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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杨女士携家传瓷瓶到中华疑似文物甄别保护委员会、云南科技检测中心作鉴定，没想到其曾祖母的嫁妆瓷瓶竟是雍正斗彩瓷。
近日，杨女士在看本报“高古文化天地”关于民间疑似文物科检的信息后，带着“苍龙教子图斗彩抱月瓶”到中华疑似文物甄别保护委员会、云南科技检测中心。她说，这件斗彩抱月瓶是自己曾祖母当年的嫁妆，希望求助资深专家和精密仪器，对其进行准确断代。wWW.TaOCi52.cOM
中心主任吕志坚目鉴后初步认定，这是一件清雍正年本朝本款的官窑产品。后经EDX3600LX荧光能谱仪对瓷瓶胎、釉作双重检测，电脑数据库显示结果：“送检样品胎、釉元素成分含量与18世纪中期（清雍正年间）斗彩瓷器数据符合较好，属景德镇窑产品”。
该瓶高35.5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12厘米，重3145克。小口、直颈，颈侧双耳，瓶腹似圆月，胎质细密，釉质温润，光洁如玉。瓶身绘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洪蝠迭现、灵瑞咸集。但见苍龙腾空而起，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与侧首下顾的苍龙深情对望。其画笔生动精美，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苍龙教子图”作为清宫御瓷装饰题材，始见于雍正一朝，实例可见于故宫博物院。
吕志坚介绍，斗彩瓷自明代创烧，至清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斗彩又称逗彩，是釉下彩与釉上彩结合的装饰品种。斗彩是预先在高温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用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间，然后再入小窑经低温烘烤而成。
雍正斗彩工艺高度发展，是继明成化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引入了珐琅彩和金彩，形成斗彩加金彩、斗彩加珐琅彩的新工艺，斗彩瓷在原有红、黄、绿、紫、赭色之外，又增添了粉红、胭脂、藕荷、玫瑰、湖水绿等多色，更显富丽堂皇。雍正斗彩在康熙斗彩的基础上，工艺更精湛，无论从造型设计、纹饰布局，还是色彩配合、填彩工艺上都进入更高阶段。
明成化斗彩多是小件器，而雍正时大件斗彩器增多。杨女士的苍龙教子图斗彩抱月瓶不仅是件大器，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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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瓷器文物的作伪与鉴定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物化测定分析，五彩中的红彩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黄彩也是氧化铁，绿彩系铜绿铅釉，蓝彩属钴蓝铅釉，黑彩为铁、锰、钴和铜，即用钴土矿和铜花片配制而成的。由此所见，明清时代的五彩和粉彩大部分都是在古代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者在化学组成上的最大差别是低温色釉都属二元系统，而釉上彩则大部分为三元系统，在着色机理方面，绿釉和绿彩都是离子着色，黄釉和黄彩都属离子着色，矾红和金红分别为和金的悬浮体着色，蓝釉和蓝彩都属离子着色。所以，五彩的炉温高达800度：左右，具有鲜明透彻、耐火、不褪色、不剥落、恒久如新的特点。
大明五彩是明代成化年间，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红、绿、翠绿和赭色综合装饰的瓷器，旨在打破青花单一色彩的瓷绘格局。《博物要览》、《敝帚轩剩语》、《长物志》均说其因“青花间装五色”而得名，其中尤数成化窑烧制的最为精致，史有“成窑五彩”之誉，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瓷器。弘治时期的五彩继承了成化的风格，其产品特色是刻花填彩。即在胎上刻出所需要的图案，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以色彩，并用低温烧烤即成。正德五彩是在白釉瓷器上直接绘五彩纹饰，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色呈浅色略带黄。有些瓷器还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到了嘉靖时期，瓷器的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也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瓷器。万历时期的五彩瓷仍基本与前代相同。
康熙五彩的彩料属于低温釉料，烤烧温度较之粉彩为高，故后人称前者为“硬彩”，后者为“软彩”。康熙年间，御窑厂在复制大明五彩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尤其是俗称“古翠”的蓝彩在烧成后的呈色效果，其浓艳程度超过了青花。从此，古翠取代了青花，开创了纯釉上彩绘的艺术领域，形成了 “康熙五彩”的主导地位。
五彩瓷文物的鉴定除了形以外，最重要的是色，在施用的色彩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物鉴定方法看，明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料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
市民家藏疑似柴窑古瓷 有人1200万购买遭拒
一套在箱子里尘封了七八十年的瓷壶，一个偶然的机会，它破尘出世，其身份和价值立即备受关注，同时，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昨日，记者在大连市民刘志国的家中看到了这套被称为稀世之宝的瓷壶，“有人曾出价1200万元买回去收藏，但我没有同意。”刘志国告诉记者，他认为这套瓷壶是五代时期柴窑的古瓷，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是迄今为止面世的唯一一件柴窑瓷器，也将填补我国青瓷史的空白。
来历：
祖上接济落魄秀才获赠
昨日，当年近古稀的刘志国小心翼翼拿出那套瓷壶时，他的表情神圣而庄重，在刘志国看来，它无疑是一件无价之宝。
随后，记者有幸欣赏了这套瓷壶，它分瓷壶和瓷碗两部分，瓷质光泽细腻，瓷壶为“小口长流”，壶体为六瓣瓜棱形，壶柄弯曲带式，壶盖直颈、盖顶上有一尊卧式坐狮；瓷碗为花口，造型酷似一株莲花包蕾，花瓣间刻画着蝶形如意纹饰，十分精美。另外，令人称奇的是，每片莲瓣，在灯光映照下，都像是一个虔诚打坐的佛家弟子。
说起这套瓷壶的来历，刘志国介绍，在他小时候，他家仓库里有一个红木箱子，里面有不少瓷器。“当时，谁也没把那些瓷器当回事，我和小伙伴经常拿那些瓷器去过家家玩，因此，大部分瓷器稀里糊涂地损毁了，现在包括这套瓷壶在内，只剩下七八件了。”刘志国说，后来，刘志国的母亲告诉他，那箱瓷器是他父亲从故人手里得到的赠物。
原来，刘志国的父亲曾是一名厨师，1930年左右，刘厨师认识了一名落魄老秀才，老秀才吸食鸦片，因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奈之下，老秀才经常到刘厨师所在的饭店讨饭。“我父亲看他可怜，经常接济他，时间一长，两人成了知己。”刘志国告诉记者，后来，老秀才得了重病，弥留之季，嘱咐刘志国的父亲将他安葬，并以家中物品相赠。安葬了老秀才后，刘志国的父亲就将他家中的一些瓷盆瓷罐，用箱子装回了家，然后随意放在仓库里。
鉴赏：
阳光下照射显凤凰图
从那以后，除了被当作孩子的玩具拿出来玩耍外，那箱瓷器一直被尘封在仓库里。直到1997年，刘志国赋闲在家，他突然对文物产生了兴趣，于是便想起了那个红木箱子，并找出了那套瓷壶。
为了弄明白瓷壶的身份和来历，刘志国买了许多陶瓷文物类书籍。经过研究分析，他才知道这套瓷壶原来叫“注子注碗”，是古时候人们用来温酒的酒器。“注子”是瓷壶，用来装酒的；“注碗”就是那个瓷碗，用来盛热水的，盛满热水后，再把“注子”放进去温酒。
随着专业知识的提高，刘志国分析认为这套“注子注碗”属于青瓷，很可能是五代柴窑出品的。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去年，刘志国又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我发现当‘注子注碗’以45度角放在阳光下照射时，碗底就会出现一个凤凰的图案，而凤凰是皇家的象征，这更坚定了我认为这套‘注子注碗’是五代柴窑作品的想法。”在刘志国的指点下，对着斜射下来的阳光，记者确实看到注碗碗底出现一个类似凤凰的图案。
鉴宝：
专家认定确是珍稀古瓷
它到底是不是一件宝贝？为此，刘志国曾邀请河南的中国古陶瓷协会副秘书长赵青云来连鉴宝。经过鉴定，赵青云认定这是一套稀有的青白瓷，符合柴窑“青如天、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为五代或者北宋早期的精良之作，但因为五代柴窑只存在于文献记载，考古上尚未找到实物，因此，尚无法确定是否为柴窑出品。昨日，记者在赵青云留下鉴定书上看到这样的评语：“该作品造型工整，工艺精细，保存完好，稀有难得，既有很好的鉴赏价值，又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去年4月，刘志国又带着这套古瓷到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检测中心。经过DX釉成分测定，该样品成分与宋影青瓷釉表面成分有差距。“也就是说，这套瓷器不是宋代的青瓷，虽然那次鉴定没有确定结果，但却说明了，它不同于目前发现的任何一种古瓷。”刘志国说，此后，有人曾出价1200万元收购这套“注子注碗”，但他没舍得卖。
昨日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大连考古研究所的曹钧所长。曹所长表示，这件古瓷他已经关注好几年了，可以确定，它是一件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非常高的瓷器，非常珍贵。但按照惯例来说，确定窑口必须要找到窑址，根据出土文物与传世物品的对比，来确定窑口。而五代柴窑是否存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一个千年之谜，如果那套瓷器真能确定是五代柴窑的古瓷，那么它不仅价值非凡，而且意义重大。
昆明鹿头尊检测为晚清粉彩瓷
科检报告。
晚清粉彩鹿头尊。
本报讯 首席记者肖宇辉报道 昆明张女士早年购藏的一件粉彩群仙祝寿纹鹿头耳尊，近日经中华疑似文物保护委员会云南科技检测中心鉴定，确认为清晚期民窑粉彩瓷。
近日，市民张女士携带一件体积硕大、品相完好、无款识的鹿头尊，前往中华疑似文物保护委员会云南科技检测中心，请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及价值评估。
中心吕志坚主任先目鉴藏品，该器器型庄重大方，收口，双耳为鹿首，腹部上敛下垂，胎体厚实，釉质晶莹洁白，粉彩设色清新素雅。器身绘群仙祝寿纹图，表现各路神仙腾云驾雾，人物数量达20余个。构图疏密有致，人物衣着神态各异，纹饰中可见寿桃、如意、祥云、蝙蝠等寓意美好的象征图案。
双鹿首耳更是绘制绝妙，除了形状写实之外，连鹿毫及鹿角的纹路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鹿头突起及边缘部分因年代久远，粉彩釉色部分脱落，吕志坚说这是长年累月清扫灰尘留下的痕迹，并将其判为清晚期民窑产品。随后进行EDX3600L仪器检测，得出结果：“送检样品釉、胎化学元素成分含量与19世纪晚期（清同治、光绪前后）粉彩瓷器数据符合较好，属景德镇窑产品”。
经测量，鹿头尊高48.8厘米，口径22.4厘米，底径26.10厘米，吕志坚认为如此硕大的器物能完好保存至今非常难得。鹿头尊，因以鹿头为双耳造型得名，“鹿”与“禄”谐音，寓意吉祥。该器型创烧于康熙朝，是皇室大型陈设器，多见青花和粉彩。民间称鹿为仁兽，象征太平吉祥；白鹿为圣寿之征，于君王有德时现身。因此，“鹿”历来为帝王所喜爱。
在晚清、民国粉彩官窑瓷价格连年飙升的今天，民窑瓷的市价也在逐年上涨，有些民窑精品瓷的价格甚至超越同时期官窑瓷。其中，陈设器最具升值潜力，而陈设器又以粉彩瓷中器型完整、造型独特、画工精细者价值为最高。因此，晚清、民国的瓷器有“一粉彩器顶三青花”之说。
吕认为，该鹿头尊属于民窑精品瓷。首先，其体积硕大而器型完整实属少见；其次，该器绘画景致丰富，层次清晰。乾隆以后，景德镇制瓷的胎、釉、彩、工均呈下降趋势，而这件鹿头尊勾线精细而工笔重彩，人物衣纹飘逸流畅富有丝质感，仙女柔美秀丽呼之欲出，是不可多得的古玩艺术陈设重器。
文物鉴定乱象亟待规范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一座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在多次参观后却对其中部分展品提出质疑。杨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更有一位民间老艺人称，这件“壶王”与他曾经烧制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
点评
：赝品经过“专家”鉴定摇身一变“国宝”的故事并不鲜见。此次“壶王”事件有点意思，连西子湖畔“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也被赝品忽悠了？综合各方报道，“壶王”事件不复杂，谈不上“迷雾”：日前，杨静荣在多次参观之后，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实则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据调查，这批文物为2005年所征集，一共600余件，当年“博物馆非常想得到这批文物”，所以“仅仅依据专家口头承诺就给付了捐赠款1500万元”。这与媒体调查发现的鉴定证书日期是2007年3月后补的情况相符。即当年在并无鉴定证书的情况下，博物馆认可了这批“文物”，还由财政以“捐赠款”形式买了单。
这是否说明博物馆当年的急功近利、工作粗疏导致了今日的质疑和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壶王”事件仍在公众关注下不断发酵。媒体继续调查发现“壶王”还有第二把，就在第一把的捐赠者丁某手中，可笑的是这把“品相更好”的“壶王”经“现代科学鉴定为现代仿品”；接着，第三把“壶王”的消息传来，杨静荣在长沙古玩市场见过；再接着，媒体辗转在铜官镇（长沙窑又名铜官窑，铜官镇为铜官窑古窑址所在地）原“陶瓷总公司下属的三厂”老艺人谈志忠那里获悉惊人消息：相似的“壶王”，谈在1989年做过30件（与杨静荣“上世纪90年代仿品”的断语高度契合）且“最终以16元到25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了处理”！而“壶王”捐赠者丁某也承认，该“壶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购自农民之手”，时间上也吻合。
行文至此，“壶王”是真是假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最简单的求证方法莫过于组织权威专家再来一次鉴定。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权威鉴定”上。在鉴定证书满天飞、给钱就能将“上周的”鉴定为“西周的”现实面前，谁才是权威？怎样鉴定才权威？谁又能鉴定、监督“权威们”？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对“权威”发起了挑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名权威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天价评估，建行两行长由此轻信骗子的经济实力，前后被骗贷共计10亿多元。此案中，“权威专家”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有打开，“权威鉴定”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甚至案发后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一开始他们的“权威鉴定”没有法律效应，他们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民间文物鉴定的法律法规几乎一片空白、市场监管的严重缺失、认钱不认货的学术浮躁、全民收藏投机热潮的推波助澜、造假者的疯狂与猖獗，令艺术品鉴定乱象迭出已然耸人听闻。拥有职称的就叫专家？富有经验的就不会“打眼”？笔者认为，主观判断永远不能替代客观事实，艺术品鉴定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法律框架下中立的科学鉴定加之严格的责任追溯制度将会是很好的出路。只可惜，现今艺术品鉴定还是传统方法的天下，科学鉴定推进缓慢，因为只有如此别有用心者才能利用“模糊空间”制造“利润空间”。唉，收藏这碗水很深，再次奉劝各位看官莫轻易入手！如一业内人士所言：现在配有鉴定证书的，一般都是赝品。
且看这场公立博物馆信任危机如何收场吧。
鉴定文物水有多深 “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人们更关注“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四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告诉记者，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天马行空的草根专家。
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暂时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作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告诉记者，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10000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和教师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文物鉴定到底有多深
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4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说，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草根专家。
而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的作者吴树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据传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做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说，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至1万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做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教师行业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张瑞：文物鉴定那些事儿
转眼夏末已至，2011年秋拍大幕即将拉开，又是一年秋拍季，各大拍卖行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在这个优雅的艺术战场上，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感受到了紧张的竞拍气氛，又将有千千万万的目光聚焦于此。收藏艺术品行业再次大踏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掀起新一轮收藏热潮。值此秋拍之际，有人欢愉，有人担忧。因为说到拍卖，说到收藏，说到文物艺术品，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真”与“假”的博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纵观此景，文物艺术品鉴定被重提、被关注、被思考。为此，记者专访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瑞，请他为我们解读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奥秘，拨开“真假”云雾见真相。
鉴定标准尚未统一
“目前，中国文物收藏鉴定市场秩序性较差，权威性较弱。”张瑞如是说。缺乏统一的鉴定系统和鉴定标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张瑞说：“中国文物收藏鉴定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层面的专业鉴定，即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全国专业机构的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根据鉴定器物的不同分类分为不同组别，例如瓷器组、书画组、现代艺术组等。但它是非正式机构，一般情况是根据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工作；二是民间层面的藏界名人，例如马未都、王刚等民间公认的收藏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三是商家鉴定，像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等公司性质的机构。文物鉴定根据收藏、投资、投机三种不同情况来认定鉴定人。”不难看出，在市场交易中，无论哪种鉴定，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买家是否认可。
鉴定技术“高处不胜寒”
文物鉴定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一项非常尖端、非常神秘的技术，未来它有可能普及吗？张瑞对此持否定态度。“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搞收藏，这些人大多数还都觉得自己很懂。”张瑞笑谈。是的，我们生活中的收藏爱好者确实很多，他们觉得自己很懂是源于对收藏的喜爱，但文物艺术品鉴定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也不是见多识广就能解决的问题。专家且未必能“百发百中”，何况常人乎？
张瑞说：“文物鉴定技术很难普及，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鉴定是因造假而产生的，造假的水平越高，要求鉴定的水平就越高。就像中国考古是随着盗墓而产生的一样，国家规定不允许挖墓考古，但挖掘走在了保存的前面，‘考古跟着盗墓走’是国家为了保护文物被迫而为，很多古墓一旦被挖掘，将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目前技术无法做到完好地保存那些珍贵但脆弱的文物。我国现阶段以保护文物为主，等到技术成熟以后再去进行挖掘工作，古墓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肉眼鉴定仍是主流
科技发展至今，技术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文物鉴定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的文物鉴定是以传统的肉眼鉴定为主，还是以科技鉴定为主呢？张瑞指出：“对专家而言，就是以肉眼鉴定为主。”比如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擅长古陶瓷研究鉴定，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擅长字画鉴定，素有“刘半尺”的美誉，意思是字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眼力超群，曾经代表国家为多国驻华使馆鉴定文物，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鉴定是无法取代肉眼鉴定的。技术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
科技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使鉴定技术进步，同时也为文物造假提供了便利。“造假的人是按照器物的技术指标进行造假的，例如瓷器造假，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这样检验不出器物是假的，造假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其数据显示为古代年份。”由此可见，对于鉴定而言，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肉眼鉴定仍是主导。
鉴定地位不可撼动
“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是第一步工作，没有鉴定，后续工作无从谈起。”张瑞对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历来重视鉴定工作，鉴定工作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但鉴定却不能独立完成收藏，市场秩序依然混乱。造假是根据收藏者的兴趣、需要去做的，其中青铜器造假最多，也最为容易。”
一直以来，收藏行业的鉴定工作备受质疑，也有人把它视为行业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非也。“中国的文物鉴定已不是难题，关键在于评估方面混乱，评估专家与鉴定专家职能不同，鉴定专家是鉴定真假的，评估专家是在确定藏品为真的基础上，对其价格做出评估。中国的评估体系薄弱，整顿市场需要先确定价格。”张瑞一语道破行业混乱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文物市场来讲，鉴定真假已无难度，主要问题在于价格评估和与金融机制的对接上。”
鉴定水平世界领先
我国收藏行业已经迈入“亿元时代”，逐步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鉴定标准尚未统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张瑞表示，“对中国文物的鉴定，中国专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像佳士得、苏富比这样世界知名的拍卖机构也经常邀请中国文物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工作。”
中国的高水平鉴定与强大的群众基础紧密相连。“中国是全民收藏，国外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收藏。”2004年统计显示，中国拥有七千万的收藏大军。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一数字上升至3亿人。这只是统计数字的显示，要知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不在统计之列的收藏爱好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直庞大的收藏队伍为造假提供了商机，因为市场需求较大。所谓真假，张瑞认为，“瓷器都是真的，但年代是假的。”例如仿造乾隆时期的瓷器实际是现代制造，由于年代差异，它的价值无法与乾隆时期瓷器相比，但它作为工艺品自身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中国大量向国外出口工艺品，中国流落国外的文物艺术品大约有一千多万件，其中有三百多万件存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属于文物级别。
收藏行业文物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迅速飙升让很多人担忧，有人认为这是非理性的发展。张瑞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只要市场规范，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因为艺术品投资比房地产、股票投资的回报率高且稳定，艺术品价格是随着人们的购买力而定的，它的价值不能单纯用价格这个数字来表达。未来，文物艺术品是非常好的投资产品。”
文物鉴定：眼力敌不过仪器？
我国应尽快建立鉴定机构准入机制
近日，南宋官窑博物馆国宝级文物“长沙窑大执壶”被疑为赝品。而据有关报道，捐赠者丁仰振透露，他手里有一个与该壶差不多，品相更好的“壶王”。几年前，他曾在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为“壶王”做过科技鉴定，结论认为该藏品应为距今一二百年内的作品。
对于这个结果，丁不相信，也没有将此结论告诉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和鉴定专家。
为何通过科学手段作出的检测报告不能得到信任或重视？科技鉴定报告与专家的传统鉴定结论为何相左？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几家古玩市场。
老藏友认为经验胜于仪器
在北京古玩市场一家文物鉴定公司，工作人员称他们虽然可以做科技鉴定，但做科鉴的藏友很少，“甚至半年还不见一个” 。
洪先生收藏古玩30多年，他认为鉴定文物应以经验为主，科技为辅，要多凭自己的经验去鉴定。
藏友张先生不去做科技鉴定的原因，首先是科技鉴定的费用高，“眼测最多200元，仪器至少2000元，虽然眼测不一定准确，但价格便宜”。其次，仪器也不是最权威的，他说：“有时眼力比机器还好使，尤其对于高仿的艺术品，仪器检测的各种成分和数据可能证明是真品，但稍懂的藏家从明面上就能看出是仿制的。”
藏龄20多年的李先生认为，收藏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买每件物品都先去做鉴定，直接得出结论，也就失去了收藏本身的乐趣和意义。
北京古玩市场的一家店主王先生说，他接触的藏友中做科技鉴定的很少，大部分都很相信自己的眼力和判断，拿不准的会去找专家检测，专家更有经验。
与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藏友相比，新手们更相信科学鉴定。北京博玩雅集文物鉴定中心经理张进发称，进行科技鉴定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新手，什么都不懂，害怕吃亏上当，去做个鉴定；另一种是古玩商家，做个科技鉴定、出示一份鉴定证书，物品就好卖很多。
科鉴技术可靠吗?
目前科学鉴定技术最成熟的是X射线荧光和热释光，通过检测得出文物材质的成分和元素组成信息，再依据标准数据库进行比对，原则上可确定文物的产地和年代。目前市场上的仪器和设备也多采用这两项技术。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认为，传统眼瞧手摸的方法，往往以现有馆藏和已经发掘的文物为基础和标准，“但大量文物还未被发掘，很多新的文物我们没有见过，所以完全从经验角度出发是不科学的”。冯松林说，自然科学对文物的鉴定是对传统鉴定方法的强有力的补充和支持。
同时，冯松林认为，高技术下的仿品，在外观上可以做得跟真品一模一样，仅仅通过眼瞧手摸很难准确判断。使用科学仪器可以精确测出它的成分，有助于辨别真伪。
不过，冯松林称，这种方法需要做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根据已有的标准样品积累，建立巨大的文物产地及年代的标准数据库，以进行成分比对，确定藏品真伪。
科鉴市场杂草丛生
随着科技鉴定技术的发展，古玩市场上成立了越来越多的文物科技鉴定公司，不过据记者调查，这些科鉴公司在技术应用、专业资质以及专家审核方面良莠不齐，甚至还存在“以金钱定真伪”的现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科技鉴定公司为了迎合古玩商的需求，人为控制设备，更改、添加或删除成分数据，测出的文物70%以上都可以是真品，他说：“这种报告只要掏钱就能出，想怎么出就能怎么出。”
同时，有些藏友不熟悉科学鉴定的方法，反而会被一些打着科学鉴定幌子的人所骗。冯松林曾接触过一位藏友，他通过鉴定公司检测的文物80%都是真的，但最后经专家再次鉴定时，真品率不足10%。
冯松林认为，某些鉴定公司还存在工作人员对仪器设备不够了解，导致测试结果不精确的问题。同时，他们往往缺少比对的标准数据库，即使能准确测出文物的成分数据，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记者在一些科技鉴定公司看到，他们目前比对的依据是《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有专家认为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很不全面，并不能准确比对和识别现在发掘的很多文物。
中博文物鉴定公司的值班专家认为，文物鉴定一定要机器检测与审核专家相结合，经过仪器检测的文物，还要经过至少三个国家级的专家进行会诊，再确定文物的真伪。她说：“机器不应该直接为文物服务，而应该是专家判断的一种依据。”
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对文物鉴定市场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北京市文物局内部人士透露，文物局不负责管理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也不属于他们的行政和职权范围。
冯松林称，针对这种良莠不齐的鉴定环境，我国应尽快建立鉴定机构的准入机制。
另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认为，文物科技鉴定急需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仅是经费投入，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文物样本来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便于科学家建立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