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制工艺。
使用火和利用火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陶器的出现就是人们使用火和利用火的产物。我们不知到底是哪个区域哪个国家最先发明了陶器，但从全球的考古发掘结果看，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都出土距今有六、七千年完整的陶器。甚至还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陶器和陶片。可以说，陶器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生存需求以及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先人们先后不约而同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即把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
从我国境内出土的陶器来看，它的色泽主要有红、灰、黑、白等四种，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当谈到陶器色泽时，会有很多人认为是原料不同。即认为不同色泽的陶器是用不同的原料制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在原料中添加了着色剂所致。前一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即白陶与红陶、灰陶、黑陶不同，就是原料不同。因为白陶的原料其实是一种高岭土或近似高岭土的瓷土原料，含杂质(着色剂)少，原料纯度高，故呈白色。而其他三种陶器(红、灰、黑)就不是原料的区别，也不是原料中含着色剂的不同所致，而是同一种原料(或说含同一种着色剂)，用不同的烧制工艺所形成的。白陶在我国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了，距今也有五千多年了。直到商周时期白陶一直存在。而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就是在这种白陶的基础上发展发明而成的。中国人之所以发明了瓷器，首先和我国盛产瓷土有很大的关系。那白陶器为什么不能叫瓷器?很简单，就是白陶只具备瓷器三大条件(原料、釉和温度)之一，而缺乏其它的两个条件，且是重要的条件。
我们还是来说说红、灰、黑这三种陶器的呈色差别吧。首先说明的是这三种陶器使用的原料是同一种原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地表土——黄土。黄土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见土，在哪个地方都随处可得。古代的先人们也是就地取材制造和生产生活日用陶器。我们知道黄土之所以发黄、发红，是因为土中主要含有氧化铁这种着色剂。随含量多少，颜色会呈色出不同深浅程度的黄色至红色。一般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4-5%，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7-9%，所以南方的黄土都比北方的黄土红，故烧出的陶器也偏红色或暗红色多，北方的偏土红或黄色多。为何说红陶、灰陶和黑陶都是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着色剂(铁)，却烧制出不同的色泽?原理如下：
1、红陶。红陶的烧制工艺是采用氧化气氛烧制的，就是在氧气(空气)充分供给的条件下烧成的。由于空气的充足，陶器原料中的铁呈氧化状态(三氧化二铁)，氧化铁的发色就是红色，因此所烧制出来的陶器就是红色的。2、灰陶。灰陶的烧制工艺则与红陶烧制工艺相反，采用的是还原气氛烧制的。具体采用的方法是在烧成的后期，封堵窑门和烟道并在窑的顶部往窑内渗水。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陶坯体中的氧化铁(三氧化二铁)中的氧，由三价转成单价，形成单价铁。单价铁的呈色即为青灰色，这就是灰陶的由来。
3、黑陶。黑陶的烧制工艺与红陶、灰陶又不同了。黑陶的黑色不是由铁呈色的，因为铁的成色无论量的多少或烧制气氛的改变，都形成不了黑色。除非再加入大量的锰、钴等着色剂，才能变成黑色。那用普通的黄土如何烧制出黑色的陶器呢?只有采用“渗碳工艺”!“渗碳工艺”就是在陶器烧制后期往窑内投入大量柴草(或煤、沥青)，并堵封窑门、烟道等进气或出气口，使窑内产生大量烟气。由于被封闭的窑内缺氧，柴草等燃料着不起来，而此时窑内的温度又在八九百度，柴草等燃料就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里弥漫着的细小碳离子就会渗入陶器坯体之中(陶器有较大的气孔率)。随着渗碳时间的长短和碳渗入量的大小，窑内的陶器就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黑色来。
由此可见，传统陶器的成色是由烧制工艺决定的。换句话说，“陶器的烧制过程即是装饰过程”。在陶瓷行业中，工艺技术是艺术设计坚实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工艺技术这个基础就别奢谈艺术设计。
延伸阅读
珐琅彩的工艺特点与鉴赏
一、珐琅彩工艺特点
珐琅彩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然后掐以铜丝，再填上红、黄、蓝、绿、白等色釉烧制而成。因珐琅彩华丽夺目，到清朝时陶工们把这种“珐琅”工艺仿效到瓷胎上，直至康熙年间，珐琅彩瓷器才真正烧制成功。因珐琅彩工艺极其讲究，选胎要求胎壁极薄，画工要求均匀规整，图案色彩搭配要求结合紧密，胎质施釉要求极细，釉色极白，而且釉表面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的现象，因此要使珐琅彩“白璧无瑕”其工艺可见复杂。珐琅彩瓷属于专供皇帝和皇后玩赏的艺术珍品，所用瓷胎均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致使珐琅彩瓷器成为清代瓷器中最为名贵的品种。
珐琅彩红色福寿赏瓶工艺品摆设
珐琅彩装饰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康熙五十八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宫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匠师们在结合中外技艺的实践中，很快熟练地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浓郁韵味的宫廷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效果。一般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圈足内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淡黄、深蓝、胭脂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钩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者，装饰风格严谨华丽。印章的内容也多是固定的，是根据绘画的内容和题句内容而定的，像“先春”、“香逸”、“山高”、“水长”、“霞映”、“君子”等。款識一般是显示瓷器制造的时间、窑址以及占有瓷器的对象的身份。如“康熙御制”“雍正御制”等。
二、料胎珐琅彩工艺特点
料胎画珐琅是以玻璃为胎体，以画珐琅工艺进行装饰。珐琅彩艺术品有金属胎（景泰蓝、烧瓷）、陶瓷胎和料胎之分，其中以料胎珐琅彩后人称“古月轩”最为贵重。使用外来颜料，色种多，色彩控制准确；画面有立体感，工巧精细、富丽堂皇。它是清宫造办处内的玻璃厂与珐琅合作的产物，盛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专充“内廷秘玩”。“料胎画珐琅”的烧制难点主要在于釉色温度和料胎的熔点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匠师严格掌握炉温和料胎薄厚。如料胎画珐琅鼻烟壶作品，每件成品都要经过数次着色，反复彩烧，温度过低，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呈色不佳，温度稍高，胎壶又易变形、炸裂，而且在烧制过程中，炉温控制没有一个固定温度，要因壶胎的大、小、薄、厚不同而变化。全凭画师多年经验来掌握。在烘烧这一环节中，一次只能烘烧一件作品，而且一件作品要达到完美的效果，它的釉料要上一层，烘烧一次，反复几次，有时在烧最后一次时坏了，前面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画珐琅器中的料胎、瓷胎除了用珐琅绘画外，上面的釉也不是普通的瓷釉，而是原色珐琅。珐琅的颜色本来就是白色。比如当今所说的古月轩，上的都是珐琅釉，所以《勇庐闲话》中说古月轩的质地是砗磲。砗磲自然不能作釉，是说珐琅釉的颜色很像砗磲，而且珐琅可以配成各种颜色，以红、蓝两种颜色最好。
三、清朝时期珐琅彩的分辨与鉴赏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珐琅彩瓷器多以蓝、黄、紫红、松石绿等色为地，内容多为缠枝牡丹、缠枝西蕃莲、缠枝秋葵，也有写生花卉。其色彩、绘画、款式皆同于当时的铜胎画珐琅器。色彩图案一般都会仿照铜胎画珐琅。构图上是对称而规矩的图案，花大叶大，内容简单。因而各种彩色质地的衬托就显得非常有用，康熙珐琅彩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色彩和绘画都在器物外面，内壁洁白。施色匀净。如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是当时的宫庭御用瓷器，碗口敞开，深弧壁，底圈足。内施白釉，外壁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装饰。足内也是施白釉，有胭脂彩双方栏“康熙御制”图章式款。此碗在宝石蓝底色的衬托下，以紫红、金黄、草绿色绘就的缠枝牡丹显得格外娇美，具有康熙朝珐琅彩瓷器的典型特征。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初期时珐琅彩绘变化不大，画工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以“院画”为底稿，以“勾、画、皴、染”为绘制工艺，绘画题材多为寓意深刻的芙蓉鸳鸯、灵芝水仙、锦鸡牡丹、梅兰竹菊、翠竹麻雀、秋树八哥等，更有各种山水楼阁画面。画面再配与景相融合的诗句，致使画面文笔生辉。尤其是雍正水墨珐琅彩和蓝彩山水珐琅相当精美。如《合家欢》珐琅彩赏瓶，瓶身所绘雌、雄鸡相伴护雏觅食图，画面衬以山石、花草，色泽鲜亮而柔和。其构图和风格皆具郎世宁之画风，精致而又灵活，华丽高雅而又不庸俗，彰显辉煌盛世的那种富贵雍容和独超神韵。
到了乾隆时期，珐琅彩绘画又有了新的发展。画式画法中的阴阳向背与凹凸感不仅出现在纸绢画上，也出现在珐琅彩瓷器的绘画上。珐琅彩绘上有用矾红勾画面部的，用不同浓淡、深浅、颜色表现人物衣衫，配景极为传神，乾隆款黄地珐琅彩开光婴戏纹瓶乾隆款蓝锦地珐琅彩折技花卉纹灯龙尊这是中西结合的人物画法。“锦灰堆”画法的大量运用就是在一种彩色质地中用各种颜色绘制各式各样的织锦纹、丝绸纹和其它花纹，花纹中又添绘各式各样的缠枝花和其它图案，所以也叫“锦上添花”。“锦灰堆”这种繁密的华丽是乾隆在位时的流行时尚，而且愈演愈烈。乾隆后期，“锦灰堆”内还要根据画意的主题描绘大开光，再有多个小开光的也不新奇。开光内绘画山水、人物、诗句种种，极尽奢华之事。如一组开光为椭圆形，内以珐琅彩绘的骑牛牧童和母子牛；另一组开光为圆形，内以胭脂彩绘的山水风景：表现高山村舍、老翁独钓。圈足外墙绘一周变形如意纹。色彩繁富艳丽，形态栩栩如生，如非技高艺精者是不能胜任的。纹饰空白处墨书题诗，是乾隆时期人物、花卉合璧的开光珐琅彩瓷艺术珍品。
珐琅彩是与瓷共舞的陶瓷文化、绘画艺术，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是匠师和艺术工作者们长期在陶瓷绘画发展中不断的创作和积累。珐琅彩工艺本身既带有继承性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作为现代的艺术创作者，我们应当将通过长期的审美与实践，创作出题材更新、意境更深、技法和形式更出色、更优秀的珐琅彩陶瓷艺术作品。
长沙窑陶瓷的型制与工艺特点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狮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水盂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连珠划纹瓷罐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三足盆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持壶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花卉纹枕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网络纹双系罐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瓷执壶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唐 长沙窑武士纹碗
唐 长沙窑青黄釉贴花人物注子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唐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唐长沙窑褐釉兽首箕形砚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自如长信宫”诗文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狮座诗文瓷枕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钧瓷手拉柸与注浆工艺介绍
钧瓷手拉柸与注浆工艺介绍：
手拉柸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拉成各种形状的方法。拉柸轮过去是手搅轮，现在是电动轮。手拉柸产品一般手感较重，个别的胎体较薄而分量较轻。手拉坯成形要求手工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也较大。拉坯轮现在用电动轮，过去则用的是手搅轮。手搅轮是用一特制青石轮盘，固定放置在一个轮轴上，石轮上面边缘处有一小坑眼，手拿一细长木棍插入小坑眼内，按逆时针方向用力摇动，使石轮快速转动，石轮上放一泥团，待石轮转开后利用其惯性即可拉坯。当石轮转速降低将停下时，继续转动石轮，使其运转，循环往复直至指导坯拉成。手拉坯主要讲究的几个要点：一：选用泥料 二：炼泥 三：揉泥 四：拉坯 五：修坯。
钧瓷的注浆：是新中国成立后钧瓷生产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是将泥浆注入多孔石膏模型内，借助于模型的吸水能力而成柸体。注浆成型是利用石膏模的吸水性，将具有流动性的泥浆注入石膏模内，使泥浆分散 地粘附在模型上，形成和模型相同形状的坯泥层，并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厚，当达到 一定厚度时，经干燥收缩而与模壁脱离，然后脱模取出，坯体制成。 注浆成型是一种适应性大，生产效率高的成型方法。凡是大型、形状复杂、不规则 或薄胎等制品，均可采用注浆成型法来生产，因此注浆成型在日常陶瓷、工业美术瓷、 卫生洁具瓷及现代陶瓷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以上就是钧瓷手拉柸与注浆工艺介绍的全部内容。
陶瓷：陶瓷工艺传与承的辩证关系
在陶瓷工艺漫长的演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今人常挂嘴边的——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本文立足当代，探索古代，试图进一步探析陶瓷工艺在传与承过程中的辩证关系。
一、陶瓷工艺的情感表达及重要性
陶瓷工艺看似简单，其实繁复多元，撇开拉坯、利坯等常常听到的，还有许多程序和讲究。它与造型、装饰有所区别，没有那样直接的表达，相对而言更为间接而需要深入品味。如果把造型、装饰等比作雄伟的大厦，那么工艺则是支撑的框架、基石。实际上，和许多手工业一样，制瓷工艺的工具也较为简单，主要还是依靠双手操作完成。而恰恰是因为这种简单，工匠们不得不明确地用感官触碰材料，清楚地了解制作的方法，及时弥补不足之处。所以，制作主体在制作之时，不论直觉还是不自觉地，就将情感和喜好融入到了瓷器之中。
再拿建筑来比喻，如果说材料（砖瓦、水泥）是构成楼宇（生活住所）的物质基础，那么工艺则是将材料转化为楼宇的手段。在陶瓷上，泥土与水便是材料，陶瓷成品则是生活所需品。客观主体（人）在生产陶瓷的过程中，通过所具有的技艺将泥土制作成可用的物件，水缸或碗碟，而这个可用的物件在寄予物质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情感、审美以及文化。这一点上，又与楼宇的真正施工者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陶瓷在制作的过程中，工艺不仅仅是实现器物可以“使用”的过程，也是以此为媒，将泥土（客观的材料）与思想（主观的精神）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个多元的过程中，不管是造型、装饰还是材料和窑火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打个更直观的比喻，陶瓷的生产就像母亲擀的饺子，美观可口，但更重要的是包含的那份情感，这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机械地加工生产……因此可以说，陶瓷艺人既是母亲这样的工作者，又是投入情感的艺术创作者。
可见，陶瓷工艺在整个创造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它是历史的产物，既有传承也有改变，补充和修正从未间断，以达到逐步提高、更趋完善。直到如今，在现代化工业生产陶瓷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不少产瓷区仍然保留着独特的传统工艺，成为其特点和特长。其中景德镇制瓷工艺可谓其中典型。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中重要的成型工序在宋代初步建立，瓷业内部分工日益细化，普遍采用拉坯、印坯、利坯、修足、蘸釉、荡釉等技艺制作瓷坯，再采用匣钵仰烧、垫钵覆烧、支圈覆烧等技法进行装烧。在元代时期，景德镇的工匠们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以及举世闻名的青花釉下彩绘工艺。到了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再度发展，手工制瓷技艺的体系基本完善，形成了以七十二道工序（非常精细的分工）为主的工艺体系（《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二、瓷业传承方式的历史演变
严格来说，工艺应是伴随其载体的诞生而出现的。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烧造最原始的陶器，那么其工艺应是同等长度。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今人常挂嘴边的——传承。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有史可查、有文可考，于是就有类似疑问：匠人作为工艺的灵魂主体，是如何将技艺流传下来的？它又有着哪些历史改变？
《管子？小匡》载：“工之子常为工。”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生产技艺的流传，多数都是父传子的方式。在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陶瓷业秉承着“世袭”制，乃至到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不少陶瓷艺人将技艺视为传家之宝。以景德镇的配釉为例，一个釉料世家的珍贵配方（如金沙釉、茄皮紫等）是绝不外传的，而且只传男不传女，哪怕带入坟墓均恪守如此规制，这在现今都有着鲜活的例证。其实归根结底，这与长期的封建社会生养民俗是有很大关系的，传宗接代并无过非。这种主流的瓷业传承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在当今仍有体现。
封建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端，匠籍户和工役制解体，劳动力出现了本质的改变，工场手工业开始出现与风行。在工场手工业市场中，为了追求利润，家庭结构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从而作坊主开始带徒授艺。就这样，技艺传承的方式开始演变，父子世袭制向师徒传艺转变。另外，在作坊之间，又按照工种或地域形成了行帮体系，各行帮间有排他性和各种限制，但总体来说，比家族世袭制扩大了技艺流传的范围。
历史的车轮行至19世纪，“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废科举、引进科技、兴办学校等却在民间得到认可。资本主义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彻底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手工陶瓷制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随之转变生产方式，否则无法生存。而生产方式的转变又引发了技艺传承方式的的改变，即陶瓷教育模式的历史性变革——学堂的诞生，以当今著名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中国陶业学堂”为典型，规模与性质都有着根本性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陶瓷教育更是飞速发展，尤其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无论是从办学体制与形式，还是专业设置内容、办学规模和师资情况，都达到空前规模。
三、陶瓷工艺传与承的辩证关系
陶瓷工艺传承的方式见证了世事变迁，而传承什么、为何传承则更显所属时代的风土人情。今人对于传承，尤其在艺术方面，往往会将其与发展、创新联系起来，以表明事物的可持续性。然而，有学者认为“传承”应分开释义，承在前而传在后，所谓承前启后，它本身就有着延续、发展之意。但从另一层面上看，传在前承在后同样解释得通，前朝的传给后代，后代承接前朝，并无不妥。二者的分歧在于，所处时间上的定位不同，是先由前朝传、后代接还是先承接再传于后代。
但不论前后占位，“传”或者“承”都有其继承、选择与开拓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它们。
随着工业的发展，陶瓷工业产品走进人们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工业陶瓷加工的严格、精准，主要表现的是物理实用与数字性，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机械的冷漠感，与传统工艺制作的陶瓷器物相比，缺少应有的人情味。仍然是妈妈擀的饺子，相比而言，速冻水饺就缺少人性的温暖。故而今天的人们，仍然愿意选择更为怀旧的传统陶瓷器具，因为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饱含着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
有不少人议论，传承是否应摒弃落后的部分？教授杨永善在这个问题上认为：“从工艺美术发展史来认识，陶瓷传统工艺不存在落后的问题，只存在一种技术方式的差别。”
的确，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泥条盘筑成型方法至今仍然沿用，并被众多陶艺家所接受。博士、新生代陶艺家解晓明就常常使用泥条盘筑来制作现代陶艺，并获得一致认可与好评。其原因即是，这种比较简便而且容易掌握的方法，对许多造型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表现力，并无滞后之感。
由此可见，人文精神与技艺方法，便是传统陶瓷工艺传承的意义所在，体现了为何而“承”与“承”什么。那么前面提到，传承本身有着流传、发展的含义，“传”又该作何理解呢？实际上，二者并无具体分界，并伴随而生、相互促进，“承”的具象或抽象的精神内核，同样也是“传”的内容与意义。只不过差异在于，它们根据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承上还是启下的对象的不同，所产生的选择、演变也有不同。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概括，就类似于“笔墨当随时代”了。传、承，不是简单的取消，也不是完全照搬，更不是不同领域间生硬地移植。保护、研究、吸收、创新，围绕着传承的课题，永远存在诸多疑虑与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陶瓷在发展史中，传承技艺尤为重要，其方式也在不断改变。而传什么与承什么都曾考验着后辈，传与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区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本文，我们在当代的陶瓷艺术实践中，应当明白工艺的可贵与其选择性。我们传承下来的，应当像泥条盘筑一般隽永而富有生命力，无关时间远近。
青花传统工艺与现代陶瓷绘画艺术
我国青花发展历史悠久，在元代直至当代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面貌，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青花传统工艺，形成了多姿多彩、独具魅力的青花瓷文化，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种。时至今日，青花瓷传统工艺仍然得到继承与保持，并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得到广泛地运用，古老的工艺永褒青春与活力，展现出蓬勃生机。
吉祥如意青花瓷餐具
一、青花传统工艺源流概说
青花瓷萌生于唐宋时期，不过其真正的成熟是在元代。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蒙元帝国的强大使得我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从而使中东地区绘制青花所用的苏麻离青料得以引入中国，并在景德镇运用于青花瓷制作中。采用苏麻离青绘制的元代青花瓷发色鲜艳，并具有较强烈的晕散效果和铁锈斑。铁锈斑本是工艺缺陷，却成了元青花的独特魅力之一。
明代时，青花瓷已经跻身于主流产品的地位，其发色既有幽淡者，亦有鲜艳者，同时，分水技法开始成熟起来。
清代康熙时期是青花瓷发展的巅峰时期。分水技法达至顶峰，采用特制的分水笔蘸取浓淡不同的色料，使纹饰产生各种不同的色调，从而达到与“墨分五色”相类似的效果，颇为美观。清康熙以后，青花工艺开始衰退，特别是乾隆以后衰退情况更为严重，传统青花工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清末民初时，一种艳俗的被称为“洋蓝”的工业钴料也被引入到青花生产中。民国时，以王步为代表的一批陶瓷美术家绘制出极具文人气息的青花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当代，青花瓷依然是陶瓷艺术的主流产品，特别是近些年，在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红遍大江南北以后，青花瓷更是名声大噪。当代青花在工艺上基本保持传统特色，但在陶瓷绘画艺术的具体运用中则与时代紧密结合，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现代审美特征。
二、青花传统工艺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的运用
青花传统工艺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的运用仍是相当广泛的，这表现在：首先，珠明料等传统青花料仍是现代青花瓷普遍采用的青花颜料，因而在发色上与传统青花料并未有二致；其次，传统分水技法尽管出现衰退，但其运用依然普遍；最后，在综合装饰风行的当代，青花瓷与各种釉上彩、釉下彩都可以综合运用，以产生更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效果。
近几年来，在青花艺术界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学院派青花瓷艺术家的崛起。其中坚力量是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为主导的各美术院校陶艺系师生，以时尚而前卫的思想改变着青花艺术；二是外来艺术家跨界进入青花艺术界。其中不乏精于传统中国书画的书画名家，带来了更为深厚而扎实的古典文化气息。
正是这两大群体的介入改变了青花瓷的传统面貌，他们在努力学习和掌握青花传统工艺的前提下，将青花瓷纳入到国内外更大的陶瓷艺术圈当中，大量融入新元素，从而使其在现代陶瓷绘画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三、青花传统工艺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运用的意义
青花瓷从真正兴起的元代直至当代，其发展长盛不衰，并在漫长的发展时期始终蕴涵着传统民族文化品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传统工艺为保持青花瓷的民族性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青花瓷自元至当代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极强的适应力，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为己用的过程，如元明时期受到中东伊斯兰艺术与工艺的巨大影响，明末清代则受到西方艺术与工艺的深刻影响，因而青花传统工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吸收各方面文化影响向前发展的。因而在传统上创新是我国青花瓷的重要发展特征，因此，在现代陶瓷绘画语境中，青花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也是完全符合青花内在发展规律的。
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保持青花传统工艺也是维持多元化审美面貌的必然要求。因为，在青花传统工艺中包含着许多文化因素，如中东、西方等文化影响，如果将传统工艺完全摒弃，一味只接受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观念，则青花瓷的多元化特性将大大削弱，而其艺术魅力也将大大衰退，因此，将青花传统工艺视为过时和僵化的事物将以摒弃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将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青花传统工艺在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中的运用反映了我国陶瓷艺术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为现代陶瓷绘画艺术保持传统民族性和多元文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青花瓷必将不断地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并不断形成新的传统。
永嘉坦头唐代瓯窑的窑具与装烧工艺
永嘉坦头窑址出土的窑具主要包括支烧具、匣钵、间隔具三种类型。
窑炉内的支烧具
窑炉内的支烧具局部
支烧具均为粗陶质，器型较为单一，主要呈直筒型或喇叭型，均较粗矮，托面圆平。
粗瓷质筒型匣钵
匣钵内的施釉情况
用釉封口的瓷质匣钵
匣钵数量较多，包括筒型、钵型、M型与直筒型几种。筒型为直口、上腹较直，下腹弧收成平底，近底的下腹部通常有圆形镂孔，器型一般较高大。钵型器型与筒型接近，造型较底矮。M型的下凹较浅。直筒型则为直口，直腹、平底。以粗瓷质为主，发现内腹施釉的现象，一般口沿上有泥点痕；少量为细瓷质，匣钵之间用釉封口而不见泥点间隔痕。
间隔具数量不多，以细瓷质为主，粗瓷质数量更少。造型呈覆直筒型、覆束腰型与碟型等，一般中心有圆孔，足端与顶面外圈有长圆形的泥点痕。
根据窑具及出土的器物粘结情况判定这一时期的装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明火叠烧、一种是匣钵装烧。
瓷质垫具
窑炉上粘结的叠烧器物
支烧具上的叠烧器物
匣钵内的叠烧器物
不同器物的叠烧
明火叠烧直接置于喇叭形垫具上，用泥点间隔，一般是同类器物叠烧，如各种碗，也有不同器物叠烧的。出土一组烧结的器物中，最上面是一件小罐，外面套一件较大的罐，罐外面是一件盆形器，盆形器外面烧结一件折敛口的钵，总共至少四种器物套叠在一起。
间隔具的使用
间隔具的使用
间隔具一般放在叠烧碗类器物的最上面，再在上面放置罐类器物，因此推测间隔具是碗与其它的器物叠烧时间隔使用。
这类间隔具在上林湖地区主要是作为垫具使用，虽然目前在地层中发现的粘结标本是主要是作为间隔具使用，但不能排除作为垫具直接将器物放置于匣钵中烧造一批高质量的器物如褐彩的执壶罐等的可能性。
另外少量的小碟状支烧具，仅托面上有泥点，应该是置于匣钵的底部使用的。
瓷器收藏要考虑工艺性与艺术性
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变幻莫测，其投资前景不容乐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投资艺术品的行列。瓷器无疑是中国艺术品的精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瓷器收藏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瓷器收藏需要一定的鉴赏力。收藏瓷器如果一味盲目地追求制作者的名气，而忽略了瓷器本身，就很难买到真正物有所值、做工精美的艺术品。
不一定大师的作品就一定是好的，瓷器的工艺性和艺术性是选择瓷器的两个重要标准。所谓的工艺性是指在选择瓷器时要考虑陶瓷的烧成工艺。而评价烧成工艺的标准主要是看瓷器的釉色是否均匀，发色是否纯正，器型是否规整。因此在选择瓷器时，要对瓷器的釉色、器型和光泽等进行仔细地观察，这是选择瓷器中去粗取精的第一步。工艺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是瓷器的灵魂。艺术性主要是考虑瓷器的器型和画面是否能有效结合，画面体裁是否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的瓷器市场并没有形成合理的价格评价体系，因此更不能惟名是购。同样大小的一件普通花瓶，名气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普通作品往往高达二三十万元，而名气不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却只有几万元。所以市场追捧的某些大师的作品是价超所值，不值得收藏。因此，只要充分考虑到瓷器的工艺性与艺术性，不盲目追求制作者的名气，逐渐提高鉴赏能力，就一定能选到物有所值的好的收藏品。越窑青瓷中的精品 专为皇家烧制的瓷器
·秘色瓷
法门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唐时建有护国真身宝塔及地宫，供养佛指舍利。地宫中的许多文物是唐皇室供奉的，其中的秘色瓷是作为贡瓷的越窑精品，属宫廷专用。器物以青绿釉为主，釉内夹杂玛瑙细末，釉面润泽晶莹，釉层有透明感。这次出土的瓷器共19件，器形有瓶、碗、盘、碟等，大部分在同出土的文物帐上被明确记为“秘色瓷”。
·秘色瓷
在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上明确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此碗为这批秘色瓷器之一。这批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瘞埋的供养品，因此此时秘色瓷已被烧造，而且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
·秘色瓷
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只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但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关于“秘色”之色，千百年来后人总是通过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峰翠色”加以诠释。对这批秘色瓷是否为诗意中夺千峰翠色的青绿，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其中，持密室瓷说者认为：正是因为秘色瓷是在一种瓷制的供一次性使用的密封匣钵中烧制，从而使匣内的器物在均衡稳定的弱还原气氛中烧成，烧出的瓷器釉层均匀、光亮、滋润，但颜色呈现的大多应是黄绿而非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