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瓷器的鉴别。
汝窑遗址的调查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本人大谷光瑞委派本院寺驻汉口的布教师原田玄讷，到河南省临汝县诸窑址实地调查。原田玄讷采集了许多瓷器残片，大部分是所谓的“北方青瓷（即耀州窑系青瓷），便认定“汝窑就是北方青瓷”。
清凉寺全景
1950年，我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调查汝窑，先后到了河南省临汝县、宝丰和鲁山三县计9处窑址现场，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陈万里是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进行古陶瓷研究的第一人，他在1951年发表的《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曾给予清凉寺瓷窑的青瓷产品以较高评价。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也多次实地考察汝窑遗址，但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汝县（今汝州市）境内，因此多次寻访无果。
汝窑天青釉圆洗
该洗为王留现先生在宝丰清凉寺窑址采集，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件圆洗对于汝窑窑址的发现意义重大。 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灰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于当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并于1987年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口。 1987年10月至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与试掘，确认窑址规模在25万平方米以上，窑址区在清凉寺村南的河旁台地上。本次试掘由赵青云任领队，毛宝亮、赵文军和宝丰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邓卫东参加了发掘工作。在2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窑具、瓷片和各类较完整瓷器300余件，其中发现典型御用汝瓷10余件，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发现。
清凉寺出土匣钵
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凉寺村居民住宅便道和院内分别进行了钻探，并选择两个地点进行试掘，在宋代地层内几乎全是御用汝瓷，并出土了不同于以往的匣钵、火照等窑具，从而确认了汝窑烧造区的具体位置和范围。
清凉寺汝窑址发掘现场
2000年6月至10月，在宝丰县政府和大营镇政府的密切配合下，由清凉寺村内搬迁了四户居民，拆迁总面积1000平方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第六次考古发掘，首次开挖探方20个，揭露面积500平方米，清理出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多处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所未见。同年10月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平芳、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副会长安金槐、朱伯谦、王莉英及耿宝昌、宋伯胤、赵青云等参加的汝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在宝丰县召开。与会专家在考察了窑址现场后一致认为：中外陶瓷界苦苦寻觅半个世纪之久的汝窑瓷器烧造区已经找到，这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继1990年被评为“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又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清凉寺发掘现场
清凉寺窑址瓷片堆积局部
2001年6月25日，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止2016年7月，清凉寺汝窑遗址共进行了十四次考古发掘，每次发掘都有新的发现。目前，宝丰县委、县政府正在建设清凉寺汝窑遗址展示馆和汝窑博物馆，年底即可建成对外开放，届时历时近千年风雨的清凉寺汝窑遗址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专家和游人。
编辑推荐
严和店汝窑窑址
位于汝州市城南蟒川乡严和店村北。北距城区7.5公里。自然地势北高南低，北部、西部依山坡岭；南部临蟒川河。窑址面积为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5米。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此进行发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198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又在窑址中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为400平方米。共发现宋代窑炉4座，澄泥池作坊一座，元代窑炉2座。窑址的制瓷区域，北部产印花、刻花青瓷，器形为折沿碗、斗笠碗等。花纹图案有海水游鱼、波纹海螺、团菊、六分式折枝花、缠枝花、牡丹等，少部分碗的内底花纹中间有章、吴、童等方形章块。器物胎质薄，质地紧密，施釉均匀，器形灵巧。遗址西部产兰釉色瓷器，器形笨，作工粗糙，有敛口碗、炉等。南部是生产黑瓷、白瓷的产地，产品有萝卜樽、缸、侈口碗，作工粗糙为粗瓷产地。此外，地表还散存大量的窑具、匣钵垫饼、支钉、垫圈等。宋代的窑炉，由吸风孔炉膛、烟囱、望火孔等组成，炉的材料均采用高岭土制作的砖坏砌成。元代窑炉多呈马蹄形，结构同宋代窑，窑壁则用废弃的匣体摆筑形成。1963年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范围：以小北沟与蟒川河汇流处为起点，向西1750米，向北1750米。一般保护范围： 自重点保护区边线外扩100米。
宜兴归径发现一古窑址
10月29日上午，新街街道归径紫霞山庄保障房施工工地发现大量陶瓷残片，经市文管办初步勘测，此处为一晚唐到北宋时期的窑址。
30日，记者来到紫霞山庄保障房施工工地，工作人员吴先生带我们来到了位于工地东北角在建的65号楼房东面的一处小土堆，这个小土堆就是发现的古窑址。这座窑址的主体由红砖砌成，窑门及火塘用青砖砌成。在旁边挖出的土堆中有大量的瓷片和陶片，器形有罐、壶、碗等。吴先生说，在施工时就听说此处以前就是一处古窑，但具体位置无人知晓。10月29日上午，工地的挖土机在施工中发现土堆中有很多破碎的瓷片和陶片，工人立即向负责人汇报，负责人立即喊停施工并将情况向市文管办报告。在现场，吴先生还向记者展示了工友们挖出的一只保存较完整的陶罐和一只陶碗。
据市文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9日上午他们接到施工单位的报告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经初步判断，这个窑址的年代大约在晚唐到北宋之间。从已经出土的陶瓷碎片采集标本来看，这些陶瓷碎片应该是古窑烧制出来的残次品和半成品。目前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古窑进行保护。本月31日，市文管办的工作人员将再次对这个古窑进行考察，如果发现的陶瓷物件有价值，将会移送至宜兴陶瓷博物馆收藏。 （月半 陶溪 文/摄）
桂林发掘窑田岭窑址将解开宋瓷烧制之秘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永福窑田岭窑址联合发掘队向外界披露，经过对该窑址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已告一段落，共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清理出9座保存较好的宋代龙窑，4个明清时期的葫芦形窑及1处宋代窑场作坊遗迹，并发现大量灰坑、柱洞，出土大量瓷器产品，总重量接近60吨。
考古专家称，本次发掘弥补了广西瓷器考古的空白。所清理出的宋代龙窑、青瓷器及制瓷作坊遗迹，使考古专家掌握了窑田岭窑场的布局、龙窑结构、装烧技术、作坊区各类遗迹及产品特征，而保存较好的龙窑和作坊遗迹，对研究广西宋代窑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对出土瓷器的分析，该窑场主要仿制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的陕西耀州窑系瓷器，其最早烧制时间大致始于北宋中期，在北宋晚期达到鼎盛期。本次发掘出土瓷器数10万件，类型多样，制作精致，有壶、罐灯、香炉等，其中出土大量可复原的腰鼓残件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之一，在中国国内也是首次发现如此众多的腰鼓。此外出土数量较多的，还有代表宋代瓷器烧制技术最高水平的高温铜红釉瓷器。
本次发掘队负责人说，永福县窑田岭窑址在宋代陶瓷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学者、原中国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曾在窑田岭窑址考察，对窑田岭窑址出土的瓷器特别是铜红釉和翠绿釉瓷称赞有加，认为它足可改写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研究会原秘书长叶文程教授则将窑田岭窑址称为“中原文化南来的中转站”。
据悉，永福县政府计划对窑址进行现场保护，建设窑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届时将为民众还原千年宋瓷的烧造工艺。
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瓷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爱好和性格特征，是我国的文化象征。而窑址作为古人生产和制造瓷器的工作场所，则是承载这一历史的文化载体。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窑址在遭受自然侵蚀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破坏，它们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部分古窑遗址保护规划的研究，并参考其它相关规划，试图对窑址这一类型的遗址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总结、探讨和反思。
1.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现状 截至2006年，我国共颁布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51处，其中古遗址总数约占1/5，古遗址在每批名单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出递增的势头，这表明国家对遗址保护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大。窑址类遗址作为大型古代手工业遗址的代表，其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目前，国保单位中的窑址类遗址共40处，占古遗址的比例约7.9%。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0处中，仅有少数几个窑遗址已出台或正在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其它遗址遭人为或自然破坏的状况仍然十分严重，如上林湖窑址、龙泉窑址、禹州窑址、汝州窑址等均数次遭人为盗挖。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国保单位的窑遗址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数量众多且尚未列入国保单位窑遗址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因此，古窑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2.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特殊性 相对于列入国保单位中其它类型的遗址来说，窑址类遗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址遗存较为丰富 由于瓷器烧制的技术与火候难以掌握，因此在烧制时会产生较多的次品与废品，同时烧制时使用的匣钵也被废弃，经过日积月累这些废弃物便大量堆积在窑址的周边地区，形成堆积层。堆积层覆盖在窑址的四周，埋藏较浅，便于考古工作的探查，相对于城市遗址类埋藏一般较深、不易探查的特点，窑址类遗址的可识别程度相对较高。 其二，遗址分布相对密集 由于瓷器烧制的原料较为特殊，且烧制的环境与工艺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在某一片适合烧制的地区可能会集中分布数量较多的窑址。 其三，窑的区域类型比较复杂 城市遗址的研究对象较为单一，而窑址类遗址研究对象的类型十分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陶瓷的时代跨度较大，差异显著。由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各个时代审美情趣的差异使陶瓷的类型变化较大。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彩陶与黑陶，陶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占据主体地位。原始瓷器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唐宋年间白瓷和青瓷成为当时的主流，到了元明清三代青花瓷逐渐为人们所热衷。其次，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类型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特点在宋、辽、金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有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等多种瓷器类型，其中有的同属一个谱系，有的则差异相对较大。窑遗址是瓷器的文化载体，瓷器的复杂类型也就决定了窑遗址时代差异与区域类型的复杂性。
其四，人为破坏愈演愈烈 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收藏品市场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瓷器的收藏。受到利益的驱动，加上窑址堆积层丰富便于盗挖者识别的特点，窑址遭人们盗挖的现象十分突出。 新闻中也不断传出窑址遭盗挖的消息。如河南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3年遭盗挖，长沙铜官窑遗址2006年遭盗挖，福建建窑遗址2004年遭盗挖等。对于城市类遗址，由于没有利益的驱动，人为的有目的的盗挖则相对较少。窑址的盗挖不仅盗窃了重要文物，而且破坏了窑址内部的文化层，给今后窑遗址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由于窑遗址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遗址显著的特殊性，因此可以将其当作一个类型来加以研究。对于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也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 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直是保护规划的核心问题，窑遗址的保护规划也不例外。在大窑龙泉窑保护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准范围的划定与批准 国务院2003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完成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的“四有”工作。在制定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是由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划定的，其中没有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同时在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以后，报请浙江省政府又迟迟未能获得正式批准与公布。文物主管部门单一划定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对文物本体之外环境的关注，同时在划定范围后又没有及时公布，缺少相应的法律效力。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协同地方的各个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下，最终确定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在范围划定之后，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批准，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使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对于由文物保护部门划定、已经获得正式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要重新评估其保护范围的有效性，修订后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划定时应针对不同的对象。对于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和其实施条例中已有相关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窑遗址中的文物本体是指窑址及其生产瓷器的场所，即窑址及手工作坊遗址等。在保护范围划定中，要使窑址、手工作坊遗址与保护范围边界间距恰当，部分重点窑址要考虑其所在的地形环境，保护范围的边界要适当外扩。窑址中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则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下窑址的可能分布区、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当地的经济情况等。其中，还要特别注意窑址周边的现有遗存，包括交通方式、交易场所、古村落遗存等。交通方式、交易场所的遗存反映当时陶瓷的交流方式与对外关系，而古村落遗存则反映了当时窑民的生活场景，这两方面内容都是窑遗址文化遗存的有益补充。 保护范围内是否分级 一般来说，大遗址的保护范围面积都相对较大，因此多数都在保护范围内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中也明确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情况相对特殊，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3处窑址经过考古发掘，其余约40处窑址仅探明了位置，其它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根据这种情况，在保护规划制定的初期，我们将这3处窑址划为重点保护区，其它则划为一般保护区。但是，考虑到区别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依据之一就是是否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而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范围中尚有大量窑址的情况不明，无法判明其确切价值。因此在后期修改保护规划时，我们没有对保护范围进行分级。今后在经过具体的考古发掘，有了确切的评判依据后，可以对保护规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边界的可操作性边 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边界在图纸上很好表示，但是如何将其准确落实到实际中，这就牵扯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丘陵、山地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大窑龙泉窑地处浙西南的山区，遗址区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采用界桩的方式来划分其边界，这种方式也有其利弊。图纸上界桩相连成为一条边界，在总图上易于区分遗址区的内外。但是，图纸仅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落实到三维的具体地形中如何操作？在三维地形中具体操作的准确度如何？多数规划中边界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如沿某某等高线南向延伸20米，这种方式在具体操作中的准确度也值得考虑，等高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实际操作中工人如何能识别这条等高线？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能否在规划中引入相对高度的概念。在规划时，先确立易于识别的一个三维坐标原点以及几个固定的坐标点，其后以这几个点为依据，引入相对高度，确定边界的三维控制点，然后将三维控制点相连形成边界。 这样做可以较为准确的控制边界的形状，同时由于高差较小易于工人实际操作中的感知与测量，操作的准确度也能大大提高。当然，这一方法需要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前期调研工作，其操作的可行性也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制定保护规划中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必须重视基础工作 窑址的特殊性和类型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规划中必须重视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包括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遗址现场的调研评估，以及对窑址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利用价值进行评估的工作。由于人为破坏严重以及保护不得力， 窑遗址的现场一般都较为散乱，因此，在现场调研中必须对重点窑址进行深入探查，查明现状，如窑床走势、风化损毁情况、人为盗挖情况等，对于一般窑址也要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列表显示其所处位置、出土文物、考古发掘、具体损毁情况等，以供今后的不时之需。前文已提及瓷器的类型十分复杂， 因此在搜集基础资料的同时有必要研究该窑所属瓷器的类型以及该窑与其它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烧制的来龙去脉、区别于其它窑的显著特点，以及对其它窑的影响等。只有踏踏实实的完成基础工作，才能对该窑的类型与特点、历史底蕴，以及遗址区内窑床的分布情况与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下一步规划的编制工作。
即将被吞噬的桂平窑址
必须重视环境的整体保护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西安宣言》中强调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除实体和视觉方面含义外，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的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用或活动，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前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环境对瓷器的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燃料以及烧制的场所，同时也为周围的窑民提供了居住的场所， 可以说环境与烧制瓷器各个环节与要素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大窑龙泉窑遗址四周环境良好，琉华山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和燃料，大窑溪蜿蜒数里提供了水源，大窑村依山而建是古代窑民居住的场所，这样就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窑、村共生的自然风貌，同时遗址区内还遗存有一条砖石小道，作为古代大窑及附近区域瓷器外运的重要通道，它见证了古代遗址区内生产与生活的场景，是环境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窑遗址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的价值在于它不但可以展现给人们一个瓷器烧制的环境氛围，而且还可以将与窑遗址价值相关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景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周围的历史信息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
必须重视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烧制瓷器的传统工艺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因素使传统工艺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如窑址周围取土点的消失使原料来源匮乏，林木缺乏影响了传统燃料的来源，环境污染使水质发生变化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传统工艺价值的认识，在保护规划中往往对有形的文物本体保护加以重视，而忽视了对无形的传统工艺的保护。因此，在保护规划中有必要将瓷器烧制的传统工艺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将其作为窑遗址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加以保护，最大程度的提高传统工艺的历史地位，使其得到有效保护，以免陷于失传的境地。 必须确立相关管理机制 大遗址由于覆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往往由众多行政部门齐抓共管，窑遗址也不例外，一般会涉及到文化、林业、城建、交通、旅游等相关行政部门，部分窑遗址还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县、市。在这种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机制下，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于窑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成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一方面加强对遗址区的管理与保护，另一方面负责协调各个县市、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以避免管理的盲区。同时管理机构的人员相对稳定，各人分工明确，业务相对独立。对于面积较广的遗址区，还可以设立分片、分区域的管理站，由遗址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的保护、监测等工作。最终，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使其成为窑遗址保护全过程的主持者和监督者。
保护工程的探索 由于窑址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广加之部分窑址情况较复杂，因此有必要将窑址的保护工程作为一个专项的系统课题来加以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及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才能使窑遗址能够得以切实保护。其保护工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保护工程应有针对性 窑址由于数量众多，价值高低不等，因此多数窑址可采用回填的方式加以保护，对部分有突出价值的则需要重点保护。 保护时要考虑其所处的小环境，如周围的地理地质、当地的环境气候、窑址的遗存与损毁状况、匣钵的堆积情况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保护工程。 （2）保护工程应有合理性 由于窑址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差异等特点，保护工程不能生搬硬套其它地方遗址的保护方式， 应具有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性。如我国传统的瓷器烧制方式分为龙窑和馒头窑两种，龙窑依据山形，产量较大，多用于民窑，而馒头窑讲究少而精，官窑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根据窑址的具体分布特点，采用不同的点状或条状形式来加以保护。 （3）保护工程应有有效性 窑遗址保护工程应防止人为的破坏，同时降低遗址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保护工程应具有有效性。这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将盗掘者阻在遗址区之外？在堆积层的栈道上，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控制游人捡拾瓷片？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防止遗址表面的风化速度？处于山谷地段的窑址，如何有效的做好防水、防洪措施？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古窑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古窑址的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它也是一项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课题，需要多专业、多部门的人员通力合作加以探讨，并不断的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而摸索出一条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使窑遗址的保护切实可行，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添上浓重的一笔。
湖南醴陵发现北宋窑址 醴陵窑历史前推680年
窑址群遗址位于枫林市乡唐家坳村。8月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浏醴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记者在现场看到，窑址群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宏大，依山而建的龙窑，共占据了村里好几个山头。
据浏醴高速公路考古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建军介绍，窑址群现共发现3座窑，其中马冲窑的发掘已近尾声。马冲窑窑头宽仅2.2米，窑尾宽3米，窑长34米，规模不大，但规整的构造却有着精巧的设计。
“以前发现的窑都是直接构建在第四世纪网纹土上，但马冲窑的窑壁是由砖石砌成，这种窑密封性更好，保温性更强。这也是湖南发现的第一个砖砌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位于山下的窑群遗址。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考古专家发现，马冲窑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在窑内发现了大量火照，又称‘试片’，它们随瓷器一起放入窑内烧，烧窑工人可以随时把火照勾出来，依据火照的成色、烧制情况，来判断瓷器是否烧制到位。”胡建军说。此外，专家还发现，烧制历史长达300年的马冲窑的废弃品堆积非常少，“正是由于有严格的质量检验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瓷器的烧制失败率。”
窑址群出土的精美瓷器也让考古专家大为惊叹，不仅壶、杯、水具、钵、碗、盏等品种丰富，而且工艺齐全，大致可分为本地瓷品系列、仿景德镇青白瓷系列、仿江西吉州窑瓷品系列三类。
记者看到，仿长沙铜官窑的草黄色瓜楞壶上的动物栩栩如生，仿商代的云雷纹杯工艺细致，描绘少数民族肖像的瓷器做工精细。“从窑的规模和产品来看，这里应该是当年有名的民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发掘现场。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此外，在马冲窑内还发现了北宋时期庆历(1041年)、宣和(1119年)两种钱币。据专家介绍，这是马冲窑为宋代窑址的重要佐证。“据醴陵县志和陶瓷研究所的资料记载，醴陵是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烧制粗瓷，而马冲窑的发现，填补了宋代醴陵窑的历史空白，并至少将醴陵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680年。”胡建军说。
现在，醴陵窑址群的发掘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修复专家也开始现场对文物进行修复。“随着窑址群文物的进一步发掘，我们将对醴陵窑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胡建军说。
湖南醴陵市享有“瓷城”美誉，陶瓷生产已有两千年历史，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