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瓷器真伪鉴别。
中国(含明清)瓷器款一览表
中国(含明\清)瓷器款一览表款识一览表年代 铭款内容
秦 右司空婴 左司高瓦 左贝 右齐 都昌 寺水 咸阳市于 咸阳成（城）申 安陆市亭 栎市 杜亭 咸亭阳安驻器 咸亭芮柳婴
三国 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西晋 先姑坤一枚 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紫是鱼浦七也
东晋 罂主姓黄名齐之 朱
唐 张 何 陈 李 赵 冯 庞 庞家 陈家 陈 琪 李十造 罗锡 章 王 徐 马 朱 红 上 大 姜 千 示 永 合 平 项记 阮记 柴记 朱伯远作 杜 家花枕 裴家花枕 元家记 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郑家小口天下第一 丁道刚作瓶大好 徐家沉 丙午岁造蒋应
宋 奉华 凤华 聚秀 禁苑 德寿 慈福 赵家 吴 舒家记 陈家印记 陈家号记 段家合子记 家国永安 元丰治阍赵家枕永记 熙宁四年三月十 九日书 刘家印号 郭立 谢 许 段 蔡 吴 汪 蓝 朱 徐 程 张 余 陈 潘 汪家记正 李十哥 小四玄壶吴六郎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 丘小六泥 颐草堂先生雕造成功夫 后山颐草堂雕造功夫 周家公夫 练八郎公夫 林立 林 罗军 魏仁皓 项 里 马 永 千 上 赵家 王 童 呈 赵 和 吉 思 刘 杨 惠 同 田 李 宋 褚 柳 金 苏 崔 郭 马 孔 何 花 纪 刘五盘子 梁四个 梁四 莫三郎 梁 伍 任 周 莫一 莫十 莫一立 陈三 文三 林四 刘四 李伍 李六 李九 欧二 欧小二 区二 龙二 龙六 程八 黎司 小二 小三 小六 小七 二金 而知 李 公造 李小一 蒋四 蒋小八 蒋子弟供舍 张一 赵小二 陈立 崔十四 刘十 好七 封立 木 肖 小 田 洪立 洪四 本 小本 重 刘立 绍圣 四年四月十六日钟表博士谨记 九政自造火元丰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越一盘 秦 文 殿 迪 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 丘小六泥房乔 位龙 李小翁 朝真 归牛东宫
辽 孙 徐 杜
金 张家造 赵家造 刘家造 张家枕 张家记 张家窑 张大家造 张大家枕 古相张家造 王氏寿明 王氏天明 漳滨逸人制 佛光普渡大安 二年 张泰造 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刘三公瓦底 于三 叶子成 泰和二年八月六三日亡过崔仙奴
元 使司帅府公用 至正拾壹年七月二十九日小河东陈家亲造 张家造 古相张家造 李家造 王家造 相地张家造 滏源王家造 滏源陈家造 滏 源常家造 张 高 仲夫 项正 项宅正窑 元字染拾叁号匠 元祖郭家 大枕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 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 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 刘大使宅凌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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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精】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１９２３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１９５５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１９７７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精】元明清瓷器整装来袭 有望创造“北京价格”
元明清瓷器整装来袭 有望创造“北京价格”
“中拍国际瓷珍雅玩夜场拍卖会”将于7月17日晚在亮马河会议中心举办。作为今春北京拍卖季的收官之拍，此次夜场拍卖会定位在高档次高品质，总估价近2个亿，囊括了百余件元明清瓷器珍品。海外回流、流传有绪、存世稀少等一系列货真价实的噱头十足地吸引了各【地的眼球，为此举办方特意安排了自15日起为期3天的预展，也为日趋炎热的京城再添了一把收藏之“火”。
据了解，拍品中“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图1】与“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图2】最为抢眼。据专家介绍，目前世界上经认可的传世元青花不足300件，而中拍国际的这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原是法国吉美博物馆旧藏，并有明确的传承记录。而另一件“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发色上乘、造型端庄，也深受藏家追捧。此外，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碗、明成化青花童子拜观音图瓷板、明崇祯青花高士图笔筒、法国润熙堂旧藏的万历青花五彩龙纹四方兽首尊【图3】，以及清乾隆青花缠枝八宝纹方鉴【图4】等百余件系出名门的瓷器都是近年来国内拍场上难得一见的珍品。
据悉，除瓷器珍品外，该夜场还将有近百件雅玩杂项与广大藏家见面，其中不乏像元代铜鎏金莲花手菩萨立像【图5】、俄罗斯沙皇尼古拉女儿符腾堡公主旧藏的清乾隆碧玉贴金镂空香薰【图6】、清乾隆碧玉九龙屏风【图7】等御制佳器。据业内人士分析，该瓷珍雅玩夜场拍卖会作为今年春拍的压轴大戏，有望继香港、伦敦之后创造属于艺术品的“北京价格”。
图1 元 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 来源：中拍国际
专家点评：此件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为元青花大罐三大经典造型之一。其气息古朴雄浑，口沿绘以一周回纹，有别于常见的栀子花纹，肩部装饰六朵缠枝莲纹，罐身主题纹饰为六朵缠枝牡丹纹，胫部则是十瓣仰莲纹。布局繁密而有序，笔意酣畅洒脱，所绘牡丹饱满硕大，仰俯有致，风姿典雅，青花明亮妍翠。时代工艺特征鲜明，腹部内外所见接胎痕明显，内腹壁斑驳粗犷，可见一道道极不规则的慢轮修坯痕，此为元青花独特的成型工艺所致，并且有部分釉浆罩挂于胎上，流淌自然。通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带青，积釉处呈现鸭蛋青色泽，是典型的元代景德镇瓷器釉色。底部涩胎，部分泛瓦红色，留有明显的垫烧粘结高岭尾砂的痕迹，为元青花装烧工艺的重要特征。
图2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花卉碗 来源：中拍国际
图3法国润熙堂旧藏的万历青花五彩龙纹四方兽首尊 来源：中拍国际
图4 清乾隆青花缠枝八宝纹方鉴 来源：中拍国际
专家点评：本品造型端庄规整，上大下小，呈斗式，胎釉精良，质地莹白温润，外壁口沿绘以回纹、如意头纹一周，器身四面主题纹饰为缠枝莲八宝纹，每面描绘二宝，正面上方中央处倭角双方框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篆法严谨。其纹饰布局密而不乱，主次分明，绘画精细，尤其八宝纹饰以点涂法绘就，颇见立体效果。青花发色清雅妍丽，属于乾隆朝标准的高级青花之水平。
图5 元代铜鎏金莲花手菩萨立像 来源：中拍国际
专家点评：此件鎏金莲花手菩萨立像是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典型的莲花手形象，那是一个技艺精益求精、臻于巅峰的时代。五叶宝冠以其中三叶为主、相间的两叶较小，多见于这一时期。外表鎏金妙不可言，正是这种手法使如此众多的尼泊尔雕塑外观都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象。天长日久的崇拜仪式使造像有所磨损，暖黄色的铜质和熠熠生辉的鎏金却造成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令人沉醉其中。
图6 俄罗斯沙皇尼古拉女儿符腾堡公主旧藏的清乾隆碧玉贴金镂空香薰 来源：中拍国际
图7 清乾隆 碧玉九龙屏风 来源：中拍国际
【精】漫谈明清之际青花山水瓷器(组图)
漫谈明清之际青花山水瓷器(组图)
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图1）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图2）。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图3）、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图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
【精】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