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瓷器底部的旋纹鉴别。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taoCi52.Com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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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杭嘉湖平原西部的德清县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境内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莫干山，素有“名山之胜、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竹茶之地”的美称。而近年来，更有一个关于“瓷之源”的话题将这个江南小城推到了一个世人瞩目的位置。
在中华物质文明史上，瓷器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几百年前，世界就是通过瓷器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神秘的国度，并称呼她“china(瓷器)”。然而，中国瓷器的源头在哪里？大江南北出土的那些商周原始瓷器又是在哪里生产的？早期的青瓷是个什么样子？这在古陶瓷界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也是文物考古工作者苦苦追寻的一个目标。
2003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无锡鸿山发现越国最强盛时期的特大型贵族墓群，发掘出土了500多件仿青铜的原始青瓷礼器和140多件原始青瓷乐器。这些原始青瓷质地坚硬，胎色发白，釉色泛绿且成玻璃状，厚薄均匀，而且胎釉结合好。发掘者认为这些高等级原始瓷可与六朝时期最高等级的青瓷器相当，已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水平。
这些精美的原始青瓷又产自哪里呢？
2007年，《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出版，书中登载的《无锡鸿山越墓出土青瓷的分析研究》一文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文中通过对鸿山越墓、德清、萧山、上虞、绍兴、慈溪等地采集的窑址标本测试分析后认为：“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与浙江德清窑所用原料相近。”“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为浙江德清一带烧制。”这个科学测试结果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寻找最终答案的方向。他们不约而同将追寻的目光投向了德清。
在陶瓷界，德清窑本是以黑瓷著称的窑口。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中关于“德清窑”是这样定义的：“德清窑是青瓷和黑瓷兼烧的瓷窑，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久，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
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后，湖州市和德清县的文物工作者经过调查，先后发现古代窑址近50处，最早的原始瓷窑址时代可至商代，这些新发现引起了省内专家的关注与重视。
《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出版后，2007年至200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故宫(微博)博物院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开展了对火烧山、
亭子桥窑址的发掘。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掘步岭水库，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青瓷窑址。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3条烧制原始瓷的龙窑窑址，是探索我国龙窑起源发展的的重要依据。发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标本，器类主要有碗、盘、罐、水盂、钵、盆等，还出土了一些仿青铜礼器的卣、鼎等原始瓷产品，制作精美，烧成温度也很高。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绞索状绹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划、模印、堆贴等。釉色饱满，有青、青黄、青绿色，还发现了少量的酱褐色釉和黑釉。发掘出的器物为确定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原始瓷的更为详细的分期提供了实物资料。这次发掘还发现了最早的间隔具——圆形托珠的使用。火烧山窑址填补了国内瓷器发展史上关于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这段历史详细年代序列的空白。此外，它的发掘还证明了德清所在的东苕溪流域早在西周末至春秋早期在原始瓷生产上达到了一个顶峰。发掘者认为，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并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窑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纯烧原始瓷的窑址，其出土的原始瓷对于探索中国早期青瓷的烧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亭子桥窑址在德清县经济开发区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是一处战国时期的窑址。考古发掘揭露出7处窑炉遗迹，其中编号Y2是浙江省发掘的第一条保存完整的战国时期窑床遗迹，它的发现，为研究者了解南方地区早期龙窑的结构形态、探索战国时期的窑炉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原始青瓷标本以及各种窑具，也有极少量的印纹硬陶器，表明此窑主要是烧造原始青瓷器。而在此前发现的浙江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两地的原始瓷窑址都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同窑合烧，由于这两种产品所用的原料、成型的方法以及烧成温度的高低都有所不同，使得烧成温度要求较高的原始瓷，有的胎没有完全烧结，玻化程度比较差。而亭子桥窑址以烧造原始瓷为主，就可避免此种状况的发生，说明原始瓷烧制的技术已比较成熟。而从揭露的窑炉遗迹集中分布，而且每部分均有2条或3条叠压打破，表明每处窑炉均经过整修与重建，也说明这里在此之前早已开始烧造原始瓷。
出土的原始青瓷产品的器型，除一般的碗、盘、杯、盅、钵、盂等日用器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器型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镂孔长颈瓶、尊、罐、三足壶、鉴、也等，这也是亭子桥原始瓷窑址与萧山、绍兴富盛原始瓷窑址不同的地方。这些仿青铜的礼器，不仅造型与青铜器一致，往往还贴有青铜器常见的各种铺首，造型工整端庄，做工精巧细致，纹饰极其精美，大多体型硕大厚重，显得庄重而大气，不论是成型工艺和烧成技术，还是产品质量，堪称原始青瓷中的精品。
仿青铜的乐器器型有甬钟、钩(金翟)、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造型逼真，制作精良，胎釉质量俱佳，同样也是原始青瓷中的佼佼者。
德清亭子桥窑址是首次发现的战国时期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器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场。这次发掘所见产品器类，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江浙地区大型贵族墓，特别是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各类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如甬钟、鼓座都可在这里找到。表明亭子桥窑址是一处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与丧葬用瓷的窑场，据此，发掘者认为，亭子桥窑址已具有了早期官窑的性质，是一处越国时期的“官窑”。
火烧山和亭子桥的发掘工作取得的成果和出土的器物震撼了陶瓷界和考古界。2008年 4月24日至25日，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德清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德清县举办了“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日本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对成熟青瓷与原始青瓷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研讨会中的一个焦点是亭子桥和鸿山越国大墓出土的原始青瓷是否已是“成熟青瓷”。
硅酸盐界一般将界定瓷器与陶器的标准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胎质坚实致密，多数为白色或略带灰色调，断面有玻璃态光泽，薄层微透光；在性能上具有较高的强度，气孔率和吸水率都非常小；在显微结构上则含有较多的玻璃态和莫来石，并施有一层具有一定厚度、厚薄均匀、和附着性较好的玻璃釉。这些外观、性能和显微结构共同构成了瓷器的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一直以来，陶瓷界都把浙江绍兴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在这次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亭子桥窑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多数产品显得烧成温度很高，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釉色泛青或泛绿，胎釉结合良好。部分高质量产品已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标准。据此，有人提出亭子桥出土的青瓷已经是“成熟青瓷”，并认为成熟青瓷的年代可从东汉晚期向前推五六百年。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就提出：“这里的东西的确有比较好的，但是很多还是处于原始瓷的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成熟青瓷的定义比较复杂，这里的产品是否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标准，还要再进一步研究探讨和进行科学测试。但在此次研讨会上，专家组还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成熟青瓷是由原始青瓷发展而来，德清火烧山窑址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德清所在地的东苕溪流域在中国瓷器起源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誉之为‘瓷之源’可谓实至名归。”中国古陶瓷学会耿宝昌先生总结这次会议的成果时认为，这次对于亭子桥到底是原始瓷还是成熟青瓷的争论也说明，在原始瓷和成熟青瓷之间尚属空白的家谱里，又添了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陶瓷史和早期青瓷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称得上是重大发现。”
2009年9月29日，由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和德清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京博物院承办的《瓷之源——德清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暨原始瓷精品展》在浙江省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汇集了省内外多家国有文博单位收藏的原始瓷，德清塔山、亭子桥和火烧山窑址发掘出土的原始瓷和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精品在展览上精彩亮相，举世震惊。
就在展览开幕的当天下午，第二届“瓷之源——德清窑与原始瓷学术研讨会”再次在德清县召开。在此前发掘火烧山和亭子桥窑址的基础上，德清在2009年又调查了60多个窑址。与会学者认为，这些窑址的发现，不仅更加确认了德清作为“瓷之源”的地位，而且还将原始瓷的烧制时间从西周战国时期又往前推至商代，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年代序列。从商代开始，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连续不断，是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是一直不间断生产的原始瓷产地。德清地区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无论是生产时间、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专家们表示，已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德清地区是商周时期的制瓷中心，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
关于“瓷之源”的追寻还在继续
2010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组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现商代窑址20多处，集中于两个区域：德清龙山片区与湖州青山片区。经过调查表明，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东苕溪中游也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仅见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分布区。
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在浙江湖州吴兴区东林镇的南山村老鼠山发现了距今35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原始瓷窑址，并进行了发掘。出土的产品标本以原始瓷器为主，兼有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瓷标本器型以豆为主，贯穿始终，晚期出现大量的罐及盖，与豆一起构成了本窑址的产品主体。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大部分器物作为礼器使用。
2011年1月11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考古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了“2010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位列首位。
2011年4月25日至27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广新局、吴兴区人民政府主办，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承办的“浙江湖州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研讨会”在湖州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湖州相关单位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于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专题调查及湖州南山(即老鼠山)商代窑址考古发掘成果的介绍，观摩了窑址调查与发掘出土的标本，并考察了南山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东苕溪流域商代窑址群的发现、南山窑址的发掘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东苕溪流域商代窑址群的发现在原始瓷起源探索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三个突破：窑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发现了最早的龙窑；根据发掘材料对原始瓷首次进行分期。这些重大发现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瓷器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南山商代窑址窑炉遗迹完整、产品堆积丰厚、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产品种类丰富、无论是产品的胎、釉、成型技术，还是窑炉的装烧工艺，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南山窑址的发掘使得学界对商代原始瓷的特征、工艺等有了一定了解，并为解决中原地区出土原始瓷的来源、产地等问题提供了对比材料和重要线索。
专家们对“瓷之源”课题的今后调查研究方向也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原始瓷集中的闽浙赣皖苏其他地区的学术探索也应齐头并进。不局限于东苕溪流域的大区域的调查和跨地域的研究应是今后工作的方向。专家建议，以窑址为立足点，用区域考古的方法，与城址、商周土墩墓等结合，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从更大的区系谱系中去综合探讨研究。同时要寻找更早的窑址，注意对瓷土的来源、瓷器的成分、烧造工艺、窑业技术的研究。使用原始瓷而非青铜器随葬是越国墓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原始瓷的意义在越及先越文化中的意义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因此对原始瓷的研究要进一步上升到对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的研究。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原始瓷与陶器的发展历史及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就出现了陶器。据对南方地区洞穴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残片作碳－14测定，证明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德-化-陶-瓷-总-站
制陶的发明与人类使用火有密切的关联。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作息中可能偶然发现被火烧过的土地或粘土变得坚硬而不易变型，这可能导致他们有意识地用粘土来制作他们所需要的器物。字串9
在我国新时器时代不区域的文化类型中都有不同形制，不同工艺及装饰的陶器发现，这表明各地区文化的陶瓷发源应该是独立的。字串8
最早的制陶技术一般认为是捏制法和贴敷法等，然后才发展到泥条盘筑法。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可能已出现了陶车，因此，陶器的制作就由慢轮陶车代替了泥条盘筑。轮制陶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它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可能使当时的制陶业成为一种特定的劳作而引发社会分工。此外，因轮制陶器对坯体的要求更高，因此迫使先人们更加重视原材料的採集、淘炼，这对后来瓷土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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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早期，各地域文化均有相当精采的陶器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距今4,000~6,000年前仰韶文化彩陶，其纹饰活泼生动，器表光滑平整，显然是经过精心修坯。类此琢器已显现出慢轮修整的迹象。马家窑文化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190~前1715年间。这种泥质红陶多採用几何来装饰，线条流畅，色泽鲜艳。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型制相当特别，要求成型工艺难度较高，烧成温度也较高。龙山文化以砂质黑灰陶和泥质黑灰陶的数量最多，特别是素面磨光黑陶最具特色。这种黑陶器壁薄如蛋壳，修胚均匀，显示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字串8
至迟在青铜时代中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瓷石并遂渐在制陶生产中加以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瓷石不同于粘土的特性。因此，在青铜时代中、晚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在山西夏县东下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了原始瓷瓷片，晚商或商周之际的瓷窑亦已被发现，故原始瓷的烧制至迟在商代已经开始。字串8
原始瓷与陶器的主要区别在于：陶：原料是粘土，中温（1000℃或以下）烧成，表面无釉；原始瓷：原料是瓷石，高温（1200℃或以上）烧成，表面有釉，为氧化钙质的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又是陶瓷工艺中的一大进步，它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工艺模式的基础。字串5
与各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陶器生产略有不同，原始瓷的烧制地区相对集中，主要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境内，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则很少发现。此时江南窑扬所烧制的原始瓷已有相当的水准，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虽然王公贵族大部份仍以採用金属制品为主，但亦有不少精美的陶瓷制品出现，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原始青瓷甬钟，虽只是冥器，但从其制作工艺来看已完全不亚于真正的日用礼器。又如本网所入藏的战国原始青瓷虎子，也是极为精美之实物。
字串8
在世界各地均有古老的陶器出土，从它们的形制、原料采用、制作工艺等各方面来看，各地的陶器应是互不相通独立起源的。而原始瓷和瓷器却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然后流向世界各地，可以说是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瓷器，在英文中，瓷器（China）就和中国同名。
穿越百年的瓷蕴:从“大雅斋”到“富贵牡丹”
2015年10月8日，演员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盛大婚礼。这场“世纪婚礼”的诸多细节至今仍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从媒体拍摄到的婚礼内场图来看，现场童话般的城堡装饰与水晶灯比比皆是，浪漫非凡。婚礼上大牌嘉宾云集，沪上最有名气的100位大厨组成的厨师团队主理菜品，从全球空运了高档食料，摆设了百桌美味佳肴。
婚礼之上细节之处尽显心思，连婚房餐具也是大气雍容，婉约华贵。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是华光为黄晓明婚礼专门定制的，同款样品至今还摆放在华光的展厅里。传闻早在2015年5月份与Angelababy在青岛领证之后，黄晓明就曾属意经纪人黄斌前往华光国瓷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并精心挑选婚庆餐具，最终选定了这套《富贵牡丹》釉中彩餐茶具。
这套餐具画面出自APEC国宴用瓷设计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庆萍之手，她介绍说，《富贵牡丹》画面的思路来源于清代的“大雅斋”瓷器。
光绪年间，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画室的斋号，以大雅斋为名的瓷器也就是慈禧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大雅斋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纹饰题材多描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等，是比较少见的精品。在此设计元素上，孙大师做了精心的再创作。她以国色牡丹为主创元素，辅之以紫藤花蔓，倍添妩媚柔美，一只调皮的报喜鸟跃然其上，栩栩如生，与静宜的画面相互映衬，一静一动，勾勒出喜庆和吉祥，而独具匠心的淡粉底色则溢满了浪漫的气息。
富贵牡丹系列餐具与中式婚礼格调相互呼应，整个装饰以粉色为主色调，衬托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如意云头纹，以中国传统特色装饰纹样做巧妙点缀，象征着富贵吉祥，于细节处流露出雅致古朴的中国味道，给人甜蜜和煦的家居感与高雅恬静的艺术享受。
选取的水韵西子器型，设计灵感来自西施与范蠡的千古传说，两人同泛五湖之上的美好爱情为世人所传唱。设计师将水漾的浪漫与缠绵寄托于器物之上，传递出水逝情在的悠悠爱意。
“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华光将传统的美好寓意与健康材质相结合，使《富贵牡丹》穿越百年，成为一段浪漫爱情的见证。
从有田到伊万里———日本瓷器之旅
关于晃荡
默音(作家)
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旅游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申领JRpass。我们买的是北九州的三日券，靠着它从福冈到熊本，又在次日辗转三城。听起来相当奔波，其实还好。火车都整洁舒适，而且我们去的都是很小的城，脚程不长。惟有一点不便，火车班次很少，错过一班就得等一个小时。
有田、伊万里和唐津均属于佐贺县，前两个地方是著名的瓷器产地，后者则是“一乐二萩三唐津”的陶器大宗。这几处的盛名也少不了朝鲜陶工被绑架漂洋过海埋骨异乡的悲哀往事，村田喜代子的小说中多有记叙。朝鲜的审美是蓝白二色，朝鲜来的陶工们本来不会做红彩瓷器，当时的日本人酷爱绚烂，需求催生了创造，才有了日本的色绘古陶，而到了十八世纪，更开始流行加了金粉浓重华丽的“金襴手”。
有田的车站虽小，却有日本最出名的车站便当，用有田烧的大碗盛装的芝士咖喱焗饭，吃完了可以把碗带回家。故此比普通的车站便当贵，一千五百日元一份。白底蓝花的大碗很厚实，故意做成不规则的圆形，看得出不是手工成坯，而是模具造就。这个大碗是我们在有田惟一的收获，回家后吃面条装凉菜，十分好用。偌大的“有田陶瓷之乡广场”走了一遍，两旁的货色让人想到如今的景德镇，甚至上海的九星批发市场。若嫌其商业化，有田却是从古至今就很商业的。
十七世纪开始烧制的有田瓷从伊万里港运送，所以有田的出品也叫“伊万里烧”。提到伊万里烧，不能略过的一个名字是柿右卫门。早期柿右卫门的白色釉是一种接近米汤的浊白。这种釉色，喜欢的人很喜欢，觉得古雅有味；不喜欢的人大概会嫌不够细洁。白釉上以青红绿金铺陈仿中国或纯和风的纹样，最常见的是各种缠枝花，所谓“唐草”。此外，柿右卫门衍生出许多文人意境的花鸟小品，其影响逐渐遍及伊万里烧的各窑，以至于到了后期，要把柿右卫门窑与寻常窑口加以分辨，非专家难以做到。
有田等地的古伊万里烧的大量制作，除了供应日本国内，还有出口的需要。而伊万里的大川内山，则是锅岛藩烧制御用窑的所在。我们离开已经“沦落”的有田，坐松浦铁道前往伊万里。在那里等着我们的，除了遍布窑口的大川内山，还有值得一吃的伊万里和牛。
青花瓷的演变历史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唐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折沿盆
明宣德青花三果纹执壶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麻离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明正统青花松竹梅纹罐
明景泰青花八仙庆寿纹罐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明成化青花团花纹卧足碗
明正德青花人物套盒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明万历青花经文观音菩萨图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明天启青花罗汉图炉
明崇祯青花人物纹缸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协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故宫藏清顺治青花花鸟纹盖罐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故宫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故宫藏清雍正青花枯树栖鸟图梅瓶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故宫藏清嘉庆青花云龙纹螭耳瓶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故宫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故宫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古朴厚重的原始瓷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原始瓷青釉双系弦纹罐
原始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一种用含铁量在2%左右的粘土成型，经过人工施釉，有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的青釉制品。这类器物在五十年代前尚未被人们认识。一度曾有“釉陶”、“青釉器”等不同名称。现国内外陶瓷界多数人已同意用“原始瓷器”命名，但也有少数人仍沿用“釉陶”，国外亦有称为炻器的。器物大多是尊、罍、簋、壶、匜、盂、豆、罐、鼎、杯等盛器，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部分钟、錞于等仿青铜礼器。
原始瓷青釉编钟
原始瓷器其烧造技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为区别于后来的瓷器而被称为“原始瓷”。原始瓷的生产以长江中下游较为发达，釉色多呈青黄，在氧化焰中烧成。经过人工施釉，有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的青釉制品。这类器物在五十年代前尚未被人们认识。中国的原始瓷器大约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中国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改进，提高烧成温度，并在器表施釉，终于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在数千年中，中国的瓷器大致经历了原始青瓷、青瓷、白瓷和彩瓷等发展阶段。
探秘浙江地区战国原始瓷生产高度发展的原因浙江地区的原始瓷生产在战国时期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窑址增加、窑区增多、烧造规模扩大，产品器类大幅增加、大量仿铜制品出现，技术和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显著提高等，其原因主要在于于越民族坚守用仿铜原始瓷礼器替代青铜礼器随葬的传统，推崇、模仿中原礼乐制度的同时发展、健全越国礼制，以及盛行厚葬之风等。 吴越文化区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兵器，为什么少见青铜礼器，却多有仿青铜礼器的原始瓷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吴越地区铜矿资源比较稀缺，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吴越地区的铜矿资源比较稀缺，铜矿储存量小，加之生产力水平较低、冶铜技术手段相对滞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铜原料的使用更加紧张……
原始瓷青釉双系绳纹罐
原始瓷与陶器区别首先，从胎质上看，原始瓷与陶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原始瓷其胎质是用瓷土烧制而成，而陶器的胎质则是用陶土烧就的，二者胎料不同。其次，从釉看，原始瓷与陶器的不同之处表现为，陶器一般不施釉，而原始瓷则施釉。第三，相对于陶器来说，原始瓷的瓷土比较细腻，同时又是施釉的，所以原始瓷实用器物较多。原始瓷与陶器的另一个区别表现为，原始瓷除了那些小件的实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的仿青铜礼器的器物……
原始瓷与东汉青瓷的区别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原始瓷青釉弦纹乳钉撇口罐
原始瓷与成熟瓷器的区别原始瓷与成熟瓷器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原始瓷的制作工艺不如后来的瓷器成熟，首先在胎质方面，尽管原始瓷的胎料（瓷土）也经过一定的淘洗，但肯定不如成熟瓷器那么精细，是它的淘洗比较粗制。所以原始瓷与后来的成熟瓷相比较，显得比较粗糙。其次，原始瓷的烧造温度虽然也高达上千度，但还是没有后来的成熟时期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温度高，所以原始瓷不如成熟瓷器精致细腻，也不如成熟瓷器色彩丰富。
原始瓷工艺特征，胎料为瓷土原始瓷有五大工艺特征。第一，原始瓷的胎料已经开始使用瓷土。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在3%以下。第二、拉坯成型，原始瓷为拉坯成型。因为瓷土的可塑性较强，易于拉坯成型，尽管陶土也有可塑性，但其可塑性却远远比不上瓷土，所以原始瓷器物都是拉坯成型，而不像大量的陶器特别是大件的陶器，大多是盘筑而成的。第三、原始瓷施釉，与陶器相比，原始瓷施釉，而陶器一般不施釉。原始瓷所施的釉基本上是青绿色的或者是青黄色的，即青中泛绿和青中泛黄的颜色。所以说原始瓷有时也被称为原始青瓷，颜色较为单一，不如明清器丰富多彩。第四、烧造温度颇高，原始瓷的烧造温度高于1000度。原始瓷的烧造温度高于陶器的烧造温度而低于后来成熟瓷器的烧造温度。而原始瓷的烧造温度一般在1000度到1100度左右，因为瓷土的性能决定其必须达到这个温度才能烧制成型。
原始瓷考古发现，龙游发现商早期原始瓷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浙江龙游城东嘉溢鑫城开发区域内，发现了20多座古墓，并对埋藏较浅和毁坏严重的6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发掘，在其中一座商代土墩墓内发现商代早期原始瓷器。湖州老鼠山发现原始瓷湖州市东林镇的老鼠山原始瓷窑址距今已有3500年左右，它的发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在老鼠山只挖掘了1个月，但已发现大量的古人在烧制时留下的豆、罐、盆等原始瓷器皿。该窑址烧造应属于商代。新郑发现原始瓷尊1953年3月，在郑州新郑望京楼二里岗商代城址出土了一件原始瓷尊，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宝级”藏品。郑州原始瓷尊和青釉瓷尊的出土，标志着郑州开启了中国瓷器制造史的新篇章。西安汉墓出土原始瓷5火烧山窑址出土原始瓷2007年3月，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
原始瓷青釉双系刻花罐
原始瓷产地之争，浙江东苕溪原始瓷东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向北流经杭州余杭、德清与湖州，注入太湖。低山起伏，山上有丰富的瓷土、烧料，山下河网密布，运输便利，制瓷条件相当优越。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区在内的东苕溪中游地区是商周原始瓷窑址的最重要分布区。江淮群舒故地原始瓷西周、春秋时期，江淮群舒故地青铜文化继夏商时期继续发展，新出原始瓷是江淮青铜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群舒故地周代原始瓷和苏浙、皖南等南方地区的共性较多，但江淮之间的原始瓷在出土数量和器物的精美程度上都远不如吴越地区。江西原始瓷产地江西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河南郑商原始瓷在河南郑州等地商代遗址，发现很多带釉的瓷尊、瓷罍和瓷罐等，以及这些器物的碎片，胎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在千度以上，叩之有金属声，烧成温度较高，烧结温度较高。自1929年安阳殷墟发现原始瓷器以来，对原始瓷产地的研究就未曾中断。
我国汝窑瓷的演变历史
我国瓷器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中国的五大名瓷“汝、钧、官、哥、定”备受欢迎。汝窑瓷器釉色光润，古朴典雅，因产于汝州而得名，位于五大名瓷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
汝窑瓷器产于汝州，由于汝州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丰富的陶土资源，为汝窑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
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越来越成熟。
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汝窑瓷器在唐时期已经出现，陶瓷业的兴盛，在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北宋时期，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现今的汝州市)，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数百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三百多处，影响汝州多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北宋时期官府还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但在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瓷器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
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也以失败而告终。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汝窑瓷器制作讲究，极难仿制，同时也反映出汝窑瓷器的珍贵程度，汝窑瓷器工艺上的失传对制瓷业也是一大损失。
历经数百年变迁，汝官窑址一直是一大谜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联郏县、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周边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窑址，均属于民窑系统。
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厚2～3米，最厚者在6米以上。
试掘中，出土20多件宫廷御用汝瓷，有鹅颈瓶、折肩壶、细颈小口瓶、碗、盘、洗、盂、茶盘托、器盖等。这一考古新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找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之魁的汝窑瓷器的遗址，为我国的陶瓷史考证再度提供有力的根据，令众人再次目睹汝窑瓷器的风采，感受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与高超、娴熟的技艺。
见识国宝：中国的原始瓷器
大约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中国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改进，提高烧成温度，并在器表施釉，终于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瓷器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以至于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单词“china”。
在数千年中，中国的瓷器大致经历了原始青瓷、青瓷、白瓷和彩瓷等发展阶段。在唐五代之交，瓷器开始由民间生活日用之器，升级为贵族和皇室的消费品。先是地方官吏将一些上好的瓷器作为土特产呈进宫禁，随后又有了“奉御督烧”的贡品。五代时期，吴越国钱镠、后周柴荣先后以帝王之尊下令其地瓷窑专门为皇室烧造“御用之器”，此应是所谓“官窑”的滥觞。
由于官窑烧造不计工本，惟求以上乘质量和精美工艺赢得帝王的欢欣，因而历代官窑精品都普遍高于同时代生产的水平。其中宋汝、官、哥瓷，元、明官窑青花瓷，明成化斗彩瓷、正德和嘉靖五彩瓷与清珐琅彩等稀有品种，历来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一般说来，瓷器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是：(1)含铁量2%左右的瓷土为原料；(2)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3)器表施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从中国各地出土的商、周瓷器看，已基本具备了以上条件，应属于瓷器的范畴。但因为它们还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又称原始瓷。从出土物看，原始瓷器多为豆、罐等容器，表面粗糙欠规整，釉色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由于瓷器较陶器有着更高的隔水性能，因此首先被人们用作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