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器。
南海沉船中发现的古瓷器
中国水下考古有新进展宋代沉船遗址发现十余处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沉船遗址十余处。
从目前发掘的古沉船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很高。专家认为，如果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不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新发现的沉船遗址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字串4
探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
记者目前正在广东阳江海域“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采访，众多考古专家云集海陵岛，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为何宋代沉船多？
广东阳江的海陵岛，距“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只有18海里的路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站在岛上新建的观景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能清晰地看到海上的打捞现场。中国许多考古专家云集岛上，正在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
宋代古沉船“南海1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对研究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我国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古沉船中为什么宋代船只最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在广州、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密州、华亭海，共设了7个市舶司，从大量的进口货物中获得税收。1131年到1162年，南宋海上贸易税收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木帆船远航，翻沉几率自然也多。考古专家告诉我们，他们从大量文物中得到证明。
宋代建船业是怎样的情景，这些船只又是从哪个地方造出来的？一些读者关注这些历史，有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史料记载，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中国南海发现大量古沉船
1987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当时英国海下探测公司3名队员正在阳江寻找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声呐技术仪器颜色突然变深，“肯定水下有东西！”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抓上来100多件瓷器、铜器、镀金器等等，还有一条1.8米长的鎏金腰带。这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消息震惊了中国考古界。考察中国海域古沉船，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1996年由我国渔民发现的。华光礁在西沙群岛范围，位于永乐群岛南部。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对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古沉船南北长大概20米。从已经发掘出水的瓷器器型、图案看，这些文物都是外销瓷器，如画有仙人、仙鹤，并镶有小龟的碗等，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在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有一座礁石，当地渔民称之为“碗礁”。渔民们捕鱼时，他们的渔网里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瓷碗被打捞上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的祖上从何时起就在这里不断地捞起过瓷碗了。2005年5月，渔民发现了海底有一只木沉船。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海底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沉船呢？对水下考古学来说，即使是一艘普通的古代沉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然而，第一次的水下调查，就让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按照水下考古惯例，沉船遗址被定名为“碗礁1号”。“碗礁1号”最后清理发掘完毕后，出水文物达到了15000多件，连同失散、被盗、被毁的，这船货物估计至少应在5万件以上。有专家推测，“碗礁1号”应该是转口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这是一只宋代古沉船。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沉船遗址10处。其中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
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
专家介绍，从海底几只古沉船的发掘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巨多。陶瓷器大部分是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生产，按照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中国海域里的这些古沉船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均见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宋代古沉船的发掘，使“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为考古人员提供了充足的佐证。福建博物院几位瓷器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文字记载虽然表明，福建在整个海上瓷器之路所占比例很大，但掌握实物并不是很完善。从“华光礁1号”及“南海1号”古沉船中，有大量福建生产的瓷器出水，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实物资料。从全国水下考古来看，南宋时期的古沉船数量上占优势，而船内瓷器大都以福建生产的为主，可证明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没有发现这艘船前，福建博物院不少瓷器专家在研究本地窑口瓷器时，都会在结尾写上“与福建某地瓷器有相似之处”。他们从东南亚考古杂志、日本等地博物馆看到过类似瓷器，但不能肯定是中国福建生产的，因为没有福建陶瓷外销的实物！经过“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才有确凿证据证明南宋时期福建瓷器是外销的，今后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进行直接对比。
考古人员仅从“南海1号”外围清淤及其中一个船舱里，已经打捞出金、铜、铁、瓷类等器物5000多件，以及南宋以前历代皇朝铜钱10000多枚。沉船所载瓷器分属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著名窑系的外销瓷器。考古人员除对瓷器生产地本身进行扩展研究之外，还将对生产之外的运输、当时行政机构等进行扩展性研究，弄清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不同海域古沉船及遗址的发掘，也无形标出了中国商船的航海图。
史料和文物勾画了航海图字串9
“南宋中期的某一天，一艘从福建地区驶出的货船，在西沙群岛附近借着北风向东南亚行驶，突然海面上狂风大作，这艘排水量在60吨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风与巨浪的驱使下，漂至华光礁北边。这里水浅礁多，船搁浅，慢慢沉入海底。”这是考古队员以现在掌握的情况，向新闻媒体描述“华光礁1号”沉船时的情景。从大量文物中能判断这条古船的航行方向，是东南亚地区。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华光礁1号”是一艘迷失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当时的中国商船主要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途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有的学者进而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从现在的古沉船出水的文物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瓷器，所以称其为“海上瓷器之路”更为确切。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古代科技和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开拓了多条海上贸易通道。从发掘的古沉船情况看，“海上瓷器之路”南海段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区段。伴随着大量的航海活动，中国古代有相当多的船舶及其物品沉没海洋，形成了无以计数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沉没在海洋的遗物成为“海上瓷器之路”线状分布的一处处遗珍，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华光礁1号”考古队共有31人，福建省占6席。有福建博物院的楼建龙、羊泽林、王芳，福州市考古队的张勇、朱滨，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星。他们说：“一出水，我们就发现四分之三的器物都是福建生产的，窑口几乎囊括了福建省从南到北的所有产地。”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楼建龙介绍，这艘沉船肯定是在福建沿海的港口停*并装货上船，估计船上发现的江西、浙江瓷器，极有可能是通过发达的闽江、乌龙江、晋江水系或古驿道运输到港口，一起装船。该船在福建出海后，也不排除在其他港口停*过。中山大学历史系宋代史专家曹家启教授分析：“史料中曾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福建考古专家普遍认为：“南海1号”上绝大多数瓷器来自福建，可以作出“南海1号”就是福建船只的判断。这几年在福建沿海陆续发现大量古沉船，年代从宋元到明清都有，船上都装载着大量的瓷器。从目前打捞出水的大量德化瓷器初步断定，“南海1号”商船应该是从泉州刺桐港远航的。
宋代远航的沉船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广东的史学家们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印发给前往“南海1号”打捞现场采访的各地记者。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县、镇江、平江、温州、江阴军、秀州澉浦镇和秀州上海镇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是远航的主要起点。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船往哪里去呢？史料记载，当时与中国通商的有欧亚58个国家，并有详细的记录。目前从宋代古沉船上发掘出来的文物，均能给予充足的佐证。史料记载和沉船文物，勾画了一幅完整的“海上瓷器之路”航线图。
考古将揭开历史面纱
打捞“南海1号”宋代古沉船的消息，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国家地理》在内的美、日等外国记者，也都赶到现场要求采访。
福建海域中发现的“碗礁1号”古沉船，它所载的货物是否外销瓷？它要远航到哪里？考古人员从发掘的瓷器中才找到了答案。瓷器中有许多器物的盖子，高脚杯有了盖子后，明显地表露出了异国情调。还有一种精致的小瓷瓶为数不少，造型各异。经过专家考证，它将作为一种典雅的装饰品来到西方人家的餐桌上。有些是精美的咖啡具。几乎所有瓷器上的纹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但是，专家在一种瓷盘上却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故宫古陶瓷专家陈华莎介绍，这个盘子这次发现了很多，非常薄，它是花口的，另外它的这个图案，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花卉，在当时，中东和西方把这几种花卉看作是天堂的花卉，是幸福之花。
这类瓷盘虽然是中国的装饰，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外国名字叫“克拉克”瓷。考古专家栗建安介绍说，“克拉克”瓷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器物面上画成了一朵花瓣形，在花瓣里面又画上各种纹样，这种就好像在开着窗户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开光”样式的瓷器，在16世纪后期，这一类瓷器已经大量传到了欧洲，在一次拍卖这批瓷器的时候，当时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批瓷器叫什么，所以就把当时葡萄牙人运载这批瓷器的船叫“克拉克”船，把这类瓷器就叫做“克拉克”瓷，从那以后，“克拉克”瓷的名称就流传下来，成了中国这类外销瓷的一个别称。毫无疑问，为这船货买单的将是欧洲市场。
中国将海疆考古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项目，积极开展我国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伴随着更多古沉船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面纱将逐渐掀开，古代航海贸易的许多秘密将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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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陶瓷历史十分悠久，古陶瓷、古窑址和其它文物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爱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考古再现北宋贵族精致生活
吕大临家族墓
虽然吕氏家族墓地多数墓葬被盗，但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仍十分丰富，共有700余件组，有瓷、陶、石、铁、铜、锡、银、金、漆及珠贝类等。其中，瓷器数量多而品相好，以耀窑产品居主流，兼有景德镇湖田窑、定窑、建窑的产品。石器以当地骊山石打造，做工精细，主要为餐具、茶具、香具等。除此之外，文房用具中各类砚台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有带铭文的歙砚、豆绿色俏红边的贺兰石砚、鱼肚白的澄泥砚等。另外还有女子使用的各类闺阁用具，如脂粉盒、发簪等。
这些精致考究的生活用具，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态，也彰显着蓝田吕氏家族书香门第的家族传统。古墓白茶“复活”千年茶艺“这是北宋时期珍贵的白茶，深受宋徽宗的喜爱。”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蕴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北宋时期吕大临家族墓园出土了一批铜、瓷、石等材质的茶具，个别茶具上还残存着数十枚绿茶，部分茶叶仍呈翠绿色，而铜钵与渣斗的成对出现等，更为“复活”中国人的千年茶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者在文物保护室看到，在一件铜钵的底部上附着一小撮绿茶叶呈风干状，大约有20根，清晰可辨，极为罕见。与铜钵配套的是一件口侈腹小的铜渣斗，其内壁上仍能看到一些附着的茶叶。
据介绍，铜钵与渣斗出土时扣在一起，属于两件套。除铜钵底部湿附着有绿茶之外，在渣斗的宽沿与腹壁上还有残茶流淌的白色痕迹。张蕴说：“墓园出土了数十件主要用途为茶具的渣斗，分为陶、瓷、石、铜等材质，可谓十分讲究。
中国古代人在唐宋时期一般是沫茶吃，按“茶圣”陆羽的说法叫做煮茶，即古人常说的吃茶。而这次出土的保存较好的绿茶叶，表明其时喝茶的方式不仅仅是沫茶。张蕴认为，从在吕氏家族墓看，当时有两个系列的饮茶用具，一个是常说的沫茶，是需要碾碎了喝的，另外一种就是沏茶的系列，它很接近于现代沏茶方法。出土茶托盏曾是时尚物件
此前，考古学家在宝鸡法门寺的唐代地宫中曾经出土过一套皇帝捐献的茶具，其中茶炉、茶磨、茶筛子等一应俱全。
张蕴介绍说：“我们这次出的茶托盏较多很讲究，来源名窑有耀州窑、建窑、定窑等，虽然没有出煮水的炉子，但出土了茶炉所用的碳铲、火筷子等，造型都很精致，都有攒花。当时在沫茶系列里是以这个建窑的托盏最为名贵，贵族或高级知识分子里边最为流行，谁家里如有一个建窑的金毫或银毫盏的话，就属于非常讲究档次了，那是士大夫们优雅精致生活的象征。”
专家称，古人喝茶十分讲究，除了茶具讲究之外，有时还需要沐浴、焚香，随性书画。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香具、文具等，都应是有讲究的。它从一个侧面，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人仆从侍候沐香饮茶时书画人生的精致生活片断。银质化妆盒存留胭脂
考古学家在吕氏家族墓地还发现一件核桃大小精巧玲珑的银质化妆盒，盒内存留暗红色物质。经中国科技大学实验中心检测鉴定，为女子使用的胭脂。
胭脂，又写作燕脂、燕支、焉支等，一种红色染料，古代妇女用以涂脸颊或嘴唇。史书说，“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可见胭脂对妇女面部化妆的重要。
胭脂在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中华古今注》上说，胭脂盖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为脂，为燕国所产，故名燕脂。有的史书上还说，那时称作燕支，是因为燕地妇女采用燕支山上生长的红兰花叶汁做成一种红色染料而得名。现今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燕支山或叫焉支山的。据说，匈奴在汉武帝时，失去祁连、燕支山后，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其中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王的妻子叫“阏氏”，也就是燕支，意思是他们的妻子可爱得就像燕支花，艳丽动人。因此有人认为涂胭脂的习俗有可能始自匈奴人，后来又传给汉族妇女。
胭脂盒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宋代更是盛极一时。
抚摸这些历尽岁月沧桑的胭脂盒，依然飘荡着沁人的芳香，多少岁月挥之不去，多少红颜白发随风而逝。这盒中胭粉抚摸过多少桃花脸？这小小的盒儿又装过多少杨柳风？如今已无人懂，活在历史中的只有她们唇红齿白，娇艳欲滴，她们的花容月色，冷若冰霜，偶尔回头一笑，心神迷醉，倾城倾国！精致白瓷身份成谜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瓷器均为餐饮具，以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其中刻花碗和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花口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皆做工精到，造型别致，釉色晶莹细腻，设内外双重盖，内盖又为两件组合而成，根据需要既可全部打开又能只提揭中心小盖钮取物，更好地起到封闭作用。特别是套装酒具的出土，印征了耀州窑生产的花口樽还有与酒壶配套使用的功能。
属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器物虽然不多，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圆唇、高领、鼓腹、平底，执手与短流对生肩上，盖钮生动，盖沿与执手端各有小贯耳以穿绳连接，其构思缜密周到，加之浑厚的外观造型、剔透细腻似自然天成的青白釉色，使其在众多出土瓷器中格外醒目。另一件素面香熏做工精细，附以巧妙的构思更显出影青瓷具的玲珑晶莹。福建烧制的黑釉茶具以其庄重华美的釉色在宋代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此次出土的金银兔毫茶盏皆为建窑代表产品。河北定窑产品以餐具碗、碟、储物瓷盒居多，还有一批窑口出处尚待研究的餐具，其精到的制作工艺、端庄典雅的外形、均匀细腻的釉色均属白瓷的上乘之作，而出处之谜更增添了美丽外表的神秘色彩。为何少见金银器
出土器物中金银器很少，有素面金簪一枚，造型简捷质朴，应当是男子束发所用；錾花妆盒一件，大如胡桃，精巧玲珑，盖面錾刻大朵牡丹，下衬鱼子纹，应属女子随身携带之物。
张蕴说，出土的这么多文物中主要是瓷器。唐代是金银器多，但到了宋代，随葬金银器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宋代可能讲究更雅致的一些东西。所以在闺阁用具里，妇女的装饰品非常少见。作为这样一个大家族，有这么多女性墓主，却没有特明显的很精美的装饰，可能吕家的家教非常严格，是比较讲究朴素、低调的一个家族。
除了出土的文物精致讲究外，张蕴发现，这片家族墓地也是经吕家人精心挑选的。
张蕴说，墓地坐北向南，能充分地接受阳光。另外，土层非常深厚，且土质很坚硬，适合于营造比较深的墓葬，为他们建造土洞墓室提供了一个先天条件。另外，墓地背靠骊山，面对灞水，依山傍水，这在风水学上非常好。水是财气，在墓地的两边，又有两条灞河的支流把墓地环绕起来。当地人到现在还说吕家选的这个墓地有“二龙戏珠”之势。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应该是张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田野发掘工地。“这个一千多年前显赫家族的墓地中有着太多精美宝贵的文物需要仔细整理，也还有不少的谜团等待人们进一步破解。”张蕴说，田野发掘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另一个工作的开始，就是通过文物的整理，揭示北宋时期吕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真实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