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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国瓷器的源头:从德清窑原始瓷说起

追寻中国瓷器的源头:从德清窑原始瓷说起

从瓷器底部的旋纹鉴别 全瓷的瓷砖 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2021-05-14

从瓷器底部的旋纹鉴别。

德清窑,在今浙江省德清县,故名。窑址在德清县境内已发现几十处之多,是以黑瓷与青瓷兼烧,以青瓷为主而以黑瓷闻名的古窑场。是浙江地区最早发现黑瓷产地之一。烧造历史较长,上溯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才停烧,影响很大。

地区最早发现黑瓷产地之一。烧造历史较长,上溯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才停烧,影响很大。

品种:所烧黑瓷和青瓷,造型大体相同。产品有碗、碟、盘、耳杯、盘口壶、鸡头壶、唾壶、虎子、香炉、罐、盒、灯和盏托等,造型风格与婺州窑、越窑相似。特色产品有直筒形小盖罐、扁圆形盖盒和茶盏、浅盘形盏托配套的新型茶具等。为其它同期瓷窑少见。造型风格与越窑相似。

胎土:黑瓷胎中铁、钛含量较高,普遍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青瓷胎一般呈深浅不一的灰色或紫红色。胎体外普遍施有化装土。

釉质:黑瓷釉色精者色黑如漆、釉层较厚、釉面滋润;粗者釉色呈黑褐或黄褐色。青瓷釉色有青绿、青黄、和豆青色,釉色较深,有较好的光泽。

装饰:装饰简单,黑瓷仅在器物口沿或肩腹部划几道弦纹,青瓷一般只饰几点褐彩。

那么怎么去确定其的价值观跟研究价值呢?

第一:看其窑口,是官窑、名窑还是民窑;

第二:看其年代,是高古瓷还是宋元瓷还是明清瓷;

第三:看其制造工艺,除了本质上的工艺之外,是否有为了美观而加工的工艺;

第四:看其文化底薪及其传承历史;

第五:目前市场对其的认知程度,以及近期的一些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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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原始瓷与瓷器的区别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曾建都山东曲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易·系辞下》中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庄子·盗防篇》中也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陶器的制作,开启了人类生活的新篇章。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专家解析原始瓷与陶器瓷器的区别


原始瓷

考古发现了解到,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即吴越文化区域曾生产过大量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并且这两类器物在此区域还存在共生的关系。安吉县博物馆原馆长程亦胜称,对比二者,能发现原始瓷与陶器的主要区别:

首先,从胎质上看,原始瓷与陶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原始瓷其胎质是用瓷土烧制而成,而陶器的胎质则是用陶土烧就的,二者胎料不同。

其次,从釉看,原始瓷与陶器的不同之处表现为,陶器一般不施釉,而原始瓷则施釉。

程亦胜称,从其接触的大量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看,在使用功能方面,原始瓷与陶器也是有区别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都留存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器,但在生活用器方 面,二者分工不同,使用功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对于陶器来说,原始瓷的瓷土比较细腻,同时又是施釉的,所以原始瓷实用器物较多,即如碗、杯、盘等与人的 嘴巴直接接触器物类较多。相对瓷器来说,陶器的器型一般都比较大,所以陶器则以存储器为多,古人大多用陶器来储存谷物和水等。

程亦胜表示,在功能方面,原始瓷与陶器的另一个区别表现为,原始瓷除了那些小件的实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的仿青铜礼器的器物,而陶器特别是其所接触的印纹硬陶,虽然也有仿礼器的器物,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是一般的生活用器诸如储存器之类的。

原始瓷与成熟瓷器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程亦胜说,“东汉时期才出现成熟瓷器,但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对东汉时期成熟瓷器的出现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因对相 关工艺技术掌握程度不同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所影响,成熟瓷器与原始瓷器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一个被称为‘原始瓷’,一个则直接称之为 ‘瓷’。”

原始瓷的制作工艺不如后来的瓷器成熟,首先在胎质方面,尽管原始瓷的胎料(瓷土)也经过一定的淘洗,但肯定不如成熟瓷器那么精细,是它的淘洗比较粗制。所 以原始瓷与后来的成熟瓷相比较,显得比较粗糙。其次,原始瓷的烧造温度虽然也高达上千度,但还是没有后来的成熟时期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温度高,所 以原始瓷不如成熟瓷器精致细腻,也不如成熟瓷器色彩丰富。

程亦胜

程亦胜,1953年生于浙江省安吉县,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原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馆长、安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越国文化研究会理事。2005年度“浙江省文物工作先进个人”。

程亦胜长期从事田野工作,侧重于商周考古,多次主持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整理,为国家抢救保护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主功越国文化研究,造谐颇深、成果丰硕。 《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安吉古城土墩墓考古调查》、《安乐遗址出土玉器分析》、《山区古民居保护管窥》等多篇学术论文 先后发表于国家和省级专业刊物,主篇出版了《安吉文物精华》。

印纹硬陶

走近原始瓷:千年瓷器之源


瓷器,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中不可略过的器物类型。从皇室显贵宅邸中的奢华礼器,到文人雅士居所里的清雅文房,乃至平民百姓家中的生活用具,自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以来,瓷器谱写着精彩纷呈的历史篇章。时至今日,瓷器已是各大博物馆不可或缺的重要收藏门类,也常常以高昂的拍卖价格获得世人瞩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瓷器起源的原始瓷,却鲜有人关注,甚至不为多数人所知。

原始瓷:点燃瓷器文明第一把窑火

原始瓷是从陶到瓷的过渡形态。人们常说的“陶瓷”,实际上是陶器和瓷器两种器类的合称,陶器和瓷器在原料、烧造温度、施釉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陶器的原料是陶土,一般无釉或施有低温釉,烧成温度在1000℃以下;而那些在大众印象中价值高昂的瓶、盘、碗等,例如前年在苏富比成交价逾2.8亿港元的明成化鸡缸杯,都属于在1200℃以上烧造而成的瓷器。由于瓷器一般施有高温玻璃釉,因此得以呈现或绚丽或素雅的缤纷色彩,更为普罗大众所喜爱。区别两者的基本方式是看器物的吸水率和胎质。通常来说,陶器具有吸水性,它的胎质不透明,轻叩发出的声音不脆,而瓷器不具备吸水性或吸水性较弱,胎体有透明感,叩之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煞是悦耳。

本次展览的主角,原始瓷,由于其胎料直接采用了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瓷石且烧成温度多在1200℃左右,按照以上标准已经与陶器有了质的区别,进入了瓷的范畴。相较于广为人知的成熟瓷器,原始瓷的“原始”之处就在于它的胎体仍不够致密,吸水率和显气孔率较大,胎釉结合程度较差,烧成温度在个体间的差异较大,这些都表明当时的陶工在陶瓷制作工艺、烧成技术等方面还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

越文化中孕育的原始瓷兴衰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瓷器产生于东汉,与之相比,原始瓷早在夏商之际就已经出现,发展于西周与春秋,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浙江是原始瓷最主要的烧造区和使用区,在商周时期属于越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原始瓷窑址群有4个主要区域,其中,越地就独占3处,分别为浙江的东苕溪流域、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而位于现今浙江北部的德清东苕溪流域正是原始瓷烧造的中心窑场。

德清东苕溪流域坐拥天时地利,在制瓷的瓷石柴料、山体地形、取水运输三方面都具备相当的优势。地形上,东苕溪流域山丘坡度平缓,是龙窑选址佳地。丘陵附近的瓷土资源丰富,可就近取料;山上松竹茂密,柴薪取之不竭。东苕溪滚滚北流,注入太湖,连通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而溯江南上,越过钱塘江,又可达阡陌交通的宁绍平原,因此用水和运输都极为便利。

吴越争霸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吴越两国之间针锋相对之势,其实远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际就已经开始: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国语·勾践灭吴》)

吴越两国水火不容的冲突,形成了吴越争霸的局面。吴国在春秋中晚期一度强盛,越国不得不退居到太湖以南地区。吴文化的南下直接导致越文化的衰退,影响了越文化中心的南退和原始瓷生产中心的南移,随之而来的是,原始瓷的生产扩展到了宁绍平原的萧山、绍兴一带,器类也大量减少。南移之前,东苕溪流域的窑场都纯烧原始瓷,基本不见印纹陶,而宁绍平原目前发现的窑址都是原始瓷与印纹陶合烧,且原始瓷比例较少。

而后局势扭转,自公元前510年吴伐越至前473年越灭吴,经三十八年,越国终于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带领下,从一个周文化边缘的夷蛮民族走向中原,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越灭吴后在短期内政治、经济均走向巅峰。此时,窑业技术也达到整个先秦时期原始瓷发展的高峰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装饰复杂,满釉,胎釉结合好;进入战国中期后原始瓷逐步走向衰落,种类减少,器形变小而装饰更粗率。

由此看来,原始瓷的诞生、发展与辉煌同越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展览所言,“纵观原始瓷百世变迁,由早期蓬勃向上的冲击,扩展为一个时代的洪流,又渐渐流向衰落,直至干涸,一个完整的轮回刚好与越族的兴衰轨迹近乎叠合。睹物观史,原始瓷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珍贵遗存,也是越地文明的忠实记录。”

烧制工艺的革新:龙窑与窑具

原始瓷礼乐器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礼仪的需求,而原始瓷生产技术的革新不仅为它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更为后世成熟瓷器的诞生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烧制工艺的进步主要是在原始瓷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完成。由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制作技术大幅提升,装烧方式出现改革创新,窑炉结构也日渐合理,这些都为大量烧造仿铜礼乐器提供了技术支持,使高质量大型仿铜礼乐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革新莫过于龙窑的诞生。

龙窑的出现使原始瓷的生产成为可能,其后龙窑的不断发展是成熟瓷器诞生的必要保证。瓷器孕育于东苕溪流域,当地物资充沛、山体平缓,好似为龙窑而生。龙窑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以斜卧似龙而得名。由于它随山而成的坡度形成自然的火焰抽力,升温降温快,对瓷器的烧制十分有利。火烧山、亭子桥等典型的原始瓷窑址都是龙窑形制。

此外,窑工还设计出了两类辅助装烧的窑具:间隔具和支烧垫具。为了保证产量,器物通常被摞叠起来放入窑内烧制,而间隔具保证了摞叠着的器物不致粘连,平稳又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内空间。托珠是间隔具最初的形态,最迟在春秋早期已被使用。垫具的产生是为了减少低窑位的废品率,提高低窑位的高度。支烧垫具在战国开始广泛出现。

汇入中原:原始瓷的第二个高峰

原始瓷发展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两个高峰都体现在对青铜器的模仿上。相比于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期的原始瓷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其模仿的青铜器的样本。在强盛之际,越国采用中原的制度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中原的礼制,并对中原的青铜器进行包括器形、纹饰等在内的全方位模仿,除早期即开始模仿的礼器外,还有乐器、兵器、农具、工具等,几乎涉及到青铜器的所有门类,也有相对固定的器物组合规律,由此迎来了原始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与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不同,在越国贵族的墓葬中,有着随葬品不使用青铜礼乐器,而常以原始瓷替代的现象,可见从日用器到仿青铜礼乐器,原始瓷器在越国的广泛应用,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瓷礼乐器作为一种礼仪用器,为越地所独有。原始瓷礼乐器中的一些器形和纹饰源自越地传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礼仪符号体系。

这一原始瓷在越文化中的显着表征,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类瓷制礼器无疑代表了先秦时期原始瓷工艺的最高水准。更为重要的是,与青铜礼乐器一样,原始瓷礼乐器同样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蕴含着等级和礼制的丰富内涵,它从侧面勾勒出那个列国纷争、变革图强的历史图景:在中原强大的政治制度下,身处周文化边缘的越国采纳中原的制度改革本国政治、经济的同时,也逐渐接受着中原的礼制与民俗。

原始瓷从萌发到辉煌,继而“渐渐汇入中原文化的大河,不再是耀晔的独立闪烁,从此成为中华文化渔火灿星之一点”,正是本次展览以存世文物遥映那个变革时代的生动总结。

东晋德清窑褐釉鸡首壶


镇江处于长江与大运河两条水道的交汇处,自古以来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六朝时期,已开凿了京口河道,使原有的丹徒水道东通吴会,北接大江,东入海。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使其发展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转之地。

德清窑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以生产黑瓷为主,兼烧青瓷。黑瓷的胎多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据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德清的火烧山、亭址桥等发现了西周到战国的大量的原始瓷窑,证明这一带是中国原始瓷主要发源地和制瓷中心。

东晋时期出土的德清窑瓷器不多,常见器物有壶、罐、盘等。镇江市阳彭山东晋墓出土的1件褐釉鸡首壶(图1),高17、口径7、底径11厘米。浅盘口,口微侈,细颈,溜肩,鼓腹,平底(图2)。肩部设对称的桥形系,一端塑鸡首,引颈高冠,对称处为把手,上端衔接盘口,下端贴于上腹。全器施褐釉,釉层光亮。德清窑的褐釉瓷打破了以往青釉单调的格局,以黑色如漆,釉光闪亮,受到人们的青睐。鸡首壶于三国吴晚期出现,鸡头为实心,无颈,在对称处堆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高,鸡头为空心,无颈变有颈,且细颈高冠,对称处饰一把手。

鸡首壶一名是现代人的叫法,东晋时这种器物不叫鸡首壶。1972年在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1件鸡首壶,器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得知此器东晋时称“罂”。罂在汉时已有,王充《论衡·遣告》:“酿酒于罂,烹肉于鼎。”说明鸡首壶为酒器。

原始瓷器和东汉瓷器


瓷器的产生与陶器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早期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乃至器物的成型方法等,都来自陶器,但瓷器的胎土和釉色决定了它后来居上、具有比陶器更宽广的发展前景。

原始瓷器和东汉瓷器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我国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原始瓷器,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低级阶段。我国发现原始瓷器的地点有许多处,在河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地都有。

原始瓷器的成型工艺,多采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原始瓷器的器表也拍印纹饰,原始瓷器有的内壁和外观都涂釉,釉的厚薄不均,并有流釉现象。釉色呈黄绿色或青灰色。用瓷土,但未烧结。

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考古工作者在东汉墓葬中,曾发现过不少瓷制品,如在浙江宁波地区汉"熹平五年"的纪年墓中发现青瓷罐,这是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

由原始瓷器发展为瓷器是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但东汉时期瓷器刚从原始瓷器演变而来,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仍与原始瓷器有许多相似之处。装饰花纹为弦纹、水波纹等,有的器壁外拍印麻布纹、网纹、树叶纹、方格纹等。

东汉瓷器比原始瓷器质量提高,其主要原因是改进了窖炉的结构,采用长形窑(俗称"龙窑")进行烧造的缘故。长形窑便于升温,也便于降温,不会过速地降温。此外,这种长形窑的窖体较薄,这正好符合瓷器烧制工艺的要求,因为青瓷中含有较高的铁,要求较快冷却,以免二次氧化,但如过快冷却又会使胎壁开裂,这就要求升降温度速度适中。东汉瓷器生产工艺技术的提高,改变了瓷器的原始面貌,为以后瓷业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从清朝的督窑官谈颜色釉瓷器


清代的御窑多以督陶官吏的姓氏称呼,康熙时著名的有臧窑、郎窑。雍正时期有唐窑。清代颜色釉瓷器中最出名的郎窑红和胭脂红。

。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督造,主要为宫廷烧造颜色釉瓷器。颜色釉瓷器因为有用于祭祀使用的颜色,所以特别受到宫廷的重视。在臧应选督陶的七年中,御窑厂官窑也称为“臧窑”。颜色釉瓷器品种有蛇皮绿、鳝鱼黄、鲜红釉,尤以乌金釉最为名贵,是黑釉中最莹亮的一种名贵瓷。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等瓷器也很值得收藏。雍正、乾隆时都有生产,以景德镇乌金土入釉配制,含铁量最高达13.4%。不同于一般的黑釉,乌金釉中还含有一定的锰和钴,以康熙器最著名。黑色,五行中象征水,用于祭奠北方。

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间(1705-1712),郎廷极任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窑官,称郎窑。郎窑的最大成就是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功,把两百多年前明代中期就失传的烧造技术又恢复起来,您看观复藏“清康熙郎窑红釉长颈瓶”。

豇豆红是康熙晚期烧制鲜红釉时偶然发现的,也称“乳鼠皮”、“美人醉”,不见大器,一般高不过24厘米。康熙后失传,数量很少,极其珍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00多件,比国内的总和还多。看故宫藏“康熙豇豆红釉菊瓣瓶”。苹果青或苹果绿釉是铜红釉的一种窑变,由于烧成的气氛发生变化,釉中的铜大部分被氧化而形成深浅不一的绿色,酷似新鲜苹果,故名。

雍正乾隆朝因为唐英督窑28年而超越两宋、元明达到第三次高峰,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的颜色釉如黑、酱、绿、青、蓝、红、白色烧制的都极为纯正,而黄色釉又有用锑呈色,称柠檬黄,看观复藏“雍正柠檬黄釉内粉彩折桂纹碗”。雍正时期创烧的胭脂红釉是以吹釉的方式用金呈色的,看观复展出的“乾隆胭脂红釉胆瓶”,真是美轮美奂。唐窑的烧瓷艺术已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各种颜色釉更让人眼花缭乱。

郎窑督陶官郎廷极

郎窑是指1705—1712年(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出产的瓷器。郎窑以模仿明代宣德和成化窑器而著称。郎窑的青花白地盘,人“以为真宣也”;郎窑的脱胎极薄白碗,“与真成毫发不爽”。郎窑仿制的宣德、成化制品,几可乱真。尤其以仿制明代宣德宝石红釉最为成功。人们习惯称人为“郎窑红”。郎窑红有两种,一种深红,一种鲜红。色泽鲜丽浓艳,不仅完全恢复了明代的祭红,而且超过了祭红。因像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法国人称之为“牛血红”。郎窑红釉透亮垂流,口沿处因釉层稀薄,铜分子在高温下容易挥发、氧化,现出一轮白线,俗称“灯草边”。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越往下,色泽越浓艳鲜亮,至底部旋削,使流釉不过足,因此有“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郎窑五彩,由古彩发展到粉彩,创造了珐琅彩,发展了素三彩。素三彩是指不用红色,而以黄、绿、紫等色为主要色调的彩瓷。素三彩在明代已问世,至正德时已很精致,清代康熙时素三彩由黄、绿、紫三色增加了蓝彩,色彩更加丰富多变。珐琅彩又名瓷胎画珐琅。珐琅彩是从国外引入的彩料,颜色稳定,便于绘制精细的彩图,由于彩料较厚,使色彩更富有立体感。珐琅彩创始于康熙时期,至雍正、乾隆时期,其制品更为出色。粉彩是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它也是创始于康熙时期,而至雍正、乾隆时期才臻于完善。

唐窑督陶官唐英

(1682—1756),字俊公,又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是清朝雍正、乾隆时期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的一生,虽不传奇但颇可圈点,尤其是作为清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督陶官,在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文化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陶瓷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十月,京城已是秋风飒飒,而南国暑热的余威尚在。此时以内务府员外郎头衔,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的唐英初到景德镇,舟车劳顿与气候差异自然不在话下,这个时年四十七岁的北方汉子,内心既充满豪情又略带忐忑。当时名义上的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远在千里之外的淮安,身为协理督陶官的唐英实际上是景德镇真正的管理者。从此,有着千年产瓷历史的瓷都与他这个由雍正皇帝钦点的协理督陶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定瓷底足鉴别定窑瓷器的年代


定窑瓷器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也是白瓷的佼佼者,定窑瓷器不是宋代才有的,而是从唐代就有了,只是在宋代发扬光大,那么我们怎么鉴别古代定窑瓷器呢?从定窑瓷器的底足说一下定窑瓷器断代。

定窑瓷器的饼足、玉璧足与圈足

定窑的底足初唐为平足,中唐出现壁足,晚唐五代出现宽底足、窄底足(环足),北宋又出现满釉小圈足,但其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如环足出现并不意味着壁足消失,圈足出现也不是取代了环足,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存阶段,不能以此来判定器物年代。足部的处理,一般里外均立刀切入,底部有一圈刀痕,而且修坯刀有一定厚度并不尖锐,所以形成的刀痕均肥润。足面大多不平整,足与地面接触处有釉大多为覆烧,无釉多为正烧。大圈足、小圈足、窄环形足……随器型、时代,其修足手法也是千姿百态,不尽相同。

如细分圈足修足手法,虽说有一个大概的进展规律,但其共存阶段很长,难以用此作为断代依据。至于底大多施半釉,圈足厚薄不匀,大小不规则,甚至泥屑相连现象,及手抓痕明显等特征确实存在。

从钧窑鸡心罐谈钧窑的鉴定


家有财钱万贯,不如钧窑一片。”此话在今天听来,似乎有些夸张,但钧窑瓷器身价之高昂在现实中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钧窑是宋代一支异军突起的名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北宋初期,社会相对稳定,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陶瓷业更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中国陶瓷业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经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钧窑烧制在北宋初期就已日见成熟,其产品也相当精良。到了北宋后期,具有丰富经验的制瓷工匠,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胆创新,突破了铜在釉中的作用,使钧瓷窑变釉的色彩缤纷,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境地,而且还被宫廷垄断为“御窑”,并严格禁止民间烧造。钧窑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的窑变釉,往往产生出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神奇色彩,在窑变中千变万化,自然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图画。故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说。古人曾用“钧与玉比,钧比玉美”、等来称赞钧窑瓷器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

北宋宫廷钧窑御用瓷的造型,主要有陈设品和日用品两大类。陈设品有花盆(带托)、奁、胆瓶、三足炉等;日用品有碗、盘、洗、罐、碟等。北宋钧窑是北方青瓷窑系,胎子略厚,致密,色灰,先素烧后施釉,釉汁凝厚施釉均净有乳釉之称,其釉色主要以月白、天青、天蓝色为基本色调,釉中的铜分子经高温还原气氛,窑变美妙,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葱翠青,胭脂红,鹦哥绿和天青,月白等。有的多种釉色交相汇融,千变万化,釉色绚丽多彩,光亮莹润,表现出一种优雅含蓄之美。宋钧瓷的圈足多施薄薄的麻酱色保护釉。底足大多上乳釉,瓷器底刻有"一"到"十"的数字铭文,并非所有钧窑瓷器都有此铭文,这主要见于尊、盘、盆、奁和洗造型之上,其铭文在烧制以前刻上。在烧制时工艺十分高超和考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器型制作非常规整,胎质坚固,细腻缜密,敲击其声铿锵圆韵悦耳,胎釉选料优质精细,在制作釉浆用水方面也十分讲究。因为各种金属元素及矿物质在窑变时非常敏感,铜元素更为敏感,所以当时在制作釉浆时均用纯净的颖河水。其二,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分两道工序烧成,先用低温把坯胎焙烧,然后再浸釉,入窑时采用一钵一器,有的用支钉托烧,一般为3-5个细小支钉,有的采用垫饼烧法。

笔者收藏一件当时北宋宫廷钧窑御用采用垫饼烧法的鸡心罐,,高13.5厘米,腹径11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7厘米,主体造型为鸡心鼓状,亦称鸡心罐,胎质坚固,细腻缜密,敲击其声铿锵圆韵悦耳。器口薄并内收口沿微微内斜,器身挺绣,足部内敛,底上有弦纹,底及足涂芝麻酱色护胎釉,并见器物底部涂以芝麻酱色釉上聚集一块块不均匀的色青釉“蟹甲壳”。器物内外施釉,天青乳浊釉层丰厚,釉质浮浊莹润,底部施天青色乳浊釉。

该器釉层肥厚,玉质感强

稀稀疏疏明朗如珠的气泡散布在釉层中布满全器,放大镜下显得十分饱满、清晰、明亮,近看可见纷纷现于器物釉色之中的“珍珠泪痕”。釉表的棕眼甚多,大小不一。

釉薄处呈羊肝色。口沿边棱因釉较薄,出现棕色的出筋,俗称“紫口”。其器底有细小磕断釉处,从此断口处可见细腻的糯米状的灰褐色胎骨。外釉层表面有多条“蚯蚓走泥纹”。

,釉面见两小铁质斑痕。此瓷器见天青乳浊釉面,玫瑰紫窑变,还交织着蓝、灰、褐、鳝鱼黄等颜色的斑点和丝缕,犹如蔚蓝的天空中忽然涌现一片形如流云的灿烂晚霞,使人叹为观止,正如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和“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赞美的一样。这是经过窑变出现的神奇色彩,全器造型敦厚坚实,又显雅致挺秀。

在此我把"蚯蚓走泥”纹与“蟹爪纹”,“蟹行痕”“珍珠泪痕”“蟹甲壳”讲一下,有很多人这几点是不分的,被误导啦。

什么是蚯蚓走泥纹?初学者不大明白,就是有的行家也概念模糊。我记得曾在某本图册上有人介绍说是一些直线相交的裂纹(并有图片证明)。也有专家在书上解释说:“蚯蚓走泥纹是釉面开裂后又被热熔釉填满裂缝所成”。这两种论点大同小异都不正确。釉上裂纹就是裂缝,这不能叫蚯蚓走泥纹。即算又被釉填满了则裂缝不复存在。更不是蚯蚓走泥纹的标志。

据本人考察和研究,认为要说明蚯蚓走泥纹得作如下说明(结合本文所展示的图片):宋钧瓷,胎子略厚,致密,色灰,先素烧后施釉,釉子很厚,以月白、天青、天蓝色为基本色调,由于该釉材料成份特殊,当挂釉后则器壁处和表层的釉温度有所不同。但整个釉层还是处于熔液状态,釉中的铜分子经高温还原气氛,呈现紫红颜色。因为釉子较厚,锻烧时釉子翻滚,釉中所含金属分子重量不同,有的浮在表面,有的沉在釉底,冷却时釉子上下收缩温度不一致,在温差和密度的差异下,会使釉层产生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受重力影响下从上向下流动,一种是釉层内壁与釉表层之间的内外运动。两种运动相互作用则产生一种流变力的作用。而它运动的结果是及其美丽的:釉层上漂着浅色的浮釉,釉层下都是深色的。线条流畅,圆润自然,色调柔和、靓丽。恰似蚯蚓在稀泥上爬过的痕迹。在当时,只有“御窑”烧制出的产品有“蚯蚓走泥纹”,而一般的民窑产品却没有这种现象。因此,它成了宋代宫廷御用瓷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宋钧瓷的精品或极品,一定要在其青白釉中有一根或很少几根“蚯蚓走泥纹”(不能是几只鸡爪啊)。这才叫“雨过天晴云破处,婴啼如歌新生来”。

美术大师画笔下也很难达到这一水平。

看唐、宋均窑的均瓷首先要看它的蚯蚓走泥纹。如果连这一特征都没有,就难说它的可靠性。“蟹爪纹”就不同啦,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或是在烧制过程中,刚开始温度较低,釉在低温时会产生釉层裂或缩釉,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部分釉质流入孔隙填补裂痕重新弥合所致。在釉层表面出现线条圆润自然、色调柔和靓丽、形如“丫”形大小不一的痕迹。“蟹行痕”就象蟹立行泥地,留下用足尖行走的痕迹,在釉表形成的甚多大小不一的棕眼。棕眼原本指动物表皮粗糙的毛孔。借喻到瓷器上指釉表皮细密的小坑点。宋代钧窑大多数都存在棕眼的现象,只是在不同时期器物中棕眼的大小和密度是不同的。“珍珠泪痕”呢?它大小如麻豆,有如干后的泪痕,它来原于釉色,却不同于釉色。好象人的影子,与原色具同却可区分。纷纷现于器物釉色之中。

"蟹甲壳”是指宋钧瓷器物底部涂以芝麻酱色釉上聚集一块块不均匀的色青釉,或称“龟裙色”“鳖甲裙”,这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釉块层。它如同生蟹的甲壳涂上啦一层清釉,青中有一点点淡绿,薄而清亮。是否有"龟裙"色也是鉴定真假宋钧瓷的重要依据。

在当今的国内古玩市场上,仿钧窑的瓷器屡见不鲜。仿品总体施釉层薄,无肥厚玉质感,釉表面光泽刺目,有的淌釉太明显;紫斑釉面在放大镜下不见气泡,有的经化学药水浸蚀,气泡呈模糊状;器身不见棕眼,不见铁质斑痕;有的底足所露胎色为黑褐色,胎质粗松干燥,不见细腻、温润、熟旧感;有的器皿底部所刻的数目字,用刀软弱无力,笔划线条的两壁粗糙起毛,不像真品所刻数目字那样有力、干脆、光滑。少部分的仿品釉面因弱酸蚀或涂抹黄土等做旧处理,釉色呆滞,缺少宋钧瓷釉面那种熔化流动,厚润浑拙的质感。明代以前的钧窑产品均通过还原焰气氛烧成,施釉前先将坯胎烧素胎,待冷却后再在熟胎上施2-3次釉,然后再入窑烧成。面现代仿品基本上是氧化焰一次烧成。宋钧瓷窑变自然,各种色彩过渡无固定边缘,而现代仿品大多窑变无过渡,有固定边缘,人为痕迹较明显。

现代仿品中也偶见一些传统工艺方法仿制的精品,甚至也仿得"蚯蚓走泥纹"的现象,其逼真程度高,容易迷惑大家,古瓷由于存在时代差异给人的感觉总是存在一种古拙之美,古瓷由于是按着当时的审美观点和习俗而做,看着虽然陌生,但是看着还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新仿之物由于溶入了新的文化信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看着也挺好看,但细看起来,活很粗糙,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故当鉴别钧窑瓷器时要仔细观察,从器物的胎,釉,造型,底足,成形工艺等方面综合分析和判断。

总之,宋代御窑钧瓷除色彩神奇之外,特别是其中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在我国陶瓷史上,彻底改变了以往只有高温青釉和黑釉的局面,为元、明、清三代景德镇鲜红釉的高度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它精湛高超的工艺、优美典雅的造型,色彩神奇的釉色,堪称一代精品。后世各朝代及现代的仿制品,都无法仿制出这种精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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