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宋代哥窑的瓷器。
连日来，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在故宫被人为损坏一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哥窑为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从经济价值来讲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更令人称奇的是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身世之谜，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哥窑瓷器为何珍贵？
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最富神秘感的一个，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挖出真正的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
哥窑的神秘还在于它的“金丝铁线”。“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瓷器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哥窑瓷器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的釉面要炸裂两年。当瓷器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放到炭黑水里，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那些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搁在那里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可以说，“金丝铁线”是时间造成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始于清代。《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这表明，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成为制作者的主观追求。
哥窑表面的纹片本来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了美感，成了典型的缺陷美，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未都回应说：“哥窑存世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到只有几件的地步，据我了解，全世界几百件还是有的。如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苏富比2010年5月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大约是300多万美元。当然，故宫的东西肯定要更珍贵，不能以价格为绝对标准。”
如何鉴定哥窑？
哥窑瓷器的名贵吸引了无数仿造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仿品，到清代，仿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据说到目前为止，传世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还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不光亮，有一层酥光，看上去好像器物釉面出汗。二是瓷器上的“金丝”和“铁线”各自形成一个网，两网又重叠又互不相干。三是器物底足有铁锈红颜色，还有近千年岁月氧化的自然包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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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曲折发展的身世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陶瓷：元青花身世神秘的瓷器之王
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环。肇始于唐代的青花瓷，在元朝确立了形制并马上达到了顶峰。元青花以其大气浑厚的造型与明艳夺人的色彩成为青花瓷不可逾越的丰碑，光照后世。
然而，有趣的是，元青花身世的昭示，却是很晚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成熟青花工艺的起点，人们甚至普遍不知道元青花的存在，历史上也没对元青花有过任何记载。拥有“瓷器之王”美誉的元青花，湮没在历史中，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神秘。
来自西亚的绝美蓝色
元青花之美，在于夺人。比起后世的青花，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一抹蓝色。元青花的蓝色非常鲜明，像蓝宝石一样附着于白玉一般的瓷胎上，仿佛有一种生命力被赋予器物，美得令人震惊。
这种蓝色来源于一种产自西亚的含钴着色剂，被世人称为“苏麻离青”。这类着色剂中，除了钴元素，还会含有一定的锰和铁。元素成分的比例，决定了青花的颜色。苏麻离青之所有最负盛名，因其除含有着色能力极强的钴元素，还具备高铁低锰的特点，而国产青料往往相反，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烧成的青花多为浅淡的青色或灰蓝色，并不好看。这种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经过1300摄氏度左右的烧制，呈现出国产青料无法比拟的明艳之蓝，让人见之忘俗。因此元代官窑，特别是为贵族烧制的器物，几乎都采用苏麻离青着色。“苏料”也就成了官料的代名词。
元青花的诞生带着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并不仅仅表现在其颜色上。目前存世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元青花，以型大、胎厚、体重为主流，虽然偶有高足碗、梨型壶等小器，但整体上与宋代瓷器的精巧、轻灵形成鲜明反差。此外，元青花的纹饰也带有异域色彩，是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卷草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繁缛纹饰密集绘制于器物表面，与中国本土的图案有极大差别。此类草花纹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如今仍广泛存在于西亚国家的装饰中。
明宣德以后，随着海外贸易被禁锢，这种进口料就绝迹了，最后的绝响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少量的进口料，因此在明代永宣年间仍有官窑使用苏麻离青的记录，之后，这种艳丽的颜色就如一股烟云般消逝而去。
传奇大罐“鬼谷子下山”
作为一种深受西域文明影响的瓷器样式，元青花身世的昭雪与它的诞生一样，与西方渊源颇深。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研究发现，帮助我们更新并丰富了对青花瓷的认识。
1929年，有一位爱好收藏的旅英华侨吴赉熙在北京游历智化寺时，发现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十分漂亮，于是买了下来。吴赉熙观察发现，这对青花瓷瓶上除了图案，还烧制了一段铭文，落款处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而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吴赉熙将瓷瓶拿给当时的行家鉴赏，却被收藏家们讥讽一番，认为他买了拙劣的赝品。
也许是这对青花瓶的美丽，让吴赉熙不忍放弃，他还是将瓷瓶带回英国，后来卖给了一位英国爵士，他就是“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大维德，因此西方后来称这对瓷瓶为“大维德瓶”。
这对瓷瓶被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霍布逊慧眼识中，这位中国陶瓷学专家专门写了论文，论证落款“至正十一年”并非伪造，如此精美的青花瓷确实诞生于元代。但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当时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年，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同样是中国陶瓷学专家的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认真研究了大维德瓶上的铭文，又往来于伊朗和土耳其，一番比较辨识，以大维德瓶为标准器，以存于伊朗阿德比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的一批中国瓷器为旁证，撰写了两本著作，初步揭开了元青花神秘的面纱。
波普证实早在14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能够烧制如此完备、精美的青花瓷器。此后，北京元大都遗址、河北保定先后出土元青花，这些考古发现，不断佐证波普的研究。
元代虽然国土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号称“大哉乾元”“四海声威”，但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百年。“至正型”瓷器被视为元青花标型器，而至正这一元代年号指代的时间只有短短30多年，所以元青花的存世数量少之又少，普遍认为不超过400件，其中的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最著名的元青花，当属“鬼谷子下山”图罐。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大罐被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亚洲艺术品在全球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成为“瓷器之王”。
青花里的元杂剧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灵芝、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以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为例，可以充分理解元青花的故事纹饰之美。高44厘米，直径13厘米的梅瓶，表面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图样。在瓶体腹部，一侧是汉代丞相萧何着袍束带，眉目微蹙，上身前倾，神情焦急；另一侧则是韩信手牵战马在河边饮水，他右手牵马站在河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画面中，萧何作为一代名相的谨慎与韩信内心的游移不定，栩栩如生，在瓶体浑圆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情节感，让人拍案叫绝。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绘制有通俗故事的元青花，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战争、民族融合等历史题材，除前文提到的“鬼谷子下山”图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还有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的“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元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公”罐等。另一类则是戏曲、小说等民间故事题材，如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王实甫《西厢记》焚香一景”罐，又如裴格瑟斯基金会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罐。而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罐经考证，取自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
元青花器物之所以采用了故事题材绘制，与元代民间文学和戏曲的兴盛密不可分。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科举制度废止，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紧缩。无法入仕，大量知识分子便散落市井，诞生了一批“书会才人”，他们以创作曲艺底本为生。民间戏曲也因为书会才人的加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景。当时戏剧演出广泛，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在重视文人的宋代，这些书会才人本应成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但因历史的变故，意外地为元代戏曲的繁荣贡献出卓越的才华。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元杂剧大家关汉卿。 另有学者推测，元代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镇压，也导致一部分由宋入元的画家被迫成为绘制瓷器的工匠，宋画的绝世成就，直接为瓷器绘画输血，才使得元青花的人物故事图案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准。
无论是故事图案，还是花纹装饰，在元青花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雄浑张扬的帝国气质，这在它之前和之后的瓷器中，都绝无仅有。存世的元青花体态雄美、英姿勃勃，只要得见一尊实物，属于游牧民族的阔达胸怀和广袤帝国的蓬勃生气就扑面而来，让人不得不为文明心旌摇曳。那张扬茂盛的纹饰、惟妙惟肖的图案、明艳夺人的色彩，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千之美。
浅议“陶器的诞生之谜”
陶器和瓷器并称为陶瓷，二者也有着非常多的关联渊源。陶器是瓷器的前身，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陶器的诞生之谜”。
根据现有资料，我国陶器出现在距今 7000-8000 年以前。它的起源或可追溯到更早的阶段，在那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才从茹毛饮血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过着渔猎不定居的生活。尤其是发现了“火”以后，迫切需要有一种能耐火烧的盛器。首先，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人类已用粘土塑造某些形体，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陶片，经C14 测定，距今就有一万年以上。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形的粘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
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它可能是由于涂有粘土的篮子经过火烧，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这种容器耐火，且能用以烧煮食物，不久之后，塑造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也就开始出现了。人类创造的新物质——陶器从此诞生了。
陶器的诞生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革新进展的一个标志，证明人类的创造性与智慧在不断进步。由陶器衍生而出的瓷器更是陪伴我们人类度过漫长岁月直到现在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北宋汝窑瓷器，被誉为是中国最完美的青瓷。汝窑瓷器以其温润的天青釉色闻名于世。因烧制时间短，传世品极少，历代视为稀世珍宝。目前全世界仅存不足70件汝窑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21件的典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二十几件。
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堪称世界之冠。
宋代，是瓷器大发展时期。此时中国陶瓷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个时期，以汝、钧、官、哥、定等“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众多制瓷流派推动陶瓷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汝窑被推为五大名窑之首，因为它把青瓷烧造水平推向了极致，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意思是说，就像现在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文会图》,这幅画描绘了宋代宫廷里的一次茶会，那天宋徽宗向受邀前来的文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陶瓷器。宋徽宗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还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含蓄和清淡质朴的道学家。我以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一个最无能的皇帝。
北宋初期，宫廷里便收藏着各种色彩的陶瓷器，其中受宋徽宗赞赏的只有蓝色。为了追求理想的蓝色，他在汝州建造了汝官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专门烧造皇室御用的青瓷，也就是汝瓷。
根据宋代《咸淳起居注》的记载，汝瓷的釉色是一种“天青色”。大雨过后，蔚蓝的天空飘着淡淡的白云，这种颜色正是宋徽宗所寻求的理想中的色彩。
汝瓷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的境界，它古朴、浓厚、天然朴拙、柔丽静雅，一下子倾倒了那位不会治国的风流皇帝。
据传说，曾有工匠问宋徽宗，汝瓷应烧成何种颜色，徽宗不语，一指天。众人望天，恰好雨过天晴，有一种淡雅而神秘的自然之天青色。从此以后汝窑便以这种天青为追求目标。
据说，这种颜色是宋徽宗曾在梦中看到，梦醒之后命人仿造。总之，汝瓷之色的来源说不清道不明。除非你悟透了天人合一。
葵花式小碗
汝窑的烧造，充满着各种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玛瑙入釉”的传说。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传世汝窑瓷器在口缘和棱角之处若隐若现能看到淡粉色的光泽，或是“玛瑙入釉”的结果。
古代烧制汝窑，方圆几公里会全部戒严，不许闲杂人等经过，尤其是怀有身孕和来例假的妇女。还要祭天祭地，参加烧造的人要沐浴更衣，斋戒等等。
哥窑瓷器产生的传说
传说古时，浙江龙泉青瓷世家有兄弟二人烧窑，哥哥的烧窑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了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声誉，弟弟偷偷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想让他烧出坏的瓷品。被蒙在鼓里的哥哥照常烧窑，烧好后开窑一看，满窑瓷器釉面全部裂开了，但裂得很奇特，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哥哥看到这些，傻眼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将这批瓷器拿到市场上准备低价处理掉。谁料，人们却对这种带有裂纹的瓷器产生了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从此，哥窑瓷器名扬天下。
宋朝瓷器生产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同风格特色的名窑，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瓷器在整个中国陶瓷史上的传世数量极少，价格昂贵，且多有价无市。后世有不少仿制品，有官窑仿品，也有民窑仿品。尽管如此，仿哥窑瓷品与真品相比，精细度不够，略显粗糙。特别是真哥窑产品釉色并不统一，但仿品釉色却比较均匀。当代还有不少仿哥窑产品问世，但由于仿制者手中罕有真品，只能照图录仿，因此，精品极少。
故宫藏瓷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纵论龙泉哥窑
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 作为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历来受到收藏家、鉴赏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对哥窑的课题研究从未间断且方兴未艾。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对哥窑的认识已渐趋清晰。然而，由于缺乏同代文献，且后代文献常是一鳞半爪，零零碎碎，有的还互相矛盾，目前仍无法揭开层层面纱，呈现它的真实面目。虽然数十年来与哥窑相关的考古实物资料不断增多，并且也依据这些实物资料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惊喜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些实物资料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文献记述无法对应，有些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哥窑问题依然迷雾重重。 哥窑恰如一颗色彩绚丽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人们只能远望它耀眼的光环，而无法目睹它真实的风采。 与哥窑相关的文字最早见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孔齐的《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一般认为，这里指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即为哥窑，“绝类古官窑”也正与以后的文献描述的哥窑特征相符。其后明代《宣德鼎彝谱》说：“马祖之神供奉狮首马蹄炉，仿宋哥窑款式，炉高五寸六分……”，此文多处提到“仿宋哥窑款式”，因此哥窑被认为是宋代的名窑是顺理成章的。现今发现的真正论及哥窑最早的文献当推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文中明确了哥窑烧造于龙泉的琉田，琉田今名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区。然而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高濂的《遵生八笺》又有别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二窑烧造种种未易，悉举例可见，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文中“取土俱在此地”已将哥窑产地定为杭州。这一前一后的两种说法，是明代文献中最典型的关于哥窑的“产地说”。 明末和清代，论及哥窑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多为抄录诠释前人著作的产物，沿袭《春风堂随笔》和《遵生八笺》之说。然而对于哥窑器物特征的描述倒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综合各类文献资料，哥窑的特征为：胎色黑褐，釉层冰裂，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由于胎色较黑及高温下器物口沿釉汁流泻而隐显胎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釉层开片有粗有细，较细者谓之“百圾碎”。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人们在浙江龙泉的大窑和溪口找到了生产类似器物的窑址。其产品为黑胎开片，釉色以粉青和灰青为主，单色纹线，应为入土所致，用垫饼垫烧。上述特征及烧造年代均与文献所述完全相符。至此，宋代五大名窑的哥窑已成定论，其烧造年代为南宋中晚期，产地为浙江龙泉。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一类与哥窑特征相符的，而与龙泉产的哥窑特征有别的器物。此类器物亦为黑胎开片，紫口铁足，但其釉色多为炒米黄，亦有灰青；纹线为黑黄相间，俗称“金丝铁线”；用支钉支烧，器型亦不同。由于此类器物仅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有少量收藏，而不见于墓葬出土，故被称为“传世哥窑”，而称龙泉所产为“龙泉哥窑”。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传世哥窑进行深入研究，但由于传世哥窑的窑址无踪可觅，对其性质及年代一时难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传世哥窑应为文献所述南宋修内司官窑。其理由是，根据南宋顾之荐《负暄杂录》所述理解，修内司官窑产品质量优于郊坛下官窑，但修内司官窑至今无影无踪，更无从知晓其产品面目，而现有实物资料仅有传世哥窑质量似乎优于郊坛下，因此传世哥窑当为修内司官窑。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其实就是元代孔齐《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其年代应为元代。至此，传世哥窑仍是一团迷雾，但一般认为，其年代并非宋代，而是元代。
与此同时，人们对龙泉哥窑和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深入研究后发现，两者无论从窑炉结构、制瓷工艺、烧造方法还是产品的胎、釉、器型等均基本一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皇朝，哥窑作为民窑完全按照官窑的方式生产与官窑相同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即使仿造一件御器也要充军杀头的。于是，就有了“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之说。所谓“龙泉仿官”，说的是官僚贵族羡慕皇室用瓷，私下派人烧造以供自己需要。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官僚贵族就不怕杀头吗？因此“龙泉仿官”立论不久即被基本否定，代替它的是“龙泉官窑”。
1996年9月，在杭州老虎洞发现一处窑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5月至12月和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分两次对该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大量器物残件、瓷片和窑具。经深入研究，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宋代地层中的遗物应为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地层中的遗物是“传世哥窑”，后者是仿造前者的，“传世哥窑”的实质是南宋灭亡后仿官的产品。也有专家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即《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至此，可以基本确定，传世哥窑是元代的产物，绝非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
由于原来被认为哥窑的龙泉黑胎开片瓷被认为是“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宋代似乎就不存在哥窑，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述被认为是以讹传讹。然而，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关键在于“龙泉官窑”和杭州郊坛下官窑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由于“龙泉官窑”的立论建立在“龙泉仿官”的基础上，认为仿官是不可能的，却又与官窑相一致，自然是官窑，并认为杭州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再在龙泉烧造以充不足。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派生出杭州郊坛下官窑早于龙泉官窑的定论。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并由此还引发出种种疑团：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为什么不就地扩充、就近扩充，而要到千里之外的龙泉建窑烧造？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工匠，他们惯于圆窑用煤烧造，何以能在杭州建立龙窑用柴烧造？文献关于哥窑的论述难道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吗？哥不能仿官，但官却可以仿哥，各朝各代的官窑都建立在民窑的基础上，难道就不存在官仿哥的可能吗？宋室南渡，皇帝漂泊13年，这期间南渡窑工在何处生存？如何生存？是吃皇粮还是自谋出路？这些疑问最终都聚焦在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的年代和性质上，也就是说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会不会是皇帝颠沛流离的十余年中北方工匠和龙泉窑工技艺结合的产物？这类产品是否可能属于民窑性质？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事物情理上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皇帝四处逃窜命且不保的十余年中，朝廷无力照管南渡窑工，他们或者被安顿在某处，或者不得不自谋出路。无论如何，当时制瓷业已相当出名的龙泉是他们的首选去处。在这长长的十余年中，他们与当地窑工一起，融合了南北的制瓷技艺，用当地的原料、燃料、窑炉和烧造方法，烧制出一种类似汝窑胎骨的，器型与汝窑产品相似的，但釉层与汝窑明显有别的黑胎开片瓷，并逐渐在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中产生影响，打造出一种名为“哥窑”的品牌。这期间，皇室贵族用瓷或许也取之于此，但其性质并非官窑而应属于民窑。待朝廷安定，将这类瓷器定为官窑，然后召集窑工到杭州，筑窑烧制，确定为南宋官窑。因此，宋代哥窑的存在是可能的，官仿哥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在论及南宋官窑的文献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其中即隐含官仿哥之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么文献的记载以及关于官、哥的一些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并顺理成章。但要证实这种可能是否确实存在，尚需足够的证据。相信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测试手段的不断完备，哥窑问题最终能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哥窑还笼罩着层层的面纱，但其名称和特征却被多数鉴赏者、收藏者所接受，并一直沿用。元、明、清各朝仿哥窑的产品屡见不鲜，其数量和质量均以景德镇为最，其产品走向多为皇室和达官贵人，世界各著名博物馆多有收藏。从20世纪50年代起，哥窑作为传统产品由龙泉各制瓷厂家开发生产，大量上市，远销世界各地，走入寻常百姓人家。
景泰蓝起源之谜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它讲瓷器和铜器的工艺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工艺，被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清乾隆时期的传世收藏品中叶有很多精美的景泰蓝。关于景泰蓝的起源世界上的说法很多，今天小编就和您探讨一下景泰蓝的起源之谜。
关于景泰蓝的起源，考古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中国唐代；另一种说法是掐丝珐琅工艺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曾盛行于欧洲和西亚的部分帝国。公元13世纪时元代忽必烈西征，掐丝珐琅工艺才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人中国，最初是先在中国云南一带流行，后来传到京城，并迅速得到了历代帝王宫廷的喜爱。但也有为学术界公认的一点，那就是明代宣德年问是中国景泰蓝工艺大放异彩的时期，景泰年间更是继承了宣德时期景泰蓝的制作工艺优点，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最终达到辉煌阶段。
景泰皇帝是宣德皇帝之子，宣德皇帝重视铜器的铸造和铜的冶炼。在铜器的铸造冶炼方面，宣德时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接近完美，想有更大的进步已经不太容易了。于是景泰时就只能一面继承宣德时期的高超铸铜工艺，一面另辟蹊径，提高景泰蓝这种新工艺的水平，达到了再次的辉煌。 “景泰蓝”这个称谓最早见于清宫造办处档案。金属掐丝珐琅工艺，并不是创始于景泰年间，却独在名字里占了景泰的年号，据说只是因为在景泰时期把许多早期遗存的旧铜器重新作了改装组合，于是就获取了“景泰御前珐琅”的美誉。
景泰蓝在中国能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必然的。当时的中国工匠们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铸铜冶金技术，同时又熟练掌握釉、玻璃和琉璃的制作知识，而且还懂得控制煅烧的温度，具有发展景泰蓝的良好条件。在另一方面，珐琅能显现出良玉的温润、珠宝的光辉、美瓷的细致，满足了中国人的多种爱好与审美，所以这也带动了景泰蓝在中国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