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丰城古墓的千年面纱逐渐被揭开。14日下午，古墓出土了三件青瓷器，其中两件保存完好。
出土三件洪州窑青瓷器
随着最大墓的打开，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个建筑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千年墓室。墓室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等几部分，并有四层卷拱。旁边还有一相同的墓室通过耳室相连。考古人员说，这种连体墓室在丰城还是首次发现，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
当日下午3时许，随着考古人员的一阵欢呼，在连体墓中的土层中露出一琥珀色的圆形瓷器，小心翼翼挖出后，原来是只完整的青瓷碗。碗大小与现在人们使用的饭碗差不多，但碗底的形状与现在相反，为圆周形凹陷形状，上面有青色的纹理。考古学家介绍，这种碗学名叫“青瓷环底碗”，由于使用青料，烧成后往往在青花部分会出现有金属光泽的黑色斑点，此为宣德青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此后又发现了两件文物，一件为青瓷器盖，大小、形状与现在的陶瓷茶杯盖相似，着色清晰可见，保存完整。另一件为一圆形砚台，大小如圆盘，底有六个脚，出土时已被损坏。根据出土物品的外形、材质，经考古专家鉴定，均为丰城历史上著名的洪州窑青瓷。
墓葬中为何出土文物较少？
在本次考古中，让人寄最大希望的是7米古墓，因为六朝时期属于厚葬风俗较为盛行的时期，其墓葬中的随葬品应该较多。但考古人员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此次出土的文物较少，这不禁让人想知道其中原因。
对此，现场的考古专家分析，有可能是墓室已在早年被盗。从现场所发现的五座墓葬中，大部分墓葬破坏得比较严重。虽然长达7米的墓室相对完整，在墓室顶部、后室、前室均未发现盗洞，但是，考古专家在清理耳室时，发现里面有碎砖，耳室外有一整片堆砌整齐的砖块向外倒。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盗墓贼从耳室进入墓室时，将封住耳室的砖块推倒。此外，在前室的拱形门口，一部分坟砖堆砌得较为整齐，另一部分则凌乱地倒在地上，从这些迹象看，这个墓室可能有人进去过。
但考古专家14日下午在已塌陷的连体墓中连续发掘出三件文物，引发了专家对连体墓是否是陪葬墓的猜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本次考古可能还会有新的变数。
目前，考古专家还在继续对发掘现场进行最后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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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2000多件青瓷珍品展览展现了我国青瓷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果
深圳玺宝楼博物馆收藏历代青瓷珍品2000多件广获好评
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位于罗湖区红宝路和宝安南路交汇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家偏居一隅的博物馆收藏了自商周至元明清历代青瓷2000余件、瓷片标本2400件，是当今唯一的青瓷专题博物馆，曾当选“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据介绍，这里收藏的高古原始瓷在故宫也难得一见。字串9
第三届文博会前夕，市领导李鸿忠、李意珍、王京生等前往青瓷博物馆参观，称赞博物馆的主人吴克顺做了一件大好事。近日，罗湖区政府决定拨出120万元用于博物馆外墙装修，力争把青瓷博物馆打造成第三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真切感受青瓷辉煌
“华夏造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中国所有瓷器都是在青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什么是青瓷？简单说，青色釉的瓷器就叫青瓷。但从广义上来讲，凡是以氧化铁为主要呈色剂的瓷器都属于青瓷范畴。
青瓷的生产最早可追溯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成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代。在古代，青瓷纯属手工制作，出品稀少，经过数千年天灾人祸能幸存下来的更是少而又少。在瓷器收藏界，青瓷是级别最高的收藏专项。
青瓷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器形和纹饰的演变有系统性，与当时人们的需求爱好和审美观有关。比如，商代青瓷多强调实用性，器形仿青铜器，图案少而简单，以“S”形纹为主；东周出现装饰用的青瓷龙；战国时期的代表作则是兽首鼎；唐代开始出现花形口……不同时期的青瓷文化都能够在玺宝楼一一感受。
展示中国青瓷发展史
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馆长吴克顺原是一位企业家，收藏青瓷有20多年时间，先后投入8000多万元。玺宝楼自1998年开馆以来，荣获“深圳博物馆建设先进单位”、“优秀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品牌贡献奖”等荣誉。
据了解，经国家文物局、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鉴定，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属一流。其中，西周至西汉的原始青瓷数量为各国博物馆、美术馆之最，西周大口尊、战国兽首三足鼎、西汉蒜头壶等都是珍品，三国羊形灯、东晋“吾有心”鸡首壶等国内罕见。
《中国陶瓷史》一书的编著者朱伯谦、汪庆正评价说，仅凭该馆所藏的九件南宋官窑青瓷就可办成“世界一流的青瓷博物馆”；馆藏六棱投箭瓶出自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当世孤品。藏品中还有一些不起眼的瓷器碎片，但专家称，没有它们，整个展览就失去了连贯性。
在玺宝楼三楼，吴克顺选出三分之一藏品，按青瓷的不同发展阶段展出。第一个时期是青瓷初创期，有商周至秦汉的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第二个时期是青瓷发展期，即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越窑是代表；第三个时期是青瓷鼎盛期，从隋唐至两宋，展品中有隋代印花鸡首壶、晚唐秘色瓷、五代越窑刻花青瓷、宋代官窑器、龙泉窑、钧窑等；第四个时期是青瓷的衰落期，但也不乏精品，如龙泉窑青瓷。
展览展现了我国青瓷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果，每个展区的展柜装潢图案都是根据所在时代常用的青瓷图案设计。青瓷博物馆还设有标本室、书画斋、茶艺茶座、化石观赏厅、文物商店等设施。
缘起古青瓷 繁华清三代
与青花、粉彩相比，单色釉虽然没有复杂的花纹、艳丽的色彩，但它釉层肥厚如凝脂，纯如美玉，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且釉极厚，甚至超过胎体厚度，因此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耐看，变化万端的釉色。在我国的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彩瓷之母”，也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更高境界。而这种至高的艺术境界我们触手可及。
缘起古青瓷
在首都博物馆方形展厅四层 E2厅该展览充分展示了北京各历史时期出土及传世瓷器精品，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各阶段及当时北京历史的发展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华瑰宝——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
单色釉也称“一色釉”或“一道釉”，单色釉的单纯、清澈之美，是中国文化纯美境界的一种表达。与青花的线条美感和粉彩的色彩斑斓相比，宋瓷则以单色釉的完美著称于世。无论是钧瓷的海棠红还是汝窑的天青色，或者是龙泉窑的梅子青以及越窑如冰似玉的翠色，都能让人为之陶醉。其中，越窑青瓷历史最为悠久。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创烧成功，可谓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越窑一直居于瓷器生产的领先地位，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瓷窑和韩国、日本的制瓷业都受到越窑的影响。到现在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慈溪上林湖奉为青瓷的圣地。
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还一直是备受青睐的日常生活用具和数度进贡皇室的珍品，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宁波的海上瓷器之路。
在首都博物馆精品陈列区《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中，展示了一件出土于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的北宋(公元960~1127年)越窑青釉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壶，可谓当时青釉瓷中的精品之作。这把壶高18.2厘米、口径4.5厘米，壶上所饰细线划花是越窑北宋早期常见的装饰手法，用针状工具在胎体上雕刻，然后再上一层釉。此壶腹部划宴乐人物图案，生动传神，饱满的线条富有张力，即使是小件物品也隐含大气，富有韵味，十分少见。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裴亚静介绍：“从工艺技术上说，在科学技术条件还不发达的过去，釉的变化全靠烧制人(陶工)的经验来掌握，重点是窑炉和烧成技术。用简单的传统烧造方式来驾驭单色釉，难度很高，单色釉之名贵也正在于此。”然而，虽然难度高，但是对于陶工来说，却充满挑战性，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为之倾其一生。可以说，陶瓷的魅力在单色釉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专业技术，单色釉相对于彩绘瓷来讲，对陶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缘起古青瓷、繁华清三代。
繁华清三代
明清时期，朝廷在景德镇分别设立御器厂(明)和御窑厂(清)，单色釉瓷的烧造迅速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雍正和乾隆皇帝由于本人的艺术爱好，亲自参与瓷器画样与款式的策划。在雍正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期间，派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唐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督陶官，在皇帝的旨意下，烧造了大量仿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的瓷器，并且创烧了很多新的单色釉品种，单色釉瓷的烧造在清朝达到了其历史最辉煌的顶峰。单色釉瓷首次出现了规模化的创新与生产。技艺炉火纯青，品种空前繁多，釉色超越古人，譬如天蓝釉、豇豆红釉、孔雀绿、茶叶末釉等等,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艺术境界。富有天然韵致，使人领悟到古人非凡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中国陶瓷艺术的魅力。
红釉瓷历来都是瓷器中的名贵品种，备受人们的珍视。红釉瓷器创烧于元代，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鲜红釉和宣德年烧制的宝石红釉，都是红釉家族中的代表产品。在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瓷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因此当时的红釉瓷器被称为“祭红”。“祭红”红而不俗，鲜而不艳，色调静穆、凝重，宛如霁云红霞，因此又被冠以更有诗意的名字“霁红”。“祭红”瓷器之所以名贵，除了它的光泽颜色俱佳外，更因为它“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而成为瓷中珍品。有人把“祭红”称为人造宝石。也有人把颜色釉说成是“瓷品王冠”，而“祭红”则是“瓷品这顶王冠上的璀璨明珠”。
红釉瓷在经过明代永乐、宣德的盛世后，明代后期迅速减少，近乎失传。直到清康熙时期才又得到了恢复和迅速的发展。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官窑生产的名贵高温红釉品种。其釉色浅红，色调淡雅鲜丽、釉面多绿苔点，有“美人醉”和“桃花片”等美称。烧制难度极高，传世精品极为稀少，流传至今的都是专供宫廷御用的文房用具或陈设品，器物均为不过盈尺的小件雅具。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豇豆红釉洗”就属于此类，此洗高3.7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8厘米。整体形状为圆形，敛口，圈足。内施白釉，外施豇豆红釉，足内施白釉，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 6字3行楷书款。此洗色调呈淡雅的桃红色，淡红釉中搀杂星点绿斑，豇豆红釉釉层薄而细腻。“清人洪北江曾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描述。”裴亚静介绍说。
胭脂水釉是清代康熙年间从西方传入的低温粉红釉品种，雍正、乾隆两朝流行。首都博物馆内收藏一对“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胭脂水釉碗”。这对碗高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2.6厘米。此釉色是雍正时烧造的名贵品种，因其酷似胭脂而得名，又称“胭脂红”。因是将微量金水融入釉中，又叫“金红釉”。胭脂水釉碗胎体极薄，器里施纯净的白釉，在器物口沿处露出一道白色的边，内外相衬，愈发显出胭脂色的娇艳。
雍正时期仿古之风盛行，仿古玉釉是雍正时期新创的高温色釉品种之一。赭褐色釉面隐现不规则的斑片，似出土的玉器中的浸斑，故称古玉釉。在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清雍正(公元1723~1735)茄皮紫釉刻花小盘”整器内外施茄皮紫釉，底施白釉，内壁光素无饰，外壁刻八吉祥纹。在器底书有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其釉色光亮晶莹，细腻光滑。纹饰线条清晰，优美生动，纹饰与釉色完美的结合使此器具有独特的装饰美感。
到了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瓷器的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烧造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堪称空前绝后。茶叶末釉瓷器的烧制难度较大，不能大批量生产。好的茶叶末釉价值极高，传世精品，多为雍正、乾隆时期造器。在2006年苏富比春拍“中国瓷器工艺品”专场上“清乾隆茶叶末釉双耳葫芦瓶”估价300,000～400,000港元，成交价1,080,000港元，超出估价两倍多。
这些单色釉瓷器能让人们感受到，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真谛。
当代青瓷显山露水
大钟寺附近的爱家收藏市场，不能不说借了传统文化的东风，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中逐渐凸显出来，在几乎是收藏市场空白的北城发展壮大着，成为众多藏友关注的所在。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等的龙泉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龙泉青瓷不但烧制需要经过80多道工序，而且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大师们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过去龙泉青瓷一直为宫廷所用，如今有百余件精品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足见其国宝的地位。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精品，龙泉青瓷的收藏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新宠，并且价格也不菲。如龙泉青瓷名家毛正聪的作品“皇后壶”曾在杭州拍出了39万元的高价。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大师徐朝兴的“五管瓶”，两年前在北京以70万元的高价卖出，创下了有史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单件最高价。
在位于大钟寺西侧的龙泉青瓷艺术馆，可以看到13位艺术大师的精心之作，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的作品堪称代表。
在这里展示的都是现代龙泉窑的作品。古雅端庄的三耳瓶、纹路细致的青瓷盘、用自然花纹打造的龙瓶，件件都是现代青瓷制作大师的作品，无不体现了龙泉青瓷瓷质细腻、色泽青翠温润、线条简洁流畅的特点，同时作品又注入了更高的光泽感、光滑度和造型立体现代等诸多创新符号。
收藏于龙泉青瓷艺术馆的“三足鼓钉洗”一直是此馆的“镇馆之宝”。此件瓷品通体青绿，在整器的外侧镶嵌着60个精雕的装饰鼓钉，支撑瓷器的三个虎头足更是体现出一种天然的大气。三足鼓钉洗的烧制过程极为复杂，制坯时要严格把握瓷器的形状，施釉时要做到均匀细腻，瓷器外侧的所有鼓钉都是手工粘贴，三个虎头足也均为人工雕刻而成。这件龙泉青瓷三足鼓钉洗的形制洗练，构架端庄，气象雍容，方寸之间透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浩然之气；纹饰疏密有致，洋溢着流畅的技术美和节律美。
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容易让人一见钟情。欣赏一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因为这些青瓷用具不光使用起来方便，它温润如玉的外表更是一种视觉享受。这些青瓷用品包括居家摆设品中的瓶罐器形物品和茶具等，如果把龙泉青瓷的一些小器物作为居家用品既高贵又富有时尚感，可谓一举多得。
在闲暇之余，不妨到首都博物馆的古瓷厅，或收藏市场去看看，只要看上一眼，相信无论是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还是越窑的“千峰翠色”，只是那神秘的一抹青色，就能让你痴迷不已。
五颜釉色
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而是具有黄、绿、青等几种颜色，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统称为“青色”。
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青白釉又被称为“影青”，因为青白釉釉质含铁量低，釉色白中泛青，釉层细薄晶莹，加上烧质极薄，器上的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
黑釉则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东汉、东晋等早期黑釉都属石灰釉。唐代以后，基本上都改用石灰碱釉。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
红釉的种类很多，除鲜红外，由浓淡而演变为各种不同的品种，如宝石红、朱红、鸡血红、积红、抹红等。抹红带黄色的又叫杏子衫，微黄的又叫珊瑚釉，此外还有橘红和枣红。淡的一般称粉红，带灰色的叫豇豆红，胭脂红也是粉红的一种。
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做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做着色剂烧铅绿釉，宋时瓷器上的绿釉已较普遍。但是，在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所以，成功的绿釉都是明清时期的产品，如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等。
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但正色黄釉，还是汝窑的高温黄釉——茶叶末釉。
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中，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被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至清康熙时，更出现洒蓝、天蓝等多种新品种。
茄皮紫为高温颜色釉。以锰做呈色剂，系将锰原料加入含碱量较高的釉中而烧成，因釉色像成熟的茄子皮一样光润，因此得名。根据其呈色的深浅，又有淡茄、深茄之别，此外在低温紫釉中，还有清代创作的吹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