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瓷砖。
大型釉下彩瓷板“贫下中农的好医生”、“土家山寨飞彩虹”均产生于1976年6月，为红色官窑——湖南醴陵窑的经典杰作。《贫下中农的好医生》的作者汤清海。画面通过女“赤脚医生”热情为患病老大娘喂药，反映当时农村认真落实毛主席“6·26”指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画面上的灵魂人物女“赤脚医生”穿一双简朴凉鞋，颈上系着白色带红线条的汗巾，手端着蓝色花纹、带乡土气息的民窑瓷碗，在为贫农老大娘喂药。红扑扑的笑脸、朴实无华的衣着打扮，表现了女“赤脚医生”表里如一、纯朴而高尚的美。病中的贫农老大娘身着老式粗布边扣衣裳，身盖乡里传统手工印染花被，生活虽不富裕，却从内心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和感激。
“赤脚医生”与患病老大娘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作品最早发表于1972年5月30日的《湖南日报》，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省新华书店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单行本，影响十分深远。
《土家山寨飞彩虹》，描绘了土家山寨坐落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老山界上，“晴天缺水泥似刀、下雨泥巴一团糟、天干禾苗栽不活、地里包谷做柴烧、用钱靠救济、吃饭靠统销。”这是土家山寨缺水贫困的真实写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指示传到土家山寨，土家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愚公移山”精神，战天斗地建电站，劈山架桥修水渠，终于引来了幸福水，使十种九不收的山坡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梯田。
这两件“文革”艺术极品瓷板规格为103厘米×56．5厘米×1．5厘米，均为永胜款。是“文革”特定历史年代的农村精神风貌的历史记录，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孤品，珍稀精绝，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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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瓷与红色官窑
湖南株洲醴陵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同称三大瓷都，前者在1949年後一段时期内都担负为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专制瓷器的任务，其中1974年为毛泽东定制的生活用瓷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收藏界被称为「主席瓷」或“毛瓷”。每次拍卖，“毛瓷”都会取得好成绩。
民间有关“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甚至将它和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所以把醴陵称为“红色官窑”。而在收藏界，“毛瓷”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1975年景德镇制作的一批瓷器，其中醴陵瓷是毛泽东去世前使用的瓷具。
早在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上，醴陵“毛瓷”首次面世：当一套被秘藏20多年的四季花卉纹双面五彩薄胎碗在预展会上登场时，震动了收藏界。尽管这一四季花碗有釉裂，不够完美，但仍以8.8万元被海外藏家买走。
现在，醴陵“毛瓷”因为货源稀缺而愈显珍贵。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杨宗干指出，由於制作要求严格，制作精良，数量较少，存量有限，在收藏市场上的价位不断攀升，可达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有的精品已成为孤品，价格高达上百万元。
据悉，绝大部分醴陵“毛瓷”目前藏於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南海丰泽园、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处，流落民间的不足200件，这也是收藏界珍若拱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用瓷“红月季碗”的设计师李人中透露，当年制作“毛瓷”用的湖南洪江市的大球泥(粘度好，质地白，烧制瓷器成型好，透光好)，也因过度开采而在一年後绝迹。
杨宗干则指出，从1958年到1974年，中国政府在醴陵一共定制有1555件精美瓷器，除毛泽东亲点的国礼瓷器外，另有一套瓷器是为王震定制的两件“豆青色刻花描金牡丹纹长颈瓶”和“豆青刻花描金凤梨纹长颈瓶”。这两件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除了落有官方精致款“湖南陶瓷研究所精制”外，把“王震赠”也盖上去了。他表示，“王震赠”礼品瓷共生产30件，除上送北京外，流散在社会上的不足18件。1993年前後，一对这样的瓶子只要300元，到1995年到了3000元，几年後再涨到6万元，现在有藏家出价10万元。
醴陵还在1971生产了数量较多的联合国用礼品瓷，以吉祥如意、延年益寿为主导，如牡丹、梅竹、二龙戏珠等，并设计五彩蝴蝶中英文“中国醴陵”作为官方特定底款，其中“釉下五彩友谊茶具”共15件。2001年，这15件中的一件单价4800元，2002年到了6200元，现在15件整套至少10万！
“红色官窑”是个什么概念?
由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广东文化学会等单位制作的“红色瓷典”将向民间发行。新闻主体部分说，“醴陵是我国三大瓷都之一，有‘红色官窑’之称”云云。配文图片是“醴陵在1974年为毛主席在长沙过82岁生日而特制的”一只釉下五彩红月季碗。
“‘红色官窑’之称”，到底是谁“称”出来的？恐怕不是平民百姓。在改革开放之前，曾为毛泽东制作餐具什么的，概属“国家最高机密”，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时过境迁，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醴陵有生产厂家便开始在老人家身上打主意：开始，隆重推出“毛瓷”，后来又叫“主席瓷”，而今则亮出了“红色官窑”的金字招牌。
据我分析，当年推出“毛瓷”和“主席瓷”，一方面，兴许没有得到毛的家属认可，同时也可能与商标法相关规定相悖，所以，厂家这两年也就没有再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了。
然而，“红色官窑”，难道就具有特别的市场召唤力？我看不见得。
首先，“红色官窑”这一概念经不起推敲。如果仅仅因为毛泽东特制过祝寿饭碗，或者后来为人民大会堂提供过餐具，就自命“官窑”，恐怕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此外，“官窑”含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意思。而据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再者，“官窑”，带有封建专制文化的色彩，就算冠以“红色”二字，也难以抹去投射在公众心灵上的认知阴影，甚至难避间接为官本位观念张目之嫌。其次，“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毫无关系。几十年前，醴陵为毛泽东做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饭碗，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这里运用釉下五彩技术生产的瓷器，仍然像报道所说的一样“堪称中国一绝”。倘若而今产品质量更胜当年一筹，那么，研究所也好，制作厂家也罢，应该充分相信消费者的签赏能力，大可不必拿伟人用瓷作铺垫。因此，将“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扯到一起，无论怎么解释，都有商业炒作的味道。
还有，“红色官窑”之说与市场法则相抵触。尽管相关单位没说自己是全国惟一的“官窑”，但这一“命名”隐含的核心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依我之见，以“官窑”示人，实际上给了消费者某种心理暗示，势必抬高了同类产品的入市门槛。这，是不是涉嫌不正当竞争？不管这一“策划”是出自生产厂家之手，还是媒体记者别出心裁的杜撰，它所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传播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
醴陵瓷器品质优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我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革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生活需求。“红色官窑”或其他什么名目的窑，其实在成熟的消费者眼里，统统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心思。一俟本末倒置，必将有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不可再生无法仿制的“红色官窑”
“７５０１”主席用瓷，釉下彩“翠竹红梅”纹杯。
艺术价值：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
这些全手工制作的高白釉薄胎瓷器，如薄胎碗、薄胎瓶、薄胎皮灯等，其胎质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来形容一点不夸张，有些特别薄的，似乎没有里胎，只有两面釉的所谓“脱胎”瓷，真正是“白胜霜雪，薄如蛋壳，轻若鸿毛”。
拿在手里，或在阳光下一照，或用强电光一照，“毫发可见，指纹能辨”。这种所谓的“蛋壳胎”再配上绘瓷名家精心绘制的纹饰书画，就成为完美的陶瓷精品。
文革期间景德镇红旗瓷厂制作的彩下五彩薄胎碗。
时间价值：历史产物不可再生
据介绍，由于“文革”初期“停课”、“停产”闹革命，真正生产“文革”精品瓷的时间没几年，所以其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文革”全手工蛋壳胎瓷器，总的数量也只有1000来件。
鉴定专家称，景德镇文革精品瓷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其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甚至要比清官窑高，装饰绘画方面也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型更多变，手感更润滑。
“红色官窑”成藏界新宠
有收藏爱好者开始关注和收藏新宠———“红色官窑”（“文革”瓷）。
据悉，景德镇“文革”精品瓷胎是用几经精选的优质临川高岭土烧出来的，但这种高岭土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用竭，所以“文革”精品瓷从整体上来说已不可再生。
昔日的刻坯高手如今不是故世就是年高，且后继乏人，加上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一些陶艺家的心态变得浮躁，难以造出艺术精品；文革精品瓷在特定的年代为完成政治任务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单靠一两个工艺大师单枪匹马，难以做出精品来；“文革”期间真正生产“文革”精品瓷的时间没几年，所以其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文革”全手工蛋壳胎瓷器，总的数量也只有1000来件。
艺术品市场里的老字号广州市文物商店在近三四年中，陆续在景德镇等地收集了“文革”精品瓷达数百件，很快就被广州和港澳的藏家抢购一空，其中近百件“文革”蛋壳胎瓷器，被广州少数先知先觉的藏家所珍藏，目前市场上较难觅到。全国许多收藏者不远万里来广州寻宝，也只能得到寥寥数件而已。“文革”精品瓷近几年来价格一路飙升，当年从“7501”主席用瓷挑剩下来的“职工用瓷”，四五元钱就可买到一件，现在这批“主席用瓷”价格以万元、十万元计。目前，“文革”瓷的价格还不十分高，与清三代的官窑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元一件相比，其升值空间是巨大的。尤其是小型精品瓶的文房用具，其升值空间更大。
何谓“红色官窑”
官窑通常是指皇帝专用或赏赐有功大臣的瓷器，也指供重要等级的大官使用的瓷器。
“红色官窑”指的是“文革”期间由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各种瓷器，也叫文革瓷。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它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这种“文革”精品瓷的科技含量尤其是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要比清官窑瓷高，装饰绘画要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形更多变，手感更润滑。清代官窑瓷，用高科技仿制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而“文革”瓷精品是难以仿制的，尤其是全手工制作的蛋壳胎更难仿制。
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文革”瓷都是一些粗糙的老百姓日用瓷，瓷面画的不是工农兵就是“斗私批修”之类的政治口号或是毛主席语录。诚然，这是“文革”瓷的一大特点，但其中部分精美的工艺美术瓷确实值得当精品收藏。
“文革”瓷的品种
景德镇“文革”精品瓷，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7501”毛主席专用瓷以外，还有下列品种：“文革”期间由景德镇制瓷名家精心绘制的工艺美术瓷作品；中央领导和中央单位专用的生活用瓷，包括毛主席用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用瓷；为中央制作的国家礼品瓷；供展览、摆设、收藏、评比、出口用的陈设瓷；轻工部陶研所、景德镇陶瓷学院、各瓷厂美研室研发的陶瓷新产品或献礼瓷，如稀土瓷器、半刀泥瓷器等。
“红色官窑”代表了当代陶瓷烧造高水准
7501专用瓷合盒器
今年正值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红色官窑瓷”也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所谓“红色官窑瓷”，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特殊瓷厂生产的瓷器，主要包括“文革”期间生产的“毛瓷”、中央机关用瓷以及馈赠国外元首的礼品瓷等。1997年，这种瓷中一个“7501”小碗在国内被拍至170万元，其珍贵可见一斑。
代表作：醴陵瓷和“7501”瓷
提起红色官窑瓷，河南陶瓷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张保庆表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和景德镇的‘7501’瓷了。”
据了解，1956年，湖南醴陵成立瓷器公司。自此，醴陵和景德镇等瓷产区共同承担了国家机关的瓷器供应。1958年到1974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瓷器千余件，从“胜利杯”到后期的带盖鱼盘，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醴陵群力瓷厂1974年生产的“毛瓷”代表红月季碗。1997年的嘉德拍卖会上，一只尚有釉裂的红月季碗拍出8.8万元的高价。
张保庆告诉记者，醴陵“毛瓷”绝大部分收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南海等处，散落民间市场的数量极少，“物以稀为贵，拍出高价也是情理之中”。
此外，“7501”更是大名鼎鼎。这批瓷器是1975年由设在江西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组织生产。当时，研究所组织了顶尖的瓷艺高手，选用最好的高岭土原料，反复试制，代表了当时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作为知名度最高的“红色官窑瓷”代表作，“7501”瓷在拍卖场上屡屡创出高价：一只调羹10万元，一个小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
存世稀少赝品多
“红色官窑瓷”大部分被销毁，即使保留下来，也多存放在纪念馆等处，流入市场的数量极少。因此，市场上大部分所谓“7501”瓷、醴陵“毛瓷”都是仿品。
张保庆告诉记者，市场上的仿品主要有几类：“一是用红色官窑历年来生产的其他陶瓷产品冒充珍稀品种，最典型的就是用‘7801’冒充‘7501’。二是利用当时剩余白瓷胎进行‘后加彩’。三是现在一些私营陶瓷厂进行仿造，比较粗糙，很容易鉴别。”
红色官窑瓷从原料、工艺等各方面来说都是顶尖水平，“可以从器型、釉面、胎质和纹饰等方面进行鉴别，了解各类器物的特征和规格，观察胎和釉的细致程度”。
河南也有“红色官窑瓷”
狭义概念里的“红色官窑瓷”主要就是醴陵主席用瓷和“7501”，而涉猎藏项甚广的大河鉴宝专家于韬认为，这个概念应该有所延伸。
“我认为广义的概念应该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大国营瓷厂因为一定的政治任务而烧造的瓷器，都可称为红色官窑瓷。”于韬说，“例如为中共九大献礼、为纪念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而制作的瓷器等，这些都算。”
河南陶瓷文化研究会会长乔红涛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说，作为陶瓷大省的河南，也屡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当年的河南禹县钧瓷一厂、二厂都曾烧造过国礼，也应纳入红色官窑瓷。”据乔红涛介绍，1964 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就曾挑选神垕钧瓷作为礼品赠送有关国家领导人。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也选用钧瓷“兽耳尊”作为礼品，赠给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广义的红色官窑瓷，不像“7501”那样高不可攀。“普通藏家如果对红色官窑瓷感兴趣，可以从这些瓷器入手，市场上数量不少，几千元、几百元的都有。”于韬建议。于韬认为，目前红色官窑瓷有一定程度的炒作现象，随着市场的成熟，价格会有理性的回归。从长远看来，“红色官窑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陶瓷工艺水平，同时也寄托了许多人的怀旧情结，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
红色钧官窑有哪些历史功绩不能忘却
一段红色年代
四座传奇窑厂
诞生钧瓷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产品
那段历史如同作品一般浓墨重彩
留给世人
无尽的思考与启示
和难忘的红色记忆
随着世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近年来，“红色钧官窑”这一名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与藏家的话语中。
“红色钧官窑”，特指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先后成立并烧造钧瓷的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神垕镇东风工艺美术瓷厂。虽然这4个厂历时不过30余年，但为钧瓷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大批钧瓷艺人，研发出多项钧瓷烧制技艺，烧造出大批钧瓷精品。
培养了大批钧瓷艺人
从20世纪50年代末恢复钧瓷生产开始，通过钧瓷老艺人的言传身教，众多钧瓷艺人迅速成长起来。
钧瓷烧造技艺非常复杂，而且72道工序都有特殊要求。从历史上看，它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4家“红色钧官窑”使用人员最多时达到5196人。大约有4000人从事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创造性劳动，比如手拉坯、配釉、施釉、装、烧窑等，而且这些人至少掌握两门以上技艺。各厂也不缺乏一些“T型”人才。这些“T型”人才对72道工序都很熟悉。据统计，当时掌握全面技术工艺的生产骨干有50余人。目前这些人多数已成为各窑口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艺术总监等。
在“红色钧官窑”时期，工人已从纯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过渡。比如拉坯用的泥，已从人力练泥变成机械化练泥，既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泥的质量。烧窑的仪器也逐步使用窑炉温度计、室温观测仪等。一些艺人根据釉料的化学成分在不同温度的火焰中发生的变化，总结出了“三勤两少”钧瓷烧窑法和“三净一把关”装窑法，不仅使钧瓷的烧成合格率由原来的10%提高到40%左右，烧窑时间也由32个小时缩短到24个小时，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降低了生产成本。
如今，神垕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等已有近百位。这些技术骨干中，可以说都与“红色钧官窑”时期的技艺传承不无关系。他们多数是从“红色钧官窑”走出来的，掌握了比较全面的钧瓷烧制技艺，从选矿到烧成成品，都能一条龙操作。他们支撑着禹州的钧瓷行业，使钧瓷作品各具特色并烧造出民族艺术精品。这应该是钧瓷艺术继往开来、传承发展的必备条件。
研发出新的制钧技艺
“红色钧官窑”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相继兴建的。在那个时代，钧瓷生产得以恢复。真正进入“红色钧官窑”历史时期是1958年4月。当时，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厂成立，河南省工业厅派出技术人员协助恢复钧瓷生产。在李志伊、刘保平、任坚的带领下，老艺人卢广东亲自开展创造性研发、攻关，众多钧瓷艺人通力协作，经过123窑的烧制试验，终于复烧成功。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拉坯技艺就做不出素坯，没有釉料秘方就不能配釉，没有窑炉就不能烧造，恢复钧瓷烧制的功绩应该记在“红色钧官窑”的功劳簿上。
钧瓷新工艺是“红色钧官窑”时期研发的重要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适应社会对艺术品与日俱增的需求，让钧瓷进入寻常百姓家，4家“红色钧官窑”千访百计提高钧瓷生产数量。他们以硼铅块儿作为熔剂，在釉料中加入1%左右的碳化硅作为固定还原剂，采用一次烧成的方法，在1250℃—1290℃的高温下，用氧化火烧成稳定、鲜艳的铜红釉，并在隔焰式推板窑内批量生产，终于成功烧出钧瓷新工艺作品。
“钧瓷新工艺是钧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革新。它的成色高、成本低，为钧瓷的批量生产开创出了一条新路。”（《钧瓷志》，苗锡锦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13）。失去才显得贵重，钧瓷新工艺作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现在才得以显现。去年，一件新工艺作品《虎头瓶》，在澳门拍出72万澳元的高价，且收藏者趋之若鹜。
“红色钧官窑”兴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而且钧瓷在恢复初期因为科学技术日益被劳动者掌握，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的转换逐步加快，所以研发的新技艺也极其丰富。钧瓷艺人加大了对钧瓷窑炉的研发力度，比如倒焰窑、直焰窑、推板窑等相继研发出来，为“红色钧官窑”的技术创新增添了诸多光环。“红色钧官窑”研发的钧瓷烧造技艺是老一代钧瓷艺人创下的丰功伟绩，将载入钧瓷艺术发展的史册，成为永不磨灭的创新成果。
烧造出大批钧瓷精品
钧瓷新工艺作品以鸡血红釉钧瓷为代表。它改变了古老的烧制技艺，以固体还原剂在隔焰推板窑中用氧化焰高温烧制成钧瓷新品。同时，钧瓷新工艺作品制作工艺精湛，工艺操作严格细致，釉美、型美，烧制技艺日臻完善，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4家“红色钧官窑”在恢复创研、试验烧制、批量生产、国礼研发、出口艺术品定制中，烧造了数以万计的新工艺精品力作，其中不乏震撼世人的艺术精品。《寒鸦归林》、《朝天吼》、《奔马》、《关公挑袍》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当时钧美一厂、二厂的鸡血红釉钧瓷作品《虎头瓶》、《荷口玉壶春瓶》、《赤龙虎头炉》以及钧瓷钟表、台灯架等早在1984年9月就荣获全国“第四届百花奖金杯奖”，此后又先后获得40余项省级以上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13项。
研发新工艺钧瓷，一开始带有明显的实用意图，烧造有墨水瓶架、茶壶、茶杯、台灯架、菊花盘、啤酒杯、酒壶、酒杯、碗等，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深受大众青睐，因而也刺激生产，产量大增。在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又设计出新的艺术陈列品。例如仿钧瓷造型的《活环瓶》、《奔马》、《秀玉瓶》、《三足鼎》等。由于成本低、价格便宜，新工艺作品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遗产，这几年“红色钧官窑”瓷器得到收藏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收藏者日益增多，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社会价值进一步显现，并有多件新工艺珍品被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收藏。“红色钧官窑”的历史功绩，为禹州市打造出一张城市名片，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起到助推作用，并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永垂青史。
勾勒4000年陶瓷香炉史
钱汉东古陶瓷香炉藏品展
“祈福世博平安——钱汉东古陶瓷香炉藏品展”近日在徐汇区图书馆展览。收藏者钱汉东，从自己20年的香炉藏品中，挑选了130余件精品。展览现场，不仅能看到4000年前的良渚黑陶鼎、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鼎、两汉三国的越窑博山炉，以及晋代、南北朝的炉具，还有唐代的邢窑、唐三彩、长沙窑香炉，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明清各代精美的香炉。
钱汉东用这些香炉，勾勒出了一个时间跨度4000年以上、涵盖历代中华古窑作品的陶瓷香炉发展史。钱汉东表示，此次展出的每一尊香炉，都考证出了清晰的窑口。历代藏家，都喜欢说自己是“玩收藏”的。钱汉东却把收藏“玩”成了学术。此前，他已经著有《人间瓷话》和《寻访中华名窑》两书，而第三本研究中国陶瓷史的专著《日照香炉》也已经出版面世。
这是文人的习惯，在任何行当里面浸淫久了，就习惯性地追根穷源，然后拿起笔来，著书立说，但是钱汉东也不是坐在书斋里面把玩器物之后，就洋洋洒洒开始写书的学究。他历时4年，行程10多万公里，自费考察了22个省市的50处历代古窑遗址。从那些散落在考古土层和历史光阴中的陶瓷碎片中，他拼出了中国陶瓷变迁的全景。
陶瓷香炉其实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复合体，当中蕴含了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意味。钱汉东从文化考古的角度对此阐释，认为香炉可算是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一个具体物象，对于香炉这种祭祀、祈愿、连接人鬼神三界的器具，人们始终保有敬畏之心。因此，正如在展厅中所看到的那样，从南方到北方的瓷窑，从战国到晚清的香炉，造型无一例外都匀停优美，细节精致入微。历代的窑工们在制作香炉的时候“都带着虔诚”——而今，这些香炉依然有人收藏与端详，当可知道这一缕香火，依然绵绵不绝。
红色官窑艺术瓷亮相“景德镇”名品揭穿伪精品
瓷器精品展已成北京经常性的展览，但如此多的“精品展”究竟有多少名副其实？在昨天开幕的“景德镇艺术瓷厂精品陶瓷展”上，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驻京办主任艾华强透露说，北京一年内只有不到10场是真正的陶瓷精品展。
昨天在位于北京金宝街鑫锦嘉艺术馆举行的“景德镇艺术瓷厂精品陶瓷展”，是红色官窑艺术瓷首次在北京集中亮相。鑫锦嘉艺术馆董事长王金艳女士介绍说，展出的作品中，有近1/3是国家最高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等十几位国家级大师及老艺人的精品之作；还有大量的中青年陶艺家作品，这些人均为名人后裔和大家嫡传。据参展的权威人士介绍，收藏瓷器，不能光看名头，“大师也有不如意的作品，而中青年陶艺家也有精品。”
“景德镇”精品果然名不虚传
谈到陶瓷精品展，艾华强说，很多人不管自己展出的是什么都一律称为“精品”，因此造成“精品展”泛滥，就连在公园里常年露天卖的瓷器也打出“精品展”的旗号。他认为，陶瓷分低中高三档，中高档的瓷器展，北京一年内最多有10场，靠得住的主办方不过四五家。他说，上当的多是外行，贪图便宜，买回去的并非艺术品，只是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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