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中常有不书年款的作品自永乐年御窑厂开始偶尔在瓷器上署款(永乐年制)之后,明、清两代历朝官窑多喜署年号官款,但是,并非所有的官窑都会署上官款,大致有两种情况,官窑瓷器不署官款,一为仿古需要,不署年号款,甚至署所仿年号,如成化、宣德两朝,后世御厂多有仿造;二为不便署款,清代中期以后,宫中往往添置一些器型庞大的对瓶,即所谓的“地瓶”。图1这件高达85厘米的地瓶就是文献中所言之五百圾大瓶。
清代中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记:“‘圾’作‘件’之类。”“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径烧,难保不有矫扁损挫之患。”卷十又日:“陶瓷有以圾称者(俗作件),自五圾起,以至百圾、五百圾、千圾,如尊、曐、盆、缸之类。按字书,圾与岌通,危也。则以圾称,谓其危而成难也。故圾数愈增,则愈难陶成。”
道光三年龚鉽《景德镇陶歌》亦言,“大器难成比践形,自非折挫总伶俜。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炉中火候青。五百圾、千圾皆大器,造必加倍,入窑以防跷扁损挫。”“昨日会经试照回,窑中生熟费疑猜。凭他一片零坯块,验得圆融百圾来。买不烧验日试照,瓷以圾数分烦难,自五圾至千圾不等,圾即件。”WWW.TAocI52.coM
乾隆年间,景德镇已经开始出产器型巨大的地瓶。耿宝昌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乾隆篇言,“地瓶,器型高大,常见的高达100厘米以上,俗称‘大地瓶’。其造型有撇口式或洗口式,颈部收敛,溜肩,长腹,撇足,足部修饰滚圆,底部大部分露胎。”
由于这些地瓶器型庞大,底部多为砂底,无论是吹釉,还是浸釉,都难以施釉,如施釉不慎肯定会令到器物变形,甚至开裂。我们知道,传统的官窑署款有两种方式,一为釉下青花(个别出现墨、赭色等)款,二为釉上颜色款,无论哪类,都离不开釉,既然是砂底,则自然无法署款了。
地瓶的出现并非是为了仿古,而是用于装饰殿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仿古而不署款自然就不是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在于工艺的流程的复杂性。
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多,而且比较复杂,陶瓷生产流程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分别是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手工绘制、施釉、烧窑等。假如生产的是大件瓷器,其所需费用就相当的高。这就要求各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最后几个步骤尤其重要,否则前功尽弃。故此,大瓶烧造实在不易,且费赀甚多,如因署款而致坯胎变形、开裂,则得不偿失。
从台北、北京、沈阳三地故宫旧藏清代中期陈设大瓶来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官款的。大件的瓷器制造不易,成型难度极高。从陶瓷制造程序来看,署款须候坯干、且未上釉时完成,像这类器型高大、坯体脆弱的瓶子是难以署款的,真要在底足署款,也必须从下往上去完成,其困难可想而知。当然,这个原因并不是绝对的,北京故宫旧藏有署款的巨型大瓶。故此,大瓶不署款并不能单纯从技术原因来解析。但是,总体而言,不署款的大瓶远远多于署款的大瓶(北京故宫藏有两件署款的大瓶,号称瓷王)。因此,虽然在技术上大瓶署款是行得通的,但是,避免变形、开裂现象,节约成本应该是大瓶不署官窑款识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下,款识可以不署在器底处,比如说宣德年的官窑立件瓷器上经常出现署款在器身上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御厂出品瓷器正处在署款的初级阶段,所以署款并不规范,在口沿、肩部、底足等都可以书写款识,即所谓的“宣德款识遍全身”。通常认为,永乐年最早书写标准的官款,但是绝大部分永乐御厂瓷器也是不署官款的,宣德之后的空白期也难得见有官款瓷器,真正形成署底款常规的是成化年间。
像这类巨大的地瓶,除非像明代宣德那样,款识署在器身上,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并不流行这种署款方式。
陈浏《匀雅》卷上訇雅六日:“国初官窑之大瓶,多系一道釉之仿古者。今世所贵之大凤尾瓶、大棒锤瓶、大颧音尊,皆客货之施彩者。官窑以雅饬为贵,客货彩画,则不嫌其诙诡也。是以康雍五彩之官窑,以盘盌为多;而有款大瓶,甚不易见(康窑豆彩人物大瓶又多仿成化款也)。”
卷上匋雅三十三又言:“铁绣花大盂,高约六七寸,口径三寸许,底径不及尺,口蟠一螭,雍正物也。其官窑方圈耳之方式大瓶,高约二尺,均无款识也。”
从陈浏所言可知,于有清一代,无论清初,抑或清中、清末,但凡大瓶,多不署官款,署官款者极其罕见。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清宫旧藏的很多大瓶没有官款其实也是十分之正常的。同样的,图1这个大瓶不署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其官窑之本来面目。
所谓官窑,是指为官府所用的瓷器,官窑瓷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远胜民窑作品。至于能够进入宫廷的瓷器,则属当时瓷器中的佼佼者,不论其是否有具体的年号款,只要是景德镇御厂的出品,都属于官窑,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能够通过拣选进入皇帝殿堂的,就不是一般官窑所能比拟的,这就是俗称的“官窑中的官窑”了。所以,根据年款有否只是人们判断一件瓷器是否官窑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绝对的标准。但有的人将之当作官窑唯一标准,凡是没有年款的都将之看作是民窑作品,这是有失偏颇,值得重新商榷的。事实上,官窑产品里不带年款的并不在少数,台北、北京、沈阳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的旧藏瓷器里就有很多就不带年款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出版粉彩瓷器珍品241件,属清宫旧藏的有111件。这111件清宫旧藏粉彩作品中,没有署款的有10件,其中雍正1件,乾隆6件,同治1件,光绪2件。这10件东西虽没有署款,但都非常精美,器型规整,彩绘华丽。观之赏心悦目。这些作为无款的官窑,应是毫无疑异的。有的作品,皇上有时还专门下旨无需署款。乾隆时期的青花壮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官窑烧造记录中,有“乾隆皇帝传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窑壮罐照样烧造,不必落款,作为冠帽架作用。烧成后,于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运到京城”的记录。
过去人们总是将有官窑款识的瓷器视作官窑、御窑,往往忽视了一些无款的特殊官窑瓷器,如2D07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并无款识的乾隆霁蓝描金粉彩花卉大瓶以2408万元落槌。(见图2)
无独有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俱属清宫旧藏之物,同样也都是没有款识,我们能说它们不是官窑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三件粉彩大瓶不单单是官窑那么简单,还是御窑,官窑中官窑。同样的例子其实还是很多的,台北、北京、沈阳等故宫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地旧藏的无款大瓶俱属官窑是毫无疑问的。像这样的大瓶原先有很多,很多大瓶由于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流落在海外,尤其是八国联军从圆明园等地抢掠的大瓶,肯定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工艺复杂精致,尽现皇家精益求精的风范官窑瓷器一般分为日常用品瓷、陈设观赏瓷、把玩瓷、赏赐瓷、祭祀瓷等。把玩瓷是最高档的瓷器,是艺术品,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一般是皇帝亲自下旨烧造或督陶官们为取悦皇上而专门烧制呈供,这类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满意即可,有些品种只有皇帝及其后妃们才能享用。珐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而陈设观赏瓷一般是用来装饰、美化宫廷各堂馆,因而对其质量要求也是较高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雍和宫、颐和园、北京故宫等皇家办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陈设瓷,这些陈设瓷有的摆在博古架上,有的陈设在案头高几上。而一些重要门厅的两边大都要摆放地瓶,而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体型是相当巨大的。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烧瓷技术的炉火纯青为乾隆皇帝的这种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虽然该件粉彩地瓶没有书写年款,但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征,无疑是一件出自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精品瓷器。当然,一般体型巨大的瓷器,其器底基本上都是沙底,其无法施釉烧造的原因就是,器型巨大的物件,其胎体普遍厚重,单靠圈足支撑沉重的器身是极容易造成圈足变形甚至崩缺,故其底部与圈足必须与垫饼同时接触方能较为保证圈足的完好。这就决定了大瓶底部基本上是不施釉。入清以后的彩瓷,基本上是在器底书写年款的,器底没有施釉,自然就没法写款了。而该瓶器身满施彩绘,同样没有款识的落脚之处。如此,大件的瓷器没有书写年款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馆藏《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就有几件大器是沙底且没有款识的官窑瓷器。236号“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象耳大地瓶”、254号“光绪黄地凸雕博古图龙耳大地瓶”都是清宫旧藏之物,没有离开过皇宫,应是官窑绝对无疑。
现存最大的御厂出品的大地瓶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双象耳大地瓶。该瓶高达130厘米,通体以白釉为地,颈部两侧各饰红彩描金象耳衔环,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幅粉彩《五伦图》,此对瓶同样无款(见图3)。
八吉祥的装饰亦是清代中期官窑装饰的惯常用法八吉祥是用八种佛教法物组成的一种吉祥图案。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佛说偏覆三千净一切药之谓;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瓶,佛说福智圆满具无漏之谓: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八吉祥为神佛所佩饰,能祈福消灾,故寓有吉祥之意,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常用图案,特别是在清朝,佛教成为连接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而雍和宫则是实现这种作用的核心平台。雍和宫原是康熙三十三年在北京市东北角建造的官邸,因是赐予四子雍亲王,故当时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改称雍和宫。雍正驾崩后,灵柩停于此,其主要殿堂也因此由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由于乾隆皇帝亦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并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有关事务。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皇帝将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的雍和宫改为寺庙,可见佛教在大清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瓷器上面绘画佛教内容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哪些摆放在雍和宫及赏赐给西藏、蒙古王公贵族的瓷器,自然要将佛教的内容融入其中。本件粉彩大瓶,八吉祥雕刻精细,刀法纯熟,上面施彩浓艳华丽,他们有规律分布在云龙之间。正面的矾红金龙应是代表皇帝,四个吉祥分别镇守在其四个方位护卫着天子:法轮在其东北方,法螺在其西北方,金鱼在其东南方,盘长在其西南方。颈部另一侧的蓝龙的东北方及西北方分别为白盖、保伞。宝瓶则位于花瓶腹部左侧的粉色龙与黄龙之间;莲花位于瓶身腹部右侧绿龙和粉龙之间。在乾隆皇帝的思想里,佛教确能给他的政权和儿孙带来福祉,给大清政权带来稳定与繁荣。而这种思想表现在瓷器上,就是八吉祥与龙纹的融为一体。嘉庆皇帝即位后,基本上全盘继承乾隆的遗产,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特别是嘉庆早期的瓷器作品,与乾隆晚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后退位,儿子嘉庆继位,乾隆在1799年驾崩前,做了四年太上皇,嘉庆的头四年,虽然年号从乾隆改为嘉庆了,但乾隆时期的很多朝纲规矩仍没有改变,很多东西照旧。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生产,因乾隆的喜爱,仍需投乾隆帝的所好。就书年款问题,督陶官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乾隆虽然退位,但在朝廷仍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官窑的生产是书写乾隆年号还是嘉庆年好呢?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御窑厂的管理者们,从尊重乾隆帝及顾及嘉庆帝的面子及大清朝纲,御窑厂的管理者及生产者们或许会采取变通办法,既保持乾隆皇帝太上皇的面子,又顾及嘉庆作为当朝天子的威严,同时保证相应的朝纲不至太离谱,摆放在乾隆太上皇居住或避暑地方的新造瓷器不署年款或许是最好的变通方法。
由此看来,清代中期不署官款的缘由固然有许多说法,或许在乾隆、嘉庆之际做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不得已的折衷是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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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窑瓷款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鉴别清代官窑瓷器——先识官窑款
中国瓷器从宋代开始有官窑瓷器，专门的造办处，在明清时期到达鼎盛繁荣状态，而各朝各代因皇位的更替不同的朝代使用的款式都不相同，款的书法特征、用料、位置等都有所区别，对后世古董鉴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于同一朝代所用款式也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清代官窑瓷器的官窑款有哪些特点，官窑款有何区别。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其朝代所产官窑瓷器都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瓷器最为鼎盛的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顺治官窑瓷器
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康熙官窑瓷器
康熙年间已经可以制作珐琅彩的瓷器，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雍正官窑瓷器
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官窑瓷器
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嘉庆官窑瓷器
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官窑瓷器
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清代官窑瓷器作为古董市场藏量最大也较为精美的官窑瓷器，市场和经济价值也比较高，所以仿造品就很多，故此大家在古董鉴定过程中，要从各个方面去考量，本文提供了清朝官窑款的识别和如何去鉴定是不是官窑款。藏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雍正一朝，御窑名品迭出，独步大清一代，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成就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内外瓷器拍卖市场上的领跑者。像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价，同时在内地拍卖市场上，雍正官窑瓷也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身价。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三多果纹胆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0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瓶为雍正朝典型风格的器物。其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口沿用青花描绘一道连环回纹，下面吊饰三组青花尖叶纹并间绘上三个釉里红变形石榴，颈腹部描绘“三多果纹”，分别是折枝蟠桃、折枝石榴、折枝荔枝，它们都由一朵灵芝承托，使整个构图增添祥瑞之气。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红艳夺目的三多果强烈突显其寓意的主题。传统常见三多是以佛手、桃、石榴组合纹饰，其中佛手寓意福气，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三者结合，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而雍正一朝的瓷器上许多三多纹饰均以荔枝取代佛手，究其原因很可能与雍正帝个人喜好有关。
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5.4cm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敞口束颈，丰肩鼓腹，敛胫圈足，肩贴饕餮衔环双铺首，器型古雅端庄。自上而下分绘海水江崖纹、变形芭蕉叶纹、缠枝莲纹、覆莲瓣纹等六层纹饰，其间以突起的弦纹相隔，使器型更富于变化。运用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画风的点染画法，全器绘画流畅细腻，层次清晰，青花鲜艳浓郁，釉面匀莹润泽，品相完美。目前所知，与其相同者仅有一件，弥足珍贵。
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1.5cm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单色釉瓷器纯净典雅，少人工匠意而富天然韵致，去雕饰之美而独存魅人色彩，一直为世人所重，雍正皇帝对此也百般追求。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官、汝、哥、钧等宋瓷颇为灵情，屡命内务造办处奉宋旧器至御窑厂仿造，加上有唐英如此杰出的艺术家竭力钻研督造，仿古创新集诸色之大成，从而使清代单色釉瓷器制作步入历史的颠峰，让后世望尘莫及。翠绿釉瓜棱罐，呈瓜棱形，敛口，硕腹，圈足，素地无纹，通体及内壁施翠绿釉，发色匀净，清澈晶莹。底刻“雍正年制”篆书款。品相完美。
清雍正柠檬黄釉印花纹杯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8.8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杯直口、深腹，近圈足处模印变形花瓣纹一周，纹饰极具动感。杯外壁施黄釉，内壁及底施白釉，胎体轻薄，釉色莹润，色泽淡雅。底书青花双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当年崭新的蓝布锦盒，随着时光流逝如今已褴褛离析，但盒中御杯依旧葆光焕发，完美无缺。目前，公私收藏品均不见相同者，堪称绝代孤品。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柠檬黄釉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一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绝少，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
清雍正粉彩双龙捧寿仙鹤纹大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54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青花楷书款
盘敞口，折腹，圈足。此盘形制巨大，折腰造型较为少见，口沿描金。盘心绘双龙捧寿，一龙以胭脂红绘就，一龙施以海水绿，对比鲜明。盘内壁饰八只姿态各异的飞鹤，龙腾鹤舞，翱翔于五色祥云之中，充分体现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气势、神韵。盘外壁以矾红彩绘十只蝙蝠，胫部饰汹涌海涛，寓意“洪福齐天”、“福山寿海”。明清官窑瓷器纹饰中多见“单龙捧寿”或“双龙赶珠”。“双龙捧寿”图案十分鲜见，只限雍正一朝，已知仅瑞士藏家AlfredBaur藏有绘相同图案的“雍正官窑黄地青花双龙捧寿纹鸠耳尊”。
此盘造型规整，施彩丰富绚丽，寓意吉祥，雍容华美，亮丽典雅，传世罕见，应是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特制的祝寿大器，不同于例行烧制的普通官窑瓷器，堪称雍正窑大器精品，殊为难得。据已公开资料：这种大盘传世仅有2件，除本拍品外，器型、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另一件大盘见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拍品667号、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品1792号。
清雍正窑变釉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尊撇口，束颈，肩饰双铺首衔环，腹饰四道弦纹，圈足略外撇。外施窑变釉，肥厚光亮，紫红相交，色彩斑斓，釉中密集蓝色的斑点，惟口沿部分红色偏浓。圈足内施深浅不一的护胎釉。
清雍正仿官釉五孔方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8.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为雍正朝创新器型，短颈，方体，肩饰五孔，器身自上而下以三组突起的等距弦纹为饰，使器型更富于变化。通体施仿官釉，釉质莹润凝厚，遍“金丝铁线”开片。胎体厚重，造型古朴。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一对）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1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器型、文样皆仿明成化青花碗。内外壁绘缠枝花，内底绘折枝花，其胎体之轻盈坚致，釉面之晶莹光润，青花之幽靓雅洁及色调之淡雅清丽，可说直追成化官窑青花，几欲乱真。
清雍正粉彩麻姑献寿图凤尾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44.5cm
器敞口外撇，长颈，丰肩，鼓腹，圈足，俗称“凤尾尊”。胎质细密，釉质洁白光润。器分上下二层纹饰，口部为太白醉酒图，腹部饰麻姑奉寿图，“蝠”是“福”的谐音，桃象纫“寿”，寓意福寿吉祥。色彩丰富，色调柔和。雍正粉彩素以精巧细腻着称于世，此器即为代表。柔而不艳，细腻淡雅，立体感强，其中的胭脂红色尤其鲜润绮丽，《陶雅》赞叹：“胭脂红者也，华贵中之佚丽者也。”此凤尾尊色彩保存如此完好，十分难得。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20.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盘敞口，弧腹，圈足。胎质细密洁白，胎体厚薄均匀。釉色莹澈如玉。内外皆以缠枝牡丹为主，饰斗彩缠枝花卉。斗彩设色丰富，颜色淡雅柔和，为雍正官窑斗彩器代表作
清雍正青花夔凤纹摇铃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18.3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浅唇口，细长颈，溜肩，筒式腹，浅圈足，似长柄的铜铃。外壁绘双夔凤纹，生动流畅。摇铃尊为清康熙时流行的尊式之一。此器造型典雅，青花发色幽靓，尚存康熙遗韵，当为雍正早期之作。
怎么鉴别明成化官窑纪年款？
成化：（1465-1487），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成化朝官窑书写年款且落款位置已经固定，为器底、器心、口沿等处。成化官窑款识为“大明成化年制”楷书。书写刑事有二行、一行，外或有双框或双圈。有书款或刻款，书写材料青花为主。书写不如宣德时期稳重，有稚拙之风。民窑纪年款以“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为常见。款外多围以青花双圈。清康、雍、乾三朝时期仿成化款的非常盛行，多作六字双行以青花料书楷字于器物外底，外围青花单圈，双圈成双方框，也有无边框的。
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有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首圆润。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大字尖圆头非常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平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孙先生指的是“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半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清代的雍正款官窑瓷器值多少钱？
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年号）时期为时虽然短暂，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府财力雄厚，国内外市场活跃，制瓷工艺突飞猛进，在继承康熙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创新、变化和提高，不仅品种多、题材广泛、造型多样，而且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也比以前更讲究。青花瓷在雍正时期尽管不是官窑的主流产品，但其质量之精美，花色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都是清代其他各朝所无法比拟的。
雍正时期的青花瓷，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可以用一个“秀”字来概括，与康熙青花挺拔、遒劲的风格迥然不同，而是代之以柔媚、俊秀的风格。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本人曾多次规定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的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对于要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为此，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年希尧、唐英根据旨意，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不惜工本，竭尽全力地烧制，以博取皇帝的欢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应该说，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对这时期瓷器的造型、绘画艺术风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时期在仿古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体现了高超的制瓷技巧。景德镇御窑厂受雍正皇帝的影响，仿烧前朝作品达到高潮，尤以仿烧宋代五大名窑的色釉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这三朝的青花最具水准。从仿烧的青花来看，有的不仅造型神似，尺寸大小一致，而且纹饰色彩描绘逼真，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雍正仿明代早、中期青花作品，追求形神俱似；仿明代后期青花则比原作更精雅；沿袭康熙青花作品几乎完全一致，如不注明年款，无法区别。雍正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尤其精美，某些方面已经明显超过了永宣的水平，带有雍正朝特征。雍正仿永乐、宣德青花与真品相比较，真品圈足未经打磨，雍正仿品圈足多经过打磨而呈滚圆的泥鳅背状；真品因淘洗不精底部见火石红，雍正仿品淘洗精细底部无火石红；真品胎较厚重，雍正仿品胎较轻薄；真品青花中有分布自然、深入釉底的铁锈斑，雍正仿品青花中无铁锈斑而有重笔点染、分布规则的藏青点；真品青花中可见小笔绘画的痕迹，雍正仿品青花中无此笔痕。雍正仿古瓷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模仿，对于古瓷的缺陷，则是利用新的技术去克服。例如，宣德时期的玉壶春瓶是拉坯制作的，雍正时期的玉壶春瓶则是利用模具倒出来的；宣德时期的青料采取的是水洗法提炼青料，铁锈斑无法完全清除，雍正时期对青料采用的是火锻法提炼，可以完全清除青料中的铁锈斑。然而，为了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工匠没有刻意使用含铁锈的青料，而是在绘画时，在画中使用青料点染，同样可以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又在青花中不见铁锈斑。
凝神微书陶瓷上千年史册有余香
3月2日至3月13日，“精微博大——王芝文陶瓷微书艺术展”将于广州岭南会和观众见面，这是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广东文化人物系列”第七个年度大展。
微书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王芝文却将微书的绝伦与陶瓷的精美结合到一起，创造出前不见古人的“陶瓷微书”，屡屡震惊艺术界，并获得过“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因此，这门“生年未满百”的绝活，于2014年7月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就让我们走近王芝文，来解密“陶瓷微书”之妙。
微书用笔唯鼠须合适
“血汗”调成特殊墨水
微书的历史，可谓与中国文字同龄。20世纪70年代，陕西岐山县古周原凤雏村出土一批西周甲骨文，有一枚不足3平方厘米的龟甲，契刻甲骨文字三十有余，字如芥籽，径不足毫，刻痕细如发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微书实物。千百年来，大江南北，微书“小”道流传不息，专擅者不乏其人，但一般都书写在绢、布、纸张上。而王芝文，从小就爱磨墨搦翰写字，偶因开会无聊，以玩儿的心态将字写到针尖大小，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此天赋。
后来，他进入陶瓷厂工作，看到鼻烟壶内画，萌发了将自己的微书技艺和陶瓷相结合的奇特想法。由于陶瓷微书要将笔、釉墨与陶瓷相结合，还要经过烈火考验，远比一般的微书艰难，但王芝文并不气馁，经过一次次尝试，最终创造出了这一当代绝技。
由于微书所用毛笔笔毫仅二三根，瓷土的吸水性又远不如宣纸，对笔的要求更高。王芝文总结经验发现，狼毫太硬，每蘸一次墨水，只能写一笔；羊毫太软，一写就马上洇开；唯鼠须最合适，但市面上很不好找。另外，笔毫左中右要怎么搭配，也需要不断调试，只有自己扎笔才能掌握火候。普通釉墨写在光滑瓷面，容易挥发、掉色，经过反复试验，又在其中添加了特殊原料，才解决了用墨问题。他戏称，这种微书墨水是用自己的血和汗调配而成。
另外，微书与微刻相比，难度更大。因为如果使用显微镜，每次调好焦距写完一笔，需挪开笔去蘸墨水，回来还得再次调焦。这样不仅半天写不出几个字，字迹也难以连贯。所以，王芝文从一开始就抛开所有放大工具，仅凭肉眼裸视悬腕书写，当中还追求笔法、结体、章法、气韵之美。以肉眼观照，在陶瓷表面，只见字的“森林”，在显微镜下，一篇篇、一行行、一个个呈现出的则是绝妙好字。
除此之外，他还实现了字与画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自由转换：远看是画，意境古雅，或高山飞瀑，或古道羊肠，或茂林陋室；细看有字，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古典著作，或展史而缮，如《资治通鉴》、《史记》、《三国志》；或选古文以录，如《论语》、《四书五经》、《汉赋》；或精选古典诗词，如《唐诗》、《宋词》、《宋人绝句》；或择笔以诵经文，如《太玄经》、《金刚经·坛经》等。
在他最擅长的山水画风格的作品上，一般将字处理成如黛的远山，起伏绵延。而201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牡丹》，则完全由字组成花朵、花瓣，画即是字。首先要让针头大的字在平面上组合起来后呈现出立体效果——叶子有前后，花瓣有深浅，因此，字的密度、色彩就必须特别讲究。“每写一两个字就得换一支笔，我总共准备了十支笔，一号笔蘸的色料最浓，十号笔色彩最淡。另外字形字体也要随着花的造型有所变化。”
七年磨一《三国志》亲友笑称“痴傻人”
本次展出的《三国志》，更是王芝文花了七年功夫的殚精竭虑之作，是信心和意志力的一次巅峰考验。在这件高85厘米、直径29厘米的陶瓷箭筒上，仅有的0.69562平方米书写面积，洋洋洒洒地呈现了整部《三国志》，共352963个繁体字，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厘米50.7个字。通过高倍放大镜，人们可以看到字字笔画清晰，矫若惊龙。
陶瓷微书《三国志》的诞生，励志又传奇。从1999年1月8日动笔，到2006年1月18日完工，王芝文几乎每天都在工作室里勤奋笔耕，用笔尖演绎着岁月峥嵘。
王芝文坚信：“创作的时候必须物静、人静、心静，才能出好作品。”为确保创作质量，他特地将工作室选在了偏僻处。晚上，他准时来到工作室，关了门窗、手机，拉上窗帘，焚香坐禅，澄心静虑，半小时后才动笔。因微书字体太小，为了保证精确，他不时要屏住呼吸。在灯光照射下，陶瓷表面灼热、反光，他却要全神贯注盯着，双眼很容易就感到发涩、刺痛。此外，85厘米高的箭筒，自上而下书写，他不得不采取站立、人字步、半马步、蹲坐等各种姿势，反复调节手与笔的高度。创作至忘我状态时，打雷下雨他也没知觉，更不会感到饿。直到东方既白，环卫工人清扫马路，他才步出工作室，披着晨曦回家。如此寒来暑往，七年无阻。有朋友开玩笑说：“七年从恋爱、结婚到生孩子，一气呵成的话，孩子都能上一年级了，而你太痴傻，七载春秋只为一件作品！”
这当中，还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故。那是在创作到三年多、作品将近完成一半时，一次王芝文边喝水边审视作品，由于思考入神，杯子突然从手中滑落，正好打在下方的箭筒上，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王芝文的脑袋也“嗡”的一片空白。“从事陶瓷微书创作使我对陶瓷碎裂的声音特别敏感。如果当时作品碎了，我恐怕就崩溃了！”好在他鼓起勇气定睛一看，发现碎裂的是茶杯。不过，茶水、茶渣溅到了作品上，许多地方已字迹模糊，必须毁掉重写。每一滴水沾染处，都是几十个字的工作量，花费了他一个月才补上。而他自己说：“心外别无法门。当一个人精神高度集中时，他看一个东西，就会越看越大。”
当王芝文克服了所有困难，将《三国志》箭筒运到潮州一位朋友的瓷厂烧制时，窑盖一盖，他的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烧窑需十多个小时，他执意守在炉边，朋友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家休息。翌日一早，朋友给打他打来电话：“你的箭筒瓶烧坏了……”王芝文霎时间热血直冲脑门，人几乎要瘫倒，朋友发现电话那头久久没有回应，才急忙解释说：“我是开玩笑啦，箭筒瓶烧制成功，完美无缺！”王芝文这才回过神来。当见到刚刚出窑的《三国志》时，这位铁打的汉子热泪奔涌，喜极而泣。
也许正是这种赤诚之心，物我两忘之意，让他如获特异功能，“少白头”竟奇迹般地渐渐变黑了。
天天做
“芝麻大的事”
王芝文的作品不仅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贝克斯菲尔德艺术博物馆等国内外知名艺术机构收藏，也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诸多外国首脑、政要及知名人士，更以展览的方式，一次次撼动外国观众的心。
最早是在1990年，汕头当地组织收集一些本土艺术品到新加坡参加艺术品展览会，王芝文创作的首件陶瓷微书力作——14英寸箭筒《古文选》一亮相，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轰动，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相关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最令王芝文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的陶瓷微书作品在澳大利亚悉尼展出，一位外国朋友在他的作品前驻足观看了半小时，站累了，就直接跪在地上继续专注地看。王芝文一开始以为这位外国友人是一个“中国通”，想通过陶瓷上的微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是学习中文汉字，上前一问，才知道这位外国友人根本看不懂汉字，他之所以久久驻足凝视，是惊诧于中国的汉字竟然可以被演绎得如此出神入化，他感到十分震撼，内心更深深地佩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近二十年来，王芝文在坚持创作的同时，每年抽出时间，奔波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作品足迹踏遍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一次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深厚底蕴，并先后在澳大利亚、美国、韩国等地举办陶瓷微书艺术研讨会。2010年，王芝文获得“中日韩第十六届BESETO美术节首尔展”首尔市长特别奖；2011年7月，王芝文获“中日韩第十七届BESETO美术节东京展”一等奖，中国艺术家中仅他一人获此殊荣；而去年8月份，王芝文应邀携陶瓷微书作品赴联合国总部，出席为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当代华人杰出艺术成就展”，联合国总部大厦还专门为王芝文举办了陶瓷微书作品个展。
对于自己在微书上取得的成就，王芝文却谦逊而又幽默地笑称：“可能父亲起名的时候，就预示我要天天做‘芝麻大的事’。”
鉴藏知识：识年款辨宣德
明代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款识，俗称“年款”。明代年款有楷书题写和篆书题写两种。篆书题写的自永乐开始，以后宣德、弘治、万历等朝代也有。用篆书题写的以刻划暗款为主，一般为“某某年制”四字。并且锥刻款多见于单色釉瓷器上。明宣德起开始出现以青花楷体题写，题于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 “大明某某年制”、“大明某某年造”、“某某年制”等，成为以后明代历朝乃至清代题写年款的主要形式。除口沿、器肩、器腹等无圈框年款外，宣德官窑瓷器上以青花、红彩在器心、器底位置题写的年款，有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椭圆、莲瓣等边饰。从文字排列看有直行和横书两种。总之，宣德年号款的款式种类之多，为明代历代款式之最。此种现象正说明宣德是“年款”起初阶段，尚没有固定的规范格式形成，所以才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宣德款遍器身”的说法。
宣德款的外边装饰特征
釉显肥润，器底釉色泛青，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年号款的青花框或圈，其青花粗细浓淡约显不一。单圈、双圈均有首尾笔锋搭界，青花笔触有色重线叠痕迹。圈中六字双行若以中心线上下左右分割，大明德年四字相比宣制两字挤在上半部，字迹下留圈内空白比上半部多，显得上紧凑下舒展。“年款”字极少靠框圈书写，并且框圈也不倚器足为靠而画。更不见成化朝才有的那种常见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资料记载有一白釉暗花高足把碗，在器内腰部印阳文四篆字暗款，款外围以莲瓣，属稀有之款，但不知该器今藏何处，仅仅作例一说而已。
宣德青花瓷器的施釉方法与清代吹釉方法不一样，故釉显得肥润，在器底部因釉积厚实，釉中含铁量增大，釉色泛青。釉中气泡较多，青花晕散，使得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款的青花呈色特征
笔划粗细适中，颜色多不均，笔法遒劲有力。
青花呈色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我国古代青花都是用含钴的天然矿石钴土矿作着色剂。钴土矿是一种含钴、锰、铁等较复杂的矿物。明代早期，采取水沉法获取青料的技术，在河中冲去浮土，再反复加以淘洗，用水磨沉淀、磁石去杂的方法获得青料。明代晚期开始向煅烧法选炼获取青料的技术发展改造。将选好的青料放在水中不断淘洗，装钵煅烧，逐粒精选出色泽润、比重大、拨动有金属声响的料，把它研得极细，作为用在瓷坯上画的青花色料，加水调和即可使用。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特别是对青花的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愈能使颜色均匀调和，且容易绘画。如果色料中有过粗的颗粒，在烧成时有被还原成金属而使瓷器表面形成黑点的可能。因此明清时期的敲青和淘青工艺方法，与现代取青工艺的球磨青料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氧化钴青料，是有着时代的明显区别。故在细目筛取青料的颗粒大小均匀度上，必然的留有时代的痕迹。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制作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由南洋进口一种“苏泥勃青”。经过科学分析从成分上来看，其中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的含量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所用的青花料成分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在烧制过程中氧化铁被还原成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实际上是色料中含有过粗的氧化铁颗粒被还原的缘故。说明了这时期青花料的炼制还不够精细，在工艺上是有很大缺点的。因此，宣德官窑楷书年款的主体特征总的说来，尽管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然青花款的笔划颜色却多不均。有的还泛出铁锈结晶斑。在落笔重的地方，或者积青料多的地方，会有黑色斑点出现。笔划周围在白釉的衬托下，像蒙上一层薄雾，仿品无此效果。这种与清代青花呈色过于淡雅均匀有着明显的区别。
宣德款的常见笔迹特征
字体写法不一，风格多变
宣德官窑楷书年款中，有一种风格尤其突出，其笔法工整、清秀、刚劲，自然大方，以前人们多认为这是仿晋唐小楷的笔法，近年有人提出宣德官窑年款的蓝本，出自当时功力深厚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沈度以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名重一时。“台阁体”结构以方正为主，笔道粗细一致，各部停匀，属于楷体，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书写一笔不苟，法度谨严，点画巧妙，转折分明，提按清楚，运笔便捷利落而沉实;线条轻重，粗细有变化，其收笔、落笔、撇捺、转折勾挑处，既有法度，又不刻意做作，字中牵丝搭笔，显得十分自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临摹当时官方常用“台阁体”书写宣德款绝非一人。因此造成宣德官窑瓷器上年款字体的写法不一。
以“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为例，常见“大”字的撇画，下分割第一笔横划，有右边长的，也有左边长的，也有左、右相等的，且这一横还有长短之分的。但，由横划左侧三分之一处分割为常见，并且上方出头适中，过长者为清代仿笔特征。
“明”字的日部常低与月部，日与月的最下一横笔，其左右高低、倚斜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一个基准线，而月部却绝无长勾现象。
“宣”字第一笔向右点，往往与第三笔横勾连接。第三笔横勾左高右低，带动整体横划有倚斜之势。
篆书“德”字心上有一横，而楷书“德”字心上无一横。“德”字双人旁与左边有支离不合之貌，“德”字“心”中三点在一个基本平直面上，最后一点无拖拉。
“年”字虽然有五种不同的写法，但第四笔用向右平斜点代替短竖，少有右短竖为常见特征。本朝款不见第四笔左斜是宣德款的重要特征。第五笔左高右低，倚斜之势能收得住，笔不下塌。最后一笔直画下端常见顿笔收尾色浓，极少见尖锐之锋。
“制”字下“衣”一点或有或无，有“衣”款将点和第三笔的撇一笔连成。“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无连接，“衣”字提笔与捺笔分笔书写常不在一个对应线上。
寄托宣德款的时代特征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也是对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特征的研究。
仿宣德款自明代正德开始，字体不如宣德款遒劲，显得方正宽博。具有正德款写款特征。明正德仿宣德官窑制器，因为“年”字的书体是正德的特色(虽然不是绝对)，但“年”字的真款第四笔一小平右点，在正德瓷器上常书写成一小横。万历民窑青花仿款，笔画豪放跌宕，青花双圈紧靠圈足，线条无力松棉。“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造”青花楷书款多为明正德、天启、崇祯等朝寄托款及后代仿制。“德”字“心”部加一横的，基本可以断定为后代仿制。至于部分仿宣德款较为成功，是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处理，字体的特征、书法，都极忠于原器，所以鉴定时如不注意其制作、造型、纹饰及釉色等项，即易鱼目混珠，被蒙骗过去。而正德以后，至民国大肆仿造。其款识带康熙楷书款风格为最多见。从写法看，字大而工整，字间布白舒展。不象真器款识，字有大小的不同，倚斜之势的六字双行，常显高低错位之分。康熙楷书仿款，双圈青花粗细浓淡一致，首尾无明显的接笔痕迹。“大”字的撇画横笔以上出头过于长;“明”字月部第二笔横、竖、勾转折处，具有宋体的外拓性;“制”字下“衣”竖提后直接写捺，或者“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连接一线;万历或者康熙有的仿款，楷书笔画不同真款横竖粗细大致相同，而显示出横细竖粗特征。在仿宣德青花款的发色上，康熙青花瓷器因施釉方法采用了吹釉工艺，釉面薄，青花发色浓艳明丽，不见了铁锈结晶斑。至于后贴款的鉴别方法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不仅仅是对一个朝代的写款特征作研究。而是因为历代对宣德瓷器的追捧，使的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的同时，可以兼顾了解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的特征。仿品的款识往往带着时代书写风格，不是显得字间结构软弱无力，就是体现不出宣德本朝的那种书法韵味。如果我们牢牢记住各个朝代款识最典型的书写青料(或彩料)的深浅、浮沉的呈色变化，和其习惯性写法以及款识的内容、排列格式、字体结构的演变规律，便可以结合器物本身的年代特征，来考虑是否后朝仿前朝，或正处于朝代交接之际，存在着专人延续写款的情况了。虽然说眼下仿制的风气非常猖獗，制作一件宣德瓷器似乎也并不那么难。但是假的总归是假的，它们总免不了有“过”或“不及”的毛病。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深入研究，年款的书写真伪仍不难发现其间的差距，瓷器的 “真”、“伪”鉴别也不出例外了。
佳士得专家指南：中国瓷器年款扫盲帖
釉下青花大清康熙年款
通过此文，佳士得伦敦专家何玉清 （Kate Hunt）与我们分享鉴赏中国瓷器年款的入门知识，指引藏家解读年款背后的皇帝及朝代，以及如何分辨“仿款”及假年款。
什么是年款？
年款记录工艺品制造的朝代及年号，由四字或六字组成，一般见于御制器物的底部。
如何阅读年款？
年款通常为直书，应由上至下、右至左阅读，这种书写及阅读方式相信源自古人在竹简或甲骨上以直行书写的习惯。另外，年款亦可以横书，并从右至左阅读。
釉下青花大明嘉靖年款
举例而言，上图的六字年款“大明嘉靖年制”指此品制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而下图的“大清雍正年制”则指制于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前者署于一个青花天马纹罐的底部，后者则署于一个青花梵文碗底部。
釉下青花直书雍正年款
年款方便我们追溯工艺品的制造年代，但买家亦要留意，后期年代出现的仿制品及赝品皆署有非当朝之年号。
年款于何时兴起？
以楷书题写的年款从明朝（1368-1644年）起开始时有出现，一直延续至清朝（1644-1911年）；明朝以前制造的工艺品则鲜少署有年款。瓷器中最常见的年款，多为釉下青花双圈款。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皇帝曾一度下令禁止于瓷器署上其年号，以免署有年款的瓷器因残破而被丢弃。因此，当时大部分瓷器只署以空白的釉下青花双圈，又或绘以艾叶、灵芝或如意等寓意吉祥的青花图案。
釉下青花道光六字篆书款
篆书年款盛行于雍正时期（1723-1735年），并沿用至十九世纪。上图的六字道光（1821-1850年）年款乃“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署于一个青花高足碗上；可见篆书字体比楷书风格强烈，更具棱角。
如何题写年款？
年款一般以两种各具特色的字体题写，分别是楷书及篆书。
蓝色釉上珐琅乾隆篆书款
楷书源于中国隋朝（公元581-618年）及唐朝（公元618-906年），与现代汉字字体最为相近。篆书源自商朝（约公元前1500-1028年）及周朝（公元前1028-221年）的古青铜器，字体棱角分明，于乾隆年间尤期盛行。
蓝色釉上珐琅乾隆四字楷书款
年款一般以釉下青花，或铁红色、浅蓝色或黑色等釉上珐琅题写，视乎工艺品所用的材质而定，亦可以描金、雕刻或压印而成。
年款署于何处？
年款一般署于器物底部中央，但亦可见于外底或口沿，通常为一行横书。
铁红色釉上珐琅嘉庆六字款
如何辨别年款真伪？
要鉴定年款为本朝制还是后期仿制，必须与其所署之工艺品的品质一并鉴别。
即使为真年款，品质也有参差，但若为皇帝及皇室御制瓷器，年款品相必须极为讲究，以匹配造工精湛的艺术品。若为御制瓷器，但年款却粗糙，则需加倍留神。
即便如此，很多品质稍逊的瓷器或工艺品也常见字体较为松散的年款，但这些瓷器并非出自御用官窑，而是民窑出产。
釉下青花乾隆六字篆书款
官窑与民窑的质量之别，从两组乾隆时期的瓷器年款便可见一斑：上图出自一对御制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尊；下图来自一对矾红描金花卉纹碗。
釉下青花乾隆篆书款
若工艺品署有后期仿款，是否属于赝品？
未必。数百年以来，中国工匠为向前朝致敬，许多瓷器也印上前朝年号。拍卖图录一般称之为仿款，但仿款的原意未必一定为存心误导买家以为购入前朝真品。
例如，清康熙制的青花瓷不少也会署以十五世纪的明朝年款，而宣德及成化年款为最常被仿制的年款。
成化御瓷以品质上乘见称，归功于当朝之官窑制瓷标准极为严谨，烧制御瓷时如有任何瑕疵或失误，均会予以销毁，故成化瓷器极为罕有。
宣德六字仿款
同样以品质卓著而闻名的，有宣德年期制造的青铜工艺品，由是大部分十七及十八世纪制造的青铜香炉底部皆署有宣德年款。上图所示的仿宣德年款，便是署于一个十七至十八世纪海棠形双耳铜炉底部。
深入了解
由杰拉德·戴卫森（Gerald Davison）于1994年出版的《The Handbook of Marks on Chinese Ceramics》，是一本内容详实的中国年款参考书，详列约1，800款年款，包括大部分明朝与清朝的年款，以及堂款、窑款等于悠久中国文化历史中出现于工艺品上的各种款识。
清代康熙早中晚个时期官窑瓷器写款演变
明清中国官窑瓷器比较注重给瓷器写款，多数瓷器款在底部，个别的瓷器款儿写在瓷器肩部或者口沿德地方。而康熙时期是清朝瓷器写款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不是很规范。
从清代早期康熙时期官窑瓷器留下来的大量款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写款的发展脉络。每一种款识都是一种尝试，每一类款识都是一种创新。因为明末清初，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景德镇终于开始恢复，特别是御器厂的再次设立，不仅官窑瓷器上书写各种款识又成为了常态，民窑产品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尝试画写各种款识，向官窑看齐。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康熙二十年之前康熙官窑基本都是官搭民烧，标准的官窑款识根本无法得到确立。所以宫廷所用之瓷器，在今天看来很难与民窑清楚的区分，大部分都不落款，尽管落款也都是一些堂名款。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一批带有“中和堂制”的青花加紫的瓷器。比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这三种款识不但有年号，还书有干支纪年，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这批瓷器的制作年代，分别是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这些署有中和堂的器物，其制作精细程度比一般康熙时期的瓷器都要精致，再结合康熙初年“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瓷器，很有可能就是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
除了官窑会留有使用者平时居住的堂名的名号款识，民窑瓷器在当时也是十分流行属有使用者的堂号名称。比如“天琛堂仿古制“、“全庆堂仿古制”、“来雨堂博古制”、“芝兰斋制”等等。这种堂名款在此之前几乎不见，自此出现，便在之后的三、四百年间屡有出现。就连后世的皇帝在看腻了死板的官窑款识的时候，也会让御器厂写一些宫中或者圆明园中，自己喜欢的堂号款识的瓷器。
随着江西景德镇御器厂的恢复，带有“康熙”年号款的瓷器也逐渐出现。但是书写年号款识的习惯毕竟时断时续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在此时恢复，势必要有一个过程。康熙时期书写年号款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四字“康熙年制”的，也有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的。六字的又有两行六字款和三行六字款的分别。无论四字六字款的又都分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的。这些不同的款识说明了，在康熙时期恢复官窑款识时，官方和工匠们是做了很多尝试和斟酌的。双圈款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底部画有一大一小，两个相套的圆圈。这种款识在康熙之前任何朝代都未单独出现过，都是在双圈中配有文字，双圈仅是作为辅助的。而在康熙时期双圈则成为了主角。究竟为何只画双圈而不再在其中书写年号文字，至今仍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明清更迭之际，江山未定，南方朱明势力仍在，景德镇的汉族工匠，不愿被少数民族统治，期望汉族政权终有一天，能够再次卷土重来，所以仅仅画了双圈，等待希望成为现实的那天再把新的年号填入其中。不过这一天等了几百年，终究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