嫌疑啊，而渣斗为什么没有算进去呢?
也许是因为陆羽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渣斗。也许是渣斗在那个年代称呼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是不是可能叫《茶经》里面提到的“熟盂”呢?具体的答案，我们现在还仍然不知道，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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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青花渣斗辨析
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量仿古瓷的存在。仿古瓷，顾名思义就是后代仿制前代的瓷器，或仿其釉彩，或仿其器型，或仿其纹饰，或兼而有之。这种情况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大量存在，因而仿古瓷存世很多。从宋代开始，仿古风气逐渐兴盛起来，当时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作品就被其他瓷窑争相仿造。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是仿古瓷盛行不衰的阶段。首都博物馆藏有一定数量的仿古瓷，其中明代的数量较少，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相对较多。
明代仿古瓷或是仿烧明代以前、主要是宋代的作品，或是仿烧本朝不同时期的作品。成化时期以仿宋代哥窑与官窑器最为成功，如馆藏成化时期的官窑小碗，釉面肥厚莹润，光泽强，但色调暗淡。嘉靖时以仿成化的青花、斗彩为主，馆藏斗彩八卦纹三足炉就是从釉彩上模仿成化斗彩烧成的。万历时期仿古风气极盛，以仿成化斗彩、前朝青花为多，但本时期的特征亦很明显。馆藏万历时期的青花卧足碗就是仿烧成化时期的作品，其器型、纹饰模仿前代，但青花色泽具有本朝的特点。馆藏明代仿古瓷，以明代后期仿前期的作品最为多见。
清代仿制前代的釉彩品种大大增多。康熙时期的仿品以单色釉最为著名，不仅仿制明永乐、宣德时期的宝石红釉，而且仿烧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就连款识也仿得惟妙惟肖，让人难以分辨。雍正时期以烧宋代名窑、明代各朝青花及成化斗彩为主。如馆藏雍正时期的青釉梅瓶是一件成功的仿品，釉面莹润，造型优雅，深沉古朴。乾隆一朝仿古瓷更是登峰造极，不仅仿历代名瓷，而且仿其他质地的工艺品，如仿古铜器、木器、雕漆器、竹制器等，大大拓宽了瓷器仿古的范围。馆藏斗彩鸡缸杯、窑变石榴尊、仿雕漆花口盘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仿品既继承了古代烧瓷传统工艺，又使之进一步发展完善。晚清仿古瓷发展缓慢，但清末特别是光绪时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精美的作品。从馆藏来看，多见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作品，并有大量仿宋代的青釉琮式瓶。
民国时期的仿古瓷可说是蔚为大观，精粗杂陈，就品种而言，几乎包括了前代的各色品种，无所不仿。
通过对真、仿器物的对比研究，能够了解同种器物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从而不断提高鉴别能力。
民国造青花穿花龙纹渣斗是一件从釉色、纹饰、造型、款识等各个方面仿制明代正德时期同样器物的作品。从釉色上看，正德器白釉肥亮，白中泛灰青，圈足底部为亮青釉，特别是积釉处青色更为明显；民国器则为纯白釉。正德器青花色泽青中偏灰，呈浅灰蓝色，稳定匀净；民国器青花色泽为明艳泛紫的洋蓝色，很象纯蓝墨水的颜色，色调飘浮，不够稳定。
从纹饰上看，二者纹饰图案从内容到布局完全一致，器外满饰穿花龙纹，器内上部也饰穿花龙纹，下部空白。正德器纹饰繁密，线条清晰爽利，笔触劲健有力，整体效果自然生动：民国器纹饰相对较疏朗，线条模糊主硬，笔触绵软乏力，整体效果呆板僵硬。
从造型上看，正德器为大侈口，口部至腹部的曲线下收圆缓，腹鼓圆，腹部至足部的曲线也很圆缓；民国器为大敞口，口部至腹部的曲线下收急促，腹部发扁，腹部至足部的曲线下收亦过急。正德器圈足外撇程度要大于民国器。正德器颈部与腹部的比例基本相同，比例协调，重心适中，曲线起伏自然柔缓；民国器颈部比例大大超过腹部，比例失准，重心下沉。正德器秀丽挺拔，民国器粗笨呆板。
从款识上看，两器均为青花双圈四字双行楷书款。正德款的字号比民国款要大许多，正德款结体疏朗，字体向右上微斜；民国款结体紧凑，字体平正，正德款"德"字"心"上没有一横，而民国款则有一横；正德款"年"字第四笔为一横，而民国款为一竖。
此外，从一些细微的地方也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两器内口与外口边沿各有弦纹两道，正德器弦纹外圈粗而内圈细，青花色泽深浅均一；民国器弦纹则粗细不均，几近于模糊不清，青花色泽深浅不一。正德器底足露胎处极为细滑柔腻，民国器底足摸上去则很刺手，并有窑粘。
景德镇青白釉暗花渣斗
收藏机构： 常州博物馆
大小尺寸： 此器高10.8，口径15.6，底径12.4厘米。
生产时代： 宋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白瓷
陶瓷造型： 渣斗
说 明： 宋代
器型为外翻敝口，束短颈，扁圆鼓腹，喇叭状圈足。通体施釉，釉色白中闪青。在尊的鼓腹部，饰以暗花缠枝牡丹刻化纹。从它的胎骨较厚重、胎质坚致、釉面有细碎开片纹、圈足底有垫饼装匣仰烧的痕迹及粘砂等特点来看，当属北宋景德镇窑之器。青白釉釉质含铁量低，瓷匠在烧窑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强还原焰，使这件瓷尊的色泽达到了白里泛青、温润如玉的效果，形制上，则是明显的模仿青铜尊的款式，其口沿外敝，颈部束收，鼓腹，下接喇叭形圈足，古朴柔韧的造型，厚薄相济的胎骨，赋予尊体的端庄，浑厚的气度，腹部饰以暗花缠枝牡丹纹，构图简炼，纤细的纹线流畅飘逸，又赋予器物以秀美、恬静的意境，整体古朴中见典雅，端庄中溢魅力，显示了非凡的制瓷技艺。
清代宣统瓷器有何收藏意义
宣统粉彩九桃福寿纹纹碗·北京荣宝2013年6月23日春拍
清代晚期宣统一朝短短三年，却仍有烧制官窑瓷器。已故陶瓷鉴定泰斗庚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提到《清档》对宣统时期的记载为：可惜品种有限，数量较少，故传世品不多，甚为珍稀。笔者喜好鉴藏陶瓷多年，但所见宣统官窑瓷器并不多。据界内前辈所言，宣统官窑瓷器过去未见到有仿品。
而随之陶瓷鉴藏热，近年已引起赝贩子所注意。宣统本朝瓷器有其特定的时代风格，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真品款识书写较为规整，排列有致，笔路圆润而有劲。其青花发色，鲜亮浓艳而不晕散。提及此时的器形，《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亦有对宣统时期的造型作以评析。庚宝昌先生总结为：造型与前朝规格一致，仍为传统的形制。只是胎体比以前轻薄，器形亦大比前朝规整。典型的器物有盖罐，赏瓶，玉壶春瓶等。
以笔者的鉴藏经验，其纹饰多为团鹅纹、团龙纹、双喜云龙纹等宣统时期的瓷器，在收藏界较为常见的代表器有，盖杯、盖罐及碗盘等。当然，此时的图案纹饰依然有承袭光绪以前的图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有、海水姜牙纹、万寿纹、喜字纹等。而此时的绘画并非所有的陶瓷画技都完全受到清政府的腐败所影响，也是有不少的器皿纹饰被绘画的十分精致，甚至可与前朝相媲美。而庚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亦有提及宣统瓷器的纹饰画意较光绪时的细腻。
这是一件宣统时期的粉彩九桃福寿纹纹碗，为北京荣宝拍卖今春的拍品。该碗的外壁绘桃树一株，衬以矾红灵芝，寓意长寿。娇艳的饰彩渲染出桃果香浓欲滴的神韵，形成叶有阴阳向背、树有老枝新芽的精彩效果。据陶瓷鉴藏资料记载，此式粉彩九桃纹饰为雍正时期创烧，其后便成为官窑瓷器的经典纹样。其估价为20-30万人民币，来源于2012年的及时的春拍。而笔者身边往来的一位藏家大腕师友前辈就是荣宝的常客，据其介绍荣宝的业界口碑同样如同大牌国际拍卖行佳士得一样响亮。但即便是大拍卖行的瓷器专场对于宣统瓷亦是为之甚少，由此可预计届时此瓷的碗落锤价不俗。
宣统瓷虽数量有限，但依然具有宫廷制瓷的风格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陶瓷称为清代封建统治者奢靡生活用品的尾声，是颇具说服力的说法。
鉴藏：五彩斗绚在明清
明 五彩鱼藻纹盖罐
五彩瓷的五彩，是黄、青、白、红和黑色，也是多彩的意思。这五种颜色从阴阳五行学说上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时，分别象征东、西、南、北、中，蕴涵着五方神力。五彩瓷在明清两代得到发明和发展。
五彩斗绚在明清
明万历 官窑青花五彩瑞兽纹鼓式促织盖罐
明万历 五彩“穿花赶珠云龙”图蒜头瓶
明万历 五彩“舞蹈人物”图鼓式盖罐
经历了漫长的时光，釉质晶莹剔透、色彩丰富自然的五彩瓷器诞生了，从原始瓷器到青瓷，从青瓷到白瓷，从白瓷到彩瓷，中国古代瓷器的产生和发展，走了近2000年的历程。
从青瓷到白瓷的转变，是在唐宋时期完成的；而由白瓷到彩瓷的转变，则是明清时期实现的。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和盛行，使中国古代陶瓷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正是促成五彩瓷器的必然结果。
“天时”是指明代全国几大著名的瓷窑，均出现衰落的趋势，尽管还有不少地区在生产各类陶瓷，但无论从产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以及产品的多样性方面，均无法和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釉里红瓷及釉上彩绘瓷媲美。浙江龙泉窑仍继续烧造青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人们所钟爱，但在陶瓷的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却无法和景德镇的瓷器相抗衡。至明代中期，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当时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大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繁荣的瓷器生产中心。明万历时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景德镇当时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景德镇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形成瓷业中心的重要因素。景德镇四面环山，从祁门的大洪山向西贯穿江西的昌江流经景德镇。景德镇位于昌江中下游，距上游祁门140公里，距下游的波阳(曾名鄱阳)90公里。在景德镇附近有东河、南河与西河三条支流。东河源于浮梁东乡的东源山，全长60公里，流经出产瓷原料和燃料的瑶里、界首、高砂、王港、鹅湖等地，于浮梁旧城注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45公里，流经盛产瓷土原料和燃料的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河、湖田等地。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50公里，经浮梁北乡的祁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料和燃料产地。昌江各支流流经的地方，多为陶瓷原料和燃料产地，在历史上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至关重要，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燃料供给和陶瓷产品对外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可以说是“地利”。
所谓“人和”，是指由于明代全国许多名窑逐渐衰落和北方的战乱以及各种原因，各地身怀技艺的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外来人才和当地工匠的融合，迅速地推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新发展，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构筑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基础。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御窑厂平时有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便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陶。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数量很大，不惜人力、物力，追求“至精至美之瓷”。
《明史》记载：“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御窑厂所用的工匠技艺熟练而高超，并且“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因此，御窑厂的制作均非常精致，不惜耗时费力，精美的五彩瓷由此产生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代五彩瓷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洪武、永乐为初创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为成熟期。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表现了明初高超精致的制作水准。器物虽小，但图案纹样布局合理，是明初釉上彩制作成就的展现。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
另外，明洪武五彩束莲纹玉壶春瓶，也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印迹。它在造型上缺少明代中期的隽永秀美而显得比较粗犷，在尺度、比例上一些细节处不够严谨，装饰上还留有元代的多层装饰的遗韵，莲纹画得粗放活泼，但从整体看已和元代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永乐时的釉上彩瓷，过去未曾发现过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如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永乐红彩龙凤纹墩式碗、红彩云龙直口碗。1986年，冯先铭先生曾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永乐彩瓷，这批瓷中有白地釉上红彩、青花红彩、白地孔雀绿彩、白地刻填酱彩、白地刻填酱彩加绿彩、黄地绿彩等。冯先生认为，这些彩瓷品种的发现，说明了明后期的多数彩瓷在永乐时期已经开创。
宣德窑生产的瓷器品种之多是空前的，单纯的釉上彩有釉上红彩和五彩。有文献记载：“彩瓷始自宣德。”但从考古发现，洪武时已有红彩出现。然而宣德时所烧红彩，较之洪武红彩更加鲜艳，并且色调有浓重和浅淡之分。“宣窑五彩深厚堆垛”，也许就是指这种色调浓重的红彩。河北安次县曾出土明宣德红彩缠枝八吉祥三足炉，其红彩色呈黑紫，深暗凝厚，表面无光，纹样线条粗犷。宣德时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宣德以后，明代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这一时段，在陶瓷史上称为“空白期”，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从这些文献来看，正统时期对景德镇烧造瓷器有严格的限制，其他两朝也在减免瓷器的烧造。这些举措，对景德镇陶瓷在这三朝期间的发展必定产生影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明代这三朝的研究，推断这时期陶瓷发展大概有几种状况：其一，宣德末年留有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这一推断来自于成化早期官款器的胎、釉的情况及彩绘图案和宣德官窑并无太大区别。其二，政治的不安定，宫廷内乱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三，上层统治者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转向，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成化时的五彩，已相当成熟。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内外两面都用红色的颜料画轮廓，没有用青花勾线，而盘面图案中的莲纹采用色泽明艳的进口青料。图案以鸳鸯莲纹为主，构图精巧活泼，彩绘技巧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面中使用了不少黄彩，主要图案以黄彩打底，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件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非始于嘉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明弘治朝的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其中最有特色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用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彩并用低温烧烤即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款五彩云龙纹盘便是典型一例，龙纹在釉下胎上刻成，釉上用孔雀绿、矾红、黄等色彩绘，它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黄地绿彩器娇黄地堆花绿彩赶珠龙高足碗，侈口窄唇，深碗壁，高圈足；碗外壁堆饰双龙戏珠，间饰云纹；内壁光洁无饰，薄胎黄釉，花纹以绿彩填饰。碗心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款，加填绿彩。这些白地绿彩、黄地绿彩为弘治时最主要的品种。 明正德时烧造的彩瓷，其造型、装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朝独特的风格。正德五彩是在白釉器上直接另绘五彩纹饰，这种工艺，采用较广。正德白釉五彩器制作精细，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绿色浅且闪黄。有些器物重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增加装饰画面生动活泼之感。
正德五彩瓷的装饰，除传统的花鸟和穿花龙、翼龙纹饰外，还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成为正德五彩瓷又一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已是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在陶瓷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明嘉靖 五彩“荷塘鱼藻”纹罐
嘉靖朝瓷器生产量在明朝最多，由于采用“官搭民烧”的做法，出现了官窑民窑竞烧的局面。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陶瓷品种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记载：“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嘉靖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亦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器。嘉靖五彩云鹤纹罐，造型圆浑饱满，纹饰粗犷豪放，通体以青花加红、绿、黄三色彩绘；黄鹤均先以红彩勾画轮廓线，再填以黄彩，杂宝及朵花点缀其间，主题纹饰上下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及蕉叶纹，整个画面热烈而不浮躁，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嘉靖五彩的特点。
嘉靖五彩瓷器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题的图案，还有以婴戏或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造型端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正釉上五彩作品。
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嘉靖五彩瓷传世品很多，其中大器较多，如大罐、大缸、大盘等。嘉靖五彩器，多数有六字青花楷书款。 明代万历窑的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没有新的创造。万历时五彩的装饰改变了前代构图清新疏朗的风格，以图案纹样满密为胜，特别是采用镂空工艺。装饰的内容仍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图案。也有用雕塑手法来表现的，并带有道教色彩。另有以吉祥内容为题材的，如福、禄、寿这些祝福的吉语用得较多，更显出了平民化、市俗化的意味。《博物要览》载；“漏空花纹，填以五彩，华若云锦。”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是五彩瓷在明代出现的新品种。万历款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是典型的镂空五彩装饰。该器运用镂雕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纹样繁密，多而不乱，镂雕工艺与施彩搭配得巧妙无比，色彩热烈，红、黄、绿、青花等诸多色彩把整个器物烘托得艳丽华美。
嘉靖、万历五彩器的共同特点，即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而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瓷之间的重要区别。
明代的五彩瓷博取中国陶瓷艺术近千年的精华，从初创到发展以至成熟，从洪武、永乐到嘉靖、万历，无论是五彩瓷的颜料，还是彩绘工艺、烧成工艺都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阶段，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初，康熙年间在北京皇城设造办处，归内务府所管。清代粉彩、五彩瓷器等，均是由景德镇造模拉胚做成半成品，而后送入宫廷造办处由宫廷画师专填彩描摹再次烧造。由于皇帝的喜爱，很多造办处所产精美瓷器亦有皇帝参与设计。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到清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代陶瓷之所以能使人为之倾心和陶醉，一是体现了制作工艺的精致细腻，不少作品有一种高雅的格调和雍容华贵的风姿；二是有一种一般民窑无法比拟的优越感，带有强烈的贵族化意味。就五彩瓷来说，华贵深凝是它的总体面貌。
清康熙 五彩西厢记“长亭送别”图碗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明代五彩，如不使用釉下青花，实际上就是釉上红彩、绿彩、黄彩等；而康熙五彩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由于有了深色调的蓝和黑，使得康熙五彩的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康熙时蓝彩烧成后的色调，其深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黑彩又有黑漆般光泽。康熙五彩所用的颜色比明代大大增多，因此康熙五彩比明代单纯釉上五彩更显得娇艳动人。康熙五彩瓷光艳照人，很重要一点是在烧成上。釉上彩是在彩炉中低温烧成的，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温度过高，有些釉上颜色会流动或损失，炉温太低则彩料的光泽不足。康熙五彩一般都色彩鲜艳，光泽明亮。这说明康熙时烧造彩瓷的工艺已十分成熟。《饮流斋说瓷》记载：“清代彩瓷变化繁迹，几乎不可方物，康熙硬彩、雍正软彩。硬彩者，谓彩色甚浓，釉傅其上，微微凸起也。”“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
清雍正 珊瑚红地五彩“九秋同庆”图碗
康熙五彩瓷，绘画工致精丽，生动传神，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只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率画风。其施彩较明代均匀，勾勒轮廓所用线条以焦墨为料，笔锋劲挺有力，后用油墨彩料，笔触圆润柔和。“康熙彩画手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敢于恣肆。”《陶雅》中对康熙民窑五彩瓷器的评价是客观的。康熙民窑五彩器的纹饰，由于不像官窑那样受束缚，题材丰富多样，除了花卉、梅鹊、古装仕女以外，还有戏曲人物等。在描绘各种形象时，勾画的线条简练有力，在乎涂各种彩色后，给人一种明朗感。当后人以雍正粉彩与其比较时，雍正粉彩显得细腻而柔软，康熙五彩则显得劲利而结实，因此被称为“硬彩”，也被称为“古彩”。《陶雅》载：“康窑蓝绿皆浓厚，故曰硬彩。雍窑则浅淡而美观，有粉故也，其无粉者亦羼以他之淡汁，在诸色中推为妙品。
康熙中期的瓷器彩绘深受明末清初画家董其昌、陈洪绶、刘沣源、及“四王”的影响，构图舒展，意境深远。
瓷器装饰方面的内容有一部分贴近社会生活，或警世寓意，或祈福求寿。如康熙三十年之后，朝廷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瓷器装饰上书写诗文词赋，有“独占鳌头”、“米芾拜石”等内容的画面，便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另外，五彩器中还有描写战争的场面，如俗称“刀马人”的戏剧故事和清装人物骑射的图案。这与当时康熙帝吸取明亡教训，告诫子孙要发扬骑射的满族传统，倡导习文尚武的政治背景有关。 康熙《五彩水浒人物故事图盘》以《水浒》中三位绿林豪杰为题材，构图疏密得当，三个人物描绘得十分生动，人物表情刻画人微，所有人物采用纤细而劲挺的线条勾勒，彩绘技巧十分精湛。人物脸部不上彩，整个画面用彩沉稳，彩色丰富而不浮躁，其中黑色深浓如墨，蓝色清亮，红色如枣皮，亮而不浮，黄色老成，几种色彩搭配和谐，十分完美，充分体现了康熙五彩的特征，是五彩艺术精品。
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画面色彩沉稳、热烈而不浮躁是其鲜明特色。康熙五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陶瓷艺术基本要素——造型与装饰方面分析，有几点十分突出。造型方面康熙五彩选择的瓷料精细，拉坯修坯端正细微，一丝不苟，坯体接口不留痕迹，这一点和明代不同；瓷胎是经过精心修坯的，但造型气势不失，仍留有古拙、凝重、质朴的感觉，这一点与清后期造型过于雕琢、轻薄之风亦不相同。康熙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瓷器造型都很规矩严谨、古朴端庄，这和原料制备、制坯成型等工艺技巧的纯熟密不可分。
康熙五彩瓷造型品种很多，大的造型所占比例也多，如尊、觚、鱼缸等都超过前代。康熙时造型新颖，许多器物开陶瓷造型之先河，反映了制坯技术的精熟。如观音尊、棒槌瓶、玉兰花觚、葫芦瓶等，造型饱满、挺拔，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装饰方面，康熙五彩的装饰突出了瓷绘艺术的特征，更加强调艺术感觉，少了一些市俗气，多了一些书卷气，或者说更接近了绘画艺术，但又不是模仿绘画，仍保持了鲜明的瓷绘语言。可以说，明清绘画对康熙陶瓷装饰影响是巨大的，在瓷器装饰的构图上吸收了中国画的一些章法，从表现技巧上看，无论是勾线填彩形式的，还是没骨小写意形式的，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画的影响。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康熙五彩已打破了前代五彩勾线平涂的模式，并吸收了西洋绘画的透视表现方法，在色彩处理上也注意了深浅、明暗，使画面具有层次感、立体感，更具有艺术感染力。《陶雅》云：“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千槎芽，花则风枝婀娜”。这些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康熙五彩装饰的艺术特征。康熙五彩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独步于中国陶瓷艺术殿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五彩和盛极一时的康熙五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数量减少，二是在色彩上改变过去以浓艳为主的特点，趋于淡雅，图案装饰也从繁复变为疏朗，笔意由遒劲趋向纤弱。这种变化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粉彩已成为当时的主流产品，它的制作方法、审美取向势必影响五彩，雍正五彩在绘制工艺上就结合了粉彩中多层次的技法，从而取得清新静谧的效果；二是雍正五彩在彩绘颜料方面仍以红、黄、蓝、绿、紫、黑、金等色为主，但彩绘效果已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雍正以后，五彩瓷逐渐被新的彩瓷品种所替代。
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代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瓷业的发展同其他经济、文化事业一样，随同国势之日衰，逐渐走下坡路。这正如《陶雅》所载：“中叶以后，深厚固不如康熙，美丽也不及雍正。惟以不惜工本之故，犹足以容与中流。嘉、道以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清末五彩已不再风骚独领。
五彩瓷在明代出现并兴盛绝非偶然，这完全是陶瓷文化经发展积累到其时被催生而出的一种必然现象。
清雍正 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五彩花卉纹将军盖罐
透析自宋代以来中国陶瓷的发展，可见其端倪。宋代陶瓷多冷艳绝尘，典雅孤傲；元代的瓷器多过于粗放狂野；而恢复了汉民族统治的明朝，在度过了一段恢复汉文化精粹、追求严谨的时期后，明中期开始出现追求自由清新的趋向。明代陶瓷显示了一切制作趋向日常实用，具有平民化以及追求现实生活的意味。明代瓷器不同于宋，也不同于清。一般说来，清代陶瓷是人工的、几何形式的、技术至上的、严谨而规范的。而明代瓷器却是自然的、流畅的、富有更加浓烈的艺术意味。明代陶瓷在造型方面追求一种人工的自然，不雕琢、不强制，如瓶、罐一类造型，拉坯成型时分段进行，明代瓷器大多可看到两部分相合的痕迹，保留了一些当时的工艺特性。明瓷不如清瓷精细，却更多一些表露出自然精神，耐人寻味。
明代五彩瓷器装饰以浓重艳丽的红彩为主，显得热烈而鲜明。明代各朝都很爱用红彩器，这就给红彩器的出现和釉上五彩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明代出现以红色为主的彩瓷，可能与洪武皇帝以红色为贵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五彩是以红、绿、黄、蓝、紫为主色，这恰恰符合了东方色彩的美学观。
构成五彩瓷器艺术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的装饰性。五彩瓷备受人们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浓艳明丽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纹样。五彩瓷的装饰题材广泛而丰富，画面内容无论是一种或数种植物，还是具有传统宗教以及神话色彩的图案，纹样造型都采取“观物取象”的方式，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式化、规律化、秩序化，强调其象征意义。在构图和纹样的组织中呈现出一种秩序形式，这种形式无论变化与统一、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都给人以秩序和美感。
五彩瓷的图案是以装饰性语言展现出来的，它的构图、画法以及所使用的线条，均追求一种形式美规律。正是这种装饰性的彩绘语言，形成了五彩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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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瓷器的保养
五彩瓷器如果保养不当，会受到严重危害，不利于瓷器的长久保存，特别是传世和出土的精品，更应该精心保养。瓷器的保养必须遵循轻拿轻放、小心谨慎的原则，同时，对瓷器的保养也不能太过以免又造成保护性的损害。
五彩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鉴赏藏品时要注意不要碰撞、摔落，尽量不用汗手摸。看藏品时最好戴上手套，桌上用绒布垫好，赏看时不要互相传递，一人赏看结束应重置于桌上，其他人再捧持观赏。
二、瓶、罐、 尊等瓷器一般是由下而上两段拼接而成，移动时不能一只手提物件上部的脖子。正确的方法是，一手拿住脖子，一手托住底。有的瓶、罐、尊装饰有双耳，在取放时 不能仅提双耳，以免折断或损坏。薄胎器皿，胎薄、质轻、娇气，移动、安放时更要小心，要双手捧底，忌用单手，尤其是瓶件，底足小，体型较长，还需防风吹 倒。
三、刚买回来的高温釉或釉下彩瓷器，应先放在清水中浸泡l小时，再用洗洁精洗掉外表的油污，用毛巾擦干水分后用盒子装上，盒中应有泡沫充垫，且加了泡沫后直径不能超过藏品0．5厘米，藏品放在盒中应松紧适当，同时应避免挤压，以防损伤藏品。
四、 出土的低温釉及釉上彩。在釉彩上会渗入很多杂物，甚至会出现脱釉脱彩的现象，应先在胎釉之间加入少量的粘合剂，在彩上再涂较软的粘合剂以防彩釉大面积脱 落。如果是在地下埋藏较长时间的高温釉或釉下彩，在瓷器表面还产生很多钙质、硅质化合物，即土锈。可先用清水清洗一次，用3%双氧水浸泡3小时左右，再用清水浸泡30小时以上，用清洁白布清洗，一般可除去土锈。如果除不尽，可用刷子醮上醋酸，刷在土锈处，5小时后用医用手术刀斜削除去土锈，刀片只能向一个方向削。待大部分土锈去除后，再用白洁布和牙膏清洗直到土锈完全去除，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高温釉和釉下彩。
五、在洗刷油污等积垢时，应掌握以下技巧和方法：
1一般的污渍可以用碱水清洗，也可用肥皂，洗衣粉清洗，再用净水冲净。
2冬季洗刷薄胎瓷器，要控制好水温，以防冷热水的交替使瓷器发生爆裂。
3彩色瓷器，有的因色彩中铅的成分较多，出现泛铅现象，可先用棉签蘸上白醋擦洗，再用清水洗净。
4如果瓷器有开片或冲口裂纹等现象，污渍容易“沁”入其中，可用牙刷蘸些酸性液体刷洗。但釉上彩器物，不能用此方法，因为酸、碱性物质易损伤釉彩。如果是描金彩瓷器，不可用鸡毛掸子做清洁，因为鸡毛掸子易损伤瓷器上的描金。珍贵瓷器收藏时应配有相应尺寸，带胆的木箱或木盒，以便保存收藏。
明崇祯瓷画“跪地吹箫”有何深意
《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中的两幅明崇祯《品箫图》
江苏古陶瓷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人物卷（第65—67页）有明嘉靖、万历到崇祯时期的9幅《品箫图》瓷画。从这组瓷画中发现，嘉靖、万历时期的《品箫图》多是一个人在树下品箫，面江临水，品者陶醉其中，犹闻高雅清悠之音；唯独崇祯年间的《品箫图》瓷画（见图），同样是品箫，却是跪着的。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有多大的困难令此人如此这般地吹箫？笔者不由得想起“吴市吹箫”的典故？
“吴市吹箫”的意思：指伍子胥在吴国的街市吹箫乞食，比喻行乞街头，用来婉指乞丐。《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伍子胥槖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
相传，“伍员吹箫”的故事，就发生在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伍员又名伍子胥，楚国名臣伍奢之次子，生得身材魁梧，勇猛过人，是个文韬武略之才。其兄伍尚，也是人中豪杰。楚平王听信倭臣费无极谗言，错杀了伍奢和伍尚，伍员逃出家门，奔往他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史称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并非虚言。楚平王为抓伍子胥在各关隘张贴伍员的画像，以便捉拿归案。在离昭关不远的地方，伍子胥遇到一个名叫东皋公的老人。他非常同情伍员的不幸遭遇，安排伍员在他家住下，等待时机设法混出昭关。几天后，东皋公找了一个相貌与伍员相似之人，让他穿上伍员的衣服出关。过关时故意装得慌慌张张，结果被守关将士抓住。守关将士以为伍员已被擒拿归案，放松了警惕，趁这个机会伍员肩扛着一只大口袋，在东皋公的掩护下混出昭关。待守关将士发觉抓错了人，伍已逃之夭夭。
伍子胥一路行乞，昼伏夜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吴国的京城。他见街市繁荣，店铺林立，舟车往来，熙熙攘攘，可是举目四望，无亲无友可以投靠，身无分文，食宿无着，回想家仇国恨，不觉悲从心来。被迫无奈，披发佯狂，手执斑竹箫一管，跪地街市乞食。悲哀地唱道：“呜，呜，呜，天大的冤屈无处诉。宋国、郑国一路跑；孤苦零丁谁帮助？杀父大仇不能报，哪有脸面做大夫？到如今吹箫要饭泪纷纷，定要吹出有心人。”
当时前吴王诸樊有个公子，叫姬光，对三叔夷昧之子僚为吴王大为不服。认为祖父有令，兄终弟及，理应轮到四子季子。季子既不肯当吴王，姬光是长房长孙，应该轮到他。从此心怀怨恨，暗地里招纳能人贤士，等待时机阴谋夺取僚之王位。公子光的谋士被离，被悲哀的箫声所打动，发现有人在街市吹箫行乞。细细听之，才知是楚臣伍奢之子伍员，就将伍员推荐给公子光。姬光素闻子胥智勇双全，就馈米栗、布帛，把他厚养在身边，视为他谋夺王位的得力助手。伍员又把日后刺杀吴王僚的专储推荐给姬光。后来伍子胥不负其望，成为吴王阖闾重臣，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度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廓以设守备。又推荐深通兵法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顿军队。西破强楚，北攻徐、鲁、齐，使吴国称霸诸侯。
晚明瓷画“双头蛇”有何寓意
双头蛇
有位瓷友喜欢收藏青花瓷，前几年醉心于搜集12生肖青花纹饰，曾给我来信，请帮助物色。大家经过一番努力，小有成果：如子鼠有明天启、崇祯的“松鼠葡萄”纹;丑牛有永宣的“犀牛望月”、明万历的“老子青牛”“牧童骑牛”;寅虎有明正德的“乳虎”、崇祯的“下山虎”;卯兔有明天启的“狡兔三窟”“月宫桂兔”;辰龙就更多了，元明清皆有龙的图案，各个朝代，官窑民窑，风格各异;午马纹饰也多，特别是明代万历到天启，“天马”“卧马”“海水马”“群马”皆有;未羊有明天启、清康熙的“三羊开泰”“苏武牧羊”;申猴也可以找到，以“马上封侯”“喜鹿封侯”之猴代之;酉鸡有明成化的“子母鸡”、清代的“冠上加冠”大公鸡;戌狗不多，后来找到一个瓷片，上有一条“看家狗”;亥猪在明代青花瓷上找不到，据说是因为明代皇帝姓朱，“猪”与“朱”同音，窑工怕因画猪而获罪，故纹饰上未出现。直到清乾隆时期，青花纹饰上才出现猪的形象，且是“野猪”。最难找的是巳蛇，许多人努力各方寻觅，迟迟不见踪影。没想到，今年春节前终于传来好消息。
江西九江的收藏家吴忠信从微信上发来一幅图片。青花瓷片标本上绘制的恰恰是一条“蛇”(见图)，看来12生肖青花纹饰可以全了，真让人大喜过望。瓷片纹饰上除了蛇还有一位手握锄头的人。有人看了一眼便下断言：“农夫与蛇的故事”!似有几分像。《农夫与蛇》出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故事内容世人耳熟能详，故事寓意做人做事一定要分清善恶，只能把援手伸向善良的好人;对恶人即使做到仁至义尽，其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后来再仔细揣摩画面，又感到似有出入。瓷片上绘的分明是一条“双头蛇”。为了弄清“双头蛇”青花纹饰的含义，最近我专门查找了一些资料。双头蛇又叫两头蛇，古已有之。古人传说见之者死，说明其狠毒之至。晋郭璞注《尔雅·释地》称为之“岐头蛇”。“歧头蛇也，今江东呼两头蛇。”汉代贾谊在《新书·春秋》中记载：“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后来，孙叔敖果然成为楚国的一代名臣。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德行上》说：“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卷下：“两头蛇﹐岭外多此类。昔孙叔敖见之不祥，乃杀而埋之。南人见之以为常﹐其祸安在哉?”
其实，双头蛇属于蛇的基因变异种，多生活于高山或平原湿地，隐匿于泥土下。越南以及我国江浙、湖广等地，多有发现，并非毒蛇。
清光绪时期的瓷器有何特征
自辛酉政变之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社会局面相对稳定，封建统治政权得到了暂时的巩固，进入所谓“同光中兴”的历史时期。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一方面不断出卖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则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从光绪元年开始，景德镇御窑厂陆续为清代宫廷和东西两厂烧制了数量可观的精美瓷器和祭器，使长期不景气的制瓷业稍有复苏。下面Neil为大家简单介绍下光绪瓷器鉴定特征：
1、光绪瓷器鉴定造型特征：光绪瓷器除了沿用传统样式外，新创的器型有官窑荷叶式盖罐和加铜丝提梁的茶壶，以及器体较大的盆、碗、面盆、花盆及“大雅斋”款的瓶、盆之类，制作规整，样式较多。
2、光绪瓷器鉴定胎体特征：胎体仍然厚重，但和同治时相比，质量略提高;瓷土筛廉较细，胎质较为慎密。仿康熙的器物，胎质粗细兼有，和康熙时相比，胎薄体轻，硬度不足，民窑器多粗糙不规。
3、光绪瓷器鉴定釉面特征：釉汁稀薄，釉面欠莹润，质地松软，色调白中略微泛青，也有部分釉面为纯白色，和现代瓷釉面相接近。
4、光绪瓷器鉴定纹饰特征：光绪纹饰非常丰富，凡是在清代能见到的纹饰，光绪朝都有绘制。官窑青花纹饰画法有三种。第一种单线平涂法，此法应用很广，其中以仿康熙雍正的缠枝莲纹最多，这是工匠将传统画法简化;第二种为单线平涂法加点染法，用于仿清三代青花，在画风上多带有光绪特点，在点染上更加程式化;第三种是光绪朝流行画法，多用于创新作品，纹饰清新，笔法细腻，风格朴实，具有绢画效果。
5、光绪瓷器鉴定款识特征：光绪官窑款识以楷书为主，楷、篆并用。官窑瓷器的款识通常采用双行六字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款，双行四字“光绪年制”楷款少见。楷书款近似颜柳笔法，峻峭飘逸，锋芒毕露。篆书款少见，多为“大清光绪年制”三行六字。篆款笔画圆润，与道光篆书款相似。
有堂名款的光绪瓷器也不少，如有落“大雅斋”、“玉海堂”、“宜春堂”、“济世堂”、“天海堂”、“乐敬堂”、“满福堂记”、“长春宫制”、“储秀宫制”、“坤宁宫制”等的瓷器，其中以落“大雅斋”款的瓷器最为精美。
明末清初瓷器上的玉兔有何寓意
古往今来，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有很多种，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玉兔望月、蟾宫折桂等。也由此，玉兔、嫦娥、蟾蜍、桂花树等，也常常化身为月宫的代表，成为历代制瓷匠人创作瓷画故事的素材。如今，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艺术品市场上，依然可以见到这类题材的瓷器佳作呈现。恰逢中秋佳节之际，笔者整理了一组以玉兔为主题的瓷器佳作，以飨读者。
先看这只明隆庆青花三友花卉玉兔纹盘（图1），口径14.5、底径8.7、高3.2厘米。盘外壁素白无纹饰，内壁一周以青花描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盘心绘一青花圆形留白玉兔纹，恰似玉兔卧于一轮满月之中。杜甫《月》诗有“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句，描写中秋月色，此盘所绘玉兔形态正合诗意，或有祝人长寿、祈求团圆的美好寓意。将兔纹与松、竹、梅“岁寒三友”同绘一器之上，更为这件晚明时期的民窑小盘增添了些许文雅趣味。
再赏这件清康熙青花兔纹浅碗（图2），口径13、底径6、高4.8厘米。碗外壁光素。碗内青花装饰，绘花、蝶、兔等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围绕碗心的花朵内所绘四只白兔，兔回首张望，形态写意。中心所绘动物为代表月宫的蟾蜍。
明末清初之后，民窑中常见此类以玉兔为题材的日用器，多以盘、碗、杯等为主，寓意“玉兔思乡”。在江山鼎革之时，人们常借以表达对故国的怀思。至康熙时期，这种题材逐渐流行，“相思”的涵义和内容也就更加宽泛了。
同时期玉兔纹的瓷器，还有这只清康熙玉兔望月图盘（图3），直径19.7厘米，敞口、弧腹、圈足。外壁边缘处饰弦纹，青花勾勒填绘出竹子、太湖石，颇具江南园林小景之秀雅别致。盘心亦用青花勾勒出外轮廓，继而平涂，而青花分五色，浓淡之间将人物、衣纹、树木界别出层次。描绘盛开的桂花树之下仕女依书案而坐，一手执宫扇，一手挨着桌面，双目微垂，若有所思，玉栏之旁玉兔昂首望月。桂花盛开在八月中秋之际，玉兔望月似乎期盼奔向月亮。此图构思巧妙，借桂花、玉兔来暗示“嫦娥奔月”的民间故事，乃中秋之际对恋人和亲人的思念，为清早期主题突出的青花瓷器上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