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釉下彩瓷器。
唐朝，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生产力的提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同时，伴随着文化艺术的兼收并蓄，唐代瓷器的制作水平更好，使用范围更广，瓷器的品种与造型更加新颖多样，其精细程度也远远超越了前代。唐朝的瓷器，除了在发展中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两大瓷窑系统，同时还烧出成熟的黑、黄、花瓷，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创烧出中外闻名的唐三彩和釉下彩。
在合肥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着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唐青釉点褐彩执壶。
唐代制瓷工艺的新成就之一
中国人多爱陶瓷，可大部分人对陶瓷釉彩的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楚。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馆员夏腾告诉记者，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是有规律可循的，大体说来是从无釉到有釉，从单色釉发展到多色釉，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并逐步形成了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品种。
“釉下彩”是唐代制瓷工艺的新成就之一，它为瓷器装饰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下彩是用彩料在瓷器坯体上直接施彩，然后再罩一层透明釉，入窑后在高温中与瓷器一次烧成的品种。它的突出优点在于不易磨损、永不褪色、无铅无毒，且光滑平整、晶莹光亮。
夏腾说，当时，越窑曾尝试过釉下褐彩，但没有发展起来。北方邢窑一直采用刻划花装饰。唯独长沙窑成熟运用了釉下彩绘瓷工艺。早期，长沙窑采用的是模印贴花装饰。为了突出效果，匠人们又在贴花上再施褐色彩斑，最后再施青釉。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青花瓷是釉下彩的最成功制作，也是中国瓷器的代表品种之一。
“其实，釉下彩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汉末三国时期，只不过当时只是以褐色颜料简单地装饰瓷器。”夏腾补充道。
深受长沙窑青瓷执壶影响
真正的釉下彩绘瓷出现在唐代，而唐青釉点褐彩执壶便是釉下彩绘瓷的代表作之一。整个壶呈棕色，壶身上有状如褐色水渍斑的釉色装饰，而这种装饰在唐朝比较多见。在夏腾看来，这种简单的釉下纹饰的大量出现，也为后来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唐代，青瓷也好，白瓷也罢，其器型多为日常生活常用的，比如碗、盘、壶、罐、瓶等。其中壶中最常见的形制便是多棱形圆柱短流的执壶，壶腹一般为椭圆形或瓜棱形，壶柄为双排曲柄，壶口多为喇叭口，外部施釉不到底，底多为微微内凹的平底。
这个唐青釉点褐彩执壶，喇叭口，短流，双系，曲柄，鼓腹，平底。同时，为青褐色釉，施釉不及底；灰白胎，胎质较细。整体看来，它的造型与长沙窑青瓷常见的执壶造型一致，也是唐代执壶的重要形制之一。
那么执壶在唐朝是用来装什么的呢？“执壶，又叫‘注壶’，是从隋代开始出现的酒具，到了唐中晚期已经大量流行，基本取代了鸡首壶、凤首壶等。这时期执壶式样繁多，有短流、长流、曲柄、直柄等数种。”夏腾答道。
·本报记者方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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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唐代长沙窑点彩执壶
点彩执壶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最初的造型由青铜器发展而来，作为一种酒具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日用生活器皿，执壶在唐宋元明清的各个窑口均有烧造，且极具时代特征。唐前期器呈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壶体较矮，鼓腹，假圈足。唐中晚期大量流行，基本取代了鸡首壶、凤首壶等。
蚌埠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长沙窑点彩执壶（见图）。该壶口径5.5厘米，底径9厘米，高28.5厘米，腹围36.8厘米。直口，长颈，鼓腹，矮圈足。肩腹有明显界限。流细长，上口略低于壶口。胎粗略厚，釉色白中泛黄。器物通体以酱黄色、孔雀绿色彩斑用点彩的方式组成桃形、圆形、心形等几何图案。釉薄且与胎结合不紧密，有少部分被土侵蚀而露胎，可见其胎质粗糙不甚质密，釉面脱落点彩斑驳。整器瓷化程度低，这也是隋唐时期瓷器的普遍特征，是由当时的制瓷工艺还相对落后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它们虽不及元以后明清瓷器之精美，但内在质朴古拙之气韵，仍为后世无法超越。
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产品种类较多，如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壶、瓶、杯、盘、碗、枕、灯等。其艺术装饰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彩绘的纹饰常见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之类。这种纹饰多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这些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黑釉执壶(唐)
唐 黑釉执壶
规格:高24.1cm，直径22.8cm
黑釉瓷是十分重要的一类瓷器，烧造历史稍晚于青瓷。东汉墓中已有黑釉罐出土，而江浙一带东晋、南朝墓葬也屡有黑釉瓷器发现。在唐代，黑釉瓷烧法比较多，几乎出白瓷、青瓷的窑场多有烧造。因为黑釉含铁、钛量比较高，且变动范围大，说明它对原料的适应性较强。黑釉与青瓷、白瓷在成分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含铁量的有无或多寡，以及氧化还原烧成上的一点差别，这就较有利于黑釉瓷的生产与发展。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偏提、汤瓶。基本造型是敞口、溜肩、弧腹、平底或带圈足，肩腹部安流口，腹部间安执柄。它盛行于唐中期至宋，在其他朝代也有发现。唐中期的执壶壶流较短，作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五代时壶流与执柄开始加长。宋代变得瘦长，常见作瓜棱形。唐、宋时越窑、长沙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烧制较多。
从器型上说，执壶略似鸡首壶，它所盛行的唐中、晚期，鸡首壶已渐渐消失。两者虽都是盛水物，但执壶可用于点茶，即将茶末放在碗内，再将执壶中开水冲入碗中。此法起于晚唐而盛行于宋。为点茶之需，嘴越做越长，后来呈曲流状。（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凤鸟纹三足盆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创烧于唐，是承继唐朝岳州窑而起的，晚唐至五代是极盛期，五代以后衰落。考古发现窑址20多处，窑址中有大量瓷片和窑具，可见当时窑业的兴盛。从考古资料显示，长沙窑产品不仅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而且在国外也有大量出土，这表明长沙窑外销瓷数量巨大。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之一，它不但式样之多在当时瓷窑中少见，而且在装饰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以釉下彩绘独冠群窑。釉下彩是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方法，用色料在成型的坯胎上进行绘饰后，施以白色透明釉或青釉，入窑经高温一次烧成。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在青釉上施以铁为呈色剂的褐彩，唐代越窑、长沙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褐彩在青釉上绘纹饰的工艺，但长沙窑青釉褐彩的数量远远超过越窑，而且长沙窑在青釉上用褐彩绘画的瓷器，是采用了先在器物的胎体上用褐彩绘画，然后施青釉高温烧制的釉下彩绘工艺。虽然三国、西晋已发现青釉釉下褐彩器，但属罕见，而且在三国以后此种釉下彩绘工艺忽然消失。因此《中国陶瓷史》：“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我国陶瓷史上一件大事。长沙窑在这方面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尝试，首创了胎上画彩，然后上釉烧成的高温釉下彩的新技术……。”
镇江市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一件长沙窑青釉褐彩凤鸟纹三足瓷盆（图1），高10.8、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图2）。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凤鸟纹，一只长尾凤鸟站在荷花上（图3）。此鸟先用褐彩勾勒，然后在鸟纹的边线及局部图案处用红绿彩渲染。花鸟纹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题材，花和鸟常常配合在一个画面上，多见于壶流下及盘、盆内底上。有展翅高飞的鸿雁、跳跃于花间的鹊鸟、嬉戏的双燕等，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唐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窑场之一，产品遍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其装饰新颖、器类丰富，为唐代瓷窑中的翘楚。瓷盒是长沙窑产品中的重要门类，多用作妆奁用具，如镜盒、粉盒、油盒等。其中油盒是用于盛装头油的器皿，本文就来介绍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这件长沙窑油盒（图1），通高5、口径5.2、足径9.8厘米，20世纪50年代合肥市北门外高河埂出土，现为安徽博物院藏品。此油盒由盒盖（图2）与盒身（图3）组成，通体施青釉，釉面有开片。盒盖与盒身作子母口扣合。盒身为直壁圆筒形，底部略凸起，盒身上部为隆起的穹形，敛口。盒盖残缺一块，修复，盖面以绿彩绘几片草叶纹图案，装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长沙窑一贯的风格特点。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湖周边的山岗。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发现器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字样。《全唐诗》中有李群玉诗《石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写了当时石渚湖畔陶瓷器烧造的壮观景象。因此，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唐代长沙窑当时可能被称为“石渚窑”。
长沙窑以彩装饰为最大特色，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常见的有褐彩、绿彩、褐绿双色彩，亦见有少量的黄彩、蓝彩等。研究者认为长沙窑的彩装饰技术的源头可能来自河南巩义窑等窑场，如唐三彩、唐青花等。“安史之乱”后，中原人避乱南迁，河南窑工们将他们用彩的习惯与技术带到了湖南，并进一步创新，形成了长沙窑丰富多彩的彩绘瓷。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梳妆，发式的造型与美化是重要一项，很早妇女们就已懂得用油脂来润发，唐代时梳妆用的头油即以此类敛口瓷盒装盛。唐代《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及瓷、漆器时，有“瓷若油合”的记载，“合”通“盒”，当指瓷质的油盒。
在长沙窑生产的油盒中，也有不少盒盖上彩书“油合”的自铭。如1978年长沙窑窑址上出土有两件盒面书有“油合”二字的青釉盒；镇江、徐州等地考古发掘中也都出土过书有绿彩“油合”的长沙窑青釉盒；上海博物馆、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亦收藏有长沙窑“油合”款青釉盒；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扬州凯运商业广场工地唐代墓葬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带流盒，盒盖上褐彩书“油合”二字，这件油盒最大特点是盒身一侧带流，进一步说明盒内盛放液体。
由于众多这类敛口盒有“油合”自铭，可以确定它们的用途是盛放梳妆用的头油。这类瓷盒盖合时看上去与一般的瓷盒无异，而打开盒盖，便可发现盒身上部隆起呈穹形，这可以增加油盒的容积，同时作敛口，比一般盒口小很多，则可以减少油脂的挥发。这也充分表明此类穹形敛口盒盛装头油的功能。
三彩双鱼壶(唐)
唐代 三彩双鱼壶 高25.3厘米
收藏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双鱼嬉戏成一器
此壶1992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中，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形象的肖形酒器。该壶为扁圆腹，壶体系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鼻，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处外皆施三彩釉。此壶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地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壶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纵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唐代的双鱼酒壶
唐代的双鱼酒壶，已见于古代文献记载。唐人称为双鱼榼，如诗人白居易即诗云“何如家酝双鱼榼”，《说文》说：“榼，酒器也。”《急就篇》颜注云：“榼，盛酒之器。”由此看来，上文中所提到的双鱼酒壶，也许正是这一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双鱼榼”。
鱼者“余”也
鱼之所以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不仅是因为鱼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或观赏把玩，而且还由于“鱼”、“余”谐音，“鱼”可暗喻富足有余，表现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上述三彩壶双鱼相连，可能寓意“连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生水中，每日吐纳不止；酒从壶口进出，就如鱼之纳吐，正可应合美酒富如江河水，任君斟酌永不尽之美好愿望。
唐代的三彩器
唐三彩是唐代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是唐代陶瓷制作的最新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唐三彩属于低温釉陶系统，以其造型生动、色泽艳丽、生活气息浓厚而闻名于世。所谓“三彩”实际上是指多种颜色，主要有红、黄、白、绿、褐、蓝、黑等色，因其以黄、绿、蓝三色为主，又因创烧于唐代，故称唐三彩。唐三彩造型品类繁多，既用于制作酒器，也可用于制作餐具、茶具和其他小型工艺品，如文房用具等，就连墓葬中随葬的俑像也施三彩，有的制作极为精美，如洛阳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文吏俑，就颇具艺术魅力。
这件出土于河南洛阳唐代墓葬中的三彩文吏俑，头戴高冠，冠之正面饰以乳丁，构成“心”形图框，框内雕塑一鸟，展翅欲飞。面部雍容丰满，浓眉大眼，耳轮下垂，满脸胡须，沉稳中蕴含刚烈，颇有宰相之风。身着广袖红袍，袍边及袖口施翠绿和粉白色釉。双手持笏板，拱于胸前。在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一带的唐墓中普遍出土三彩人俑像，三彩文吏俑仅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三彩人俑还有贵妇俑、男女侍俑、拉马俑、武士俑、胡俑、天王俑等，均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充分再现了唐代工匠们的雕塑艺术水平。
东晋洪州窑青釉点彩四系带盖瓷罐
洪州窑位于江西省丰城市，始烧于东汉晚期，东晋、南朝进入兴盛期，唐代中期达到鼎盛，至晚唐、五代逐渐衰落。
东晋时期，洪州窑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钵、罐、鸡首壶、盘口壶、唾壶、香薰等。这一时期洪州窑生产的瓷器以青釉和青褐釉为主，釉层均匀透明，玻璃质感强；纹饰简朴，图案布局规整，繁而不乱。此时点彩被广泛应用，点彩的出现和应用，突破了以往瓷器以拍印、刻划等为主的传统装饰技法，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思路，对提高瓷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镇江域内东晋墓也曾出土为数不少的洪州窑瓷器，有青釉碗、盘、香薰、钵、青釉褐彩带盖四系罐等。出土瓷器胎质较粗糙，胎色有浅灰、灰白、灰黄色，釉色多青黄色，釉面开冰裂纹。装饰简朴，器物多素面或弦纹，有的器物饰褐色点彩，口沿褐彩排列整齐细密。如这件象山园艺场M2东晋墓出土的洪州窑青釉点彩四系带盖瓷罐（见图），通高9、口径10.8、底径8.3厘米；覆钵形盖，环形钮。器平唇，扁鼓腹，平底，肩设对称四环形系。以盖钮为起点，匀称的分布五条褐彩线，褐斑呈圆块状，粗大稀疏，釉色由深入浅。胎浅灰白色，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脱落。
唐长沙窑黄釉褐斑纽绳鋬执壶
楼钢说古陶瓷之十四
本栏目摘选自著名古陶瓷鉴赏家楼钢的著作《中国古陶瓷鉴赏手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古陶瓷的方式。
小洗口、短颈、圆腹、平底，肩与口之间以纽绳鋬相连，六角型短流，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口沿与流下饰有褐彩斑。底足无釉，显露灰白色胎。类似的标本在窑址也有出土，称为A型II式瓶。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名窑，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贡献。汉代时湖南境内就出现岳州窑，烧制青瓷，主产地在今湘阴境内的湘江边上。随着陶瓷制品越来越被民间所接受，岳州窑产区也逐步沿湘江向上游发展扩张，至隋唐间抵达现在长沙窑窑址铜官镇，并开始烧制新的陶瓷品种如釉下彩瓷器，这就是长沙窑。事实上湘阴岳州窑与长沙窑产区直线相距不足40公里，而湘阴与长沙分属不同州郡的历史很短（南朝至唐），同属一州郡的时间则很长（汉、晋、两宋及元明清），因此将岳州窑和长沙窑视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不同产品的同一窑系是正确的。
唐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与海外诸国交流达到高峰的一个时代。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外贸易的执行主要集中在北线的陆路和南线的海路。北线陆路依旧沿袭汉代的丝绸之路，而南线海路则主要以广州港为最大的外贸港始发港。《旧唐书.李勉传》称李勉在广州任官时，“（初）西域舶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千余”。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写到：“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到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唐德宗贞元八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唐僖宗乾符五年）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案：广州被黄巢起义军攻占为879年八月）”。由此可见，几乎终唐一朝，穆斯林商人都依托广州港进行商业贸易。安史之乱起，北方陆地交通阻塞，致使北方生产的陶瓷不能顺利南运，而此时湖南和广东境内大抵无战事，因此长沙窑承担了主要的陶瓷出口生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出口陶瓷生产基地。1998年~2002年在广州城市建设中出土了大量唐长沙窑标本（原唐代海运码头，现广州北京南路），许多标本带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风格，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
执壶古称“注子”，出现于唐代中晚期，是唐宋时期瓷器的重要品种之一。注子起初是酒具，后来茶具中也使用注子，因此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全国各地很多窑场都有烧造。这里来介绍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其时代和窑口都有必要认真考察一番。
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图1），高13.2、口径7.5、底径6厘米。执壶作盘口，长颈，弧腹，饼形足，足心稍有挖削痕迹，肩部前有多棱形壶流，后有曲柄，左右对称置双系。执壶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褐，且深浅不一，微有剥釉现象。近足处及底部露胎，胎体呈青灰色。全器器型较为规整，但在底足修整等细节上稍显粗糙，还保留有朴拙的韵味。
唐、宋执壶的断代，一般有以下几个参考标准：1.壶流，唐代执壶流口极短，而宋代执壶流长而弯曲，唐代南方窑场又多将壶流削作多棱形（如唐长沙窑执壶、唐寿州窑执壶）；2.底足，唐代执壶多为平底，宋代执壶则几乎全部为圈足；3.口颈，唐代执壶多为直口或喇叭口，且直接与壶腹部相连，宋代执壶则出现了细长的颈部；4.腹部，唐代执壶大多上、下腹围较接近，有的还有垂腹的造型；宋代执壶最大腹径一般在中上部，而下腹至足部渐收。
当然这些只是参考，时代的划分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暂且依照这几项来看：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壶流比唐壶稍长，但明显比宋壶短，且作多棱形；底足为饼形的平底足，但足心稍有挖削迹象（图2），这一现象很有意义，是制瓷工艺中由饼形足向圈足过渡的一种表现；此执壶为盘口，有细长颈，较接近于宋壶的风格；此执壶为下腹部渐收的造型。综上可以看出这件执壶的风格介于唐、宋之间，表现出一种过渡期的特点，所以将其时代断定为五代时期比较合适。
关于这件执壶的窑口，也有必要探讨一下：此执壶釉色不是特别纯正，青中泛褐，釉面不够匀净，另外底足修整工艺较为粗糙，达不到越窑青釉瓷器的精美程度。而在安徽省南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在宣城市水阳江流域出土了不少这类釉色青褐的瓷器，其中包括执壶，很多器物也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极有可能是皖南地区窑场烧造的产品。
近年在宣城市境内也发现有山岗窑、小河口窑等窑址，据周京京在《熠熠生辉的安徽古陶瓷器》一文中介绍：“宣城山岗窑与小河口窑相去数公里，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窑址，主烧青釉瓷、青釉点褐彩瓷及褐釉瓷，器型有执壶、四系罐、双系罐、盘碗等。”可见，青褐色釉正是这一地区窑场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显著特征。宣城，唐宋时期为宣州府府治所在地，五代时期先后属于杨吴国和南唐国统治。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民国时期黄矞的《瓷史》中都有关于“宣州窑”的记载。不过，如今对于宣州窑对应的具体窑址尚有争论，本文姑且以“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