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的美容秘术_古代的瓷器的名字

2020-12-04

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杨玉环

美容秘术

秘术之一：摒弃浓妆艳抹，讲究淡妆轻扫，显示人体自然美。唐代美容物，以铅、汞为主要原料，长期使用，会慢性中毒，脸部留下褐斑，皮肤老化。杨玉环为女道士五六年间，远离浓妆艳抹，不受铅、汞危害，以后也摒弃浓妆，追求蛾眉轻扫的淡妆。

秘术之二：温泉沐浴和拍打之功。唐朝承袭北朝习俗，设温泉宫，华清池是最为有名的一处。相传温泉有祛除邪气，免除疫病的功效，常浴温泉，泉水中的硫磺等矿物质可以治疗皮肤病，已被今天医学界所公认。《长恨歌》写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杨贵妃沐浴温泉时，常把牡丹丹皮、桑叶、荨麻等浸入水中，它们能镇静神经，促进肌肤再生，使之滑腻光洁。《红楼梦》中贾宝玉写诗说“出浴太真冰作影”。在沐浴时，杨贵妃施行拍打之功，用手轻拍全身，尤其是面部皮肤，使周身穴位受到刺激，促进血液循环，以达到强化肌肤机能的美容效果。

秘术之三：合牡丹丹皮、杏仁、滑石、轻粉制成杨太真红玉青。据说施之十日后，面色如红玉，是历代佳人美女川来美容的秘方之一，连后来的慈禧太后也天天使用。此方中杏仁有丰富的苦杏仁油，有滋润皮肤的特殊效果。轻粉抑菌，滑润利窍，它们“上能利毛腠之窍，下能利清溺之窍”。三药合用，具有去垢润肤，迫利毛窍的作川，彻底避免传统美容物中铅、汞的危害。

秘术之四：吃荔枝，服人参，保健美容邀君宠。杨贵妃喜食荔枝，人人皆知。杜牧有诗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玄宗为投杨贵妃之好，下令各地驿站，快速转运闽、广荔枝进贡长安，耗去多少人力财力，仅为杨贵妃一人欢娱快乐。荔枝，为南方热带水果之一，内含丰富营养，性甘平无毒，久吃荔枝，益心脾、养肝血，益人颜色。

taoci52.com编辑推荐

康熙瓷瓶上演绎“贵妃醉酒”

《贵妃醉酒》讲述的是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在此次酒局中，杨贵妃美中见醉，醉中见美，与宦官宫女们演了一出好戏。

杨贵妃虽然天生丽质，但唐明皇终究是帝王，后宫佳丽三千，不可能一直临幸于她。据传，唐玄宗先一日与杨贵妃约，命其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至次日，杨贵妃遂先赴百花亭，备齐御筵候驾，孰意迟待移时，唐玄宗车驾竟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乃忽报皇帝已幸江妃宫，杨贵妃闻讯，懊恼欲死。

杨贵妃性本褊狭善妒，尤媚浪，且妇女于怨望之余，本最易生反应力。遂使万种情怀，一时竟难排遣，加以酒入愁肠，三杯亦醉，春情顿炽，忍俊不禁。于是竟忘其所以，放浪形骸，频频与高力士、裴力士二太监，作种种醉态……

《贵妃醉酒》历来被公推为中国传统四大佳人图之一，为中国陶瓷传统装饰题材之一。如图所示这件清康熙五彩贵妃醉酒棒槌瓶，是北京华辰2009年春拍中的一件拍品，当时估价5万—6万元，最终拍得以22.4万元成交价。该瓶高43厘米，盘口，束颈，折肩直筒腹，浅圈足；通体绘五彩贵妃醉酒图。画面上，只见厅堂内杨玉环醉酒而舞，身边近侍前后相随，绘画精细，色彩艳丽。看似“热闹”的场景里，不难感受出杨贵妃由期盼到失望，再到怨恨的复杂心情。

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秘色瓷的真相

(相关图片)

字幕：19世纪30年代

70多年前，在江浙地区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从长相和衣着上看，他并不是当地村民，手拿肩背的工具显然也不是用来耕作的，当地人很好奇，不知这个外乡人为什么会不时出现在自家的田埂上，也不知道他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地里找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他来浙江，是要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神秘瓷器。

相传，在唐代，有一种叫做“秘色瓷”的瓷器，这种瓷器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无权享用。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它的美仑美奂所倾倒。要烧成这种瓷器，必须使用一种秘密配方。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秘密配方和这种神秘的瓷器就一同消失了，几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

“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象它的神奇美妙。传说中的秘色瓷和那个神秘的配方真的存在吗？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陶瓷专家，陈万里知道，要寻找秘色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它的产地，也就是窑址。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的是一种颜色青绿的茶具，这首诗的题目“秘色越器”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秘器”指的是秘色瓷，那么越窑就是这种瓷器的产地，找到了越窑，就应该能够找到秘色瓷！史籍上记载着越窑在浙江，那里，应该就是那个传说的诞生地！可是，偌大一个浙江，到底哪一个田间土埂或者荒野山坡会是越窑窑址呢？

靠猜是没有答案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处一处的找。陈万里已经下定决心，实地走访，为了寻找真相，宁可踏破铁鞋！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而是笼统的被称作金石学。大多数对此感兴趣的人，只是就手边玩物进行讨论琢磨，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30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过去了，陈万里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渐渐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在浙江的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有一“上林湖”，那里，就是越窑的中心窑址！

这一带在战国时属越国，唐代时改为越州，“越窑”因此而得名。自此开始，无数仁人志士，追随陈万里的脚步，在上林湖越窑的遗迹废墟中，年复一年的寻找着关于秘色瓷的蛛丝马迹。

在方圆数十公里的上林湖区域内，分布着几百处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残片堆成了山岭，俯拾即是。然而，在这些碎片中，人们即没找到带有“秘色瓷”字样的残片，更找不到任何与秘密配方有关的证据。除了破碎窑具之外，只有青瓷碎片。

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瓷器。而这种瓷器，就是越窑创烧的！

古人诗赋里把秘色瓷比作薄冰上的青云，说明秘色瓷也是一种颜色青绿的瓷器，文献中又说秘色瓷在越窑，这是不是意味着，秘色瓷就是青瓷呢？那又为什么要给它取个秘色瓷的名字，还有秘密配方一说呢？

在找不到任何实物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解释秘色瓷。一些学者认为，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一词并没有其它特别的含义，只是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实际就是碧色、青色的意思。

采访李纲：秘色就是神奇之色，而且秘不是禾字旁，是礻字旁，将秘念成碧，从后来的文章看，秘已经不是神奇之色了，而是更多的将它与碧玉的碧联系起来。

还有的学者认为秘色瓷作为一种青瓷中的精品，专供皇室使用，当然要与一般的青瓷区别开，因此在烧造时，就特意取了个“秘色瓷”的名字，而至于所谓的秘密配方，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采访李纲：他们都是民间文人，他们都能看到，能说是秘密的吗？各处分布的窑场，窑工也是村里人，能保住秘密吗？进贡后剩下的还能做商品出售，能说是秘密的吗？

一时间，各种观点和猜测层出不穷，秘色瓷就是青瓷？还是用不为人知的神秘配方烧造出来的特殊瓷器？抑或根本就是一个捕风捉影的传说，在中国陶瓷史上，根本就没有出过秘色瓷？层层迷雾缭绕，真相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在学术界此消彼长的争论声中，时光已经流逝了近半个世纪。步入8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范，考察范围触及到古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埋藏在地下的古老文明，用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视线，曾经由秘色瓷引发的学术界大讨论，在接二连三的各种惊喜中似乎早已

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字幕：1987年陕西扶风

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月，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陕西扶风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前些天的一场地震使寺内的一些院墙垮塌了。

忽然间，院内又传来一声巨响，人们慌忙寻声而至，不由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冲天的黄土中，法门寺的标志性建筑，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伽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塔，竞从中轴裂开，其中的一半轰然倒塌了！

宝塔坍塌，对于法门寺方丈来说是一场不言而喻的灾难，但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则有了一个揭示秘密的机会。史籍中记载法门寺塔下有地宫，里面埋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但一直未被证实。

2月27日，考古人员开始对塔基进行发掘。

4月2日上午，当人们清理完塔基下的埋土后，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显露出来。隐藏在宝塔下的大理石盖，这会是地宫的入口吗？人们小心翼翼的将石盖掀开一条缝，借着光线向里观望……

采访法门寺发掘主持人韩伟：他们说得很激动，但是很简略，金碧辉煌，金碧辉煌。

法门寺地宫内有重要文物的消息立即被汇报到省考古所，经验丰富的资深考古学家韩伟被派到现场接替后继的考古工作。

采访：过去我一看，不对了，这一块方方的石头是房屋的顶，是造井，如果有那么多金银珠宝，不可能从顶上放下去，肯定还应该有别的门。

果然，人们按照韩伟的推测，在据塔基正南方14米的地方发现了进入地宫的甬道口！阶梯状的甬道将人们一步步带入地下，19级台阶后，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采访：大铁锁，门头有两只凤鸟，应是中唐或盛唐的风格。有人说是宋代，看来是唐代的。

人们小心翼翼的接近第一道石门，地震加上塔的重量，已经使地宫变形，一时间还无法顺利的将门打开，考古人员只能透过石缝，向里观望。在一条窄长的甬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在这道石门前，考古人员隐隐约约看到两块石碑。

采访：都是卧式的，就是横档着门，离我们近的这块，就是后来称为衣物帐的碑。

只见在第二道石门前，交叠横卧着两块石碑。其中的一块记载着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指舍利赠送法门寺，中国历朝供养的盛况；而另一块石碑上则刻满了唐代皇帝为供奉佛指舍利所进献的各种珍宝的种类和数目，也就是所供物品的账单。这两块石碑告诉人们，那个神秘的佛指舍利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衣物帐上，罗列着各种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的名称和数量，许多东西甚至闻所未闻，考古人员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逐字逐句的仔细辨认着衣物帐上的记录，突然之间，石碑上的几个字碰触到韩伟敏感的神经：

考古人员清楚地看到一行字：“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碟）子共六枚。”

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令在场的人们心头一惊——难道在法门寺地宫里，就在这道石门后面，会意外收获早已失传于世的“秘色瓷” ！

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发掘工作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中继续。

石碑后面的石门被打开了，考古人员来到前室。一千多年前的阿育王塔依旧色彩夺目，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四面雕刻着菩萨像。四周地上堆积着丝织品，历经千载，大部分已经碳化。

除了王塔和丝绸，前室没有发现其他器物。第三道石门也被打开了。中室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一个巨大的汉白玉灵帐立在中间，被塌下来的房顶卡住，根本无法移动，只能先从周边的器物开始清理，工作人员心中忐忑，不知道坍塌下来的砖石碎块会不会砸毁放在地上的珍贵器物。即便在文物中有秘色瓷，要在潮湿的地下历经千年，又在强烈的地震后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太可能。人们只能继续清理。

在汉白玉灵帐前方，出现了一尊金银质地的菩萨像，对照物帐碑，应该是“捧真身菩萨”。或许，在皇家迎奉佛骨时，佛指舍利就被放置在这位菩萨双手捧起的荷叶托盘内。

然而，除了这尊菩萨和汉白玉灵帐外，就只剩下砖石和瓦砾碎块了，工作人员清理了很久，也未发现有其它器物露头。人们不禁心头一紧：在不久前的地震中，是否有许多文物已经遭遇不测？不详的阴云笼罩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大部分位置已经清理干净，只剩下汉白玉灵帐后方的一个小角落了。

寻找传说中的神秘瓷器

拨开潮湿的泥土和破碎的砖瓦块，隐隐约约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沿着边缘继续清理，渐渐的，一个银质的风炉呈现在人们眼前。考古人员小心的挪动风炉，想要把它完整的取出来，然而，就在揭开风炉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

采访：有这么大一个圆盖，已经裂开了，一看就是瓷器。

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因为经年累月，木盘和丝绸已经腐朽，在它的左下方，露出了一叠细腻精致的淡粉绿色瓷器。

采访：打开以后，每一个碗都用纸包裹着，这个纸质地好，上面画着宫女图，都印在碗上了，足见唐人对它的珍视，衣物帐上没有别的瓷器记载啊，唯一一笔帐就是秘色瓷啊！

“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清点眼前这些瓷碗瓷盘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13件！

圆口、花瓣形口的瓷碗、瓷盘一件件呈现在人们眼前，湖水般的瓷釉，玲珑剔透，如冰似玉，尘封千年仍旧莹润如新。迷雾缭绕的秘色瓷重现天日了！

半个世纪以来，秘色瓷一直是一个争议百出的话题。人们即想一睹这种瓷器的奇妙，也想考证那个古老的传说，然而，却始终没有结果，因为除了传说和古人美妙的赞叹之外，从没出现过一件确凿无疑的实物证据。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文字记载与实物严格对应，是古人烧制特供秘器的铁证！秘色瓷不再只是一个神奇的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唐代帝王曾经把它当作一种最高级别的礼品，深埋在不为人知的地下，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虔敬。

古陶瓷鉴定秘决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现将古陶瓷鉴定方法介绍如下：

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

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

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

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

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

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

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

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

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

浙江杭州涂师平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微博)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神秘秘色瓷兴衰与鉴赏

北宋盏托盏高8.1厘米口径16.5厘米托高4厘米首都博物馆藏

"秘色"一词最早出自晚唐诗人陆龟蒙诗篇《秘色越器》。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镠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其说近是。此后历代都有记载，然众说纷纭，致使秘色瓷长久以来跟它的名字一样神秘。

什么才是秘色瓷?

关于秘色瓷的概念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至今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存在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秘色瓷是一种“臣庶不得用”，专作供奉的越窑精品，把秘色瓷之“秘”释为“神秘”之秘。也就是说它的釉料配方，制作技术，烧制技术都是隐秘不示人的。研究者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如宋代周辉《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此外，宋代赵令畤的《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坦斋笔衡》也都有相似记载。总之，认为“秘色”指的是“秘色瓷器因服务于特殊对象——封建宫廷，世人难得一见的神秘处境”。另一种观点认为：秘色瓷是指釉色滋润青翠的越窑精品。有学者通过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即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千峰翠色”，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捩翠融青瑞色新”、“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等描绘，与法门寺出土的13件青釉呈色的秘色瓷精品相对应，将“秘色”作为瓷的釉色。也有一些学者笼统地将秘色瓷认为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以上三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不过，有人亦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代的代称。还有人认为“秘色瓷”的本义应为具有密教含义的青瓷，其“秘”通“密”，即通秘密教，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秘密。再有学者认为“秘色瓷”的本义为“匣钵烧制的薄胎类越窑贡瓷”。

“秘色”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中只是用比喻、夸张的手法对秘色瓷进行了描述，并未揭示“秘色”的本义，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秘色”之谜。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秘”古作“秘”，早在东汉《说文解字》中已有收录，解为“神也”，或有“隐密”、“珍奇”等意。“秘”字虽未出现于《说文解字》，但在《楚辞·九章·惜往日》中已出现此字：“秘密事之载心兮”。北宋著名文字训诂家丁度主持编修的《集韵》中“秘”有两种解释：“(黍必)香也，或作秘”;“秘，密也”。《康熙字典》：“秘的转注，古音蒲结切，音蹩，香草也。”由此可见，“秘”可作“密”解，或解为“香草”。秘色瓷作为一种“臣庶不得用”、专作供奉的越窑精品的说法，虽与“秘”作“密”解的字意相符，但仍存在很多疑问。据考古发现，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多分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都是在官府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其性质仍属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因此其隐秘性就大大降低了。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尤其是五代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的诗名以及诗中“陶成先得贡吾君”之句，表明秘色瓷在产生之初，并非专为贡奉之物。而是挑选出进贡的瓷器后，其余便可出售。同样因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的特殊性，将秘色瓷与唐代皇室所信仰的密教相联系，亦具有片面性。相比之下，在“秘”与“色”的结合下，将“秘色”理解成瓷器的一种釉色更为贴切，绝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至于究竟属于哪一种色调，尚未有统一认识。有的认为是“香草色”，有的则认为是“碧色”。“秘色”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其本义渐渐被引申义所掩盖。有学者就探讨了“秘色瓷”在不同时代的含义演变。对于“秘色瓷”含义的研究，或偏重于“秘”，或偏重于“色”，实际上都割裂了它本身的含义。陈万里先生在《越窑与秘色瓷》论文中总结性地指出了判断秘色瓷的标准：一观其颜色，二辨其式样，三是否是御用器。与其他观点相比，这一观点就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秘色瓷”造型工致、釉色青薄透亮、制烧精细、为供奉之物的内涵。面对已经模糊的“秘色瓷”概念，研究者目前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进行初步推断，至于其确切含义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何处烧制秘色瓷?官窑抑或贡窑?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最早明确指出“秘色瓷”产地的是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同时，上林湖附近出土的一件唐代墓志罐上刻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语。这进一步证实了古文献关于秘色瓷产地在浙江越窑的记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可以确定为越窑的“秘色瓷”陆续在陕西、浙江、江苏等地出土。最瞩目的当属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4件越窑青瓷，其中13件记录于同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中，并称之为“瓷秘色”。这一发现首次使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对应。

关于秘色瓷的具体产地问题，学术界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慈溪上林湖是秘色瓷的主要产区。这一观点不仅有文献依据，更有大量考古实证。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中的葵口圈足碗与上林湖30号、36号、66号、26号窑等窑址中出土的葵口碗的形状相似，而八棱净水瓶与60号、61号、62号窑的标本完全一样。1954年故宫博物院在上林湖窑场也采集到八棱瓶的遗物残片。同样的，临安晚唐水邱氏墓的青瓷器褐彩风格与1981年上林湖66号窑出土的一件“徐敬禹庙”字款的残碗褐彩相一致。从各地出土秘色瓷的形制、釉色、器表装饰来看，都与上林湖越窑遗址中的标本和器物相一致。

在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前提下，学者们展开了对秘色瓷窑场性质的探讨。从历代进贡“秘色瓷”的状况，以及“秘色瓷”属性的实物例证来看，“秘色瓷”作为贡瓷而存在是可信的。既然如此，那么烧造“秘色瓷”的窑场肯定有别于烧造普通青瓷的越窑窑场，当属贡窑。1977年，在慈溪上林湖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罐形墓志罐中的刻文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表明自唐代起上林湖就设有“贡窑”。而“贡窑”作为烧造贡瓷的窑场自然与官府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无法搞清官府在“贡窑”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但明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这就是“贡窑”的管理与“置官监窑”可能存在某种关系。虽然，学术界对“置官监窑”的性质尚有争论，但对“置官监窑”作为朝廷派驻的机构，其具有加强瓷器生产管理或征敛的这种职能并无异议。上林湖晚唐至北宋的窑址中，“精粗两类制品同窑共烧、混积共存”现象的普遍存在，亦表明“贡窑”在满足上贡之余，也兼烧民用瓷。

除了“贡窑说”之外，还有“官窑说”，认为秘色瓷是“官窑”所烧。这一观点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出土的一批刻有“官”、“官样”字款的秘色瓷。目前，学术界对带“官”字款瓷器的看法不一致，大致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官”代指朝廷或官府，“官”款瓷器为官窑生产;第二种观点认为“官”字款与“置官监窑”有关。“官窑说”的可信度较低，首先历代文献并没有关于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其次，上林湖地区精粗制品同窑混烧的生产属性与官府操办的“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此，笔者认为“官”字款与“置官监窑”有关这一观点比较合理。

秘色瓷的兴衰时间表

关于秘色瓷烧造年代上限的推测，有的学者认为始烧于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依据了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年)的一批越窑青瓷。大多数学者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和《衣物帐》的记载为依据，一种观点认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之前;另一种观点考虑到产品从烧成到包装运输所需时间，更精确推算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三年(872年)。在1995年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基本赞同“秘色瓷始烧于晚唐”的说法，至于确切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北宋中后期，北方的定、汝、钧各名窑的产品先后进入宫廷，逐渐取代了秘色瓷的地位;并且南方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崛起也占领了越窑的市场。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越州进贡秘色瓷是在《宋会要辑稿》：“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无论从越窑的发展情况还是文献记载来看，将十一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视为秘色瓷器烧造年代的下限是合理的。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就越窑和秘色瓷的兴衰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越窑“秘色瓷”烧造年代的分期。一种观点认为：越窑“秘色瓷”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和钱宽夫妇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中期为五代时期，以杭州市郊钱元瓘夫妇墓、临安功臣山钱元玩墓和苏州七子山五代墓的出土物为代表;晚期则为北宋前期，以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和朝阳耿氏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

另一种观点则将秘色瓷的分期更为细化。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年)前后，以元和五年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物为代表，是“秘色瓷开始焙烧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年)，其间分二段，大中朝(847—859年)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年)段则以法门寺出土物为代表。这一期当是“秘色瓷烧制的发展时期”。第三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光化、天复朝(898—903年)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物为代表。第二阶段为五代天福、开运与广顺(936—953年)前后，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汉月陪葬品为代表。这一时期是“秘色瓷焙烧的兴旺时期”。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朝至咸平朝(976—1003年)前后，这一期可说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时代”。第五期自咸丰朝后至熙宁元年(1003—1068年)，这一时期则是“秘色瓷烧制的衰落到停止阶段”。以上两种分期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理由，尤其是第二种观点划分更为具体，论据更为充分。

秘色瓷的工艺和艺术之美

秘色瓷是越窑中的精品，其烧造工艺也有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瓷土——采用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工艺流程，从而达到较高的“玻璃化程度”;二、釉——釉料提纯，除去釉料中的杂质，并改良施釉方法，通体施釉，施釉后采取支钉架器的方法;三、匣钵——用瓷质匣钵装烧，一器一匣，并以釉水来密封匣与盖之间的缝隙。

对于秘色瓷的釉色呈现出不同色调的青色的现象，有学者进行了科学分析。采用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法(PIXE)测量了秘色瓷标本胎、釉中的主、次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通过比较得出“晚唐时期上林湖窑不同釉色标本胎釉的化学组成是基本一致的”

，而造成其釉色不同的原因只能在烧造工艺上。在秘色瓷的烧造过程中，提高瓷釉中铁元素的还原率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因此控制还原气氛是一个关键。在还原气氛强时，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呈现为较纯净的青色;反之，还原气氛弱，釉中相当部分的铁仍保持氧化状态，釉色就表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考古发掘到的窑炉结构遗迹表明，上林湖地区多为长条形龙窑烧造瓷器，窑的前段、中段、后段窑温不同，窑内气氛很难控制，最终导致烧成后的秘色瓷呈现出不同色调。

在装饰工艺方面，秘色瓷多为素面，外观朴实无华，这样的设计并非不注重装饰效果，而是将装饰的艺术美侧重在器物的造型和瓷釉上。主要突出了“材质之美”，胎质细腻、釉色纯正，使秘色瓷具有“青玉”般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唐代金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影响，秘色瓷结合了唐代流行的金银脱、金装陶器工艺与传统的金银扣工艺，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开创了金银装饰瓷器的先河。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就是最好的诠释。

关于秘色瓷的艺术特征，学者们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比较，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学者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为例，从种类和造型进行分析，认为这批秘色瓷有碗、盘、碟、瓶几种，种类似乎较少，但同一类器物却有多种变化。其造型以仿唐代金银器为其特征，这些器物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唐代秘色瓷器提供了“一整套重要的晚唐造型的模式”。还有学者从造型、胎、釉、装饰技法、纹样题材、装烧方法等方面对秘色瓷进行了分期，认为：第一期器形多样，碗盘等器仿制金银器皿。胎质灰白细腻，施满釉，足底刮釉，釉色有青绿、青灰、青黄，釉层均匀润泽。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划花、印花和褐色彩绘，并采用密封匣钵装烧。第二期在承袭前期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在器形上有所变化，器足普遍较前期窄而高，新出现了卧足盘、委角盘。装烧方法也有所改进，创制垫圈，取代了泥点间隔的装烧方法，支烧痕迹由圈足底部移到圈足内底，使圈足包釉光滑。第三期造型和装烧工艺与前期相比略有变化。碗的腹部下垂，圈足增高，盘的圈足普遍向外卷。胎色、釉色较前期略灰暗，釉层薄而透明，玻璃质感强。在装烧技术上，则逐渐用厚重的夹砂耐火土匣钵取代瓷质匣钵。

秘色瓷不论在工艺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首先表现为“材质之美”，即体现在胎质和釉色上。秘色瓷的最大特色就是胎质细腻、釉色纯正，具有十分自然的艺术效果。其次是“造型之美”。从出土秘色瓷来看，以动物形为主的拟形器数量相对较少，而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外型设计较多，在造型上皆遵从对称、均衡、主从协调等形式美法则，简洁明快，朴实无华，并且非常注重实用和审美的结合。最后则是“纹饰之美”。秘色瓷以线刻和薄意雕刻作为主要装饰手法，使得器物的纹饰与釉色及造型相得益彰，呈现出清纯雅致的艺术风格。

期待更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杭州、临安等地五代吴越国钱氏及重臣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青瓷，其所出墓葬纪年明确，墓主身份高贵，因而使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青瓷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秘色瓷”，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故仅限于推测而已。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了14件青釉瓷器，其中13件在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中被明确记载为“瓷秘色”，至此“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这一出土不仅展现了晚唐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一批标准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秘色瓷”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国陶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自此，“秘色瓷”成为了新的学术热点，受到考古、古陶瓷以及科技界的极大关注，1995年上海召开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则把“秘色瓷”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现将近二十年来有关“秘色瓷”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不同意见做以下综述。

从总体上来看，“秘色瓷”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关于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其产自浙江的越窑，主要产区就在慈溪的上林湖地区。始烧年代也被确定为晚唐。而秘色瓷的概念和窑场性质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观点众多，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秘色瓷”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内，海外学者研究甚少。研究者人数不多，部分论文的质量也不高，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分析和描述上，对于“秘色瓷”工艺特性和文化内涵的研究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学者往往多以文献为依据，而对考古资料的把握不足，从而出现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情况。因此，关于“秘色瓷”的深入研究势在必行。从事考古、历史、美术史、科技研究的学者应互相协作，对出土的“秘色瓷”实物以及窑场作进一步的考察，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加以分析。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使研究更为系统化。

传说中的“秘色瓷”如何重现人间

苏州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秘色瓷莲花碗，这件碗于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后入藏苏州博物馆。

早在唐代，诗人陆龟蒙就曾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秘色瓷之美。及至北宋，赵令畤也在《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此外，《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也都有关于秘色瓷的记载。然而宋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秘色瓷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后人再看到唐宋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竟然不知其为何物，秘色瓷成为了一个传说。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千年“秘色瓷”之谜才终于具象化，被人们认识。那么“秘色”究竟是什么颜色？这种沉浮浪潮中的“秘色瓷”又有何过人之处？

秘色瓷八棱瓶　法门寺地宫出土

浙江省杭州市钱元瓘墓出土（五代）越窑秘色瓷浮雕盘龙纹罂，浙江省博物馆

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出土有明确记载的13件秘色瓷之一——越窑秘色瓷葵口盘，也是目前秘色瓷的标准器。

“夺得千峰翠色来”究竟是怎样美丽的一种颜色？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后，专供皇家，“臣庶不得使用”

2017年5月23日，“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升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甚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

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多年的脑筋。

在从唐代晚期到北宋初年的近二百年间里，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一直都是专供皇家使用的珍宝。除唐、宋两朝皇帝外，使用过这些瓷器的还有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柴两姓以及吴越国的帝王）。不仅有唐代陆龟蒙《贡余秘色茶盏》诗明确说明秘色瓷是为皇帝烧造的贡品，而且《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等书都有吴越国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器的记载。但宋代以后，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载越来越模糊，秘色瓷终成悬案。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成为解开秘色瓷之迷的重要转机。法门寺地宫不仅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明确表明这种越窑青瓷就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千古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地宫还出土一件越窑青釉八棱净瓶，与衣物账碑记载的13件秘色瓷特征一致，因此，也被认为是秘色瓷。由此，秘色瓷有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标准器确立之后，与之相同的青瓷得以认定为秘色瓷。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均等级较高，如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都是皇室或王室成员墓葬。这显示出秘色瓷是跨越民族和族群使用的瓷器，也证明了秘色瓷进贡宫廷的“贡瓷”性质。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

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实行土贡制度，各州将本地物进贡给皇帝。《新唐书·地理志》载，进贡瓷器的州府有邢州、越州和河南府等三处。文学家柳宗元等著文《代人进瓷器状》，写的就是他替友人饶州刺史向皇帝进贡瓷器一事。唐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所指亦是进贡越窑青瓷之事。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明确说明了秘色瓷就是贡瓷。

在唐、五代的土贡制度下，是否存在生产贡瓷的窑厂呢？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唐代凌倜墓出土墓志罐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志文证实了唐代贡窑的存在。与民窑不同，贡窑是特定生产贡瓷的窑场，其产品的一部分须用于进贡。贡窑与宋代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官窑也不同，仍保留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可以烧造普通瓷器。

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从晚唐直到宋初，唐、辽、宋皇家均使用，五代时期除吴越国外，文献记载前蜀曾向中央进贡秘色瓷，考古发现广州、长沙均出土有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器，说明当时前蜀、楚、南汉均曾得到并使用秘色瓷。毫不夸张地说，秘色瓷器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后司岙窑址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亦是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5年10月到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了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

生产地的发现不仅代表着结果，更展现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秘色瓷的生产过程，也涵盖整个窑址的发展过程。后司岙的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已有秘色瓷器种类的认知、告诉了我们部分秘色瓷可能的烧造地点以及烧造方式。同时，普通越窑瓷器的同步出土，也使我们对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瓷器生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其成果意义重大，后司岙窑址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年正值法门寺地宫发现30周年。与此同时，秘色瓷产地——后司岙窑址的确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发现。“秘色重光”展览，正是对这两大重要学术事件的纪念和总结。

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昂贵的秘色瓷器

随着越来越多参照系的明确，秘色瓷的特点和生产工艺也逐渐浮现而出，尤其是从装烧工艺上解释了秘色瓷特殊地位原因。秘色瓷的装烧工艺极为讲究，从与秘色瓷器同出的大量瓷质匣钵可以看出，这些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可以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如此严苛的装烧工艺，也体现出了秘色瓷烧制的高昂成本。

通过研究发现，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而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在窑址堆积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大中”、“咸通”等年款窑具的地层。根据地层判断，后司岙窑场在唐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一直持续至五代中期左右，五代后期质量下降。

至于秘色瓷器生产的下限，文献有迹可寻。入宋，吴越国于开宝二年（969年）、开宝六年（973年）分别进贡“秘色瓷（窑）器”但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以后所贡瓷器多记为越器或瓷器，已不使用秘色瓷（窑）器的概念。熙宁元年（1068年）所记越州贡物中又有“秘色瓷器”。这为认识秘色釉生产的年代下限提供了方向。

八棱秘色瓷净水瓶

唐代，扶风县出土，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藏。

口径2.2厘米，通高21.6厘米，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被石刻《献物帐》明确记载的秘色瓷碗、盘等共计13件，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秘色瓷器，线条优美，造型端庄，浅灰色胎细腻致密，釉色晶莹润泽，清澈碧绿，它们的出土，被学术界称为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八棱净水瓶虽未被《献物帐》记载，但相信仍属秘色瓷。

此瓶为圆口，长颈，圆腹，颈底部饰三周台阶形八方弦纹。肩腹部竖向凸饰八条棱线，圈足。

秘色瓷，因其烧制技术、工艺、配方秘不传入，其瓷器真品传世也极少，更增添了一种神秘之感。“秘色瓷”一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

青瓷是我国的传统产品，窑口很多，品类也很复杂，在唐代数浙江越窑青瓷最为精良，为我国青瓷之冠。秘色瓷是晚唐至宋初宫廷专用瓷器，属越窑青瓷中的上品。但越窑瓷器中，哪类青瓷属于秘色瓷，在陶瓷研究学者中一直未得到确切证实。自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青瓷器釉色与陆龟蒙诗中所记相吻合，也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一批标准器。而且在同时出土的《献物帐》中把这批精致的越窑青瓷明确称为秘色瓷，这才使秘色瓷之谜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