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找平器。
近五六年来，有不少古瓷爱好者寄来底部带“官”字款的“古瓷器”照片请我鉴定，有的甚至请我著文为之宣传，看来上当受骗的朋友不少。我觉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辙。古瓷器中，确实有带“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据有关窑址，墓葬考古资料统计和国内的研究论述，对这种“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一、从烧制时间上看，它们出现于唐代晚期，经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烧。
二、从窑口和瓷种上看：1.北方定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产品中；2.耀州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五代时期黄堡窑的仿越窑青瓷产品中；3.南方越窑“官”字款瓷器，仅从五代和辽的两个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只青瓷双系罐和一只青瓷花口盘。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和垫柱上发现刻有“官”“新官”款，但未发现刻“官”款的该窑瓷器标本。
三、从质量上看，凡带“官”字款的瓷器都属于各自窑场中的优质产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窑白瓷器，件件精美无比。而五代耀州黄堡窑的“官”款产品，无论其釉色或工艺都可与同时代的越窑精品相媲美。
四、从生产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窑”出现以前（北宋后期）生产的，因此它既不同于宋元明清的官窑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间窑场向朝廷进献的贡器或者官府的定烧器。
五、从数量上看，这种“官”字款瓷器的烧造并不算多。1979年冯先铭先生的《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一文中，对当时国内外所发现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残底）进行了列表统计，共汇总为70件。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权奎山教授在其《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问题》一文中说：“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这个统计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带“官”字款的器底残片。我认为，还会有一些民间收藏的标本未被收录，但不会太多。
六、从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盘、碟类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壶、罐、盏托以及笔添这样的文房具上也有发现。
七、从落款方式上看，均为划刻款，大多数是在器物施釉后未入窑前用尖状工具（不用刀）划刻上去的，只有极少数是在露胎底部划刻的。
八、从书体上看，行、楷、草书皆有，以行书居多，未见隶、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古玩市场上就出现了几种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种注浆薄胎白釉器使许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当。这种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浆，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龙凤、松鹤等图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体“官”字。在未注浆前，把蓝色、黄色的龙、凤、红色的火云等透明图案纸预置于器壁内部，注浆烧成后这些彩色图案就隐在白釉器内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夹在内外壁白釉内的彩色图案就显现出来。其实，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当受骗，是他们不了解古瓷的生产和工艺。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达不到注浆器这样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术中没有注浆以及在器内贴印彩色图案的现代工艺；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无篆体“官”字款瓷器。
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浆器，在古玩店里被装进锦盒来蒙人，而今在景德镇满地摊都在卖，其身价也由几百近千元一只跌落到十块八块，甚至五六块钱就能到手。
近年来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为多见。
许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屡屡为伪“官”字款瓷器所骗，主要原因在于鉴藏古瓷时的思维方法有误。人们没有把鉴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从理论和实物标本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去学习知识、提高眼力，而是简单地以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窑古瓷，制伪者也正利用了这种浅显思维的弱点。不仅伪“官”字款瓷器能骗人，那些写的、刻的、青花的、釉里红的“大元国至正X年”“大元国内府公用”“大元国成吉思汗纪国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买着珍藏，有的还上了高档图录，甚至还有颇为知名的专家为之写序张扬。如此下去，实令人忧虑。
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助于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伪器的当，并且推而广之，不再热衷于在地摊上和古玩店里买“五大名窑器”和明清官窑器，那就谢天谢地了。因为这种好事根本轮不到我们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内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帮着找货、掌眼，并且得准备好五位数甚至六位数的资金才行，因为这是内行捡得上述珍贵瓷品的“漏”的起码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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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院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瓷器款字辨伪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五代，高6.6cm，口径17cm，足径6cm。
碗敞口，斜壁，圈足。胎体轻薄。碗里外及圈足内均施白釉，釉色纯正。足中心刻划“官”字。
此碗是五代时期河北曲阳定窑产品，属同一时代白釉瓷器中的精品。
据考证，晚唐至北宋定窑瓷器铭款中以刻划“官”和“新官”者居多，仅1985年陕西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晚唐定窑“官”字款白瓷就达33件之多。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基和净众院舍利塔基也曾出土17件北宋定窑刻划“官”和“新官”款的瓷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数件“官”字款定窑瓷器收藏，主要是盘、碗、水丞、罐等器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国内外收藏的署“官”字款的定窑瓷器大约有80件左右。过去曾有学者认为这些署“官”字款的瓷器中有一部分是辽代官窑的产品，但是，自从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大批“官”字款瓷器后，学术界基本统一了观点，即认为“官”字款白瓷均为定窑产品。当年定窑部分作坊被皇室或官府征用后，为防止与民用器物相混淆，特刻划”官”字，以示区别。与同时期不署款定窑瓷器相比较，这些“官”字款器制作工艺都相当精细，属于精品，已达到宫廷用瓷的标准。
瓷器款字如何辨伪
瓷器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据陶瓷收藏网）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上世纪30年代的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警惕高仿
樊家井，原来的仿古瓷一条街，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小通道，8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个体瓷器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业主们看中了这块尚未开发且价格低廉的“码头”，纷纷拥向这里建起前店后坊，不过几年的功夫，便很快形成了一条店铺鳞次栉比的瓷器街。这条街由北向南大约有两华里左右长，密集着几百间瓷器店铺和作坊。街道两旁岔道交错，沿着每条岔道往下走，个体仿古瓷小作坊数不胜数。每天清早8点钟始，直至晚间断黑，这里简直就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一派繁忙景象。它在景德镇的知名度，不亚于潘家园和琉璃厂之于北京，藏家商家，无人不知。
集天下名瓷仿品之大成，是这条街的最大特色。宋代汝、官、哥、钧、定5大名窑和耀州窑、磁州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及龙泉窑6大窑系的仿品，这里一应俱全；元代青花、釉里红以及色釉瓷仿品，让你看得眼花缭乱；明清两代带款铭的历朝“御器”，经常可见围观者评鉴莫衷一是；近当代一些陶艺名家作品的仿制品，也赫然摆在货架上。当然，景德镇作为自宋以来中国制瓷业的主要产区之一，历代瓷工相沿承袭能够驾轻就熟仿制的，自然还是以影青、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五彩、颜色釉以及明清御器等品种为主，其它窑系的仿品瓷，大多来自河南、陕西、浙江、福建、河北、广东等地。景德镇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重镇，如果把樊家井说成是当今全国历代名瓷仿品的主要集散点，恐怕实不为过。
开诚布公可说是这条街的一种风格。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不回避顾客。你可以看到很多店铺门口，摆放着盛满泥浆水用来涂抹瓷器的大小木盆，用来蚀褪瓷器浮光的装满氢氟酸和高锰酸钾的瓶瓶罐罐，还有用来擦拭瓷器使其变得陈旧的稻草和草木灰等。店主和伙计们不仅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为自己店里的瓷器做手脚，同时还承接各方来客送来的瓷器代为“加工”。走在这条街上，随处可见墙上用石灰水和毛笔写的“为瓷器做旧”的招揽广告，并且地址、门牌、电话号码明示不讳，生意很是红火。有的店铺专为顾客或商家代写款铭，这里有不少专职“款”手经过多年摹练，对明清御器款识写来得心应手，几可乱真。
良莠参差，趣闻跌宕，风景这边独好。这里的仿古瓷价格并不高，原因就是大路货居多。在景德镇，还有几家高仿瓷厂家，分散在别处，那里的高仿瓷器价格不菲，不到一定“层次”的商家和藏家，是不会去光顾的，一般的人都是到樊家井来“掏宝”。
在这条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大多是外地人，有很多肩上背着包、手上提着袋的，都是来这里“拣货”的，他们就是靠几只布袋，走南闯北，或为各地古玩店铺运送货源，或直接到各大中城市古玩市场摆摊售卖，一般每个月往返2至3次，不少人收入超过工薪族。春秋两季，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群商人中，江西抚州籍人是其中一支生力军，在这条街的各个店铺和旅社里，在全国一些城市的古玩市场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樊家井的店主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抚州佬”。诚然，抚州人缘何会形成一支瓷器销售大军很难溯源，但改革开放劳动致富的环境，无疑是前提条件。
当晚霞在天边抹去最后一丝红晕之后，樊家井的这条街开始从一天的喧嚣声中寂静下来。但就在这静谧的街道两旁紧闭店门的屋子里，迎接又一个黎明到来的各种工作正在酝酿和准备。樊家井，它曾是活跃经济丰富人类生活的沃土，但由于无节制集散仿品必定给艺术品鉴真辨伪增添了藩篱，功过正负各占几成，只有留待历史检验，后人评说了。
试析两方署黄士陵款印章之伪
西泠印社2006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之“犀象印萃”近现代名家家刻专场中，精品纷呈，尤以诸多牙印为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清代名家印相对较少，晚清四大家之一黄士陵仅有两方印参拍，分别为“武陵隐者”“文伯所藏”（图一、图二）。从尺寸及石料看，两印属于对章。然而笔者研究认为，此二印并非黄士陵真品，而是现代人的仿作。
先说印文。黄士陵曾在“武陵龙氏”（图三）边跋中说：“曲阜桂氏《缪篆分韵》有‘奋武将军’‘武安长’二印，‘武’篆从之”。“武陵隐者”一印之“武”即如此写法。此“武”在黄士陵印中出现多次，可以看成黄士陵用篆一个特征，仿者选此，可见其对黄士陵印章有一定的研究，有“先声夺人”之臆想，颇用一番心机。黄士陵印谱中又有“金门隐者”（图四），其边款云：“隐篆省文，见《缪篆分韵》，庚寅四月款甫”。“武陵隐者”之隐、者二字篆法均出自“金门隐者”，不过仿者将“者”之“日”字中间一横故意不刻通，以示变化，其实这正暴露了作伪的痕迹。我们说此印的仿刻者有一定的水平，对黄士陵篆刻亦有一定的了解，表现在于刻者在笔划间故意留有冲出线外的刀痕，也是模仿黄士陵的特征，如“者”字，但是黄士陵真刻的这一特征表现在横线上，如是在横划下端，由左边冲入。而表现在横画的上端，则是由右边冲入，这是由黄士陵的用刀习惯所决定的，呈现规律性。仿者不谙此理，只知机械模仿，反而露出了破绽。以上所说其实还只是皮毛之象，黄士陵艺术真正内含和修养并不是能轻易掌握的。我们再从时代气息看，“武陵隐者”之“隐”字“爪”部的刻法，一望而知是当代人的伎俩，其他如一些笔划收笔处的锐刀角，皆是如此，此两个虽时露锋芒刀痕，但在整体上仍掩盖不了用刀功力的先天不足，这便是机关算尽仍露出了马脚的关键所在。至于“文伯所藏”朱文印，线条更弱，结字更散，“所”字之“尸”死板，“斤”失调；“藏”字各包围松散，“臣”拘束小气，边框线条尤其软弱，均为败笔。
两印为昌化鸡血石，昌化石性涩、黏、不受刀，但此两印表现出来的弱点不是石质所造成的原因，而是刻者真实水平的表现，这点是要提出说明的。
相对印文而言，边款之伪更加明显。我们知道黄士陵早年曾用双刀刻款，时间不长，即改用单刀刻款，基本走的是何震开创的单刀法路子，特点是重入轻出，以横划来说，字形多呈左低右高状。约在己丑（1889年）年前后，黄士陵40余岁，他的边款开始有了变化，刻法改用推刀，一些长横划表现地尤为突出，字体则有明显碑意，字形平正，一如他这一阶段书法中落款的碑意行书。庚寅（1890年）以后，无论是黄士陵的书法、篆刻，均已十分成熟了。
分析“武陵隐者”“文伯所藏”两印边款之伪，最好的方法无疑是将已确认属于黄士陵作品而又属同一年所刻的边款来加以比较。上述两印边款纪年为癸巳，即1893年，黄士陵45岁，在黄氏印谱中，署癸巳年款者并不少见，这就让比较工作变得容易多了。真品印章边款字形的左低右高倾向基本消失殆尽，代之以横平竖直，一行字乃至几行字大小错落而又紧凑、自然、生动，书法笔意十分突出，如“梁麟章印”（图五）边款字如用毛笔写出，伪品则线条单薄、呆板，更无笔意。用刀方法也与黄氏不类，典型者如“广”“雅”等字是。其中“陵”字左耳的写法，在癸巳年中黄士陵尚未如此刻过。至于“文伯所藏”款中“史”字乱无章法，“篆”字“竹”头散漫不聚，下部弧弯刻法全然与黄士陵刻法相左……
最后说点题后的话。拍卖图录上介绍黄士陵生卒年时写作1849~1908年，其实黄士陵卒于1909年这个问题，韩天衡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已提出并解决了，得到印学界的共识，作为一般泛泛介绍文字不知也就罢了，但作为西泠印社拍卖会，尤其是印章专场拍卖，仅从过去出版的工具书摘录几段文字，仅此一点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洪宪瓷辨伪不能只认“款” 应多分析其工艺
梁先生：最近看到了很多卖洪宪瓷的，请问洪宪瓷的落款到底应该是“居仁堂制”、“洪宪年制”还是“洪宪御制”？
天津文物博物馆学会张志华介绍：这三种落款都可以。所谓的“居仁堂制”是因为当时袁世凯的住所在居仁堂，所以底下有这个落款的都是特供给袁世凯的。而其他的洪宪年制或者御制，则是在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短命政权结束后，由于洪宪瓷受到重视开始走俏，所以景德镇工匠为了生计加制的。虽然并非特供给袁世凯，但是从工艺上讲还是有很多精品的，而且也与“居仁堂制”并无太大差异，也是民国瓷器的优秀艺术品。所以并非某种落款的就一定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落款并非是判断洪宪瓷的主要依据。
判断洪宪瓷要看一件瓷器的器形、工艺、绘图是否符合。洪宪瓷都是粉彩和珐琅彩，其中珐琅彩是以前清宫造办处引进的西洋珐琅料，在白瓷上作画后入炉烧制而成，后又加入了适量色素，因此不同于其他瓷器，是洪宪瓷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后期的劣质仿冒，釉色有红有蓝，与精美的洪宪瓷差别很大。
综上所述，判断洪宪瓷的真伪不要只凭落款，应多分析其工艺，从鉴赏艺术品的角度出发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