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与瓷器。
陶器和瓷器并称为陶瓷，二者也有着非常多的关联渊源。陶器是瓷器的前身，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陶器的诞生之谜”。
根据现有资料，我国陶器出现在距今 7000-8000 年以前。它的起源或可追溯到更早的阶段，在那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才从茹毛饮血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过着渔猎不定居的生活。尤其是发现了“火”以后，迫切需要有一种能耐火烧的盛器。首先，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人类已用粘土塑造某些形体，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陶片，经C14 测定，距今就有一万年以上。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形的粘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
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它可能是由于涂有粘土的篮子经过火烧，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这种容器耐火，且能用以烧煮食物，不久之后，塑造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也就开始出现了。人类创造的新物质——陶器从此诞生了。
陶器的诞生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革新进展的一个标志，证明人类的创造性与智慧在不断进步。由陶器衍生而出的瓷器更是陪伴我们人类度过漫长岁月直到现在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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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故宫哥窑文物的身世之谜
连日来，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在故宫被人为损坏一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哥窑为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从经济价值来讲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更令人称奇的是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身世之谜，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哥窑瓷器为何珍贵？
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最富神秘感的一个，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挖出真正的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
哥窑的神秘还在于它的“金丝铁线”。“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瓷器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哥窑瓷器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的釉面要炸裂两年。当瓷器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放到炭黑水里，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那些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搁在那里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可以说，“金丝铁线”是时间造成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始于清代。《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这表明，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成为制作者的主观追求。
哥窑表面的纹片本来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了美感，成了典型的缺陷美，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未都回应说：“哥窑存世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到只有几件的地步，据我了解，全世界几百件还是有的。如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苏富比2010年5月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大约是300多万美元。当然，故宫的东西肯定要更珍贵，不能以价格为绝对标准。”
如何鉴定哥窑？
哥窑瓷器的名贵吸引了无数仿造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仿品，到清代，仿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据说到目前为止，传世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还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不光亮，有一层酥光，看上去好像器物釉面出汗。二是瓷器上的“金丝”和“铁线”各自形成一个网，两网又重叠又互不相干。三是器物底足有铁锈红颜色，还有近千年岁月氧化的自然包浆。
陶器起源的传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陶瓷制品就是养一盆花也需要有一个陶制的花盆。那么第一个发明制陶的人是谁呢?据古籍载他名叫 宁封子是黄帝身边一个能工巧匠。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制陶的故事。
传说黄帝时期人们虽已懂得用火烧熟食物吃，但却没有锅、盆、碗、罐等只能把猎获的食物用明火烧熟后双手抓着吃。口渴了就到河边爬下用双手掬水喝。这对老年人和小孩特别不方便。
有一次，宁封子从河里捕回很多尖尾鱼，放在火堆上，结果全烧焦了，宁封子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几条尖尾鱼用泥封住放进火堆里。就在这时黄帝派宁封子出外办事，他一走就是三天。回来后有人问起烧鱼的事，宁封子这才想起他临走时放进火堆里的尖尾鱼，急忙跑到火堆去刨。谁知刨出来一看鱼早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泥外壳能看不能吃；再用手一敲还发出当当响声。周围看的人都笑了有人挖苦他说：“宁封子本事大把软鱼烧成硬鱼了。”宁封子毫不在意，只把烧过的泥壳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然后对大伙说：“你们别笑，鱼虽没吃上可烧出了一个有用的东西。”。
说着他把泥壳拿到河边盛满水后详细地观察了很久发现装进泥壳里的水点滴不漏。宁封子很喜欢用脑子，他想假若把泥封在其它东西上用火烧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看到河滩上，有些被砍过的树墩灵机一动就把河边的泥沙用手刨出来糊在一个树墩上然后架起大火一连烧了三天四夜。等火熄后他刨开火灰一看；眼前已不是泥湖的半截树墩了而是一个土红色的硬泥筒。宁封子用兽皮袋把河里的水灌进硬泥筒里直到灌满为止也没有发现有漏水现象。
宁封子高兴得忘记了一切想把硬泥筒连水一起抱回去向大家报喜。谁知用力过猛却把泥筒弄破了。水流得满地都是。宁封子并不气馁。他坐在地上一直在想泥土经过火烧能变成硬壳既能装水又能盛食物为什么不多烧一些呢?可是到底怎么烧制他还是心中无数。他把两次试烧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黄帝作了汇报又把打碎的泥壳请黄帝看。黄帝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项发明太有用了于是就任命宁封子为桥国的“陶正”(官员)，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史书记载中的官窑瓷器检察官。
不知又经过多少次的实验和失败，中华民族的第一批陶器终于烧制成功了。陶器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困难。考古工作者多年来从西安半坡，黄陵的桥山，河南的仰韶、龙山等地发现的大量彩陶如尖底瓶、陶罐、陶碗、陶盆等都充分证明制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随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应用更广的瓷器，在上海世博会礼品中，有仿制古陶器、古瓷器的参展产品。
宋代哥窑瓷器的未解之谜
有这样一种瓷器，它的美丽叫人惊叹，它的名字充满传奇，它叫做——哥窑。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太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得以从那些传世的古玩身上隐约窥见一星半点的历史时，那种凝视总是显得特别珍贵。在流传至今的宋代瓷器中，哥窑的瓷器大概要算是引起人们最多遐想的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宫廷收藏哥窑名瓷，再加上流散在海内外的，已知有记载的，总数也不过300件左右，以至于个别哥窑瓷器破损的残片也被视为至宝，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哥窑圆洗底部的破损残片。哥窑瓷器之名贵，由此可见一斑。时间的流逝让哥窑烧制的工艺成为难以破解的谜底，只留下了那一件件瓷器穿越漫长的时空，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哥窑名称之谜
哥窑的窑址具体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有确切定论。而关于哥窑名称的来历，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哥窑之名，在宋代文献中未能查到，在元代《至正直记》中始有哥窑的说法。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解释说：“哥窑，宋处州龙泉县人，章氏兄弟均善冶瓷业，兄名生一，当时别其名曰哥窑，其胎质细，坚，体重，多裂纹，即开片也。”这就是说，南宋处州龙泉县(今属浙江省)有章姓兄弟俩以烧瓷为业，哥哥章生一烧的瓷器以胎细质坚、断裂开片为特色，因而被命名为哥窑。
而弟弟烧制的瓷器叫“弟窑”，也叫龙泉窑。1956年以来在龙泉县的考古发掘，即发现了黑胎青釉、细丝片纹的龙泉青瓷。但人们对这一说法却仍有怀疑，因为传世的宋代哥窑，琢器造型多仿青铜器，俨然为宫廷用瓷样式，按理应该出自官窑;而如上所述，章生一的哥窑显然只是民间私窑。
另一种说法是，哥窑是南宋皇帝在偏安江南时，仿造其皇兄建造官窑的形制，在江南建立了南宋官窑，因为是学着哥哥的样子建造的窑，所以被叫做“哥哥窑”。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中记载道：“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今亦少有”。
意思是说哥哥窑的瓷器，是南宋哥哥窑生产出来的，器物青色的釉面上开有浓淡不一的纹片，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
史料记载，宋高宗曾“袭故京遗制，设窑于内修司、造青器，”宋高宗仿照哥哥的制瓷风格烧造御用瓷器，民间就形象地把这种具有汴京官窑风格的窑称为哥哥窑。
《鉴藏阁》浅议日本仿中国瓷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绳纹土器时代，中国的陶器文化就经朝鲜传入日本列岛。随后，陶瓷技术也以各种渠道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从纯粹的手工制作进入了采用辘轳制作须惠器(釉陶器)的时代。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奈良三彩的尝试。之后，一些带有中国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的古陶器相继产生，但日本仍未摆脱陶器时代。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仿制目的的不同，日本仿制中国的瓷器又分为两种：第一，以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第二，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作伪。到目前为止，带有上述风格的瓷器常见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公私藏品中。
一、吸收中国文化的仿制品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是全盘吸收，有时则是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陶瓷文化的输入日本，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上述两种因素。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这种吸收文化的过程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即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中国陶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辘轳的使用、拉坯成型到入窑烧制等全部过程。17世纪以后则侧重社会科学方面，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陶器文化的传承自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而瓷器文化的影响则在稍晚的时期才出现。有人认为，远在弥生时代的须惠器，就已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留下了中国原始青瓷的影子，但真正能从器物本身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痕迹的，是日本制作的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在奈良时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趋使，日本人还仿制了许多中国的青瓷，一部分还刻有相同的暗花，常见的器型有罐、瓶、壶和碗等。主要供居住京都皇室和贵族作为中国陶瓷的代用品使用。
以礼品和贸易形式输送中国瓷器到日本，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日本社会的需求。来华学习瓷艺，创造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瓷器，供本民族使用，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代表人物是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一说是福建)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即是其来华学艺后融合了中日两种文化韵味而创造出来的日本民间生活用品。在日本模仿中国瓷器艺术这一行为中，尚有许多事例，只是未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播，并使之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土壤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对一些富含华夏风采的日本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上述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或是完全吸收，如仿建阳窑的濑户天目瓷；或是部分摄取，如用日本本土的造型，饰以中国瓷器的纹饰等，但都是以学习中国先进的制陶经验及吸收中国文化韵味为目的而进行模拟仿制的。这种文化行为具有极大的承接能力，直至现在，吸收中国古瓷造型、装饰的尝试和模拟活动在日本部分地区仍然存在。
二、具有牟利性质的造假作伪。
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珍爱。收藏中国瓷器，也是日本一些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然后饰以中国式的包装，并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标签，几经反复以后，重新带回日本，并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从上述事实得知，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以牟利性质的作伪活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至今为止，该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辽宁省现庋藏数件这种类型的日本仿古器，其中仿制的对象有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白瓷。现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特征，以及和中国瓷器的细微区别：
１、仿龙泉类瓷器：龙泉瓷器是中国浙江地区的主要烧瓷品种，尤其是南宋时期，陶工们创造性的烧制了粉青、梅子青釉瓷器，釉色温润如玉，含蓄雅致，一直被日本收藏界奉为珍宝。所以该类瓷器的仿品在日本比比皆是。由于原料、陶工技术上的差异，日本仿的龙泉瓷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在胎土上，日本仿的胎土过于细腻，胎色洁白。其坚致程度几近明清瓷器的胎土。烧成温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南宋时期的龙泉瓷器，用手轻扣胎土，发声清脆悦耳，似金属的声音。其次，在造型上过于规整，日本仿龙泉瓷器的时间大多在17世纪，这时的成型技术已很先进，所以器物的口沿、圈足及其余地方的细部处理都较精细，尤其是足部处理，日本仿的器物底足过于尖薄，露胎处所呈现的酱黄色是经人工涂抹而成，不似自然烧成的颜色色阶过渡和谐统一。最后是釉色上的差异，日本仿龙泉制品与中国宋时期龙泉瓷器温润厚密的釉质相比，稍显轻薄，且过于光亮匀净。
２、仿五彩类瓷器：中国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最具典型性。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尚古心理，嘉、万时期又生产了适合日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外销瓷，其浓艳的色调，繁密的纹饰，深深吸引了日本社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胎体厚重粗松，器身多有变形，不太规整。绘画风格繁缛，彩色对比强烈。由于勾勒填彩的技法稍显草率，彩料常常溢出边线，纹饰显得模糊含混。这类瓷器的日本仿品，由于作伪者不同的动机和手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完全的仿制；有的本身则是带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却伪以中国嘉靖、万历时期的款识。因与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温度不同，日本仿的瓷器胎体玲珑，胎质瓷化成度较高，玻璃质感强，迎光透视胎体透亮。纹饰绘制过于纤细，尤其是龙纹的画法，从日本仿万历龙纹尊的纹饰上就能看出区别。龙身蜷曲粗短，缺乏神气。除仿嘉、万时期的五彩瓷器以外，一些工匠还仿制明成化年间的五彩器，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两件日本仿成化时期的五彩花鸟纹盘，均制作于十七世纪，敞口、浅弧壁、圈足、平底。器身的黄、绿、红等釉色绘饰花鸟纹，底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和成化真器相比，这两件器物，色调过于柔和，款识青料呈色蓝中泛黑，书写笔划较为粗重，排列稀疏，不似真款，以圆润的中锋运笔，苍劲有力。
３、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以罐、瓶、盘、碗等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万时期为主。青花色调柔和，不似嘉、万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
风格。所仿万历款识，几乎可以乱真，但内涵日本书道风韵，青花色泽较为鲜亮和浓艳。
综上所述，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果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是大有益处的。
陶瓷文化鉴赏-浅议明代磁州窑系酒坛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和峰峰矿区，磁州窑自北朝始，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繁荣昌盛，经明清至今，绵延不断，历千年不衰。充分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造型古朴，装饰丰富，既有粗犷豪放的一面，又不乏精致细腻，风格自然新颖，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众所喜爱的陶瓷艺术世界，故迅速流传至各地；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的陶瓷产地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以磁州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正因为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对磁州窑产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的热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的磁州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各地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目前，我们已对磁州窑历代陶瓷发展过程，烧造品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天津文物公司曾征集磁州窑系酒坛数件，其中两件带有纪年款，为我们研究、认识明代磁州窑系的作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下面对明代磁州窑系的代表作品——瓷酒坛予以浅析。１、“戊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最大腹径４６厘米，敞口，平底，肩部有十三个支钉痕，经实测酒坛可容水一百斤。颈部和肩部均为弦纹和水波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有行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戊子年造”字样。肩部以花纹隔成五个开光，每个开光内行书两字，“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叶纹。根据《明史·地理志》，潞安府在元代为潞州，明嘉靖八年始升为潞安府，领八县，壶关即为其领县之一，据此这件酒坛可考证为明代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此酒坛带有匠人姓氏和烧造时间，地点，迄今尚不多见。（天津文物公司征集）２、“丙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５厘米，口径１５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敞口，圆唇，直颈，鼓腹，平底，颈中部绘弦纹，弦文上下各绘一周波浪纹，肩部绘弦纹，水波纹三周，外围行草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丙子年造”字样。除“丙子年造”四字连排外，其他字间皆以竖线纹相隔，转肩处设八组菱形开光，内书“壹坛酣酢，美味高酒”，每开光内一字，开光间上下点缀以变形的花叶纹，腹部绘卷草纹和水波纹。该“丙子年”应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此酒坛与天津文物公司征集的“戊子年马做造”酒坛同出于一匠人之手。造型，纹饰，工艺也极其近似，实为难得。（图１）图２）３、“壬戌孟冬”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１厘米，最大腹径４５厘米，敞口，圆唇，直颈，肩部一周有支钉痕１５个，平底，颈、肩部及上腹部均为水波纹和弦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行书“岁次壬戌孟冬初旬吉日扶风郡自造”字样。每字间隔饰草叶纹，转肩处设十二个开光，每个开光内书一字：“宣红高酒，美味香田（甜），福好长运。”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草纹。此酒坛与“戊子年马做造”、“丙子年马做造（图１）”酒坛的造型、装饰极其相似，“壬戌孟冬”应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６２）或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岁次”即哪一年，“孟冬”为每年阴历的１０月份），“扶风郡”为陕西地区唐代以前曾用名，因磁州窑系属民间窑，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所以此酒坛的产地还应定为陕西一带，烧造时期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图３，图４）（天津文物公司藏品）４、“酐酢高酒”铭酒坛通高６２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３厘米。肩上部四个菱花形开光，每开光内１字，内分别书写“酐酢高酒”四字。（图５）我们把以上的磁州窑系酒坛及在文物市场上常见到的磁州窑酒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制作工艺特征及装饰风格有较大的相似性：１、这批磁州窑酒坛沿用了宋、元以来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褐彩）的装饰手法，白釉黑花装饰工艺是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运用到了瓷器上，以笔为工具，用极为自由粗犷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内容。制作工艺是先在胎坯上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用深、浅褐色彩料勾出图案。器外施透明釉，形成了釉下彩绘的装饰效果，黑白反差强烈，层次感极强，图案醒目。２、常用纹饰为水波纹，花草纹，鸿雁纹，鱼纹和辅助性的斑点纹等，以及行草书题记。一般坛的颈、肩及腹部分别用粗、细弦纹分隔成不同间距的装饰带。民间匠师挥洒随意，装饰内容与形式活泼，风格多变。３、胎体多为砂胎，俗称“缸胎”，内有细砂粒，器壁厚重。４、釉色大都呈乳白色，有的偏黄或灰白，釉层较厚，且不均匀，一般施满釉，少部分近底不施釉，底足无釉。５、造型皆敞口，圆唇，下部内收成平底，形体硕大，腹部肥阔，容量较大。目前发现的磁州窑系酒坛上的墨书题记，有的标注有具体的时间，如“大明万历十年制”，“万历岁次辛丑年造”，“丙子年造”，“戊午年记二月”，“戊子年造”，“壬戌孟冬”等；有的则标注具体的生产地点，如“潞安府壶关县程村”，“程村自造”等。结合在今山西壶关、襄垣等地发现的元明时期磁州窑窑址群分析，绝大部分应该出自今天的山西长治地区，及陕西一带，制作年代为明代晚期。这批酒坛之上的墨书题记内容庞杂，大体可分为具有广告性质的词语、吉语、警语等数类。其中具有广告性质的词句数量最多，如“坛利（里）黄白酒，开坛十里香”，“壹坛酣酢，美味高酒”，“壹坛高酒”，“壹色高酒”，“清香高酒”，“美味第一”等，它们与宋代以来铜镜等类遗物上宣传自身高质量的广告词句不同，并非宣传酒坛本身，而是宣扬坛内所盛酒的品质，估计很可能是专为酿酒作坊而制作的。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人们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上至官宦，下至兵民，皆积极经商，使商品生产更为细化，生产方式更为灵活。这批酒坛上的广告词句就是这一状况的具体反映，对研究明代的商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充分显示出当时华北地区黄酒、白酒的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是探讨明代酿酒业生产状况的新资料。这批酒坛上彩绘的吉语和警句，内容庞杂，大都浅白直露，且颇多俗语，民间乡土气息浓烈。有的词句诙谐有趣，故而深受百姓的喜爱。“春日当耕不种田，夏日徒身凉处眠，秋天赖（懒）堕（惰）不收什，冬忍饥寒莫祭天”等警句，则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另外像“广招云外三千客，味压江南百万家”亦颇具气势，显示了制陶匠师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它们对探讨明代中晚期华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明会典》、《嘉靖彰德府制》等文献记载，这类磁州窑系瓷酒坛，曾“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宣德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数万件酒坛，其中相当一部分由磁州窑系窑场所造。虽然目前故宫等处尚未发现与这类明代磁州窑系酒坛相同的产品，但二者产地、原料、制作工艺等均相同，故应大体相近，皆胎质略粗，装饰活泼随意，这在设御厂，专烧瓷器供应内廷和官署的明代，是难以想像的。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点：１、瓷酒坛属储酒器，与盘、碗等日常生活用品有所不同，绝少能登堂入室。２、磁州窑瓷器与明景德镇瓷器相比，绘画内容简明抽象，虽着墨不多，同样情趣盎然。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的装饰，在日益精雕细琢、工整端丽的明代瓷器中更显别具一格，同样值得人们的赏识和重视。３、明代虽以景德镇为中国的制瓷中心，但因自然条件局限，烧造大件瓷器颇为不易，与这类瓷酒坛规格大体相仿的明代龙缸为例，目前在景德镇珠山等地御窑厂遗址中就曾发现有一大批这类龙缸残片，为烧制时的废弃物。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记述：“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用绝，烧法不如前，而上忽命烧大缸，围至五六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无二三完好者，坐是为虚费甚钜，而人莫敢言。”烧裂夹扁者，“百不得一”，“百不得五”。现存的这类大器亦极少。而磁州窑大批量生产酒坛、酒缸，酒瓶，是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分不开的。磁州境内蕴藏大量的制瓷原料，除大青土外，更多的是耐火土，因其质地粗，只能用作制作窑具及缸坛一类大器的粗胎材料，故也称作“缸土”。同样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有丰富的碱土资源，它可用作护胎泥料（化妆土），用来弥补陶瓷胎面粗糙，污点及质地不够洁白等缺点。磁州窑系的匠师们将这两种自然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使其产品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弥补了景德镇烧造大件器物的不足，产量十分可观，得以与当时的“瓷都”景德镇并驾齐驱，获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和“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另外，磁州窑所属境内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储量大，质量佳著称。所烧造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城，又有漳河、滏阳河等水系，便于水上运输，使大批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京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保证了磁州窑窑火千年不熄，在当时瓷业生产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汉代陶器的种类特点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生产的陶器。制陶手工业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都比较精细，成型规整、实用。器物上或刻或划，或施彩或上釉，装饰相当美观，以后历史时代的日用陶器很少能与汉代相比的。汉代日常用陶大多数是灰陶，在烧窑后期，还原气氛控制比较好，灰色浅淡而均匀，质地坚实耐用。此外还有红陶和黑陶，黑陶烧成温度较低，属于软陶，各类日常用具为硬质陶，软陶虽然制作精致，装饰讲究，但不实用，往往作为陪葬的冥器。汉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工艺传统、生活习俗和原料质地的差异，造成了器物种类、造型结构和装饰风格的诸多不同。例如，关中地区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水平最高，消费层次也最高，因此陶器质地精良，日用陶器有豆、盆、碗、钟、筒杯、勺、盘、缸、甄、釜、小壶、茧形壶、扁壶、钵、罐等。此地区礼仪制度最完备，盟器种类也较多，包括仿青铜鼎、彝等庄重器形，体现财富的陶仓、陶囤及表现六畜兴旺的各种家禽动物形象。装饰陶器的花纹多为变形回纹、三角纹、涡纹、龙纹、虎豹纹等。洛阳以东的关东地区，制陶业也很发达。人们的日常用陶以灰陶为主，器形有罐、壶、尊、洗、瓮、盘、碗、勺、筒杯、甑、釜等。为适应当时厚葬的需要，一些质地较软的器物如盒、盘、案、杯、鸡、狗、猪、羊、住宅、圈舍模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组出现，时代变化明显，为汉代陶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陶器装饰华丽，有弦纹、刻划的三角纹、连环纹、齿纹和用模范印制的动物纹、拍印的绳纹以及彩绘等。湖南长沙等南方地区陶瓷生产也很发达，实用器皿有壶、罐、碗、钫、、盒、盆、釜、甑、长方炉、博山炉等，质地坚硬、厚重。盒类器物生产很多，规格大中小各种型号均有，陶壶大多无盖，陶鼎的三足做成矮而壮的兽蹄型。随葬冥器有灶、仓、井、房舍、猪圈模型。装饰色彩很鲜艳，图案复杂而生动。汉代南海郡管辖的广东地区，除生产上述地区一些实用器形，还有一些富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产品如瓮、双耳罐、提筒、四联罐、五联罐、、小、壶、匏壶、温壶、钫、盒、敦、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四联盒、碗、盆、甑、釜、豆、鼎、三足格盒等。生活用具中灰白色的印纹硬陶占多数，容器坚硬、灵巧，很适用。印纹硬陶炊器只有鼎、釜、甑3种，讲究装饰，仅几何形纹饰就有70余种。还有弦纹、绦纹、镂孔、篦纹，以及刻划和戳印的文字记号。作为冥器的泥质陶器上多施彩绘。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边陲地区，制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许多器物品种与北方中原地区相似，如圜底釜、侈口束颈罐、鼓腹壶等，质量不逊于北方。质地比较疏松，形体高大的舞蹈俑、说书俑、抚琴俑、庖厨俑、待立俑和各类家畜家禽陶塑，有的自然写实，有的简练夸张；有群体，也有个体，造型都很生动。这类制品是西南地区所特有的。
越窑与秘色瓷浅议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
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 "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 "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 "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陶器是用可塑性较好的粘土(或加入不同的参和料),经过成形,干燥,烧制而成的器物.他的烧成温度一般在800oC-1000oC左右，特别疏松的仅600oC。
瓷器在古代也称窑器。瓷器以瓷土(瓷石)为原料，成形，干燥和施釉后，经1300oC左右的高温烧成。外观质地硬致密，表面光洁，胶体较薄者成半透明状，敲击时声音清亮，且不吸水。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
原料
火候(oC)
声音
吸水率
陶器
陶土
600-1000
闷、翁
吸水
瓷器
瓷土(瓷石) 1300左右
清亮
不吸水
陶器的特点
1、陶器的原料是黏土，黏土随处可取，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2、陶器烧制的温度比较低一般是800摄士度。
3、陶器的密度小，吸水率较高。
4、陶器一般单纯由陶胎组成，到后来才在陶器上涂釉。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自古以来，专门从事制作陶器和瓷器的手工业称为陶瓷手工业。中国陶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10000多年前生的陶器;江苏省溧水县回峰山的神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陶片。我国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出现大量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红陶、灰陶、磨光黑陶、彩绘陶以及各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塑艺术品、建筑陶构件大量生产。战国时期发明了铅釉陶器，陶器制品得到低温彩釉的美化。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宋代以后，釉陶器物生产逐渐减少，转而生产琉璃建筑构件。由于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陶器生产日益养活但从未间断。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黑瓷在汉代开始出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黑瓷工艺大大提高，进入艺术瓷器的领域。北方的内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并发明白瓷。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宋代是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钧窑、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耀州窑、西村窑、潮州窑等处的产品各具丰姿。元代景德镇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元朝政府的浮梁瓷局对瓷器工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青花、釉里红、白瓷、黑瓷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明清时期，各地方大瓷窑体系逐渐衰落，被生产供当地人民所需瓷器的小作坊代替，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大放异彩。
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陶器和瓷器是人们经常接触的日用品，有时从表面看来很相似，但是，它们毕竟各有其特色而不同。
陶器一般是用陶土作胎。烧制陶器的温度大体在900－1050℃之间。若温度太高，陶器就要被烧坏变形。陶器的胎体质地比较疏松，有不少孔隙，因而有较强的吸水性。一般的陶器表面无釉，即使有釉也是低温釉。
我国烧制陶器的历史约有1万年之久。原始社会制造陶器，开始是用手工捏制的方法制成一定器形，后来发展为将陶土搓成粗细一样的泥条，再把泥条盘筑成一定器形，将其内外用手抹平。到父系社会阶段出现了轮制法。进入封建社会后，又发明了模制法，即将陶泥填入模中，脱出器物的全形。人们推测，最原始的烧制方法是堆烧法，把晒干的陶坯放在露天柴草中烧。在六七千年前，开始使用陶窑烧制陶器。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红陶、灰陶、彩陶、白陶、彩绘陶、黑陶和釉陶等系列。
红陶是原始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陶器，它的颜色有如红砖色。这是在烧窑时，充分供应气体，形成氧化气氛，使陶土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便呈现出红色了。
灰陶即指陶器为灰色或灰黑色。这是在烧窑后期，控制火候，形成还原气氛，由于窑中缺少氧气，陶土中铁的氧化物转化为二价铁，陶器便呈灰色或黑色了。灰陶最常见，一般都比较粗糙。
彩陶是陶器入窑前，在陶坯上进行彩绘，烧后有赭、黑、白等色。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盆即为一例。
白陶，即白色的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才有的，主要是因为陶土中氧化铁含量少，排除了一些色素的干扰便呈现白色了。
彩绘陶也是带彩色的，它和彩陶的区别是陶器烧成后再着色。由于颜色没有经过焙烧，与坯体粘结不牢，很容易脱落。西安出土的秦兵马俑就属于彩绘陶。
黑陶是指光亮漆黑的陶器主要见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这是在焙烧后期用浓烟熏翳，使烟中的碳微粒渗入，充填陶器的空隙，便能呈现黑色。黑陶制品中有的壁像蛋壳一样薄，被称为“蛋壳陶”，十分珍贵。
釉陶是指陶器表面有一层石灰釉的陶器。釉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钙、氧化钠等，用石灰加粘土就能配制成，烧融后呈一种玻璃态。在釉中若再加进一些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氧化钴等，焙烧后就会出现绿、蓝等色泽，常见的唐三彩就是釉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