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慈溪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慈溪制陶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慈溪的先民就已经抟土为形，焙烧成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陶制器皿。春秋战国时期，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成为最重要、最普遍的生活用具。随着工艺技术的积累和进步，窑炉结构的改进，到东汉中期，上林湖窑场率先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青瓷产品的吸水率、烧成温度、抗弯强度等性能均达到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慈溪的工艺匠师在上林湖畔揭开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
越窑经过三国两晋南朝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业体系，上林湖作为它的杰出代表，自晚唐至北宋初的近两个世纪里，兴盛不衰，其工艺之精、釉色之美、生产规模之大，一直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大窑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瓷都。上林湖青瓷融千峰之翠色，含碧玉之润泽，从贵族士大夫至庶民百姓，都十分喜爱，唐诗中多有称颂之作，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等。精美的瓷器不但上贡朝廷，广销民间，还远涉重洋，大量外销至亚洲、非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越窑的工艺技术随着青瓷的内销和外销而传播四方，对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窑场和韩国、日本以至中东地区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www.Taoci52.cOM
至今在风景秀丽的上林湖畔，还能找到120多处窑址。这些窑址分布密集，遗存丰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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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中国陶瓷的鼻祖
青瓷，贯穿着整个中国的陶瓷历史
青瓷，贯穿着整个中国的陶瓷历史。而在烧制青瓷的各大窑口中，龙泉窑所持有的粉青、梅子青，以其釉色如凝脂、似美玉，像翡翠而令人拍案称 绝，叹为观止。龙泉青瓷特有的釉色，是其他窑口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在近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侯文可谓举足轻重。他参与、见证了当代龙泉青瓷的振兴 和发展，龙泉青瓷在他手上得以更好地继承和创新。
本文记者日前专程走进龙泉，专访了这位大师夏侯文。领悟到：才华，在添加了"习惯"的催化剂，才会有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而只有能 够持之以恒、不断复制的优秀才能成为一种恒定的力量，约束负面损害，激发积极能量，赋予一个人长久卓然超群的水平。
朴实如泥老艺人 手中泥巴揉成金
---专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侯文
无欲望无追求，不善交际，没有喜好，不会投人之所好，更没有功名之念，他只是经常默默无语地坐着或是埋头做事，于是就经常被人忽 视。他是最平凡的一个人，过着他最是平静的生活。
然而，当他的作品被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他就注定不是凡人，当他用泥巴揉成的青瓷作品被一次次以"3万、8万、10万"屡创新高，卖 出比黄金还高的价格时，他就注定平静不了。他连同他的作品是被人仰望的，载入史册的，是一个世纪的代表，是世纪珍藏。
他就是影响了中国五大名窑之一--龙泉青瓷的发展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夏侯文。
8万元一件的青瓷只不过是普通之作
圣诞前昔，我与我的朋友来到了故乡龙泉，依朋友们的要求，我带着他们开始了龙泉青瓷之旅。一个个青瓷作坊，一件件青瓷作品，匆匆地 走马观花，朋友们的眼睛最后被定格于一件鲤鱼浅雕青瓷罐，是粉青瓷。
清澈的湖泊，蓝蓝的湖水，几枚鲤鱼欢快地嬉戏，正欲跳龙门，腾跃出水面。难能可贵的是，罐身圆润弧线自然，釉色粉青青的，里里外外 没有一点儿瑕疵。说实话，这确是一件极品！对青瓷略有研究的我不得不佩服朋友的眼力。
作品最后以8万元成交，还是看在我这个老熟人的面上。（据悉，这件青瓷作品是作为国礼，陈列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
在再三央求下，作品的主人现身了。
一米七的个头，不胖不瘦，头发略有点乱，但衣裳却是整洁的，黑衣裳里还穿着一件白衬衫，这与我以前看到的都是一身沾满泥工作服不 同。这就是大师夏侯文，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一笑，额头"王"字纹就非常突出，说出了他70余岁的年龄秘密。
朋友问："您这件青瓷作品非常好，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您的创作意图？"
夏侯文笑着说："这也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件作品。罐是龙泉青瓷里常用的造型，鲤鱼是吉祥物，比喻'年年有余'，这是大家都喜欢的。" 朴实的语言，没有多一个字儿。
当提到大师的作品屡创新高，被卖出黄金价时，夏侯文老先生只是谦虚地说："这是因为近年来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喜欢用我的作品摆 设、收藏或是作为礼品送人。"
他高兴地手抱着他的作品，让我们照相，还与我们大家合影。
据介绍，近年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在该市大力扶持龙泉青瓷的良好氛围中，夏侯文大师的创作热情不但没有丝毫减退，反而才思 涌现，不断创出精美的作品。他的作品除被卖出高价外，还有多件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陶瓷馆、中国珍藏馆等国家级博物馆作为世纪珍 藏，不少作品被收藏于中南海紫光阁，作为国礼相赠于各国。
一生不解青瓷缘
我与夏侯文大师相识于8年前，这期间又碰面多次，可谓深交久长，称得上是老朋友了。然而，我是一介俗人，至今仍不理解他，亦读不懂 他。总觉得他只是在举手投足的不经意间中，彰显出与众不同的气度和风范。和他的作品一样，胸怀博大，却不事张扬，如同一块美玉，只能慢慢品味，其美难以言 喻。
夏侯文出生于盛产瓷器的江西。从小受陶瓷艺术熏陶的他，选读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毕业之后分配到龙泉瓷厂，从事青瓷产品设计及工 艺研究，从此与浙江龙泉的青瓷结下了一生之缘。
龙泉瓷厂坐落在离县城36公里的山坳里，开门见山，出门爬坡，上班时除了在纸上绘图设计，就是低头揉泥创作。艰苦又单调的生活没有 吓退这位怀揣远大理想的小青年，相反，当地丰富的优质瓷土，发展陶瓷青瓷工业广阔的前景，让他更是坚定了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青瓷的研究、设计工作中。
他不擅言语，更不会轻易表露情感，在异乡与泥土的亲切接触中，他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快乐，当经他创作的泥土在经过熊熊烈火的焚 烧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面前，得到大家一致的赞美时，他感受到了成就。于是，渐渐地，他对手中的泥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爱。
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
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
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也。
中国陶瓷业即将诞生首个“陶瓷指数”
首个能及时反映陶瓷业的“晴雨表”——中国陶瓷指数即将在国内陶瓷最大产区之一的石湾区诞生。全国八大陶瓷产区在１８日陶博会开幕时互签缔盟协议，共同承诺为编制“陶指”提供一切便利，加速“陶指”诞生的步伐。
一直以来，佛山乃至全国的陶瓷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投资者，他们收集市场信息的渠道和能力有限，常常陷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不良局面。石湾区科技局局长李钜镇告诉记者，中国陶瓷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紧要关头，迫切需要一个能及时、准确描述我国陶瓷市场运行情况的指数，为所有参与和关心我国陶瓷市场的各方人士提供生产、交易、价格等方面的信息，引导陶瓷行业步入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石湾区关于编制陶瓷指数的设想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一拍即合。一场由政府与行业协会、陶瓷企业、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造指”运动迅速铺开，特别是在本届陶博会上，来自广东佛山市石湾区、山东淄博市淄博区、四川省夹江县、福建省晋江市等８大陶瓷产区缔造产业联盟，并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为缔造行业内最权威的并发布陶瓷指数打好基础。
由石湾区投资，暨南大学、广州域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近日联合开发出中国第一个陶瓷行业指数系统，根据设计方案，该指数按照中国陶瓷产品的标准分类，对２２类陶瓷砖和１４类卫生陶瓷，选择代表性企业抽取代表性规格品，运用加权调和平均数公式编制而成。目前“造指工程”正在进入数据甄选采样工作，刚组盟的八大主要陶瓷产区将提供各自产业发展情况的数据，共同构建中国陶瓷指数体系。
专家们指出，中国陶瓷指数是中国陶瓷交易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引导陶瓷生产、销售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生产和消费，陶瓷生产、销售企业和消费者也可以在中国陶瓷指数指引下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中国陶瓷指数
中国陶瓷指数犹如股市的“综合指数”、“成份指数”等等一样，是综合反映行业运行状况的“晴雨表”。陶瓷指数通过每月统计、分析、研究和发布最富有代表性的陶瓷砖指数、卫生陶瓷指数及综合陶瓷指数，建立中国陶瓷交易市场的参考与测评标准，可反映陶瓷市场交易额、交易量、成交价格的变动方向和程度，客观、全面、综合、动态地评价中国陶瓷业的发展。通过陶瓷指数的定量分析，能够揭示行业的发展轨迹，合理、科学地预测行业未来走势，指导和推动行业发展。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
中国的瓷器，大体可分为青瓷和白瓷两大体系。其中，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来源于釉青，所以又称为“青釉器”。青瓷在一定意义上专指由于色釉里面含有一定的氧化铁，经过高温烧制成后，其釉色呈现青色和黄色的瓷器。因此说青瓷是以釉色来取胜的。比如古人就曾用“雨过天晴破云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来形容著名的“柴窑”瓷器。其实，“柴窑”作品除了美丽的色釉以外，还有它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古文中所记载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其中，“青如天”很好理解，说的就是釉的色彩；“明如镜”是指釉的光泽；“薄如纸”是形容胎骨极薄；而“声如磬”则是说明胎骨坚实细密，叩之有声且声音悦耳。如果一件瓷器真能具备以上这些特点，无疑是一种很难得的作品。遗憾地是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实物存在。
考古挖掘的古陶瓷实物证明，我国元代以前的瓷器，大多数都是青色或近似青色的。青瓷的制造历史比较悠久，从东汉直到清初停产为止，其间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全国烧造青瓷的窑场可谓星罗棋布。在南方有浙江的越窑、瓯窑、龙泉窑等；在北方则有河南临汝的汝窑、开封的北宋官窑、陕西铜川市的耀州窑等。
白瓷在中国出现的较晚，比青瓷的出现大约晚了400年。青瓷的出现当为东汉晚期，而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北齐时的白瓷。所以先有青瓷，后有白瓷应该是无疑义的。
中国瓷器先出现青瓷而不是白瓷，这主要是由古代的制瓷原料及工艺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要烧制外观洁白的白瓷首先要有合适的瓷土，特别是含铁量比较低的瓷土。古代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及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制瓷业也只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含铁量较高的原料来制造瓷器。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利用这种含铁量较高的瓷土也能烧制出十分美观的瓷器，关键是温度。在氧化环境中，由于一氧化碳是一种还原性气体，它能把釉料中的大部分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从而使釉色呈现出美丽的青色。唐代诗人陆龟蒙就曾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和赞美越窑青瓷。
陶瓷艺术文化的诞生
艺术陶瓷的收藏价值
陶瓷其实也就是通过陶器与瓷器两种合成的。而陶器的制成一般是采用长石与石英等混合起来的物质为原料的，然后再经过成型，干燥以及高温的烧制的步骤制成的。而瓷器的制成它主要是用高岭土烧制的。而陶瓷的制作当然就是用高岭土和陶土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
艺术陶瓷被人们所继承，被人们所改进，所以现在陶瓷已经是用于工业方面，用于生活方面，用于欣赏方面等。可见陶瓷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艺术陶瓷更是让我们除了有欣赏的价值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了收藏的价值。
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八角纹饰杯与齐家文化红陶鸟形器成为了艺术陶瓷里面的精品，特别的具有收藏的价值。而由于当时的制作比较落后，当时的技术也不太先进，所以在当时制作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制作的手印的存在，而当时的艺术陶瓷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社会风以及各种的礼仪。因此说要想鉴别以上的这两种真品的话，就可以通过先人们留下的手印来做判断。
陶瓷艺术文化的诞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欣赏，更重要的对我们以后能够留下重要的价值，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当时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礼仪方面的问题。对我们的后人也能够了解到先人们的更多的知识不。
明代瓷器：御窑厂的诞生！
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在276年明代历史上，明宪宗朱见深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与其先辈甚至子嗣相比，他都显得懦弱而无所作为。但也有史学家指出，他的一些优秀特质被人们所忽略了，比如至情至孝、喜好读书、热爱艺术、宽恕而近乎无为而治。在他所统治的成化年间，社会与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诸多变化推动明朝社会“从前期严肃冷酷到后期自由奔放的转型”。
明 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中国瓷器工艺的提升点
景德镇自五代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之一，明初承元制继续在景德镇设瓷局，但尚无固定的御窑厂，官窑和民窑都为朝廷烧制瓷器。在永乐及宣德年间，宫廷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红釉瓷、白瓷、青花瓷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永乐甜白瓷、永乐鲜红釉、宣德祭红釉、永宣青花迄今仍是中国官窑瓷器中的珍品。宣宗登基后，开始在年号款前加上朝代，以强化皇权。同时，朝廷派人督造御用瓷器，御窑厂正式诞生，此举使中国传统的官窑制度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官窑与御窑并存的机制。
明 宣德 祭红刻花莲瓣纹卤壶
由于专供皇室，皇帝对瓷器的干涉控制更强，御窑厂的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升。宣德青花发色蔚蓝苍翠线条间往往有晕散现象效果如同水墨画。宣德青花上那些花卉、鸟虫瓷绘与宋人花鸟风格上存在诸多类似，显示出同期宫廷画家和皇帝本人绘画“以宋为宗”的艺术取向。
明 宣德 霁青刻花莲瓣纹卤壶
在此背景下，宪宗朱见深的即位可以说是中国御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他治下，景德镇御窑厂成为了唯一的御窑，垄断了御器生产。皇帝的支持促成了各地制瓷技术和工匠向景德镇的汇集，当地瓷器质量由此飞速提升，推动成化时期的瓷器制造达到了顶峰，诞生了著名的成化青花和成化斗彩。
明 宣德 娇黄盘
明代世风的变革与转折
明朝历史前后呈现出截然的反差，前期的严肃冷酷到后期的自由奔放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导致这种转变的诸多关键因素正是发生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也是自“唐宋变革期”之后由宋至清900多年历史中意义非常的社会变革期。而成化时期正是这一变化的起点。
明 宣德 青花描红云龙纹合碗
从洪武到宣德，宫廷瓷器在材质、器型、纹饰方面的变迁，记录了一个严肃朴素的古典时代的逐渐远去。当蟋蟀罐、鸟食罐这些带有赏玩性特征的瓷器出现在宣德朝时，昭示着明代皇帝从重视外在事功到返回内心世界的转换，一个日益注重精致享受、倾心世俗趣味的新时代已经若隐若现。
明 永乐 翠青三系盖罐
然而，相比宣宗时代的允文允武，重视外在事功，宪宗朱见深显然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丰富，喜好世俗生活。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成化时期的瓷器似乎更具“现代性”。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镂空花熏
终其一生，朱见深周旋于自我、家庭与王朝使命之间。他倦怠皇帝这个工作退而回到内心世界。他痴迷于艺术和情感，通往世俗化的生活，执著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好。
明 永乐 青花花卉纹洗
大中国红瓷板画《金陵十二钗》在长沙诞生
瓷板画是在平板素瓷上手工绘画后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陶瓷艺术品，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可是中国红瓷板画却是难得一见。昨日，记者在长沙大红陶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厅见到了现今最大的中国红瓷板画《金陵十二钗》，据悉，这是该公司最新研制的专利产品。
《金陵十二钗》瓷板宽2米，高1米，画面上是《红楼梦》里的十二位富家小姐，个个羞花闭月，姿态婀娜。瓷板镶嵌在红木底座上，喜庆而大气。据大红陶瓷公司负责人尹彦征介绍，中国红陶瓷板画是国家重点技持的文化科技项目。它解决了大型中国红瓷板画不能高温烧制的难题。“我们攻关这个技术难题花了5年的时间。”尹彦征说，“中国红瓷板画要经过4次烧制，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我们克服了高温红色瓷器容易变形、釉面着色不均匀、成器率低等许多难关。”据其介绍，中国红瓷板画烧制技术和烧制设备都已申请了国家专利。
据悉，目前，中国红瓷板画的内容包括工笔仕女、花鸟等。尹彦征说，另一块更大的中国红瓷板画《牡丹图》正在烧制中，成功后将有2.6米宽，1.5米高。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真正意义上的“瓷板画”出现在明代中期。瓷板画制作工序多重、复杂，首先如同绘画一般，将各种颜色的釉料涂抹在素瓷板上，形成画幅，然后在板面上施一层透明釉，最后入窑高温烧制，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方才成型。从清中期开始，瓷板画的发展走向了兴盛。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绢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瓷板画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嵌瓷屏风无论是围屏、插屏还是挂屏，都经常会见到上边镶嵌有装饰意味浓厚的瓷板画。品种非常多，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墨彩、浅绛彩等等，纹饰内容涉及面也很广，包括人物、山水、花卉、翎毛、鱼藻以及吉祥图案等等。
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国家重要客人的宴会，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以及政府的名义外国援华人员，以及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宴会。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宴的规格积极高，当然政治影响也非常大。国宴用瓷器在新中国见过之处就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天说说新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继1952年建国瓷研制后，1960年初国家曾组织主要产瓷区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等地试制国宴瓷样品，并在1960年6月4日和6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要求继续试制。1961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情决定各送样地区延缓国宴瓷的研制。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庆节时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原有国宴瓷损坏不少，只得临时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暴露了瓷器规格不一、杂乱无章不够用的问题，此事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
由于湖南醴陵一直未间断国宴瓷试制，加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直使用由醴陵生产的蝴蝶兰胜利杯，就决定由醴陵负责国宴瓷设计生产，其他产瓷区也将历年设计上送的样品一一陈列供醴陵参考。1963年11月7日—8日，人民大会堂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国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工美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锷（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及湖南省美协主席张一尊、副主席陈白一、湖南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等进行两天鉴定。11月10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张际春、曾三、袁仼远、曹瑛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鉴定，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和北京饭店的厨师也参与鉴定并提了许多建议，最后选定国宴餐具、便宴餐具及茶具、烟具等54个规格品种35种装饰花面，集中全国各产瓷区送样的优点，其中绝大多数装饰花面选择醴陵设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推荐了编号139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作为国宴餐具图饰，此花面原系景德镇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时由祝大年、施于人、高庄等设计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当时编号139，此次生产国宴瓷决定改原青花为醴陵独创的釉下海蓝色。1963年11月醴陵陶研所50余人到艺术瓷厂参加国宴瓷研制，经过四十天奋战，完成了54个品种修改定型试制任务。1964年1月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人民大会堂审查鉴定，1月9日通过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的最后审查，1月10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15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随即，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与艺术瓷厂（即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艺术瓷厂开展了国宴瓷生产的大会战。在醴陵瓷器公司统一安排下，集中了优秀制瓷技术人员68人，生产工人388人，其中成型152人（注浆14人，手工拉坯92人，机械旋坯46人），釉下彩绘工人165人，其他工种熟练工人71人，几乎囊括了醴陵全部制瓷精英。湖南省轻工厅还抽调4名专业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与国宴瓷花面设计，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派车送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率技术人员赴怀化雪峰山考察，并运回世界上最好的制瓷原料大球泥。瓷土配方技术人员在原“三馆瓷”配方中加入大球泥，经多次试验，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保证了这批瓷器烧成后胎质达到“白如玉、坚如铁、薄如纸、声如罄”的最高境界。陶研所陶梅春、李佑安等研制低温无铅色口釉获得成功并首用于国宴瓷的生产，使国宴瓷在安全无铅毒下口感更舒适。国宴瓷的生产者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8月底完成了国宴瓷生产任务。计有9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国家采用国宴瓷最多的一年。国宴瓷的生产不仅是湖南醴陵最大的任务，也是国内从未有过的国家用瓷大批量生产。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和艺术家杨亚人同志亲自到国宴瓷生产地查看并指导国宴瓷生产情况。据《群力瓷厂志》记载：1964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马振峰和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吴铮在北京就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在协议书上签字，即8大项目、44种，总数量为165350件，金额194440元。与后面实际交货数不同。据笔者考证，这两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实际完成交货数，另一个是协议数。按当时的国情，协议数是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底线，而实际交货数是可以突破并还会受到国家表彰鼓励的行为。据当时具体指导此项工作的醴陵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统计表明：当年8月醴陵完成任务实际交货数为178367件，分别是：
（1）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蓝色缠 枝牡丹纹（即139花面）装饰，计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个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计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花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花面装饰，共计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计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400件。
（8）扣碗（蓝边）1种6000件。
（9）糖缸、奶罐各一种250件。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副厂长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技术科科长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陶瓷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刁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湖、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负责花面设计和釉下颜料调配。前后参加国宴瓷花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此次国宴瓷虽器型、花面不同，但统一采用“湖南醴陵”方章款，不仅数量、器型多，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而且胎质洁白如玉，深受中央国家机关青睐。不少单位和有涉外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纷纷赴醴陵订购瓷器，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家庭也是这批国宴瓷和随后二十多年间醴陵为人民大会堂补送的国宴瓷的使用者。以139花面国宴瓷为例，此类国宴瓷曾被毛主席选用，作为他的生活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中还藏有不同时期这种纹饰的餐具20余件。毛主席70岁生日宴请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时使用的是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周总理宴请外宾时也常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胜利杯。1988年在全囯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使用釉下蓝彩139烟灰缸。
继醴陵1964年生产第一批国宴瓷后，几乎每年都要为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瓷以弥补耗损，这些历年补送的国宴瓷我们称之为国宴补充瓷，与首批国宴瓷相比瓷质较接近，都采用大球泥配方，只是底款根据时间不同而变化，“文革”中采用“环球款”，上世纪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用棕色双凤款，90年代以后用带注册商标标志的蓝色双凤底款。从80年代中后期始，大球泥开采殆尽，国宴瓷坯料配方也作相应调整，瓷质较以前差距逐渐加大，到上世纪末普遍采用广东潮州泥配方，瓷质白度和透明度改进很大，但润泽度和玉质感却无法与原国宴瓷相比。国宴瓷花面从设计至今已近五十年，有些仍被人民大会堂采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器型和花面至今仍是原醴陵生产国宴瓷时设计的，仍由湖南醴陵生产供给，也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国宴瓷特别是早期国宴瓷已成为新中国陶瓷收藏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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