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巴利瓷砖。
辽代陶瓷外廓粗犷，线条硬朗，刻划生动。釉色或是白中泛青、白中泛黄，或是芳草碧绿，或是漆黑如墨，或三色交陈，又如鳝鱼之黄，素妆淡雅而又不失古拙大体，极具特色。各种形制、釉色各异的鸡冠壶，最能代表马背民族传统。浑圆的底座，璇削而有旋纹的内底，逐渐向上延伸而渐次丰满的腹部，略微娇小突出而圆润的口部，再配以不同的釉色，搭配不同的装饰技法，就使得鸡冠壶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内涵：宛如静中之处子、乖张之酒客；雕塑骑猴造型的鸡冠壶令人想到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禁心驰神往，自然而然有触摸器物的冲动。还有黄釉或绿釉的凤首瓶，造型很像一只引颈高歌的凤鸟，这种造型最早流行于西域诸国，唐时称为“胡瓶”，辽代凤首瓶可能是二者的结合体，杯式口，细长颈，在口颈相交处有一凤首，肩部一般均刻划弦纹两道。
辽代陶瓷最具特色的还是各种形制的三彩器，虽不同于唐三彩水墨画般的泼洒自然和随意，但具有自己的特色，黄白绿三色交映，绿的发翠，白的素雅，黄的轻柔，配以各种花卉图案，可谓相得益彰，宛若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山水，不禁令人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的草原景象。
金是继辽以后，在北方建立的以女真贵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相继颠覆辽和北宋政权的同时，北宋中原地区以及辽的瓷器烧造工艺大多被继承，同时对于北宋、辽代文化都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界对于金代瓷器的讨论比之辽瓷寥若晨星，其原因有二：一是金代纪年器物材料相对较少；二是由于研究的不深入，常常把金代瓷器划归宋或元。
根据现有的发掘材料可以看出，金代陶瓷基本延续北宋旧制，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例如北宋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金代中原地区创烧的用于墓葬的红绿彩瓷。相对于北宋来说，金代的瓷器装饰总体上趋于简化，早期作品大都比较草率。女真政权入主中原以后，陶瓷装饰在继承北宋一些名窑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点。辽代习见的鸡冠壶在金代就已经绝迹了，开始大范围的流行系流壶、系耳罐。虎形枕开始多见。在装烧工艺上，普遍采用了砂圈叠烧法。印或刻的缠枝、折枝牡丹等花卉纹饰大量流行。
历史的尘烟随风远去，只留下冰洁而孤独的器物任后人品评。下面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金瓷器择其精品加以介绍。
辽绿釉贴花扁身鸡冠壶高29.5厘米、腹长18.8厘米、腹宽12.2厘米。红色陶胎，胎质细腻，施化妆土。扁身，管口缺失盖，卧足，修足不规整。上有马鞍状双穿，便于穿系(图1)。
辽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高37.8厘米、腹长17.2厘米、腹宽15.5厘米。红色陶胎，施化妆土。管状唇口，皮环状高提梁呈多折角形。扁圆腹，最大腹径在下腹部，圈足。通体施乳白釉，器身部分脱釉。器身贴塑皮条皮扣状装饰，皮条皮扣皆施以绿釉，与皮制皮囊壶相似。器形端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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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北洋军阀时期总统用瓷
民国“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
民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只有16年(1912年至1928年)，但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斗，军阀派系林立，这一时期历史复杂，连年战乱。总统(或相当于总统)变换了7个，总理更是达30多个。正式总统有5位，他们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而段祺瑞是临时执政，张作霖是军政府大元帅。5位总统中有3位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他们是袁世凯、徐世昌和曹锟。民国时天津地理位置特殊，有民国时5位总统的寓所，直至他们下野去世，因此，天津收藏了一批可信度极高的民国初期的总统用瓷。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民国总统瓷的研究集中在“洪宪瓷”上，忽视了对其他总统瓷的研究。因此，理清这段瓷业产品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天津博物馆藏品为例，对民国总统用瓷进行一下梳理。
袁世凯用瓷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1912年2月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6年元旦称帝，改用“洪宪”纪年。为了称帝，袁世凯派陶务监督官郭世五(郭葆昌)去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这就是“洪宪瓷”。
2005年出版的叶佩兰《中国彩瓷》一书认为真正的“居仁堂制”款瓷器有三种：一是郭葆昌监制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底有红彩书“居仁堂制”款极为规整，犹如一方章;二是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云龙纹赏瓶;三是北京故宫所藏一套青花篆书款“居仁堂制”款里青花天河配图外粉彩开光人物图餐盘，13种118件。此套餐具据说是袁世凯亲戚的婚庆用品，共做了三套。馆也藏有一件“居仁堂制”款里青花外天河配图外白釉盘，应是烧造此种餐具的半成品。
天津博物馆藏191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公府庶务司给黎元洪呈送的存储重要物品数目缮单记载有“居仁堂制”天蓝饕餮花觚两件、“居仁堂制”红白碧桃天球并(瓶)一件、“居仁堂制”天兰龙泉窑觯并(瓶)一件、“居仁堂制”素龙泉觯并(瓶)八件、“居仁堂制”天兰釉觯式并(瓶)一件等。
天津博物馆就藏有民国“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两件(图1)，高32.8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5厘米，仿古代青铜器中酒器觚的造型。通体施天青釉，色泽天蓝，这是“洪宪瓷”最初仿宋代汝窑的品种。其与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书中论述的“‘洪宪’瓷起初拟摹宋代‘汝窑’青瓷烧制……因忌讳衰亡之君的瓷作，另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世制瓷为样”相一致。两者釉色相近，造型和纹饰相同。上半部为素面，腹部和腹部以下有印花装饰，分别为连珠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底施白釉，底心有“居仁堂制”四字双行青花篆书方款。四字篆文互有增省，排列规整。
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
天津博物馆另藏有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图2)，高2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7.5厘米。白釉地上粉彩绘仙人祝寿图，外底红彩方框内有“居仁堂制”四字红彩篆书款，笔道纤细、流畅，以田字形布局，工整美观。此种题款与北京故宫收藏的郭葆昌家属新中国成立前捐献的“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题款是一致的。天津博物馆藏的瓷瓶小巧精致，胎薄体轻，它是1963年由天津著名实业家杨健蓭捐赠的，据报载，杨先生还曾送给棋圣聂卫平一套“洪宪”玛瑙围棋。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他收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是比较可信的。
徐世昌用瓷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祖籍浙江鄞县，后迁直隶天津。1918年10月，徐任民国北洋政府第四任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所逼辞职。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款，“静远”二字取自成语“宁静致远”。
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山水人物图瓶
天津博物馆藏有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山水人物图瓶(图3)，高33.1厘米，口径6.6厘米，足径9.5厘米。通体施白釉，瓶体墨彩绘通景的山水人物图。高山突兀，树木葱茏，小桥流水，携琴访友，山路弯弯，草堂楼阁，若隐若现，意境深远，好似一幅完整的水墨山水人物图卷。在浑圆的瓶身上绘出如此好的山水画，首尾衔接自然，并经炉火烧制成功，体现了瓷绘艺人高超的制作水平。瓶外底心红方框内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图4)，高35厘米，口径8.4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5厘米。瓶体粉彩绘麻姑献寿图，有仙鹿、花车，还有身穿红袍的王母娘娘。花车上放满了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仙子采的鲜花，旁边麻姑抱着一坛灵芝酒在向王母祝寿。瓶外底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八吉祥纹瓶一对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八吉祥纹瓶一对(图5)，高23.3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4厘米，足径4.3厘米。通体粉彩绘八吉祥纹。底部红彩篆书“静远堂制”款，这对瓶为莲托八吉祥纹。
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原馆长云希正介绍，天津博物馆共藏有6件“静远堂制”款瓷器，其中4件来自天津市文化局。1958年天津市开展“工业抗旱”运动，徐世昌、徐世章的后人在新华区政府动员下，踊跃将自家收藏捐献给国家，上述4件“静远堂制”款粉彩瓷器就来源于此。还有两件藏品是20世纪60年代初购于天津市文物公司艺林阁。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
旅顺博物馆专题文物图录《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该书从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众多陶瓷器中遴选了169件精品文物，按照年代顺序选录。所选陶瓷器涵盖国内诸多窑址的产品，部分窑属自成体系，如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黑白瓷、景德镇窑彩瓷以及出产于吉州窑与建窑的黑釉瓷等。
书中收录的瓷器以越窑瓷器时代最早，其中东晋“青釉褐彩文字罐”釉面光亮，口沿饰四组褐色斑点，肩部以褐彩楷书“作此著枺者自用之也矣”字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收录的青花瓷器艺术特色鲜明，时代特征明显。唐代“鲁山窑花斑釉双系罐”内外均施釉不到底，釉呈月白色，釉面随意点绘蓝彩花斑釉装饰，自然流淌，据考证这种蓝彩应属于唐青花，实属国内少见。青花瓷在唐代巩县窑烧制成功以后，经过宋元，在明代大放异彩，书中收录的“永乐青花锦纹蒜头口双耳扁壶”、“永乐青花插枝莲大盘”及“宣德青花缠枝纹菱花口大盘”均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土矿，青花呈现出宝石蓝般美丽的色泽，并出现深入胎骨的黑锈斑点，其受人喜爱的程度可从后世不断追仿中得到证明。
本书还首次展示了馆藏四件明代漳州窑外销瓷，釉薄、呈色稳定，色彩极其绚丽。此外，图录中的陶瓷器还包括相当比重的景德镇官窑彩瓷，如馆藏康雍乾三代的青花、斗彩、素三彩等颜色釉瓷。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收录的陶瓷器所涵工艺类别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将对文博界同仁及陶瓷收藏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
旅顺博物馆专题文物图录《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该书从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众多陶瓷器中遴选了169件精品文物，按照年代顺序选录。所选陶瓷器涵盖国内诸多窑址的产品，部分窑属自成体系，如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黑白瓷、景德镇窑彩瓷以及出产于吉州窑与建窑的黑釉瓷等。
书中收录的瓷器以越窑瓷器时代最早，其中东晋“青釉褐彩文字罐”釉面光亮，口沿饰四组褐色斑点，肩部以褐彩楷书“作此著枺者自用之也矣”字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收录的青花瓷器艺术特色鲜明，时代特征明显。唐代“鲁山窑花斑釉双系罐”内外均施釉不到底，釉呈月白色，釉面随意点绘蓝彩花斑釉装饰，自然流淌，据考证这种蓝彩应属于唐青花，实属国内少见。青花瓷在唐代巩县窑烧制成功以后，经过宋元，在明代大放异彩，书中收录的“永乐青花锦纹蒜头口双耳扁壶”、“永乐青花插枝莲大盘”及“宣德青花缠枝纹菱花口大盘”均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土矿，青花呈现出宝石蓝般美丽的色泽，并出现深入胎骨的黑锈斑点，其受人喜爱的程度可从后世不断追仿中得到证明。
本书还首次展示了馆藏四件明代漳州窑外销瓷，釉薄、呈色稳定，色彩极其绚丽。此外，图录中的陶瓷器还包括相当比重的景德镇官窑彩瓷，如馆藏康雍乾三代的青花、斗彩、素三彩等颜色釉瓷。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收录的陶瓷器所涵工艺类别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将对文博界同仁及陶瓷收藏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