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找平器。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
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
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唐英供器款，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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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法华寺的供器——青花花卉纹觚
清乾隆青花法华寺铭花卉纹觚
明清时流行的佛前供器一般为五件，包括一对花觚、一对烛台及一件香炉，合称五供。觚腹部书写法华寺三字，推测这对花觚是法华寺的供器。
瓷质五供最早出现在正德时期，但成套传世的瓷质五供主要是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烧造的。按其装饰方法可分为青花、粉彩、斗彩等各种样式。五供的形制各朝代变化不大，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大小均有。整套瓷器上多装饰缠枝莲托八宝纹，排列为轮、螺、盖、伞、花、瓶、鱼、结，逐渐成为一种祈求吉祥的传统纹样。
清廷信奉佛教，供器多以莲花装饰。在所有花木中，莲花与佛教的姻缘最为密切。莲是佛花，是佛国的象征与圣花。莲花为佛中圣花，在佛教中有多重意蕴《妙法莲华经》就是因为用莲花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而得名的。莲花，即妙法。花代表接引众生的法门。佛即莲，莲即佛。莲花的自然美完全可用来象征佛教种种理想。莲贵善美，昂首挺展，日艳且鲜；洁身自处，傲然独立；其根如玉，不着诸色；其茎虚空，不见五蕴；其叶如碧，清自中生；其丝如缕；绵延不断；其花庄重，香馥长远；不枝不蔓，无挂无碍；更喜莲子，苦心如佛白色莲子，正如人的佛性。小小的莲房、莲子，在佛眼中，广阔无边，是人所探究，也是应认识的本心、佛性。莲蓬上供莲子居住的莲室，曾被喻为人体的窍门，也代表接引众生的法门。可以说，莲花几乎无处不是佛性的体现。
青花八宝五供
【青花五供，禅香千载】：
礼佛所谓五供者，由香炉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组成。《登真隐诀》载：“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祇缘斯以达言，是以祈念存注，必烧之于左右，特以此烟能照玄达意。”因此佛家焚香，能见三十三天，参玄妙悟，礼佛之极也。
【佛家八宝，吉祥永年】：
佛家八宝又称八瑞相、八吉祥，依次为宝瓶、宝盖、双鱼、莲花、右旋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是藏传佛教中八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相传释迦摩尼诞生之时，天上献下种种供品，此八宝即为天人所供，寓意吉祥永年，福泽无量。
【缠枝莲纹，绵长典雅】：缠枝莲的介绍
莲花，乃佛教圣洁之象征，又名宝相花。缠枝莲纹它又名为“缠枝花”或“万寿藤”，古人依据藤蔓卷草提炼而来的连续式纹样。其委婉的布局，优美的形态，富有动感的节奏，象征着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美好寓意，为传统吉祥纹饰之一。
【炉风岿然，轩然鼎力】：
五供居间者为香炉，炉体造型浑圆雄健，其下三足鼎力，大有轩然气势。炉口宽厚，其上有扭如狮，满绘青花，粲然有神。炉身上衔两耳，青花回纹，气质端庄。
【花觚挺拔，端庄清秀】：
五供中花觚为经典唐英式，喇叭口，长颈、折肩。其身上下仿若两个喇叭，中腹鼓其若算盘珠，三者相衔，器形舒张而挺拔，弧度自然，自有一股端庄隽秀之感。
【烛台静立，秀雅出尘】：
五供中烛台亭亭，造型式样与花觚相类，其上端形似高足杯而胎体厚实，中为宽口浅盘，圆整而有力，下为摇铃式底，敦实而富变化，远观清秀出尘，形体虽然上小下大，却能静立亭亭，予人古雅匀称之感
【长物精工，绘风精雅】：
此套青花五供延请高手仿制，饰以青花纹样，纹饰布局密而灵疏。缠枝莲曲卷芊蔓，八宝相杂期间，仿古青料色泽静谧，幽兰雅丽，全然一派庄严格调。且其画工精湛，线条运转酣畅如怡，令人赞叹！
【乾隆古款，古韵悠然】：
五供皆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款，款式精雅，篆法自然，乃清代官窑古款，格调清雅，古意盎然。
宋代宫廷御用器“供御”茶盏
“供御”刻款、“進琖”印款，是建盏为宋代宫廷御用茶器确凿无疑的证据。然而，何时建盏才真正地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确实的“供御”呢？
据现有史料记载，建盏最早出现于宋代宫廷，是宋徽宗在宴请时“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赐与蔡京。时间是政和二年(1112)四月八日。
（“建溪毫盏”即为建窑兔毫盏，“建溪”为古建州（今南平）境内的主要河流，福建闽江的上流，即指代“建州”。）
上海博物馆藏 “進琖”印款建盏
宋徽宗为蔡京举行的这次宫廷特宴，是在他第三次起用蔡京主持国政的时候，以此来表示对蔡京的特别宠遇。蔡京自杭州奉诏抵达开封时，徽宗已赐以“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fúxì]于西池”等优异礼数，又决定为他举行这次特宴。赴宴者有宰相和执政何执中、郑绅、吴居厚、刘正夫、侯蒙、邓询仁、郑居中、邓询武、高惊、童贯，并以最宠爱的第三子嘉王赵楷陪宴劝酒，加上蔡京及子蔡位，共十三人。
（有关该宴会史料为蔡京自己记述的《上清楼特燕记》。）
此次宫廷宴席明确表明，至少在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徽宗当政第12年以前，建盏已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供御”茶器。此时比《大观茶论》成书晚四至五年。
徽宗的前任皇帝是兄长哲宗赵熙。哲宗在位15年，年仅24岁便病逝，因无子嗣，而由徽宗接位。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盏“供御”、“進琖”于徽宗之前呢？
元祐（哲宗的第1个年号）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一首诗文《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叙写的是苏轼在与蒋颖叔、钱穆父随哲宗景灵宫行李，哲宗赐茶给大臣们的情景。其中，有二句诗文“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南宋的苏轼诗词注本，注“铜叶”为“茶盏也”，“铜叶”是一种树叶形的铜质茶盏。
苏轼的诗写明了，哲宗赐茶所用的茶盏是“铜叶”，而非建盏。说明，建盏在哲宗元祐七年时还不是“供御”。
而一年后，元祐八年，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后，哲宗才开始亲政，时年17岁。与徽宗不同，哲宗是个励精图治、抱负远大的皇帝，在亲政到病逝的7年里，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变革，实施元丰新法，而且在军事上收复青唐、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在这短暂的7年里，哲宗取得的了如此的政治、军事成就，且是在17至24最具理想抱负的时期，想必不会多心于茶事，或是为茶事之精细而更改赐茶所用茶盏。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在宋哲宗（1085年-1100年）期间，建盏还未进入宫廷，成为“御用”茶器。也就是说，在史料依据下，建盏成为“供御”始于徽宗，在公元1100年登位至1112年赐茶之间。
徽宗著写《大观茶论》的时间为大观元年或一年（1107年或1108年），文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按其书写所用的语气，以及徽宗对茶事之精，徽宗早在《大观茶论》之前就已经将“建盏列为斗茶之第一盏”。
紫砂壶与供春壶的历史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着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着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着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澂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