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景德镇早在元明时就能作瓷器人像雕塑，尤以雕造神像著名，至今在四川峨眉山脚的寺内，还保留了一尊明时景德镇烧造的卢舍那大瓷佛，高2.47公尺。据说，慈禧太后“垂廉听政”期间，有个外国传教士巴登，以传教为名，四处收集中国制瓷技术情报和古瓷。一天他来到一个大寺庙内，看到佛里有一尊制得很好的瓷观音。釉色晶莹，绿衣披体，拿起一看，还是明代的精品。他趁老僧不在之机，拿出钱袋要向小和尚买这尊观音。小和尚不肯，他又趁小和尚走开的时候偷了这尊瓷像。老和尚回来后急得要命。
正在此时，仿古制瓷名家周小泉来到这里，知道此事后说，不要紧，我看到过你这里的观音是，我想法给你们要回来。几天之后，周小泉来到巴登的教堂，说为他送宝来。说着拿出一尊瓷观音给巴登看，巴登吓了一跳，怎么与自己的一模一样呢，赶忙拿出来与之相比，确实一样。就向他要卖多少钱，周小泉故意抬高价格。巴登不要。周小泉就趁他不注意时，拿走了寻尊真观音，仿古瓷却留在巴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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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瓷工艺
利坯(粗坯修整)
打圈(瓷胎装饰)
汶水(浸水使胎彩绘融合)
瓷器生产的基本工序为选料、制坯、上釉和烧造，每道工序又包括多项复杂的操作，任何一步操作的失误都会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中国古人经过上千年的摸索实践，成功总结出一整套制瓷经验，使中国古代瓷器享誉世界。
中国古代瓷器最早使用高岭土作为胎体原料。高岭土是粘土的一种，在中国分布广泛。大约东汉以后1000年间，普遍使用瓷石作为原料。瓷石为块状固体，是一种由硅酸盐、石英、云母组成的混合矿物。元代时，始将高岭土与瓷石混合使用，一直沿用至今。混合前先将瓷石粉碎加工，然后与高岭土一起搅拌成乳液，经过滤、陈腐，再脚踏使其均匀后才能作为制坯的原料。
瓷器制坯方式与陶器制坯基本相同。早期曾经使用过手工捏制和模具压制的手工成形方法，后来基本都使用轮式拉坯方法，这种半手工半机械的操作方法一直到近代还在使用。
瓷坯成型后即可上釉，有时为了对瓷器表面进行装饰，会先在坯体表面刻划或彩绘，然后才进入上釉工序。釉是一种包含石英、长石等硅酸盐矿物的混合物，在高温下能够熔融，最终附着于胎体表面，形成结晶的玻璃状釉层。正是由于釉层的存在，瓷器才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抗水性和化学稳定性。此外，釉层本身的颜色和光泽也是瓷器具有美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瓷器上釉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即浸釉、浇釉、吹釉和荡釉。浸釉就是将坯体浸入釉液，使釉液附着于坯体。浇釉多用于较大的器物，以浇淋的形式上釉。吹釉是利用一根空心管状物，以气息将釉液吹至坯体表面，此法上釉均匀，而且能上薄釉。荡釉是器物内表面上釉的一种方法，以回旋振荡方式使之附釉。
制瓷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烧造，瓷器釉层的颜色、光泽、表面形态等都与烧造的温度和气体氛围密切相关。可以说，烧造是制瓷过程最终化腐朽为神奇的一步，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道工序。
制瓷原料分为几类？有哪些基本的制瓷原料？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把泥土做成了精美的陶瓷器，当这些陶瓷器最初运到欧洲时，轰动一时，称为"天上的珍品"，其价格与黄金等同。这就是历史上"泥土变黄金"的事实，今天有"泥土"同样也能制成精美的瓷器，同样也能再现"泥土变黄金"的事实，可今天制瓷用的不是普通的泥土，这就在讨论"制瓷原料"的问题。
制瓷原料虽然有许多种，但陶瓷工业生产中有的最基本的原料是石英、长石、粘土三大类和一些化工原料。
上述三类原料，提供了配料的基本组分，并以一定的物理化学作用形成各"相"！，而构成瓷。
从工艺角度讲，它们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塑性的，另一种是非可塑性的。前者主要是粘土类物质，包括高岭土、多水高岭土，烧后呈白色的各种类型粘土和作为增塑的膨润土等。这些可塑性原料在生产中起塑化和结合作用，赋于坯料以塑性与注浆成形性能，保证干坯强度及烧后的各种使用性能，如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等。它们是成形的基础，也是粘土质陶瓷的成瓷基础。
属于非可塑性的原料主要的石英，它可降低坯料的粘隆。烧成时部分石英溶解在长石玻璃中，提高相粘度，防止高温变形，冷却后在瓷坯中起骨架作用。除石英外可以起到瘠化作用的尚有由粘土、高岭土煅烧后变成的熟料和碎瓷粉等。
长石则属于熔剂原料，高温下熔融后可以溶解一部分石英及高岭土分解产物，熔融后的高粘度玻璃可以起到高温胶结作用。除长石外，还有伟晶花岗岩、滑石、白云石、石灰以及景德镇地区常用的釉灰等也起到同样作用。
悠久的制瓷历史
中华向号瓷之国，景德镇历称瓷之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的瓷器称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
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武称为“瓷都”的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史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古代叫新平镇）。早在汉代，当时的这个地区就已可能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这样，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历史已有两千年。
史书上的景瓷生产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有各种各样的瓷器生产。晋代时，有个叫赵慨的人，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世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到了3公元583年，南朝的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下诏令要这里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以供皇家使用。隋代，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地区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影响。
强盛的唐帝国建立之后，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当时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出名的制瓷人物，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他们所造的瓷器"莹如玉""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送到京都出售，被称为"假玉器"，轰动市场，皇帝下令作贡品，"于是昌南瓷名天下"。
龙泉窑制瓷习俗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龙泉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中心，至清代逐渐衰落。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恢复生产，龙泉青瓷重振雄风，再度辉煌。龙泉青瓷传统有“哥窑”与“弟窑”。哥窑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产品“胎薄如纸，釉厚如五，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古雅端庄”；弟窑胎白釉青，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清丽淳厚。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和收藏。1998年10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陶瓷——龙泉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龙泉青瓷制瓷业十分兴旺，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龙泉瓷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种种独特的习俗。
拜祖师爷 在龙泉，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被后人尊为窑业祖师爷。过去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师父榜”。师父榜除祀师神位外，并附祀山神、土地、搬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择基建窑 建窑首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吉地和黄道吉日才能开工建窑。开工时，要在窑地设祭礼神，以求烧出好瓷器。建窑日严禁儿童、孕妇人窑地，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窑地前经过，以防触犯神灵，降祸于窑。
祭窑 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祭窑日，俗传这一天是哥窑祖师章生一“窑变瓷器”制成的日期。届时窑匠要沫浴斋戒，在祖师爷的香案上放置用面捏成的童男童女，在窑头师父榜前设祭，点香烛跪拜，祈求祖师保佑烧出优美瓷器。窑场用膳 窑工在窑场用膳不能说话，用膳时碗筷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
入窑 入窑要择三、六、九的日期，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在人窑的整个过程中要讲吉祥语，要严禁秽物经过，防止秽气入窑，影响烧窑。
做窑福 在龙泉不管是建瓷窑、瓦窑、炭窑时，在窑旁都要立“窑公”。开窑点火必先祭祀“窑公”，并备酒肴请师傅，即做窑福。
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
史学界认为，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而山东省域似乎处于附属地位。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后发现数十处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南部的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市。根据对山东古代窑址的调查和出土遗物的判定，其年代横跨北朝到明清，前后约达千年之久。据对山东省域所发掘的众多瓷窑遗址及出土的瓷器物考察，山东地区制瓷业应不弱于当时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瓷窑烧造的瓷器，釉色以青瓷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多种釉色并存，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瓷器不在少数。如青釉龙柄蹲猴盘口壶，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堪称隋代瓷器中的精品。该壶盘口稍外侈，细颈斜肩，有凸弦纹装饰，肩部贴附条状双系，从肩部至口沿堆塑单龙形柄，简括生动的龙首，张口衔着盘沿，似在吮水。龙柄高11.5厘米，龙颈细长，上贴泥丸装饰，龙须卷曲，龙眼凸起，给人一种生龙活现的感觉。与龙柄相对的一面，古代瓷塑工匠别出心裁的堆塑了一只生动活泼的顽猴。猴高5厘米，曲腿蹲坐在壶的肩部，侧着脑袋一手扶膝，一手挠头，十分逗人喜爱。壶身瘦长，自肩而上渐次收敛。平底，足根微外撇。器内外均施青绿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面光泽较强，流釉显著，凝釉处呈褐绿色，釉面有细碎开片。胎体厚重，为灰白色，颗粒较粗，有杂质斑点。此壶的造型受隋代南方流行的鸡首龙柄壶影响较深，但盘口比南方的较浅，单行龙柄也与南方常见的双形龙柄不同，此壶造型及堆塑已具有北方瓷器自身的特点。
淄博淄川区磁村窑址出土的油滴黑釉瓷葫芦瓶，瓶口呈葫芦状，斜平唇，小口细颈；内外饰黑色薄釉，折角处釉略厚，釉色黑中泛酱色，不甚光亮；釉面烧制出均匀的油滴，油滴外小内大，小者小如针尖，大者直径约2.5厘米。胎骨呈白色，较细硬。口径2.7厘米，残高3.8厘米。油滴黑釉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油滴黑釉瓷器则是我国黑釉瓷器中的名品之一。淄博地区油滴黑釉瓷器的发现，证实了本地区烧制油滴黑釉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同时也反映了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悠久历史和制瓷工艺。
《唐六典》记载：在河南道的土贡中，有河南府的瓷器；河北道的土贡中，有邢州的瓷器，这些地区所产瓷器能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其质量、造型当为上品。官窑瓷窑工匠生产瓷器的工艺风格，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窑的产品。毗邻的山东地区作为北方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小影响，所出瓷器品质自然不会太差。
山东地区瓷器作为商品，起码可追溯到隋朝。1975年秋，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大苗家村（今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发现一只隋船。该船身残长20.24米，两条独木舟首尾均残，可能每头至少还需向外延伸1~2米，因此推测该船的总长度约23米，载重量约23吨。这样的大船在内河或沿海一带行驶，若以桨为主兼施橹棹，所用船工当在一二十人以上。由于在其附近未发现橹棹、楫桨航驶工具，可推知此船可能是作为趸船使用。船体所在第五层出土若干瓷器残片。由此可知，当时山东沿海地区，商品贸易较为繁盛，海运或河运较为发达，并且贸易产品中有瓷器。
瓷器的流通，会促使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给瓷器流通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
隋唐时期，从京都到各地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日本高僧圆仁以亲身所见所历，记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当时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种“里隔柱”类似现代的路程标牌，提示行人客商的行程。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县，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县，曾住法云寺（又名“伐台馆”）、芝阳馆，并途径故县馆；在黄县，于战斋馆、乘夫馆吃斋喝茶；在莱州掖县，于图丘馆吃斋；在青州北海县则停宿芙蓉驿；在临淄县，途径淄水驿，宿于金岭驿。这些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隋代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把江、淮、黄、海四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唐代，又对大运河的永济渠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治理，并开辟了若干条支流航道，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平原及鲁西北地区的水运交通发展。在山东地区，河流交错，且在各瓷窑址附近都有河流经过，因此山东的瓷器产品运往洛阳、长安的水路交通应是便利的。
此外，隋唐时期山东沿海的登、莱、青、密诸州都设有出海港口，形成当时北方最大的海上交通网络。客货船只从这些口岸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发，或北达辽东和渤海国，或东往高丽、新罗和日本，或南下东南沿海城市，进入江浙港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路线，其中两条海上交通线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远航载运，互通有无。这条海路，大抵从登州主港出发，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然后向东沿海岸线行驶，直抵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以到达新罗国的各个港口。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说：“从赤浦（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登州黄县的大人故城港口：“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从日本难波的三津浦港口（今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登船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到达现在的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山东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也异常方便，圆仁在其著中多有记载。如圆仁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从瓷窑的分布与生产时代、瓷器的工艺与品质以及瓷器的流通状况看，足以说明了制瓷业的发展，其地位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
清中期制瓷秘方泄露导致外销瓷没落
■明洪武青花云龙三兽足炉广东省博物馆藏
■大盖罐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徽章纹盘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盖杯
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而随着清中期制瓷秘方的泄露,欧洲自行生产瓷器成为趋势,导致外销青花逐渐走向衰落。广州市文物总店陶瓷专家张卫星表示:“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永乐年间出现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
“代表青花瓷器最高水准的应当是元代和明代初年。在元代,官府浮梁瓷局辖下的景德镇窑厂集中了全国优良工匠,窑厂使用进口的苏麻里青制出大量青花瓷器。由于统治者主要使用金银制品。在中国,青花瓷主要由地方官员以及部分富裕阶层使用。在外销上,朝廷为了政治的需要,窑厂以波斯地区金银器为模板,生产了符合当地审美风格的青花瓷器。现在,大量优美的元代和明代初年的青花瓷器聚集在土耳其、伊朗以及伊拉克,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此。至于南洋,同样也有不少的传世作品或出土作品,质量优劣不一。”
张卫星表示,虽说元代外销青花没有真正上升到“官窑”的性质,但在当时远销到波斯湾豪门大户王公贵族,购买者均为富贵之人,工艺水平毋庸置疑,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元代的统治者,有足够条件将全国的优秀工匠集中在景德镇,并生产出对应价钱的高质量的瓷器。
但相比元代,明代朱元璋时期的青花瓷器比较弱,成色非常不稳定,明显没有元代艳丽,也没有“永宣盛世”时期好看。这跟元明交替、因战乱导致陆上对外来往中断不无联系。“青花瓷器最早是出现在两伊地区的山脉,因为那里盛产钴,元青花的钴料都是从伊朗运回来的,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东西也包含了钴料。”
明代永乐年间,中国正式出现了具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永乐年制”是中国陶瓷史里面首次出现朝廷年份的官窑款式。张卫星考虑,这是朱棣为了宣扬他的正统的皇权而特意制造的标志性产物。“从元代后期到明代初期都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外销,元代是为了稳定笼络统治权而形成的一种贸易,到派郑和下西洋也是皇权的宣示,实际上也是带有政治性目的。”
但不管怎样,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
明成化年间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进口
而明正统皇帝明英宗根据郑和的对外描述,决定不再做“亏本的买卖”后,中国第一次的闭关锁国就这样开始。虽然,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陈立立看来,在后来的成化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冲破朝廷禁令在暗中进行着”,但也改变不了“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踏足中国”的现实。
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此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乃至成化年间,瓷器水平大不如前了。
外销青花瓷使一些国家民俗随之改变
明末清初,外销青花瓷广泛地进入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视野,他们纷纷把瓷器作为室内陈设和装饰品,同时也作为炫耀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王公贵族对于瓷器的收藏也愈加丰富,布置也更趋豪华。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由于中国瓷器、丝绸等的魅力,还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陶瓷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由于青花瓷等瓷器的传入,使得外国的一些国家的民俗习惯也得以改变。
据资料显示,自外销青花瓷等瓷器传入后,在中东地区普遍使用中国瓷制的碗、盘、杯、碟、壶作饮食器皿,从而改善了当地的饮食用具,丰富了当地人们的饮食文化。瓷器和丝绸一样,不仅是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艺术观赏品,外销青花瓷上绘制有人物花草、飞禽走兽、诗词书法、历史故事等等。
据英国学者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里所言,欧洲贵族定制成套的纹章瓷器大部分用于上流社会庆贺婚礼及其他喜事。
清代嘉道后外销瓷世界市场份额骤缩
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国政府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自此之后,中国青花瓷器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运输海外。当时,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是青花瓷的主要市场。
学习瓷器制造成为了当时中东乃至欧洲人共同的愿望。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有两封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的信件,分别是其在1712年、1722年给教会的神父写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记录了陶瓷的胎土、釉料、成型、彩绘、匣钵制造、装器入窑烧成等,整个欧洲都被震动,这对正处于发展进步阶段的欧洲陶瓷业来说,无疑成为最为珍贵的技术性资料。
张卫星分析道:“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本来化学基础就非常好,一旦获得了制瓷的秘方,就会出现本土高质量瓷器,逐步减少中国进口的外销瓷器成为了必然。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写的《广州的主要进出口商品》中有这样的记载:“瓷器,这种货物现在出口很少。当东方产品最初绕过好望角被运往欧洲时,中国瓷器价格很高,船靠它获得巨额利润。但它的制造方法已被查明,欧洲国家开始制造并很快与中国瓷器展开竞争。”
这说明清道光时期景德镇瓷器已经很难出口。实际上,清代嘉道以后,中国只有极少古瓷和仿古瓷出口欧美国家,中国外销瓷占世界市场份额急剧缩小,至清末中国已经成为陶瓷净进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