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未瓷器的鉴别。
哥窑虽贵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之一，但奇怪的是宋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元、明、清的记述又甚为混乱。有人说哥窑窑址在浙江龙泉，也有人说在浙江杭州，更有人相信它就是子虚乌有……因此，哥窑的身世直到今天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明初吕震撰《宣德鼎彝谱》记述：宣德三年(1428年)，作为制造铜器的参考样式，从“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均、定中，并选得二十有九种”。这是皇家收藏哥窑瓷器的最早记载，时代为明初。就器型而言，《宣德鼎彝谱》记载有宋哥窑狮首马蹄炉、宋哥窑低脚押经炉、哥窑的象耳大彝炉、哥窑豸首大彝炉等，明郎瑛《七修类稿修编》记载有哥窑之盘，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有哥窑带耳炉、带棱瓶。
由于哥窑窑址一直没有找到，人们过去对于哥窑瓷器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文献记载。如明陆深(1477—1544年)《春风堂随笔》记载：“哥窑浅白断文，号‘百圾碎’。”明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六“哥窑条”：“有火碎纹，铁足，胎土极坚细如铁者。”明王士性《广志绎》记载：“紫口铁脚。”《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赏笺》记载：“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此外，乾隆皇帝御题的诗文也为认定哥窑瓷器提供了参考。丙申年春(1776年)，乾隆为一件哥窑葵瓣口盘题诗：“处州精制擅章生，盘子曾供泛索盛，新法不看百圾破，那知得号有难兄。”辛丑年(1781年)，他又在另一件哥窑葵瓣口碗上留下了“哥窑百圾破，铁足独称珍。恰似标坯相，而能完谧神……”的题诗。 参照这些记载和实物，故宫博物院的整理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始，在旧藏中认定了一批传世哥窑器物。解放后，全国各地还出土了一批哥窑风格的器物，如北京元大都遗址、安徽安庆、繁昌、江苏溧水窖藏和南京汪兴祖墓、吴经墓等。这些瓷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胎色呈黑、灰色或土黄色，有的呈“紫口铁足”的特点。通常釉层很厚，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型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即所谓“百圾碎”，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最有特色的是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习称“金丝铁线”。
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认定的宋哥窑瓷器约有60件，其中以各式瓶、炉、洗、碗、盘为最多，瓶的种类有八方贯耳瓶、贯耳瓶、胆瓶、弦纹瓶等；炉有双耳炉、双耳三足炉、筒式炉等；洗有葵花洗、圆洗、菱花洗等；碗有葵瓣口碗、八方形、花口碗等；盘有葵瓣口盘、菊花盘等，此外还有小罐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花插、渣斗、单把杯、壶等器型。不过，由于前人记载的混乱以及哥窑窑址的迷踪，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认定并不十分准确，其中很可能包含有南宋官窑、龙泉窑、元代杭州地区的其他窑口，明清时期仿哥窑器物等。
为了彻底解决传世哥窑瓷器的认定难题，过去的几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和陶瓷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希望能够找到哥窑窑址。但是，它到底在哪里呢？ 有说哥窑和龙泉窑是“兄弟” 按照文献的记载，一说哥窑在龙泉，与龙泉窑关系密切。 据《春风堂随笔》记载：“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处州之龙泉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按照陆深的说法，哥窑和龙泉窑是哥俩所烧。此后明清刊刻的文献，如《浙江通志》、《七修类稿续稿》、《留青日札》、《事物绀珠》、《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稗史类编》等都有类似的记载。龙泉窑早已在上世纪初被陈万里先生所研究确证，就在今天的浙江龙泉县一带。那么，龙泉窑是不是章生二所创烧，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哥哥呢？ 乾隆年间的《龙泉县志》收有《章氏祠堂记》，称章氏在龙泉是大族，北宋起就在该县居住。但是找不到确切的家谱和实物资料，根本没办法确定章氏兄弟以及他们的活动时代。尽管浙江龙泉地区的烧窑人一直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时必去祭拜，然而这也仅限于民间传说。很显然，通过这条线索发掘哥窑是很难得出科学结论的。 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将解开神秘哥窑的钥匙伸向了浙江龙泉地区的窑址，这里一时间挖窑风行。此后，陈万里“八下龙泉”考察窑址，解放后，考古工作者亦多次进行调查和发掘。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部分专家认为龙泉县大窑一带以及溪口的瓦窑垟等五处窑址中发现的一种黑胎青瓷，与传世哥窑产品相似。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化学分析，认为这种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 然而“相似”也好、“可能”也罢，还无法与传世哥窑瓷器的特征完全吻合。要想确证哥窑就在龙泉县，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新的考古发现。浙江龙泉地区的大窑、金村、溪口、松溪、武溪等地分布着上百座窑址。此外，临近的遂昌、云和县，以及江西吉安永和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等都有龙泉窑类型的窑址。这些窑址中，是否就有尚不为我们所知的哥窑窑址呢？ 窑址在杭州，与修内司官窑一脉相承？ 杭州地区文献中有所谓“哥窑”、“哥哥洞窑”、“哥哥窑”、“旧哥哥窑”等称呼，凡此种种，是作者的笔误，还是同一个窑的不同称呼，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窑，目前还无法得知。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记载：“乙未冬(公元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记载：“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广志绎》有“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遵生八笺》记载：“所谓官窑，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 这几个文献均提到杭州，其中王士性和高濂还提到了凤凰山，说哥窑与修内司官窑俱取土于凤凰山下。照此分析，想必哥窑的烧造地点相距凤凰山也不会太远吧！1996年，杭州凤凰山下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发现解决了困扰学术界几十年的“修内司官窑”谜团。不仅如此，老虎洞窑址的元代地层出土了大量带“八思巴文”的窑具以及与传世哥窑相似的一类器物。据八思巴文专家翻译，窑具上有“章(或张)记”的铭文，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章生一的传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元代地层的瓷片进行科学测定，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比较接近，他们据此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就是在老虎洞元代时烧造的制品。
这一发现着实为哥窑的研究困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难道宋代哥窑真是子虚乌有，北京故宫收藏的哥窑瓷器均属元代？抑或南宋的修内司官窑就是宋代哥窑，发展到元代就变成了元代哥窑？老虎洞窑址真是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吗？迄今为止，学界除了肯定老虎洞窑址有助于揭开哥窑之谜外，对上述几种观点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争论依旧，哥窑之谜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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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哥窑盘
明代《宣德鼎彝谱》载：“宣德三年，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汝、官、哥、钧、定。 但哥窑至今窑址尚未发现。哥窑一直是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和收藏家重视、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哥窑瓷器非常珍贵，传世稀少，据统计全世界仅有一百余件，比元青花数量还少。
天津博物馆藏宋哥窑盘高3.2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5.6厘米。胎骨呈土黄色，米黄色釉，布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开片纹，“金丝铁线”纹路清晰。釉质纯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盘内外釉点明显，是气泡破裂所致，为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如今发现的真正谈到哥窑最早的文献当推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文中明确了哥窑烧造于龙泉的琉田，琉田今名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区。
传世哥窑以仿三代铜器造型为主，常见的有胆式瓶、贯耳长颈瓶、弦纹瓶、八方贯耳瓶、葵花口盘、葵花口洗、双鱼耳炉、三足炉、菊瓣口盘和圆口碗、盘等。仅收藏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少数博物馆。传世哥窑胎体较厚，胎质细腻，胎呈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色有灰青、月白、深灰、青黄和米黄。釉质肥润，有油酥光和缩釉小坑。釉面开裂有不规则的细碎纹片，纹片呈黑、黄二色，浅黄色的为“金丝”，深黑色的为“铁线”，俗称“金丝铁线”。天津博物馆藏宋哥窑盘上述特征明显，是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龙泉哥窑的来历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 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哥窑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鳝鱼纹、黑蓝纹、浅黄纹、鱼子纹；以纹形而称之有纲形纹、梅花纹、细碎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瓶、炉、洗、盘、碗、罐为常见。但哥窑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宋代哥窑之美
宋 哥窑圆洗
哥窑被列为宋代名窑，哥窑是历史上唯一的宫庭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宋 哥窑葵纹洗
虽迄今未找到确切窑址，但有传说描述了哥窑起源：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
宋 哥窑碗
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纹片呈血色、黑蓝色、浅黄色等，其中以黑色最多,被称为“金丝铁线”；而按形状分则呈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釉面开片时产生的美妙声音，如涧如泉、如琴如铃，犹如隐于大山深处的天籁之声，让人如痴如醉。
南宋 哥窑洗
攒珠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就写过，“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哥窑胆式瓶
马桶上的那些趣味历史
2015年春节期间，在中国游客的集体“热炒”之下，一种具有除臭、冲洗、烘干、抗菌甚至臀部按摩功能的日本马桶盖一下子火了起来。仔细一想其实这也挺正常，虽然人们平时一般都耻于谈论有关排泄的话题，但是毕竟“人有三急”确实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作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了，国人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去国外旅游时顺便购买那些能提供更多便捷功能的马桶盖回家，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过，在没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解决排泄问题的呢？中国古代的马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就为您娓娓道来那些历史上与马桶有关的奇闻趣事。
收藏：收藏故事
青瓷虎子（西晋）
马桶诞生，侮辱轻蔑的表达
话说，中国最早的马桶，也许是受了汉高祖刘邦的启发。据《史记》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当年刘邦为了侮辱儒家的知识分子，曾经把自己的尿撒在他们的帽子里。这一颇为流氓的行为激发了汉朝后世皇帝们的惰性，他们从此也都懒得亲自上厕所了，就开始想办法将自己的燃眉之急化解到一个特殊的容器之中。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朝宫廷曾经用玉制成一种容器，然后由皇帝的侍从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之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容器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虎子”。之所以被称为虎子，相传是在西汉时期“飞将军”李广曾射死卧虎，然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容器并朝里面撒尿，以此来表示对猛虎的蔑视，所以后世也就管这类容器叫做“虎子”了。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承接秽物的容器，与马桶、尿盆相伴相生的往往是一侮辱轻蔑之意。于是，到了唐朝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唐高祖李渊他们家的先人中有一位名叫“李虎”的，所以为了避讳，从唐朝开始，“虎子”就改称为“兽子”或着“马子”，再往后的俗称也就是沿用到今天的“马桶”和“尿盆”了。
故宮收藏的清代马桶
皇室专享，穷尽极奢的产物
马桶发展到清朝，皇帝、后妃们使用的马桶被称为“官房”，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采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官房也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从资料看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如厕，舒适度一点儿也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罢了。
而要说到最为奢华的古代马桶，那还等算是慈禧老佛爷的“太后官房”。这种官房是用檀香木制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同时官房的底部还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当太后需要“出恭”时，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净房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为便溺用。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如厕之后，再由宫女将官房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恭等老佛爷的下一次使用。
手纸出现之前 古人使用的“厕筹”
不用冲洗，如厕之后的清洁
之前大热的日本马桶盖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免去使用手纸的麻烦。在中国古代估计不会有这样的马桶，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决如厕后的清洁问题呢？虽然造纸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手纸才被真正运用于到人们的厕后清洁之中。据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敬惜字纸”的意识也没有汉民族那么强烈，所以厕纸才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贤良孝顺的伯蓝也怯赤精通婆媳相处之道，连婆婆用的手纸都要先用自己的脸试试软硬度，不过从中我们也得知那时候的手纸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柔软吧。
而在此之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古人又是用什么作为如厕的主要卫生用品呢？答案是：竹片。而且即使是皇室一族也不例外。在唐宋以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竹片。与手纸相比，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毛刺甚多，万一竹片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那想来也是让人心塞不已的事情。据《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就曾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品质。这也可以算是礼佛帝王中最值得称道事例之一了。
南宋官窑与哥窑青瓷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了官窑，专门用以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生产的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窑青瓷的发展。这种“官窑”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瓷器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是浙江地区瓷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南宋官窑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要的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官窑”。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真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佯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宋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如此，对《坦斋笔衡》中这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仍有人质疑，特别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问题，认为上述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乌龟山官窑遗址的发掘，证明南宋官窑只此一处，别无修内司官窑。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以及南宋的郊坛下官窑的遗址均已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除汝窑、钧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已经找到外，还有一宫藏的所谓“传世哥窑”，至今还未能找到其所属窑口，因此，在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修内司官窑，但无传世的实物予以印证；(二)宫中收藏有所谓“传世哥窑”瓷器，但末发现它的窑址。对宫中收藏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依据。因为官窑的窑址不易发现、墓葬中也不见出土，所以将传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便成了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官汝窑、官钧窑的窑址末发现以前，就是以宫中收藏的传世品为依据寻觅其窑址的。南宋官窑例外。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发现也是与宫中的传世官窑瓷器相印证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在修内司官窑的窑址发现以前，将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的方法也是完全可取的。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营及瓶击之器”。可见，窑务本非修司所管辖。可能由于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官署多有裁并，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之外，还兼统宫廷窑务。所以，置窑于修内司当是可信的。《坦斋笔衡》中的“袭故京遗制”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两句，明确表述出修内司官窑上承“袭故京遗制”，下启郊坛新风的枢纽关系。由此可见，修内司官窑瓷器是根据北宋官窑瓷器的形制烧造的，在胎色、釉质、器形以及文钉支烧等方面，酷似官汝窑。宋室南渡后所建郊坛新官窑，与修内司旧官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即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从南宋建都与建坛祭典的时间上看，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时间，据《宋史.高宗纪》记载为绍兴八年(1138)。北宋立于宣和末年(1126)，高宗赵构南渡时，兵荒马乱，时时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直到正式定都才得以安定，其间颠沛长达十二年之久。定都后五年(1143)，置建郊坛，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后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建都后，宫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瓷器?因为北宋亡后，宫廷珍藏珍宝器用己被金兵掠夺一空，转战逃亡之中，很难想像会把官窑瓷器带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皇家势必采取临时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俭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说明郊坛祭典时，由于缺乏所使用的铜、玉器，只好临时以当地生产的青瓷与竹木器取而代之。又据《宋史.高宗纪》记载，在南宋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五月、九月和十一月，也曾举行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也应是陶木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四年(1144)以前，为了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极需置建官窑大量烧制瓷器。那么，这个官窑又是哪一处?自然应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198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文章以文献及实物(残片与窑具)，印证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尔后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前往了解，幸又获得修内司窑器物残足一片，这是窑址遗存的又一实证。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过早给予否定。南宋官窑根据文献与宫中的收藏，应当包括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两处。
二、清宫珍藏的“哥窑”是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的《负喧杂录》与《坦斋笔衡》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文献。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窑口鉴定与时代的划分，都是据此而确定下来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的情况，亦多与今天考古发现相吻合。该书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坦斋笔衡》与该书的描述，恰好与宫中收藏至今的所渭“传世哥窑”器相吻合。尤当注意的是曹昭对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分条叙述的，他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这说明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窑。
明高镰的《遵生八笺》沿袭曹昭之说，又将修内司官窑器与哥窑器相比较后认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窑者，烧于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明确指出了其不同性质，并把修内司官窑器的釉色分为：“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釉灰色，色之下也。”把纹片分为：“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并指明了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之风凰山下及万松岭一带的大内所辖范围之内。清代以后的《博物要览》等文献有关修内司窑的记载，都来源于此。
根据上述历代文献记载，把修内司官窑及其产品的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1.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建立的第一座南宋官窑。
2.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深受世人珍爱。
3.南宋朝，在郊坛下建立第二座官窑，其产品远逊于修内司官窑器。
4.修内司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5.修内司官窑器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器为官家造也，哥窑器烧于私家。
6.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地方。
当修内司窑址尚未发现以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与宫中珍藏的实物相印证，明确了宫中 珍藏的所渭“传世哥窑”器是修内司官窑器。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传世哥窑”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因此，哥窑与宫中“传世哥窑”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那么为什么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宫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许多藏品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文献中均可见诸著录。清乾隆间，又效法宣和皇帝将宫中收藏辑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箕》等书。乾隆皇帝在许多宫中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诗，诗中根据文献把宋代官窑瓷器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两次对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凡四种窑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期间，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o。据此，郭氏结合文献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特别是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的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这次正式鉴定的结果，可见公开刊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其中将宋代官窑瓷器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他的鉴定或许是受了御制诗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与乾隆御制诗的分类颇相吻合。其结果是将“官窑”器分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三种官窑器，尤其是又把宫中的许多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这种“三分法”与“张冠李戴”的错误，就导致了如下情况的产生：
1.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
2.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
3.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
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郭之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对当时官窑瓷器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我们了解南宋官窑早期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章说：“此处(指《图说》)所谓的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官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汗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15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还提到《图说》中的“哥窑盘，官窑盘，当时(原题名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个为哥，一个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缺少窑址印证的情况下，郭先生不仅对什么是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官窑)模棱两可，而且对什么是哥窑也是含湿不清的。正如陈先生说：“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温陈先生之说，不能不引起当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与关注。
陈万里先生是重视文献史料，更重窑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内司官窑窑址未能发现而持怀疑的态度。也由于历史局限，陈先生对哥窑的认识同样是模糊的，他对哥窑的失鉴是与他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正因为他对修内司官窑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郭氏把宫中传世的修内司官窑器，定名为哥窑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
50年代初，陈先生为了搞清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龙泉哥窑进行发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哥窑遗址龙泉大窑(文献上的刘田)等地作了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然而，大窑等地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献记载的“哥窑”瓷器所具备的特征吻合。据此，发掘者断定大窑即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而名为“哥窑”的宫中传世品则绝非龙泉大窑烧制。本来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哥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而且还反证了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为“传世哥窑”的瓷器，实非哥窑，过去专家把它定为“哥窑”器显然是错误的。对通过发掘所得出来的这一结论，有的学者根据《格古要论》“有黑土者渭之乌泥窑”的记载，认为龙泉黑胎青瓷非哥窑产品而是乌泥窑，是仿官窑的产品。这一意见后来又被发掘者全盘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有关哥窑问题的结论。这就便得哥窑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上述官窑鉴定史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将官窑(郊坛下官窑)误作“三分法”(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哥两者之“张冠李戴”代把宫中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这两个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纠葛。因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及修内司官窑，而张冠李戴的出现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张冠李戴”的延误，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致使修内司官窑为“传世哥窑”所掩。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在瓷史上销声匿迹的由来。现在，笔者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初龙泉窑发掘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对解决哥窑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清宫珍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器不是哥窑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
三、龙泉窑与“龙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斋笔衡》的记载中，除了重点记述了宋代官窑建置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外，还记载了有关民窑及其品质：“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据此可知，曾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的定窑，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南方的龙泉县窑因质颇粗厚，也不为当时宫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虽然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已具规模，但烧制的青瓷以青黄釉瓷器为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理化测试结果，说明此时的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还相当高，基本上属石灰镭的范畴。所以釉面光泽很强，釉层透明，高温粘度低，易流釉;同时还原焰烧成气氛的控制不夥熟炼，这是这时期青瓷釉中泛黄并多有细密的开片的重要原因，与文献记载的“南方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尽管与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开片与流釉现象较少，说明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龙泉窑真正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是在南宋后朗，特别是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后。因为南宋官窑的建立，给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高宋官窑由于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这种官窑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的生产发展。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窑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注的青釉烧制出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艺“三昧”产品，与当时的官窑产品相比，好者并不逊色，把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工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官窑的烧制技术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龙泉窑吸取了南宋官窑烧瓷技术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的青瓷尽管不是官窑的产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窑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来自官窑者外，还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龙泉窑烧制。这部龙泉窑的产品，后被人称为“龙泉仿官”。《格古要论》记载的“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就是龙泉仿官窑的无纹路的产品。
在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原有的白胎青瓷外，又新出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如果说“龙泉仿官”，提高了原有的烧造水平并受到宫廷青睬的话，那么，“黑胎青瓷”的出现、更是“龙泉仿官”的直接产品。
黑胎青瓷的最大特征是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这些均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明、清文献中称它为“哥窑”是有其理由的，明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其中的“官窑”即指“修内司官窑”，“哥窑”即“龙泉哥窑”。证明“龙泉哥窑”是仿“修内司官窑”的。
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的发掘，找到了烧黑胎青瓷的窑址，文献上所称谓的“哥窑”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宫中传世品，则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在宫中“传世品”的窑址末发现以前，为了便于研究，把它们加以区别，故分别取名为“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两种。“传世哥窑”既然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当然它与“哥窑”无关。而文献上所记载的“哥窑”，证明是在龙泉烧制的，就应肯定它是“哥窑”。所以过去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到“龙泉仿官”往往否定黑胎青瓷是哥窑，认为它是龙泉仿官窑的产品。因否定了修内司官窑，所以就把龙泉黑胎青瓷与郊坛官窑相比较，如“证之以实物，郊坛下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经过排比研究，尽管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黑胎青瓷的主要特征上看，较多地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相似。再者，这类黑胎青瓷在龙泉青瓷中数量不多，除了龙泉溪口瓦窑详窑是以烧黑胎青瓷为主外，其他各窑尽管有一些烧制，但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的，产量也较少。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它发生和成长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黑胎青瓷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宫廷达官贵族们的少量需要，适应当时他们对修内司官窑的怀旧心理而烧制的。因此，更确切地说，“龙泉仿官”就是指黑胎青瓷(哥窑)仿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尽管“龙泉仿官”这一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明吕震等《宣德鼎彝谱》中有“……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但因“哥窑”为当时权宜之计的伪品，所以后来并不受宫中重视，因此，传世下来的极少。
四.修内司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区别
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种，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与黑胎青瓷两类。所谓“龙泉仿官”就是指仿修内司官窑的黑胎青瓷的产品。那么，“龙泉哥窑”与修内司官窑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呢?"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尽管两窑烧制的瓷器在风格与基本特征上“大率”相同，如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等，但因为黑胎青瓷是着意模仿的伪品，它们毕竟是两窑之物，非尽相同也。一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黑胎青瓷)。传世品釉质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肌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黑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两窑的根本区别所在。
五、结语
文献记载的“哥窑”实是“龙泉哥窑”，被冠以哥窑之名的宫中传世品，不是哥窑，这已为龙泉哥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宫中“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呢?因其窑址尚未发现，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窑址问题，笔者己撰文作过一些论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作了一些科学化验分析。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窑址的发现。
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线索，同时最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看来对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的彻底澄清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官窑的窑址是不易发现的，这是由官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除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一些窑迹外，还应当考虑有无可能与北宋官汝窑一样，其窑址不在州治临汝，而是在离都城不远的宝丰。同样，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可能不在修内司官署所在地，而在都城临安附近的其他地区发现，这恐怕是在修内司窑址末完全确定下来以前，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作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李辉柄
哥窑开片的形成
哥窑瓷器的胎色有深灰、浅灰、黑灰和土黄等多种色泽，釉色更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的不同，而以油灰为主。其主要特点是釉面布满龟裂的纹片，通常称之为“开片”。这种由细小裂纹所形成的片纹，大小有别、裂纹颜色的深浅也不一。由于器形的不同和釉料收缩区域的不一样，在器物上造成了外观效果的差异，即由于纹片的交错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形成所谓细眼者俗称“鱼子纹”；纹片细碎者也叫“百圾碎”；较粗疏的黑色龟裂和细密的黄色裂纹交错着，呈现深浅颜色层次的碎纹，叫做“金丝铁线”。总之，它们舆底色形成色泽上的对比，深浅相近、条块分明，非常自然贴切。一件器物的周身布满这种碎裂的纹片，它好像隆冬江河中的冰裂变化万千，在艺术上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宋代青瓷中的哥窑就以其自然的开裂现象而博得人们的喜爱。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纹片，它是由于胎体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一件瓷器如果膨眼系数一致、釉面没有裂缝、胎与釉的结合紧密，那么出色作品的坯釉就具有浑然一体的效果。但当胎的膨胀系数比釉的膨胀系数小到一定程度时，釉就会在烧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形成裂纹。哥窑青瓷器物上的开片就是这一原因所造成的。可是这一烧成中的弊病—釉面所产生的大小、疏密的块面分割，即使哥窑青瓷形成一种自然的裂纹美，这就犹如画家变败笔为神奇一样，给哥窑青瓷器物增添了生机，在当时它给人们以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哥窑窑址至今在浙江省龙泉县始终未找到确切的窑场，故对传世的器物和窑址的存在是当前学术界争论颇大的同题。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窑址的地域归属，由于哥窑瓷器的胎体大多呈黑灰、深灰之色，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6—1961年在龙泉县的大窑、溪口等窑址发现黑胎的开片青瓷，它们的特征与传世的哥窑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因而认为“大窑、溪口窑址中出土的黑胎青瓷应当是哥窑的产品无疑”。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对龙泉县黑胎青瓷和傅世哥釉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发现有一定的区别，故认为：“傅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可以接受的”，据此，他们进而提出：“传世哥窑在好多方面都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因而“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造”。哥窑是否为景德镇所烧造，没有窑址出土物为证，难以使人信服。2、从窑口本身来说，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就是传世哥窑”。这种新的见解，本身就否定传世哥窑的存在，对此当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对哥窑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当今收藏最多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哥窑作品来看，形制多属瓶、炉、洗、尊一类器皿，造型富有宋瓷的时代风格。因此，哥窑还是宋代所烧造的一种青瓷器物。至于窑址究属在哪里？只能寄希望于日后的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哥窑瓷器的造型除碗、盆、洗以外，还有各式的瓶、炉、尊等，贯耳炉更是比较多见的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贯耳炉”可谓哥窑瓷器的代表作。此炉侧影近似长方形，它的外廓线表现为口沿以下向内收缩，而器腹微微外凸，这样一收一凸的器体弧腺显得十分饱满有力；两旁配置的双耳向外扩张，在造型上增强了器物庄重、凝重的效果。加之哥窑瓷器的釉层比较肥厚，更给人以浑厚、稳定的感受。作为当时祭祀和供神用的一件陈设瓷，这种贯耳炉则是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它应有的职能。
马未都：瓷纹反射时代信息
唐代的绞釉锦地团花“裴家花枕”款如意形枕，纹样绘制在这一时期蔚为大观。
北齐时期的绿釉贴塑人物联珠纹盖罐，纹样显得朴素稚嫩。
瓷之色、瓷之纹、瓷之形，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瓷器，通过釉色、纹饰、形状等将极为丰富的身份信息镌刻于自身。日前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开展的“瓷之纹——中国古代纹样瓷器展”，展出了汉代至明清各朝代近200件瓷器。每件瓷器上所绘制的龙纹、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山水纹，因蕴藏着深刻的时代环境背景，犹如瓷器的身份证。该展将展至2014年3月底。
当前收藏热下，如何收藏瓷器，辨清瓷器真伪，纹饰是不可忽视的辨识途径。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指出，在陶瓷千文万华的身后，有着一层又一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纹饰这一章节所包含的内容丰富翔实，实际上也是解读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最好资料。”
宋时期的黑釉龙纹梅瓶，龙纹在那个务实的年代不常见。
宋后纹入佳境
陶瓷上的纹饰很早便出现，在马未都看来这是先人充满期冀和自信的内心表达。不过尽管古已有之，但“中国陶瓷的纹饰自宋以后才渐入佳境。”
事实上，瓷器的纹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马未都将其分了几个阶段，类似早期彩陶的纹样多在传达人类文明童年时的幻想，稚嫩朴素。到了商周乃至汉朝，陶瓷纹饰则放弃画笔，选择了利器，刻划成为主流，模印也加入装饰手段，此时的陶瓷纹饰理念显然受高一等级的青铜文化影响。
到了唐代，南方最不传统的烧窑地区长沙异军突起，在瓷器上绘制纹样一时间蔚为大观，只是“唐代主要窑口的南越北邢都以素器著称，长沙窑的情感表达遂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马未都称，到了宋代，随着陶瓷美学分野，朝廷崇尚色泽，民间喜好纹样，富于创造性的中华民族由此时开始真正将陶瓷装饰导入绘制的轨道。
而此次展出的自汉代至明清各朝代近200件瓷器，则通过器物本身演说了这段瓷之纹的发展脉络。它们按纹饰划分为龙纹、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山水纹、文字纹、图案纹、宗教纹等几大类。瓷之纹背后也层次丰富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那个族群、那个个体的内心。其中不少重器为首次展出，包括距今约1500年的北齐绿釉贴塑人物联珠纹盖罐、唐代绞釉锦地团花“裴家花枕”款如意形枕等。
元青花大罐“鬼谷下山”，曾以2.3亿元人民币创全世界中国工艺品最高拍卖价。
元青花龙纹罐。充分体现了元龙的特点，细颈小头，利爪长鬣，颇具杀伤力。
元青花使瓷纹表达空前繁荣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出一件元青花大罐“鬼谷下山”，成交价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成为当时全世界中国工艺品中的最高拍卖价。如今元青花更是被视为瓷器收藏领域最火爆的门类。
元青花现在的火爆，纵然与国际拍卖市场有关。但追溯历史，元青花在元代本就是稀罕品。而具体到纹饰发展史来说，马未都称元青花使瓷器纹饰的表达空前繁荣。
元青花题材广泛，植物纹最为常见。其中花卉首推牡丹；而平面装饰则喜欢以荷花或莲池表现。
马未都更是指出，元青花在植物纹的细部表现也有独到之处，类似水草飘如空中丝带；牡丹叶呈葫芦形，俗称葫芦叶。而在题材上，元青花也开了后世永宣之先河，类似洞石芭蕉，就被后世文人所爱。
除植物纹外，元青花中的人物纹也极为辉煌，这与当时的元曲发达有很大关系。马未都称，南宋及金代后期，元曲已在民间诞生，至元代已非常成熟。元曲本身包括元杂剧和元代散曲两部分，其丰富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此为基础，北方磁州窑与南方景德镇窑互相呼应，将带有故事性的人物纹尽情发挥。
与此同时，元青花为动物纹的表现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元青花瓷器中的动物纹各式各样，龙凤、麒麟、狮子、绶带鸟，仙鹤，鸳鸯，孔雀、鳜鱼、鲤鱼、青鱼、螳螂、草虫……从神化到生活，从天上到地下，饱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明成化斗彩海象纹天字罐在观复博物馆首次被展出。
明初人物纹消失六十年
在探究瓷器的过程中，马未都有不少新发现。如元代瓷器盛行的人物纹，在明初将近60年的时间里消失了，直到宣德年间才再度出现人物纹。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几乎是被世人一直忽略的问题。马未都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为何在朱元璋拿下江山后瓷器上反而没人物纹了。
马未都指出，元朝末年元青花上表现了较多的谋略题材，追韩信、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等，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急需这样的智慧。但等朱元璋拿下江山后，则下了政令。类似洪武二年，朝廷就颁布法令，禁止优人应试，“当时管理舆论很严，导致那时都不准演戏。而反映到瓷器烧造上，工艺师们为了避嫌，不画人物。因为画人物肯定出事，画花鸟、画草则问题不大。”
此外，马未都还留意到，宣德朝人物纹的题材有庭园仕女、仙女、婴戏等，“有趣的是，宣德瓷器上的人物女性多于男性。根据可查的资料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共只有3件瓷器画了男性。”马未都猜测人物纹对女性题材的青睐，可能是宣德皇帝好色的一个佐证，但也未可知。
马未都指出，观复博物馆此次展出的一件清康熙青花盘，是罕见的基督教题材瓷器，画面绘制的则是《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受洗的情节，大英博物馆藏有同类作品。
龙纹案例
宋龙务实元龙凶猛
瓷器纹饰中隐藏着诸多社会含义，读懂中国陶瓷史，也就读懂中国工艺品史，也就读懂中华文明史。
马未都指出，在陶瓷文明的进程中，龙一直伴随而生。历朝历代的龙都肩负着理想的使命，发出了体现时代个性的声音。
最初，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的龙纹陶盆，到隋唐时期典型的双龙柄瓷壶，龙纹逐渐丰满了自己的形象，包含的内容越来越详实。晚唐五代时期的龙纹有上佳表现，最终在陶瓷纹饰上占有一席之地。
宋代是一个务实的时代，瓷器上的龙纹数量较少，反映了宋人的慎重。受汉文化影响的辽金，龙纹亦表现得十分具体。元朝的龙似乎又回到唐朝风格，不过与唐龙相比，元龙在其灵动上多了一分凶猛。马未都称，元代龙纹形象已形成大致的规律是：细颈小头，蟒身鱼鳞，利爪长鬣，四肢发达，较之宋龙明显瘦身，态势强劲凶猛，具有杀伤力，这点与元朝国势吻合。
明清时期，龙纹则开始随着朝代更迭而各具特征。
洪武之龙角软无鬣，圆脸猫睛；永乐、宣德之龙形象生猛，四肢强健；龙首饱满，鬣毛冲天；成化、弘治之龙形象渐趋俊美；正德一朝独有翼龙形象；嘉靖、万历之龙身躯拧动，四肢夸张如舞蹈；崇祯之龙毛发细弱，老态龙钟。
入清后，顺治朝一龙三现，半遮半掩；康熙之龙额头高起，长须短鬣，四肢有力，形象强悍。雍正、乾隆之龙体态肥硕，角光鬣齐，五爪精美，一派盛世景象；嘉庆之后的龙纹日趋温和，毫无杀伤力。
盘点那些名贵的北宋汝窑瓷器
北宋汝窑碗
上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诗，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北京故宫镇馆之宝。目前北宋汝窑碗仅存世两件，另一件在英国达维德基金会，属严禁拍卖的 国家一级文物。此汝瓷碗高6.7厘米，口径为17.1厘米，足径7.7厘米。敞口微外卷沿，深腹、外撇足，足内有五个小支钉痕。
北宋汝窑弦纹樽
身价数亿堪称“汝瓷之王”，弦纹三足樽全球仅存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是传世汝瓷中极为罕见的大件器，无价之宝。樽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足径 17.8厘米。樽直口、圆筒腹、平底，由三个变形兽足支撑。胎质细腻，呈香灰色，胎体较轻。
北宋汝窑大盘
属全球最大，千古一绝的北宋汝窑瓷器，亦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存世汝窑盘中最大的一件。汝窑盘釉色天青纯正，内外均开冰裂片，底足外撇，满釉，五支钉支烧，高3.4厘米，口径19.6厘米，足径13厘米，是标准的汝官窑器物。
北宋汝窑莲花碗
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国宝，为全球罕见传世珍宝，十吨黄金不换。莲花碗呈十瓣莲花形，俯看形如十曲花瓣，形似一朵盛开的花朵。 莲花碗高10.5厘米，口径16.2厘米，足径8.1厘米，造型比例适度，器身随花口亦呈十瓣，凸凹与莲口相衔接，协调自然，美观大方。
北宋汝窑葵花洗
经34轮叫价，最终以2亿天价成交。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是唯一现存的葵花六瓣形盆洗，其直径为13.5公分，六葵瓣花式，口 略撇，上丰下敛，浅腹薄壁，器身随沿起伏，圈足微外撇，底有细小芝麻钉痕三枚。 北宋汝窑葵花洗原被英国著名的中国古陶瓷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夫人收藏，上世纪70年代转入日本藏家手中。
宋代哥窑瓷器珍品——金丝铁线
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八方碗 国家博物馆藏宋哥窑鱼耳炉 上海博物馆藏宋哥窑五足洗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定、钧窑齐名，是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官窑。其产品历来珍贵，明代宣德时，宫廷藏品目录《宣德鼎彝谱》即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更将哥窑瓷器视为珍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
传世的 “宋哥窑”与“宋官窑”一样，迄今未曾发现确切的窑址，既没有在文献《天工开物》记载的地区—浙江省龙泉县觅到遗址和残片，也不见于宋皇室陵寝的随葬品中。(宋陵多早被盗，故历史上有无不详，此类情况与汝、官窑器相同)，故至今还难以从考古角度寻找科学的佐证材料。
宋代哥窑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仔细观察，其琢器造型多以仿青铜器为本，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细，可分灰、油灰、黑、储诸色，其中胎质粗松者叩之吉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为。釉质凝厚如同堆脂，色泽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间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纹片，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釉中蕴含的气泡密集，显微镜下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则光泽莹润，油滑如酥。器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难以留存而显现胎骨黑色，此一现象传统上称为“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是为哥窑器之一绝，除宋 “官窑”作品外，后世各窑口作品及历代仿宋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宋哥窑器底足工艺分为施釉裹足支钉烧和露胎圈足两种，多数器足因呈黑色而被称之“铁足”。支烧者钉痕小若芝麻，此为宋器之共同特征。支钉数量，较小的器物，如盘、碗等以三、五个为多，略大器物如洗等则达六、七个，鼎、炉的器里也多留有不等的支钉痕，系叠套烧所致，此后无这一烧法。露胎圈足，足背平齐或略圆，修足干净利落，手抓不起。其盘、碗器型多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最为风行，如花形口器、葵瓣六出口器和奋斗，尤其是葵口折腰碗最为典型，广见于越窑、汝窑、官窑、定窑及耀州窑，八方杯见于钧窑，贯耳瓶、壶、鼎、炉、洗也为宋初所盛行，与上述诸窑一样精致。可见，“宋哥窑”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器50余件，其中多为宫廷旧藏，少数来自社会，计有：盘口弦纹瓶(原系私人收藏，1940年征自扬州)、锥把瓶、贯耳瓶(分椭圆、六方和扁方三种)、投壶式小瓶、戟耳炉、鼎、盘、碗、洗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原宫廷遗存的各种造型器皿190余件(其中个别时代或许有误)。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对历代古器都进行过鉴别欣赏，诸如书画、碑帖、陶瓷、玉石等精品无不留有其鉴赏痕迹，书写或镌刻御制诗句，瓷器中尤以汝、官、哥器为多，有的还刻出甲、乙、丙、丁等字，揣度这些珍品的优劣。有的器物还附有带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元汴)字样的梓檀嵌金器座。清宫秘藏西人画家郎世宁所绘的两幅弘历鉴赏古器图，画面中都有传世宋哥、官窑的瓶、炉、盘等，可见这些瓷器在乾隆时期已经十分珍贵。乾隆御制诗中亦有专门评论哥窑与仿哥器的诗句：“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乾隆丙申一御题。”钤“古香”印章。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乾隆皇帝就曾认识到这些器物具有早年遗物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传世宋哥窑决非是元、明时期产物。我们期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能够发现哥窑遗址，那时才能完全拨开所谓“宋哥窑”的迷雾。
古代瓷器：宋代哥窑之美
宋哥窑圆洗
哥窑被列为宋代名窑，哥窑是历史上唯一的宫庭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宋哥窑葵纹洗
虽迄今未找到确切窑址，但有传说描述了哥窑起源：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
宋哥窑碗
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纹片呈血色、黑蓝色、浅黄色等，其中以黑色最多,被称为金丝铁线；而按形状分则呈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釉面开片时产生的美妙声音，如涧如泉、如琴如铃，犹如隐于大山深处的天籁之声，让人如痴如醉。
南宋哥窑洗
攒珠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就写过，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哥窑胆式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