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鼓的瓷砖。
相传宋徽宗赵佶，通音律好歌舞，喜欢画画儿，字却特别差，他每次歌舞和画画儿以后，总爱临池弄墨，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字始终没有长进。
有一次，徽宗演乐赏舞，宫里新选进来几个漂亮的舞女，所以身心很投人，自己亲自去鼓。妙龄少女长袖翻飞，玉足轻勾，舞姿美丽极了。徽宗不知不觉饮酒饮醉了，最后被内侍扶到寝宫。睡下不久，他突然起身，大呼展纸备砚。内侍听到传召，忙备齐一切。徽宗衣衫不整，龙飞凤舞一般写起字来，并且笔在纸上运走，有鼓声隐隐作响，节奏感很强。写罢，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徽宗倒床又睡。内侍很累，也不在意，就找地方打盹去了。
第二天早朝归来，徽宗突然发现案上有一幅好字。字体飘逸，起笔如长袖飞舞，落笔如玉足轻勾，秀丽极了。于是忙召内侍，问字的来历。内侍很纳闷，对皇帝说了昨晚发生之事。徽宗忙命内侍再备纸砚，可他写出的字还不如从前，气得折了笔砸了砚。
后来，徽宗有天晚上做了一梦，梦到自己手持大笔，在钧瓷洗里一蘸，又在一面大鼓上一青，在鼓面上挥笔疾书，顿时鼓面上出现清雅秀丽，刚劲洒脱的字体。这鼓和上次喝醉时所击的鼓不同，这鼓下面用三只如意支撑，鼓面大，没有鼓腰，形状像是拦腰锯开的半截鼓。
徽宗醒来后把这梦说给众臣，大晟府提举周邦彦，精通音律，很得徽宗的喜爱。他为徽宗圆梦说：“皇上梦中用的笔洗是钧瓷宝洗，鼓上膏笔。这正是取鼓中的灵气，收音乐中的韵律，融在洗中。那鼓如意相托，定能心想事成。只要让阳翟（今禹州）烧制这样的器物，皇上用了，定能写出漂亮的字体来。”徽宗听了大喜，忙命阳翟官员监造这样的笔洗。
监窑官领旨，让阳翟官窑最拔尖的窑匠赶制。窑工们费尽心血，终于烧制出一件精美的笔洗：下面三只如意足、上下沿儿各有一圈鼓钉，洗里不添水，看着总是水汪汪的。
这钧瓷笔洗送到宫里，徽宗用时，膏笔不用添水，并且每次用都能听到轻轻的鼓声，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就是后来的“瘦金体”）。徽宗随即下旨定鼓钉洗为国宝，并御书“钧官窑鼓钉神洗”几个大字。这就是现在鼓钉洗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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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解读省油灯的来历
形容一个人不好惹，我们会说此人“不是省油的灯”。这句俗语，十分通行，使用频率很高，大多情况下含贬意，暗指某人工于心计，不好对付，从不吃亏，贯于损人利己等等，比喻“不是省事的人”。
“省油灯”一说最初出自陆游的诗文中，《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意思就是，这类灯盏带有夹层，夹层内可注入冷水，盏中添油。当灯被点燃后，夹层内的冷水可以控制燃油的温度，减少蒸发，达到省油目的。
唐宋之际，省油灯就已在民间普及，以四川邛崃窑生产的最为出名，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早期的省油灯只有壁孔式一种，釉色有青绿色釉、酱褐色釉和酱黑色釉等，以青绿色釉为上品。油灯带夹层，通过小孔可以向夹层中注入凉水，在油池底下形成一个“冷却水套”。燃灯时，凉水能起到降低油温减少蒸发的作用，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这一原理即便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都是非常科学的。
克拉克瓷的来历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克拉克瓷
历史渊源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陶瓷文化中的芝麻花细小挣钉
图1保留“芝麻细小挣钉”痕迹的邛窑三彩碗图2比芝麻还细小的支钉痕迹图3邛窑芝麻花三足支钉与垫烧物标本邛窑芝麻花三足支钉与垫烧物标本
在古代陶瓷文化中，最早出现“芝麻花细小挣钉”概念的文献是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戏曲作家兼藏书家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所著的《遵生八笺》中。高濂家中收藏了汝窑瓷器，对汝窑瓷器颇有研究心得，故在该书中对汝窑瓷器做了如下记述：“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咀若笔帽，仅二寸，直塑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经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杖，圆浅瓮腹，磬口、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
高濂之后，曾任明蜀王府长史的谷泰（字宁宇）于天启年（1621—1627）撰写、刊行的《博物要览》中又再次提到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谷泰所著《博物要览》计十六卷，其书论列古器物、字画、织绣、印宝等艺术品，历来为古玩藏家、经营者、学者所重视，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载于该书的“五卷纪窑器”中。
此外，清代学者梁同书在其《古窑器考》一书中也有“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对宋代官用汝窑瓷器进行归纳、研究后普遍认为：宋代宫廷用汝窑器物一般均采用满釉支烧，为了避免窑炉内杂质的污染，需用匣钵装好，并将器物用垫圈和支钉垫起，防止与匣钵粘连。在官汝窑器物的底部通常使用细如芝麻状的支钉，支钉痕分三、五、七个，六个支钉的很少，痕迹很浅，大小如粟米。
宋代官用汝窑瓷器使用过“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过垫烧汝窑瓷器的“芝麻花细小挣钉”实物。然而，四川邛窑则出土了“芝麻花细小挣钉”。笔者在收藏实践中，早就认定至少在五代——北宋四川邛窑便在烧制满釉精细瓷器时，便使用了“芝麻花细小挣钉”。（图1）
2003年12月和2004年9月，笔者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和《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在论述邛窑工艺对省外瓷窑的影响时，曾这样写道：
“汝窑来自邛窑”虽是一种推测，但证据颇多。从釉色看，汝窑的釉色有天青、粉青、豆青、淡青、鸭蛋青以及葱绿、天蓝及微带黄色的虾青色等。有的釉水莹泽厚若堆脂，釉面油质感强；有的釉内气泡细密叠摞悬浮成串珠或气泡大如星斗，如稀疏的明珠；釉面或如蝉翼或如蟹爪或如柳絮，且有棕眼。上述这些釉色及其特点，在某些邛窑器物及其残片中均能找得到它们的母本。汝窑的胎质地细腻，灰中略带白，胎骨坚硬，俗称香灰胎。其胎釉结合部位，迎光视之，微现红色。而邛窑某些青釉精品中的瓷胎也是这样。
汝窑还有一独特的加草木灰配制乳浊釉的工艺，而邛窑在早于汝窑数百年前即创造出来了。汝窑瓷中的精品均通体施釉。由于是“裹足支烧”，器足、底部因采用细小支钉支烧而形成“芝麻花细小挣钉”状的极小斑痕。而在晚唐五代同样采用“裹足支烧”制成的邛窑器上，早已存在用细小支钉支烧而形成的极小斑痕。再看论及器型，汝窑器所见多为日用品，如盆、碗、盘、碟、盏托、洗、奁等，小件居多。可以说凡是汝窑有的，邛窑早就有之。
笔者收藏的五代邛窑三彩捶丸（图2），其使用“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出来的痕迹细小程度超过了芝麻，不仔细看还很难发现。由此足见邛窑工匠烧制瓷器工艺技术的高超。须知，如果所垫烧的满釉珠子干湿度不合适，支钉和垫烧物是要粘连在一起的。笔者将一粒黑芝麻与三彩捶丸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读者不妨仔细观看，看是不是这样。
笔者在收集的邛窑三彩茶托残件中，发现不少茶托是由“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出来的。笔者用自己珍藏的“芝麻花细小挣钉”与收藏的满釉茶托残件底部比较（图3），惊喜地发现，竟然有完全匹配吻合的标本。这里，也立此存照，以证笔者研究之上述论点。
红色官窑毛瓷最初的来历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
你知道“窑”字的来历吗？
搞陶瓷的人应该说都见过煅烧陶瓷制品的一种设备-窑。远在五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已经知道把制好的土坯放在窑中，用火进行煅烧。为什么要用"窑"字来代表这种煅烧陶瓷制品的设备呢？从窑字本身结构来看，不管是繁写的"窯"字，还是简写的"窑"字，都有两个共同的部分，却上面的"穴"字和下面的"缶"字。"穴"是山洞，这好理解，那么"缶"是什么东西呢？
谈到"缶"，倒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名为促进两国友好，实则想要挟赵王，赵王知道秦王脆计多端，担心秦国暗算故借故不去，但谋臣蔺相如与大将廉颇等考虑再三，却主张赵王赴会为上，如果不去，反而被秦国笑话，灭了自己的威风。赵王认为二位大臣说得有理，决定应约去渑池会见秦王，并命令蔺相如同行，大将廉颇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不测。宴会上，秦王盛气凌人，并假装酒醉，旁敲侧击，戏弄赵王，说道："寡人听说赵王善于弹瑟(一种古代弦乐器)，今日盛会，请赵王弹一曲助兴"。赵王不敢不依，勉强弹了一曲。哪知，赵王正中圈套，秦国的史官赶快把这位事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上前对秦王说道："赵王听说秦王很会击缶，今日胜会，也请大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厉色拒绝，蔺相如再次相请，说道："大王如果一定不依，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以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立即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面不改色，大声喝斥，众人吓得口瞪目呆，空气异常紧张，秦王为了解除眼前的危机，迫不得已在缶上敲了几下。蔺相如立即命令赵国的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里秦王所击的缶，就是窑字里面的缶，它是古代的一种陶器，用来盛酒的。春秋战国时候曾经拿它当作乐器。我国的文字最早是象形文字，"窑"字形成这样的结构，有它一定的依据。这使我们从某一个侧面考证到，最原始的窑炉是利用现成的山洞，或者挖掘洞穴，用石头砌成，在里面焙烧"缶"一类的陶器。直到后来的龙窑，阶级窑，甚至今天的倒焰窑，隧道窑，也都有一个"洞穴"，这就是烧成室，在里面焙烧各种制品，它是用各种耐火材料砌筑的；里面焙烧的制品不是古老的简单的"缶"，而是各式各样的精致的陶瓷制品。
传说毕竟是传说，其实最原始的窑炉比以上所说的"窑"要早得多，那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窑。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曾在黄河中游的西安半坡村发现古老的仰韶文化窑址。陶窑的形制大致可分为竖穴窑和横穴窑两种。那种原始的陶窑只能烧一件大的陶器，一般器物则可同时烧四、五件。到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术因陶窑结构的改进而提高，窑室容积逐渐增大。
《天工开物》称烧窑系利用"火气又循级透上"之势。《尚书洪范篇》谓火有炎燥之性，同时又有向上之性。按前者属于"传热"范畴，后者属于"流体力学"范畴。古代陶瓷器的焙烧与陶瓷窑的结构则是具体应用以上两种性质。这也是古代窑的科学依据。
著名青花瓷器“和合二仙”的来历
在明代弘治、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中，有一种常见的画面：两位笑容灿烂、蓬头垢面、袒胸赤脚或趿鞋、不修边幅的僧人，一人持禾叶或禾苗，一人捧圆盒．和和气气地相向为伴。今人把这种瓷器称为“和合二仙”，但他们有怎样的来历呢?
其实，“和合二仙”有真人原型。他们就是唐代宪宗时(806—821年)．浙江苏卅『枫桥寒岩山的两位僧人，一名寒山，一名拾得。寒山又名寒山子，传说是唐代贞观年间“应举不利，不群于俗，盖楚狂、沮溺之流”的一位诗僧，后隐居天台寒岩山。拾得是一个孤儿，被国清寺老僧丰于在天台山路过时发现并收养，故取名拾得(捡来的意思)。两僧自幼都有诗才，互相敬慕，遂成好友。天台山国清寺是寒山、拾得的祖庭，内有他俩的画像，其文字描绘日：“寒山．一印记．一手拊膝，微笑，赤足。拾得一手托珠，一手阅卷．亦赤足，大笑。”虽然二人看似狂颠不羁，衣着不整，但吟诗唱偈相处甚欢，后人辑有《寒山子集》留传于世。
明代民窑青花瓷器上的二僧形象。由于时间的推移有了演变，一人持禾叶或禾苗。一人捧圆盒．是取其谐音的寓意。“荷”、“禾”、“盒”三个字的谐音都为“和”或“合”。即“和谐合好”之意．象征夫妻相爱。人与人之间“和为贵”．表达了人们向往真诚友爱的精神寄托。
寒山曾经这样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说：“只要忍他、让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充满禅机妙理的一问·答，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宣传的是儒家的中庸平和之道以及佛家“忍让”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寒山和拾得，把尘世间的苦痛在笑容中化解，用微笑来对待人世间的种种嘲弄和不平，深谙“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的客观存在，因而能隐逸山林．心静如水，达到了一种境界。
制瓷工人吃“知事肉”说法的来历
关于旧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吃“知事肉”的说法各有不同，有的说是“知四肉”，有的说是“知事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做坯工人的生活清苦。
据德化陶瓷总站专家了解，镇上做坯工人叫吃“知事肉”，其它陶瓷工种不叫吃“知事肉”，而叫“当餐肉”。
民国初年，做坯工人帮老板做工，老板只供一餐中饭，菜由工人自己烧。开工后也就是供饭的第一天，老板叫杂工用木桶送饭到坯房，这一天吃了多少饭，下次就送多少饭，也可说是给坯房工人“较饭量”。每月的“当餐肉”由老板供给，只有初一与十五两次，总共半斤（16两秤），做坯工人生活很清苦。后来，工人要求每月吃一斤肉，分四次供给，即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各供一次。那时，啬吃肉的事宜，要上报县知事（民同初年称一县长官为县知事），要等县知事批准才行。所以做坯工人吃啬的肉，也就是初八、二十三增供的肉，称为“知事肉”。
旧时一个坯房里一般只有八个工人，加起来一次就可吃上两斤肉。做坯工人烧“知事肉”较讲究，先把五花肉切成薄片或小方块，精肥搭配，在锅里烧炒一下，然后放到砂钵里，摆在小炉子上用微火烧火燎去炖，他们烧的“知事肉”，香鲜味美。镇上的做坯工人对“知事肉”的事知道行比较清楚，是他们经历过的事。如今耄耋这年的老坯房工人，都吃过“知事肉”，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有的还久久不忘其味道呢。
伊朗、土耳其藏元青花来历探究
热爱元青花的人，一定会认真探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的72件精美元青花的来历，其中种种谜团可以通过中伊文化、交通、贸易史来加以研究解决。
蒙古人曾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蒙古帝国附属伊尔汗国(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
伊朗藏元青花一直为其拥有传承。据记载，萨非王朝(1502-1736)的阿拔斯大帝(1587-1629)，于1611年捐献给位于大不里士东边的阿尔达比勒神庙1162件中国瓷器，其中就包含有元青花。神庙的藏品在巴列维王朝(1941-1979)时移交伊朗国家博物馆。
土耳其元青花藏品主要来自战利品和礼品，据记载，托普卡比宫于1495年始藏中国瓷器。1514年奥斯曼攻战萨非王朝首都大不里士，获得62件中国瓷器。1516年奥斯曼征服叙利亚，1517年奥斯曼帝国灭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所获中国瓷器数目不详。奥斯曼帝国苏莱曼时期于1534年、1548年和1553年，向波斯发动三次军事出征;其中一次占领大不里士长逾一年。不难相信由于战争的缘由，元青花落入土耳其并被运到伊斯坦布尔。
1328年称帝的奥斯曼土耳其在1355年的版图仅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有限地域，而伊尔汗国全盛时占有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土地。
1331年伊本·白图泰游历安纳托利亚获毕尔克苏丹赐宴，记录餐具使用的是中国瓷器，说明十四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小亚细亚，但是在土耳其或比这更早的遗址里，还不曾发现元青花。
显然，托布卡王宫的元青花藏品绝大部分来自伊尔汗国，故其器型、纹饰、风格、规格等与阿尔达比勒神庙藏品如此相像。
在蒙古帝国(1206-1635)大汗忽必烈建立大元国(1271-1368)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其胞弟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1256-1335)，定都大不里士，成为波斯的统治者。
中国元朝和波斯蒙古汗朝伊尔汗国始终都保持密切的藩属关系。从汉篆国玺到官阶称呼，从天文历法到货币制度，从赉赏互馈到技术人才交流，无处不有着中国的文化印记。1305年完都汗致法王腓力四世信钤元成宗赐汉篆印“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合赞汗(1271-1304)时令贡使携金在中国采购方物，不赛因汗(1317-1335)时仅1329-1331年间派往中国贡使就达八次，有一年竟往返五次。
1295年合赞汗(1271-1304)尊伊斯兰教为国教，促使伊斯兰文化对蒙古人的同化。波斯作为西亚中心，虽几次被外来民族统治，但其文化却一直是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取代。中国更是如此，蒙古文化最终被汉文化改造并产生全新的中华文化。
蒙古帝国西征及附属汗国的建立加快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引发民族迁徙和交往潮流，形成汉人、蒙古人、波斯人等多民族杂居中国或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艺术决定性因素来自波斯，兴盛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波斯细密画蒙古画派(也称大不里士画派)，深受中国艺术影响，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地区的绘画风格是波斯风格与中国画风相混合的细密画作品，影响波及伊朗和中西亚地区，打破了伊斯兰教偶像崇拜即人物、动物画像桎梏，题材加入中国龙凤、麒麟等图案纹饰，把动物形象与中国式风景相结合。大不里士画派的最高峰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插图》(十四世纪，俄罗斯圣彼得堡图书馆藏)。
伊尔汗国致力于接受蒙古和汉文化，合赞汗至完都汗时期(1295-1316)的宰相拉施特(1247-1318)完成了《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1313)，附图是中国医书药用植物插图。大不里士替代巴格达成为西亚的商业文化中心。十三至十四世纪，伊尔汗国曾经引进一批中国纺织工人，意大利费路那古墓曾出土有印织中国花卉和阿拉伯文的波斯纺品。伊尔汗时期，中国风尚在蒙古人统治的波斯，成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收藏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大部分具有波斯细密画大不里士风格，是中国文化与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中国绘画与波斯细密画属于东方绘画体系。波斯细密画蒙古画派将阿拉伯花纹风格、波斯细密画特点和中国画风及技法结合，自然平面构图不囿于焦点透视，密集繁复不留白、纹饰对称连续，这是伊斯兰文化“恐惧空白”和“生生不息”的体现。受其影响，元青花的多层繁密装饰特点明显有别于宋朝常例。
元青花主题装饰内容见诸元代绘画、织绣、本草图鉴等，莲池水禽也称满池娇，见于宋画和织品后也为元青花典型图案。将抽象的阿拉伯花纹和具象写实的图案纹饰相结合，是中国瓷器装饰的重要突破，一段时间以细密化风格为主流，元青花的这一艺术特点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风尚。
波斯自九、十世纪以来仿造中国瓷器成风，多为棕、黄、绿釉，九世纪开始仿造白瓷，十二世纪才能烧制白色釉陶。凤凰图案十二世纪进入波斯陶业。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陶器吸收中国陶瓷的莲瓣、波浪、云气、暗花等纹饰，以及穆斯林地区常见缠枝花卉如牡丹、石榴、海棠等。
伊朗藏细密化元青花凤凰杂宝纹菱口大盘(图1)，直径57.7、高9厘米。返青工艺，图案严谨繁丽以同心圆几何布局等分对称装饰。盘折沿背书阿拉伯文(图2)意为“真正的宗教”，此盘可能供奉清真寺，元代清真寺也叫真教寺，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所建造。在瓷器上熟练地书写、绘画的习惯，在南宋时已十分普遍，元更甚。元代由于中西方交通和贸易畅通，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以梵文、八思巴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作为装饰的瓷器相继出现，从元青花凤凰杂宝纹大盘可感受到毛笔书写的流利、绘画及处理手法轻松和娴熟，可以肯定这是元代穆斯林色目工匠的作品。
“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多民族、多元文化滋养导致了元青花风格、工艺的多样性。细密化的元青花可能是受波斯细密画大不里士风气影响的波斯陶瓷家、设计师、窑工遵照汗王要求制作元青花，并运至伊尔汗国;也许是元朝从西亚掳掠的工匠建立专窑以特供礼品赏赐伊尔汗国汗室;也许是伊尔汗国和元朝合作专为黄金家族及伊尔汗室和清真寺定制用瓷。
据记载，景德镇湖田窑窑址南河南岸出土发现的元青花标本“以大盘为主，约占青花残器的70%，其盘的器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其中多有蓝地白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可见，细密化的产品的确有专窑烧制。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中有46个国家或地点要用瓷器进行贸易。汪大渊第一次出航在泰定四年(1327)，而泰定年间(1324-1328)元青花已形成规模生产。在1295年伊尔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如果元青花用于贸易，存量却如此有限。不赛因汗时仅1329-1331年间派往中国贡使达八次，不难看出细密化元青花是伊尔汗国专供，现藏于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属于伊尔汗国(图3、4)。
1240年后蒙古帝国辽阔疆域使得欧亚大陆上的旅行和贸易安全畅通，十三世纪晚期和十四世纪，中国丝绸之路往“纳怜道”即亦集乃到哈剌和林陆路到大不里士。大不里士在哈剌和林和大都之间都有定期的商队往返，伊尔汗国和元朝的使节往来频繁。伊尔汗国掌控了西亚，大不里士替代巴格达主导两河流域低地贸易。目前发现元青花瓷片的地区有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东非沿岸基瓦尔岛、肯尼亚等有限区域和数量，但大批量和沉船遗址不是很多。
青花瓷的蓝白色调，不仅是汉、蒙文化的崇尚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崇敬。1252年蒙古传统的萨满教天神腾格里崇拜与中国传统昊天帝崇拜相结合，蓝色成为汉、蒙的至尊，也与伊斯兰宗教的“清穆”境界相符，在蒙古波斯浅蓝色、深蓝色和金色成为伊尔汗国艺术装饰的主流色彩。
中国以白色为祥瑞之兆，蒙古族崇信白色象征善，粟特人有“吉乃素服，凶则皂衣”，藏传佛教视白色为神圣，早期元朝府衙和祭祀多用卵白釉器。根据林梅村以1312-1319年保定窖藏为标准和刘新园1325年后元青花大量生产并输出的观点，可以推断出至少在1319年前的元瓷以蒙古贵族所用的卵白釉、白釉描金、蓝釉描金、戗金等为主。
蒙古人很早关注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在1278年设立“浮梁瓷局”，1295年，瓷局规模扩大四倍，1324年改由本路总管赋税的机构直接管辖。最高官员由蒙古人担任。
元景德镇一直致力于白釉的研制。从1295年青白釉发展到1305年卵白釉成功和1319年元廷规定瓷器不能用金不得描金，是元青花成功烧制的基础和条件。元代生产青花瓷的最早目的，是为了满足黄金家族的需要。
而唐青花严格意义上只能称作“白釉蓝花”瓷器，它是青花瓷器的发轫，采用钴料蓝彩、毛笔点洒描绘。唐青花是中国最早将绘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相结合烧造瓷器。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纹饰有来自异域的枣椰树叶等。
宋代以单色釉生产为主，讲究釉色，由于考古发现所限，难以窥其全貌。宋磁州窑、吉州窑运用毛笔瓷绘已达成熟，但没有形成元青花的装饰样式。
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约30片残片和少量完整器，1998年黑石号沉船唐青花瓷盘(图5、6)，证明唐青花的成熟期是826年，从出土情况来看，唐青花只是巩县窑瓷器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唐代西亚波斯地区主要由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帝国的阿拨斯王朝(750-1258)统治(黑衣大食)。唐青花装饰艺术在装饰内容、手法以及表现形式方面有一个简单到繁复，写实到抽象化、图案化的发展过程。它在继承汉魏、南北朝时期青瓷施彩技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巩县窑自身生产的唐三彩制品之间，相互借鉴、启发、促进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