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国家重要客人的宴会，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以及政府的名义外国援华人员，以及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宴会。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宴的规格积极高，当然政治影响也非常大。国宴用瓷器在新中国见过之处就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天说说新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继1952年建国瓷研制后，1960年初国家曾组织主要产瓷区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等地试制国宴瓷样品，并在1960年6月4日和6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要求继续试制。1961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情决定各送样地区延缓国宴瓷的研制。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庆节时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原有国宴瓷损坏不少，只得临时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暴露了瓷器规格不一、杂乱无章不够用的问题，此事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
由于湖南醴陵一直未间断国宴瓷试制，加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直使用由醴陵生产的蝴蝶兰胜利杯，就决定由醴陵负责国宴瓷设计生产，其他产瓷区也将历年设计上送的样品一一陈列供醴陵参考。1963年11月7日—8日，人民大会堂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国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工美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锷（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及湖南省美协主席张一尊、副主席陈白一、湖南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等进行两天鉴定。11月10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张际春、曾三、袁仼远、曹瑛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鉴定，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和北京饭店的厨师也参与鉴定并提了许多建议，最后选定国宴餐具、便宴餐具及茶具、烟具等54个规格品种35种装饰花面，集中全国各产瓷区送样的优点，其中绝大多数装饰花面选择醴陵设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推荐了编号139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作为国宴餐具图饰，此花面原系景德镇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时由祝大年、施于人、高庄等设计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当时编号139，此次生产国宴瓷决定改原青花为醴陵独创的釉下海蓝色。1963年11月醴陵陶研所50余人到艺术瓷厂参加国宴瓷研制，经过四十天奋战，完成了54个品种修改定型试制任务。1964年1月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人民大会堂审查鉴定，1月9日通过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的最后审查，1月10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15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随即，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与艺术瓷厂（即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艺术瓷厂开展了国宴瓷生产的大会战。在醴陵瓷器公司统一安排下，集中了优秀制瓷技术人员68人，生产工人388人，其中成型152人（注浆14人，手工拉坯92人，机械旋坯46人），釉下彩绘工人165人，其他工种熟练工人71人，几乎囊括了醴陵全部制瓷精英。湖南省轻工厅还抽调4名专业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与国宴瓷花面设计，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派车送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率技术人员赴怀化雪峰山考察，并运回世界上最好的制瓷原料大球泥。瓷土配方技术人员在原“三馆瓷”配方中加入大球泥，经多次试验，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保证了这批瓷器烧成后胎质达到“白如玉、坚如铁、薄如纸、声如罄”的最高境界。陶研所陶梅春、李佑安等研制低温无铅色口釉获得成功并首用于国宴瓷的生产，使国宴瓷在安全无铅毒下口感更舒适。国宴瓷的生产者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8月底完成了国宴瓷生产任务。计有9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国家采用国宴瓷最多的一年。国宴瓷的生产不仅是湖南醴陵最大的任务，也是国内从未有过的国家用瓷大批量生产。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和艺术家杨亚人同志亲自到国宴瓷生产地查看并指导国宴瓷生产情况。据《群力瓷厂志》记载：1964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马振峰和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吴铮在北京就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在协议书上签字，即8大项目、44种，总数量为165350件，金额194440元。与后面实际交货数不同。据笔者考证，这两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实际完成交货数，另一个是协议数。按当时的国情，协议数是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底线，而实际交货数是可以突破并还会受到国家表彰鼓励的行为。据当时具体指导此项工作的醴陵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统计表明：当年8月醴陵完成任务实际交货数为178367件，分别是：
（1）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蓝色缠 枝牡丹纹（即139花面）装饰，计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个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计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花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花面装饰，共计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计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400件。
（8）扣碗（蓝边）1种6000件。
（9）糖缸、奶罐各一种250件。tAOCi52.coM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副厂长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技术科科长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陶瓷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刁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湖、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负责花面设计和釉下颜料调配。前后参加国宴瓷花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此次国宴瓷虽器型、花面不同，但统一采用“湖南醴陵”方章款，不仅数量、器型多，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而且胎质洁白如玉，深受中央国家机关青睐。不少单位和有涉外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纷纷赴醴陵订购瓷器，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家庭也是这批国宴瓷和随后二十多年间醴陵为人民大会堂补送的国宴瓷的使用者。以139花面国宴瓷为例，此类国宴瓷曾被毛主席选用，作为他的生活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中还藏有不同时期这种纹饰的餐具20余件。毛主席70岁生日宴请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时使用的是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周总理宴请外宾时也常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胜利杯。1988年在全囯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使用釉下蓝彩139烟灰缸。
继醴陵1964年生产第一批国宴瓷后，几乎每年都要为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瓷以弥补耗损，这些历年补送的国宴瓷我们称之为国宴补充瓷，与首批国宴瓷相比瓷质较接近，都采用大球泥配方，只是底款根据时间不同而变化，“文革”中采用“环球款”，上世纪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用棕色双凤款，90年代以后用带注册商标标志的蓝色双凤底款。从80年代中后期始，大球泥开采殆尽，国宴瓷坯料配方也作相应调整，瓷质较以前差距逐渐加大，到上世纪末普遍采用广东潮州泥配方，瓷质白度和透明度改进很大，但润泽度和玉质感却无法与原国宴瓷相比。国宴瓷花面从设计至今已近五十年，有些仍被人民大会堂采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器型和花面至今仍是原醴陵生产国宴瓷时设计的，仍由湖南醴陵生产供给，也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国宴瓷特别是早期国宴瓷已成为新中国陶瓷收藏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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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瓷的两次历史上辉煌
“直到现在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制配方仍然是绝密！”杨宗干称，瓷器釉下彩绘包括青花、釉里红和釉下五彩三个主要的品种；景德镇最多只能造出釉下三彩，是醴陵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其所谓“五彩”，其实并非只有五种色彩，而是多彩、五彩缤纷的意思。
醴陵瓷能成为中国名贵瓷器，主要得益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清光绪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湘西凤凰人熊希龄。光绪３０年（１９０４年），熊希龄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并于次年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创办“湖南瓷业公司”，醴陵瓷因此迅速异军突起。１９１５年２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耗资１７００万美元的世界空前盛典——“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加博览会的湖南醴陵釉下彩瓷器，因瓷质细腻、画工精美、五彩缤纷、清雅明快而一举夺得此次赛会的最高金牌奖。自此，名不见经传的醴陵瓷器风靡于世。
“醴陵瓷有两段辉煌历史，第一段是熊希龄造就的，集中在１８９９－１９２５年；第二段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主要因为毛泽东及其缔造的红色政权而再次闪光”。杨宗干介绍，１９５５年醴陵成立陶瓷研究所，从乡下请出唯一健在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传授釉下彩技艺，培训学徒，使得中断２０余年的釉下彩瓷器得到恢复。“两次辉煌中的瓷器都具有收藏价值！”
湖南：将醴陵建造成湖南陶瓷产业基地
近日，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周伯华来醴陵现场办公，对醴陵陶瓷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并表示：省政府全力支持将醴陵建造为湖南陶瓷产业基地。
醴陵人早就雄心勃勃了。去年6月，该市就向省有关部门提交报告，要求把醴陵陶瓷作为湖南省标志性产业进行建设。
近年，世界陶瓷生产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的陶瓷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醴陵陶瓷业将随着该省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跃上新台阶。
醴陵大力发展陶瓷产业，有产品优势。早在清末，“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醴陵瓷就已名扬天下。1907年发明的釉下五彩瓷，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被称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50多种产品获曾以上优质产品奖。“双凤”牌釉下彩4次获国家金奖，并被选为国家礼品瓷。炻瓷畅销国际市场，成为出口拳头产品。
有人才优势。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陶瓷文化、商品意识、经营理念熏陶出了一大批在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人才；设立在该市的省陶瓷研究所培养、聚集了众多陶瓷专家和技术骨干，是产业发展的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有市场优势。该市的陶瓷产品行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占有全国日用瓷7.2％的市场份额。有自营出口权的陶瓷生产企业已达35家，产品出口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总额达1亿美元。
湖南醴陵陶瓷将首次亮相故宫
近日，从“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新闻通报会上获悉，6月28日至8月27日，由故宫博物院、湖南省文化厅举办，醴陵市委、醴陵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将在故宫博物院斋宫隆重举行，这是醴陵陶瓷首次在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故宫博物院展出。
这次展览以醴陵陶瓷历史为主线，以醴陵釉下五彩瓷为主题，分为“千年窑火、横空出世、当代国瓷、文化新瓷”四个部分，将全面展示釉下五彩瓷的独特艺术魅力，彰显釉下五彩瓷的艺术价值，整个展览具有跨越年代久远、作品种类多样、表现内容丰富、艺术风格鲜明、稀世珍品众多等特点。
近年来，醴陵市委市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介醴陵陶瓷，先后成功举办了“历史的釉光”首都博物馆陶瓷展、醴陵陶瓷名家作品长株潭巡展、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等重大活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赴台交流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次“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将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釉下五彩瓷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将由故宫出版社出版发行《醴陵窑――釉下五彩瓷珍品集》，还将汇集国内陶瓷领域知名专家和国外陶瓷专家、文化专家，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醴陵陶瓷的创新发展。
欧盟反倾销 湖南醴陵陶瓷企业抱团应对
2月中旬，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至欧洲的陶瓷餐具及厨房用具发起反倾销调查。作为中国瓷器出口欧洲的重要基地，湖南省醴陵市骨干出口企业“抱团拧绳”积极应诉。
2012年2月1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出口至欧洲的陶瓷餐具及厨房用具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5个海关编码，调查期为2011年全年。
醴陵市商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此次欧盟反倾销调查涉及的醴陵企业多达59家，涉案总金额为4928.7万美元。醴陵市单个涉案金额最大的企业是湖南华联瓷业有限公司，涉案金额为1206万美元。而泰鑫瓷业、港鹏实业等企业，涉案金额也多达数百万美元。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陶瓷出口和生产大国，年产日用陶瓷约150多亿件，占世界总产量的60%，其中日用陶瓷出口量约占世界总量的65%。一些醴陵陶瓷业出口贸易商指出，中国企业此次一旦被欧盟“坐实”为倾销，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效仿，群起对中国日用陶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将给包括醴陵在内的中国陶瓷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醴陵市委宣传部外宣办负责人介绍，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后，中国轻工商会副会长李文锋带领法律、商品等部门负责人会同各级商务部门及地方政府，在醴陵与重点出口企业磋商分析形势。期间，以华联瓷业为首的醴陵企业坚决表示，虽然应诉风险很大，但不应诉则意味着被动接受高额反倾销税。为了求生存，也为了维护中国日用陶瓷的全球地位，“抱团拧绳”积极应诉势在必行。对此，中国轻工商会及各级商务部门均表示将全力给予出口企业以专业指导、信息反馈及协调沟通等服务。
目前，以华联瓷业为代表的一些醴陵瓷业企业，正准备提交参与欧洲反倾销调查的问卷。同时，为确保企业和欧洲客户的切身利益，一些企业决定调整业务规划，将已签订的欧盟客户订单尽快完成。
湖南株洲“世博”醴陵陶瓷展馆通过验收
4月7日，位于上海世博园艺萃馆内的醴陵陶瓷展馆，已经布置完毕通过验收，并将在5月1日“世博”开园后正式开门纳客。
艺萃馆系中华传统艺术的专门展馆，汇集来自各省(市)区数百种传统经典手工艺产品。湖南馆征集了湘绣、黑茶、醴陵陶瓷等产品，其中醴陵陶瓷展馆面积达100平方米，分别由湖南醴陵红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湖南醴陵元诏瓷业有限公司组织布展，重点展出醴陵釉下五彩瓷、高温红瓷等先进陶瓷工艺。
在“红官窑”展区，已经有上百款特色陶瓷产品上柜，其中包括毛瓷、国礼瓷、国宴瓷等经典代表作品。此外，“红官窑”专门制作了全英文画册，方便外国游客观看展品。上海世博会开园后，“红官窑”展区还将组织现场瓷艺表演等系列活动，增强与游客的互动性。
“元诏瓷业”组织了近10名国家、省级陶瓷工艺大师，专门制作参展产品。目前，该企业展区已布置展品80套(件)，包括国礼国瓷、釉下五彩、盛世中华和合对瓶、和谐盛世对瓶等产品。此外，“元诏瓷业”还派遣3名专业讲解接待人员入驻展馆，并进行专门的礼仪和行业知识培训，力求向“世博”参观者提供最优质专业的接待服务。
世界瓷都湖南醴陵进军千亿陶瓷产业群
4月26日，素有中国“红官窑”、“世界釉下五彩陶瓷之都”美名的湖南醴陵市向社会宣布欲打造产值千亿元人民币的陶瓷产业群。醴陵市市长蒋永清透露，该市已通过千亿陶瓷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力争在6至8年内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提出，到2017年要力争实现电瓷电器250亿元、新型陶瓷150亿元、日用陶瓷150亿元、工艺陶瓷50亿元、建筑卫生陶瓷100亿元、陶瓷装备制造业150亿元、陶瓷辅助产业150亿元，其中日用陶瓷、电瓷电器的国际市场占有额分别要达到20%和15%。
湖南醴陵市享有“瓷城”美誉，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早在东汉初制瓷作坊已初具规模，至今已有1900多年的制陶史，出产的红瓷、釉下五彩陶瓷获“国瓷”之称。业内评价其陶瓷为“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1909至1915年间，醴陵陶瓷相继在武汉劝业会、南洋赛会、意大利都郎博览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分获一等金奖、一等金奖、最优奖和优奖金牌。目前，醴陵陶瓷产业已发展为日用瓷、工业瓷、电瓷、建筑瓷、特种工业瓷5大系列4000余个品种，出口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蒋永清表示，面对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陶瓷产业向外转移和开发新瓷材料等竞争新形势，醴陵市每年投入1亿元研发基金投资建设湖南醴陵陶瓷产业园，实现由传统陶瓷产业向新型陶瓷、电瓷电器为核心的战略性产业转变，增强技术创新实力，构建醴陵陶瓷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景德镇烧制毛瓷始末
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器这件事。当时中共中央也没有为此事下达过文件。然而，为毛泽东定制生活用瓷确有其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名称和代号，为叙述方便，暂且称它为“7501毛瓷”（简称“毛瓷”）。
最近一些年间，“毛瓷”被许多收藏者追捧。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黄庆荣披露了当年定制“毛瓷”的经过。
工作人员猜测毛对瓷餐具不满意
1974年，毛泽东因为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要我（黄庆荣）去湖南，布置毛泽东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
在湖南省公安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
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
我从湖南省公安厅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到湖南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
烧制毛泽东生活用瓷成高级机密
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江西景德镇，找到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为毛泽东定做生活瓷器。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个至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件至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
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和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制做高手调集起来，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
李克时安排罗慧蓉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
精挑细捡终于选出10套精品
此后，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
考虑到毛泽东酷爱梅花，毛泽东在南昌的“828”招待所1号院住处客厅里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图样就选定了“翠竹红梅”。
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人民币，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
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把罗慧蓉叫到招待所，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泽东到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罗：“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罗慧蓉既害怕又高兴，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
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余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八九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
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3箱、某某某1箱。
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
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
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
世界大独幅陶瓷瓷板画现身湖南醴陵
最大的瓷板画
世界最大的独幅瓷板画“中国醴陵巨幅釉下五彩双面瓷板画”基尼斯纪录颁证典礼现场，众多市民一同见证了世界釉下五彩陶瓷艺术巅峰之作的诞生。
在瓷城醴陵最近被国家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及“国瓷醴陵”两块金字招牌之际，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幅双面瓷板画并获基尼斯纪录的“中国醴陵巨幅釉下五彩双面瓷板画”也欢天喜地面世了。举行的基尼斯纪录颁证仪式上，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上海总部总经理王以卓郑重宣读并颁发证书。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标志着中国陶瓷国粹——醴陵釉下五彩瓷，继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首次亮相获得金牌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之后，再次走进了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时代。
这幅尺寸4.23米×1.73米的裸体瓷板画，厚度仅为16毫米，由醴陵市亚太陶瓷厂总经理温光志创意，经过多年精心研究设计，在1365摄氏度高温下烧制而成，首次实现了醴陵釉下五彩瓷单面向双面(多面)大面积多元素烧制技艺关键性技术的突破，并已申请国家专利。同时，框架由巴西进口波罗河红木制作，出自世界著名的雕刻之都——浙江省东阳市，双面雕花，工艺精湛。
瓷板正面为釉下五彩《中华颂·长城山水画》，为国画大师刘培竹先生原创。画面意境高远，大气磅礴，在初升的红日辉映下，群山巍峨起伏，万里长城绵延舒展，云海翻滚，雾气蒸腾，绚丽壮观。近处千年古松傲然挺立，苍劲挺拔，显示着中华民族不折不挠的豪迈气概。背面则是一幅中国红瓷《清明上河图》，令人为之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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