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瓷器的鉴别。
唐代瓷业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世称“南青北白”。邢瓷类银，越瓷类玉，并立共荣，为世人所珍。
国家博物馆典藏有珍贵的隋唐时期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窑生产的白瓷器，多为墓葬、遗址考古出土，有些是明确纪年墓出土，造型丰富，工艺精美，制作精巧，时代特征鲜明，展现出非凡的历史价值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代表作有浙江宁波出土的唐代青釉瓜棱执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唐代青釉葵口盘和折沿碗，法门寺地宫所出为珍贵的“秘色瓷”，是鉴定秘色瓷重要的参考资料。白瓷代表作有陕西李静训墓出土的隋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鸡首龙柄壶，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莲瓣座烛台、长颈瓶，均为罕见的白瓷珍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近30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隋朝虽国祚短暂，历二世而亡，然而它的繁荣成果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衰颓，继而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一个封建王朝，社会安定，政治昌明，为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大环境，更兼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从不同地域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而呈现出欣欣繁荣之象。这种繁荣自然也体现在物质文明之上。
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器生产作为手工业中重要的一支也得以发展，瓷窑遍地开花，相互争艳，而尤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藏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生产的白瓷器，均十分珍贵，现就其特色进行阐述。
越窑青瓷
中国古代瓷器种类丰富，青瓷是重要品种之一。青瓷烧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创烧出了成熟青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明清时期从未间断。
越窑是我国闻名遐迩的青瓷窑之一。唐代，全国烧造青瓷的窑场众多，越窑青瓷为群窑之冠。唐代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窑场林立，规模宏大，并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唐朝诗人多有吟诵越窑瓷器的诗，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茶圣陆羽在《茶经》之中以“类冰”“似玉”赞美越窑青瓷品质高雅，色如玉而不浮光，质如冰而不流俗。将越窑列为全国名窑之首。陆龟蒙《秘色越器》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形容越窑青瓷色泽的典雅秀美；皮日休《茶瓯》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的诗句品味越窑青瓷造型的端庄轻盈。唐人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离不开对茶文化的崇尚，唐代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正是称赞越瓷与香茗彼此映衬、相得益彰。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越窑青瓷更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嗜古成癖的乾隆皇帝也曾追慕唐代的越窑青瓷，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的感叹。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有墓葬、遗址、塔基出土遗物和传世品。其中墓葬、遗址和塔基出土品主要有：
越窑青釉葫芦瓶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越窑青釉葫芦瓶(图1)，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7.6厘米。器呈葫芦形，通体施以青釉，造型饱满，美观大方，为初唐时期瓷器的形制。葫芦谐音“福禄”，又因籽多，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深得人们喜爱。葫芦形器物很早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葫芦形的彩陶器。
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
1957年浙江余姚市唐墓出土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图2)，高30.5厘米、口径19.3厘米。腹上刻铭有“维唐故大中四年(850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器自名为“罂”。“罂”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赵广汉传》记有“椎破卢罂”，颜师古注“佤，长颈罂也”。在六朝时期，盘口壶也称作“罂”。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的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字样。“罂”是由六朝、隋代时期的盘口壶演变而来，是晚唐时期典型器。唐代器的盘口更大，颈渐长，有的颈上堆塑有蟠龙，肩部或颈部饰有环状耳。浙江嵊州出土的青釉罂，铭刻“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五代壶体逐渐加高，北宋时罂系变大，上海博物馆藏有铭刻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的粮罂较为典型。罂是一种盛器，而这件“大中四年”青瓷罂却有另外的用途，其器形较大，刻铭有器名、制作时间和用途，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器物。
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图3)，高22.6厘米、口径10.2厘米。喇叭口，瓜棱形长圆腹，肩部一短流，另一侧置曲柄。执壶在唐代《资暇集》中称为“注子”和“偏提”，朝鲜出土的两件唐壶刻铭有“小口”之称，宋代仍沿称“注子”。唐代执壶的特点是盘口或喇叭口，短直流，流有圆形和六方、八方形等。壶柄也由以前的龙柄变为宽扁形曲柄。晚唐至五代，执壶的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部多作成瓜棱形。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越窑青瓷执壶卖十文钱一个，而其他窑口壶则只卖一文钱一个。
唐代越窑瓷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瓷器外销的繁荣。在埃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日本等地都曾发现唐代的越窑瓷器。唐末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宁波)港等向外输出。此器出土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此遗址出土有唐代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造型相似的一件瓜棱执壶，也为和义路唐代码头出土。
越窑青釉葵口盘
越窑青釉折沿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越窑青釉葵口盘(图4)和折沿碗(图5)。法门寺以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和真身宝塔闻名于世，备受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皇家寺院”。1987年4月3日，封闭千余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唐代地宫中出土的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其中有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数千件皇室世纪珍宝。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的石刻“物账”记载有“秘色瓷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证实该地宫出土的越窑青瓷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它的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断定秘色瓷的时代和鉴定其特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釉葵口盘高4.6厘米、口径24.8厘米、足径7.6厘米。器葵口、浅腹、平底。青釉折沿碗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足径10.5厘米。折沿、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泽晶莹，质地温润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秀美，正如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赞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吴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有“越窑，越州所烧……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唐代器物以素身无纹饰为多，胎质精细而轻盈，瓷釉晶莹温润。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赞曰：“越窑青瓷似一泓清漪的清水般的湖绿色。”越窑青釉淡雅温润，无附加赘饰，而以其釉之本色、釉之天姿呈现出明澈幽静之美感。唐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器物少有装饰，仅以“捩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有“如玉如冰绝代少，倾城倾国只淡妆”的韵致。
唐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繁多，以茶具最具特色，有茶碗、茶托、执壶、杯等。碗或盏，被称作“瓯”。茶瓯造型以花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海棠式等。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道出了越窑青瓷的特质所在，越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冷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紧邻唐朝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港明州(宁波)，越窑青瓷借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运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直到非洲的埃及，被誉为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先驱，成为古代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在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最多的是越窑青瓷。2003年2月，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沉船，起获10万多件越窑青瓷，多为秘色瓷，反映出越窑青瓷外销的盛况。
唐越窑青釉碗
伊朗内沙布尔出土唐越窑青釉碗(图6)，1966年5月24日由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捐赠。伊朗内沙布尔靠近马什哈德，为叶派伊斯兰教圣地，是印度、阿富汗同德黑兰商队的贸易中心，丝、茶、面粉等商品的集散地。器高4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5.5厘米。碗撇口、斜直壁、玉璧形足。通体施以青釉，釉色泛黄。为典型的越窑唐代器物。
青釉盖盒
青瓷釉盖罐
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唐代越窑青瓷传世品，有青釉盖盒(图7)、青瓷釉盖罐(图8)，造型丰满，通体光素，青釉润泽，为唐代越窑的典型器。
北方白瓷
白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创烧于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而烧制成的。白瓷的诞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此后历代各种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朝时期窑场有河北内丘、河南安阳和山东淄博等地。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器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共10件，质地较粗，釉色泛黄或泛灰，白瓷制造工艺尚处于早期阶段。
隋代的白瓷生产工艺发展迅速，制作技巧不断提高。隋代生产白瓷的瓷窑有河南巩县窑和河北内丘、临城等地。1959年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三环足盘等，1957年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鸡首壶、双耳扁壶、双耳罐等，以及陕西隋姬威墓出土白瓷罐等，均是隋代白瓷的上佳之作。北朝至隋代，北方白瓷的发展为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白瓷的生产进入到全盛时期，白瓷窑口林立，多在北方。有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最为著名，质量最佳。陆羽《茶经》中称赞邢窑瓷器类银类雪。在唐代，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名誉天下，平分秋色，形成了南青北白、相互争妍的两大体系。
邢窑始烧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邢窑生产了大量精细白瓷，工艺登峰造极。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洁白细腻滋润而又类银类雪的釉色及朴素大方的造型见长，仅有少量白瓷有印花、划花和贴塑等装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陆羽《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花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还形容其造型的规整“圆似月魂堕”，白瓷的轻盈俏丽则是“轻如云魄起”。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上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具体提到产地“内丘”。《新唐书》记载有“邢州贡瓷”。河南巩县窑亦为唐朝重要的白瓷产地，也生产过贡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也出土有巩县窑白瓷、邢窑等白瓷，唐代邢窑白瓷广销国内，在各地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省出土最多。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白瓷，有墓葬出土和传世品。墓葬出土品主要有：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图9)、鸡首龙柄壶(图10)。墓主李静训身世显赫，自幼得宠，然而不幸9岁早夭。在李静训墓中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物品，有波斯的金银器皿、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精美别致的瓷器等。出土瓷器17件，有白瓷双连龙柄传瓶、龙柄鸡首壶、小扁瓶、小盆、小罐、小瓶等。
鸡首龙柄壶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两瓶双腹相连，两侧堆塑龙形柄，双龙口衔瓶口。器施半截白釉，开细碎纹片。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形制白釉瓶，底刻铭“此传瓶有並(并)”，故有“传瓶”之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也收藏有此形制的传瓶。
白釉鸡首龙柄壶高27.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1厘米。肩部前置鸡首流，作昂首鸣叫状，后为龙形柄，龙俯首衔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作双瓣重合状。体施半截白釉，有细小冰裂纹。器造型挺拔秀美。鸡首壶始见于三国时期，两晋、南朝时期多见，多为南方青瓷制品，也有黑釉器。早期鸡首壶器身较小。南朝至隋代，壶身修长，颈部变细，柄加长。鸡首壶至唐代以后渐渐消失。
此两件白瓷同为明确纪年墓出土，为隋代白瓷精品，是北方白瓷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器。
白釉束腰盖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图11)。姬威为隋代金紫光禄大夫，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先后为太子杨勇及权臣杨素之幸臣、亲信。其墓中随葬品丰富。
白釉束腰盖罐通高16.9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2.4厘米。器身施白釉，釉莹润洁白，有细小冰裂纹。造型优雅简洁，形制别致。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同墓出土的白釉束腰盖罐(缺盖)，形制相同，通高12.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8厘米。
白釉唾壶
执壶
龙柄执壶
莲瓣座烛台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图12)、执壶(图13)、龙柄执壶(图14)、莲瓣座烛台(图15)。
白釉唾壶高16.5厘米、口径14.8厘米。其形似尊，上部为漏斗形碗状，圆球腹，平底刻“永”字。应为河南巩县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的器物。
白釉执壶高12.1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5厘米。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假圈足，腹一侧有曲柄，一侧有圆筒形短流。此壶造型圆润饱满，短流平底，为唐代早期的典型式样。
白釉龙柄执壶高21.7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6.2厘米。短流，龙形柄，龙首衔口沿作汲水状。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生动形象。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细腻，器形端庄隽秀，为唐代邢窑制品。
执壶又称为“注子”“注壶”，其造型源于青铜器，南北朝时期青瓷中已有执壶造型。中晚唐时期，执壶式样增加，大量流行，从而逐渐取代了鸡首壶和凤首壶等。唐代执壶作酒具或茶具之用，称为酒瓶、酒注子或茶瓶。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中出土的瓷壶上写有“老得家茶社瓶”等字，是为茶具；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壶上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铭记，乃为酒具。
白釉莲瓣座烛台高30.3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17.5厘米。烛台由灯盘、台柱和承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杯形，台柱细长挺拔，饰瓦棱纹，灯座凸雕莲瓣纹，叶瓣呈浮雕状，富有立体感。造型独特，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保存完美，为邢窑精品。烛台作为古代灯具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战国秦汉时就有铜烛台，《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三国两晋时瓷质烛台出现，有羊形、狮形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夜会问答十》曰：“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这件烛台造型挺拔，亭亭玉立，座为莲花，雅致清新，美观实用，当为唐时的一件“莲花烛”。
白釉长颈瓶
辟雍砚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图16)、辟雍砚(图17)、带盖唾壶(图18)、环柄杯(图19)。
白釉长颈瓶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侈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洁白，积釉处泛青，釉面有冰裂状开片，通体光素无纹。唐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随着西亚金银器的不断传入，瓷器生产中也流行仿制金银等器的热潮。这件长颈瓶的器形源于铜器，与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长颈铜瓶十分相似，造型端庄，轻盈灵秀，保存完美，尤为难得，为邢窑制品。
带盖唾壶
环柄杯
白釉辟雍砚高7.2厘米、口径14.8厘米。因形制如辟雍环水，故得名。辟雍砚，得名于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砚始于东汉时期，魏晋时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的青瓷圆砚，南北朝时期则变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形制为砚面高凸，砚足数量明显增加。唐代杨师道在《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之句，说的就是辟雍砚。1986年陕西礼泉唐长乐公主墓出土有白釉辟雍砚；2003年洛阳老城区义勇街唐代瓷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白瓷器和陶器，有不少形制较大的辟雍砚，均与此砚形制相似，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白釉带盖唾壶盘口、扁圆腹、平底。器有盖，配以桃形钮。唾壶，西汉时期已有。安徽阜阳西汉墓出土有漆盂，外底铭“唾器”字样。东汉时期南方烧造有青瓷唾壶，三国、两晋时期为日常用器。据晋人贺循《葬经》的记载，晋人把唾壶作为随葬用器。青瓷唾壶最为多见，也有黑瓷及白瓷等制品。此壶为唐代的典型器。
白釉环柄杯高7.7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4.7厘米。造型仿自唐代金银杯，侈口、弧壁、折腹、圈足，环柄如银丝弯卷而成。器形与西安沙坡村唐墓出土的银环柄杯如出一辙。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
传世白瓷有白釉堆塑龙纹烛台(图20)、贴花双龙耳瓶(图21)、碗(图22)。
贴花双龙耳瓶
碗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高25.4厘米，上部为杯形托盘，中间为灯盏，托盘外饰以一圈莲瓣纹；中部为台柱，堆塑蟠龙装饰缠绕在台柱；底部为另一较大的圆形托盘，下置高圈足。工艺精湛，装饰龙纹立体感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形制相似的唐代青瓷制品。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高42.5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9.4厘米。双龙柄衔口沿，肩部贴塑宝相花纹。白釉发黄。双龙耳瓶出土较多，以光素无纹者多，贴花装饰较少见。双龙耳瓶为唐代瓷器的典型器，除白瓷外，有青釉、三彩等品种。
白釉碗高5.3厘米、口径16.2厘米、径7.7厘米。玉璧形底，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器形规整，为唐代邢窑制品。唐代邢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盘、杯、盒、瓶、壶、罐等，其中碗有多种形制，玉璧底碗是邢窑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阴刻“盈”或“大盈”款识，应是为唐代大明宫大盈库定烧之器。
唐代瓷器生产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唯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技压群芳，成为当时瓷器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唐代瓷器制作精巧，浑圆饱满，反映出唐人爱好丰腴的美学意识，时代特征鲜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备受推崇，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青瓷和白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代表了隋唐时期瓷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可领略到中国瓷器文化灿烂的艺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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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件国家三级文物“进驻”桂林博物馆
核心提示：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本次移交的文物，跨越了唐、宋、明、清、民国等不同朝代和时期。从材质上看，既有陶瓷品，也包括镂空雕花靠背椅等木质家具，还有发钗、铜镜等金属物件。这些用途不同的文物，如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人们的起居、装饰家居等生活侧面，弥足珍贵。
记者从桂林博物馆了解到，自1982年以来，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就开始向该馆移交文物。其中，包括唐代开元寺舍利塔遗址出土的铜函、微笑堂工地出土的宋代影青釉小碗、明代靖江王宗室墓出土的“明万历年造”款青花云龙纹大梅瓶等重要文物。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黑石号，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
“黑石号”复原船模及其复原画。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青花枣椰树叶纹大盘。椰枣古人也称“千年枣”，即今人所说的伊拉克蜜枣。（右下）黑石号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铜钱，中国币制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左）
黑石号出土的大量的大唐制造的外来订制瓷器。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
梁二平
前边说过的江苏扬州、如皋出土的唐代海船已经朽烂，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出现，人们无法判别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水下考古奇迹的出现。这一等就是20多年，1998年专门从事海底寻宝的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东西方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南部海底发现了一艘商船。人们无法考证它原来的名字，只好以发现地黑礁石命名它为“黑石号”，也有人根据沉没地为印尼西部勿里洞岛海域，称其为“勿里洞沉船”。根据船上所载物品的相关信息，专家推测这艘帆船应是一条大食商船。但这条船到底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没有定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瓷器
唐朝文献所说的大食，指的是西域阿拉伯帝国，其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因尚白依亦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兴盛的七百年，前半期正是中国的大唐盛世（618～907年），是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也是最为开放的朝代。大食与大唐两大稳定的商圈，通过海路与陆路融合，构成了东方最为活跃商贸易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的是什么商品呢？黑石号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瓷器。
汉代末年，中国发明了瓷器。由于瓷器比木器、陶器、青铜器等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都更美观、清洁、耐用、方便，特别适合用于饮食。所以，瓷器很快就受到外国商人的关注，中华瓷器开始向国外输出。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早期的中国瓷器，在阿拉伯帝国，在欧洲宫廷，其价值远远高于黄金。一个贵族可以有一个金碗，但却不一定能有一个精美的瓷碗。
西方打捞界沿古代海路寻宝
由于瓷器不适合车马反复转运，大量瓷器贸易主要是走海路。此时，当大食帝国一统了西域世界，大唐王朝结束了中国乱局，保证了海上贸易的稳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转而变为以大宗瓷器贸易为主的海上瓷器之路。海路是海面上看不见的路，但在海底却有古船的遗骸印证曾经有过的海上商路。沿着古代海上商路寻宝，一直是西方打捞界的一个传统项目。
打捞“黑石号”的德国公司是一个从事海底寻宝的专门公司。1998年发现这艘沉船后，先是保密发掘，而后悄悄研究，最后才寻找买家，公开叫价出让。直到2005年寻到买家之后，才对外宣布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实2002年开始，中国博物馆圈已得到消息，扬州、上海、湖南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日本一些机构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方叫价4000万美元，并提出“宝藏必须整体购买”，中国买家只好放手。后来，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以3500万美元整体买下“黑石号”宝物。黑石号由于没有被泥沙覆盖，所以木质船体全都烂掉，已无法整体打捞，人们也就无缘见到这艘沉船的模样，所幸从船上打捞出来的大量宝物经过整理后在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公开的展示，让我们可以看到片片断断的大唐与大食海上贸易的精彩故事。
“黑石号”共有陶瓷67000万件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其中，一批长沙窑瓷碗透露了这艘船的沉没时间。这批瓷碗上不仅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的字样，同时还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的铭文。考古专家结合对船上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推定沉船年代应为9世纪上半叶。
我在新加坡旅行时，此船文物刚刚卖给圣淘沙集团还没有公开展览，但我还是购到新加坡考古专家整理出版的《黑石号沉船宝物》大型画册，“先睹为快”了。“黑石号”可以说就是一座藏在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是目前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唐代瓷器展示。唐代瓷器没有宋代那么讲究，但产地与品种都极为丰富，已步入了精细瓷时代。
“黑石号”出土的瓷器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其中长沙窑数量与品种最多，约有56000多件。这些出口的瓷器，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令考古专家兴奋的是这些瓷器上的款识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不用猜想与争议了。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告诉使用者这是茶具，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明确了产品的产地是长沙窑，并明确了厂商字号。这或是中国瓷器最早的厂标、商标。
“黑石号”出土瓷器的艺术装饰与技术，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纹饰有花草、动物、人物、园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器大量采用文字作装饰，既有汉字，也有阿拉伯文，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最令海交史家感兴趣的是一大批产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表现出鲜明的阿拉伯艺术风格。这表明当时的中国瓷器生产厂家，已经按阿拉伯客户来样定制产品。当然，这之中也有突出中国特色的产品，如绘有汉字“盈”、“官”的盘子，显然中国风格的产品也深受阿伯伯客户喜爱。
“黑石号”出土的这些瓷器为人们提供了中世纪时，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主要集散地等重要历史信息。这些出土的瓷器再次证明，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海上贸易已是以瓷器为主，次之是香料，丝绸制品也有一些，但已不是主流。此时的西亚，丝绸早已不是神秘宝物。早在唐代之前，波斯就已用中国进口的生丝，加工波斯丝绸制品，甚至，还有返销到中国上流社会。
收藏古瓷的行家，一定注意到了“黑石号”已整理出来并展出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青花瓷是陶瓷技术的一个高境界，考古界对青花瓷的定义基于三个要素：一必须是在白瓷上；二用氧化钴作彩料；三作为釉下彩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唐青花中国国内存世作品很少，“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证明至少是826年，唐代青花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是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在唐代向印度洋传播的主要是瓷器文明了。大食等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大唐瓷器输入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习俗，上层社会率先改用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唐瓷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黑石号”还有大量大唐铜钱
“黑石号”除瓷器引人关注外，还有一种宝物值得关注，它就是中国古货币之宝“开元通宝”。由于历代假币屡禁不止，大唐也面临私铸盛行，导致长安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害的困局。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下令铸造“开元通宝”，钱币在唐代才开始出现“通宝”的字样。因为“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很多人误以为“开元通宝”铸造于唐玄宗在位时期，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就已经有“开元通宝”了。中国币制由此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此后历朝铸币依此标准，沿袭近1300年。
唐代是中国流通货币的发展高峰，为打击私铸钱，特在扬州设立了十座铸钱官炉。“通宝”后来成为硬通货。阿拉伯船上出现这么多大唐铜钱再次证明，大唐经济繁荣货币稳定，不仅南洋小国使用中国铜钱，连阿拉伯商人也用大唐铜钱。此时，中国铜钱就是南洋和印度洋贸易的硬通货，船上的大唐铜钱应是船家的“外汇储备”吧。
马硕山画瓷作品《盛年》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2年8月10日上午10时，著名画家马硕山画瓷作品《盛年》收藏仪式在国家博物馆（白玉厅）举行。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人民大学画院院长李湘、解放军总政艺术局局长李翔、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姜宝林、荣宝斋集团副总经理唐辉等出席了收藏仪式，仪式上吕章申馆长亲自为马硕山颁发了收藏证书，并高度赞扬了马硕山的瓷器绘画艺术。当今，画家画瓷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和趋势，但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当代画家画瓷作品中尚属首例，这不仅体现出国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画家画瓷创作的艺术水平。
作品《盛年》是马硕山在2011年于江西景德镇精心绘制的，作品在题材上选取茂盛的石榴林与飞雀表现盛世华年这一主题，工艺上则采用青花与花釉相结合的烧制方式，马硕山所做的，是两种最经典的传统文化的融合，相信这不仅仅是材料的改变与结合，更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再加上瓷器烧制的不可复制性与不可预知性，更增加了艺术品的独特价值。艺术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极具现代感的传统艺术品已经逐渐显示出了她独特的魅力与气质，一朵全新的文化之花正在悄然开放。
马硕山曾多次到景德镇进行创作，而这一件作品无论从器形胎质和发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马硕山在花鸟画的创作上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现在，他把更加纯粹的绘画语言注入到青花瓷瓶上来，使这个古老的艺术焕然一新，不仅为陶瓷艺术增添了几分生气，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意味，使他获得了一种更单纯、更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他的绘画性与陶瓷艺术的结合生发出更加灵动的艺术美感，而青花瓷也再次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
马硕山选择青花瓷并不是偶然，马硕山的绘画作品中本身就含有那种隽永怀旧的情趣，特别是他创作的国画作品《青花系列》，具有很强的怀古情调，又兼具当代文化人的审美情趣，他把青花瓷瓶梦幻般地穿越到现代，颜色运用得巧妙自然，几近完美地诠释了瓷器的质感。与工匠绘制的瓷器截然不同，马硕山把中国画的创作方式搬到瓷瓶上来，他的作品线条灵动，信手拈来，具有深厚的传统笔墨涵养，符合中国画作品的特质，大大增强了其作品的艺术性，而此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也就更加深厚了。
藏家耗尽所有积蓄收藏客家文物 民俗博物馆无处安家
梁小玲目前“蜗居”在深圳坪山一栋古民居里。
梁小玲是一位以收藏客家文物为主的名家，其藏品不乏珍品精品，在国内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中国收藏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刘静在看了她的藏品后，写下：兢兢业业历尽资材，勤勤恳恳为中国文化与客家文化奉献终身，为后人学习典范。
已经年近六旬的梁小玲，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全体客家人的博物馆，但九年时间里，她三次搬迁，“每一次搬迁对文物都是一种损害”。2008年，由于自己部分陈列藏品发霉变质，她在一次发言时竟然当场失声落泪。
◆民间淘宝
做文化的“广东阿姨” 淘得珍贵布绢画
早在年轻的时候，梦想的种子就播下了。
梁小玲出生于梅县一个山区镇。1970年代末，一天，曾经到过南洋的婆婆，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压箱服饰拿到院子里晾晒，从小爱美并一直珍视传统文化的梁小玲惊呆了：古老的客家女性服饰，竟然如此之美！从那时起，她就立下心愿：收集与客家人有关的一切“老东西”，待条件成熟时，开办一个客家民俗博物馆！
在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后，她便开始广泛收集与客家人有关的所有产品，包括陶瓷、木雕、文房四宝、宗教器物、客家服饰等等，“那时收藏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是被人家瞧不起的，我就偷偷做，到临县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收购。”
1994年，福建省宁化县一个叫胡村的地方，因为要修建水库，村庄面临搬迁，村中一位老人，珍藏着一幅6米长、1米宽的“唐僧取经布绢画”，绘画技艺精湛，把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的故事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人曾多次找到老人，想买下这件布绢画，但老人说，给再多的钱我都不卖，因为你们是做生意的，我要卖给那个广东阿姨，她是做文化的。
老人所说的那个“广东阿姨”就是梁小玲。梁小玲听说此事，立即找到老人，买下了这幅珍品。后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乾隆年间的物品，“这个画的原材料，现在根本找不到，是一件难得的珍稀文物”，它也因此成了梁小玲的“镇馆之宝”。
◆名家相助
省博专家曾广亿 赞是客家文化活化石
2002年，当时在镇里任党校校长的梁小玲决定放下自己的工作，办理“内退”，而目的只有一个：开办客家民俗博物馆！
梁小玲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古陶瓷专家曾广亿老先生。“老先生看了以后，非常惊喜，称这些文物是活化石，是探讨客家文化的实物佐证，是活教材。他在这里呆了两周。从此以后，老先生每年回梅州都到我这里来，他说看不够。”
嘉应学院研究客家学的教授陈干华听说此事后，也于2002年9月帮梁小玲整理文物，进行分类，忙了十天，“无论如何不收一分钱”。2002年12月，梁小玲的藏品终于在梅县百花洲展出。
◆藏品展出
叶剑英基金会会长 免费为其提供展览场地
2002年以后，梁小玲不再做收藏，专心研究藏品。“一个是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行，二是很难再见到好的藏品，三是假东西开始出现。”
梁小玲的特色收藏引起了广东叶剑英基金会会长黄桂清的注意。她亲自到梁小玲在百花洲的展览馆，看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那么好的东西，却放在一个那么拥挤的空间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黄桂清将自己在梅州的一套房产无私地腾出来，供梁小玲作文物展览之用，并在经济上鼎力支持。
2003年8月31日，“梁小玲客家收藏馆”在梅州江南菊绣楼开馆。“展览的条件好多了。我非常高兴，把自己的收藏全部拉了过去。”梁小玲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年。
2004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叶佩兰，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中国收藏家鉴定委员会刘静，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丁孟等，亲临梅州梁小玲客家民俗馆对其藏品进行了鉴定并题词。2005年，梁小玲被广东省收藏家协会评为优秀收藏家。
然而，在黄桂清因病于2007年去世后，梁小玲再度面临场地问题，后经别人牵线搭桥，深圳龙岗区坪山街道办事处向梁小玲伸出了手。梁小玲最终决定离开家乡，把自己的藏品带到深圳。
最大苦恼
场馆破旧潮湿文物发霉变质
2008年5月14日，坪山客家民俗收藏博物馆揭幕。
当地政府不仅为梁小玲解决了场地，每年还补助她一定的生活费用，梁小玲和丈夫一起搬到坪山居住。据悉，几年来，该博物馆共接待“观光者”约3万人以上。
安定下来的梁小玲又有了新的苦恼：场地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一系列不便。一是房间狭小，光线暗淡。古民居房间小，最大的不足10平方米，大多数为3平方米，低矮破旧，通风透气效果极差。“在有限的空间里，根本无法为藏品分类。”
最令梁小玲忧心的是潮湿给文物带来的损害。“南方雨水多，室内空气湿度大，加之深圳靠近大海，空气中盐分较多，室内地板出水，墙壁挂水，字画、服饰、刺绣、木雕、铜器，受潮湿影响，已经发霉变质，文物损坏严重。”梁小玲告诉新快报记者：“2008年我刚来，这里的好多东西都发霉了，我束手无策，一次发言时我都哭了。”
至今，梁小玲依旧在做着自己的私博梦，“我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博物馆，起码5层，有展厅，有好的灯光设备，有抽湿设备。如果能有这一天，我估计会在梦中笑醒。”
主要藏品
到2000年，梁小玲共收集了千余件民间文物精品，分为五大类：唐宋元明清民国各时期的岭南民窑瓷器；明清、民国大件小件金漆浮雕和精品木雕；铜器；反映客家文化生活的历代字画；反映客家生活习俗的特色文物和客家先民遗物，如古书籍、证书契书等。
分期付款买宝物
作为一名普通人，梁小玲收入微薄，为了搞收藏，她几乎耗尽了自己所有的收入，甚至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福建民间购得一对清同治年间的粉彩双耳方瓶。“尽管家人不太理解，但我十分执着。”
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讯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原标题：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宋元时期，中朝两国交流更为广泛深入，我国的制瓷技术也因此首先传入朝鲜。朝鲜陶瓷的产生、发展深受中国陶瓷烧造技术的影响。朝鲜的高丽青瓷早期以越窑青瓷的窑业技术为基础，后期高丽工匠逐渐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独创出闻名遐迩的“象嵌青瓷”。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朝鲜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朝鲜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专指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青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镶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土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誉为朝鲜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深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几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常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就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绘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荔枝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阳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青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化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青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开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部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菊花纹枕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失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光，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草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青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李朝瓷器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还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代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是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略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类。“壬辰之乱”(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花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朝鲜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色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朝鲜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青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出朝鲜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与祈望。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用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面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上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朝鲜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朝鲜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杨瑶）
安阳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瓷枕
安阳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位于古都安阳，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源地。今天有幸去安阳博物馆参观宋代瓷枕。博物馆收藏的瓷枕主要是隋代安阳相州窑和宋代耀州窑白瓷枕，以宋代“张家造”地款的婴戏枕最为精美，瓷枕也是宋代磁州窑艺术特征的主要代表。
瓷枕是我国古代的日用寝具和诊脉用的，到了宋代有很多种类的瓷枕用于陪葬之用的陶瓷枕。瓷枕的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文化、习俗、时尚、追求等方面，随着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古代瓷枕的装饰手法按照不同朝代、不同产地也各有差别。唐和五代（公元7～10世纪）以前的瓷枕多以模印、细划绞胎等为主；宋金时代（公元10～13世纪）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瓷枕所展现出的工艺、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辉煌。
除了宋代的磁州窑系之外，中国南北各地的许多著名瓷窑都曾烧制过精美的瓷枕，各地所产的瓷枕在工艺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也各有特色，其总体风格与相应的时代和瓷窑特色相一致。
宋代瓷枕的形制
安阳博物馆的宋代瓷枕形式主要长方形、椭圆形、腰圆形、六角形、八方形、女瓷枕、童子荷叶枕、云头形、方形、婴儿枕、鸳鸯瓷枕、花瓣形、鸡心形等。枕面、枕壁常有白釉黑花、剔花、刻画、堆塑等纹饰。黑加白体现了精美的古典美，也是宋代磁州窑经典釉色和花纹。
瓷枕纹饰内容
花鸟、人物故事、动物、山水、婴戏、诗词曲赋。
瓷枕纹饰
双狮花卉瓷枕
鸳鸯枕
黑花荷莲纹瓷枕
牡丹纹瓷枕
人物纹
山水纹
文字纹
婴戏瓷枕
婴戏枕是我国瓷器装饰的典型纹饰之一，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宋代以后，以磁州窑釉下彩绘婴戏图最富表现力，儿童活泼之态表现的十分传神。婴戏图的大量使用，体现了人民自古至今对孩童无限关爱与期望，对生活的无限憧憬和祝愿。
白釉褐彩芦雁纹瓷枕
白釉褐彩水纹枕
南宋瓷器精品亮相杭州 官窑博物馆扩建完工
南宋瓷器精品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设立的官窑史称“南宋官窑”。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与公众见面，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遗址保护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开放，二期扩建于2007年完成。此次三期扩建工程历时近7个月，扩建后的博物馆占地60亩，比原先扩大了三分之一，成为杭州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中国陶瓷业在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宋室南渡后，沿袭汴京旧制，召集能工巧匠，在临安设立官窑。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造型端庄，薄胎厚釉，釉色滋润，青莹如玉，而且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尘封近800年的南宋官窑遗址，其中的老虎洞窑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大展》，这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瓷器精品为概念的主题展，集中展出了130件（套）南宋瓷器精品，以及200余片（件）南宋时期代表窑口出土的瓷器标本精品。
这些瓷器精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博物馆，包括22件国家一级文物和39件国家二级文物。其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南宋官窑大瓶，高34.5厘米，是现今存世最大的一件南宋官窑瓷器，而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由于在海底沉睡近千年，釉色清亮如新。（记者 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