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斋瓷器鉴别。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紫禁城中一处挂着“大雅斋”匾额的殿堂里，云南籍宫廷女画师缪素筠在画稿上勾勒完了最后一笔。窗外，丹桂余香，秋意渐浓，而画案上一叠叠图稿中的桃花、芍药、牡丹、栀子……却争奇斗艳，生机盎然。这位深得慈禧眷顾，在慈禧画室中供职了十多年的云南女子终于完成了以“大雅斋”命名的慈禧御用瓷器小样的设计。
不久，这些画稿就将粘上象征圣意的黄单发往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
此时的大清国力衰微，民生凋蔽，同画稿上和暖的春意相比，深秋的山河却一派萧意，旨意连同粘着黄单的画稿被送到了江西巡抚的手中时，连同九江总督及所属景德镇御窑厂等一干大小官员却相顾无言，束手无策，只得上奏恳请暂缓烧造。“大雅斋”瓷器的烧造就这样拖了下来。
直到光绪元年、二年，头两批“大雅斋”瓷器才陆续完成。不过此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景德镇的御窑厂再也没有烧出第三批“大雅斋”瓷器，缪素筠的画稿小样也从此在故宫中尘封。
自19世纪40年代始，清末官窑瓷业逐渐呈衰落趋势。官窑在咸丰年间，由于战事曾一度停烧，同治朝虽恢复生产，但元气大伤，鲜有精品。而其中“大雅斋”瓷佼佼而出，纹饰告别传统官窑常见的龙凤、缠枝花卉题材，代之为各式灵禽花卉，绘画施彩之精，独步一时。
大雅斋的由来
大雅斋，原本是圆明园九州清晏内“天地一家春”中的一处斋室名称。“天地一家春”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慈禧太后进宫初期即居于此。此处是她与咸丰皇帝邂逅，承欢侍宴，留下许多美好的人生回忆的地方。豆蔻年华的慈禧，该是多么娇美出众。咸丰皇帝初幸慈禧，称其有惑溺之色，从此懒于国事寄情声色，不少奏章便让慈禧代阅。慈禧于权力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与敏感，她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一切，还趁机参与政事，为咸丰出谋划策。咸丰五年，皇帝御书“大雅斋”，制成匾额两块，赐给慈禧。“大雅”一词，专以称赞她是个德高而有大才的人。
御赐匾额的迁徙WWW.TAOci52.coM
慈禧内心对皇帝这样的赞许，定是百般感激的。匾额做成之后，其中一块挂于九州清晏的“天地一家春”内，被焚于1860年圆明园之劫。另一块慈禧总是带在身边，最初悬挂于紫禁城西路养心殿平安室（即现在的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后跟随慈禧太后个人地位的升迁曾几经迁移，同治皇帝大婚后，最终移至长春宫内，慈禧晚年在此写字作画，并将其作为画室书斋。“大雅斋”作为慈禧自署的斋号，有专用的“大雅斋”文印存在，故宫存藏的书画作品上，不乏得见。
大雅斋”瓷器为何而生
圆明园浩劫之后，昔日温情之地荡然无存，这一直是慈禧太后心中的伤痛。直至十多年之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为庆祝慈禧太后40岁生日，同治皇帝决定斥资重修圆明园，第二年首先就是在万春园内选址重修“天地一家春”，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为此多番商议甚至亲临现场，期待重现当年之美境，母子感情至此最为融洽。
为了配合此次重修室内陈设之需，大雅斋瓷器由此应运而生。至光绪元年第一批大雅斋瓷器初成之时，圆明园重建因财力不济，大臣极力反对早已被迫停止，更因同治皇帝的离世而不可能再度继续重建。
“大雅斋”，从此只能是紫禁城内长春宫里的大雅斋，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内的大雅斋永远只能随着美好的回忆存在慈禧太后的内心深处。
因此，大雅斋瓷器转而入紫禁城专供慈禧太后在宫里使用，主要集中在长春宫内。大雅斋瓷器为慈禧太后用瓷，是慈禧太后专门为自己设计、烧制的。前后烧造一共4922件，耗费白银58829.37两。
“大雅斋”瓷器特征
常见大雅斋瓷器都是配署“大雅斋”三字横款，右旁钤“天地一家春”篆体双龙椭圆章。“天地一家春”代表了她的私密空间、个人居所，大雅斋则是她的书法画室，二者都是她最为喜爱和亲近的地方。大雅斋瓷器系统的烧造，又从另一角度见证了慈禧太后对大雅斋的钟爱，并由此折射出其对咸丰皇帝的眷思。
由于“大雅斋”瓷器烧造于晚清时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慈禧无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瓷器的创新，“大雅斋”瓷艺术性并不是最高。事实上从现存的“大雅斋”瓷器来看，这类釉面并不十分光滑，多存在气泡和橘皮纹现象，且在色地与彩绘纹饰之间有明显的接痕，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艺术价值相去甚远，缺少了工艺上的精细度，这与当时御窑厂客观存在的困难有很大关系。
故宫中留存的画样详细地记录了烧造“大雅斋”瓷器的釉色、纹饰及器形等方面的规定，现存实物也与之对应。画样中，器形设计和纹饰描绘均出自内廷如意馆画工之手。晚清如意馆画风多流行工笔花鸟，故而瓷器上的纹饰也多花鸟。同时，画样的回收制度也体现了统治者对于这种物质载体的垄断性和皇权的不可侵犯性。
有人说，大雅斋瓷器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慈禧的庸俗与低品。虽色泽绚丽，但不用细观就可看出釉面粗糙得犹如老女人的脸，凹凸不平，完全没有精致、唯美、古雅的风范。俗不可耐的慈禧，炫彩而又粗糙的大雅斋，大雅何在？
但御窑瓷器本身就是君主审美观念的物化。“大雅斋”瓷器制式上更偏重于秀丽精致，带有独特的女性审美特质。这种特质的形成与慈禧太后的喜好是分不开的。
“大雅斋”瓷器在器形选择上并无太多大件器皿，多是秀丽小巧的器皿，突出了慈禧太后的女性专用标识。
主要有碗、高足碗、盖盒、高足盘、花盆、盆奁、瓶、穸斗、羹匙、鱼缸等。这些器物虽然样式基本相同，但规格有大小之分。它们既是实用的器物，又可成为陈设观赏器。
由于慈禧生平酷爱花卉，大雅斋瓷器纹饰主要以花卉、雀鸟、蝴蝶为主。其纹饰已经不是选取单一的花卉主题去表达，而是几种花卉共同组合成富有象征意义的复合主题。画面构图不追求多层次叠加，只是选取自然中的一个场景，经过宫廷画师的审美想象，创造出一种兼工带写的绘画风格，呈现了柔美娇媚、清新淡雅的女性气质。
“大雅斋”瓷器釉色有粉地、藕荷地、浅藕荷地、明黄地、大红地、蓝地、深蓝地、浅蓝地、翡翠地、豆青地、浅豆青地、浅绿地十二种。充分表现了粉彩的装饰性，整体的色彩搭配充满了柔美的女性特征。
在清代的女性中，无论是贵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还是各个贵妃、福晋，使用的瓷器都无如此的专属标识。慈禧之所以能享此特权，是缘于同治十三年后，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已经归在她的手中。这些浓艳华丽的“大雅斋”瓷器，代表了晚清时期的宫廷风尚，也展现了慈禧个人的审美追求和取向。异样的奢华，为渐趋衰微的晚清制瓷业平添了一道独特风景，堪称晚清最为著名的御窑瓷器。
对于中国近代陶瓷史而言，“大雅斋”瓷器是颇为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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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光绪大雅斋瓷器
大雅斋款的瓷器，烧于光绪元年至二年，由景德镇官窑，为皇宫进贡的瓷器。当时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既有仿古也有创新，基本上烧造出光绪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大雅斋”是慈禧的御用画室的斋号，也就是慈禧皇太后在该画室的专用瓷。这个时期烧造的慈禧御用瓷，是比较少见的精品。瓷器大到鱼缸，小至印泥盒。器形多见：盖碗、瓶、尊、水仙盆、鱼缸、大缸、笔洗、盘、碟、高足碗盘、高足碟、盒、渣斗、花盆、花盆的器形更是多种多样、有长方、八角花盆、连体花盆、海棠形花盆、圆花盆、扇形花盆、元宝形花盆等等。
大雅斋瓷器纹饰题材丰富，多以色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很有新意。纹饰描绘有藤萝花鸟、藤罗月季花、藤罗蝴蝶、莲塘荷花、鹭鸶莲花、栀子桃花、葡萄花鸟、荷花青蜓、喜鹊登梅、牡丹花、牵牛花、桃花、紫藤花、萱花、绣球等等）。
大雅斋款瓷器，色浓艳，彩略厚，胎釉致密精细，纹饰大多是在浅松石绿、佛头青、蓝色、深蓝色、浅蓝色、豆青色、浅青色、藕荷色、黄色、大红色、粉红色、浅紫色、绿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可与康雍乾时期瓷器媲美。
大雅斋瓷器器口边有“大雅斋”三字横款，右边多用红彩图章款“天地一家春”。底足有红款 “永庆长春”。一般真的器物署款均以矾红彩书写。看椭圆形的篆体闲印章“天地一家春”布局方式是：“天”在上“地”在下，“一家”在“天和地”的中间，竖的排列在右边，“春”则排列在“一家”的左边。另一种布局方式是“天地一”竖的排列在右边。“家春”竖的排列在左边。款字的外围是海水双龙戏珠图案。
大雅斋瓷器大部分都有书写底款“永庆长春”，除了少部分的高足盘碗类的器物不书写“永庆长春”。但并不是所有书写“永庆长春”款的都书写“大雅斋”“天地一家春”。笔者在故宫就曾见过只写“永庆长春”而不写“大雅斋”款的器物。大雅斋瓷器大部分是粉彩瓷器。也有少数五彩器物。民国时仿品很多，涂彩不均，纹饰较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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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景德镇”：伊兹尼克瓷业兴衰
伊兹尼克(Iznik)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100公里的伊兹尼克湖东岸，它是土耳其的“景德镇”。考察其陶瓷博物馆中各个时期的陶瓷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伊兹尼克仿制中国瓷器的历程。最早记录有关伊兹尼克陶瓷的文献，是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档案中有关皇宫于1489-1490年御用厨房用品的登记。
伊兹尼克在拜占庭时期是连接安那托利亚和东部的一条最主要的贸易之路。13世纪晚期，它是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青花瓷的早期烧造，完全是仿制中国的元、明初青花瓷，烧制时期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
中国元明青花瓷对伊兹尼克制瓷业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致随处可以见到完全仿制中国瓷器的伊兹尼克产品。但与中国瓷器相比，伊兹尼克瓷仍属于低温瓷，烧造温度在850-900度，胎体呈白色，质地疏松。稍后发展的纹饰以“巴巴·尼卡斯”(BabaNakkas)风格为主。巴巴·尼卡斯是宫廷御用作坊中的设计师，他的图案风格，也一度成为伊兹尼克陶瓷纹饰的独特标志。
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同时，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地位依旧崇高。波兰国立克拉科夫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1679年皮耶·保罗·塞文所绘的小插画，描绘1677年波兰大使殷格林斯基出席托普卡比宫盛宴的情景，可以看见画中有瓷器。1741年萨达巴德宫设宴款待波斯大使及其随员时，也是以金银盘子、中国瓷盘与青瓷盘盛载丰富的佳肴。举行这类宴会时，不但菜式丰富，餐具也十分讲究，藉此彰显帝国的气派。
为了向臣民及外国使节展示奥斯曼帝国的显赫与富强，朝廷还会经常举行持续多天的庆典和盛宴。史官们会将庆典的盛况辑成专书，这是奥斯曼人独有的传统。托普卡比宫图书馆现存两本附有小插图的庆典录手抄本，其中记录了很多中国瓷器的名称、使用详情及设计特征。
一本庆典实录记述了1582年慕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割礼的盛况，庆典持续了50昼夜。书中共有插图427幅，描绘了很多金属器皿和陶瓷，最常出现的有盘、罐、杯、托盘、碗、平底浅锅和深锅。史官塞兰尼克撰写实录时，提到庆典场地(昔日的赛马场)南边的糕饼烤房前，架设了炉灶和临时厨房，厨房里配备了1500个大锅和托盘。又从御厨和烹具库中取出白、青、黄绿、杂色、浅蓝色中国瓷器及土耳其伊兹尼克浅锅。
至于苏丹登基、寿辰、大婚等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常见的贺礼和皇帝赏赐的礼物。甚至苏丹生病时，首相及伊斯兰教教长亦会献上中国瓷器，祝苏丹早日康复。如穆罕默德四世抱恙时，教长曾献上“法富尔”(Fagfur，土耳其语，意指中国)黄釉瓷瓶，瓶内盛有祝祷过的玫瑰水。基于礼尚往来，1768年掌玺大臣伊民·帕夏晋升为首相时，苏丹送给首相府的礼品中有十盘蜜饯以“中国瓷盘”盛载，放在6个大托盘上。
如今，那些跋山涉水、远度重洋，亲历王公贵族的重要典礼，为无数重要宾客所称赞、羡艳的中国珍贵瓷器，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精彩故事的华章。
从青花瓷看瓷器文化的消逝
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红遍大江南北，在大家都唱着“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同时，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歌词里有两句词引起了收藏专家马未都的质疑。马未都指出，周杰伦《青花瓷》曲调委婉，但歌词有两处严重错误，懂得鉴赏知识者都会看出。最严重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瓶底从未书汉隶，明崇祯某些青花器身偶而写过汉书，显然歌词者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则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而宋体落款只有在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用过，青花瓷中未见过。
关于瓷器的知识普通人或许不甚了解，然而这个伴随了中国人三千多年的器物，在历史流转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现代人更是迫不及待的对它说了再见。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古陶瓷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每一件器物的背后都凝聚着文明与智慧，蕴含着一段历史、述说着一个故事。
拿青花瓷来说，青花瓷兴起于唐代是有它的文化渊源的。大唐帝国国运昌盛，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时，中国陶瓷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长足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度。这为创制青花瓷提供了工艺基础。
唐代帝王自称老子李耳的后裔，崇尚道教。唐代兴起于隋代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长期战乱之后，需要与民休养生息，而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正迎合了当时统治的需要。唐代历经盛世、繁荣富强，在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更有博大的胸怀，视天下为一家。同时，佛教文化自东汉传入中国，历经几百年的融合和发展，已经儒道释互为影响。因此，唐代帝王同样提倡佛教，把它作为精神统治之一。武则天就重修白马寺，在龙门造佛像才有了现在的旅游景点龙门石窟。而佛教在武则天时代也达到了鼎盛。由此，佛教的素净雅致思想自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
在经济上，大唐帝国与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经过丝绸之路，有了更密切的交流。伊斯兰教由此传入中国，崇尚清真、喜爱青色与白色的伊斯兰文化思想也加入了中国文化大熔炉之中。这些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对创造这一为人民所喜爱的青花瓷就是很自然的了。
可以说，每个朝代的瓷器都述说着每个朝代的故事。清朝的文人雅士，会在闲暇时间拿出一套瓷杯在手上把玩。对于器物的迷恋可以说是出于个人，也可以说是整个时代风气使然。北宋龙泉窑器型有炉、瓶、盘、渣斗及塑像等，各类造型变化有多种样式。如瓶有梅瓶、龙纹瓶、虎纹瓶、五管瓶、胆瓶、鹅颈瓶等；炉则有三足、四足及八卦炉、奁式炉等。南宋时，龙泉青瓷造型更加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外，文房用具中的水盂、水注、笔筒、笔架等亦常见，象棋子、鸟食罐也颇有特色。许多形式的瓷器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消失，而形式也是文化附着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与工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文化不无关系，商业社会追求的是快节奏。人们都一味的往前冲，时间被碎片化，人却被物化。没有大把的时间来供人挥霍，能挥霍的只是金钱，能够在午后静静的品一杯茶已是奢侈。人们迷恋的只是科技，并非器物了。跟随瓷器流传下来的文化，也被尘封在瓷器里了，犹如加了符咒的封印，被永远抛弃在记忆里。
这种需要品味的瓷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或许这是工业机器制造出来的超级都市阻止不了的。
现在瓷器的烧制都被机器严格控制了时间和温度，烧出来的模样没有差别。历经流水线出产的物品只能述说着它的使用价值，杯子就是拿来喝水的，而碗就是用来盛东西的。它们不能展示任何文化价值，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瓷器收藏：“大雅斋”瓷器的艺术风格有哪些
瓷器收藏：“大雅斋”瓷器的艺术风格有哪些?“大雅斋”瓷器烧造于晚清时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慈禧无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瓷器的创新，并且御窑现有的条件连生产原有品质的瓷器都存在困难。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大雅斋”瓷器基本沿袭了乾嘉时期御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宫廷的华丽美感。所有瓷器均为色地彩绘，器形也延续了前朝的样式，只是在制式上更偏重于秀丽精致，带有独特的女性审美特质。这种特质的形成与慈禧太后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因为御窑瓷器本身就是君主审美观念的物化。可与同时期其他官、民窑器物相比，“大雅斋”瓷器无论在质地和工艺上都较为考究，体现了光绪朝御窑瓷器的最高水平。那么，“大雅斋”瓷器的艺术风格有哪些呢?
一、釉色
“大雅斋”瓷器地釉的色彩有粉地、藕荷地、浅藕荷地、明黄地、大红地、蓝地、深蓝地、浅蓝地、翡翠地、豆青地、浅豆青地、浅绿地十二种。其中以粉地、藕荷地、明黄地、蓝地为多。在色地之上绘制有设色的花鸟，也有单一的水墨花鸟。在设色方面充分汲取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方法。
“大雅斋”瓷器的釉色带有强烈的情感化、写意化的特征，充分利用色彩的对比变化，象征性地去表达大自然中固有物象的美感。色彩是表情达意的途径，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情感思维和画面情节的融合统一，用色不再是拘泥于自然的色彩，而是具备了更多的主观审美意识的创作。
“大雅斋”陈设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器皿的内部施一层淡绿色釉，此种施釉方法创自乾隆朝，初为仿铜胎画珐琅的制作方法。之后各朝的陈设用瓷均有仿制，只是内部施釉厚薄不均，且无细小的纹路，这也是晚清粉彩陈设瓷的特点之一。
“大雅斋”瓷器充分表现了粉彩的装饰性，整体的色彩搭配充满了柔美的女性特征。花卉、虫鸟的配色取自自然又不是完全地模仿复制，只是提取了自然中的精髓。“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则形迹宛然”，“大雅斋”瓷器同一件器皿上常常出现四到五种颜色的搭配，但是色与色之间和谐的搭配，却创造出别样的韵味。时而是清新雅致的文人情调，时而是静穆深沉的贵族之气，都显现出“大雅斋”瓷器的艺术质感。
二、纹饰
“大雅斋”瓷器纹饰精美，以色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很有新意。纹饰描绘有藤萝花鸟、藤罗月季花、藤罗蝴蝶、莲塘荷花、鹭鸶莲花、栀子桃花、葡萄花鸟、荷花蜻蜓、喜鹊登梅、牡丹花、牵牛花、桃花、紫藤花、萱花、绣球等。“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告别了传统官窑常见的龙凤题材，代之为各式花卉、禽鸟，气息隽雅，意境清新。所勾画出的花团锦簇、鸟鸣蝶舞的瓷上花鸟世界，是慈禧太后对于自然的一种美好向往。
由于慈禧生平酷爱花卉，所以“大雅斋”瓷器上自然也以花卉纹饰为最。然而，“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已经不是选取单一的花卉主题去表达了，而是几种花卉共同组合成富有象征意义的复合主题。画面构图不追求多层次叠加，只是选取自然中的一个场景，经过宫廷画师的审美想象，创造出一种兼工带写的绘画风格，呈现了柔美娇媚、清新淡雅的女性气质。
宫廷造办处下发画样时，并不是每一种器形都附带小样，所以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工要根据瓷器造型的不同特点，在不改变画样主要布局及纹饰的基础上对构图做少许的改动。本来，画样上的纹饰是以大件器为模板绘制的展开图，而同样的纹饰在小件器形上就无法原样复制，只能选择主要的花卉图案根据具体的器形进行再次构图。
纹饰与釉色、器形等的完美结合才能诞生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但是，同治朝的御窑厂在经历过战火后，画工的瓷绘水准也较盛世时期有所下降。对比“大雅斋”瓷器的画样和成瓷，不难发现，绘制于瓷上的纹饰多了些装饰的图案感，少了些纸上纹饰的气韵流动。
三、器形
“大雅斋”瓷器在器形选择上并无太多大件器皿，多是秀丽小巧的器皿，突出了慈禧太后的女性专用标识。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1、品种十分丰富，多日用瓷。“大雅斋”瓷器是为慈禧太后专门烧制的堂名款瓷器，准备烧成后在大雅斋中使用的，故而其品种十分丰富，涵盖了陈设和日用的多种器形。其中陈设用瓷有：花盆、盆奁、鱼缸、花瓶。还有高足碗、高足盘等供器器形。日用瓷有如下几种：碗(因尺寸不同分为海碗、大碗、中碗、怀碗)、盘(分为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茶碗、盖碗、渣斗、圆盒子、长靶羹匙。其中渣斗的造型尤其小巧，高大约在8厘米左右，口径9厘米，便于随身使用。
2、花盆的款式众多。在“大雅斋”瓷器中，花盆的烧造量也很大。花盆除了大小型号的区别外，还有器形上的差异，包括正四方形花盆、长方形花盆、八角花盆、扇形花盆、银锭式花盆、梅花式花盆、圆花盆等，形制多样。有的花盆底部出于功能性考量，带有渗水透气孔。烧造如此多的花盆和慈禧太后对花的喜爱是分不开的。清代自雍正帝之后，皇室贵族的生活偏于享受园林美景带来的清新雅致。在烦乱的朝廷人事倾轧中，皇室贵族藉由花草来放松和转移紧张的心情。慈禧则更不例外，在宫中的御花园里遍植奇花异草，“大雅斋”瓷器中花盆数量的众多也是这种生活风尚在器物上的显现。
四、款识
“大雅斋”瓷器口沿处有“大雅斋”三字横款，右边多用红彩图章款“天地一家春”。对于里外均绘制粉彩纹样的碗盘类器物，在内壁的口沿处书“大雅斋”及“天地一家春”，而内里施白釉或绿釉无纹饰的器物，则在外壁口沿处书写二款。椭圆形的“天地一家春”篆体闲印章的印纹文字排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双排法，“天地一”三字居右侧，“家春”二字居左侧。另一种被称为“顶天立地”法，即“天”与“地”二字上下分布，中间空白部分是“一家春”三字。其中“一家”列右侧，“春”独自撑起左侧。款字的外围是海水双龙戏珠图案。
除了少部分高足盘碗类的器物，“大雅斋”瓷器大部分器底都用红彩书写有“永庆长春”四字楷款，但并不是所有书写“永庆长春”款的瓷器都书写“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永庆长春”为四字吉言款，寓意了慈禧太后希望自己永葆青春的美好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就款识而言，广义上的“大雅斋”瓷器应包括“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和“永庆长春”其中任意一种题款，或其中两款或三款的组合形式以及个别制作、装饰艺术风格相近的无款器物。像“大雅斋”瓷器这样一器三款的，在中国制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雅斋”瓷器属于堂名款瓷器，但在清代的女性中，无论是贵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还是各个贵妃、福晋，使用的瓷器都无如此的专属标识。慈禧之所以能享此特权，是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已经归在她的手中。“大雅斋”是堂号，同时也是慈禧个人审美情趣的象征，在处理朝政之余，她舞文弄墨、写诗作画，“大雅斋”正好契合了她对于“艺术”的追求。
从景德镇陶瓷“仿古”业看 制瓷“造假二代”们的明天会如何？
文物“造假二代”的明天在哪里？
在中外著名的瓷都景德镇的民间作坊，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高仿艺人”大都已步入了中晚年，如今，在他们身后又有了下一代的接班人。章一敲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女婿已经办起了自己的作坊，儿子也打算干这行。在烧窑车间，章一敲耐心地教儿子怎样看窑内的火候，而每当有客户来时，儿子就会跟在父亲身后察言观色，学习生意经。据记者观察，在景德镇“仿古”业中，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很普遍。原因不难理解：对于孩子而言，长期耳濡目染，进入这种角色很容易；而家长呢，只要孩子愿意学，就会倾其所有，无私奉献。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市场法则的一成不变，景德镇瓷工们的生存状态也无需更新，两代人的文化角色便轻而易举地得以自然延续。在复制赝品的同时复制上辈人轻松富足的人生，生存如此简单，有多少窑工还会企望自己或下辈人去刻苦钻研、劳心费力地成为标新立异、相对清贫的“陶瓷艺术家”呢？
从某种角度讲，这种制假售假的“传承有序”，很可能会断送景德镇千年的瓷文化传承。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自宋代以来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前端，关键便在于制瓷工艺的创新。从宋影青的烧造工艺、元青花的二元配方，到明清两代颜色釉的使用，无一不是景德镇制瓷人的祖辈们通过技术进步和艺术创新所取得的成果。而今天的景德镇人，所钻研的却是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让自己的高仿品打进国内外拍卖场，如何用高超的做旧工艺蒙过专家们的“眼学”鉴定和“科技测试”。倘若真能泉下有知，面对着这样一种“锐意进取”的“瓷都新气象”，不知那些砸碎每一件赝品、终生致力于维护瓷都名誉的老辈制瓷人们，该作何感想？
关于瓷都的未来，景德镇陶瓷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虽然景德镇的仿古瓷可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长远看不会有发展前途，因为这种无限接近古代官窑的技术缺乏真正的创新。他强调，景德镇当下的发展重点正是创意陶瓷。
我们不敢去贸然设想，“造假二代”们的明天会如何？中国文物市场未来的发展将如何？但如果古董交易能够日趋正常规范，文物收藏能够回归科学理性，那么“二代”的生活也许会变换一种轨迹；相反，如果市场一如既往，那么他们则可以安居乐业，并精心培养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倘若果真如此，景德镇的窑火还能烧得出中国陶瓷的盖世奇葩吗？
慈禧御用瓷
提到“大雅斋”瓷器，首先要了解慈禧其人。因为从慈禧的性格以及兴趣取向就可以了解当时瓷器的背景。
慈禧，叶赫那拉氏，满族镶蓝旗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祖父景瑞当过刑部郎中，父亲惠征当过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都是五品官员。清咸丰帝奕詝登基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第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时年16岁，次年五月进宫侍咸丰帝，为兰贵人，住储秀宫。咸丰四年（1854年）封懿嫔;六年（1856年）三月生载淳，晋懿妃;翌年春又晋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载淳继位，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诏旨尊称圣母皇太后，旗籍亦抬入上三旗。同治元年（1861年）四月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以后又累上徽号。光绪帝死后，慈禧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她自己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即死于中南海仪鸾殿，终年74岁。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慈禧经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影响至深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慈禧是一个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除了朝纲独揽，除了擅权专政，还有许多作为女性的共通点。她喜欢花，喜欢听戏赏景，喜欢华美的服饰，也喜欢精致的瓷器。
“大雅斋”来由
关于“大雅斋”，清人吴士鑑在《清宫词》中写道：“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笙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诗后小注有曰：“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始终不衰。大雅斋，孝钦自署名也。”魏程搏《清宫词》亦云：“二十余年侍圣慈，内廷供奉女筌熙。金笺宝篆红泥印，认得先朝老画师。”李珍注：“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甚隆。内有大雅斋印，即孝钦自署。”从以上清代诗文及诗注可知，“孝钦”即慈禧太后，“大雅斋”是慈禧自署的斋号，是她写字作画的地方。
但“大雅斋”到底位于何处，一直困惑着人们。后据学者考证，“大雅斋”位于“天地一家春”的西间，而“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内“九州清晏”中一处建筑名称。“大雅斋”瓷器，正是为这处建筑特别烧造的慈禧专用瓷。不幸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雅斋”随“天地一家春”被焚而无存。
烧造始末
同治皇帝亲政后，并不能完全掌握朝政，为了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让慈禧退出权力中心。于是，以感恩皇太后为大清朝所作贡献为名，下旨重修圆明园，把圆明园辟为慈禧颐养天年之所，以示自己的孝心。慈禧曾经居住过的“天地一家春”是此次重修工程的重点。
慈禧对于“天地一家春”的重修参与良多，多次召见负责设计的雷氏父子，并对装饰中用到的各种花卉画样给出许多修改意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建。在圆明园开工重建的两个月后，内务府传办江西九江关烧造一系列的陈设及日用瓷器，并且下发了瓷器的画样，在这些画样上标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和“永庆长春”的款识。
故宫中留存的画样详细地记录了烧造“大雅斋”瓷器的釉色、纹饰及器形等方面的规定，现存实物也与之对应。画样中，器形设计和纹饰描绘均出自内廷如意馆画工之手。晚清如意馆画风多流行工笔花鸟，故而瓷器上的纹饰也多花鸟。画样是统治阶级对瓷器生产的直接干预，通过画样把统治者的审美情趣，对于自然，对于艺术的理解转化为一种可以留存的物质载体。同时，画样的回收制度也体现了统治者对于这种物质载体的垄断性和皇权的不可侵犯性。
清代的御窑厂在咸丰五年（1855年）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筹措十三万两白银，在景德镇复建御窑厂，由九江关监督领其事。虽恢复重建，但是重建后的御窑厂由于工人的流失，硬件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御用瓷器的烧造困难重重。还有时间紧迫，烧造数量大等因素，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不得不上奏肯请延期交付。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年（1876年）头两批“大雅斋”瓷器才陆续完成。不过此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景德镇的御窑厂再也没有烧出第三批“大雅斋”瓷器。
从现存的“大雅斋”瓷器来看，釉面并不十分光滑，多存在气泡和橘皮纹现象，且在色地与彩绘纹饰之间有明显的接痕。“大雅斋”瓷器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相比，缺少了工艺上的精细度，这与当时御窑厂客观存在的困难有很大关系。
这些“大雅斋”瓷器的原意，是为重建后的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内的西间堂室陈设和日用所用。但彼时，清政府的国库并不充盈，对内危及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定，对外在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已无力负担重修圆明园工程庞大的开支，甚至连修园所需的大型木材都难于购得。加之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圆明园不得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二十九日被迫停工，慈禧期望重温当年景象的愿望也成为了镜花水月。因此，“大雅斋”瓷器转而入紫禁城专供慈禧在后宫里使用，并主要集中在长春宫内。
艺术风格
“大雅斋”瓷器烧造于晚清时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慈禧无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瓷器的创新，并且御窑现有的条件连生产原有品质的瓷器都存在困难。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大雅斋”瓷器基本沿袭了乾嘉时期御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宫廷的华丽美感。所有瓷器均为色地彩绘，器形也延续了前朝的样式，只是在制式上更偏重于秀丽精致，带有独特的女性审美特质。这种特质的形成与慈禧太后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因为御窑瓷器本身就是君主审美观念的物化。
可与同时期其他官、民窑器物相比，“大雅斋”瓷器无论在质地和工艺上都较为考究，体现了光绪朝御窑瓷器的最高水平。“大雅斋”瓷器的艺术风格可以归纳为釉色鲜艳、纹饰精美、器形多样、款识讲究。
釉色
“大雅斋”瓷器地釉的色彩有粉地、藕荷地、浅藕荷地、明黄地、大红地、蓝地、深蓝地、浅蓝地、翡翠地、豆青地、浅豆青地、浅绿地十二种。其中以粉地、藕荷地、明黄地、蓝地为多。在色地之上绘制有设色的花鸟，也有单一的水墨花鸟。在设色方面充分汲取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设色方法。
“大雅斋”瓷器的釉色带有强烈的情感化、写意化的特征，充分利用色彩的对比变化，象征性地去表达大自然中固有物象的美感。色彩是表情达意的途径，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情感思维和画面情节的融合统一，用色不再是拘泥于自然的色彩，而是具备了更多的主观审美意识的创作。
“大雅斋”陈设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器皿的内部施一层淡绿色釉，此种施釉方法创自乾隆朝，初为仿铜胎画珐琅的制作方法。之后各朝的陈设用瓷均有仿制，只是内部施釉厚薄不均，且无细小的纹路，这也是晚清粉彩陈设瓷的特点之一。
“大雅斋”瓷器充分表现了粉彩的装饰性，整体的色彩搭配充满了柔美的女性特征。花卉、虫鸟的配色取自自然又不是完全地模仿复制，只是提取了自然中的精髓。“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则形迹宛然”，“大雅斋”瓷器同一件器皿上常常出现四到五种颜色的搭配，但是色与色之间和谐的搭配，却创造出别样的韵味。时而是清新雅致的文人情调，时而是静穆深沉的贵族之气，都显现出“大雅斋”瓷器的艺术质感。
纹饰
“大雅斋”瓷器纹饰精美，以色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很有新意。纹饰描绘有藤萝花鸟、藤罗月季花、藤罗蝴蝶、莲塘荷花、鹭鸶莲花、栀子桃花、葡萄花鸟、荷花蜻蜓、喜鹊登梅、牡丹花、牵牛花、桃花、紫藤花、萱花、绣球等。“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告别了传统官窑常见的龙凤题材，代之为各式花卉、禽鸟，气息隽雅，意境清新。所勾画出的花团锦簇、鸟鸣蝶舞的瓷上花鸟世界，是慈禧太后对于自然的一种美好向往。
由于慈禧生平酷爱花卉，所以“大雅斋”瓷器上自然也以花卉纹饰为最。然而，“大雅斋”瓷器的纹饰已经不是选取单一的花卉主题去表达了，而是几种花卉共同组合成富有象征意义的复合主题。画面构图不追求多层次叠加，只是选取自然中的一个场景，经过宫廷画师的审美想象，创造出一种兼工带写的绘画风格，呈现了柔美娇媚、清新淡雅的女性气质。
宫廷造办处下发画样时，并不是每一种器形都附带小样，所以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工要根据瓷器造型的不同特点，在不改变画样主要布局及纹饰的基础上对构图做少许的改动。本来，画样上的纹饰是以大件器为模板绘制的展开图，而同样的纹饰在小件器形上就无法原样复制，只能选择主要的花卉图案根据具体的器形进行再次构图。
纹饰与釉色、器形等的完美结合才能诞生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但是，同治朝的御窑厂在经历过战火后，画工的瓷绘水准也较盛世时期有所下降。对比“大雅斋”瓷器的画样和成瓷，不难发现，绘制于瓷上的纹饰多了些装饰的图案感，少了些纸上纹饰的气韵流动，.
器形
“大雅斋”瓷器在器形选择上并无太多大件器皿，多是秀丽小巧的器皿，突出了慈禧太后的女性专用标识。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品种十分丰富，多日用瓷。“大雅斋”瓷器是为慈禧太后专门烧制的堂名款瓷器，准备烧成后在大雅斋中使用的，故而其品种十分丰富，涵盖了陈设和日用的多种器形。其中陈设用瓷有：花盆、盆奁、鱼缸、花瓶。还有高足碗、高足盘等供器器形。日用瓷有如下几种：碗（因尺寸不同分为海碗、大碗、中碗、怀碗）、盘（分为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茶碗、盖碗、渣斗、圆盒子、长靶羹匙。其中渣斗的造型尤其小巧，高大约在8 厘米左右，口径 9 厘米，便于随身使用。
二、花盆的款式众多。在“大雅斋”瓷器中，花盆的烧造量也很大。花盆除了大小型号的区别外，还有器形上的差异，包括正四方形花盆、长方形花盆、八角花盆、扇形花盆、银锭式花盆、梅花式花盆、圆花盆等，形制多样。有的花盆底部出于功能性考量，带有渗水透气孔。烧造如此多的花盆和慈禧太后对花的喜爱是分不开的。清代自雍正帝之后，皇室贵族的生活偏于享受园林美景带来的清新雅致。在烦乱的朝廷人事倾轧中，皇室贵族藉由花草来放松和转移紧张的心情。慈禧则更不例外，在宫中的御花园里遍植奇花异草，“大雅斋”瓷器中花盆数量的众多也是这种生活风尚在器物上的显现。
款识
“大雅斋”瓷器口沿处有“大雅斋”三字横款，右边多用红彩图章款“天地一家春”。对于里外均绘制粉彩纹样的碗盘类器物，在内壁的口沿处书“大雅斋”及“天地一家春”，而内里施白釉或绿釉无纹饰的器物，则在外壁口沿处书写二款。椭圆形的“天地一家春”篆体闲印章的印纹文字排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双排法，“天地一”三字居右侧，“家春”二字居左侧。另一种被称为“顶天立地”法，即“天”与“地”二字上下分布，中间空白部分是“一家春”三字。其中“一家”列右侧，“春”独自撑起左侧。款字的外围是海水双龙戏珠图案。
除了少部分高足盘碗类的器物，“大雅斋”瓷器大部分器底都用红彩书写有“永庆长春”四字楷款，但并不是所有书写“永庆长春”款的瓷器都书写“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永庆长春”为四字吉言款，寓意了慈禧太后希望自己永葆青春的美好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就款识而言，广义上的“大雅斋”瓷器应包括“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和“永庆长春”其中任意一种题款，或其中两款或三款的组合形式以及个别制作、装饰艺术风格相近的无款器物。像“大雅斋”瓷器这样一器三款的，在中国制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雅斋”瓷器属于堂名款瓷器，但在清代的女性中，无论是贵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还是各个贵妃、福晋，使用的瓷器都无如此的专属标识。慈禧之所以能享此特权，是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已经归在她的手中。“大雅斋”是堂号，同时也是慈禧个人审美情趣的象征，在处理朝政之余，她舞文弄墨、写诗作画，“大雅斋”正好契合了她对于“艺术”的追求。
大雅斋瓷器代表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显示出当时的烧造高度，不管是大雅斋瓷器还是其他的款式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的特色。
从康熙小酒盅看画珐琅的精湛
图中酒盅口径6.8厘米，高4厘米，小巧大气，釉色青白，胎骨坚致，修足规正，器壁模印蜂房纹，花鸟图形顶天立地，画工生辣细腻，一派康熙瓷的风貌特征。其虽为民窑外销瓷，但康熙瓷胎画珐琅的贵相已可见一斑。
关于瓷胎画珐琅，藏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说画珐琅只在故宫造办处制作，二说画珐琅系全部进口原料，三说画珐琅彩只出现在康雍乾三朝。加上乾隆曾说“庶民弗得一窥也”。这样更加使画珐琅瓷器局限化、神秘化了。笔者以为从康熙五彩到康熙画珐琅，再到康熙末出现的粉彩，其间并未有明显时间界限。三者经历了一个逐渐过渡，互相穿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诚然清宫廷御用的画珐琅官窑器是全部用进口原料，画工系宫内一流画师所作。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遗物证明随着国产珐琅彩料研制成功，景德镇瓷厂也开始逐步推广烧制该类彩瓷。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应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因此二者互通共存一体是不足为奇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民窑器中，特别是外销瓷中有些精美者往往五彩 硬彩 、粉彩 软彩 、珐琅彩兼而有之。由于该类彩瓷不是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正统制品，因此存在一定的边缘性，大家难以统一看法，通常将其划入粉彩瓷，而委屈了它具备部分珐琅彩的品质。
图中花鸟纹酒盅就是这类多种彩料“兼而有之”的范例。其中草绿、瓜皮绿、黑色等是五彩 硬彩 ，而胭脂红、天蓝色、土红色、赭褐色、杏黄色、孔雀蓝等均为珐琅彩。珐琅彩与五彩、粉彩的 首要区别是前者用油调，故有油光，而后者用水调，故干涩无光；其次珐琅彩易生龟裂纹；再者珐琅彩彩料品种多，色彩艳丽，易绘细腻图案。此酒盅即具备了两种彩料的品性，艳美细哲的珐琅彩描绘了红顶画眉、大红牡丹、熟透石榴，而透彻无光的五彩料填画了枝枝叶叶。尤为值得一书的是那只栖息枝头的画眉羽翼丰满、眸光闪烁、爪握劲健、喙啄刚猛，整个鸟体侧俯灵动，仿佛在窥视远处的虫蝶，也好似准备高声鸣啼。它双翼微张、尾羽翘动，脖颈绒毛整齐松逸，喙缘须刺稀疏刚硬。画眉用土红、赭褐、墨黑三色绘制，用笔工整奇巧，丝丝入扣。如此精功力作，非珐琅彩不能体现其效果。
从历史背景看金朝瓷器的发展
在九百年前，金朝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在十几年后它成功的灭掉了辽国，其管辖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华北地区，继而又灭掉了北宋，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随着金与南宋的议和，南宋称臣并向大金“岁币”。随着1153年大金迁都至燕京，此时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宋瓷先进的制作技术被大金王朝所认可，并开始了模仿，此时金朝瓷器才开始了它的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关于金朝瓷器的相关研究其实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建立到灭亡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而且在发展前期还经历着混乱，其本身的手工业发展落后，到政局稳定再到生产逐渐恢复，期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历程。还有一些原因在于在文人的正统思想下，他们认为历史战争的破坏性巨大，他们认为金朝灭宋毁掉了所有窑口，存世的瓷器均为北宋所烧制。但随着金朝瓷器资料的不断出现与研究，古玩行业专家发现，其实金朝为了生活，北方四大窑口均有所保留，而且还烧制了不少的瓷器，例如目前我们发现的定窑，钧窑，磁州窑，大官屯窑，观台窑等窑口，而且还有它自己的特点。
在金太宗时期开始，他们不断的吸收前朝优秀的文化，逐渐放弃他们本身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模式，开始定居状态，此时他们重农务本，实现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其制瓷行业也获得到了超前的发展。在这一段时期，瓷器的烧制造型精美，线条流畅，釉色温和，精品瓷器完全可以媲美北宋时期。
在金朝瓷器的品种中，它的样式还是很多的，例如常见的罐，碗，瓶，盆，盏，壶，也有不少的尊，俑，小兴玩具等。在这些金朝瓷器当中，白釉黑花装饰花纹明显的描绘在瓷器的明显位置，这一特色代表了它的新高度。而三系，四系的带系罐子可系绳子，以及瓶身全部带棱的鸡腿瓶等，满足当时居民生活需求的瓷器造型则代表了它的独特性。
据研究，金朝瓷器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在迁都之前，这一时刻瓷器的制作比较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结程度低，器身上纹饰描述粗放不羁，线条较少。其后期为迁都燕京之后，此刻瓷器的烧制开始融入宋代技术，瓷质精细，胎料干净，胎骨多样，纹饰更加丰富，部分瓷器也开始带有款识，烧制工艺堪比北宋。
金朝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参考：
1:北宋/金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小口瓶，尺寸：高25.1厘米，估价：USD 500,000 ~ 700,000，成交价： USD 1,752,500 ，成交时间：2018.03.22，拍卖公司：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3月拍卖会。
2:金钧窑天蓝釉胆式瓶，尺寸：高23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1,437,500 ，成交时间：2015.06.07，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5春季拍卖会。
此件胆式瓶器身长颈，颈部上宽下窄如喇叭形，圆腹下垂，口沿处釉薄微显胎色。因腹部像悬胆状及口部以下似鹅颈状，亦有称谓“胆式瓶”。通体施天蓝釉至足底，釉质凝厚滋润，通体釉面布满小开片，有如天蓝釉色翠沁其上，赏心悦目，古韵十足，正合寂园叟《陶雅》中曰“钧窑之紫，汗浸全体，晕成一片”之雅品。
3:金-元黑釉酱彩撇口瓶，尺寸：高25.5厘米，估价：RMB 500,000 ~ 700,000，成交价： RMB 1,058,000 ，成交时间：2016.12.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秋季拍卖会。
黑釉撇口瓶，长颈溜肩，高圈足沈稳敦厚。通身施釉，黑釉及紫金釉相互交融，釉光亮丽，两色釉交融壹体，观之好似雾水氤氲，浑然天成。器身了无纹饰，不致喧宾夺主，作为茶室中的插花名器流传于世，同时极具当代艺术气息。黑釉瓷流行于宋明时期，与当时社会盛行斗茶、赏花有密切关系。斗茶可品鉴茶的品质，赏花也是高雅的艺文活动。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下卷》有：“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直”。在花瓶的大小选择上，袁宏道的《瓶史》中记载有：“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宝古者，非独以玩。”由上记两则可窥见明代文人雅士对插花的讲究。
4:北宋/金钧窑天蓝釉紫斑钵，尺寸：宽17.5厘米，估价：HKD 1,600,000 ~ 2,800,000，成交价： HKD 1,000,000 ，成交时间：2019.11.27，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秋季拍卖会。
器施天蓝色釉，紫晕泛有绿斑，釉质肥腴凝厚，口沿、内底及外底露胎。
5:北宋（960～1127）至金（1115～1234）黑釉刻划花牡丹纹梅瓶，尺寸：口径3.2厘米；底径8.5厘米；高35厘米，估价：HKD 600,000 ~ 800,000，成交价： HKD 944,000 ，成交时间：2017.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7秋季五周年庆典拍卖会。
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品相保存完整，殊为难得。器顶置高梯形小环口，接细而短的束颈。圆肩，上腹鼓，下腹内敛，胫部修长略微内曲。足壁稍稍外撇，底为挖足较深的隐圈足，足心平。造型综合特征符合陆军先生《中国梅瓶研究》著作中的梅瓶样式四31d<8>，大都为山西地区窑场烧造。器里、外裹足满施黑釉，正烧而成。足底涩胎，胎土白偏黄，瓷化度极高，坚致缜密，未施化妆土。外壁刻划花装饰两层纹饰带，幷以弦纹相隔。上为两朵折枝牡丹，纹饰空隙处满刻划直线纹，下为三组卷叶纹。线条流利，一气呵成，纹饰大方舒展。
6:北宋至金白釉刻划花水波游鱼纹盘，尺寸：直径26.3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944,000 ，成交时间：2018.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
大盘敞口，折沿，浅弧壁，宽圈足，口沿包镶金扣，金、白二色相得益彰，更显尊贵。外壁光素，内壁刻划水波游鱼纹，以双刻划线表现纹饰轮廓，以篦划纹表现细节，三鱼游弋其间，简洁灵动，意境祥和。构图手法新颖，水波纹以盘心为圆点，向外呈轮状散射出六层波浪，不同于常见的横向构图，风格别具，装饰意味强。入手颇沉，胎体较一般定窑盘、碗略厚。胎白质坚，釉色牙白，纯净细腻，莹润悦目。外口沿一圈刮釉，十分规整，宽度1厘米左右，与常见芒口不同，包口后犹见涩胎。在定窑产品中，此类器物有一定数量，一般称之为“外刮釉器”或“宽芒口器”，窑址标本及两岸故宫传世藏品皆可见。有学者推测此类器物是采用“支圈仰烧法（或称挂烧法）”装烧的「注1」，即利用口沿外撇的特点，将坯体悬置于一种高体支圈上，层层迭置。如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此类器物外壁的流釉方向是从器底流向口沿，由此可判定仍是覆烧产品。外口沿的宽涩边只是为适应不同支圈组合的需要，所谓“支圈仰烧法”，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注2」。外刮釉器，为北宋中晚期至金代所产，素面居多。本品尺寸硕大，形制规范，不见变形，彰显著精湛的技艺。釉美工精，品相完整，堪称传世珍品，极为难得。
7:金钧窑青釉梅瓶，尺寸：高29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920,000 ，成交时间：2016.12.02，拍卖公司：北京宣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钧窑为我国北方著名瓷窑，在古钧州境内，故名钧窑，亦称“均窑”、“钧州窑”。所出钧瓷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之微妙。钧窑烧制历史悠久，创烧于北宋，至明代仍十分兴盛，宋代宫廷曾设立官方窑厂为内廷烧制御瓷，可见其品质之高。本件梅瓶造型挺拔，小口溜肩，下渐收敛，足略向外撇，器底下凹成圈足，器形饱满周正，曲线过度圆润自然。通体满施釉，止于器足，足沿一周无釉，器底露胎，质地缜密，为金元之际典型做法，时代特征鲜明。所施釉水为不透明的乳浊釉，釉层厚润平滑，釉色雅致清新，恰在月白与天青之间，简洁肃穆，韵味十足。民国时期陶瓷鉴赏家刘子芬着《竹园陶说》载：“古瓷不重彩绘，所有之器皆纯色，市肆中人呼为一道釉。其实高贵之品，自以一道釉为古雅。”以此观之，可知言之有据。另，本品瓶身修长挺拔，造型挺秀、俏丽，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为钧窑器中少见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描述道：“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本品以其造型曲线之优雅典美，釉色之清新隽永，或有漫插梅枝花条，可平添雅趣，更以桌几配之，益发相宜。
8:北宋/金钧窑天蓝釉葵口屈卮，尺寸：宽19厘米，估价：USD 12,000 ~ 18,000，成交价： USD 907,500 ，成交时间：2017.03.17，拍卖公司：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3月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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