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制过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日前发布消息称，近日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追溯至北朝时期，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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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 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邢窑址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邢窑的款识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