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冠瓷砖。
瓷器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明清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特点是彩瓷得到巨大发展，器物造型、纹饰繁多而精美。中国素来就有“室无瓷不雅人无瓷难尊”一说，瓷器收藏渐渐为众多藏友所追捧，其中明清瓷器以其独具的特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从而带动了明清瓷器市场的再次繁荣起来。
清康熙青花缠枝莲纹罐一对(带树叶款)
“清康熙年制”款，直口、圆肩、硕腹、圈足。口沿下作变形蕉叶纹大小相间，肩腹作缠枝莲纹，又称为串枝莲，穿枝莲，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植物纹样。缠枝莲以莲花为主体，以蔓草缠绕成图案，花大叶小，是非常典型康熙花叶特征。该器青花发色淡雅稳定，尤其是一对的很罕见，非常值得收藏。
康熙时期，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
清中期豆青夹白连升三级童子执莲双耳瓶
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TaOCI52.CoM
明青花锦底开光花鸟纹罐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观这时期的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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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鉴藏：明清甜白瓷如何区分
在瓷器审美方面，经过两宋数百年辉煌瓷史的洗礼和熏陶，到了明代，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艺能让人眼前一亮。永乐甜白釉之所以有名，完全因为明成祖朱棣的个人偏好，这个神秘古怪的帝王自幼失去生母，只得认他人为母，生在帝王家的显赫显然不足以抵挡高处不胜寒的清冷，由此养成了他古怪冷清的性格。传说他很早便失去了性能力，面对后宫佳丽的莺歌燕舞，其心中怕也有许多怨悔与苦恼，是以他一方面通过接连不断的亲征、布施天下的郑和下西洋等活动彰显雄性，另一方面清净沉闷，城府阴沉，只能寄情于器物。
《明太宗实录》记：“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砂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由此可见，朱棣对白瓷情有独钟。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故而永乐白瓷制瓷工艺上精益求精，取得了极大发展。这种白瓷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给人以“甜”的感受，所以“甜白”瓷因此得名。
甜白瓷是一种素色釉瓷，唐代白瓷便有了极大的盛名，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鼎盛局面。延展流变至明代永乐，制瓷工匠们殚精竭虑，使得白瓷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并将“脱胎”研制为特殊的制瓷工艺，即薄胎细白瓷。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烧制的白瓷中出现了半脱胎状，白瓷脱胎从配方、拉坯、旋坯、修坯、施釉到装窑烧成，工艺要求极严。景德镇甜白釉的烧制成功，为明代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代对明代白瓷的描述比较具体，形容白色的有牙白、奶白、莹白，形容质感的如象牙、牛奶、堆脂或玲珑剔透，把永乐、宣德时期的白瓷概括得淋漓尽致。
甜白瓷很为现代人所钟爱，拍场上明代永乐甜白瓷屡创天价，而且明永乐以后，宣德、成化包括弘治年间多有甜白精品，并且康乾雍三朝仿制无数，是以收藏者不但要鉴藏真赝，辨别正牌永乐甜白的特征也是收藏爱好者的必备功课。永乐甜白釉的特征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胎体的仰光透视，呈现出极为浅淡的粉红色，但又与龙泉窑中粉青有极大区别。二是釉面积釉处呈现虾青色。
宣德早期釉面和永乐相同，极易混淆，但是宣德中晚期甜白瓷开始出现了特有的橘皮纹，所以遇到无款识的明代甜白瓷，均以橘皮纹判定永乐还是宣德。传世成化官窑甜白瓷多是薄胎、盘、碗、杯多见，薄胎者有卵幕杯一种，薄如蛋壳，为成化独有。清代后仿不少，可用明成化款识特征判定年代。清康熙甜白釉器主要仿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制品，官窑多署本朝款，也有署永乐款识。其中薄胎者仿的最多，也最好。但清代胎料与明代有别，仰光透视，闪青白色，没有其粉色，这是区别明清甜白瓷的重要依据。
青花花鸟纹盘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3.7cm，口径21cm，足径14cm
生产时代： 萬曆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青花瓷
陶瓷造型： 盘
说 明： 明万历
盘撇口，浅壁，塌底，圈足。通体青花装饰。盘心绘花鸟纹，内壁绘锦地开光八组，开光内绘花果纹，外壁开光内绘变形灵芝纹。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
在装饰方法上，明代景德镇民窑为适应外销的需要，一改传统的自上而下划分装饰区域与层次的传统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独具时代特色的装饰图案，为我国瓷器装饰的创新开拓了一条新的成功之路。明代晚期大量生产一种既有东方民族传统风格、又充满着浓郁异国情趣的青花瓷盘，这种瓷盘的内壁 6到8个开光，开光内绘各种不同的锦纹和结带、璎珞纹饰。盘心处绘云龙、博古、双鹿或其它题材。这种器物在江西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出土，在国外的博物馆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藏。在美国、德国、荷兰、日本，甚至西班牙和伊朗等国，都曾进行过仿制。这种被欧洲人称为“嘉橹”，日本人称为“芙蓉手”的瓷器，是当时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之一，为我国瓷器装饰增添了新的内容与形式。
明清瓷器“葡萄纹”寓意之变迁
明清两朝瓷器上，葡萄纹是个重要的类别。葡萄纹又分两种：一是单纯画葡萄的；另一种是将葡萄与松鼠配在一起的。这种葡萄纹样，既有着历史的传承演变，又有着特定的时代寓意。本文试作初步梳理，以求揭示其寓意变迁的奥秘。
据专家考证，葡萄是汉代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水果品种。葡萄作为纹样，早在唐代就已经广泛应用，最著名的就是铜镜上的瑞兽葡萄纹。唐代把葡萄作为重要的装饰纹样，看重的是它的瑞相，因此也可以将葡萄称作“瑞果”，以与“瑞兽”相对应。在唐以前，中国的各种装饰纹样以动物为主。唐代开始，纹样题材逐渐由动物为主向植物为主转化。因此，唐代铜镜上的“瑞兽葡萄纹”，可以看作是中国纹样转折期的一种经典组合。
葡萄纹应用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元代的青花瓷器。元青花主要用于出口中亚、西亚伊斯兰教流行地区，而葡萄正是那些地区喜欢的纹样，所以元青花上葡萄纹占有较大的比例。明早期的官窑瓷器继承元青花的传统，也有很多以葡萄为主的纹样，其寓意应该也是一脉相承的“瑞果”性质。（图1）
（图1明早期民窑仿官葡萄纹 ）
然而在民窑青花瓷器上，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明代洪武、永、宣时期，民窑瓷器上几乎见不到葡萄纹。但从成化开始，民窑瓷器上葡萄纹大量出现，（图2、3、4）到明后期更是广泛流行。（图5、6、7）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民窑的葡萄纹与官窑的大不一样，它们不再突出葡萄果实的瑞相，而是在强调葡萄的枝、叶、果、蔓等多个方面。显然，民窑画的葡萄纹，寓意已经不是吉祥“瑞果”，而是另有新意。这新意是什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从一个叫岳正的人说起。
（图2明成化民窑葡萄纹 ）
（图3明成化民窑葡萄纹 ）
（图4明成化民窑葡萄纹）
（图5明晚期民窑葡萄纹）
（图6明晚期民窑葡萄纹）
（图7明晚期民窑葡萄纹）
岳正（1418—1472），字季方，一生坎坷。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科举考试，岳正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探花）。他为官正直豪迈，敢于直言，曾任内阁大学士。后因冒犯石亨、曹吉祥而遭到贬谪，一度还被流放。直到明宪宗成化初年才得以复职再度为官。岳正爱好绘画，尤擅画葡萄，曾写过一篇《画葡萄说》。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岳正对画葡萄的看法，并进而理解此时民窑瓷器上出现葡萄纹的寓意。岳正在《画葡萄说》中写道：
“画，书之余也。学者于游艺之暇，适趣写怀，不忘挥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巧则工，象则俗矣。虽然，其所画者必有意焉。是故于草木也，兰之芳，菊之秀，梅之洁，松竹之操，皆托物寄兴，以资自修，非徒然也。……
“予尝论其（葡萄）干癯者，廉也；节坚者，刚也；枝弱者，谦也；叶多荫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实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无毒入药力胜者，用也；屈伸以时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宜与菊、兰、梅、竹并驰而争先可也。……”
上面两段引文，岳正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对作画的追求，“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所画者必有意焉”。这正是当时流行的文人画的意趣。二是他对葡萄寓意的总结，从葡萄的干、节、枝、叶、蔓、果、味、屈伸等方面的特性，来比附君子做人、为官应有的品德。岳正对葡萄寓意的全新总结，其实也是对人生品格的总结。
在岳正的比附中，别的都好理解，唯“屈伸以时者，道也”一句，什么意思呢？比岳正稍晚的陆容（1436—1497）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对这一句有个说明：“盖京师种葡萄者，冬则盘屈其干而庇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盖或种于庭，或种于园，所种不多，故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凉等处深山大谷中，遍地皆是，谁复屈之伸之？”原来当时京师种葡萄，冬季要把葡萄树干盘屈起来覆盖东西以避寒，春季再把它伸展开来放到葡萄架上生长。所以岳正将葡萄“伸屈以时”比附做人也要根据时势有伸有屈是说得通的。而陆容说葡萄的“伸屈以时”只是种于京师庭园里的才这样，生长于山西、甘肃等野地里的葡萄并不“伸屈以时”，这就有点抬杠的味道了。
自从岳正的“葡萄说”出来之后，葡萄成了“正人君子”的形象代表，在明代社会中影响巨大。许多文人以画葡萄来抒发自己的“君子”情怀。如嘉靖年间，徐渭在落魄时曾画过一幅《墨葡萄图》，画中题诗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以葡萄果实比喻自己的文章才华，与岳正把葡萄果实比作君子之才是一致的，显然是受到了岳正《画葡萄说》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民窑瓷器上大量采用葡萄纹，应该说与岳正的“葡萄说”有很大关系，也是彰显正人君子的寓意。这些民窑葡萄纹的特点是葡萄的枝干、叶、蔓、果实等画得较全，正是为了表现岳正“葡萄说”提到的君子各方面的品性。到了明代后期，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君子遭殃，社会上更加看重士大夫的清正节气，于是在瓷画上通过这种葡萄纹来表达民众的爱憎，也就愈加增多起来。
除了单纯的葡萄纹之外，明晚期的民窑还创画了葡萄松鼠纹。从瓷画传承看，这一时期的葡萄松鼠纹是借鉴了明早期宣德皇帝创造的“瓜鼠图”的画法，只是将瓜换成葡萄而已。（图8、9、10）进行这种借鉴的原因，自然是要表达一种新的寓意。那么，新寓意是什么呢？画面上，松鼠在葡萄藤蔓间攀爬，形象猥琐，再结合当时阉党专权的社会背景来看，其寓意很可能是奸臣残害忠良了。其中，图8是画在器外壁上的葡萄松鼠纹，而此器内底即是典型的葡萄纹图7。这两种图集于一器，正是两种画意演变过渡的好例。
（图8明晚期松鼠葡萄纹)
（图9明晚期松鼠葡萄纹）
（图10明晚期松鼠葡萄纹）
以松鼠来喻“小人”是合理的。万历年间嘉兴名士李日华写过一篇《詈松鼠》，其中说道：“甪里书斋中忽来松鼠，五、六年滋殖益蕃，出游行窃，殊甚厌之。”可见当时人们对松鼠的厌恶。松鼠的形象虽然比老鼠好一点，但它们毕竟属于鼠类，而鼠类在明以前，历来被认为是有害动物，不受欢迎。
到了清初，瓷器上画熟了的葡萄纹仍在继续沿用。但明亡后世事大变，君子、小人之争已不再是大众关注的重点，葡萄纹到了“正人君子”的寓意需有所改变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清初机敏的瓷画工匠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新寓意寄托于葡萄纹上，那就是“福寿葡萄”。（图11、12、13）
（图11清初福寿葡萄纹）
（图12清初福寿葡萄纹）
（图13清初福寿葡萄纹）
经历了明末清初战乱的杀戮与破坏，中国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减，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太平、长寿和子孙蕃衍等问题。“多福（太平是福）、多寿、多子”成了清初人们的三大心愿。因此，有“三多”寓意的瓷器纹样开始大行其道，而这时期的“葡萄纹”被赋予的新寓意正是“三多”。这种“葡萄纹”看起来与明后期的“葡萄纹”差别不大，但瓷画工匠在葡萄纹旁边特意写上“福寿葡萄”四个字，表明其寓意已经是“多福、多寿、多子”了。所谓“福寿葡萄”，其实是“福”、“寿”、“葡萄”（子）三者的并立合称，并非是有“福寿”的“葡萄”之意。葡萄多籽粒，可比拟人类的“多子”。
清初“福寿葡萄”纹存在的时间不长，这可能与其寓意的表达有些勉强有关。其后“福寿葡萄”纹进一步的演变方向是两个：一是将“三多”的寓意回归到以“佛手”、“寿桃”、“石榴”三种果实为画面内容的“三多图”去。一是将葡萄单独成画，（图14、15）或将葡萄与松鼠相配，寓多子之意。这两种纹样在整个清代都很流行。
（图14清康熙葡萄纹）
（图15清康熙葡萄纹）
清代的“葡萄松鼠”纹与明后期的“葡萄松鼠”纹在画面上有些相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寓意已经绝然不同。清代的“葡萄松鼠”纹再也不会是“小人”害“君子”的寓意了，它只是一种单纯祝福“多子”的吉祥纹样。仔细观察清代民窑的“葡萄松鼠”纹，常可在一些杯、碗的内底见到一只松鼠正在咬葡萄果实的画面。（图16、17、18）这种将葡萄多“子”的含义与“鼠”（生肖“子”）的喻义结合，明显是在强调“多子”的寓意。
（图16清康熙松鼠葡萄纹）
（图17清康熙松鼠葡萄纹）
（图18清康熙松鼠葡萄纹）
总结上述明清瓷器上“葡萄纹”寓意的演变，大致是这样的规律：早期是“瑞果”，中期是“君子”，后期是“多子”。
明清国产瓷器使用的青花料珠明料的分类
喜欢收藏青花瓷器的人都知道明代宣德以后尽快青花钴料逐渐被国产青花料取代，主要浙江的“陂塘青”和云南的珠明料，那么你知道珠明料有几种吗？
珠明料主要产自云南省曲靖（宣威镇）、会泽和宜良等地，也称土墨、大青和碗花。珠明料从明正德晚期已经开始使用，迨到康熙中期方普及。
珠明料名称由来珠明料记载首见于明王世懋《窥天外乘》中，“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铛（宦官）镇云南，得之（珠明料），以炼石为伪宝（假“回青”）。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张浦生先生在其著作中仍将珠明料称为“回青”）”。明正德《云南省志》也说，“姚安土产，货用大青”。大青就是珠明料。由此可见，在明代正德晚期，一种堪与回青媲美的优质青料产销已经被宦官垄断，并被当做“回青”卖到景德镇官窑谋取暴利。时人亦俗称云南青料为“回青”，为区别于西亚进口的“回青”，遂将之以皇姓国名昵称为“朱明料”。
珠明料的分类珠明料按照好坏的等级分为三类，明清时期，把云南产质地较好青料称“珠明”，次之名“省庄”，再次者叫“黑花”。
好的珠明料中氧化钴含量在5％左右，而氧化锰则含30％左右，云南各地产的珠明料质量良莠不齐。尽管云南产珠明料的地方有 30多处，但以曲靖、会泽和宜良等地青料质量较好，外观呈灰黑色块状，昆明、牟定、华亭和曲靖等地所产者则次之。产钴矿的山，树木大都矮小且稀疏，俗称为“瘌痢山”。
珠明料青花发色的特点
珠明料发色堪称青花瓷的标准色调，珠明料烧制的青花瓷呈色纯正沉稳，色泽浓艳，层次分明，被称为“翠毛蓝”和“宝石蓝”。
朱明料制瓷，青花瓷进入暂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青花文化。 云南省自古钴土矿资源十分丰富。清灭明后，为肃清明朝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改“朱明料”为“珠明料”，一直延用至今。民国时期珠明料供不应求，价格昂贵。洋料因价廉物美，景德镇制瓷者大都趋购洋蓝料（日本、德国进口化学纯氧化钴）。珠明料用者寥落星辰，仅供脱胎、粉定厂家使用。建国后，景德镇高级细瓷仍使用珠明料。21世纪珠明料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釉光鉴别瓷器
瓷器出窑久了，经过多年的老化，其表面的釉面光泽、釉层质感就会和刚出窑时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岁月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釉内和釉表面的物质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折射光变异，以及历年以来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壳包浆等各种因素组成形成的，行里称之为“釉光”。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百年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所以说，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
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不法之徒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精品，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笔者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独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瓷器鉴定二十法 观型看纹看釉识胎质
喜爱瓷器的朋友肯定会再挑选瓷器时有不同种类的困扰，下面就有业内人士给大家归纳几种鉴定瓷器的方法。希望在生活中对大家有帮助：
一观型
瓷之型代表和展现着历史、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形制和生产力发展的传承脉络。是一个时段政治经济发展演绎过程最直接的体现。由于是最贴切、最真实的人文浓缩，因而，我们研究认识瓷之型的演绎过程也便于了解社会的进程与发展。如果我们对某一类的器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全过程有一番系统的了解，如瓷壶类，那么我们从器型，全然可以粗略地以型断代，然后依据同时代的取材、用料、配方工艺、人文历史等进行全方位的核实论证，就完全有可能准确的断其年代。假如说年代确立不了，那就容易张冠李戴，形成老虎吃天，无法下爪。由此可说，鉴定瓷器，观型断代是坚定的第一要素。
二看纹
这里所说的纹主体放在绘、刻、划、印、堆、贴、塑、镂空、镶嵌等纹刻。老一辈的专家曾说，明白了形与纹就等于明白了器物的80%。这一论点在无造假的前提下是完全正确的。器物的绘画、装饰、纹饰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君王嗜好，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准。纹饰的范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皇家官类，二是民俗民风。由于纹饰表现风格、特征极其鲜明，为我们识别与断代提供了很多便利。例如我们将唐宋元明清的某一种门类的工艺器，做一番比对，我们从他们的变化演绎过程，便可读懂相关的文化与历史，并且能相应的了解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这些全然的了解与掌握，反过来等于为我们认识它们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比如：没有人会把定窑划、印花与耀州地刻花混为一谈；也没有人将元的贴花和吉州的印花分不开，这就是纹饰魅力与特征所在。
三看釉
通常人们将釉比做瓷器之衣，十分形象。在一般人的眼中，仿佛所有的瓷之釉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大约从战国开始进入汉，就在陶器上挂釉。早期至唐多为石灰釉，而后为石灰碱釉。唐时釉中入玉粉，后来在加玉粉的基础上，又加入玛瑙粉等稀有原料。于是自从上釉以来到民国，如果能将所有年份的瓷器上手抚摸，便会感到他们的手感是不一样的。其中有的坚如钢，如五代柴之器（其中一种）；有的非常润，像宋代民汝器；有的玉质感强；有的犹如石蜡；有的从釉至胎都一种感觉，有的釉硬胎绵是另一种感觉。这都源于配料和烧制工艺。功底深厚的藏家一摸器之釉面，就能断个八九不离十。而一元配、二元配以及内入玉粉多还是玛瑙多，高人皆能明白。看釉的另一方面，是观传世痕迹。只要传世的一定有传世痕；只要是出土的，一定有土沁。当然也与材质和年代以及存放环境皆有关。观釉的第三步是，看是否是出土器，因为只要入过土的，在器面上一定有入土的痕迹，而这里所说的入土痕，不涉及釉下，而是指釉面被地下土质中的酸与碱包裹之痕。这种痕迹，见水以后便在器表有显现，细如粉剂的尘沫状，为灰白，有涩手之感。这都是从观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为鉴真论假，可提供着一定的论证依据。
鉴藏：五彩斗绚在明清
明 五彩鱼藻纹盖罐
五彩瓷的五彩，是黄、青、白、红和黑色，也是多彩的意思。这五种颜色从阴阳五行学说上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时，分别象征东、西、南、北、中，蕴涵着五方神力。五彩瓷在明清两代得到发明和发展。
五彩斗绚在明清
明万历 官窑青花五彩瑞兽纹鼓式促织盖罐
明万历 五彩“穿花赶珠云龙”图蒜头瓶
明万历 五彩“舞蹈人物”图鼓式盖罐
经历了漫长的时光，釉质晶莹剔透、色彩丰富自然的五彩瓷器诞生了，从原始瓷器到青瓷，从青瓷到白瓷，从白瓷到彩瓷，中国古代瓷器的产生和发展，走了近2000年的历程。
从青瓷到白瓷的转变，是在唐宋时期完成的；而由白瓷到彩瓷的转变，则是明清时期实现的。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和盛行，使中国古代陶瓷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正是促成五彩瓷器的必然结果。
“天时”是指明代全国几大著名的瓷窑，均出现衰落的趋势，尽管还有不少地区在生产各类陶瓷，但无论从产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以及产品的多样性方面，均无法和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釉里红瓷及釉上彩绘瓷媲美。浙江龙泉窑仍继续烧造青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人们所钟爱，但在陶瓷的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却无法和景德镇的瓷器相抗衡。至明代中期，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当时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大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繁荣的瓷器生产中心。明万历时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景德镇当时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景德镇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形成瓷业中心的重要因素。景德镇四面环山，从祁门的大洪山向西贯穿江西的昌江流经景德镇。景德镇位于昌江中下游，距上游祁门140公里，距下游的波阳(曾名鄱阳)90公里。在景德镇附近有东河、南河与西河三条支流。东河源于浮梁东乡的东源山，全长60公里，流经出产瓷原料和燃料的瑶里、界首、高砂、王港、鹅湖等地，于浮梁旧城注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45公里，流经盛产瓷土原料和燃料的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河、湖田等地。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50公里，经浮梁北乡的祁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料和燃料产地。昌江各支流流经的地方，多为陶瓷原料和燃料产地，在历史上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至关重要，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燃料供给和陶瓷产品对外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可以说是“地利”。
所谓“人和”，是指由于明代全国许多名窑逐渐衰落和北方的战乱以及各种原因，各地身怀技艺的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外来人才和当地工匠的融合，迅速地推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新发展，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构筑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基础。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御窑厂平时有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便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陶。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数量很大，不惜人力、物力，追求“至精至美之瓷”。
《明史》记载：“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御窑厂所用的工匠技艺熟练而高超，并且“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因此，御窑厂的制作均非常精致，不惜耗时费力，精美的五彩瓷由此产生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代五彩瓷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洪武、永乐为初创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为成熟期。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表现了明初高超精致的制作水准。器物虽小，但图案纹样布局合理，是明初釉上彩制作成就的展现。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
另外，明洪武五彩束莲纹玉壶春瓶，也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印迹。它在造型上缺少明代中期的隽永秀美而显得比较粗犷，在尺度、比例上一些细节处不够严谨，装饰上还留有元代的多层装饰的遗韵，莲纹画得粗放活泼，但从整体看已和元代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永乐时的釉上彩瓷，过去未曾发现过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如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永乐红彩龙凤纹墩式碗、红彩云龙直口碗。1986年，冯先铭先生曾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永乐彩瓷，这批瓷中有白地釉上红彩、青花红彩、白地孔雀绿彩、白地刻填酱彩、白地刻填酱彩加绿彩、黄地绿彩等。冯先生认为，这些彩瓷品种的发现，说明了明后期的多数彩瓷在永乐时期已经开创。
宣德窑生产的瓷器品种之多是空前的，单纯的釉上彩有釉上红彩和五彩。有文献记载：“彩瓷始自宣德。”但从考古发现，洪武时已有红彩出现。然而宣德时所烧红彩，较之洪武红彩更加鲜艳，并且色调有浓重和浅淡之分。“宣窑五彩深厚堆垛”，也许就是指这种色调浓重的红彩。河北安次县曾出土明宣德红彩缠枝八吉祥三足炉，其红彩色呈黑紫，深暗凝厚，表面无光，纹样线条粗犷。宣德时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宣德以后，明代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这一时段，在陶瓷史上称为“空白期”，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从这些文献来看，正统时期对景德镇烧造瓷器有严格的限制，其他两朝也在减免瓷器的烧造。这些举措，对景德镇陶瓷在这三朝期间的发展必定产生影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明代这三朝的研究，推断这时期陶瓷发展大概有几种状况：其一，宣德末年留有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这一推断来自于成化早期官款器的胎、釉的情况及彩绘图案和宣德官窑并无太大区别。其二，政治的不安定，宫廷内乱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三，上层统治者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转向，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成化时的五彩，已相当成熟。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内外两面都用红色的颜料画轮廓，没有用青花勾线，而盘面图案中的莲纹采用色泽明艳的进口青料。图案以鸳鸯莲纹为主，构图精巧活泼，彩绘技巧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面中使用了不少黄彩，主要图案以黄彩打底，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件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非始于嘉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明弘治朝的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其中最有特色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用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彩并用低温烧烤即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款五彩云龙纹盘便是典型一例，龙纹在釉下胎上刻成，釉上用孔雀绿、矾红、黄等色彩绘，它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黄地绿彩器娇黄地堆花绿彩赶珠龙高足碗，侈口窄唇，深碗壁，高圈足；碗外壁堆饰双龙戏珠，间饰云纹；内壁光洁无饰，薄胎黄釉，花纹以绿彩填饰。碗心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款，加填绿彩。这些白地绿彩、黄地绿彩为弘治时最主要的品种。 明正德时烧造的彩瓷，其造型、装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朝独特的风格。正德五彩是在白釉器上直接另绘五彩纹饰，这种工艺，采用较广。正德白釉五彩器制作精细，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绿色浅且闪黄。有些器物重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增加装饰画面生动活泼之感。
正德五彩瓷的装饰，除传统的花鸟和穿花龙、翼龙纹饰外，还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成为正德五彩瓷又一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已是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在陶瓷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明嘉靖 五彩“荷塘鱼藻”纹罐
嘉靖朝瓷器生产量在明朝最多，由于采用“官搭民烧”的做法，出现了官窑民窑竞烧的局面。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陶瓷品种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记载：“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嘉靖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亦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器。嘉靖五彩云鹤纹罐，造型圆浑饱满，纹饰粗犷豪放，通体以青花加红、绿、黄三色彩绘；黄鹤均先以红彩勾画轮廓线，再填以黄彩，杂宝及朵花点缀其间，主题纹饰上下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及蕉叶纹，整个画面热烈而不浮躁，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嘉靖五彩的特点。
嘉靖五彩瓷器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题的图案，还有以婴戏或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造型端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正釉上五彩作品。
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嘉靖五彩瓷传世品很多，其中大器较多，如大罐、大缸、大盘等。嘉靖五彩器，多数有六字青花楷书款。 明代万历窑的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没有新的创造。万历时五彩的装饰改变了前代构图清新疏朗的风格，以图案纹样满密为胜，特别是采用镂空工艺。装饰的内容仍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图案。也有用雕塑手法来表现的，并带有道教色彩。另有以吉祥内容为题材的，如福、禄、寿这些祝福的吉语用得较多，更显出了平民化、市俗化的意味。《博物要览》载；“漏空花纹，填以五彩，华若云锦。”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是五彩瓷在明代出现的新品种。万历款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是典型的镂空五彩装饰。该器运用镂雕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纹样繁密，多而不乱，镂雕工艺与施彩搭配得巧妙无比，色彩热烈，红、黄、绿、青花等诸多色彩把整个器物烘托得艳丽华美。
嘉靖、万历五彩器的共同特点，即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而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瓷之间的重要区别。
明代的五彩瓷博取中国陶瓷艺术近千年的精华，从初创到发展以至成熟，从洪武、永乐到嘉靖、万历，无论是五彩瓷的颜料，还是彩绘工艺、烧成工艺都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阶段，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初，康熙年间在北京皇城设造办处，归内务府所管。清代粉彩、五彩瓷器等，均是由景德镇造模拉胚做成半成品，而后送入宫廷造办处由宫廷画师专填彩描摹再次烧造。由于皇帝的喜爱，很多造办处所产精美瓷器亦有皇帝参与设计。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到清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代陶瓷之所以能使人为之倾心和陶醉，一是体现了制作工艺的精致细腻，不少作品有一种高雅的格调和雍容华贵的风姿；二是有一种一般民窑无法比拟的优越感，带有强烈的贵族化意味。就五彩瓷来说，华贵深凝是它的总体面貌。
清康熙 五彩西厢记“长亭送别”图碗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明代五彩，如不使用釉下青花，实际上就是釉上红彩、绿彩、黄彩等；而康熙五彩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由于有了深色调的蓝和黑，使得康熙五彩的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康熙时蓝彩烧成后的色调，其深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黑彩又有黑漆般光泽。康熙五彩所用的颜色比明代大大增多，因此康熙五彩比明代单纯釉上五彩更显得娇艳动人。康熙五彩瓷光艳照人，很重要一点是在烧成上。釉上彩是在彩炉中低温烧成的，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温度过高，有些釉上颜色会流动或损失，炉温太低则彩料的光泽不足。康熙五彩一般都色彩鲜艳，光泽明亮。这说明康熙时烧造彩瓷的工艺已十分成熟。《饮流斋说瓷》记载：“清代彩瓷变化繁迹，几乎不可方物，康熙硬彩、雍正软彩。硬彩者，谓彩色甚浓，釉傅其上，微微凸起也。”“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
清雍正 珊瑚红地五彩“九秋同庆”图碗
康熙五彩瓷，绘画工致精丽，生动传神，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只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率画风。其施彩较明代均匀，勾勒轮廓所用线条以焦墨为料，笔锋劲挺有力，后用油墨彩料，笔触圆润柔和。“康熙彩画手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敢于恣肆。”《陶雅》中对康熙民窑五彩瓷器的评价是客观的。康熙民窑五彩器的纹饰，由于不像官窑那样受束缚，题材丰富多样，除了花卉、梅鹊、古装仕女以外，还有戏曲人物等。在描绘各种形象时，勾画的线条简练有力，在乎涂各种彩色后，给人一种明朗感。当后人以雍正粉彩与其比较时，雍正粉彩显得细腻而柔软，康熙五彩则显得劲利而结实，因此被称为“硬彩”，也被称为“古彩”。《陶雅》载：“康窑蓝绿皆浓厚，故曰硬彩。雍窑则浅淡而美观，有粉故也，其无粉者亦羼以他之淡汁，在诸色中推为妙品。
康熙中期的瓷器彩绘深受明末清初画家董其昌、陈洪绶、刘沣源、及“四王”的影响，构图舒展，意境深远。
瓷器装饰方面的内容有一部分贴近社会生活，或警世寓意，或祈福求寿。如康熙三十年之后，朝廷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瓷器装饰上书写诗文词赋，有“独占鳌头”、“米芾拜石”等内容的画面，便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另外，五彩器中还有描写战争的场面，如俗称“刀马人”的戏剧故事和清装人物骑射的图案。这与当时康熙帝吸取明亡教训，告诫子孙要发扬骑射的满族传统，倡导习文尚武的政治背景有关。 康熙《五彩水浒人物故事图盘》以《水浒》中三位绿林豪杰为题材，构图疏密得当，三个人物描绘得十分生动，人物表情刻画人微，所有人物采用纤细而劲挺的线条勾勒，彩绘技巧十分精湛。人物脸部不上彩，整个画面用彩沉稳，彩色丰富而不浮躁，其中黑色深浓如墨，蓝色清亮，红色如枣皮，亮而不浮，黄色老成，几种色彩搭配和谐，十分完美，充分体现了康熙五彩的特征，是五彩艺术精品。
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画面色彩沉稳、热烈而不浮躁是其鲜明特色。康熙五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陶瓷艺术基本要素——造型与装饰方面分析，有几点十分突出。造型方面康熙五彩选择的瓷料精细，拉坯修坯端正细微，一丝不苟，坯体接口不留痕迹，这一点和明代不同；瓷胎是经过精心修坯的，但造型气势不失，仍留有古拙、凝重、质朴的感觉，这一点与清后期造型过于雕琢、轻薄之风亦不相同。康熙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瓷器造型都很规矩严谨、古朴端庄，这和原料制备、制坯成型等工艺技巧的纯熟密不可分。
康熙五彩瓷造型品种很多，大的造型所占比例也多，如尊、觚、鱼缸等都超过前代。康熙时造型新颖，许多器物开陶瓷造型之先河，反映了制坯技术的精熟。如观音尊、棒槌瓶、玉兰花觚、葫芦瓶等，造型饱满、挺拔，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装饰方面，康熙五彩的装饰突出了瓷绘艺术的特征，更加强调艺术感觉，少了一些市俗气，多了一些书卷气，或者说更接近了绘画艺术，但又不是模仿绘画，仍保持了鲜明的瓷绘语言。可以说，明清绘画对康熙陶瓷装饰影响是巨大的，在瓷器装饰的构图上吸收了中国画的一些章法，从表现技巧上看，无论是勾线填彩形式的，还是没骨小写意形式的，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画的影响。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康熙五彩已打破了前代五彩勾线平涂的模式，并吸收了西洋绘画的透视表现方法，在色彩处理上也注意了深浅、明暗，使画面具有层次感、立体感，更具有艺术感染力。《陶雅》云：“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千槎芽，花则风枝婀娜”。这些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康熙五彩装饰的艺术特征。康熙五彩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独步于中国陶瓷艺术殿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五彩和盛极一时的康熙五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数量减少，二是在色彩上改变过去以浓艳为主的特点，趋于淡雅，图案装饰也从繁复变为疏朗，笔意由遒劲趋向纤弱。这种变化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粉彩已成为当时的主流产品，它的制作方法、审美取向势必影响五彩，雍正五彩在绘制工艺上就结合了粉彩中多层次的技法，从而取得清新静谧的效果；二是雍正五彩在彩绘颜料方面仍以红、黄、蓝、绿、紫、黑、金等色为主，但彩绘效果已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雍正以后，五彩瓷逐渐被新的彩瓷品种所替代。
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代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瓷业的发展同其他经济、文化事业一样，随同国势之日衰，逐渐走下坡路。这正如《陶雅》所载：“中叶以后，深厚固不如康熙，美丽也不及雍正。惟以不惜工本之故，犹足以容与中流。嘉、道以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清末五彩已不再风骚独领。
五彩瓷在明代出现并兴盛绝非偶然，这完全是陶瓷文化经发展积累到其时被催生而出的一种必然现象。
清雍正 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五彩花卉纹将军盖罐
透析自宋代以来中国陶瓷的发展，可见其端倪。宋代陶瓷多冷艳绝尘，典雅孤傲；元代的瓷器多过于粗放狂野；而恢复了汉民族统治的明朝，在度过了一段恢复汉文化精粹、追求严谨的时期后，明中期开始出现追求自由清新的趋向。明代陶瓷显示了一切制作趋向日常实用，具有平民化以及追求现实生活的意味。明代瓷器不同于宋，也不同于清。一般说来，清代陶瓷是人工的、几何形式的、技术至上的、严谨而规范的。而明代瓷器却是自然的、流畅的、富有更加浓烈的艺术意味。明代陶瓷在造型方面追求一种人工的自然，不雕琢、不强制，如瓶、罐一类造型，拉坯成型时分段进行，明代瓷器大多可看到两部分相合的痕迹，保留了一些当时的工艺特性。明瓷不如清瓷精细，却更多一些表露出自然精神，耐人寻味。
明代五彩瓷器装饰以浓重艳丽的红彩为主，显得热烈而鲜明。明代各朝都很爱用红彩器，这就给红彩器的出现和釉上五彩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明代出现以红色为主的彩瓷，可能与洪武皇帝以红色为贵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五彩是以红、绿、黄、蓝、紫为主色，这恰恰符合了东方色彩的美学观。
构成五彩瓷器艺术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的装饰性。五彩瓷备受人们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浓艳明丽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纹样。五彩瓷的装饰题材广泛而丰富，画面内容无论是一种或数种植物，还是具有传统宗教以及神话色彩的图案，纹样造型都采取“观物取象”的方式，把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式化、规律化、秩序化，强调其象征意义。在构图和纹样的组织中呈现出一种秩序形式，这种形式无论变化与统一、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都给人以秩序和美感。
五彩瓷的图案是以装饰性语言展现出来的，它的构图、画法以及所使用的线条，均追求一种形式美规律。正是这种装饰性的彩绘语言，形成了五彩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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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瓷器的保养
五彩瓷器如果保养不当，会受到严重危害，不利于瓷器的长久保存，特别是传世和出土的精品，更应该精心保养。瓷器的保养必须遵循轻拿轻放、小心谨慎的原则，同时，对瓷器的保养也不能太过以免又造成保护性的损害。
五彩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鉴赏藏品时要注意不要碰撞、摔落，尽量不用汗手摸。看藏品时最好戴上手套，桌上用绒布垫好，赏看时不要互相传递，一人赏看结束应重置于桌上，其他人再捧持观赏。
二、瓶、罐、 尊等瓷器一般是由下而上两段拼接而成，移动时不能一只手提物件上部的脖子。正确的方法是，一手拿住脖子，一手托住底。有的瓶、罐、尊装饰有双耳，在取放时 不能仅提双耳，以免折断或损坏。薄胎器皿，胎薄、质轻、娇气，移动、安放时更要小心，要双手捧底，忌用单手，尤其是瓶件，底足小，体型较长，还需防风吹 倒。
三、刚买回来的高温釉或釉下彩瓷器，应先放在清水中浸泡l小时，再用洗洁精洗掉外表的油污，用毛巾擦干水分后用盒子装上，盒中应有泡沫充垫，且加了泡沫后直径不能超过藏品0．5厘米，藏品放在盒中应松紧适当，同时应避免挤压，以防损伤藏品。
四、 出土的低温釉及釉上彩。在釉彩上会渗入很多杂物，甚至会出现脱釉脱彩的现象，应先在胎釉之间加入少量的粘合剂，在彩上再涂较软的粘合剂以防彩釉大面积脱 落。如果是在地下埋藏较长时间的高温釉或釉下彩，在瓷器表面还产生很多钙质、硅质化合物，即土锈。可先用清水清洗一次，用3%双氧水浸泡3小时左右，再用清水浸泡30小时以上，用清洁白布清洗，一般可除去土锈。如果除不尽，可用刷子醮上醋酸，刷在土锈处，5小时后用医用手术刀斜削除去土锈，刀片只能向一个方向削。待大部分土锈去除后，再用白洁布和牙膏清洗直到土锈完全去除，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高温釉和釉下彩。
五、在洗刷油污等积垢时，应掌握以下技巧和方法：
1一般的污渍可以用碱水清洗，也可用肥皂，洗衣粉清洗，再用净水冲净。
2冬季洗刷薄胎瓷器，要控制好水温，以防冷热水的交替使瓷器发生爆裂。
3彩色瓷器，有的因色彩中铅的成分较多，出现泛铅现象，可先用棉签蘸上白醋擦洗，再用清水洗净。
4如果瓷器有开片或冲口裂纹等现象，污渍容易“沁”入其中，可用牙刷蘸些酸性液体刷洗。但釉上彩器物，不能用此方法，因为酸、碱性物质易损伤釉彩。如果是描金彩瓷器，不可用鸡毛掸子做清洁，因为鸡毛掸子易损伤瓷器上的描金。珍贵瓷器收藏时应配有相应尺寸，带胆的木箱或木盒，以便保存收藏。
偶得清道光粉彩花鸟纹碗
最近，偶得一件粉彩碗，口径21.5厘米，底足径9.2厘米，高7.5厘米，器形大气端庄。笔者被其绚丽多彩、精美细腻的粉彩花鸟纹饰所吸引，闲暇时常把玩，对其爱不释手。独乐不如众乐，现与读者同赏。
该碗全身披粉白釉、系白地粉彩，绘牡丹、菊花、竹、红果、雉鸡及太湖石等，画工精细，画面彩饰秀雅、精致富丽，艳而不俗。纹饰过渡层次清晰，显示雍容华贵、幸福美满之意境，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该碗底足处理为滚圆的泥鳅背，涩胎处白净细洁，但同前清三代相比，胎质略感疏松。该器表釉面呈水波似的小皱纹，业内称“波浪釉”或“浪荡釉”，此现象自乾隆后期开始，到道光时期最为突出，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这虽说是当时制瓷工艺方面出现的不足，却是我们认识其为真品的重要依据。
粉彩出现于清代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直至清代晚期仍继续生产，成为釉上彩瓷生产的主流品种。粉彩瓷器在艺术效果上独树一帜，装饰上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以淡雅柔丽为特色，以粉润柔和见长，具有纸面绘画艺术效果，从感觉上看要比五彩(俗称“硬彩”)柔和细腻，因此又有“软粉”之称。仔细观察器身，各种粉彩的玻璃白上都出现蝉翅网状的细微开片(也称蛛网纹)和白釉柔和的酥光，这都是时间老人的杰作，是该器从烧造至今历经久远年代的印记。
该碗器底圈足内“大清道光年制”篆款，工整秀丽，清晰规范。
综上所述，这件白地粉彩花鸟纹碗，应是道光粉彩器中的精美之作，是一件兼具观赏和把玩的收藏品，值得收藏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