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制作。
4月15日，安庆师范大学不少同学聚集在龙山校区新华广场，参加“毕业情，陶土情”活动，亲手制作陶瓷。本次活动由该校大学生陶艺协会与大学生绘梦想手绘协会联合举办。
“现在正值毕业季，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提供给同学们亲手制作陶瓷的机会，留下只属于安庆师大的回忆。”活动负责人孟平平介绍，大家体验制作陶瓷的过程是其一，其二是可以选择在作品上印上学校的校徽，有了学校标志的陶瓷更值得毕业生收藏纪念。
“手稍稍用力垂直往上拉，两边力度均匀，就可以让它变高变薄，慢慢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陶瓷制作师傅手把手教学。同学们一边询问一边尝试着做，虽然手上沾满了泥，但脸上挂满了笑容。
此次活动联系了陶吧专业人士，现场教学并提供后期打磨。同学们自己制作出的陶瓷只是大致的粗坯，后期需要自然风干并上色烧制，还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送到同学手上。
“陶瓷就好像人生，具有可塑性。我们首先决定陶瓷形状，然后进行制作，就好像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大学四年生活如何度过。”负责人孟平平说，此次举办制陶活动，不仅能给大三大四的同学留下值得珍藏的回忆，也希望大一大二的同学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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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专文论述唐山陶瓷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清末翰林、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吴雷川是该校首位华人校长。
《河北省之陶业》单行本
笔者珍藏有一本民国二十年十一月(1931年11月)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出版的《河北省之陶业》论文单行本。封面上印有“燕京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经济研究丛刊第一种，河北省之陶业，吴雷川题”的字样，末页印有“燕京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经济研究丛刊第一号，河北省之陶业，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出版，每册定价大洋一角，编辑者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发行者燕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字样。书的封面和内页有“宁夏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的印记。从燕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其田教授撰写的序言中了解到，《河北省之陶业》是戴乐仁教授根据该系毕业生李善陈搜集的材料，研究整理撰写的论文，并在《中国社会政治评论季报》发表，原稿为英文。其中文译稿为经济学系侯树彤教授所译，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实业部出版的《工商半月刊》上，文章题目为《调查河北省之陶业》。同年11月续印了若干册单行本，作为燕京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经济研究丛刊的第一种、第一号论文。《河北省之陶业》作者详细论述了唐山陶瓷工业发展状况，并对唐山陶瓷工业化的发展成就进行了专门论述。论文首先在导言中列举了江西、广东、福建、江苏、东三省、河北、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陶器(陶瓷)产额(产值)比较表。据此表，作者有以下的论述：“观上表，可知河北省陶器产额不及他省甚远，此不但数量为然，即品质亦视他省陋劣。若就河北一省言，制造粗陶器地方虽所在多有，然语其大者，陶业中心点实不外两地：一为彭城，占全省出品百分之六十；一为唐山，占全省出品百分之四十。 ”“唐山居河北省东北部，北宁铁路经过其地，近年始见繁盛。惟销路狭窄，只限当地一隅。直待铁路经过唐山后，市场逐渐扩大，近自启新洋灰公司制磁部开办以来，当地陶业颇受新法影响，情形为之一变。”由此可见，彭城、唐山是当时河北省的两大制瓷中心。彭城属磁州窑，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古代的磁州窑陶瓷以粗犷、豪放、潇洒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创造了宋、金、元时期中国民窑陶瓷艺术的极高成就。到了近代，彭城的陶瓷生产以日用粗瓷为主，由于工艺陈旧，失去了磁州窑以往的风采。唐山陶瓷生产始于明代，东、西缸窑是唐山陶瓷的发祥地，以生产大缸等粗瓷产品为主，从业者多为山西及山东移民。到了近代，唐山陶瓷在开滦煤矿，启新水泥，铁路运输的带动下，发展迅速。特别是启新洋灰公司制磁部(厂名：启新磁厂，唐山陶瓷厂的前身)引进德国陶瓷机械设备、注浆贴花工艺，实现了陶瓷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之后，唐山其他陶瓷企业纷纷仿效，使唐山陶瓷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在“彭城旧式陶业之情状”的论述中，作者对彭城、唐山两地传统陶瓷工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彭城与唐山两地旧式陶业之情状，每多相同。举例言之，如两地陶业之原料，皆取于附近地带。而两地陶器之制法，亦皆由经验中得来，非具有科学上研究者，即此种旧式工业特点之一也。”“彭城、唐山旧式陶业之第二特点，为此种窑业与当地农业及居民经济生活时间上之配合，唐山陶业昔日原为农民副业，当农作暇日，每年冬季每窑烧磁两次，余时则概置而不用。”“彭城、唐山旧式工业之第三特点为两地磁器产类虽多，而各窑店营业规模则甚为狭小。经营窑业者，其组织之大小，多随窑之大小为转移。”作者还论述了唐山陶瓷工业化发展对彭城传统陶瓷工业的影响：“最近河北省立工业试验所及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俱用新法制磁。予彭城陶业不少维新影响，如‘印花’一法，既于前年一九二九年仿行矣。”“印花”一法即陶瓷贴花工艺，启新洋灰公司制磁部(启新磁厂)使用德国进口的花纸及贴花工艺，生产出了中国最早的贴花瓷器。
启新磁厂卫生陶瓷出窑的场景
启新磁厂产品陈列室
由燕京大学吴雷川校长亲笔题写书名的《河北省之陶业》单行本，是关于唐山陶瓷工业化发展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它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师生在河北陶瓷工业发展研究方面，留下的一份内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
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Diy诉瓷都魅力。
“玩陶瓷很开心，来学校一年多了，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陶瓷体验活动，这四天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体验，真的学到了好多。”一位身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同学边收拾着工作台上的零碎物品边说道。
近日，景德镇陶瓷大学举办了以“魅力瓷都 融情陶瓷 走进陶艺 我形我塑”为主题的“瓷心瓷语”陶瓷DIY活动。12月4日至7日每天上午8.30-11.30和下午的2.00-5.00，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实训中心格外热闹，老师手把手教学生们有关注浆成型、手工拉坯、滚压成型、素烧、施釉等陶瓷制作工艺过程，让很多非陶瓷专业的学生近距离接触了陶瓷的制作过程。该活动吸引了近五百名同学的报名参与，每天还有慕名前来参与到同学。
“老师，这个瓶口怎么切啊？”身边传来同学询问指导老师的声音。“拉坯就感觉在玩泥巴一样，虽然没有捏成形，但是过程很开心。”满手沾满泥巴的一位女生一边拉坯，一边笑着说道。一道工艺的完成，不仅要投入时间，还要投入热情，过程远远比结果来的更重要。“这些东西很新奇，吸引着我，制作的过程很开心，作品成型之后很有满足感。”一位女生咧开嘴笑着说，袖口还沾着点点泥巴。
一步步看着自己做的作品成型，同学们总是一脸满足。“参加这个活动，体验了陶瓷的制作过程，也能寻找到一份自己的成就感。和同学们一起玩陶瓷很有趣，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老师都有很耐心的解答，感觉收获了很多课堂之外的东西。”一位同学满脸欣喜的看着自己的成品，一边和记者分享着。
“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他们玩的都很开心，感觉这几天大家辛苦的付出没有白费。通过近距离的体验，同学们可以感受到陶瓷文化的魅力，同时能够把陶瓷文化与大学生实践相结合，也是对学生兴趣爱好的丰富，和动手能力的训练。”活动负责人蔡祥发认真地说道。丹麦皇家艺术学院一行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访问
近日，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师生一行三人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访问。该校工艺“玻璃与陶瓷”项目负责人Nina Erichsen女士及两名陶瓷专业学生先后参观了国际陶艺工作室、国际学院学生工作室和艺术家公寓，观摩了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专业学生的课堂教学，考察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相关教学及配套设施。
11月16日下午，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师生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负责人张婧婧就两校合作进行会谈，并达成初步意向，双方计划于2018年秋季各选派一名专业老师及两名学生来景德镇陶瓷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换学习。张婧婧在会谈中介绍了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本科专业的相关课程内容，并表示两校师生的交换学习可以开拓双方学员的国际视野，取长补短，有效加强学生个人的专业素质。同时，此次两校师生交换项目的成功落地也必将带动其它多种不同方式的合作，如开展双方师生的夏季班项目、合作展览等。
Nina表示，会尽快将此次考察访问的成果向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相关领导汇报，细化两校师生交换的具体内容，并将明年双方师生交换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来落实开展。陶瓷制作发展
“倾缥瓷以酌酃。”——《笙赋》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的烧制是人类继掌握了用火之后的又一项伟大成就。陶土可以塑造出各种形状，焙烧后就定型为一种坚固的器具，这就是陶瓷的起源，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掌握了制陶技术。当人类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农牧业定居生活时，陶制的烹饪器、饮食器、储存器就成为了生活的必需。中国陶瓷有8000年的历史，几乎在每个时期，中国陶瓷都在不断改进，不断创造，攀登一个又一个陶瓷技术的高峰，创造出精妙绝伦的陶瓷产品。中国陶瓷是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是一种物化的文化。中国陶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制造、探索和欣赏陶瓷艺术所形成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马家窑文化彩陶瓮，约前3000—前2000年。
陶经过了从灰陶、黑陶、白陶到印纹硬陶、彩陶的发展变化之路，在陶器的造型上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粗放到精细、由平淡到生动的渐进过程。早期陶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是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的兵马俑，也叫秦俑。秦俑位于陕西临潼附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自1974年开始，迄今已发掘了呈品字排列的三个俑坑，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6000余个，其中有活马大小的陶马30余匹，战车100余乘，组成了规模宏大的秦俑博物馆。一号坑规模最大，长230米，宽62米，深5米，面积达14260平方米，是主力步兵战阵，排列着一个一个整齐威武的军队方阵，间有雄健高大的战马。陶俑有士兵、驭手、铠甲军士、军官、将军，姿势有立姿、跪射姿。二号坑略小，是骑兵战阵，有战车上千辆。三号坑最小，仅有六七十个军官和将军俑，似为指挥部。这些兵马俑做工极其精良，须发毕现，面部表情生动，姿态自然，衣纹流畅，显示出严肃刚强、器宇轩昂的神态，战马也敦实有力、蓄势待发。这形象地证明了当时中国陶瓷技术达到了何等卓越的水平！这是一支为秦始皇死后护卫的冥军，为了建造它，老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举世瞩目的珍宝，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任法国总统、当时的总理希拉克说：“不见金字塔，就不算到过埃及；不见兵马俑，就不算到过中国！”
秦俑博物馆内1号坑，这是一个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
陶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主要由黄、绿、白釉彩涂胎，故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常见的唐三彩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三彩马威风凛凛、健壮雄武，是最常见的品种。最出色的作品是三彩骆驼，背上载着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牵驼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生动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忆起当年骆驼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唐三彩的生产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的特点，采用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涂在陶胚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唐三彩是中国制陶工业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陶的第三个高峰是紫砂陶器。紫砂陶器是一种紫色泥料制成的无釉陶器，由含铁量高的紫泥以1200度的高温烧成，外观精致细腻，亮泽柔和。紫泥因含铁量不同而呈现猪肝、冻梨、淡赭、铁色等色调。紫砂陶器成型多以打片拼贴或揿模手法，高品质制品多以手工成型，注浆成型用于大批量生产的大路货。宋代文献中已提及紫砂器，到了明清两代，紫砂陶器进入鼎盛期，以江苏宜兴紫砂最为著名，极品往往价值连城。紫砂壶泡茶有保持茶香、不失原味、耐热性好、隔宿不变等优点。
紫砂壶中的名品常以“素面朝天”为贵。图为明朝紫砂提梁壶。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瓷的故乡，瓷甚至是中国的同义语。陶瓷是陶和瓷的总称，其主要区别是，陶由陶土烧制，瓷由瓷土烧制，瓷是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烧制瓷的瓷土中含有高岭土、石英石、长石和莫来石，含铁量低，烧制温度为1200—1300度，涂在表面的釉必须和瓷一起经过高温烧制，烧制成的瓷色白，坚硬度提高，不吸水或吸水率在1%以下，扣之有金属声。
在经历了铅釉的出现和青瓷、白瓷技术的竞相发展之后，成熟的青瓷成为瓷器的主要代表，中国瓷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峰。那时有六大窑系：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龙泉青瓷窑系和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些都是民窑，产品供整个社会需求。官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用瓷，最著名的是五大名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官窑。元代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分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而不拘谨，大气天成。还有一些器型较小的元青花瓷器，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行一时。大型、高档元青花瓷器存世极少，总计不过几百件，因为当时就是用于商品交易，大部分已经流失在国外，因而弥足珍贵。20世纪50年代，得知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卡普陀比宫珍藏有元青花瓷器上百件，中国陶瓷专家思得一见，但是土耳其方面极其审慎，此事迁延再三，直至21世纪之初，经过多次磋商甚至外交周旋，土耳其总理特批，此盛事方得实现。一连三天，中国的七名陶瓷专家在土耳其方面荷枪实弹的军警严密监督下，见到了、鉴赏了这批稀世珍宝。这批元青花瓷器共40件，器型硕大，通体满绘，色彩浓艳，青翠亮泽。中国专家激动不已，一位老先生说：“初看咽声细，一抚再抚赞不停。”还有一位老先生说：“有生之年得睹此珍宝，了却平生心愿，死当瞑目矣！”可见青花瓷器在专家心目中的位置之崇高了。
宋代酒具，景德镇青白瓷注子注碗。
青花梅瓶
明清两代的瓷器生产继承了历代之长，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又不断攀登新高峰。有人以这样的话称赞瓷器的品质：“薄如纸，明如镜，色如雪，声如磬。”可见明清瓷器已经进入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陶瓷文化：越窑青瓷：记忆与传奇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而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１００余件（组）各个时期的越窑青瓷遗珍首次回“家”，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这是一次系统的、高端的、空前的中国越窑青瓷展。”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说，“从这些展品中，能清晰地看到一部完整的越窑青瓷发展史。”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瓷都记忆
７０多年前，在慈溪上林湖畔的荒山荆莽之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独自一人埋首荒野，苦苦寻觅着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他来上林湖，是要揭开蒙尘千年的一段瓷器的传说。
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在何处？传说中的“秘色瓷”又在哪里诞生？当人们还普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时候，３０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踏破铁鞋的工夫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陈万里终于初步揭开了上林湖作为“唐宋瓷都”的神秘面纱。
一个时代过去了，考古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慈溪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秘色瓷”的中心产地，“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苍翠的栲栳山麓，环上林湖及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银锭湖，方圆数十公里，密布着自汉至宋的１９０多处古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散落荒野，堆成了山岭。在野草的掩映与湖水的冲刷下，这些碎片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传奇。
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上林湖一带已是窑场密集、作坊林立，沿湖几十公里，有龙窑上百座。每至天黑，环湖窑火荧荧，人影攒动，煞是壮观。因古代上林湖地属越州，故名越窑。就是在这些越窑的龙窑里，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诞生了。越窑青瓷也因此有了“母亲瓷”的美名。
创烧于东汉的越窑青瓷，历经三国、西晋的发展和晚唐、五代的全盛，至北宋中期趋于衰落，终于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停烧，时间持续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中国各大著名窑系中，越窑青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历史上，先后有三大越窑青瓷生产中心，一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二是慈溪上林湖一带，三是鄞县东钱湖地区。三大中心，以慈溪上林湖为最盛。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迄今已经发现的７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表明，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晚唐、五代，延至北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１５０多处，就其烧造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影响之广而言，上林湖窑场均凌驾于各窑之上，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精妙绝伦的“秘色瓷”的诞生，更是使越窑青瓷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跻身于皇室宫廷生活，并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曾作诗赞颂“上林之窑盛天下”，对唐宋之际上林湖越窑之盛叹为观止。
上林湖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还有，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
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中后期始，瓷器作为贸易瓷，同丝织品一样，成为明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远销亚洲及非洲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林湖为起点，一条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陶瓷之路”北达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国家。近半个世纪来，朝鲜、日本及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屡屡出土上林湖产的青瓷遗物，印证了当年“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
精美的上林湖越窑瓷器一经输出，立即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青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越窑青瓷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物品。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高丽、日本等国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世界陶瓷文明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秘色传奇
青瓷之美，在于釉色。青色，是中国瓷器的原始色和基本色。
自古陶重青品。在瓷器诞生后的前４００年，青色是瓷器最基本的颜色，直至北齐白瓷出现。此后陶瓷虽具诸色，仍脱不了青的底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均其实都可归为青瓷。
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青瓷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
青瓷之釉，青翠莹润，类冰似玉，如雨过天青的天空，如一泓莹碧的湖水，仿佛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令人迷恋如痴。这样的翠色，融和着万山千峰之色、天地自然之魂，凝结着古代窑匠天人合一的洞察与感悟。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青瓷的翠色又化为文人的诗魂。
青瓷之釉，至“秘色瓷”达到巅峰，变成传奇。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诗《秘色越器》。宋明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赵德麟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专烧贡奉朝廷用的越窑青瓷，庶民百姓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清人说：“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足见“秘色瓷”釉色晶莹透绿，胜过一般越窑青瓷。据说，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她的精美绝伦所倾倒。
作为越窑青瓷的上乘之作，“秘色瓷”在晚唐、五代是贡奉朝廷的贡品，应是确切无疑的。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便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
但“五大名窑无秘色”，宋明之后，“秘色瓷”神秘消失。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像她的神奇美妙。
“秘色瓷”究竟存不存在？她是什么样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世人苦苦寻觅。
旷世秘密，在一座寺塔倒塌后大白于天下。
１９８１年秋季，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周，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陕西扶风，有着１７００年历史的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忽然间，一声巨响，寺内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宝塔轰然倒塌了半边。
６年后，考古人员在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打开一看，是一叠细腻精致的青瓷。青瓷一共１３件，造型玲珑剔透、细腻华美，釉色如湖水般清澈温润，虽尘封千年仍莹润如新。
联系地宫内石刻“衣物帐”碑文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１３件青瓷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通过对烧制工艺和特殊支烧方式的反复比较，专家确认这批青瓷来自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稍后发现的一只八棱净水瓶，更成了破解谜团的铁证——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发现过一模一样的八棱瓶。
至此，“秘色瓷”的轮廓渐渐清晰：传说中的“秘色瓷”确实存在过，陕西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碗、瓷盘和八棱净水瓶就是确凿的实物证据。而这种瓷器的产地，就在浙江上林湖越窑。
迷雾缭绕的“秘色瓷”身世之谜终于解开！
那么，“秘色瓷”之秘究竟在哪里？根据考古考察，结合现代技术分析，一般认为有原料和工艺两方面。
根据分析，烧制“秘色瓷”的瓷土出自浙东当地，是一种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铁量高，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越窑青瓷的最好材料。
而“秘色瓷”的釉料也是就地取材，其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的含量较一般越窑青瓷为高。一种理解是，“秘色瓷”的胎泥、釉料均经过极为严格的筛洗，使用前需反复夯砸、淘洗，历经“九秋风露”，以致其化学成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中唐晚期以前，承早期越窑采用明火叠烧工艺。虽然到初唐对窑炉结构进行了改善，提高了窑内温度，但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由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青中泛黄。
唐晚期、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窑具和烧制方面均有重大改进，制瓷工艺显著提高，青瓷胎质更加细腻致密，釉质腴润如玉。
特别是元和朝匣钵装烧工艺的创制和使用，使越窑青瓷的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带来了瓷器装烧工艺的一场革命。
匣烧，就是将瓷器坯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匣烧工艺带动越瓷产品质量的飞跃，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改善：一是有效地保证了瓷器烧成时的还原气氛；二是消除了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使器内光洁美观；三是使产品器形端正，坯胎减薄，釉色青翠晶莹。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匣钵釉封技术，就是坯胎在装入匣钵入窑时，还用釉料将匣钵口部密封。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秘色瓷”特有的装烧工艺。
越窑青瓷莹润剔透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使越瓯作为茶具，深得文人雅士的钟爱，在唐代风靡一时。陆羽《茶经》曰：“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对越瓯推崇备至。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越瓯秋水澄”，郑谷“茶新换越瓯”……这些诗句，令千载之下的我们犹能想见唐人引瓯吟哦的风雅生活。
唯美回归
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代陶瓷宗师——越窑已经沉寂了近千年。
从晚唐至北宋初，上林湖的窑工、匠师不断探索、创新，终使越窑青瓷达到巅峰，成为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
一个窑场能够千年不衰，保持制瓷工艺领先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罕见的传奇。
然而，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自北宋中期开始，上林湖窑场逐渐衰落，至北宋末年停烧。
废弃的窑场历经风雨，荆莽丛生，曾经的繁华陨落在苍茫的岁月之中，以致好古的乾隆皇帝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
历史又开启新的千年，公元２００１年，沉睡了近千年后，越窑的窑火再度在青瓷的故乡上林湖畔熊熊燃起。
２００１年８月，慈溪市从福建龙泉引进７名制瓷工艺师，筹建越窑青瓷公司，全面恢复越窑青瓷生产。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来，也有人多方择土仿制越窑青瓷，终因土质不佳或烧制工艺不到位而失败。以孙迈华为首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瓷土采集、瓷釉配方实验，对瓷土和制坯、烧造等工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工艺难题，历经几十次的失败，终于在当年的１２月，成功试烧出崭新的越窑青瓷。薪火相传，逝去的越窑文明终于回归。
在新的历史时代，上林湖越窑续写着千年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还在试制阶段，刚刚筹建的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带着５０余件青瓷试制品，赴杭参加西湖博览会。结果引起轰动，５０余件试制品被抢购一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公司的两件越窑青瓷作品就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一获金奖，一获优秀奖。同年１２月，在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公司出品的“秋声赋”灰釉跳刀大盘和“忆”灰釉组合茶具又分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对于一个仅仅试烧一年的越窑青瓷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了。
孙迈华介绍，越窑青瓷恢复生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对上林湖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尤其是对“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研究；二是得力于对越窑青瓷工艺的创新开拓。
在烧制工艺上，他们作了大胆的改良。他们采用液化气燃料，窑温控制在１３００℃左右，这样的温度烧出来的青瓷，成品率比原来用木柴烧制高出许多，瓷器表面硬度几与钻石相近。
依托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仿制出鸡首壶、瓷罐、八棱净水瓶、青瓷洗、葵花盘、人物水注，以及越碗、笔筒、香炉等青瓷产品４００余种。
这些制品胎质细腻匀薄，胎体轻巧；釉色以淡青为主，釉层薄而透明，色彩明亮、纯净素雅；图案简洁生动，纹饰清秀雅致，其色彩、造型已接近古代越窑青瓷。
成功烧制日用品的同时，越窑青瓷公司还研制试烧出越瓯、仿编钟等青瓷瓯乐乐器。
青瓷瓯乐，是用青瓷乐器或敲击青瓷器皿演奏音乐的一种器乐形式。击瓯源于击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产生。唐后期击瓯奏乐十分流行，文人墨客们在酒毕茶罢之余，把箸击瓯，赋诗唱吟，畅抒情思。“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一般来说，能用于奏乐的瓷瓯必定胎质坚密，方能嘤嘤成韵。
１９９８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一批唐宋青瓷乐器的出土，为上林湖青瓷瓯乐提供了实物证据。
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越窑的衰落和民间音乐口传身授的局限，南宋以后越窑青瓷瓯乐流失民间，沉寂无闻。
越窑青瓷生产的复兴，为青瓷瓯乐的传承带来了有利的契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慈溪市民族乐团成立越窑青瓷瓯乐课题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濒临消亡的瓯乐从此奏响新的乐章。
几年来，慈溪市民族乐团与越窑青瓷研究所密切合作，已仿制出可用于演奏的越鼓、越杯、越铃、越钟、瓷瓯、瓷鼓、瓷埙、鸟哨等，形成了越瓯、编钟、瓷鼓及吹奏瓷乐器４个系列２０多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上林追忆》、《越·瓷风》、《月下笛》、《上林瓷风》……一系列获得全国群星大奖和国际艺术大赛金奖的青瓷瓯乐作品的成功创作，使越窑青瓷瓯乐这种中国瓷乐中最古老、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２００９年，越窑青瓷瓯乐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曾经的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传奇。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成功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林湖”越窑青瓷商标获得“原产地标志”保护。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陶瓷制作技艺之窑变
窑变，顾名思义，是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瓷器在出窑后可能呈现出意外的釉色效果。因由窑变釉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釉”，俗语有“窑变无双”，就是指窑变釉的变化莫测，独一无二。
《南窑笔记》记载道：“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某色也。其复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
《南窑笔记》说：“釉水色泽，全资窑火，或风雨阴霾，地气蒸湿，则釉色黯黄惊裂，种种诸疵，皆窑病也。必使火候釉水恰好，则完美之器十有七八矣。又有窑变一种，盖因窑火精华凝结，偶然独钟，天然奇色，光怪可爱，是为窑宝，邈不可得。”
烧成是窑变陶瓷生产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装窑时产品摆放位置的不同，装窑产品的稠密与稀少，烧窑时所用燃料的种类以及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轻重，烧成温度的高低，烧成时间的长短，熄火后冷却速度的快慢，气候的变化以及烧窑工技术水平的高低，等等等等，每一个细小环节的微妙变化，都会使成品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
“光明”记忆：藏在故宫的陶灯
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它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它和其它器物一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战国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龙形灯；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羊形灯和当户灯；广西梧州大塘出土的西汉羽人灯；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的牛形灯；湖南长沙发现的东汉卧人形吊灯；山西襄汾县出土的东汉雁鱼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又由于青瓷的技术特点，一种和这种技术相应的造型和装饰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此后直至隋末唐初的白瓷蟠龙灯及唐三彩狮子莲花灯，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由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轮、灯树、灯楼、灯婢、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宋代的京师“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向晚灯烛荧煌，上下映照”，继续着盛世的辉煌。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游《陆放翁集》）而辽代的“摩羯灯”则表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到明清之际时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此后油灯的发展下接外来的洋油灯，直至电灯的出现，一个有着几千年技术文明的历史在20世纪终结。
中国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即后世所言的油灯和烛台；就功用而言，分实用灯（照明用）和礼仪灯（宗教仪式用）；就形式而言，分座灯（台灯、壁灯和台壁两用灯）、行灯和座行两用灯。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为了消烟除尘，汉代的青铜灯加装了导烟管；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省油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匠。明清之际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和其它事物一样，油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短檠二尺便且光”，“长檠高张照珠翠”，反映了地位和阶级的不同，那么朴实与繁华也就自然成为它们在审美上的区别。这种相互对照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油灯的两大体系，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油灯，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墓葬出土或宫中传世的作品，因为它们造型考究、装饰繁富，一般都反映了主流社会的审美时尚。但是民间灯具一般比较朴实，造型又有出奇之处，表现了普通大众的审美爱好和功用要求。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为补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