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底款鉴别。
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人物筒瓶，是海内外众多学者经常引用的具有明确纪年、风格典型的转变时期的标准件。该瓶肩部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唐人陈羽《优翼西洞送人》诗：“洞口春晴花正开，看花人去几时回，殷殷寄语武陵客，莫引世上相逐来。”落款为“癸巳秋月写为西畴书院”，上有“中山人”叶形引首章记，下有“竹景”篆文款。“癸巳”为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瓷器上堂名款可分两类：１、制作者的名字、店号、商号。２、使用者的名字、居室、庭院名称。这件筒瓶显然属于后者，是专为“西畴书院”制作的陈设器。但对“西畴书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说法。笔者对此做了一点考证。
根据清道光八年刊本《歙县志》（清·劳逢源、沈伯棠等纂修）卷二之三记载“西畴书院在棠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讲学其中”。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教育教稿》卷三书院中记载“西畴书院棠在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先后讲学其中。盐运使鲍漱芳重修于嘉庆八年。”这两条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直接记载西畴书院的文献，虽未曾说明其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创立人，但我们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康熙年间刊本《歙县志》（清·靳治荆、吴苑等纂修）卷之九·人物“鲍寿孙”条记载：“字子寿，宗严子。寿孙早慧，中咸淳丁卯漕解第一，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郡贼窃发，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寿孙父子至贼所，父子争代死，贼心怜之，顾求索不已，忽大风起丛林间，疑有骑军至，遂散。父子俱免。”从中可知，鲍寿孙咸淳丁卯年即１２６５年（至元二年）是十八岁，他大概是在１２４７年出生，至元丙子年即１２７６年（至元十三年，宋德二年），那时他应二十九岁左右，笔者估计西畴书院创立在至元十三年的前几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在西畴书院的初创时期，他应一直肩负着主持书院和讲学的重任。上两条文献提及的曹泾、方回在该书中均有传记，都是元初歙县有名的学者，如曹泾就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至元年间任紫阳书院的山长。这些人参与讲学说明在初创时期，西畴书院和紫阳书院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在师资方面是互通的，只是紫阳书院其独特性质远胜过家族模式的西畴书院。
因恩荫赐官的鲍氏子孙为数众多，从而棠樾鲍氏在明中期成为地方官场上特殊的团体，徽州地区的望族。又因其子弟孝廉，恪守祖训，为官颇有政绩，曾受明朝皇帝敕封，赐建牌坊，目前棠樾牌坊群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西畴书院在鲍氏子孙成才教育中功不可没，随着家族威望上升其发展也步入辉煌时期，虽然晚明朝廷对书院存在诸多限制，政治环境恶化，但西畴书院却平静地保存下来继续为培养下一代鲍氏子弟发挥重要作用。嘉靖年间（１５６１）鲍氏家族修建了“棠樾鲍氏支祠”与西畴书院相依，共存一地可见西畴书院在鲍氏后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
晚明以来，文人雅士以瓷器装饰居室书房蔚然成风，为了满足不同爱好的要求，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当时，歙县是徽商云集的中心，驻集了许多贩运瓷器的商人；歙县地近景德镇，瓷器运输方便迅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这些商人去订制。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遗民的心态，让此时期瓷艺工人也深有同感，在接受订制和自行设计中也慢慢渗入这种循世超脱意识来迎合这一失意的士人阶层。两者在清初特殊的时期内达到思想互动的最佳状态。随着南明王朝的最后垮台，台湾郑民家族的归顺，曾是官宦士人的老一辈遗民更是心寂如水，步入暮年大多数已纷纷老死。三藩之乱打破了往昔的宁静生活，避乱循世的思想再度出现在文人缙绅之中，但战乱平息后却没有像清初那样蔓延，主要是新一代已慢慢接受了满清皇朝统治的事实。不像父辈在中年遭受剧烈的心灵病楚，他们更多明白到战乱后，安定和幸福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应如何开始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往昔延续了数十年的避乱循世的心态渐渐在瓷画中消去，在康熙十五年之后慢慢孕育着新的风格出现。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颇为精采又相当复杂的一页，当皇权尚未在制瓷业中建立它的统治时，那么主宰瓷器生产的就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便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对它的人文精神研究需要我们详细地考证，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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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馆”款
宋代磁州窑瓷器款识。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系瓶上。瓶小口外撇，短颈，腹部稍肥大，圈足。整个形体略似橄榄。瓶身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置四竖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压印四条直线纹。由肩部向下以黑彩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书法苍劲有力。“仁和馆”为宋代馆驿的名称，据宋人周 《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载：“仁和馆在今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当时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带“仁和馆”款的四系瓶，应是宋仁和县馆驿使用的酒瓶或水瓶。另外，山东省博物馆藏品中也有一件与此类似的四系瓶，肩部有向下斜列的“太平馆”三字，字体及书写部位同“仁和馆”款如出—辙，应属于同—瓷窑的产品。关于这类瓷器的产地，明代陈继儒《妮古录》裁：“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陈氏认为这类四系瓶是定窑产品，但从瓶的造型、系的式样，以及器身兼施两色釉看，定窑遗址不见有此类标本，而在河北磁县彭城镇宋代瓷窑遗址中却发现有斜书“馆”字的四系瓶标本，故应为宋代磁州窑产品。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
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 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
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秦汉纪年款
秦、汉纪年款 秦、汉陶瓷器尚无单独落纪年款的习惯．但有些铭文中的纪年内容， 同样起到纪年款的作用。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件。山东邹县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印有篆书秦诏文，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之，皆明壹之。”所印诏文，四字一组竖写，缀连成篇，外有边框。从其书法风格上看，属于秦代小篆，字体方正，笔道圆润，章法和谐，布局合理。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统一全国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证，也是研习秦篆书法可靠的典范。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汉新莽时的灰陶狗，腹一侧阴刻篆书“天凤六年何亚”铭，天凤为新莽年号、六年相当于公元19年。1988年湖南湘阴青竹寺汉代窑址堆积层的下层出土了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纪年款的陶器残片，款字是刻划上的。另外，考古发掘工作中，常发现一种东汉时的镇墓陶瓶，上有朱书镇墓文，内容是为死者解除灾祸的文告，文字开头多记年、月、日。见有“永寿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
宋代纪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
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
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浙江余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窑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识已无大的区别。有的虽然在一器之上同时书有纪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开刻划或书写，如英国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右侧书“赵家枕永记”，左侧书“熙宁四年”。内容较复杂的纪年款如现藏召肃省博物馆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纹瓷枕，枕面左侧刻：“绍兴五年， 为乱事纷纷。白阳山人作。”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
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
明代供养款
明代瓷器上的供养款主要见于景德镇青花瓷器上。明代中期井始出现，晚期流行，尤以万历、天启、崇帧时最为多见。此类款多题在器物的外口沿、颈部或腹部开光内，以青花料分行竖书，亦有个别于素三彩器外底以红彩书写的，字体均为楷书，不很规整。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弘治青花双兽耳大瓶，外口沿有青花料楷书题记“江西饶州府浮梁县里仁都程家巷信士弟子程彪喜舍香妒花瓶三件共壹付送到北京顺天府关王庙永充供养专保合家清吉卖买享(亨)通。弘治九年五初十吉日信士弟子程存二造。” 景德镇近郊曾出土一件正德青花应龙净水碗，外壁口沿一周有青花料楷书“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吉时徐氏造净水碗一付(副)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山东泰安市博物馆收藏一批供器，有的是皇室贵胄朝拜泰川神的供献，有的是民间信士供奉碧霞元君神的施舍。其中一件万历青花云龙瓶腹部有青花料楷书“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敬造大宝花瓶壹副在于泰山顶上娘娘御前恭还供奉专保父亲程珊寿命延长兄时恭弟时启合门皆吉及自己买卖往回平安百事遂意福有攸归。万历己亥年孟秋月吉日书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施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启元年青花龙耳瓶，腹部一面写青花料楷书“大明国直徽州府歙县滚诱卿孝行里潭滨礼堂大社管居信士弟子黄舜耕室中孙氏前妻程氏朱氏男黄伯正媳妇吴氏女时娥时凤孙女福弟接弟昭弟喜奉御香案前香炉花瓶烛台壹副永远供奉早赐男子合家清基吉眷平安寿命延长万事如意福有攸归。皇明天启元年孟秋月谷旦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崇祯八年青花云龙纹炉的腹部一开光内写青花楷书“会口县西府坊居信士颜主鼎喜舍天依寺供佛祈求吉祥如意父颜思学母朱氏妻张氏男观龄喜吉。祟帧八年”。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
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
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仿写款
简称仿款，又称寄托款，指后代或后朝瓷器上落以前代或前朝款识。
仿写款中最常见的是仿写年号款，如明代正德朝仿写“大明宣德年制”款、清代康熙朝仿写“大明成化年制”款等。仿写款主要见于景德镇窑、民窑瓷器上，自明代中期以后直至今日，屡有所见。仿写款的出现与人们的好古之心以及前朝瓷器的经济价值增高有密切关系。如宣德官窑青花瓷器以其精细的胎釉、浓艳的青料、规整优美的造型和朴素优雅的纹饰而倍受后人青睐，自明成化年开始不断被人仿制，这些仿制品多落宣德官窑年款。明代后期文人墨客对宣德瓷器的品评，也助长了当时瓷器仿写宣德年款之风。正如万历时谢肇 《五杂俎》所言：“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品 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再如著名的成化斗彩瓷器，胎薄，釉润，彩精，至明代晚期已相当珍贵，明沈德符(1578—1642年) 《万历野获编》云：“窑器初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顷来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白金，为吐舌不能下。”这就造成明嘉靖以来仿成化斗彩瓷器的大量出现。
瓷器仿写款给后人鉴别瓷器真伪带来极大困难。民窑瓷器上的仿写款，字体多草率，容易识破；而官窑瓷器由于多按样仿制，其仿款几可乱真，常能误人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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