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十八、十九世纪由于没有排污系统，大城市十个孩子中有八个夭折———
马桶的名字数不胜数：厕所、便桶、冲水马桶、夜壶。尽管名称不一，但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对于这些白色马桶的探索和研究直接关系着人类的命运。它帮助罗马成就了帝国事业，使得人类能够组建起现代化的大都市。不过，它也
曾引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
处理和清除废物方面的革新、对人类社会的构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人类无法拒绝自身的生理需求，一有便意，就需要上厕所。一个健康人每天会排泄大约225克粪便，这个数字乘以全球人口数，就是150多万吨，相当于16艘航空母舰的重量。
科普作家亚当·哈特·戴维斯说：“尿液是无菌的。如果真想喝的话，但喝无妨，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但粪便不一样，里面有很多细菌，所以非常危险。”
历史上有两种恶性疾病与人类的排泄物有关，首先是霍乱。另外一种是伤寒。
人类在了解细菌、甚至在相互了解之前，就知道细菌的危害了。即使是原始的穴居人，也不会在自己居住的洞穴里大小便，因为这样会要了他们的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排泄物及其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谓的“文明”就不可能繁荣发展。当人类开始大规模居住在一起时，马桶就成了当务之急。
古代的城市兴建者总是想方设法引水入城，然后再从马桶里排出去
戴维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建公共卫生系统是建立大型城市和社区的基础。”
从古希腊到古代巴基斯坦，城市兴建者都会想方设法引水入城，然后再从马桶里排出去。
不过，在古代卫浴设施方面独占鳌头的还要数罗马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为它要涉及复杂的供水系统，以及能够保证不污染城市和下游居民的排污系统。
社会学家史蒂芬·索伊夫说：“罗马人的厕所非常先进，简直令人惊叹。中产阶级罗马人可以借助公共下水道系统修建私人厕所，将废弃物排放到主要污水处理厂。”
不过，大多数罗马家庭都没有冲水马桶，他们需要去公共厕所解决问题。截至公元315年，罗马共有144间公共厕所，水从坐式马桶下面的沟槽里把排泄物冲走。
和公共澡堂一样，公共厕所也是社交场所，人们相邻而坐，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在罗马鼎盛时期，长达420公里的管道把大量的水输送到帝国首都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劳动阶级每天也要使用65升水。
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又回到了过去，粪便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伊丽莎白时代，人们会在楼梯间、房子的角落、烟囱，有时甚至会在挂毯后面方便，只要不必出门，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早在1000年前的罗马人却拥有清洁的冲水式厕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帝国灭亡了。
当然，在伊丽莎白时代，有钱有势的人会用石头在城堡里盖一间厕所，粪便会由此排进污水坑或护城河里。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才有人开始着手做清理工作。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第一座新式厕所。
他的发明包括了便池，但在当时，虹吸管还没有问世，所以没办法把水留在里面。虹吸管、水箱和舌形阀，这三样也是现代马桶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过了几百年，人类才逐渐完善了各个细节。”
在随后的200年里，欧洲的城市居民大多会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坑，然后用石头砌起来当厕所。到了晚上，伦敦人会在卧室里使用夜壶。天亮后，他们会从窗户那里把尿直接倒在街上。
因为不想倒在别人头上，他们会大喊“格拉得卢”，这句话出自法语的“格尔得卢”，意思是“注意，水来了。”
精巧的新型冲水马桶却让西方文明城市淹没在了自己的粪便当中
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由于缺少完善的下水道，这些英国新式马桶排出的污物只能堆积在四处横溢的化粪池里，大量腐败的粪便和尿液渗进了土壤。如果厕所离水泵不远，问题就大了。
最初排水时，污水直接流到了街上。后来，街道上铺设了排水沟，污水被排到了河里。水厂又将有毒的河水输送到千家万户。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看似卫生的做法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伦敦、巴黎，甚至纽约的都市发展史上，十个孩子中有八个会夭折。这些孩子就是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水才死掉的。
当伦敦人口超过100万时，整个市区污水横流。但人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污秽和恶臭，而是霍乱。霍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从亚洲开始，迅速向东蔓延到了欧洲。1832年，霍乱来到了巴黎和伦敦。
1831到1832年，5万名英国人死于霍乱。在巴黎，仅一个夏天就有1.8万人死去。美国也未能幸免。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细菌是怎么传播的，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人们以为疾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对此，政府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用水冲。1848年，英国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明文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安装马桶。他们以为，不管马桶是什么样的，只要用水就能冲洗干净。这项法案或许加速了历史转折点———1858年恶臭事件的到来。
1858年的臭味和病菌促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1858年的夏天炎热而漫长。污水粪便全都滞留在河里，两侧的河岸泥泞不堪，附着在上面的粪便逐渐腐烂，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臭味和病菌促使英国政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伦敦、纽约和全球各大城市投资数百万美元，修建了科学的公共排水系统，让污秽物和臭味远离城市。这些下水道可以说是粪便的纪念性建筑。其实，许多修建于十九世纪的排水系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不过，工程师的工作不仅仅是规划下水道。随着工业世界的发展，马桶也在不断创新。十九世纪末，专利局里堆满了各种马桶的专利申请。二十世纪初，室内马桶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供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百科链接
粪便中细菌多达几十亿种
粪便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分，另外10%是未消化的食物，剩下的15%全部是细菌，数量多达几十亿。粪便的特殊气味就是由这些细菌产生的。
粪便里有人体无法消化的纤维，它们来自早餐吃的谷类，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另外还有血细胞死后的棕色残余物，因此会呈现棕色。这种残余物叫胆红素，由死亡血细胞分解而成，里面含有大量细菌。这些细菌多数对人体无害，它们一生都在人体的肠道里消化食物，但有些细菌却足以致命。
延伸阅读
“文明碎片”——古瓷片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