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从第十六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筹委会获悉，第十六届唐山陶瓷博览会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16日至20日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北馆举行，展品将在全市广泛征集，其征集日期为2013年7月1日至31日。展品征集联系电话：2830117、2833009、2835058；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主要以实物、图片等形式展示唐山古代、近代的陶瓷作品，现代唐山陶瓷厂家、大师有代表性的陶瓷产品、作品，向外界全景化展示唐山的丰厚历史与文化内涵，体现唐山作为北方瓷都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推动唐山陶瓷文化的提升和发展，提高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氛围。
为使本届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能全面、系统展示唐山陶瓷历史文化的杰出成就，中国陶瓷博览会筹委会面向社会征集展品。展品要求应为唐山生产、出土及使用的陶瓷制品；器形完整、款识清晰；提供不少于100字的文字说明，并注明生产厂、出土时间、出土地址或使用历史；古代至近、现代陶制品及瓷制品(现代陶瓷制品应为唐山代表性陶瓷产品及作品)；提供外观、底款等照片两张以上；展品需提供电子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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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彭城镇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系滏阳河的发源地，是一个城乡交错，工农交叉的历史名镇。
在历史上，彭城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立于北响堂寺的明万历年间《游鼓山滏水》碑记里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煅冶。入室，赌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期甲天下哉！而今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有“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
据考证，早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彭城镇设置官窑数十座，此地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明《大明会典》记载：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清《磁州志》营造卷五：官坛厂在南关石桥东，后移至琉璃村。旋复旋移，又再复故处。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磁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广禄寺……
进入新时期，彭城镇的制瓷业再攀高峰，殊荣不断。近年来，国务院授予了它“磁州窑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和“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播基地——磁州窑烧造技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了它“中国磁州窑之乡”、“中国民窑研究基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它题写了“中国磁州窑历史博物馆”；古陶瓷研究泰斗叶民也为它题写了“富田磁州窑遗址”……2011年8月13日，彭城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当时彭城镇作为河北省唯一的推荐参评城市并获此殊荣，充分体现了峰峰陶瓷的地位和品质。
据调查，彭城镇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且地下遗存极其丰富。时至今日，彭城镇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高档出口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八大瓷区之一。特别是磁州窑开创的釉下白底黑（褐）花等装饰艺术，极其富有民间乡土气息和民间艺术特色，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划时代意义。其经典性的装饰意涵和意趣，对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业，对后世彩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历史文化论坛 隆重举行
10月19日，由景德镇海外联谊会、景德镇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在豪门大酒店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人大副主任吴光辉为《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一书首发式揭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府春，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建新讲话。
此次论坛在2011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之际，通过景德镇海外联谊会这个平台邀请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等国内外致力于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就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极大热情。论坛上还宣布了“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方府春代表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文化遗产挖掘，对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发展，对该市形成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精品荟萃、器走天下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再接再厉，不断发掘探索陶瓷历史，以陶瓷振兴为突破口，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繁荣陶瓷艺术，让“灿烂的文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繁荣和谐魅力瓷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建新指出，这次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推动该市陶瓷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并希望通过论坛，积极探求历史文化研究新路径，努力开辟历史文化研究新舞台，共同引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开创陶瓷文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研究的重点在于立足汉唐高古陶瓷文化的发掘，加强其历史沉积层的研究，把原始属于景德镇地区或者影响景德镇地区陶瓷渊源脉络疏理清晰，还原于历史的面貌。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汉唐陶瓷文化研究成为顺应现代陶瓷文化发展潮流，赋予现代陶瓷文化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样也为现代陶瓷经济助威与添彩，承传与发扬，开发出独具刘汉、李唐王朝风彩的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陈设瓷、礼品瓷、旅游观光瓷、汉唐古典瓷等，也即在开发中永久保护，在发展承传中保护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陶瓷总部经济 弘扬佛山陶瓷历史文化
1月10日，佛山市市长陈云贤率市、区、镇各级领导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视察。在详细听取了佛山陶瓷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周军对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的介绍，参观了总部基地建筑模型与项目工地后，陈市长要求将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打造成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示范基地。
今年，在政府强势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环境下，佛山陶瓷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政府也为此制定了时间表和相关配套政策。与此同时，佛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佛山陶瓷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政策方针。1月7日，在“陶瓷产业结构调整座谈会”上，陈市长强调，2008年的节能减排指标是刚性、约束性的硬指标！对陶企污染的整治不会有缓冲期。从佛山陶瓷产业分类和污染源等方面和广大陶瓷企业代表一起深入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大局，精辟地提出要用世界的眼光做好佛山陶瓷产业，佛山陶瓷由生产制造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大方向。进一步强调，弘扬佛山陶瓷文化，发展提升佛山陶瓷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
为此，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禅城区、南庄镇主要领导，以及各主流新闻媒体等陪同下，陈市长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进展情况。在听取了周军关于总部基地院落式、总部环境规划和陶瓷历史文化长廊等情况的汇报后，陈市长当即肯定了总部基地在发展陶瓷总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称赞项目规划非常有特色，定位明确，弘扬了佛山陶瓷历史文化，大力发展了陶瓷产业总部经济。并作出指示，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调整提升产业结构需市一级部门加大支持配合力度，打造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需配套通关一体化“绿色通道”等。同时指示禅城区及市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总部基地在工商、税务等相关配套优惠政策。
最后，在禅城区、南庄镇领导的陪同下，陈市长深入项目工地现场，当看到紧张有序的施工场面和一栋栋初具规模的建筑时，当场握着周军的手称赞：好，很好！一定要一鼓作气，马到功成！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景德镇荣获“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工作会上，景德镇再次荣获“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景德镇市瓷局负责人荣获“十一五”轻工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先进个人奖。
这次会议在广东省举行，会议总结了“十一五”期间全国轻工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建设情况进行，有关先进地区就轻工产业发展先进经验进行了交流，并部署了下一步发展工作。会上，景德镇与其他8个城市一起荣获了“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景德镇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制瓷历史，生生不息的窑火造就了景德镇的辉煌。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将弘扬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发展陶瓷产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并把陶瓷、航空、旅游确立为优先发展的三张主牌，作为引领全市发展的引擎。
景德镇市围绕陶瓷文化品牌，在大力保护优秀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同时，大力推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目前，景德镇市陶瓷产业呈现出勃勃的发展生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尤其是陶瓷文化创意产业更是独树一帜。
据悉，去年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陶瓷文化历史名城”颁证仪式上，景德镇市也被授予了“中国陶瓷文化历史名城”称号。
陶瓷知识：谈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贲巴壶的历史文化背景
所谓贲巴是藏语译音，在藏语中是“瓶”的意思，因此贲巴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瓶。
从贲巴壶的造型来看，主要可以氛围有流嘴和无流嘴两种。无流嘴的贲巴壶又被称为“贲巴瓶”，也相当于有流嘴的贲巴壶除去嘴的部分，它的造型看起来就像是小型的喇嘛塔，喇嘛壶的底部也相当于是塔底。贲巴壶的腹部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覆钵，它的壶颈就相当于塔刹，贲巴壶的瓶口就相当于华盖。常见的贲巴壶有流嘴，但是没有执柄，人们在使用贲巴壶的时候，需要用手握住贲巴壶的壶颈。
贲巴壶在藏族地区被广泛使用，虔诚的佛教信徒们一般使用贲巴壶装水，或者将贲巴壶作为一种具有欣赏陈设功能的礼佛器皿，通常把草放在壶里面，故而贲巴壶又被人们称为“藏草瓶”或者“藏草壶”。贲巴的梵音意为：军持，佛教典籍《庶物异各疏》中是这么描述贲巴壶的：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由此可见，贲巴壶蕴含深厚的禅意。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已经将贲巴壶作为宗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它主要是用来盛水的净水壶。元朝的时候，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传教十分成功，与此同时，蒙古文化对满族人民的影响非常大，故而也信奉喇嘛教。出现最早的贲巴壶的制作原料主要是金质、银质、铜质，而瓷质的贲巴壶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烧制出来的。
大清皇室的人非常信仰佛教，故而为了迎合统治阶层的喜好，景德镇窑的制瓷工匠们开始大规模地烧制各种各样与佛教相关的陶瓷器皿，就这样，七珍、八宝、贲巴瓶等等纷纷横空出世。在那个时候，贲巴瓶不只是作为皇家礼佛的法器净水壶，还被清朝皇帝用来作为赏赐藏传佛教代表领袖人物的佳品。而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皇帝们也将贲巴壶进献给内地多个寺庙。就比如说，根据我国清朝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乾隆皇帝曾经在泰山岱庙进行祭祀活动，并且进献了贲巴壶。清政府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青睐，一度把贲巴壶作为礼品赠给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在清代乾隆年间，贲巴壶的烧制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令人遗憾的是，清代嘉庆年间之后，烧制贲巴壶的工艺逐渐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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