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原始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瓷器的原始阶段。原始瓷由高岭土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胎体烧结后呈灰白色或褐色，击之可发出清脆之声。表面施釉，富有光泽，釉色多呈青灰、青黄或青绿色。近年中国科学研究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和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等战国窑址出土的瓷器标本进行系统测试分析，结果证明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瓷器烧成温度竟高达1290℃，冯家山、亭子桥窑址出土瓷器的烧成温度也分别达到1290℃和1260C。理化指标已与东汉以后的成熟瓷器极为接近，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我国青釉瓷器的起源与青釉原始瓷的命名问题的热烈讨论。但总体而言，与东汉以后的青釉瓷器相比，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瓷器的烧成温度仍然相对偏低，胎体尚未完全烧结，吸水率较高，釉层薄而容易剥落，应属于生产的早期阶段。
镇江扬中永鑫堂藏春秋德清窑青釉原始瓷罐，高27厘米，口径22.5厘米，底径21厘米。翻唇，溜肩，圆腹，平底。肩部饰对称条形装饰假系，腹部拍印由上下数道对称弧线组成的纹饰，纹饰较为粗放。内外施釉，釉层较薄，釉色青中泛黄。此件与镇江丹阳皇塘公社大庄大队春秋墓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罐造型雷同。后者高26.5厘米、口径23.3厘米、底径20.8厘米，翻唇，溜肩，圆腹，平底;器内螺旋纹，肩部饰对称条形装饰假系及水波纹，腹部饰米筛纹;胎灰色，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
这两件春秋时期青釉原始瓷罐与浙江德清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相比较，其胎土都为灰白或略显黄色，成型工艺为泥条盘筑法，釉色青中泛黄，釉层较均匀，内外施满釉。在德清县火烧山原始瓷窑址中也发现有同类产品，以及窑址器物上常见的“S”形附加堆纹与“U”形绹纹系耳;卣、罐类拍印的勾连双勾线“S”形纹、对称弧形纹等。火烧山原始青釉瓷窑址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釉瓷的古窑遗址。产品主要有碗、盘、罐、水盂、钵、盖等，也有仿青铜礼器的卣、鼎、簋等。装饰采用堆贴、刻划、拍印等技法。施釉用浸釉法，器物除外底无釉外其余部位均施釉，釉色呈青绿、青灰、青黄色。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的良渚文化就进入宁镇地区，如镇江谏壁烟袋山遗址出土的器物都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可见当时镇江已与浙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春秋时期镇江水路交通发达，著名的丹徒水道在春秋时已存在了。镇江出土的原始青釉瓷一直以来对它的产地都没有定论，通过对浙江衢州、义乌、德清等地墓葬以及德清火烧山窑址所出土的原始青釉瓷的比较，认为其产地来自于浙江宁绍地区、德清等地。浙江省宁绍地区的原始瓷窑大部分分布于曹娥江中游两岸山脚下，德清窑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它借助交通条件，从水道载运而来。担负了吴越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促进了镇江经济文化的发展。
taoci52.com延伸阅读
东晋洪州窑青釉点彩四系带盖瓷罐
洪州窑位于江西省丰城市，始烧于东汉晚期，东晋、南朝进入兴盛期，唐代中期达到鼎盛，至晚唐、五代逐渐衰落。
东晋时期，洪州窑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钵、罐、鸡首壶、盘口壶、唾壶、香薰等。这一时期洪州窑生产的瓷器以青釉和青褐釉为主，釉层均匀透明，玻璃质感强；纹饰简朴，图案布局规整，繁而不乱。此时点彩被广泛应用，点彩的出现和应用，突破了以往瓷器以拍印、刻划等为主的传统装饰技法，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思路，对提高瓷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镇江域内东晋墓也曾出土为数不少的洪州窑瓷器，有青釉碗、盘、香薰、钵、青釉褐彩带盖四系罐等。出土瓷器胎质较粗糙，胎色有浅灰、灰白、灰黄色，釉色多青黄色，釉面开冰裂纹。装饰简朴，器物多素面或弦纹，有的器物饰褐色点彩，口沿褐彩排列整齐细密。如这件象山园艺场M2东晋墓出土的洪州窑青釉点彩四系带盖瓷罐（见图），通高9、口径10.8、底径8.3厘米；覆钵形盖，环形钮。器平唇，扁鼓腹，平底，肩设对称四环形系。以盖钮为起点，匀称的分布五条褐彩线，褐斑呈圆块状，粗大稀疏，釉色由深入浅。胎浅灰白色，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脱落。
瓷器欣赏—原始青釉夔龙提梁壶
直口斜肩，施青釉，扁圆腹，下有三兽首足。腹背有夔龙提梁，肩部一端贴兽首形流，流为浅孔，与器腹不通，纯作装饰，另一端贴饰一兽尾与之对应。圆形顶盖子口，半圆形钮，周围饰有两周“S”形纹。口沿至肩部划有重复的水波纹，其间以五道弦纹相隔。纹样繁而不乱，整体造型美观，工艺精巧，仿同形铜器，形象逼真。
原始青釉夔龙提梁壶
真正成熟的青瓷于东汉晚期出现。这种青瓷首先发现于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青瓷通体施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强，胎釉结合紧密而牢固。常见器形有碗、盏、盘、罐、钵、盆、洗、壶、钟、瓿等。装饰以弦纹、水波纹为主，也有贴印铺首等。到了三国时期青瓷胎质更坚硬，呈淡灰色，釉层更均匀，胎釉结合更密，纹饰更丰富。常见纹饰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和耳面印叶脉纹、斜方格纹等。在器形方面，此时出现了如鸡头壶、虎子、羊形插座、蛙形水盂等。西晋虽然时间不长，但青瓷发展却很迅速。表现在：瓷器质量明显提高，瓷胎比以前稍厚，器物造型稳重大方，偏于矮胖；胎色较深，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装饰趋于繁复，常见纹饰有铺首、弦纹、斜方格纹、联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以及龙头、虎首、熊形、狮形装饰的器足。东晋中期以后，青瓷的生产趋于普及，陶瓷的造型随之趋向简朴、装饰也大大减少。纹饰以弦纹为主。东晋晚期出现了莲瓣，并迅速盛行。
东晋德清窑褐釉鸡首壶
镇江处于长江与大运河两条水道的交汇处，自古以来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六朝时期，已开凿了京口河道，使原有的丹徒水道东通吴会，北接大江，东入海。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使其发展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转之地。
德清窑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以生产黑瓷为主，兼烧青瓷。黑瓷的胎多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据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德清的火烧山、亭址桥等发现了西周到战国的大量的原始瓷窑，证明这一带是中国原始瓷主要发源地和制瓷中心。
东晋时期出土的德清窑瓷器不多，常见器物有壶、罐、盘等。镇江市阳彭山东晋墓出土的1件褐釉鸡首壶（图1），高17、口径7、底径11厘米。浅盘口，口微侈，细颈，溜肩，鼓腹，平底（图2）。肩部设对称的桥形系，一端塑鸡首，引颈高冠，对称处为把手，上端衔接盘口，下端贴于上腹。全器施褐釉，釉层光亮。德清窑的褐釉瓷打破了以往青釉单调的格局，以黑色如漆，釉光闪亮，受到人们的青睐。鸡首壶于三国吴晚期出现，鸡头为实心，无颈，在对称处堆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高，鸡头为空心，无颈变有颈，且细颈高冠，对称处饰一把手。
鸡首壶一名是现代人的叫法，东晋时这种器物不叫鸡首壶。1972年在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1件鸡首壶，器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得知此器东晋时称“罂”。罂在汉时已有，王充《论衡·遣告》：“酿酒于罂，烹肉于鼎。”说明鸡首壶为酒器。
追寻中国瓷器的源头:从德清窑原始瓷说起
德清窑，在今浙江省德清县，故名。窑址在德清县境内已发现几十处之多，是以黑瓷与青瓷兼烧，以青瓷为主而以黑瓷闻名的古窑场。是浙江地区最早发现黑瓷产地之一。烧造历史较长，上溯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才停烧，影响很大。
地区最早发现黑瓷产地之一。烧造历史较长，上溯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才停烧，影响很大。
品种：所烧黑瓷和青瓷，造型大体相同。产品有碗、碟、盘、耳杯、盘口壶、鸡头壶、唾壶、虎子、香炉、罐、盒、灯和盏托等，造型风格与婺州窑、越窑相似。特色产品有直筒形小盖罐、扁圆形盖盒和茶盏、浅盘形盏托配套的新型茶具等。为其它同期瓷窑少见。造型风格与越窑相似。
胎土：黑瓷胎中铁、钛含量较高，普遍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青瓷胎一般呈深浅不一的灰色或紫红色。胎体外普遍施有化装土。
釉质：黑瓷釉色精者色黑如漆、釉层较厚、釉面滋润；粗者釉色呈黑褐或黄褐色。青瓷釉色有青绿、青黄、和豆青色，釉色较深，有较好的光泽。
装饰：装饰简单，黑瓷仅在器物口沿或肩腹部划几道弦纹，青瓷一般只饰几点褐彩。
那么怎么去确定其的价值观跟研究价值呢？
第一：看其窑口，是官窑、名窑还是民窑；
第二：看其年代，是高古瓷还是宋元瓷还是明清瓷；
第三：看其制造工艺，除了本质上的工艺之外，是否有为了美观而加工的工艺；
第四：看其文化底薪及其传承历史；
第五：目前市场对其的认知程度，以及近期的一些市场走向。
寿州窑青釉贴塑罐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见图)，高22.5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9.5厘米，1982年安徽寿县出土。
此罐直领，平沿，圆肩，鼓腹，平底。肩上置八个系，其中四个为桥形系，四个为双股泥条形系(有残缺)，对称交错分布，很有特色。罐体施青黄色釉，釉面不匀，有明显的流淌现象，下腹部呈现数道蜡泪痕，积釉处呈深暗的窑变色，尤以腹部两道凸弦纹积釉最多，已近黑褐色。罐身以两道凸弦纹分割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各部分皆有大量贴塑图案。其中上部饰莲蓬纹、朵花纹;中部贴犬、虎等动物纹饰，间以莲蓬纹交替;下部饰覆莲座、菩提、花草等纹样。从这些纹饰的制作方法看，应当是采用模印贴花的装饰手法，即将模印好的纹样图案贴于胎体，再施釉烧成。工艺流程是较为复杂的，而这样的贴塑，加之别致的肩部八系与腹部二道凸弦纹，使得整个器型突显强烈的立体感，为早期寿州窑中的极品。
另值得注意的是，该罐的贴塑纹饰有浓郁的佛教元素，如菩提、覆莲座以及莲蓬果都与佛教息息相关，这些纹样让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笔者认为，此罐的用途极有可能与宗教仪式有关。而这样的贴塑纹饰风格又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宗教瓷器，如宋元时期，江西、安徽一带大量存在的“魂瓶”(又称“日月瓶”、“龙虎瓶”、“谷仓罐”)，其肩部就大多堆塑有龙虎、日月、蛇鸟等纹样。
寿州窑位于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窑镇，是隋唐时期知名窑口之一。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即有对寿州窑的记载：“寿州瓷黄，茶色紫。”就是说：寿州窑生产的茶具是黄色的，泡出来的茶是紫色的。从窑口和各地出土的寿州窑瓷器看，确实以黄釉瓷器居多，兼有青釉、黑釉瓷器。其主要产品隋代以盘口壶、大罐、碗盘等较多，唐代则以碗盏、执壶(注子)、瓷枕等最为多见，而近年又出土了北宋“大中祥符”铭文字样的瓷枕，这又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寿州窑制瓷的下限至少延迟到北宋中期。
关于寿州窑的创烧时间，近年来学界研究认为，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在郡县侨置的大背景下，南迁的侨民带来了先进的制瓷生产技术，推动了淮河流域制瓷业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寿州窑的创烧时间很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从器型风格看，应早于隋代，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品。
不过之前的著录中多称其年代为南朝，笔者认为不确切。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与1982年山东淄博出土的一件青釉贴塑莲花尊风格十分相近，尤其是腹部的贴塑花卉纹饰几乎完全一样，器型具有浓郁的北方造型特点，应该不是南朝，而是北朝的产品。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执壶鉴赏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最悠久的民窑窑系之一，从初唐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1400年的历史，以生活用瓷为主,比如酒壶和茶壶居多。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高19.1cm；口径9.3cm；底径9.8cm， 该壶喇叭口，直颈，溜肩，弓形柄，多棱短流，瓜棱形腹，平底。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用褐绿彩绘一站立于花草旁的凤鸟。凤鸟昂首挺胸，羽翼收敛，凤尾高立，似在驻足倾听，又似在认真觅食。长沙窑的画工画风多变，画出的凤鸟亦姿态多样，有动有静。还有在器物上画出凤鸟后，在旁标注“飞凤”。而此壶画的凤鸟较为简单。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居百鸟之首，寓意祥瑞。雄为凤,雌为凰。《尔雅•释鸟》中写道：“凤，其雌皇。”西晋郭璞注曰：“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鱼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从石器时代开始，凤凰纹饰（包含各种变体凤纹）便出现在各类器物上，彩陶、玉器、砖瓦、青铜器等，而作为绘画素材的大量应用，应始于唐代。长沙窑瓷器乃其中集大成者。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高17.7cm，口径9.8cm，底径10.9cm，壶喇叭口，长直颈，曲柄，多棱短流，四瓣瓜棱形深腹，平底。通体施青釉不及底，留下红绿彩绘一飞鸟飞冲入花丛状。画工抓住了鸟的画师们善于抓住这些动物们瞬间的生动之姿态，寥寥数笔，刻划形体特征、动作习性，对动物们各部分的描绘都非常准确，画出了传神之态。长沙窑壶上的这些绘画作品取材于生活，集合写实性与写意性，生动而具体，反映出唐代花鸟绘画技术的成熟。
此壶画面中的鸟及花草的轮廓表现为红彩。长沙窑的铜红彩并不多见，因为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若铜在还原（即氧气供应不充分）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呈现为红彩。长沙窑的窑工尚未完全掌握这项技术，出现红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长沙窑的红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瓷器上的铜红彩。
邓窑“吴牛喘月”纹青釉碗残片探析
笔者从邓州市收藏家协会收藏的残器瓷片中，捡选两件邓窑“吴牛喘月”纹青绿釉碗残片，探析如下：
“吴牛喘月”纹碗残片鉴赏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1），口径18.5、高6.8、底足径5.5、足高0.8、足厚0.5厘米。碗唇口，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一朵卷云纹上刻一轮不规整的圆月高挂天空；云纹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圈足露胎，胎质疏松。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2）。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3），口径15.3、高5.3、底足径6.3、足高0.8、足厚0.8厘米。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胎质疏松。半折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条带纹上为一半月高挂，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跪地，抬头仰望明月。刻花刀法娴熟干练，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4）。
“吴牛喘月”，北宋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卷四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意思是说，吴地炎热的时间较长，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害怕得喘起气来。后比喻因疑心而害怕，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形容天气十分酷热。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曾作《丁都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画为心声。金朝工匠将江淮的“吴牛”纹样描绘在餐具瓷碗表面，反映了金人统治下汉族匠人不堪压迫的一种心态，影射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金代铜镜铸“吴牛喘月”纹样，屡见不鲜。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金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图5、6）。碗口径21.3、高7.6、足径6厘米。
“吴牛喘月”纹碗底足比对差异
玉看皮，瓷看底。以邓窑两件纹碗底足残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纹碗底足比对有差异，一是邓窑纹碗底足比院藏纹碗底足厚；二是院藏纹碗底足与邓窑纹碗底足规整。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公告第95号·耀州瓷：“唐和五代时，耀州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三是邓窑纹碗残片露胎，灰白色，应为金朝古穰城西郊邓窑仿烧耀州窑系胎质特征。
大家知道，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图7）宋代耀州窑刻、印花装饰对同时期其他窑业影响极广，宋时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窑，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都烧制与耀州青釉刻、印花装饰风格相类的产品，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邓州团结路（宋金古穰城西郊）新出土大量的瓷器、残片，旁证古邓州窑（内乡窑）属耀州窑瓷系列之一。
“吴牛喘月”纹碗出土佐证榷场
出土残件，佐证正史。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与金书面达成《绍兴和议》：“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图8）。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所谓“宋金榷场贸易”：“榷”，专利、专卖。“榷场”，泛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史·食货志》载：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市）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境内）、寿州（今安徽寿县）、蔡州（今河南上蔡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巩州（今甘肃陇西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等地置立榷场。“宋金议和”，南宋对金称臣，割唐、邓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以邓州以西40里和邓州以南40里为界（今构林镇柳枫渠以北），邓州曾三设榷场，与南宋互市（图9）。赵构讳“构”字，改“横林镇”。
“吴牛喘月”纹碗待考宋金元邓州窑
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建设中，从两边下水道5至7米以下出土约3大卡车、数万计宋、金、元残器瓷片（图10），现已初步确认，宋、金、元古邓州西郊窑址面2.4万平方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2017年10月9日，莅邓探访邓瓷的“大国工匠”汝瓷大师朱文立：“邓州出土的邓青瓷，从刻花、胎釉、工艺比临汝窑深带黄的青瓷精美，与耀州窑青瓷比肩，可佐证南宋叶寘以秉笔做权衡之器者。”10月31日，80高龄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王莉英应朱文立之邀，莅邓鉴赏邓青瓷后：“邓州青瓷与耀州青瓷媲美，对邓州邓窑邓青瓷要深入研究。”2017年11月上旬，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古考研究所所长孙新民率考古专家郭木森、赵宏、王正龙，应邓州收藏家协会之邀，专程考察邓州团结路（北宋古穰城西郊）出土的瓷器（图11）、残器残片及匣钵、素胎器、胎料、釉料、支钉垫圈、火照、人首模具等窑具。专家认为“不应排除邓州团结路是宋、金、元时期古窑遗址或兼融瓷器交易集散地遗址的可能，但必须考古发掘后定论。”
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
龙泉窑是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一般认为创烧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代，明清时期继续烧造，产品以青釉瓷器占绝大多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贴塑等。本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典型产品——青釉双鱼纹洗。
这件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图1），高3.7、口径13.3、底径6厘米。洗作折沿，弧腹，圈足，胎体较为厚重。器身内外均施青釉，釉层釉厚，釉面有开片。洗的外壁（图2）塑一周细密的菊瓣纹，内底（图3）模塑两条相向环绕畅游的小鱼。
青釉双鱼纹洗是龙泉窑一种常见的品种，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卷十九中列举笔洗时，就已提到“以粉青纹片朗者为贵，古龙泉有双鱼洗、有菊瓣洗”。民国时期许之衡的陶瓷名著《饮流斋说瓷》中也说：“洗也者，在古时以之属盆，双鱼洗之类是也。”说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双鱼洗”已是被收藏界追捧的名品。《饮流斋说瓷》接着又说：“浣笔之器，浅者曰洗，深者曰盂。”这是说“洗”的用途，是文房中的“浣笔用具”。古人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以毛笔蘸墨书写，用完后须洗笔，洗就是一种盛水洗笔的用具。
双鱼纹作为洗内底的装饰，至少起源于汉代，汉代就已有双鱼纹铜洗。1956年，安徽合肥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瓷双鱼纹洗。早期的这类双鱼纹铜洗或瓷洗，器腹较深，应该是作为盥洗用具。宋代以后，好古之风盛行，北宋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中都着重介绍过汉代的双鱼洗。两宋文人注重文房雅玩，文房用具特别丰富，也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这种有仿古风味的双鱼笔洗便流行于宋元时期，南宋景德镇窑也生产有青白釉印花双鱼纹洗。另外，鱼纹也是古代的吉祥纹样，“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无论是作为盥洗用具还是浣笔用具，洗都是用于盛水，鱼与水总是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在洗的底部装饰鱼纹，盛水使用时，好似鱼儿在水中游嬉，平添了不少雅趣。
腹部外壁装饰菊瓣纹也是龙泉窑很具代表性的纹样之一，这种装饰风格出现于南宋后期，整个元代都相当流行。除了青釉洗之外，宋元时期龙泉窑还有一类深腹、小圈足青釉碗和一类浅腹青釉盘的外壁也常见装饰这种环绕一周的菊瓣纹。
最后，讨论一下这类龙泉窑模塑双鱼纹洗的年代。很多人认为它们属于南宋，但从出土材料看，龙泉窑双鱼纹洗的流行年代主要还是在元代，有几个重要的纪年墓材料可供参考：1.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元贞二年（1296）张弘略墓出土的多件龙泉窑双鱼纹洗。2.陕西省西安市元至元三年（1337）刘达墓出土的数件龙泉窑双鱼纹洗。这两处元代纪年墓葬中都有多件双鱼纹洗出土，说明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也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