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永乐青花瓷器鉴别。
949年初，国立中央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在紧张忙碌地挑选文物，准备运往台湾。淮海战役的捷报终止了这些文物的转运，使一批文物得以留在南京博物院。体态硕大，被单独装在一只大箱子内的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就在其中。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不仅是明代宣德御窑瓷器的巅峰之作，还是同类瓷器中唯一品相完好之大器。它的造型仿青铜鼎，高58厘米，口径37.6厘米。胎体厚重，内施白釉，小平底，砂底。青花瓷一般都是白底蓝花，但这件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作为官窑大器，不吝材料，以费料费时、十分少见的蓝底白花进行表现。器物外壁满绘汹涌波涛，并在下腹部加绘山峦叠嶂，寓寿山福海之意。青花寿山福海纹炉的外壁用苏泥勃青料绘画，这是一种名贵的进口青料，其中含有一些铁质，由于用料比较浓厚，瓷胎比较软，所以绘画时会将胎粉带起，而青料浸到胎中，烧成之后的青花，用手摸有凹凸感，显得深沉典雅，入瓷三分。如果你转换不同的角度欣赏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会发现那满身的青花在灯光下呈现出金属般闪烁的光泽。满炉的波涛气势磅礴，似乎将要涌出。鼎的凝重造型与富有动态感的画面相融于一体，使青花炉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堪称明宣德官窑器中的黄钟大吕之作。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应该是“五供”之一。“五供”也称“五献”。最早的瓷质“五供”出现在明朝正德年间，至清朝后期，逐渐形成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的定制。鼎炉为点香礼神之用；烛灯为照耀上天入地之路；花觚则用来供花。在“五供”的发展中，鼎炉一直作为最主要的“五供”之一延续下来。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应是宫廷祭祀中必不可少的重器。
延伸阅读
明官窑瓷器中的白瓷赏析
永乐白釉方流直颈执壶 高32.6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高19.3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清白釉印龙纹尊 高24厘米 私人藏品
白瓷，是指呈白色调的单色釉瓷，明代称其为“白磁”，清代多称“填白”或“甜白”。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等，白瓷属于其中一大分类，也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中较为常见的单色釉品种。
与其他色釉瓷相比，白瓷制作较为简单，因此在历史上创烧时间较早。制作理想的白瓷也并非易事。首先，高质量的白瓷需要纯净的胎土与釉，其中含有其他微量杂质，容易影响胎与釉的发色，降低成品质量。例如明代麻仓土提炼不如清代纯净，导致胎土略带黄色调。清代胎土纯净，对表面釉色几乎没有影响，于是釉面发色更为洁白。另外入窑烧制时的火候控制也非常重要。通常使用氧化焰烧制，白釉呈牙白色；使用还原焰，白釉则呈青白色。因此，白瓷的主要色调可以分为牙白色(偏黄)与青白色(偏青)两大类。
明官窑白瓷
1995年8月，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南京明皇宫遗址内玉带河西侧一口古井中出土不少明初白瓷残片，造型主要有盏、杯、盘、爵、梅瓶等，制作风格在元与永乐之间，被学者断为洪武制品。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早在洪武时期，御窑厂白瓷已经大量制作，并广泛用于祭祀、赏赐以及日常使用中。由于明初御窑厂早期制瓷种类不多，色彩相对单一，因此白釉瓷大量制作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制瓷技术，使用研磨细腻的麻仓土与瓷石配制的二元配方胎土，并用磁铁成功吸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胎土中的铁含量，还将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降低到最低点。
到了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技术更加娴熟，胎土光滑细腻，釉水丰润如脂，呈半透明状。其制品被历代推崇，甚至为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即“甜白”。永乐御窑厂的白瓷制作不仅在于釉水发色方面很有特色，在造型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瓷器的情况看，永乐甜白的制作量相当可观，造型尤其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仿伊斯兰器。该类器物主要为永乐年间配合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伊斯兰圈诸国的贸易往来所制。造型仿制伊斯兰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玉器等，如执壶、烛台、扁瓶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罕见造型。除了用于波斯等地的赏赉外，该类器物在内地并无太多实用价值，仅作为陈设观赏瓷使用。因此，随着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该类器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作量急剧减少。
仿中国古代青铜器。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情况看，永乐时期还制作了白瓷、白瓷爵等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的白釉瓷。白釉仿制东周盛行的青铜乐器，原本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那样口部呈弧状，而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明初制作白釉并不是作为乐器使用，应该是一种用于祭祀或象征性陈设观赏的博古瓷。白釉爵也是仿古代青铜饮酒器爵。当时御窑厂制作了大量高足杯等饮酒器，因此爵同样无太大实用价值，也应主要作为祭祀、陈设观赏器使用。
日常用器。永乐白釉瓷中，盖罐、玉壶春瓶、盘、碗、杯(包括高足杯)等都是历代传统制作造型，也是宫廷内部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器。因此，这类饮食用瓷制作量最大，所占比率较高。
除了以上各类造型的白釉瓷之外，永乐时期还制作了仿石雕器座、罕见的碗类造型，以及藏族等地流行的僧帽壶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御窑厂为了丰富制品造型，服务于巩固团结各族关系的劳动成果。
由于永乐朝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海外诸国积极广泛的贸易往来使得朝廷需要数目巨大、造型多样、质量精美的各类瓷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瓷器生产方面不遗余力，促使御窑厂制瓷迅速繁盛起来。
永乐甜白釉并非完美无瑕，基于当时的制瓷水平，永乐甜白釉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制作缺陷。例如永乐甜白釉的釉面处理还不够理想、成熟。特别是制作大器时，容易出现明显的厚薄不均的情况。由于釉面较厚，釉与胎土的膨胀系数没有控制好，导致釉面出现大量开片，影响审美效果。
尽管如此，这些技术缺陷并没有妨碍永乐甜白瓷在明清白瓷中的主导地位，该时期制作的白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制品空前绝后，堪称明清时期的白瓷制作高峰。
宣德时期对海外贸易不够重视，导致该朝仿伊斯兰器的白釉瓷数量、造型也明显减少，许多造型停止生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用日常用品。
洪熙和宣德朝史料中有一些涉及白瓷的档案记载，如：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宣德三年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瓷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从以上史料看，宣德时期的白瓷主要用于祭祀以及赏赉，其中几筵制品较多，也就是日常实用的杯、盘、碗之类。
由于宣德朝紧随永乐朝，所以宣德时期的白釉制品与永乐时期在工艺上差别不大，时常也出现釉面开片现象。但整体制作技术略有提高，釉面厚薄处理上优于前朝。宣德之后，御窑厂青花制作昌盛，并开发研制出斗彩及其他各类色釉瓷，统治者日常饮食所用多为青花或斗彩等制品。白瓷制作主要为满足祭祀需要。特别是《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说明后来白瓷曾被统治者指定为祭祀月坛专用制品。白瓷的制作量与使用范畴，在明代皇家变得日益有限。
清官窑白瓷
清初，随着康熙帝逐渐稳定了全国政权，御窑厂体制也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正轨。这时，白瓷的主要功能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仍然着重于祭祀、赏赉、日常使用几方面。随着宫廷审美观的不断提高，观赏瓷越来越盛行，景德镇御窑厂开始集中精力提高器物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使得观赏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新颖白瓷制品大量问世。
雍正时期，彩瓷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白瓷在官窑中越来越不平常。为体现本朝制作风格，御窑厂瓷设计者只能在造型上不断创新，突出新意。唐英等优秀督陶官的涌现，使得雍正单色釉再次异军突起，出现更多新造型。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海望奉上谕：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厚的亦烧造些，以备赏蒙古王用。年希尧家人郑天赐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办理。”说明当时对赏赉等瓷依然有一定需求。
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又多了一种白瓷制作，即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珐琅彩瓷所用的白瓷(又称“填白釉”“填白瓷”)。这类制品在以往档案中经常提到，如：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初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持出五彩花瓷果托一件，说殿监副侍李英传旨，着传与年希尧，照样将填白釉果托烧造些送来，令造办处将黄色画珐琅烧些。钦此。”(《珐琅作》)八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沧洲传旨，着将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画红龙大玉壶春瓶照样镟木样，交与年希尧烧填白釉几件。钦此。”(本日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持去，讫。)(《记事杂录》)
严格地说，宫内造办处珐琅作所用白瓷只是半成品，最终要烧制成为珐琅彩瓷。雍正时期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水平相当成熟，可以根据调节釉内成分的方法烧制不同特点的白瓷，如仿明初甜白釉瓷，仿宋代定窑白瓷等。这些高质量白瓷都可以证明清代御窑厂对传统白瓷的推崇以及制作技术的高超。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六年秋八月，怡亲王宣圣命，唐英着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景德镇官窑制作主要由唐英主持，因此这期间的白釉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其白瓷制作变化主要是唐英在造型方面呕心沥血，推陈出新。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出现了白釉玲珑瓷。乾隆之后，御窑厂制瓷较少出新。
明清官窑白瓷的装饰
白瓷色泽相对单一，装饰手法不太复杂。从现有明清官窑白瓷制品看，该类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可以分为贴金与描金、印刻花以及镂空等方式。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了明初贴金白釉瓷，该装饰手法在当时的青花、单色釉器物上也曾出现过。只是因为金箔不太牢固，容易脱落，所以类似的贴金箔制品数量有限。到了清初康熙时期，金饰方式出现改进，御窑厂开始使用胶类与金粉调和，再用毛笔描绘的装饰手法局部装饰白瓷，于是出现描金白瓷。
刻印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定窑、耀州窑，在明清白瓷中也被大量使用，大致分阴刻、阳刻两大类。从明清官窑的白瓷制作看，刻印花装饰手法是它们的主要装饰方式，使用时期最长，制品最多。
乾隆时期，白瓷出现了镂空制品。这种题材相对有些新意，只是制作难度较大，需要先在器体表面绘画图案，再将局部镂空，上白釉烧制，所以产品数量较少。
宣德朝御窑厂曾经制作过一种祭祀用坛中供器——白釉“坛”字碗。该器碗心内落“宣德年制”双圈四字青花年款，器口沿内外以及足底处各有两条青花圈线，由于碗底足内书写青花双圈“坛”字，所以被称为“坛”字碗。从装饰角度看，该碗介于青花与白瓷之间，因为它的用途、装饰都十分特殊。
明清官窑白瓷的主要用途
在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死亡、丧事相联系，所以，白瓷是明清统治者指定的祭祖色釉瓷。例如明初宣宗时期的奉先殿白瓷祭器，太宗、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以及嘉靖之后的祭祀月坛所用白瓷祭器。因此，白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庄重、肃穆。
白色亦象征纯洁、神圣、和平，因此对于海外诸藩、使臣以及国内皇亲功臣，白瓷经常被作为明清时期的贸易、赏赉瓷使用。
由于釉色明快，便于清洁，所以白瓷适合作为宫内日常饮食器、观赏器。与其他单色釉瓷相比，明清御窑厂尤其重视白瓷制作。这不仅与宋代定窑大量制作应用白瓷对后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还与汉族人重视祭祀天地、祖先的传统有关。因此，明清统治者对待白瓷的情结相当复杂，既有对纯洁、和平的向往之情，也蕴藏着对天地日月的敬畏之心，更饱含了对先祖的无比怀念与敬意。
宣德炉之款识
“玉堂清玩”相传为严嵩之子严东楼字号，“玉堂清玩”铜器是严氏之炉。民国赵汝珍言，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己有，非其所制。“玉堂清玩”的铜器较为珍贵，后防较多。
“石叟”款的铜炉。对这类铜器的考证专家有不同意见：英铜器专家RoseKerr在她的《中国晚期铜器》书中提出“石叟”是始于明代后期的一个江南作坊的“商标”(RoseKerr,LaterChineseBronzes[Victoria&AlbertMuseum,London,1990):另一专家PaulMoss不同意，他在《第二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明后期的专铸“石叟”款铜炉的作坊不存在，“石叟”是传说中擅长作银镶嵌铜器的一僧侣的别号。他认为带“石叟”款的铜器是19世纪的作品。
吴邦佐，宣德时铸铜工艺名匠。生卒不详。邦佐为高手巧匠，是冶炼、铸造宣德炉的督造官，也是炉式、款式、色种的设计者。邦佐为宫廷的宗庙社堂铸造了大批铜器，同时还“私铸”铜炉出售，皆精妙绝伦，为世人十分珍贵。但后世仿品亦多。
琴书侣，即吴邦佐，是宣德铸炉时的工部吏臣。后来自行开铸仿宣，落款有八字款、十六字款，亦有题为“琴书侣”三字款。
“宣炉”铭款的位置，大多是铸在炉底的下中央，也有在炉前的口下居中处，或在几炉的一侧，阴印阳文，有小篆铭款，有欧阳询体的楷书。字数有“宣”、“宣德”、“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而其中的“德”字中“心”上一横笔大都被省略，这可能是因尊宣宗之故而特予讳省的，六字楷书款的“製”字中，其下的“衣”字一点与上半部的“制”连为一体，即此字中的“衣”字都缺少上面一点。更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大内”、“内府”等款，字体笔划自然流畅，字迹清秀。
“琴书侣”款识
阳文楷书一字“宣”款识
四字阳文款“内坛郊社”并饰双龙
减地阳文刻“宣德年制”四字篆书款
阳文楷书款“宣德年制”
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这批铜香炉的底款除了“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内用”等以外，还有“吴邦佐款”“琴书侣”“玉堂清玩”“诸葛亮铸亮铸”“石叟”“允中家藏”“聚星堂主人制”等款，书体也各异。
明清瓷器：明官窑瓷器中的白瓷赏析
永乐白釉方流直颈执壶高32.6厘米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高19.3厘米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清白釉印龙纹尊高24厘米私人藏品
白瓷，是指呈白色调的单色釉瓷，明代称其为“白磁”，清代多称“填白”或“甜白”。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等，白瓷属于其中一大分类，也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中较为常见的单色釉品种。
与其他色釉瓷相比，白瓷制作较为简单，因此在历史上创烧时间较早。制作理想的白瓷也并非易事。首先，高质量的白瓷需要纯净的胎土与釉，其中含有其他微量杂质，容易影响胎与釉的发色，降低成品质量。例如明代麻仓土提炼不如清代纯净，导致胎土略带黄色调。清代胎土纯净，对表面釉色几乎没有影响，于是釉面发色更为洁白。另外入窑烧制时的火候控制也非常重要。通常使用氧化焰烧制，白釉呈牙白色；使用还原焰，白釉则呈青白色。因此，白瓷的主要色调可以分为牙白色(偏黄)与青白色(偏青)两大类。
明官窑白瓷
1995年8月，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南京明皇宫遗址内玉带河西侧一口古井中出土不少明初白瓷残片，造型主要有盏、杯、盘、爵、梅瓶等，制作风格在元与永乐之间，被学者断为洪武制品。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早在洪武时期，御窑厂白瓷已经大量制作，并广泛用于祭祀、赏赐以及日常使用中。由于明初御窑厂早期制瓷种类不多，色彩相对单一，因此白釉瓷大量制作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制瓷技术，使用研磨细腻的麻仓土与瓷石配制的二元配方胎土，并用磁铁成功吸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胎土中的铁含量，还将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降低到最低点。
到了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技术更加娴熟，胎土光滑细腻，釉水丰润如脂，呈半透明状。其制品被历代推崇，甚至为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即“甜白”。永乐御窑厂的白瓷制作不仅在于釉水发色方面很有特色，在造型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瓷器的情况看，永乐甜白的制作量相当可观，造型尤其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仿伊斯兰器。该类器物主要为永乐年间配合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伊斯兰圈诸国的贸易往来所制。造型仿制伊斯兰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玉器等，如执壶、烛台、扁瓶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罕见造型。除了用于波斯等地的赏赉外，该类器物在内地并无太多实用价值，仅作为陈设观赏瓷使用。因此，随着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该类器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作量急剧减少。
仿中国古代青铜器。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情况看，永乐时期还制作了白瓷、白瓷爵等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的白釉瓷。白釉仿制东周盛行的青铜乐器，原本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那样口部呈弧状，而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明初制作白釉并不是作为乐器使用，应该是一种用于祭祀或象征性陈设观赏的博古瓷。白釉爵也是仿古代青铜饮酒器爵。当时御窑厂制作了大量高足杯等饮酒器，因此爵同样无太大实用价值，也应主要作为祭祀、陈设观赏器使用。
日常用器。永乐白釉瓷中，盖罐、玉壶春瓶、盘、碗、杯(包括高足杯)等都是历代传统制作造型，也是宫廷内部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器。因此，这类饮食用瓷制作量最大，所占比率较高。
除了以上各类造型的白釉瓷之外，永乐时期还制作了仿石雕器座、罕见的碗类造型，以及藏族等地流行的僧帽壶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御窑厂为了丰富制品造型，服务于巩固团结各族关系的劳动成果。
由于永乐朝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海外诸国积极广泛的贸易往来使得朝廷需要数目巨大、造型多样、质量精美的各类瓷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瓷器生产方面不遗余力，促使御窑厂制瓷迅速繁盛起来。
永乐甜白釉并非完美无瑕，基于当时的制瓷水平，永乐甜白釉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制作缺陷。例如永乐甜白釉的釉面处理还不够理想、成熟。特别是制作大器时，容易出现明显的厚薄不均的情况。由于釉面较厚，釉与胎土的膨胀系数没有控制好，导致釉面出现大量开片，影响审美效果。
尽管如此，这些技术缺陷并没有妨碍永乐甜白瓷在明清白瓷中的主导地位，该时期制作的白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制品空前绝后，堪称明清时期的白瓷制作高峰。
宣德时期对海外贸易不够重视，导致该朝仿伊斯兰器的白釉瓷数量、造型也明显减少，许多造型停止生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用日常用品。
洪熙和宣德朝史料中有一些涉及白瓷的档案记载，如：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宣德三年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瓷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从以上史料看，宣德时期的白瓷主要用于祭祀以及赏赉，其中几筵制品较多，也就是日常实用的杯、盘、碗之类。
元青花与明青花的区别
原始瓷是在两晋之前产生的，叫原始青瓷。到了两晋以后，开始出现了白釉、酱釉，以及唐代的秘色瓷和湖南长沙的釉下彩，还有宋代的五大名窑，都是人工将颜色做到瓷器上，是人可以控制的。这些在收藏界叫老窑瓷。到元代时就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及红绿彩。今天我主要说青花瓷。有的专家认为青花瓷产生在唐代，也有人认为产生在宋代。到元代，青花瓷就已经成熟了。
咱们现代的收藏者大多数收的是元、明、清的瓷器。近百年的瓷器叫新瓷。从瓷器上来讲，有单色釉、彩绘釉。彩绘中青花瓷是数量最多的，从元代到清代直到现在近700年中，青花瓷是瓷器中的主流。
讲青花瓷必须先提青花料，青花料中蓝色的是氧化钴，属于釉下彩。什么是釉下彩？其制作工艺简单讲就是把坯拉出来后，等干了用氧化钴往上画，画完后罩上一层釉，再入窑，1260度一次烧成。在上一讲当中我提到过“九方五法”。
1、九个方面中，其中第四方面就是彩。已故的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老先生，对元、明、清的瓷器鉴 定有很深研究，他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孙老通过对青花的观察，把青花的颜色分出了二十几种。如果我们把青花的颜色弄清楚，对我们的鉴定及辨伪会有很大好处。青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因为在数百年中，青花瓷生产是主流，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同历史阶段的青料来源和质地不同，再加上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对于青花瓷的发色的质量、呈色的色调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因这样，青花所呈现的质量、色调、风格必定有明显的差别，艺术效果也必然出现强烈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差异为鉴定青花瓷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鉴定者对青料来源、品位、发色、呈色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是鉴定青花的基础。当我们拿起一件青花瓷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它的造型，接着见到的就是青花的艺术效果，这是直观感受。结果常用明丽、鲜艳、灰暗、晕散、清丽、规整、刻板、呆滞等词进行概括，这些概括的词语的形成，是青花的发色质量、呈色色调与绘画艺术的综合体。什么是发色？什么是呈色？这两种色是怎样的关系，受什么条件的制约？这是要向大家介绍的。发色是青料在焙烧过程的化学变化，呈色是青料烧成后所呈现的直观感受。呈色的色调有以下几个制约因素：第一是发色，第二是胎骨，第三是釉子。胎骨就是釉里面的胎子，胎子发黄，发白，松软与坚硬都对青花有一定影响。釉子质量的好坏、颜色和厚薄都对呈色有影响。发色的制约因素：第一是青料，第二是施用技术，第三是焙烧温度。施用技术就是在画的时候，画功怎么样。如果蘸的颜料都一样，画线用力均匀，青花烧出来后就是一个颜色，否则青花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颜色。再一个是焙烧温度，应该是1260度。同样的青料，如果温度过高，颜色发黑；温度过低，有点发绿。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就是单纯的青花瓷，它的发色、呈色都一样时，如果经过二次焙烧，即再进一次炉后，颜色要比没进二次炉的深，像后来的青花红绿彩、豆彩等。再说青料，青料受三方面影响，第一是成分，第二是提纯，第三是配制。我主要说成分问题。成分主要是氧化钴，它发出的颜色是蓝色的，其中含有一定的氧化锰，还有一种三氧化二铁，简称氧化铁。钴的含量越高，蓝色就越正，含量少就发灰。锰含量高时，青花就蓝中泛紫或蓝中泛红。氧化铁含量高时青花的发色就发黑。孙老先生把青花的颜色分出二十多种，他有时一看颜色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在没有断代之前，你必须把明清时期的皇帝都记住。如果年代断到哪里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怎么行呢？明前期的皇帝，“洪建永洪宣”即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建文与洪熙时没有瓷器。“三代正景天”即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有人叫“空白期”，又叫“黑暗期”，说这个时期没有瓷器。我不同意这两种叫法，我就叫“明三代”。因为这个时期确实有瓷器。“成弘正德续”是明中期，即成化、弘治、正德。成化瓷在明代是最突出的。“中晚嘉隆万”是嘉靖、隆庆、万历，我们称之为中晚期。“泰昌天启崇”，即泰昌、天启、崇祯，我们叫明后期，其中泰昌时期没有瓷器，因为他一豪放秀逸，较之成化器显得深沉一些。画人物像从元代就有，那时大多数以画成人为主，到宣德时期也有画小孩的，但是不多。但到了成化年间画男孩和年轻男子的题材就多了。刚才我指的这两条线叫弦文。在明前期，主要是洪武、永乐年间没有双线，或者是一道，或者是画的花，双弦文是从宣德时开始有的。再有鉴定时要注意上限，就是什么时候这东西开始出现的，这很重要。在它出现之前的东西如果有了它还没出现时候的特征，那么肯定是假的。这个就是在宣德时期出现的双弦文。还有一个特点是这 两条线一轻一重，上边的轻下边的重。这种特点从宣德就有，到了成化时很明显，而到了弘治时就不太明显了，再往后就没有这种特征了。
所以我又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宣德时有双边线，成化规矩靠底边，上线轻细下浓重，直到弘治还可见”。“成弘不分”，确实很难分，但是有些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出区别的。例如，成化时期的花色是“蓝泛青灰”，而弘治时期的花色相对成化来说就要浅淡一些；成化时期的色调是灰蓝色，而弘治时期的色调显得比较深沉，弘治时期出现的铁钴斑比成化要多。刚才我们讲了明中期的平等青。下面我再说三点：第一，关于刚才讲的气泡问题。观察气泡，是起源于孙老先生，但是孙老所指的是成化时期的瓷器，其他时期的瓷器孙老没有讲，而且这件事我问过耿先生，耿先生说孙老没有讲过别的。我对气泡也仔细观察过，只有成化时期的瓷器特征特别明显，其他时期的瓷器上的气泡找不出规律。所以有人问我看气泡行不行，我只能说您自己总结，如果您总结出来，我想学反正我没总结出来。第二，胎色。由于烧制的工艺不同，胎色也不同。一般讲，明代的胎色是肉红色，清代的是青白色。你对着阳光看，胎子厚的看不见，薄的完全可以看见。凡是明代的里边泛的都是肉红色，清代的是青白色，这就是明代瓷器和清代瓷器胎色的不同。如果有人拿来一件成化瓷，比较薄的，你实在看不出来就看里边，只要是青白色的就是假的。第三，关于内折角。内折角就是底面与足墙的夹角。这个夹角里边有积釉，就是上釉的时候积得比较多，多了以后就呈现出一种虾青色。这是明代中期以前经常出现的，现在的仿品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仿品的积釉与真品的积釉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不是虾青色而是淡绿色，即使能接近虾青色也是泛绿的。第二，明代虾青色的线有些窄，而后仿的比较宽。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只有弘治--朱樘只有一个皇后，而且他只有一个儿子叫朱厚照。这个孩子娇生惯养，弘治死了以后，他当了正德皇帝。17岁登基34岁就死了，一线，颜色较重，再在两条线间添上较浅的颜色。到了景德镇就叫“混水”。成化时期由于“双沟填色”的绘画技法刚出现，所以还不成熟，那时的双沟填色填的几乎与勾勒的颜色一致，有时分不清。到了隆庆时期，技法与配料都已经成熟，画的最好的是隆庆朝时期的。指着瓷片 这块就是隆庆时期的，是真正的官窑。隆庆时的选料、精炼的技术都很纯熟了，所以青料的花色是纯正稳定，呈色是蓝中泛紫，色调浓重鲜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它就是用的双沟填色。它的线条非常流利自如，轮廓线与填色的色调非常协调，修胎也很规整。釉色是白泛微青，釉层微厚，釉面细润，光洁平整。器足内是六字双行的“大明隆庆年造”楷书款，中锋运笔，顿挫有力，结构庄重严谨。我再说一个问题，指着瓷器这个是永乐时期的，底足里边的釉子发白，质量远不如器身。到了明中期，它的底釉与器身的釉完全一样，到了中晚期它的底釉的光洁度和亮度都要比器物本身的好，不止官窑，民窑的精品也是这样。
宋瓷中的官窑系统
宋瓷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官窑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宋代五大名窑；还有一个民窑系统，分为八大窑系。我们先从宋代的官窑系统，也就是宋代五大名窑讲起。
我们都清楚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作为老大，有“汝窑为魁”之称。
宋代的五大名窑和民窑的八大系统，只有官窑和哥窑的命名方式是特例，其他都是以窑口地址作为命名的依据。“官窑”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专指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梁所设的官窑所造瓷器；至于哥窑的名称来历，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各窑之一。汝窑不用说了，就是宋代汝州所烧的窑；过去汝窑的窑址不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被发现，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个窑口的位置。定窑，就是定州所烧的窑。
名窑之魁--汝窑
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魁首，是老大。汝窑名气很大，自古以来流传甚广。南宋人叶(音置)在《坦斋笔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古人的这些记载，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收藏宋瓷的人，言必称汝窑。
汝窑非常稀少，原因是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二十来年。今天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大约有67件。汝窑业非常珍贵，史书上也有记载，《清波杂志》里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提出汝窑的釉色是靠玛瑙呈现的。宋代在烧造汝窑的时候，釉里加了玛瑙末，所以汝窑釉面的光泽跟其他瓷器不一样。
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烧制这种青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而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大同小异--官窑、哥窑
官窑颜色比汝窑透亮一些，显得更青绿一些。今天官窑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明清官窑，带有明确朝代纪年的瓷器。实际历史上的官窑，从宋代宫廷就有烧造。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宋代的官窑，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一下停住了。因为它跟社会背景发生了冲突，元代人不欣赏这种青色的宋瓷。直到清代，皇宫才开始主动地去临摹。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对瓷器鉴定会有好处。
哥窑是与官窑类同的一个窑口，非常接近。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也有开片。哥窑和官窑的接近程度，有时候连专家都分辨不清。哥窑是中国古代陶瓷，尤其五大名窑中疑团最多的窑口。因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太详细，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
特立独行--钧窑、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仅从颜色就可以辨识。从科学上讲，钧窑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有玫瑰紫、钧红、天蓝、月白，非常多。
钧窑主要的烧造时期是宋金元时期，它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它是从北宋的徽宗时期开始烧造的，有人认为是“汝停钧代”,即汝窑停止烧造以后，钧窑就出现了。汝窑和钧窑有些外部特征很接近，工艺也比较接近。钧窑的工艺中有一点不同，它是乳浊釉，一种不透明的釉。官窑、哥窑都属于透明的玻璃釉，釉是透亮的；钧窑、汝窑不是玻璃釉，是乳浊釉。
钧窑对中国陶瓷史有个巨大的贡献。它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这个贡献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辉煌的。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
青花瓷的演变史——明青花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青花瓷中影响深远，不同年代的不同青花钴料都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绘画的各种题材。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折沿盆
明宣德青花束莲纹折沿大盘
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明成化青花百合纹宫碗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
明弘治青花茅山道士图三足香炉
明正德青花穿花龙纹碗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明嘉靖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
明隆庆青花龙凤纹盒
明万历青花经文观音菩萨图碗
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明天启青花罗汉图炉
明崇祯青花人物纹缸
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宣德款的青花呈色特征
笔划粗细适中，颜色多不均，笔法遒劲有力。
青花呈色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我国古代青花都是用含钴的天然矿石钴土矿作着色剂。钴土矿是一种含钴、锰、铁等较复杂的矿物。明代早期，采取水沉法获取青料的技术，在河中冲去浮土，再反复加以淘洗，用水磨沉淀、磁石去杂的方法获得青料。明代晚期开始向煅烧法选炼获取青料的技术发展改造。将选好的青料放在水中不断淘洗，装钵煅烧，逐粒精选出色泽润、比重大、拨动有金属声响的料，把它研得极细，作为用在瓷坯上画的青花色料，加水调和即可使用。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特别是对青花的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愈能使颜色均匀调和，且容易绘画。如果色料中有过粗的颗粒，在烧成时有被还原成金属而使瓷器表面形成黑点的可能。因此明清时期的敲青和淘青工艺方法，与现代取青工艺的球磨青料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氧化钴青料，是有着时代的明显区别。故在细目筛取青料的颗粒大小均匀度上，必然的留有时代的痕迹。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制作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由南洋进口一种“苏泥勃青”。经过科学分析从成分上来看，其中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的含量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所用的青花料成分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在烧制过程中氧化铁被还原成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实际上是色料中含有过粗的氧化铁颗粒被还原的缘故。说明了这时期青花料的炼制还不够精细，在工艺上是有很大缺点的。因此，宣德官窑楷书年款的主体特征总的说来，尽管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然青花款的笔划颜色却多不均。有的还泛出铁锈结晶斑。在落笔重的地方，或者积青料多的地方，会有黑色斑点出现。笔划周围在白釉的衬托下，像蒙上一层薄雾，仿品无此效果。这种与清代青花呈色过于淡雅均匀有着明显的区别。
古代瓷器：宋瓷中的官窑系统
宋瓷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官窑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宋代五大名窑；还有一个民窑系统，分为八大窑系。我们先从宋代的官窑系统，也就是宋代五大名窑讲起。
我们都清楚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作为老大，有汝窑为魁之称。
宋代的五大名窑和民窑的八大系统，只有官窑和哥窑的命名方式是特例，其他都是以窑口地址作为命名的依据。官窑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专指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梁所设的官窑所造瓷器；至于哥窑的名称来历，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各窑之一。汝窑不用说了，就是宋代汝州所烧的窑；过去汝窑的窑址不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被发现，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个窑口的位置。定窑，就是定州所烧的窑。
名窑之魁--汝窑
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魁首，是老大。汝窑名气很大，自古以来流传甚广。南宋人叶(音置)在《坦斋笔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古人的这些记载，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收藏宋瓷的人，言必称汝窑。
汝窑非常稀少，原因是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二十来年。今天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大约有67件。汝窑业非常珍贵，史书上也有记载，《清波杂志》里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提出汝窑的釉色是靠玛瑙呈现的。宋代在烧造汝窑的时候，釉里加了玛瑙末，所以汝窑釉面的光泽跟其他瓷器不一样。
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烧制这种青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而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大同小异--官窑、哥窑
官窑颜色比汝窑透亮一些，显得更青绿一些。今天官窑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明清官窑，带有明确朝代纪年的瓷器。实际历史上的官窑，从宋代宫廷就有烧造。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宋代的官窑，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一下停住了。因为它跟社会背景发生了冲突，元代人不欣赏这种青色的宋瓷。直到清代，皇宫才开始主动地去临摹。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对瓷器鉴定会有好处。
哥窑是与官窑类同的一个窑口，非常接近。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也有开片。哥窑和官窑的接近程度，有时候连专家都分辨不清。哥窑是中国古代陶瓷，尤其五大名窑中疑团最多的窑口。因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太详细，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
特立独行--钧窑、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仅从颜色就可以辨识。从科学上讲，钧窑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有玫瑰紫、钧红、天蓝、月白，非常多。
钧窑主要的烧造时期是宋金元时期，它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它是从北宋的徽宗时期开始烧造的，有人认为是汝停钧代,即汝窑停止烧造以后，钧窑就出现了。汝窑和钧窑有些外部特征很接近，工艺也比较接近。钧窑的工艺中有一点不同，它是乳浊釉，一种不透明的釉。官窑、哥窑都属于透明的玻璃釉，釉是透亮的；钧窑、汝窑不是玻璃釉，是乳浊釉。
钧窑对中国陶瓷史有个巨大的贡献。它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这个贡献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辉煌的。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
明宣德年间官窑特定用途的器物——蟋蟀罐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其中苏州文物商店的一件还缺盖），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