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壶。
供春壶是明代正德年间，一个叫供春的人制作的。传说他姓龚，名供春。供春是一位官员的书童。供春陪同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寺中的一位老和尚很会做紫砂壶，供春就偷偷地学。后来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也就是树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都叫它供春壶。当时和后代的许多制壶大师都争相仿制。供春壶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宜兴的紫砂壶从粗糙的手工艺品发展到工艺美术创作，应该归为供春，历代的文献也是这样的记载，历来宜兴的紫砂名家高手，仿制供春壶的人蛮多的，我们从各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明代的黄玉麟、江案清，还有当代的汪寅仙、徐汉棠等等，都对供春壶做过研究，做过仿制。在中国紫砂文化史上，供春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明代正德年间，供春作为书僮随进士吴颐山来到金山寺伺读，闲暇时看到寺内老和尚用当地特有的紫泥捏制茶壶，饮茶参禅，此时已成佛界习俗。也许是出于好奇吧，他就取了老和尚洗手后沉淀在缸底的洗手泥，参照寺院内大银杏树的树瘿，做出了“指螺纹隐起可按”的供春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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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供器
紫砂供器是指祭祀用具和供品，包括签筒、香炉、清供果品和仿青铜器。
签筒：原为旧时寺庙中放置向神佛问事吉凶的竹签的器具。最早的紫砂签筒为清代树桩签筒。后来演变为陈设器。著名陶刻家任淦庭刻过花乌签筒。当代制作签筒的第一高手是顾绍培。
紫砂香炉
香炉：以紫砂仿制宣德炉始于草创期。笔者收藏的一只明冲天耳三足炉不仅竹刀压括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且沾有飞釉。明代陈仲美制过“狻猊炉”，沈君用有“梅花炉”，清代陈鸣远也仿过“宣炉”。近代俞国良做过“云子鼎香熏”。当代徐秀棠、沈遽华、周定芳、卢剑星、陆文霞等也制作过香炉、香熏。
清供果品：紫砂像生果蔬制品形象毕肖，色泽逼真，是一种极其生动有趣的工艺珍品。传世陈鸣远款的果蔬清供有菱角、栗子、花生、核桃、豆角、芋头、荸荠、慈菇、杏仁、白果、莲子、藕片、香菇、荔枝等。未知是否陈鸣远所作，因为至今未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而20世纪早期陈光明、蒋燕亭、蒋蓉等人为古董商仿制过像生清供果品倒是确凿无疑的。新中国成立后，蒋蓉曾制作过十余款果蔬。
仿青铜器：紫砂名陶典籍中并无明清名家制作紫砂仿青铜器作品的记载。陈鸣远的天鸡酒壶只是吸收了青铜器的某些元素创作而成。所以当今多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以高价成交的徐友泉、陈仲美、陈鸣远等落款的紫砂仿青铜器，基本上是20世纪早期上海古董商人罗致宜兴名手，按照故宫博物院的图录臆造的仿品而已。当然其本身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的。宜兴紫砂工艺厂于1 984年前后专门生产过仿青铜器爵、鼎、簋、鬲、盘、尊及仿青铜对狮与犀牛、龙、象等形象的镇纸。
永乐青花梵文花卉纹荷花供盘
供盘是御窑烧厂烧制最富创造力的器物之一，通常做为礼佛用瓷陈设于佛堂。永乐一朝礼佛用瓷颇为丰富，这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器真实生动，制作精美，造型新颖，装饰繁复，具有强烈的宫廷特色。无论从造型、釉色、瓷胎、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说明其为宫廷御用供器，充分体现出宫廷御用瓷器的特色。
器作盘形，浅身弧壁大敞口，形如十六瓣双层莲花瓣状，通体以青花绘以纹饰及梵文，口沿犹如盛开的莲花花瓣，内壁绘以莲瓣状，盘心绘祥云纹，中心书以梵文。外壁上层莲瓣精绘花卉纹，间余书以梵文，下层勾绘莲花瓣的经络。浅圈足，圈足内底面勾青花双圈。
这种梵文莲花式瓷器是明代永乐时期的特色之一，适合作为祭祀用品。明永乐皇帝对宗教有极大的热忱，信奉佛教及道教，因而使佛教的象征—莲花及古印度文字梵文大量出现在官方所烧制的瓷器装饰上。瓷盘当为万里宫廷崇信佛教的一例佳作，国内各大博物馆均有类似器物收藏。
此件莲纹盘造型殊异，烧制规整，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其胎质纯净，青花发色深沉鲜亮，品相完美，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一器形如出一辙，唯无落款，但仍不失其官窑风度。
永乐 青花梵文花卉纹荷花供盘 尺寸：
口径：20cm
高6.6cm
足径：6.4cm
瓷质供器发展历程初探
自古以来，中国上至皇家，下至平民均有进供物品于寺庙及道观的传统。虽然，民间进供的物品在种类、数量及精美程度上无法与皇家媲美，但这些进供物品却也是多样化的，在《供养仪式》中记载：“凡所供养物，……其供养器皆用金银铜铁瓷等。余者悉不堪用。”因此，在平民百姓所进供的器皿中，瓷质器皿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为此，陶瓷界将这类瓷质器皿称这之为供器。
目前，陶瓷界赋予供器的定义是出自于供器上的铭文，即供养款。我们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能发现，众多的词目中并无“供器”一词。但却有“供养款”的详细解释，而“供器”一词在其中则扮演附属品的角色。词目中写道：“供养款 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上的款识”。虽然，词目中并未对供器做出正面的解释，但从供养款的词目中已间接地说明问题。另外，再看宗教界对供器的定义。在佛教中共有三种供养形式，其中佛前供器属于恭敬供养。这类供器由花瓶、香炉、烛台三种器皿组成，称为三足具，是佛教供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形式。而在道教中，称为“供具”为道教仪式名词，即斋器。这种器皿是用以盛放奉献与神前的供品，如用以香供养、花供养、灯供养、水供养等。综合以上的说法，我的看法为凡是宗教信徒所购买，并用以施舍、供养及庄严于神灵的器皿就应称之为供器。
现在各界对于供器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步阶段。陶瓷界对供器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供养款，这方面的研究共有四点。
1．铭文及相关器物的综述性介绍，包括铭文的发展、题写方法、字体、内容种类等。如李正中、朱裕平著的《中国古瓷铭文》，孙彦、张健、万金丽著的《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吕成龙著的《中国古陶瓷款识》等。
2．通过铭文的题写格式、位置、笔法、内容等来鉴定器物的真伪。而对于隐藏在各时代铭文背后的信息，则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些简略的分析。如《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等。
3．某一时期或某一瓷器品种铭文的浅析。如叶佩兰的《明清瓷器款识浅析》，陆明华的《历代青花瓷器款识综述》等。
4．供器或推测为供器的介绍性文章。如赵明璟的《明代青花瓷香炉综述》，胡雁溪的《明成化携琴访友图筒炉》，高阿深的《宋元明瓷炉简论》等。
另外，供器所依附的宗教领域对此的研究还是非常的有限，主要见于宗教方面的工具书，供器为词目之一。如《佛具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等。此外，还有《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
据此可知，对于供器的研究仅以供养款的综述性介绍为主。至于隐藏在供器背后的信息（如社会习俗），也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出些简略的分析。其中，针对供器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得知前人仅仅只对器物的表面进行解释及相关资料的归类。
在瓷质供器的研究中必会提出两方面的疑问：一是供奉瓷质供器之思想观念的起源。二是瓷质供器的出现与发展状况。本文将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供奉的思想观念之起源
人们为神灵付出的一切事物，包括供奉供器，主要目的在于向神灵祈求想要得到的一切。此思想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供养款的内涵。当时石窟中的石刻与彩绘均清楚地记载了供养款。这些供养款的内容与瓷质供器的具相似性。大致上而言，前者的内容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及祈求事项；而后者则为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
（二）祈求事项。从南朝开始，供养款的内容具有广阔的涵盖面，包括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的事物。这可从历代的石窟、石刻、经书、牙牌、铜镜等找到答案。如石刻铭文云：“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士、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愿三宝（应）诸夫者自（身）。”铜镜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镜）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降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龛像中的题记：’清信奉佛弟子刘□，王韦，……合舍宝财，共成胜事，家门适吉，人□平安者，嘉靖已亥九月重阳日立。”等。尽管南朝至元代祈求款的题写媒介不断的多元化，但其内容仍然是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同时存在，只是前者的数量略多。至明代，石窟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已与资质供器上的相同，即祈求事项均为现在世界的事物。也就是说，相同的祈求事项显现出两者在此思想观念上的衔接点。这无疑说明了两者供奉事物的思想观念是有一定的承接关系。
（三）地宫。下文提及的北魏地宫出土的各种供物。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将前者作视为后者的萌芽阶段。
综上，石窟、石刻与彩绘的供奉形式与各种材质的供器一直并存至明代。到了明代前者出现了衰退的现象，而后者特别是瓷质供器则迎来了兴盛期，并延续至清代。
二、供器的起源及瓷器供器的发展历程
在漫长的供器发展历史中，民间供器可分为两种，不带供养款及带供养款。
（一）不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出现
目前，五代以前民间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其可考资料非常有限。而皇家供器相对而言则较可靠。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了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并出土了一批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值得注意的事，是在石室中发现了石碑《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此石碑是地宫供奉之物的帐目。碑文中记载，这批物品为唐懿宗“恩赐”及唐僖宗“新恩赐”。重点就在于“恩赐”一词的含意。我认为“恩赐”也就是赠送及施舍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此词仅能用于帝王对臣下的馈赠，而“施舍”则适用于民间。也就是说，这批地宫内出土的器物具备了供器的性质，有异于一般的供器只是供养者的身份。由于古代统治阶层的很多方面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间，特别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而历代民间又有“上行下郊”的传统风气。故此，这种供奉供器的风气必定也流行于民间。因而，在此将把皇家供器作为了解当时民间供器的前奏。
1．北魏至隋代的供器——其他材质供器的出现
皇家供器可追述至北魏时期。定县北魏塔为孝文帝在太行五年发愿修建。此塔基内出土了装有舍利的小葫芦玻璃瓶。此外，还有“七宝”（由玻璃、玛瑙、水晶、红宝石、珊瑚、珍珠组成的串饰和铜钱、波斯银币）、金耳坠、铜钵等一同施入。至隋仁寿四年，隋文帝下命修建舍利塔于宜州宜君县，为神德寺塔。舍利装在铜盒内，一起埋入的还有铜净瓶及“七宝”（金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铜钱和波斯银币）等。虽然北魏至隋代的地宫内未出土瓷器，但以与舍利一同埋入的物件来看，“供奉供器于神”的思想与传统已经逐步形成，只是到了唐代地宫才开始施入瓷质供器。
2．唐至宋代的供器——瓷质供器的滥觞。
唐代法门寺地宫封闭于874年（咸通十五年）。从中出土的皇室供器包括16件瓷器。其中，黄釉银棱金银平脱瓷器2件，青瓷12件，白瓷2件。以器物种类而言，共有碗、盘、碟、瓶四种。碗多为撇口；盘、碟的造型以花口居多，而瓶则有八棱长颈瓶及小口葫芦形瓶。盘碟及瓶均以造型取胜。建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苏州虎丘云岩寺，于1956年被修理人员发现塔内第二层的中间部分藏有石函、经卷、灰陶、瓷器、钱币等。灰陶为一件碗形香炉，香炉内插放檀香木香一枝，被置于石函的盖顶上。而瓷器则为两件青瓷碗，一件碗内有油垢，并在其中放置油盏，其所处位置为石函的前方，即南面；另一件碗则无油盏，但积垢却与前者相同，位于石函的后方，即北面。以上两件青瓷碗均离石函一米。这三件陶瓷供器有意识的排列方式，反映出当时供奉供器的意识及形式已经比前代更为明显及讲究。其第三层发现的文物有石函、铁铸金涂塔、铜镜、铜钱、瓷器等。但瓷器仅有一件越窑青瓷莲花连座碗。此碗釉色温润，为越窑精品。从各种器物及记载表明，云岩寺内的物品为当时民间信徒所供养。北宋期间，有两座佛教地宫出土的瓷器可作为参考。次是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最后一次迁葬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此地宫中共出土了金、银、瓷器、串饰、铜钱、丝织品等。其中，瓷器有115件，大部分生产于北宋早期的定窑。此外，还有五代耀州窑的产品。这些器皿种类繁多，有杯、盘、高足盘、洗、瓶、净瓶、盒、双耳炉、海螺等，而且造型变化多端。装饰技法则以贴塑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刻花、划花、点彩等。令人瞩目的是许多瓷器在底部均刻有“官”字，为官窑定瓷。由于宋代官窑定瓷只供上层社会使用，地宫中能有这样大量的官窑产品，说明供奉人大多是当时的达官显贵。第二次是河北定州净众院地宫则施于至道元年（995年）。地宫共整理出银器、瓷器、石刻及少量的铜器、琉璃，共计106件。瓷器有55件，全为北宋早期定瓷。器物类型有盖瓶、净瓶、长颈瓶、舍利瓶、盖盒、银等。装饰手法为印花、刻花、划花、堆贴等。虽然静志寺塔基地宫内的瓷器数量及种类比净众院地宫多，但前者定瓷的质量不及后者。后者的瓷器制作工艺更加精巧，釉色更加莹润。此外，还有一座位于吉林省农安县的金代（北宋末年）万金塔基地宫。地宫内有舍利盒、瓷器、铜镜、铜钱、纺织品等。瓷器共有11件，胎较薄，但大部分发色不佳。这些瓷器品种共有青白瓷及白瓷两种。此外，器型种类很少，有碗、浅腹小碗及碟；装饰手法仅有刻划花。从这些瓷器及其他供养物品的质地、品质及数量来看，推断这座地宫内的供器为平民所供养。
通过以上的说明，得知唐代供器的品种以单色釉为主，器形及装饰手法单调。此类器物发展至宋代，器物类型已经明显增多。其中，更出现了后来民间供器中必不可少的香炉。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的供器是以碗作为基本器皿。而这些碗是否是净水碗的前身还须要进一步的探讨。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唐宋时期的供器已出现了瓶。其中，净水瓶是宋代的主要供器之一。但当时的瓶还未有成对供奉的形式。因此，在供器的内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可视此时为民间供器初露端倪的时期。
总而言之，民间瓷质供器出现的时间应早于唐代，并一直延续至清代。由于无铭文记载，此类器物提供的信息不明确，所以往往容易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相混淆。此外，民间供器容易因为种种历史因素，而无法记载及保存下来。在此前提下，推测其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带供养款的供器。
（二）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定型
由于许多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如香炉、花瓶、烛台等，它们除了是供器以外，还能有多种使用功能。例如古代文人使用香炉焚香；人们因生活中的审美需求，而使用花瓶插放花卉等。因此，从这些器皿本身不易辨别出其是否为供器。在此前提下，研究确切且可靠的民间供器的历史只能以带供养款的供器作为探讨问题的切入点。
1．明代以前带供养款的供器
从现存器物来看，带供养款的供器最早出现于五代，共有两件，均为青瓷。一件为现藏于浙江考古所的青瓷花口碗，碗内壁刻有供养款“□子吴徒初舍入风林庙供养”。另一件供器则出土于寺龙口越窑窑址，其供养款为“弟子朱仁厚舍入庙”。这个时期供器上开始出现了“供养”及“舍”的词语，说明它们的功用比唐代瓷质供器更为明确。此外，供养款的内容已出现供养人的姓名及供养地点，具备了供养款的基本结构。
宋代供养款内容简略，一般祈求事项少，没有供养人的居住地址及供器名称、数量。如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碗，外底部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月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越窑青釉熏炉内墨书：“咸平元年茂（戊）戍十一月廿四日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磁州窑白釉罐上题记：“阿弥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等。但也有少量的宋代供器是例外，其供养款内容较为完备。目前，此类器物只有两件。第一件器皿出土于四川彭县堋口乡的金山寺，为一件六出口釉碗。其外壁刻划供养款“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敬）盏，供献售（受）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另一件供器为1954年征集于安徽萧县白土镇的金代乳黄釉瓶，刻有款识“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通过以上两件供器，得知供养款关于供器名称及数量的记载初见于宋代。另一方面，也由此反映出此时带供养与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具有共同点，即供器的器物类还未形成固定形式，也就是说，三足具的组合形式未正式确定。而且两者的常见器型均为碗、碟、薰炉、瓶及罐。在这段时间里，重要的是在金代出现了后世常见的供器组合形式，即“花瓶一对”。从此供器的组合形式步入了定型阶段。
至元代，供器上的供养款内容则比宋代来得详细，内容大致上包括日期、供养人的姓名及住址、供养地点、祈求事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瓶的颈部楷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北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拱。此外，还有一件龙泉窑青瓷大瓶，瓶上刻“括苍剑川流山万安社，居奉三宝弟子张进成烧造大花瓶壹双，舍入觉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充供养，祈福保安，家门吉庆者。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供器发展至元代，不管是其组合形式，还是供养款的内容，已形成了独特且固定的模式。就以供器的组合形式而言，元代不仅是继承了以往的传统，而且还出现了香炉及花瓶的新搭配。而在供养款的内容及模式上，元代的供养款具备了供奉的详细资料。不难发现，后来的明清两代供器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五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仅见于越窑青瓷；宋代则有越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白瓷及彭县瓷峰窑白瓷。这两个时期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于器身及墨书于器底为多。至元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主要见于景德镇窑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以书写及刻划款识于器身为主。以器型而言，五代至宋代以碗、碟最常见；元代则为瓶。至于供器的组合形式，五代至宋为其不稳定期；从金代开始逐渐定型；元代已经步入成熟期。
2．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目前的存世数量为三十七件。此类器皿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但此时至隆庆年间的供器数量不多。而其兴盛期为明晚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占了总数的65%。
从供器上的供养款得知，明代的供器有香炉、钵、净水瓶、花瓶及烛台。其中，以香炉的数量最多。另一方面，随着青花瓷器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其他种类的瓷器逐渐退至次要的位置。此时的供器以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为主，而龙泉青瓷只占了10%。此外，还有少量的釉里红及黑釉瓷。此纹饰而言，龙纹居首，还有山水人物、八仙、罗汉、麒麟、牡丹、莲花等纹样。而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及书写于器身为主。
明代中期以后，大部分此类供器在供养款的内容上，仍然延续了元代的风格，其中略有变化的共有两点：（1）供养款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较为丰富。（2）器皿的组合形式多样化。前者有正德青釉三足炉，载“处州府丽水县东邻信土陈锷，发心喜舍香炉十个，奉入六和寺中观音圣前供养，祈保亲寿命□，自身夫妻偕老，家门迪吉，子孙茂盛，功归有地，福有祈归者，正德丁丑桂月中旬造。”、万历青花云龙瓶，题款“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敬造大宝花瓶壹副在于泰山顶上娘娘御前恭还供奉，专保父亲程珊寿命延长，兄时恭弟时启合门皆吉及自己买卖往回平安，百事遂意，福有攸归。万历已亥年孟秋月吉日书，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施舍”等。后者有“舍花瓶乙对”、“砻头著瓶及炉瓶壹副”、“磁炉瓶三副”、“喜奉御香炉花瓶烛台一副”等。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组合与呈现形式，分别为：成对的花瓶或香炉及净水瓶；五供或香炉与花瓶一对组合。
明代供养款的内容，一般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由于内容相对而言的完整及信息丰富是其特点，人们可通过这些供养款了解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字、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3．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由于清初受到明末的影响，带供养款的供器以顺治、康熙两朝最为常见，雍正、乾隆以后开始逐渐减沙。清代的此类供器与明代一样，还是以青花瓷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白瓷、青瓷、孔雀绿等。供养款常见的题写手法为书写于器身。至于供器的器型及组合形式，则有“净水碗一座（或一幅）”、“炉一座”、“瓶一对”、“炉瓶一副”及“五供”（即一座香炉、一对花觚、一堆烛台）。清代五供以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烧制的最具代表性，他先后烧造了至少五套供器。
在供养款的内容方面，清初的供器只有个别少量的器皿仍带有明代的遗风，如青花云龙纹香炉，题款“江南徽州府歙县信士黄道浚，喜助济宁州三教堂香炉四座永远供奉，祀求江湖清吉，福有攸归。大清顺治乙末年孟秋月置造“等。而此时大部分的供养款已有简化的趋势，这种衰退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而言，清代供养款部分仍保留供养的日期、地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的记载。而供养款内容的简化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祈求事项减少，或甚至没有祈求事项。例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花云龙净水瓶，供养款为“皇帝万岁万万岁，弟子蒋文煜供奉，甲午仲秋吉旦。”中国文物总店藏的青花云龙香炉，载“顺治十七年夏日喜舍炉壹座，临清丹信士张文海妻王氏小良”；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双龙纹炉，题记“信士弟子张文锦许奉敬太白老爷座前香炉供奉雍正八年日吉祈保生意大顺”等。另一方面以往供养人所重视的姓名记载已不见于部分器物上。此类供器有“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月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普济庵观音大士座前永远供奉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道光戊戌年秋月谷日，潮阳庙福坐座前，沐恩弟子敬奉”，“宣统二年，庆寿庵大佛座前，仲秋月立”等。
小结
据以上资料显示，供奉的思想观念始于南北朝，但未出现瓷器。直到唐代法门寺地宫发现瓷质的碗、盘、瓶等供器，才证明瓷器开始以供角色出现。也就是说，这些瓷质供器是凭着地宫的功能与性质来说明身份。而五代至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是可通过明确的铭文资料具体考证的。由此可知，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出现的时间比带供养款的供器早，而且前者发展至五代便开始与后者并存直至清代。
此外，从以上供器的简史中得知，供奉供器是信徒表现虔诚程度的方式之一。而这种方式很可能始于北魏的佛教界。到宋元时期，从带供养款的供器才反映出道教领域也开始出现这种供奉形式。这一说法仅根据以上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推测，所以仍需进一步加以考证。
乾隆粉彩缠枝莲纹高足供盘
高足供盘最早见于隋代，隋代高足盘盘心平坦、圈足大而高。盘壁比较直也比较浅，一般多为青瓷制品。到了清代，这类瓷器逐渐多起来，但是器型与隋代却大不相同，盘壁多为弧形，盘沿多为花口，高足成喇叭状柱足，足径较小。品种则多以为青花、粉彩为主。
乾隆帝论鉴宝藏古、好物兴艺，堪称历代国君之冠。本品为乾隆时期的神前供器之一，造型隽巧，线条起伏收放多变，极富韵律节奏之美。承盘直口外撇，外施淡绿釉；承盘外侧以矾红 “大清乾隆年制” 篆书款，通体绘缠枝莲宝相花以及吉祥纹饰。足底白胎里施松绿釉，釉色莹润坚致，圈足修整极为细致，圆润似玉，可鉴胎骨之精良，观其品质、气韵皆与当时御瓷无异。
此器为唐英令谕旨所督造，供器造型典雅古穆，端庄规矩，釉水清亮肥润。为唐窑的旷世隽品。其呈色匀净淡雅，静谧怡人，予人之观感妙不可言。它寄托着唐英心灵深处最朴素的祈福愿望，反映了一代督陶官对官瓷的热爱。
供盘寓意古祥良善，色彩富丽悦目，形象写实逼真，细节体现生动到位，看之令人心生欢喜。很有可能为清代宫廷中佛堂献供礼佛之用，也足为宫殿厅堂陈设欣赏之器。
通体纹饰极为精细，敷色淡雅，构图紧密，布局精妙，线条端庄细腻，格调静穆典雅；应制于乾隆年间，未见他例存世，或为孤品，殊为珍罕。本品之静穆不在于装饰华丽，而在于其内在隽永的气质，直追雍窑后尘。
提梁壶为啥比普通壶贵
许多资深茶友最喜欢的就是紫砂壶，这种传统茶壶从宋代时期就已经被人们所用了，紫砂壶泡出来的茶，口感醇厚，茶香悠长，一直深受好茶者的喜爱。而紫砂壶中又以提梁壶最贵，它外形精巧，壶身上有三足半月形提梁，价格比起普通壶要高出很多，更在拍卖会上以1782万的价格成交。许多人对此表示不解。提梁壶为什么要比普通壶贵这么多呢？
首先，提梁壶不仅历史悠久，还深受很多历史名人的喜爱。比如东坡提梁这个传说，就直接将提梁壶和苏东坡扯上关系了。苏东坡也成了它的“代言人”。这个故事说的是提梁壶最初是出自苏东坡只手。那实际情况是否就是这样呢？苏东坡是宋代时期的大文豪，四川人，官场失意之后回到宜兴，在蜀山一带住了下来，据说苏东坡不仅是个文豪，而且他还是个资深茶客。
关于苏东坡如何把提梁壶制作出来的说法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一个说的是，有一次晚上苏东坡的书童拿着灯笼给他照明，他看到灯笼的体形受到启发，便用灯笼的形状制作了一把提梁壶。当然，这只是传说，真实性存疑。可就是因为有这种传说，给提梁壶的来历带来了一种传奇的色彩，无形中抬高了它的身价。
其次，提梁壶有着极其重要的考古价值。东坡提梁只是个故事，但是吴经提梁就是一个有迹可循的壶款了。吴经提梁的风格与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壶器风格非常相似，尤其是提梁上的形式，与明代的家具线条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
另外吴经提梁的壶眼根部上的柿蒂纹也与明朝一些家具的纹理相同。足以看出吴经提梁是非常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吴经提梁比起其它壶款更具实用性，在炉上煮茶时能够发挥不烫手的优势，所以吴经提梁又间接地抬高了提梁壶的身价，让提梁壶与普通壶比起来更具有历史厚重感。
提梁壶家族中还有旭茂提梁，这种提梁壶的做工最为精细，造型设计大胆，壶身硕大，提梁大而有力，很有层次感。而真正让提梁壶在价格上“突飞猛进”的原因，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历史的变迁，提梁壶也随着时代的需要慢慢改良。这时候，提梁壶经过顾景舟大师的多次改进，在壶口和壶身设计上做了非常大的提升，壶身变得刚柔并进，线条非常严谨，整体看起来端庄大方。
提梁壶的提梁也开始变得富有美感，壶身与提梁之间也开始注重空间对比，新颖之中透着厚重的古朴韵味，深受国内外藏家的喜爱。“景舟提梁”曾在2011年以1782.5万的价格成交。所以，提梁壶的贵，不仅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名人效应、设计山的原因。
会诊玉壶春瓶
读《中国收藏拍卖导报》2002年1月10日第2版唐公宪先生所写的《给鉴定师挑错》一文，就文章中一件被京城有名的拍卖行鉴定师认为“不到代”的明宣德青花蒜头口玉壶春瓶所描述的文字说明和图片，谈谈本人的一点看法。
中国青花瓷中蒜头口玉壶春瓶的造型最早见于元代，现在广东省博物馆和江苏扬州文物保管所各存一件，高15厘米。用国产青料绘月影梅纹的蒜头口玉壶春瓶，其造型是摹于汉以前的铜蒜头壶。《中国青花瓷》成化篇中介绍“……而玉壶春瓶，这时衍出一种大头收口的造型，瓶口凸头上饰以莲瓣纹，就是后来蒜头瓶的前身。”从这一点分析,在明代成化以前还未有这种蒜头口玉壶春瓶，或是从未有实物发现这一点,有可能就是那位拍卖行鉴定师对唐先生这件“宣青瓷”得出“不到代”结论的理由。我认为遇到具体稀有之物，要作具体全面分析，不要草率教条地下结论，把一件稀有的真品打入“冷宫”。
唐先生的这件蒜头口玉壶春瓶的口部沿袭了元代青花蒜头瓶的造型，与本人在镇江“张云鹏故居”藏馆所见到的一件明代正德时期蒜头口玉壶春瓶相比，其蒜头口明显收束成一小直口状确实不同,本人认为应该为明正德之前之物。再观其此瓶纹饰布局繁密，上下共七层，用放大镜观其图片线条有明显的轻重粗细变化，绘画用笔酣畅，洒脱不拘。瓶口颈的缠枝像八宝纹的法轮图案，莲叶粗而短保留了元代的葫芦形，颈部蕉叶纹为永宣风格非常明显，即蕉叶纹中茎用两条较粗的线画成，不到叶尖呈细长三角形，叶周锯齿粗，用单笔细钱勾成。腹部主题纹饰为访友图，云雾环绕房阁，人物登上台阶背身举臂敲门，竹叶呈百合花状，整个画面笔法俊巧，纹样秀丽而精致，综合腹部纹饰表现，像云雾幻境景物和竹叶呈百合花状，都是明正统时期青花瓷纹饰的特征，在以后的景泰、天顺、弘治和正德年间此种云雾幻境也有出现，但各代的时尚风格、青花用料、绘画手法和配景运用各有不同。
另外，该瓶颈部的变异莲瓣纹为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时代特征。再结合唐先生在文章中所描述的“……胎色白泛青灰，釉显鸭蛋青，厚润，积釉处泛青绿，盖住青料的地方呈蒙混状。所用青料为两种，勾勒涂染穿插使用……一笔点画居多，运笔较粗重，豪放，笔触明显……其青料中铁黑斑显而易见，斑点自然。”综上所述胎、釉、青花用料和绘画风格，唐先生这只蒜头玉壶春瓶应是明正统后期的上品青花瓷。
红彩花觚应为祭供器
觚为商周青铜器中的盛酒具。瓷觚出现较晚。元、明、清三朝用它插花或陈设（祭祀）之用，所以称花觚。多为各代景德镇或浙江龙泉窑产品。花觚为小腹、长身、细腰、侈口，口和底部都呈喇叭状。元代花觚体较小，明代以后体渐大，并出现四方、六方、瓜棱出戟等装饰的大型花觚。
清代花觚造型各时期略有不同，康熙时所制花觚体重，口面坡度大，中段细腰突出；雍正时的多加工边瓣、乳钉等装饰；乾隆时器型规整雅丽；到嘉庆时期，其前期基本上是乾隆瓷的继续，后期则在制瓷的质量方面显然有所减退。在器型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的传统。
嘉庆官窑器款识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在特殊器上，亦有施金款的。民窑器中有六字篆书方章款，也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并且用楷书款。嘉庆瓷用的堂名款以“行有恒堂”、“嘉荫堂制”、“植本堂”等为多见。
济南市博物馆所珍藏的清嘉庆红彩花觚，通高28．8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2．5厘米。此花觚造型仿古代青铜觚造型，形制庄重大方，线条优美流畅。喇叭形口，束腰，中部突起，圈足似钟形。通体绘红彩图案，其纹饰主要是八宝（法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纹，腰、圈足底部饰回纹，口沿描金，束腰处及圈足下部有许多道描金弦纹将纹饰隔开。在花觚束腰处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这件花觚周身满绘各样花卉，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上下俯仰，描彩错金，红、白色对比强烈，互相辉映，制作精细规整，造型和色彩十分精美，应为清嘉庆前期官窑上品。此器为今人研究清代嘉庆时期的陶瓷烧制工艺以及断代，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实物资料。
据笔者所考，古时花觚作为祭祀用品时，属五供之一。佛龛前的五供，一般是一只香炉、两只觚、两个烛台，明代以后被广泛使用。此花觚绘有佛教八吉祥图案，就此推断，它应为祭供器。
笔者经过分析该花觚的瓷质、成色、花纹图案、款识和造型，认为应是清代嘉庆前期景德镇官窑所制之器。
宋代玉壶春瓶赏析
玉壶春瓶又被人们称作玉壶赏瓶，是中国传统名瓷。玉壶春瓶的流行范围非常广泛，沿用时间比较长久，自宋朝以后各朝各代的窑场均有生产这个瓷器品种。
玉壶春瓶的器型是从唐朝佛寺中使用的净水瓶演化而成的，器型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后又历经了元朝、明朝、清朝、民国直至当代。玉壶春瓶的主要外形特征有：瓶口向外撇出，瓶颈细长，瓶颈中部稍收，中部以下渐渐加宽，直至瓶腹呈下垂状，线条流畅且圆润，圈足比较大，或稍稍向内收敛或微微向外撇出。
在唐朝时期，老百姓们多将酒称之为“春”，后世延用。瓷器专家们推测玉壶春瓶得名于一种叫作“玉壶春”的酒。在北宋时期，玉壶春瓶主要被当作储存酒水的器皿，后在不断发展变迁中，被老百姓们赋予欣赏陈设功能，成为了一种典型的中国瓷器品种。
在元朝时期，玉壶春瓶承袭以往器型的基本特点，圈足外撇，瓶身修长，形制除了有圆形以外，还出现了八方形，釉色和纹饰相对以往来说更加丰富华美，逐渐由宋代的实用酒器演变成令人赏心悦目的室内陈设物品。
到了明朝时期，玉壶春瓶的器型不似元朝时期玉壶春瓶那般消瘦修长，逐渐变得粗壮起来，瓶腹愈发地饱满，瓶颈愈来愈长。明朝洪武时期的玉壶春瓶的轮廓曲线转折较为明显，不似元代玉壶春瓶那般明朗隽秀，却带有元末明初瓷器那种粗犷笨重的感觉。明朝中期以后，玉壶春瓶的器型愈来愈流畅舒润，明朝时期的青花玉壶春瓶最为多见，瓶身上的纹饰以云龙、梅花、兰花、缠枝莲等为主。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件玉壶春瓶精品，下面请各位藏友一起来欣赏吧！
以上瓷器名为白釉玉壶春瓶，目前被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此件瓷器规格：口径是七厘米，腹围是四十点五厘米，高是二十五点七厘米。口沿往外撇出，瓶颈细长，瓶腹下垂，圈足露胎，整个瓶身施以白釉。虽然瓶壁上并无任何纹饰，但是造型素雅含蓄、简约大气，线条转折流畅舒朗，备受历朝历代老百姓们的喜爱。在宋朝时期，多个窑厂大量烧制玉壶春窑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件白釉玉壶春瓶便是其中一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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