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官窑。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wWW.tAOCi52.com
延伸阅读
聆听“毛瓷”的故事
聆听毛瓷的故事
在中国璀璨的现代陶瓷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被业内人士称作“毛瓷”的独特瓷器。此种瓷器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批研制生产于文革晚期的瓷器，是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于该种瓷器工艺水平高、存世量少，并且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因而备受陶瓷爱好者的推崇。1996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68件“毛瓷”首次亮相，就以870万人民币的总成交金额被拍卖一空。
昨日，当年毛主席专用瓷项目的总负责人，时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的杨火印先生专程来到西安，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漫步于美丽的世园园区，这位年近古稀的陶瓷大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三十余年的“毛瓷故事”。
历史面纱下的“7501工程”
1975年初夏，时值“文革”后期，当时只有31岁的杨火印，忽然接到了一项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秘密政治任务。“任务下达时的原话是，要求我所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研制生产一批生活用瓷，但却不能告知这位使用者究竟是谁。”讲到这里，白发苍苍的老人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当时虽然不能明说，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知道肯定是为毛主席研制瓷器。”
在接到这项政治任务后，制作主席专用瓷就成了研究所的头等大事，由于时值1975年，便将这个项目称为“7501”工程。在确定了目标和时间后，杨火印和他的团队，便一头扎进了瓷器的设计生产中。“据说在我们之前，湖南曾经生产了一批以红苹果、红辣椒为主题画面的彩瓷样品，送往北京后并未受到好评。因此，我们所生产的瓷器不能仅有实用性，还要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后，最终确定了高白釉的技术路线，以明正德官窑瓷器型为蓝本，予以改进和创新，在釉上使用清新雅丽的“水点桃花”，釉下则使用毛主席最喜爱的红梅花面。“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手工制作，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万余件成品，其中的435件被送往北京，供毛主席使用。”
杨火印透露说，当时中央下达的指令是，挑选后剩下的瓷器必须全部销毁，不得流出。“但这些瓷器凝聚了我们全所人的心血，实在舍不得。”于是杨火印上报领导征得同意后，将其封存在仓库中。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瓷器陆续流向社会，便成为了现在备受推崇的“毛瓷”。
大师赞叹世园会“精、美、奇”
转眼间，当年一手带领大家圆满完成“7501瓷”制作任务的杨火印，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每当说起往事，他却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记得我上次来西安，还是1967年因公出差。当时还没有兵马俑，我只去了华清池，但西安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隔44年再次来到西安，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杨火印惊奇不已：“我没有想到，虽然西安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但这里文化氛围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浓厚，带动全国文化进步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谈起漫步世园会的感受，杨火印则用“精、美、奇”三个字来形容：“整个园区的布局精致而富有意境；树丛、花海、水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长安塔、创意馆等建筑争奇斗艳，运用了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令人目不暇接。”杨火印表示，世园会的宽阔而清澈的水面景观，让他不禁想起了鄱阳湖畔的家乡：“西安虽地处北方，却也有南方小桥流水的意蕴了。”
事实上，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火印攀登艺术高峰的热情却从未停歇过。为了延续和发展“毛瓷”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杨火印又在“7501”的胎质上加以改进，创作了“7501”艺术版陶瓷。“在研制‘7501’陶瓷时，我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技术不成熟，只能制作碗、盘杯等小型瓷器，没能做成大型瓷器。”而如今的杨火印，运用当年“毛瓷”的制作手法，配合现代工艺，终于做出了大型瓷器。“这桩沉浸在我心中半辈子的心愿，也总算得到了一次了解。”
克拉克瓷的来历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克拉克瓷
历史渊源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神秘“毛瓷”如何诞生？
作为特殊时代的瓷艺杰作，毛泽东用瓷（简称“毛瓷”）已逐渐成为现代瓷器的一个神话。当年，为了把“主席用瓷”制作得尽善尽美，专窑职工进行了多次探索实践。醴陵专窑先后数次为主席制作过生活用瓷，1958年烧制过茶杯，1971年烧制过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烧制过汤盘和平盘，1973年烧制过带盖的鱼盘，1974年11月，烧制出一批釉下五彩薄胎碗。碗内外用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1975年春，研究所奉命研制新的“主席用瓷”。根据毛主席自己提出的要求，设计出两套瓷器图案：一套为“梅花图”，取“梅花欢喜漫天雪”之诗意；另一套为“桃花图”，取“桃花源里可耕田”之诗意。两套瓷器所用原料全是经过反复精选的优抽白泥，桃花用釉上彩，梅花用釉下彩。“桃花”一套98件，“梅花”一套47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让各选3套送北京，剩下的吩咐就地销毁。但研究所舍不得，将之分发给了职工。近年来，充满传奇色彩的“主席用瓷”已成为海内外藏家重金搜求的稀世珍品，拍卖价持续攀升。
制瓷工人吃“知事肉”说法的来历
关于旧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吃“知事肉”的说法各有不同，有的说是“知四肉”，有的说是“知事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做坯工人的生活清苦。
据德化陶瓷总站专家了解，镇上做坯工人叫吃“知事肉”，其它陶瓷工种不叫吃“知事肉”，而叫“当餐肉”。
民国初年，做坯工人帮老板做工，老板只供一餐中饭，菜由工人自己烧。开工后也就是供饭的第一天，老板叫杂工用木桶送饭到坯房，这一天吃了多少饭，下次就送多少饭，也可说是给坯房工人“较饭量”。每月的“当餐肉”由老板供给，只有初一与十五两次，总共半斤（16两秤），做坯工人生活很清苦。后来，工人要求每月吃一斤肉，分四次供给，即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各供一次。那时，啬吃肉的事宜，要上报县知事（民同初年称一县长官为县知事），要等县知事批准才行。所以做坯工人吃啬的肉，也就是初八、二十三增供的肉，称为“知事肉”。
旧时一个坯房里一般只有八个工人，加起来一次就可吃上两斤肉。做坯工人烧“知事肉”较讲究，先把五花肉切成薄片或小方块，精肥搭配，在锅里烧炒一下，然后放到砂钵里，摆在小炉子上用微火烧火燎去炖，他们烧的“知事肉”，香鲜味美。镇上的做坯工人对“知事肉”的事知道行比较清楚，是他们经历过的事。如今耄耋这年的老坯房工人，都吃过“知事肉”，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有的还久久不忘其味道呢。
钧瓷片的来历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是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独有的国宝瓷器，凭借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配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湖光山色、云霞雾霭、人兽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和奇妙韵味，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钧瓷的恢复烧制工作开始，钧瓷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钧瓷生产工艺与水平都得到了划时代的提升，不断的作为国礼现身世界，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很多人对它的历史感生了兴趣，为了方便大家了解钧瓷，就跟着小编来随着思想回到古代把。
图：钧瓷双系葫芦瓶
从前，也说不清是哪个朝代了，在烧钧瓷窑的地方，出了个恶霸，叫万乐。这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是地方一霸，人送外号“万恶”。窑工们都很恨他，但又拿他没办法。
有一天，万恶听说有个小窑工拾到了一个钧瓷片，是件宝物，就去找那小窑工，要强行抢占到手。
原来，小窑工拾到这个钧瓷片，能知天气阴晴变化，天气晴朗时，瓷片色变白；天阴时，瓷片色变蓝；天将下雨时，瓷片又变成红色的了。窑工们有了这个宝贝，干活可方便了。因为用手拉成的湿坯子，每天都要从作坊里端到外面的坯架上去晒，天晴的话，晚上也得晾晾，靠风把坯吹干，不然第二天就无法接着干活。若遇阴天，院里有坯，天滴两星儿就得赶紧收坯。雨下大以前，必须把坯收完，要收不完，雨水就会把坯全部淋坏，活算白干。到了夏天，天说下就下，可苦了众密工们。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觉也不敢睡，都囫囵衣躺在床上，眼似睁不敢闭，心提到嗓子眼儿，耳朵还得留着神听。听见几滴雨响，赶紧就得起来收坯，经常是刚躺下就得起来。
自从有了这个钧瓷片，窑工们知道晚上该下雨不该下雨，睡觉都敢脱衣裳了，眼也闭上了，心也放到肚里了，耳朵也不那么留神去听了，睡觉也安稳了。
这一天，小窑工正在屋里看钧瓷片变色没有，万恶突然闯了进来，冷不防一下子把钧瓷片夺了过去。小窑工一看是万恶，敢怒不敢言。万恶说：“听说这钧瓷片是个宝贝，大爷我拿去玩几天。”说完，不等小窑工开口，就耀武扬威地走了。
等万恶一走，小窑工就哭开了。大伙儿知道后，都气炸了肺，但又没办法，要知道万恶这家伙是谁也惹不起的人物啊！大伙儿只有气往肚里咽，背地里把万恶骂了个“万死”。
万恶回到家里，急着看那钧瓷片，看着看着，那钧瓷片突然放射出耀眼的青光，一下子把万恶的眼睛给照瞎了。万恶这个疼啊，大叫一声，捂着眼倒在地上，钧瓷片也被摔得稀碎。万恶的眼睛疼得厉害，像无数银针扎着一样，没过多久，就给疼死了。
窑工们听说了这事，都拍手称快，说老天有眼，这是报应。一个小小的钧瓷片为民除了一大害。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万恶死后的第二天，小窑工在去窑场的路上，又捡到了一个钧瓷片，这个钧瓷片与原来的那个一模一样，也能变色，也能知天气阴晴。大伙儿别提多高兴啦！万恶也死了，这地方也平安了。从此窑工们过着自自在在的舒坦日子。据说，这种会变色的钧瓷片，只有钧官窑遗址有，所以现在还有好多人经常去那里寻找呢！
鼓钉洗的来历
相传宋徽宗赵佶，通音律好歌舞，喜欢画画儿，字却特别差，他每次歌舞和画画儿以后，总爱临池弄墨，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字始终没有长进。
有一次，徽宗演乐赏舞，宫里新选进来几个漂亮的舞女，所以身心很投人，自己亲自去鼓。妙龄少女长袖翻飞，玉足轻勾，舞姿美丽极了。徽宗不知不觉饮酒饮醉了，最后被内侍扶到寝宫。睡下不久，他突然起身，大呼展纸备砚。内侍听到传召，忙备齐一切。徽宗衣衫不整，龙飞凤舞一般写起字来，并且笔在纸上运走，有鼓声隐隐作响，节奏感很强。写罢，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徽宗倒床又睡。内侍很累，也不在意，就找地方打盹去了。
第二天早朝归来，徽宗突然发现案上有一幅好字。字体飘逸，起笔如长袖飞舞，落笔如玉足轻勾，秀丽极了。于是忙召内侍，问字的来历。内侍很纳闷，对皇帝说了昨晚发生之事。徽宗忙命内侍再备纸砚，可他写出的字还不如从前，气得折了笔砸了砚。
后来，徽宗有天晚上做了一梦，梦到自己手持大笔，在钧瓷洗里一蘸，又在一面大鼓上一青，在鼓面上挥笔疾书，顿时鼓面上出现清雅秀丽，刚劲洒脱的字体。这鼓和上次喝醉时所击的鼓不同，这鼓下面用三只如意支撑，鼓面大，没有鼓腰，形状像是拦腰锯开的半截鼓。
徽宗醒来后把这梦说给众臣，大晟府提举周邦彦，精通音律，很得徽宗的喜爱。他为徽宗圆梦说：“皇上梦中用的笔洗是钧瓷宝洗，鼓上膏笔。这正是取鼓中的灵气，收音乐中的韵律，融在洗中。那鼓如意相托，定能心想事成。只要让阳翟（今禹州）烧制这样的器物，皇上用了，定能写出漂亮的字体来。”徽宗听了大喜，忙命阳翟官员监造这样的笔洗。
监窑官领旨，让阳翟官窑最拔尖的窑匠赶制。窑工们费尽心血，终于烧制出一件精美的笔洗：下面三只如意足、上下沿儿各有一圈鼓钉，洗里不添水，看着总是水汪汪的。
这钧瓷笔洗送到宫里，徽宗用时，膏笔不用添水，并且每次用都能听到轻轻的鼓声，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就是后来的“瘦金体”）。徽宗随即下旨定鼓钉洗为国宝，并御书“钧官窑鼓钉神洗”几个大字。这就是现在鼓钉洗的来历。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解读省油灯的来历
形容一个人不好惹，我们会说此人“不是省油的灯”。这句俗语，十分通行，使用频率很高，大多情况下含贬意，暗指某人工于心计，不好对付，从不吃亏，贯于损人利己等等，比喻“不是省事的人”。
“省油灯”一说最初出自陆游的诗文中，《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意思就是，这类灯盏带有夹层，夹层内可注入冷水，盏中添油。当灯被点燃后，夹层内的冷水可以控制燃油的温度，减少蒸发，达到省油目的。
唐宋之际，省油灯就已在民间普及，以四川邛崃窑生产的最为出名，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早期的省油灯只有壁孔式一种，釉色有青绿色釉、酱褐色釉和酱黑色釉等，以青绿色釉为上品。油灯带夹层，通过小孔可以向夹层中注入凉水，在油池底下形成一个“冷却水套”。燃灯时，凉水能起到降低油温减少蒸发的作用，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这一原理即便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都是非常科学的。
最后的“官窑”：洪宪瓷
官窑，顾名思义，由官府烧制而成的瓷器，具有浓厚的历代风格特色，且烧制过程严格，品质非常高。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最后的“官窑”：洪宪瓷。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
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你知道“窑”字的来历吗？
搞陶瓷的人应该说都见过煅烧陶瓷制品的一种设备-窑。远在五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已经知道把制好的土坯放在窑中，用火进行煅烧。为什么要用"窑"字来代表这种煅烧陶瓷制品的设备呢？从窑字本身结构来看，不管是繁写的"窯"字，还是简写的"窑"字，都有两个共同的部分，却上面的"穴"字和下面的"缶"字。"穴"是山洞，这好理解，那么"缶"是什么东西呢？
谈到"缶"，倒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名为促进两国友好，实则想要挟赵王，赵王知道秦王脆计多端，担心秦国暗算故借故不去，但谋臣蔺相如与大将廉颇等考虑再三，却主张赵王赴会为上，如果不去，反而被秦国笑话，灭了自己的威风。赵王认为二位大臣说得有理，决定应约去渑池会见秦王，并命令蔺相如同行，大将廉颇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不测。宴会上，秦王盛气凌人，并假装酒醉，旁敲侧击，戏弄赵王，说道："寡人听说赵王善于弹瑟(一种古代弦乐器)，今日盛会，请赵王弹一曲助兴"。赵王不敢不依，勉强弹了一曲。哪知，赵王正中圈套，秦国的史官赶快把这位事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上前对秦王说道："赵王听说秦王很会击缶，今日胜会，也请大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厉色拒绝，蔺相如再次相请，说道："大王如果一定不依，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以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立即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面不改色，大声喝斥，众人吓得口瞪目呆，空气异常紧张，秦王为了解除眼前的危机，迫不得已在缶上敲了几下。蔺相如立即命令赵国的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里秦王所击的缶，就是窑字里面的缶，它是古代的一种陶器，用来盛酒的。春秋战国时候曾经拿它当作乐器。我国的文字最早是象形文字，"窑"字形成这样的结构，有它一定的依据。这使我们从某一个侧面考证到，最原始的窑炉是利用现成的山洞，或者挖掘洞穴，用石头砌成，在里面焙烧"缶"一类的陶器。直到后来的龙窑，阶级窑，甚至今天的倒焰窑，隧道窑，也都有一个"洞穴"，这就是烧成室，在里面焙烧各种制品，它是用各种耐火材料砌筑的；里面焙烧的制品不是古老的简单的"缶"，而是各式各样的精致的陶瓷制品。
传说毕竟是传说，其实最原始的窑炉比以上所说的"窑"要早得多，那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窑。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曾在黄河中游的西安半坡村发现古老的仰韶文化窑址。陶窑的形制大致可分为竖穴窑和横穴窑两种。那种原始的陶窑只能烧一件大的陶器，一般器物则可同时烧四、五件。到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术因陶窑结构的改进而提高，窑室容积逐渐增大。
《天工开物》称烧窑系利用"火气又循级透上"之势。《尚书洪范篇》谓火有炎燥之性，同时又有向上之性。按前者属于"传热"范畴，后者属于"流体力学"范畴。古代陶瓷器的焙烧与陶瓷窑的结构则是具体应用以上两种性质。这也是古代窑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