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是什么。
越窑青釉堆塑鸟纹复口罐复口，外口宽大，呈斜直撇口状；内口直立，平沿，内、外口之间形成凹槽，槽底有两道细弦纹。钵形盖，覆扣于内口之上。束颈，圆肩，鼓腹，腹下斜内收，平底内凹，肩饰三道弦纹，并贴塑四个模制鸟形系。鸟形系面向罐体，勾首曲颈，圆目竖冠，展翅张尾，喙啄于罐肩，爪抓于罐腹，呈惊飞状，造型写实生动，极富动感。四系间各贴塑一铺首衔环。通体施满釉，釉面肥润。器底露胎，胎色乳红，质细密。
越窑青釉堆塑鸟纹复口罐鸟纹铺首装饰，这种瓷器纹饰仅见此例。青瓷器形制规整，在口沿边、槽底、肩、腹等处均饰细弦纹，口沿上的平面棱角分明，制作精细，四个小铺首仍保留汉代遗风，施釉均匀，代表了当时越窑瓷器高超的烧造水平。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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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釉堆塑谷仓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46.4cm，腹径29.1cm，底径16cm
生产时代： 三国
生产窑口或产地： 其它窑口
品种： 青瓷
陶瓷造型： 其它陶瓷造型
说 明： 三国时期 此谷仓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其胎体呈灰白色，通体施青釉，釉面不甚匀净。
谷仓上半部堆塑多种饰物：有三层崇楼居中，一层两侧各有一条狗把门，楼檐之上有栖息的鸟和觅食的老鼠。崇楼两侧各立一亭阙，阙下有八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乐曲。谷仓顶部堆塑五只相连的罐子，大罐居中，一鼠正从罐口爬出。四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围簇拥着引颈觅食的雀鸟。谷仓的下半部为一完整的青瓷罐形，罐肩部塑贴一龟驮碑，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24字。龟之周围塑贴人物及鹿、猪、龟、鱼等动物，其间还夹杂刻划狗、鱼、龙等纹饰，另有 “飞”、“鹿”、“句”、“五种”等字样。
寿州窑青釉贴塑罐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见图)，高22.5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9.5厘米，1982年安徽寿县出土。
此罐直领，平沿，圆肩，鼓腹，平底。肩上置八个系，其中四个为桥形系，四个为双股泥条形系(有残缺)，对称交错分布，很有特色。罐体施青黄色釉，釉面不匀，有明显的流淌现象，下腹部呈现数道蜡泪痕，积釉处呈深暗的窑变色，尤以腹部两道凸弦纹积釉最多，已近黑褐色。罐身以两道凸弦纹分割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各部分皆有大量贴塑图案。其中上部饰莲蓬纹、朵花纹;中部贴犬、虎等动物纹饰，间以莲蓬纹交替;下部饰覆莲座、菩提、花草等纹样。从这些纹饰的制作方法看，应当是采用模印贴花的装饰手法，即将模印好的纹样图案贴于胎体，再施釉烧成。工艺流程是较为复杂的，而这样的贴塑，加之别致的肩部八系与腹部二道凸弦纹，使得整个器型突显强烈的立体感，为早期寿州窑中的极品。
另值得注意的是，该罐的贴塑纹饰有浓郁的佛教元素，如菩提、覆莲座以及莲蓬果都与佛教息息相关，这些纹样让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笔者认为，此罐的用途极有可能与宗教仪式有关。而这样的贴塑纹饰风格又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宗教瓷器，如宋元时期，江西、安徽一带大量存在的“魂瓶”(又称“日月瓶”、“龙虎瓶”、“谷仓罐”)，其肩部就大多堆塑有龙虎、日月、蛇鸟等纹样。
寿州窑位于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窑镇，是隋唐时期知名窑口之一。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即有对寿州窑的记载：“寿州瓷黄，茶色紫。”就是说：寿州窑生产的茶具是黄色的，泡出来的茶是紫色的。从窑口和各地出土的寿州窑瓷器看，确实以黄釉瓷器居多，兼有青釉、黑釉瓷器。其主要产品隋代以盘口壶、大罐、碗盘等较多，唐代则以碗盏、执壶(注子)、瓷枕等最为多见，而近年又出土了北宋“大中祥符”铭文字样的瓷枕，这又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寿州窑制瓷的下限至少延迟到北宋中期。
关于寿州窑的创烧时间，近年来学界研究认为，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在郡县侨置的大背景下，南迁的侨民带来了先进的制瓷生产技术，推动了淮河流域制瓷业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寿州窑的创烧时间很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从器型风格看，应早于隋代，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品。
不过之前的著录中多称其年代为南朝，笔者认为不确切。这件寿州窑青釉贴塑罐与1982年山东淄博出土的一件青釉贴塑莲花尊风格十分相近，尤其是腹部的贴塑花卉纹饰几乎完全一样，器型具有浓郁的北方造型特点，应该不是南朝，而是北朝的产品。
名瓷欣赏—越窑青釉绳索纹罐
越窑青釉绳索纹罐 东汉
圆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堆塑交错排列的绳索纹样。通施青釉，釉面光润，胎釉结合紧密，瓷化程度已接近于现代瓷器水平。它是东汉晚期瓷器由原始瓷向近代瓷器过渡的一个标志。
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粘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葫、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算簋、酹、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陶瓷日用品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素三彩堆塑芦雁纹罐(明)
泰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从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素三彩堆塑雁纹瓷罐，这件三彩罐高15.1厘米，口径7.l厘米，底径9.2厘米，唇口微外翻，短直颈，鼓腹，下腹渐收，近底处稍外撇，平底，细白胎，腹部有一圈胎接痕，最大半径偏于上部，显得圆润丰满。罐内部施白釉，外部满刷草绿色釉，罐身堆塑黄、紫、白三色釉装饰的芦雁、云彩、莲花等图案。从造型、胎接工艺及纹饰分析，应为明代中晚期景德镇的产品。
1983年11月，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泰州见到这件素三彩罐，认为“一般素三彩为平面、刻画，这是堆画，出土完整，较为难得。这种罐国外有些，故宫博物院有几件，其他地方可能没有”。
该素三彩罐上运用的绿、黄、紫、白四种色彩颇有新意而又恰到好处，在满施草绿色釉的罐肩及近底处饰黄色如意云，营造了一种仙境的感觉，腹部的芦苇迎风摇摆，黄色的芦花像硕大的谷穗，几只芦雁在天空和芦苇丛中，呈现出飞翔、鸣叫、歇宿、啄食四种不同的形态，生动而形象。“芦雁”谐音“路安”，寓意为一路平安，是祝愿死者往另一世界的路上能够一路平安。罐中间饰有莲花图案，莲花是佛教的圣花，象征西方净土。阅读整个画面，当是陶瓷艺人希望这件素三彩罐子能陪着死者的灵魂，一路平安去往西方净土，到达极乐世界。
这件器物上所有的图案花纹皆高出表面，有较强的立体感。在主题花纹“芦雁”图案堆画的七只大雁里，各具情态，飞的雁展翅飞翔，鸣的雁引颈长鸣，宿的雁头嘴后弯藏进翅膀安然入睡，食的雁或张口或低头觅食，生动形象，展示了非凡的装饰工艺水平。特别是罐上堆塑(堆贴)花纹图案，采用了两种堆贴的方法。一是常见的贴花方法，即用泥条捏塑成花形，粘贴在器物表面，经过修刻成为图案；一是采用了在泰州同时期墓葬出土的法华器上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堆塑贴花的方法。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认为这件器物对于研究明代素三彩是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明素三彩堆塑芦雁纹罐赏析
泰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从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素三彩堆塑雁纹瓷罐，这件三彩罐高15.1厘米，口径7.l厘米，底径9.2厘米，唇口微外翻，短直颈，鼓腹，下腹渐收，近底处稍外撇，平底，细白胎，腹部有一圈胎接痕，最大半径偏于上部，显得圆润丰满。罐内部施白釉，外部满刷草绿色釉，罐身堆塑黄、紫、白三色釉装饰的芦雁、云彩、莲花等图案。从造型、胎接工艺及纹饰分析，应为明代中晚期景德镇的产品。
1983年11月，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泰州见到这件素三彩罐，认为“一般素三彩为平面、刻画，这是堆画，出土完整，较为难得。这种罐国外有些，故宫博物院有几件，其他地方可能没有”。
该素三彩罐上运用的绿、黄、紫、白四种色彩颇有新意而又恰到好处，在满施草绿色釉的罐肩及近底处饰黄色如意云，营造了一种仙境的感觉，腹部的芦苇迎风摇摆，黄色的芦花像硕大的谷穗，几只芦雁在天空和芦苇丛中，呈现出飞翔、鸣叫、歇宿、啄食四种不同的形态，生动而形象。“芦雁”谐音“路安”，寓意为一路平安，是祝愿死者往另一世界的路上能够一路平安。罐中间饰有莲花图案，莲花是佛教的圣花，象征西方净土。阅读整个画面，当是陶瓷艺人希望这件素三彩罐子能陪着死者的灵魂，一路平安去往西方净土，到达极乐世界。
这件器物上所有的图案花纹皆高出表面，有较强的立体感。在主题花纹“芦雁”图案堆画的七只大雁里，各具情态，飞的雁展翅飞翔，鸣的雁引颈长鸣，宿的雁头嘴后弯藏进翅膀安然入睡，食的雁或张口或低头觅食，生动形象，展示了非凡的装饰工艺水平。特别是罐上堆塑（堆贴）花纹图案，采用了两种堆贴的方法。一是常见的贴花方法，即用泥条捏塑成花形，粘贴在器物表面，经过修刻成为图案；一是采用了在泰州同时期墓葬出土的法华器上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堆塑贴花的方法。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认为这件器物对于研究明代素三彩是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简约而不简单堆塑罐
谷仓罐作为一种冥器，代表了古人仓满廪实的美好愿望。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东晋以后少见，有陶、瓷制品，是由东汉的五联罐演变而来，为当时的随葬用品。东吴、西晋时又称谷仓、丧葬罐、魂瓶、堆塑罐等，形状如坛，下部为罐形，上部用堆贴与捏塑相结合的手法，堆塑出楼阁、人物、鸟雀、走兽、亭阙和佛像等形象。其目的在于“所堆之物，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散发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器物用来随葬，目的是祈望死者仍能保持生前的种种享受，反映了汉代以来事死如生的葬俗。
制瓷技术的发展为堆塑复杂的谷仓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堆塑内容主要表现为楼阁、飞禽、动物、乐舞杂技，栩栩如生，自然生动。东汉以后，随着封建割据和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宅院建筑愈来愈具有封建坞堡的性质，谷仓罐就着重表现豪门贵族生前居住的城堡式楼阁建筑以及奢华的生活场面，形象地再现了东汉末年及三国两晋时期豪强地主庄园的一个侧面，同时谷仓罐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制瓷工艺在成型技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至两晋时期，谷仓罐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瓷器，成为当时成型最复杂、装饰手法和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明器。
东汉青釉堆塑五联瓷罐（图1）：通高46.5、口径6.4、底径16.5厘米。五联罐主体为三节葫芦形。其上腹为两节葫芦形，周围堆塑四个小罐。束腰处塑贴熊、龟和蜥蜴等。下腹有4道弦纹，胫部渐收，平底。
关于五联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商周末年，伯夷叔齐兄弟，立誓不做周臣、不食周粟，最终双双饿死。家乡父老将两人遗体安葬时特地把“五谷袋”等放入墓中，以抚慰亡魂。王肃《丧服要记》也有“五谷囊者，起自伯夷叔齐不食周栗而饿死，恐其魂之饥也，故设五谷囊。”的记载。
考古资料也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有把谷物、鱼肉等装在陶器中陪葬的做法，至商周已成为传统。大约到秦汉，这种专供魂食的粮缶、五谷袋发展成仿制实物特制的“陶谷仓”，几乎所有已发掘的汉墓中，都有“陶谷仓”出土。有的陶仓制作精美，造型复杂，并且还有少量的人物、禽兽等捏塑、堆塑，这为堆塑性魂瓶的出现开启了先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中间罐增大，附属四罐缩小，罐肩和上腹部堆塑发展成人物、楼阁、飞鸟、走兽等，装饰日渐繁复，到了西晋演变成谷仓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国青釉堆塑谷仓罐（图2）：通高46.4、口径11.3、底径13.5厘米。谷仓上半部堆塑多种饰物：有三层崇楼居中，一层两侧各有一条狗把门，楼檐之上有栖息的鸟和觅食的老鼠。崇楼两侧各立一亭阙，阙下有八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乐曲。谷仓顶部堆塑五只相连的罐子，大罐居中，一鼠正从罐口爬出。四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围簇拥着引颈觅食的雀鸟。谷仓的下半部为一完整的青瓷罐形，罐肩部其余部位塑贴一龟驮碑（图3），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24字。龟之周围塑贴人物及鹿、猪、龟、鱼等动物，其间还夹杂刻划狗、鱼、龙等纹饰，另有“飞”“鹿”“句”“五种”等字样。胎体呈灰白色，通体施青釉，釉面不甚匀净。堆塑群有起有伏，形象细腻生动。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题材的立体雕饰展现了1700多年前江南吴地庄园五谷丰登的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晋青釉堆塑谷仓罐（图4）：通高42、腹围72、底径15厘米。谷仓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为两层楼阁加堆塑装饰。上层中间立一楼阁，四角各立一阙，四面各有一跪俑；下层四角亦各有一阙，两面各有一牌坊，另两面各有两跪俑。下半部为一罐，腹部塑贴三组骑兽人和三组舞俑。灰白色胎，胎质细腻，施青釉不及底，釉色柔和滋润。在制作工艺上运用拉坯、拍片、模印、捏塑、镂雕等多种技法，技术水平高超。
堆塑谷仓罐是研究古时丧葬习俗、制瓷工艺、建筑特色及审美特征的珍贵实物资料，它不仅仅是一件明器，同时也是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品。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凤鸟纹三足盆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创烧于唐，是承继唐朝岳州窑而起的，晚唐至五代是极盛期，五代以后衰落。考古发现窑址20多处，窑址中有大量瓷片和窑具，可见当时窑业的兴盛。从考古资料显示，长沙窑产品不仅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而且在国外也有大量出土，这表明长沙窑外销瓷数量巨大。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之一，它不但式样之多在当时瓷窑中少见，而且在装饰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以釉下彩绘独冠群窑。釉下彩是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方法，用色料在成型的坯胎上进行绘饰后，施以白色透明釉或青釉，入窑经高温一次烧成。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在青釉上施以铁为呈色剂的褐彩，唐代越窑、长沙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褐彩在青釉上绘纹饰的工艺，但长沙窑青釉褐彩的数量远远超过越窑，而且长沙窑在青釉上用褐彩绘画的瓷器，是采用了先在器物的胎体上用褐彩绘画，然后施青釉高温烧制的釉下彩绘工艺。虽然三国、西晋已发现青釉釉下褐彩器，但属罕见，而且在三国以后此种釉下彩绘工艺忽然消失。因此《中国陶瓷史》：“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我国陶瓷史上一件大事。长沙窑在这方面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尝试，首创了胎上画彩，然后上釉烧成的高温釉下彩的新技术……。”
镇江市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一件长沙窑青釉褐彩凤鸟纹三足瓷盆（图1），高10.8、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图2）。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凤鸟纹，一只长尾凤鸟站在荷花上（图3）。此鸟先用褐彩勾勒，然后在鸟纹的边线及局部图案处用红绿彩渲染。花鸟纹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题材，花和鸟常常配合在一个画面上，多见于壶流下及盘、盆内底上。有展翅高飞的鸿雁、跳跃于花间的鹊鸟、嬉戏的双燕等，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邓窑“吴牛喘月”纹青釉碗残片探析
笔者从邓州市收藏家协会收藏的残器瓷片中，捡选两件邓窑“吴牛喘月”纹青绿釉碗残片，探析如下：
“吴牛喘月”纹碗残片鉴赏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1），口径18.5、高6.8、底足径5.5、足高0.8、足厚0.5厘米。碗唇口，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一朵卷云纹上刻一轮不规整的圆月高挂天空；云纹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圈足露胎，胎质疏松。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2）。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3），口径15.3、高5.3、底足径6.3、足高0.8、足厚0.8厘米。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胎质疏松。半折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条带纹上为一半月高挂，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跪地，抬头仰望明月。刻花刀法娴熟干练，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4）。
“吴牛喘月”，北宋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卷四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意思是说，吴地炎热的时间较长，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害怕得喘起气来。后比喻因疑心而害怕，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形容天气十分酷热。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曾作《丁都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画为心声。金朝工匠将江淮的“吴牛”纹样描绘在餐具瓷碗表面，反映了金人统治下汉族匠人不堪压迫的一种心态，影射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金代铜镜铸“吴牛喘月”纹样，屡见不鲜。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金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图5、6）。碗口径21.3、高7.6、足径6厘米。
“吴牛喘月”纹碗底足比对差异
玉看皮，瓷看底。以邓窑两件纹碗底足残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纹碗底足比对有差异，一是邓窑纹碗底足比院藏纹碗底足厚；二是院藏纹碗底足与邓窑纹碗底足规整。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公告第95号·耀州瓷：“唐和五代时，耀州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三是邓窑纹碗残片露胎，灰白色，应为金朝古穰城西郊邓窑仿烧耀州窑系胎质特征。
大家知道，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图7）宋代耀州窑刻、印花装饰对同时期其他窑业影响极广，宋时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窑，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都烧制与耀州青釉刻、印花装饰风格相类的产品，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邓州团结路（宋金古穰城西郊）新出土大量的瓷器、残片，旁证古邓州窑（内乡窑）属耀州窑瓷系列之一。
“吴牛喘月”纹碗出土佐证榷场
出土残件，佐证正史。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与金书面达成《绍兴和议》：“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图8）。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所谓“宋金榷场贸易”：“榷”，专利、专卖。“榷场”，泛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史·食货志》载：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市）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境内）、寿州（今安徽寿县）、蔡州（今河南上蔡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巩州（今甘肃陇西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等地置立榷场。“宋金议和”，南宋对金称臣，割唐、邓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以邓州以西40里和邓州以南40里为界（今构林镇柳枫渠以北），邓州曾三设榷场，与南宋互市（图9）。赵构讳“构”字，改“横林镇”。
“吴牛喘月”纹碗待考宋金元邓州窑
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建设中，从两边下水道5至7米以下出土约3大卡车、数万计宋、金、元残器瓷片（图10），现已初步确认，宋、金、元古邓州西郊窑址面2.4万平方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2017年10月9日，莅邓探访邓瓷的“大国工匠”汝瓷大师朱文立：“邓州出土的邓青瓷，从刻花、胎釉、工艺比临汝窑深带黄的青瓷精美，与耀州窑青瓷比肩，可佐证南宋叶寘以秉笔做权衡之器者。”10月31日，80高龄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王莉英应朱文立之邀，莅邓鉴赏邓青瓷后：“邓州青瓷与耀州青瓷媲美，对邓州邓窑邓青瓷要深入研究。”2017年11月上旬，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古考研究所所长孙新民率考古专家郭木森、赵宏、王正龙，应邓州收藏家协会之邀，专程考察邓州团结路（北宋古穰城西郊）出土的瓷器（图11）、残器残片及匣钵、素胎器、胎料、釉料、支钉垫圈、火照、人首模具等窑具。专家认为“不应排除邓州团结路是宋、金、元时期古窑遗址或兼融瓷器交易集散地遗址的可能，但必须考古发掘后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