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瓶。
唐黄堡窑青釉双鱼瓶
楼钢说古陶瓷之十二
本栏目摘选自著名古陶瓷鉴赏家楼钢的著作《中国古陶瓷鉴赏手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古陶瓷的方式。
楼钢(古陶瓷收藏鉴赏家)
这是一件唐青釉双鱼瓶。瓶制作成双鱼合体型，鱼口即为瓶口，小口园唇，高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器表光素无纹，肩部饰对称鱼眼，腹部双侧有鱼鳍及鱼划，两侧有四只贯耳便于穿绳提携。
鱼与人类的关联由来已久，鱼恐怕是人类最早能够获得的非植物性食物之一。世界古人类的生发和繁衍，无一不是泮水而生，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同样离不开黄河、长江两大水系，这与古人类捕鱼而食具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各地发现的远古岩画，狩猎、放牧、捕鱼等画面是出现得最多的。西藏任姆栋一号岩画，中心部分就是一条大鱼三条小鱼。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之中，鱼纹和水波纹是最常见的纹饰，足见鱼在早期人类生活之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同时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如果彩陶花纹确是族的图腾标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还有学者认为鱼乃阴阳的象征，“鱼跃于渊，通乎阴阳”，太极图的核心就是两条向抱的阴阳鱼。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最下方就是两条相交缠的鱼形图像，并以此支撑着现实世界。
历代出土陶瓷器中，以鱼纹做辅助纹饰的常见，但以鱼形为主体的并不多见。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三彩双鱼瓶，山东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唐三彩双鱼瓶，这两件均为陶器，贯耳装在在鱼鳍之上。而此件藏品贯耳装在鱼腹之下，使鱼的形象更加完整，构思可谓巧矣，同时，其双鱼合体的形制也与阴阳鱼的概念相吻合。
(本版所刊文章均为作者特约所撰，转载请注明作者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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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
衡阳，位于湖南省的中南部；因其地处南岳衡山之南，且山南水北为“阳”，故名。而坐落于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镇蒋家祠、高山村一带，以烧造青瓷为主的窑口——衡州窑，其始烧于晚唐，盛烧于五代，终烧于宋。由于该窑在2004年于瓷片堆积层中出土了一件浮雕莲纹青瓷钵，其钵上有“衡州白竹窑中坊”的褐彩书款，因此名为“衡州窑”。该窑所施的青釉，主要有青黄、青绿这两种。胎色以灰白、浅灰、灰、铁灰，以及褐红、砖红、黑灰最为常见。胎体较薄，胎质较致密。器型有壶、瓶、罐、坛、钵、碗、碟、杯、盘、唾壶，及粉盒、洗、水盂、香炉、油灯盏、砚台、军持、茶碾等，极为丰富多彩。
这是一件衡州窑烧造的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见图），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它通高24.5、口径8.8、底径11.5厘米，是1957年7月，于笔者所在的单位——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出土的。此盖罐罐身为直口，短斜颈，溜肩，长筒形腹；瓶腹作四瓣瓜棱形、上下安装对称四系以便穿带。胫部下收，大平底。覆碗形的罐盖，罐盖两侧有对称双系。铁灰的胎色，胎体较重。上化妆土，施不到底的青釉，釉色青黄，另有较易剥落的细小开片。
衡州窑以青釉光素无纹为主，辅以刻、划花和印花。仰莲瓣纹是常见的刻、划花纹样，有的莲瓣瓣尖具有浅浮雕效果。印花装饰的时代稍晚于刻、划花，纹样有蝴碟、菊花等，另外极少数的青瓷上还有褐彩装饰。而本文介绍的这件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虽青釉光素无纹，无任何刻、划花和印花的纹样，观之却朴实无华、沉稳大气。
衡州窑是我国民窑中最具特色的窑口之一，而衡州（今衡阳）是茶的故乡。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的陆羽，在其所著《茶经》中还三次提到了衡州茶“山南衡州茶，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钦州茶生婺源山谷，与衡州同”“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州同”。且唐代诗歌名家杜荀鹤、李繁，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梅尧臣、郑谷等，皆有赞咏衡州茶之诗句。故笔者大胆推测，此件衡州窑烧造的“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当时应作茶具之用。
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赏析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报道可知，长沙窑的产品遍布国内多个城市，并出口至西亚、南亚、东亚等地，而其窑址所在地的长沙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遗物，这其中以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最多，共计4800余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收藏最多者。这些瓷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活面貌，也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中一些瓷器更是将诗词装饰与传统节日相融合，本文所介绍的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见图)便是见证两者相融合的佳器。
题诗瓷瓶高23.6厘米，腹径16.2厘米，底径12.5厘米。敞口，颈部长且粗，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颈肩处有一半环形系，系的正对面有一多棱柱短流，流下方则以褐彩书写有诗歌一首，诗文内容为“寒食元无火，轻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瓷瓶胎质为灰色，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此瓶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古城村。
瓷壶字迹清楚，诗文内容语出自然，立意精洁。通篇对仗，虽为“宽对”形式，但亦可称之为工整。第三、四句本应为“新柳”对“古坟”，“上”对“前”，最终将“柳”与“上”的次序调换，“上”之词性亦随之改变，使“鸟啼新上柳”为写时间之早而非原来的季令之早，尽管打破了对仗，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这一变动确有别出心裁之妙。通过对诗文瓷瓶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晚期扬名世界，成为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其釉下多彩的创烧和广泛使用。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时期的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区石渚湖的彩陶源村一带，今人名为长沙窑，唐时称为石渚窑。长沙窑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南北制瓷工艺融合的产物，其焙烧技术多继承岳州窑的工艺，而产品的种类及其釉彩、装饰工艺则与中原特别是河南瓷业有着较深的渊源。唐朝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日渐风靡的饮酒饮茶之风更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加上当地有着优越的水路条件以及丰富的制瓷瓷土和充足的燃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沙窑才得以迅速发展。
长沙窑的烧造年代主要是唐代，因此其产品也带有明显的大唐风范，造型多圆润饱满、体态丰盈，圆形是其主要造型元素，并运用大量大角度的弧线。长沙窑的陶瓷产品非常富于变化，常以细节取胜，同样是壶，其口、腹、流、系就有不同的变化，同一造型元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给人无限玩味之感，即使是同一尺寸同一造型，其装饰也堪说是“千变万化”。
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烧造以中晚唐时期为鼎盛，五代后逐渐没落，其产品造型也随着时代的风尚变化而变化。唐朝至宋朝的整体造物特征变化就是由丰满大度向精致秀气方向发展。因此，长沙窑“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趋求秀丽，以壶、罐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多棱短流、单曲柄，显现出丰腴稳实。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
长沙窑除了其产品非常富于变化，且造型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外，其釉彩和装饰题材也是值得后世称赞的。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有人概括为“南青北白”，即南方以制造青瓷著称，北方以生产白瓷盛名。“南青北白”说，大致反映了中唐以前我国瓷器釉彩工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了。长沙窑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褐、绿、蓝、红、黑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多色釉的出现，首先突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南北制瓷技艺的交流融合，为釉色的不断丰富找到了新路;其次，对瓷器的观赏性及其审美价值是一次提升，也为釉下彩的出现在呈色上创造了条件;最后，长沙窑多色釉瓷和唐三彩一样，是颇具魅力的大唐文化多彩的反映。
以釉彩绘画则是长沙窑彩瓷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长沙窑虽然并非是彩瓷的始祖，但是彩瓷工艺的成熟、普及，当功推长沙窑。长沙窑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长沙窑不仅是一窑多彩，甚至有一器多彩现象，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这些彩往往两种相间使用，施于器物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占据器表的大部分，且它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除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釉彩外，长沙窑还将绘画题材和釉彩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这可以从国内外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上得到验证。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的绘画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山川、动物、建筑塔庐以及随意画等。长沙窑瓷上的绘画是在文人或准文人的参与下完成的，或者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这些绘画既吸取了宗教画、文人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又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绘画的特色，突出了自己的个性。
长沙窑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装饰饰于瓷的瓷窑，根据统计，长沙窑留下的诗歌近百首，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事做人的警句。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其广泛，有酒诗离别诗等。
长沙窑瓷铭诗，是中国瓷器上最早出现的诗文，也是唐“诗到元和变新体”的见证，还是唐代文学史家公认的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所发展的产物。“寒食元无火”这首诗及其它瓷铭诗在长沙窑的大量涌现，是这一特定文学环境与土壤造就而成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铭诗是根植于民间沃土，并以民间喜好与愉悦为基点的，它形成一种连接民间情感的链条，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瓷器装饰上开辟了一条人文关怀的渠道。
这件唐长沙窑“寒食元无火”诗词壶，器形与长沙窑其余的题诗壶一样，以褐彩书写“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诗文将重点放在了寒食节之上，可以说既出于缅怀先贤的传统，又表现民间情兴所在，同时将目光盯住民间节假日，一石三投，用以扩大瓷铭诗的民间影响，并将寒食节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传播到各地。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关于它的起源，据研究，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禁火节，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用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传说晋文公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时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里。文公手下放火焚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于是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郊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中国过往的春祭都在寒食节，直到后来改为在清明节。但韩国方面仍然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的传统。寒食节是山西民间春季一个重要节日，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举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活动。
长沙窑瓷铭诗具有时代的特色，民间的特性，商业的用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加上书写布局有章法，追求笔墨韵律和个人风格，形成为一种有意境、有趣味、雅俗共赏的瓷器装饰艺术，开启了一个瓷铭诗书的新纪元。
长沙窑瓷将传统节日作为其装饰内容的一种，是一种极富有商业化的行为，因为在唐代，无论是从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对节日非常看重，每到传统佳节全民就会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窑作为一座身处内地的民窑，为了能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必须制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而传统节日便被窑工们用来作为装饰题材，这也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
龙泉窑是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一般认为创烧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代，明清时期继续烧造，产品以青釉瓷器占绝大多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贴塑等。本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典型产品——青釉双鱼纹洗。
这件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图1），高3.7、口径13.3、底径6厘米。洗作折沿，弧腹，圈足，胎体较为厚重。器身内外均施青釉，釉层釉厚，釉面有开片。洗的外壁（图2）塑一周细密的菊瓣纹，内底（图3）模塑两条相向环绕畅游的小鱼。
青釉双鱼纹洗是龙泉窑一种常见的品种，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卷十九中列举笔洗时，就已提到“以粉青纹片朗者为贵，古龙泉有双鱼洗、有菊瓣洗”。民国时期许之衡的陶瓷名著《饮流斋说瓷》中也说：“洗也者，在古时以之属盆，双鱼洗之类是也。”说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双鱼洗”已是被收藏界追捧的名品。《饮流斋说瓷》接着又说：“浣笔之器，浅者曰洗，深者曰盂。”这是说“洗”的用途，是文房中的“浣笔用具”。古人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以毛笔蘸墨书写，用完后须洗笔，洗就是一种盛水洗笔的用具。
双鱼纹作为洗内底的装饰，至少起源于汉代，汉代就已有双鱼纹铜洗。1956年，安徽合肥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瓷双鱼纹洗。早期的这类双鱼纹铜洗或瓷洗，器腹较深，应该是作为盥洗用具。宋代以后，好古之风盛行，北宋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中都着重介绍过汉代的双鱼洗。两宋文人注重文房雅玩，文房用具特别丰富，也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这种有仿古风味的双鱼笔洗便流行于宋元时期，南宋景德镇窑也生产有青白釉印花双鱼纹洗。另外，鱼纹也是古代的吉祥纹样，“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无论是作为盥洗用具还是浣笔用具，洗都是用于盛水，鱼与水总是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在洗的底部装饰鱼纹，盛水使用时，好似鱼儿在水中游嬉，平添了不少雅趣。
腹部外壁装饰菊瓣纹也是龙泉窑很具代表性的纹样之一，这种装饰风格出现于南宋后期，整个元代都相当流行。除了青釉洗之外，宋元时期龙泉窑还有一类深腹、小圈足青釉碗和一类浅腹青釉盘的外壁也常见装饰这种环绕一周的菊瓣纹。
最后，讨论一下这类龙泉窑模塑双鱼纹洗的年代。很多人认为它们属于南宋，但从出土材料看，龙泉窑双鱼纹洗的流行年代主要还是在元代，有几个重要的纪年墓材料可供参考：1.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元贞二年（1296）张弘略墓出土的多件龙泉窑双鱼纹洗。2.陕西省西安市元至元三年（1337）刘达墓出土的数件龙泉窑双鱼纹洗。这两处元代纪年墓葬中都有多件双鱼纹洗出土，说明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也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彩双鱼壶(唐)
唐代 三彩双鱼壶 高25.3厘米
收藏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双鱼嬉戏成一器
此壶1992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中，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形象的肖形酒器。该壶为扁圆腹，壶体系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鼻，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处外皆施三彩釉。此壶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地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壶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纵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唐代的双鱼酒壶
唐代的双鱼酒壶，已见于古代文献记载。唐人称为双鱼榼，如诗人白居易即诗云“何如家酝双鱼榼”，《说文》说：“榼，酒器也。”《急就篇》颜注云：“榼，盛酒之器。”由此看来，上文中所提到的双鱼酒壶，也许正是这一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双鱼榼”。
鱼者“余”也
鱼之所以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不仅是因为鱼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或观赏把玩，而且还由于“鱼”、“余”谐音，“鱼”可暗喻富足有余，表现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上述三彩壶双鱼相连，可能寓意“连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生水中，每日吐纳不止；酒从壶口进出，就如鱼之纳吐，正可应合美酒富如江河水，任君斟酌永不尽之美好愿望。
唐代的三彩器
唐三彩是唐代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是唐代陶瓷制作的最新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唐三彩属于低温釉陶系统，以其造型生动、色泽艳丽、生活气息浓厚而闻名于世。所谓“三彩”实际上是指多种颜色，主要有红、黄、白、绿、褐、蓝、黑等色，因其以黄、绿、蓝三色为主，又因创烧于唐代，故称唐三彩。唐三彩造型品类繁多，既用于制作酒器，也可用于制作餐具、茶具和其他小型工艺品，如文房用具等，就连墓葬中随葬的俑像也施三彩，有的制作极为精美，如洛阳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文吏俑，就颇具艺术魅力。
这件出土于河南洛阳唐代墓葬中的三彩文吏俑，头戴高冠，冠之正面饰以乳丁，构成“心”形图框，框内雕塑一鸟，展翅欲飞。面部雍容丰满，浓眉大眼，耳轮下垂，满脸胡须，沉稳中蕴含刚烈，颇有宰相之风。身着广袖红袍，袍边及袖口施翠绿和粉白色釉。双手持笏板，拱于胸前。在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一带的唐墓中普遍出土三彩人俑像，三彩文吏俑仅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三彩人俑还有贵妇俑、男女侍俑、拉马俑、武士俑、胡俑、天王俑等，均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充分再现了唐代工匠们的雕塑艺术水平。
清康熙瓷器苹果青釉瓶
苹果青釉瓶造型为清康熙时期所独有，胎质细腻，釉面匀净，釉色青绿，恰似青苹果的色泽。秀丽的瓶体在含蓄的青釉映衬下，尤感素雅庄重。
苹果青釉瓶瓶撇口，束颈，溜肩，椭圆形腹，圈足。通体施苹果青釉，色调柔和，釉面光润有开片。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 三行六字款。
青釉是我国传统的色釉，系以微量的氧化铁作呈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造而成，釉色清淡含蓄，类冰似玉，深受人们的喜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青釉瓷器进一步发展，在釉色控制技术方面更加娴熟，烧造出大量粉青、冬青、翠青釉等名贵青釉瓷器。
翠青釉 瓷器釉色名，青釉之一种，为明代永乐时所创。釉色青嫩如翠竹，色泽光润，釉中有密集的小气泡。因釉汁垂流，器物肩部色泽淡雅，下部较浓重。
清康熙，高21.2cm，口径8.4cm，足径8.9cm。
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
这件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图1），高32.9、口径13、足径15.2厘米；敛口（图2），拱壁方形体，圈足（图3），四委角间饰简化兽面纹。通体施青釉，色泽青中微闪灰，釉面肥厚、温润，有大小纵横纹片。足际刷紫褐色护胎汁，磕碰处可见胎骨呈浅灰色，胎质较南宋官窑显粗。肩部的四角端面署有出窑后加刻的楷体“观、音、庵、记”铭文，当属庵堂的标志。
汴京官窑继汝窑而发展，靖康之难后停烧，因黄河改道致窑址被深埋六公尺地下。但其产品依然可从承传脉络上得到确认：此瓶造型典雅，口与颈的曲面优美、流畅，硕腹于方中见圆，圆中有方（注：目前已面世的南宋官窑、龙泉窑琮式瓶，均呈直壁的方形体），整器取古琮之形，却能准确地再现良渚文化玉琮之精髓（拱形壁、小委角及兽面纹），符合宋徽宗赵佶雅好古玉艺术的个性；纹饰以四委角为中心，每排垂直雕琢兽面纹五节，纹样古朴大气，对照传世器可知，五节兽面纹系宋代官窑琮式瓶唯一的纹样，例如，被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南宋官窑琮式瓶，以及1995年10月北京翰海1016号拍品的那件宋官窑琮式瓶，它们的纹饰均为五节兽面纹；胎体完美无瑕，叩之却声音如瓦，此为最独特，不同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有别于明清仿官器之金石声，尤其是略泛光泽的浅灰色胎骨，质地虽不及南宋郊坛下官窑细腻，却较其坚致，也远较北宋汝窑滋润，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和汴京所处地域的胎土状况；釉厚滋润若堆脂，釉面略显高低不平，有少量破泡和缩釉斑现象，不同于雍乾仿官器釉面的平整与晶亮，当属北宋青釉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沫攒珠”状，不同于明清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序；圈足宽厚、修足圆润，足脊显清晰的竹刮痕，此为汝窑、龙泉窑圈足的常见制式，亦是北宋官窑在汝窑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窑洗基础上的演绎；足际涂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龙泉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常用芝麻酱色釉或赭红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款识系凿刻而成，字体苍劲、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的“记”字而言，历代王朝中数宋朝运用频率最高，应运得最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此外，该琮式瓶的口部与器身四壁，遗有多处不可伪造的自然磨损痕：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显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依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抵与“观音庵”的日月供奉与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拭触摸有关；后一项应与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了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亦都载有大量信息，是该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青釉荸荠式三系瓶
收藏机构：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高14.6cm，口径7cm，足径11.1cm
生产时代：雍正
生产窑口或产地：景德镇窑
品种：青瓷
陶瓷造型：瓶
说明：清雍正
瓶撇口，短颈，斜肩，肩部有三系，腹大而扁，圈足。通体及足内均施青釉。腹部凸起两道弦纹，近底处有凸莲花瓣纹一周。足内书青花“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青釉是中国最古老的颜色釉，至清雍正时，景德镇青釉瓷器的生产达到了烧瓷史上的最高峰。此时的青釉包括豆青、冬青、粉青、梅子青、蟹壳青诸种。雍正时期的青釉釉面光润、坚致、细密，此特点一直保持到乾隆、嘉庆时期。
荸荠式瓶是清代流行的一种瓷器瓶式，首创于康熙时期。其直颈较粗，有撇口与直口之分，器腹均为扁圆形，状如荸荠，故此得名，又称直颈瓶。品种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郎窑红等。
唐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窑场之一，产品遍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其装饰新颖、器类丰富，为唐代瓷窑中的翘楚。瓷盒是长沙窑产品中的重要门类，多用作妆奁用具，如镜盒、粉盒、油盒等。其中油盒是用于盛装头油的器皿，本文就来介绍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这件长沙窑油盒（图1），通高5、口径5.2、足径9.8厘米，20世纪50年代合肥市北门外高河埂出土，现为安徽博物院藏品。此油盒由盒盖（图2）与盒身（图3）组成，通体施青釉，釉面有开片。盒盖与盒身作子母口扣合。盒身为直壁圆筒形，底部略凸起，盒身上部为隆起的穹形，敛口。盒盖残缺一块，修复，盖面以绿彩绘几片草叶纹图案，装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长沙窑一贯的风格特点。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湖周边的山岗。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发现器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字样。《全唐诗》中有李群玉诗《石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写了当时石渚湖畔陶瓷器烧造的壮观景象。因此，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唐代长沙窑当时可能被称为“石渚窑”。
长沙窑以彩装饰为最大特色，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常见的有褐彩、绿彩、褐绿双色彩，亦见有少量的黄彩、蓝彩等。研究者认为长沙窑的彩装饰技术的源头可能来自河南巩义窑等窑场，如唐三彩、唐青花等。“安史之乱”后，中原人避乱南迁，河南窑工们将他们用彩的习惯与技术带到了湖南，并进一步创新，形成了长沙窑丰富多彩的彩绘瓷。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梳妆，发式的造型与美化是重要一项，很早妇女们就已懂得用油脂来润发，唐代时梳妆用的头油即以此类敛口瓷盒装盛。唐代《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及瓷、漆器时，有“瓷若油合”的记载，“合”通“盒”，当指瓷质的油盒。
在长沙窑生产的油盒中，也有不少盒盖上彩书“油合”的自铭。如1978年长沙窑窑址上出土有两件盒面书有“油合”二字的青釉盒；镇江、徐州等地考古发掘中也都出土过书有绿彩“油合”的长沙窑青釉盒；上海博物馆、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亦收藏有长沙窑“油合”款青釉盒；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扬州凯运商业广场工地唐代墓葬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带流盒，盒盖上褐彩书“油合”二字，这件油盒最大特点是盒身一侧带流，进一步说明盒内盛放液体。
由于众多这类敛口盒有“油合”自铭，可以确定它们的用途是盛放梳妆用的头油。这类瓷盒盖合时看上去与一般的瓷盒无异，而打开盒盖，便可发现盒身上部隆起呈穹形，这可以增加油盒的容积，同时作敛口，比一般盒口小很多，则可以减少油脂的挥发。这也充分表明此类穹形敛口盒盛装头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