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瓷器罐。
越窑青瓷是从原始青瓷发展而来的。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尊、青瓷卣、青瓷鼎、青瓷瓿等青瓷器型，以及各种青瓷纹饰几乎完全是青铜器的翻版，真正具有自身艺术与工艺特征的陶瓷产品并未产生。直到浙江上虞地区越窑青瓷的烧造成功，才意味着陶瓷工艺开始摆脱青铜器的影子，走向自成体系的成熟。任何文化与艺术品的产生都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做铺垫的。青瓷文化从它产生开始，最先受到的影响应该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而早期越窑青瓷的代表器物——佛寺罐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交融的最典型的器物。
这种盛行于三国两晋时期的堆塑瓷，外形似罐，通常称之为“谷仓”。因与佛教及丧葬有关，故又称“佛寺罐”、“塔式罐”、“神亭”等。佛塔起源于印度，佛塔是佛家用来存放佛舍利与供奉佛像、佛经之用。在中国最早的文化中是没有类似于“塔”的建筑，与“塔”这个文字的。直至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被音译为“浮屠”、“佛图”的佛塔也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流行。塔的层数一般分为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佛教中等级最高的为七层塔，所谓七级浮屠。
当青铜文化翻到陶瓷文化的这一篇章的时候，中华大地也发生重大变化。东汉末年的三国纷争，到两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外族入侵，南北分裂。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佛教在中国开始大肆盛行，各种各样的佛塔也在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人们通过对佛教皈依寻找精神的寄托。反映到手工业上面，就是青瓷佛寺罐的出现。这种以佛塔为原型的器物，不仅是佛教文化在世俗社会的体现，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在中国文化中，灵魂不灭的思想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当佛舍利塔传入中国，立即被本土的丧葬文化所接受，作为随葬的冥器的青瓷佛寺罐不仅是佛家存放舍利的器物。佛寺罐不仅有佛塔的造型，同时是堆有各种动物，飞鸟乃至仆人簇拥的死者生前生活场景再现。
青瓷堆塑“佛寺塔”为西晋越窑，高47.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15.7厘米。罐为盘口鼓腹，上设楼台百戏、飞禽走兽及五联罐，组成一大罐整体造型。罐身塑飞鸟六十八只、飞鼠十二只、猴子十三只、狮子四只、辟邪十只、蜥蜴十一条、龟四只、鹿两只、犬一条、楼台三层、阙两个、佛像七尊，并塑有胡人形象的杂技俑十人。器物造型优美，各种堆塑神态极为生动，是两晋时期越窑工匠们对于陶瓷工艺品的真正飞跃性的创新。充满想象力的动物、人物艺术造型与娴熟的堆塑技艺，标志着越窑青瓷产品真正开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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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历史悠久的越窑青瓷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其釉色类玉、类冰，造型精美，器物众多。越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东汉时，越窑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嗣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五代的全盛期，至北宋中期渐趋衰落。
东汉越窑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处处彰显着古拙与朴实。
三国越窑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
西晋越窑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越窑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隋唐五代越窑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晚唐时，秘色瓷的成功烧造，更是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宋代越窑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上林湖一带窑场兴旺起来，使濒临消亡的越窑一度起死回生，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宋朝廷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的同时，越窑终于停烧。
越窑青瓷带着标记走世界
青瓷生产车间
今年4月始，浙江慈溪市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威忙得不亦乐乎，生产、接订单这些都已不在话下，更有一件事情让他每日牵挂，就是撰写材料配合该市“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创意园”创建工作，为慈溪青瓷文化的传承创造一个重要载体，吸引更多人来关注青瓷文化。
据专家考证，慈溪上林湖越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窑”，最早的成熟瓷就在上林湖越窑里烧制成功，这里不仅是中国瓷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航点之一。在慈溪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的上林湖畔，方圆数十公里的湖区内，分布着自东汉至北宋的120多处古窑遗址。这犹如璀璨的明珠，点缀在碧玉翡翠般的青山绿水之间。漫山遍野、层层叠叠的青瓷碎片，静静地显示着昔日“唐宋瓷都”的辉煌。
距离上林湖越窑遗址不到3公里的地方正是以传承、发展越窑青瓷为主的文化产业公司，它也是整个宁波地区唯一上规模生产青瓷的工厂。走进去一看，笔者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陶瓷的世界——成型的，半成型的，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散落在各个车间。自2003年获原产地标记以来，慈溪上林湖越窑越来越被公众所知晓。目前正不断有人循着“上林湖越窑”这一标记来到越窑发源地，追根溯源感受青瓷的魅力，其中也不乏慕名而来的采购人员，把一批批贴有原产地标记的青瓷从慈溪带出去，被更多的人熟知、认可。
“我们公司销售不靠广告、不靠宣传，靠的是我们上林湖越窑这个品牌，客户就认准这个小贴纸。”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威指着绿蓝色印着“上林湖越窑”五个字的原产地标记贴纸告诉笔者。在青瓷公司的包装车间，笔者看到每一件出厂的青瓷外包装纸盒上都贴上了原产地标记，孙威会心一笑，他接着跟笔者说道：“这就像每一件青瓷的‘胎记’，不仅告诉市场这些制作精湛、工艺上乘的作品的出处，而且更多的是获得了市场对我们上林湖青瓷的认可与信任。”
在笔者的深度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恢复与生产上林湖越窑青瓷，更多的是让这一消逝了千年的越窑继续在发源地传承发扬下去，让青瓷文化延绵不绝，而这正与原产地标记保护的初衷“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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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林湖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功“留名”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第18位，而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创意园创建工作也正蓄势待发。我们坚信，在原产地标记的护航下，慈溪上林湖越窑青瓷必将薪火相传……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陶瓷文化：越窑青瓷：记忆与传奇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而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１００余件（组）各个时期的越窑青瓷遗珍首次回“家”，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这是一次系统的、高端的、空前的中国越窑青瓷展。”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说，“从这些展品中，能清晰地看到一部完整的越窑青瓷发展史。”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瓷都记忆
７０多年前，在慈溪上林湖畔的荒山荆莽之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独自一人埋首荒野，苦苦寻觅着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他来上林湖，是要揭开蒙尘千年的一段瓷器的传说。
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在何处？传说中的“秘色瓷”又在哪里诞生？当人们还普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时候，３０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踏破铁鞋的工夫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陈万里终于初步揭开了上林湖作为“唐宋瓷都”的神秘面纱。
一个时代过去了，考古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慈溪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秘色瓷”的中心产地，“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苍翠的栲栳山麓，环上林湖及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银锭湖，方圆数十公里，密布着自汉至宋的１９０多处古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散落荒野，堆成了山岭。在野草的掩映与湖水的冲刷下，这些碎片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传奇。
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上林湖一带已是窑场密集、作坊林立，沿湖几十公里，有龙窑上百座。每至天黑，环湖窑火荧荧，人影攒动，煞是壮观。因古代上林湖地属越州，故名越窑。就是在这些越窑的龙窑里，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诞生了。越窑青瓷也因此有了“母亲瓷”的美名。
创烧于东汉的越窑青瓷，历经三国、西晋的发展和晚唐、五代的全盛，至北宋中期趋于衰落，终于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停烧，时间持续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中国各大著名窑系中，越窑青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历史上，先后有三大越窑青瓷生产中心，一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二是慈溪上林湖一带，三是鄞县东钱湖地区。三大中心，以慈溪上林湖为最盛。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迄今已经发现的７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表明，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晚唐、五代，延至北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１５０多处，就其烧造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影响之广而言，上林湖窑场均凌驾于各窑之上，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精妙绝伦的“秘色瓷”的诞生，更是使越窑青瓷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跻身于皇室宫廷生活，并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曾作诗赞颂“上林之窑盛天下”，对唐宋之际上林湖越窑之盛叹为观止。
上林湖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还有，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
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中后期始，瓷器作为贸易瓷，同丝织品一样，成为明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远销亚洲及非洲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林湖为起点，一条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陶瓷之路”北达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国家。近半个世纪来，朝鲜、日本及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屡屡出土上林湖产的青瓷遗物，印证了当年“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
精美的上林湖越窑瓷器一经输出，立即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青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越窑青瓷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物品。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高丽、日本等国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世界陶瓷文明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秘色传奇
青瓷之美，在于釉色。青色，是中国瓷器的原始色和基本色。
自古陶重青品。在瓷器诞生后的前４００年，青色是瓷器最基本的颜色，直至北齐白瓷出现。此后陶瓷虽具诸色，仍脱不了青的底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均其实都可归为青瓷。
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青瓷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
青瓷之釉，青翠莹润，类冰似玉，如雨过天青的天空，如一泓莹碧的湖水，仿佛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令人迷恋如痴。这样的翠色，融和着万山千峰之色、天地自然之魂，凝结着古代窑匠天人合一的洞察与感悟。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青瓷的翠色又化为文人的诗魂。
青瓷之釉，至“秘色瓷”达到巅峰，变成传奇。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诗《秘色越器》。宋明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赵德麟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专烧贡奉朝廷用的越窑青瓷，庶民百姓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清人说：“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足见“秘色瓷”釉色晶莹透绿，胜过一般越窑青瓷。据说，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她的精美绝伦所倾倒。
作为越窑青瓷的上乘之作，“秘色瓷”在晚唐、五代是贡奉朝廷的贡品，应是确切无疑的。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便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
但“五大名窑无秘色”，宋明之后，“秘色瓷”神秘消失。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像她的神奇美妙。
“秘色瓷”究竟存不存在？她是什么样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世人苦苦寻觅。
旷世秘密，在一座寺塔倒塌后大白于天下。
１９８１年秋季，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周，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陕西扶风，有着１７００年历史的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忽然间，一声巨响，寺内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宝塔轰然倒塌了半边。
６年后，考古人员在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打开一看，是一叠细腻精致的青瓷。青瓷一共１３件，造型玲珑剔透、细腻华美，釉色如湖水般清澈温润，虽尘封千年仍莹润如新。
联系地宫内石刻“衣物帐”碑文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１３件青瓷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通过对烧制工艺和特殊支烧方式的反复比较，专家确认这批青瓷来自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稍后发现的一只八棱净水瓶，更成了破解谜团的铁证——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发现过一模一样的八棱瓶。
至此，“秘色瓷”的轮廓渐渐清晰：传说中的“秘色瓷”确实存在过，陕西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碗、瓷盘和八棱净水瓶就是确凿的实物证据。而这种瓷器的产地，就在浙江上林湖越窑。
迷雾缭绕的“秘色瓷”身世之谜终于解开！
那么，“秘色瓷”之秘究竟在哪里？根据考古考察，结合现代技术分析，一般认为有原料和工艺两方面。
根据分析，烧制“秘色瓷”的瓷土出自浙东当地，是一种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铁量高，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越窑青瓷的最好材料。
而“秘色瓷”的釉料也是就地取材，其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的含量较一般越窑青瓷为高。一种理解是，“秘色瓷”的胎泥、釉料均经过极为严格的筛洗，使用前需反复夯砸、淘洗，历经“九秋风露”，以致其化学成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中唐晚期以前，承早期越窑采用明火叠烧工艺。虽然到初唐对窑炉结构进行了改善，提高了窑内温度，但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由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青中泛黄。
唐晚期、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窑具和烧制方面均有重大改进，制瓷工艺显著提高，青瓷胎质更加细腻致密，釉质腴润如玉。
特别是元和朝匣钵装烧工艺的创制和使用，使越窑青瓷的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带来了瓷器装烧工艺的一场革命。
匣烧，就是将瓷器坯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匣烧工艺带动越瓷产品质量的飞跃，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改善：一是有效地保证了瓷器烧成时的还原气氛；二是消除了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使器内光洁美观；三是使产品器形端正，坯胎减薄，釉色青翠晶莹。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匣钵釉封技术，就是坯胎在装入匣钵入窑时，还用釉料将匣钵口部密封。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秘色瓷”特有的装烧工艺。
越窑青瓷莹润剔透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使越瓯作为茶具，深得文人雅士的钟爱，在唐代风靡一时。陆羽《茶经》曰：“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对越瓯推崇备至。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越瓯秋水澄”，郑谷“茶新换越瓯”……这些诗句，令千载之下的我们犹能想见唐人引瓯吟哦的风雅生活。
唯美回归
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代陶瓷宗师——越窑已经沉寂了近千年。
从晚唐至北宋初，上林湖的窑工、匠师不断探索、创新，终使越窑青瓷达到巅峰，成为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
一个窑场能够千年不衰，保持制瓷工艺领先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罕见的传奇。
然而，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自北宋中期开始，上林湖窑场逐渐衰落，至北宋末年停烧。
废弃的窑场历经风雨，荆莽丛生，曾经的繁华陨落在苍茫的岁月之中，以致好古的乾隆皇帝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
历史又开启新的千年，公元２００１年，沉睡了近千年后，越窑的窑火再度在青瓷的故乡上林湖畔熊熊燃起。
２００１年８月，慈溪市从福建龙泉引进７名制瓷工艺师，筹建越窑青瓷公司，全面恢复越窑青瓷生产。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来，也有人多方择土仿制越窑青瓷，终因土质不佳或烧制工艺不到位而失败。以孙迈华为首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瓷土采集、瓷釉配方实验，对瓷土和制坯、烧造等工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工艺难题，历经几十次的失败，终于在当年的１２月，成功试烧出崭新的越窑青瓷。薪火相传，逝去的越窑文明终于回归。
在新的历史时代，上林湖越窑续写着千年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还在试制阶段，刚刚筹建的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带着５０余件青瓷试制品，赴杭参加西湖博览会。结果引起轰动，５０余件试制品被抢购一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公司的两件越窑青瓷作品就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一获金奖，一获优秀奖。同年１２月，在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公司出品的“秋声赋”灰釉跳刀大盘和“忆”灰釉组合茶具又分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对于一个仅仅试烧一年的越窑青瓷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了。
孙迈华介绍，越窑青瓷恢复生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对上林湖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尤其是对“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研究；二是得力于对越窑青瓷工艺的创新开拓。
在烧制工艺上，他们作了大胆的改良。他们采用液化气燃料，窑温控制在１３００℃左右，这样的温度烧出来的青瓷，成品率比原来用木柴烧制高出许多，瓷器表面硬度几与钻石相近。
依托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仿制出鸡首壶、瓷罐、八棱净水瓶、青瓷洗、葵花盘、人物水注，以及越碗、笔筒、香炉等青瓷产品４００余种。
这些制品胎质细腻匀薄，胎体轻巧；釉色以淡青为主，釉层薄而透明，色彩明亮、纯净素雅；图案简洁生动，纹饰清秀雅致，其色彩、造型已接近古代越窑青瓷。
成功烧制日用品的同时，越窑青瓷公司还研制试烧出越瓯、仿编钟等青瓷瓯乐乐器。
青瓷瓯乐，是用青瓷乐器或敲击青瓷器皿演奏音乐的一种器乐形式。击瓯源于击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产生。唐后期击瓯奏乐十分流行，文人墨客们在酒毕茶罢之余，把箸击瓯，赋诗唱吟，畅抒情思。“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一般来说，能用于奏乐的瓷瓯必定胎质坚密，方能嘤嘤成韵。
１９９８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一批唐宋青瓷乐器的出土，为上林湖青瓷瓯乐提供了实物证据。
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越窑的衰落和民间音乐口传身授的局限，南宋以后越窑青瓷瓯乐流失民间，沉寂无闻。
越窑青瓷生产的复兴，为青瓷瓯乐的传承带来了有利的契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慈溪市民族乐团成立越窑青瓷瓯乐课题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濒临消亡的瓯乐从此奏响新的乐章。
几年来，慈溪市民族乐团与越窑青瓷研究所密切合作，已仿制出可用于演奏的越鼓、越杯、越铃、越钟、瓷瓯、瓷鼓、瓷埙、鸟哨等，形成了越瓯、编钟、瓷鼓及吹奏瓷乐器４个系列２０多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上林追忆》、《越·瓷风》、《月下笛》、《上林瓷风》……一系列获得全国群星大奖和国际艺术大赛金奖的青瓷瓯乐作品的成功创作，使越窑青瓷瓯乐这种中国瓷乐中最古老、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２００９年，越窑青瓷瓯乐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曾经的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传奇。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成功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林湖”越窑青瓷商标获得“原产地标志”保护。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调查报告：越窑青瓷迷失之谜
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上最明亮的一抹色彩。它曾经青翠了一千年，它曾经消失了九百年，如今它再度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近日，绍兴召开工艺美术大会发出呼声，欲重振越窑青瓷雄风；慈溪举办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以树立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越瓷，在千年落寞之后，一夜之间回归巅峰。
绍甬之间的起源之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越窑青瓷在一千多年间，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越窑亦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
世易时移，风光一时的越窑青瓷如今只在绍兴留下了300余处遗址，其中，上虞的小仙坛窑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越窑青瓷的中心在皋埠、富盛、上浦等地一带。”上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伟说，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
不过，坐落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馆长陈国桢却认为，越窑青瓷的精品多在余姚人手里。曾属余姚今归慈溪的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以及唐宋时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讫今已发现的古窑址有179处，范围分布在上林湖及其附近另外四个湖。
越窑涵义在学界的争议引起了各地对于越瓷起源之争。有的学者认为越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
折中的看法是，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一带因窑址烧制工艺、泥土原料、审美情趣等的一致性，而对其生产瓷器的统称。
“瓷之源”的归属另有一说
如果说，上虞、慈溪、余姚对于越窑青瓷起源的分歧只是兄弟几个“窝里吵”，还没等哥几个统一思想，那边德清已经抢先一步坐上了“浙江瓷之源”这把交椅。
德清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两届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当地火烧山与亭子桥窑址的考古成果，认定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长期以来，陶瓷界把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建明说，“德清窑是浙江越窑、官窑、龙窑青瓷的源头窑，越窑的窑炉技术、烧制工艺、成型技术、装饰工艺等都能在德清窑找到雏形。”
而德清的“瓷之源”又与越窑青瓷有着密切联系。朱建明说：“德清历史上处于吴越边界，先属吴后属越，以德清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地携手推进越瓷保护开发
好在不管谁是源头、谁算嫡系，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猛扇越窑青瓷文化保护与弘扬之风。
慈溪搭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节既办研讨会，又办艺术展，希望通过节会宣传推进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工作。有专家建议借鉴景德镇经验，注重增加遗址的旅游价值和旅游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产、学、研链条。根据慈溪市相关规划，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将被打造成为“十二五”期间慈溪乃至全省的文化生态产业大平台。
专家的话道出了地方政府的心声。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已在上海开了分馆，宁波鄞州区政府也已出资引进该馆。“希望越窑青瓷走出余姚向更多人展示。”陈国桢说。同样，德清的“瓷之源”登上了更大的平台——10月25日，德清的原始青瓷在故宫博物院亮相，吸引学界目光。在德清县“十二五”规划将打造“瓷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期望其与良渚文化村一样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使“瓷之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绍兴则希望更多企业能重拾越窑青瓷昨日的辉煌。“现在绍兴从事越窑青瓷生产的厂家只有3家，上虞三雄陶瓷公司主打仿古青瓷酒瓶；上虞越瓷陶业有限公司主做纪念品和礼品；还有一家专做越窑青瓷。”杜伟说。
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从西施故里之夺，到书法之乡之辩，再到越窑青瓷之争，不难看出，环杭州湾城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共同拥有的历史遗存陆续被挖掘，并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之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各地城市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扶持下，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引擎。“越窑青瓷，作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精神文化的融合，有必要予以挖掘整理。”杨建华表示，“曾经的文化无法割断、薪火相传，对今天仍有指导价值，需从中得到启示创新发展。”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越窑青瓷：千年之后的唯美回归
多地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的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上最明亮的一抹色彩。它曾经青翠了一千年，它曾经消失了九百年，如今它再度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近日，绍兴召开工艺美术大会发出呼声，欲重振越窑青瓷雄风；慈溪举办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以树立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越瓷，在千年落寞之后，一夜之间回归巅峰。
绍甬之间的起源之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越窑青瓷在一千多年间，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越窑亦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
世易时移，风光一时的越窑青瓷如今只在绍兴留下了300余处遗址，其中，上虞的小仙坛窑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越窑青瓷的中心在皋埠、富盛、上浦等地一带。”上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伟说，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
不过，坐落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馆长陈国桢却认为，越窑青瓷的精品多在余姚人手里。曾属余姚今归慈溪的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以及唐宋时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迄今已发现的古窑址有179处，范围分布在上林湖及其附近另外四个湖。
越窑含义在学界的争议引起了各地对于越瓷起源之争。有的学者认为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
折中的看法是，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一带因窑址烧制工艺、泥土原料、审美情趣等的一致性，而对其生产瓷器的统称。
“瓷之源”的归属另有一说
如果说，上虞、慈溪、余姚对于越窑青瓷起源的分歧只是兄弟几个“窝里吵”，还没等哥几个统一思想，那边德清已经抢先一步坐上了“浙江瓷之源”这把交椅。
德清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两届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当地火烧山与亭子桥窑址的考古成果，认定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长期以来，陶瓷界把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建明说，“德清窑是浙江越窑、官窑、龙窑青瓷的源头窑，越窑的窑炉技术、烧制工艺、成型技术、装饰工艺等都能在德清窑找到雏形。”
而德清的“瓷之源”又与越窑青瓷有着密切联系。朱建明说：“德清历史上处于吴越边界，先属吴后属越，以德清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地携手推进越瓷保护开发
好在不管谁是源头、谁算嫡系，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猛扇越窑青瓷文化保护与弘扬之风。
慈溪搭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节既办研讨会，又办艺术展，希望通过节会宣传推进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工作。有专家建议借鉴景德镇经验，注重增加遗址的旅游价值和旅游文化，形成良好的产、学、研链条。根据慈溪市相关规划，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将被打造成为“十二五”期间慈溪乃至全省的文化生态产业大平台。
专家的话道出了地方政府的心声。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已在上海开了分馆，宁波鄞州区政府也已出资引进该馆。“希望越窑青瓷走出余姚向更多人展示。”陈国桢说。同样，德清的“瓷之源”登上了更大的平台——10月25日，德清的原始青瓷在故宫博物院亮相，吸引学界目光。在德清县“十二五”规划将打造“瓷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期望其与良渚文化村一样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使“瓷之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绍兴则希望更多企业能重拾越窑青瓷昨日的辉煌。“现在绍兴从事越窑青瓷生产的厂家只有3家，上虞三雄陶瓷公司主打仿古青瓷酒瓶；上虞越瓷陶业有限公司主做纪念品和礼品；还有一家专做越窑青瓷。”杜伟说。
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从西施故里之夺，到书法之乡之辩，再到越窑青瓷之争，不难看出，环杭州湾城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共同拥有的历史遗存陆续被挖掘，并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之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各地城市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扶持下，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引擎。“越窑青瓷，作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精神文化的融合，有必要予以挖掘整理。”杨建华表示，“曾经的文化无法割断、薪火相传，对今天仍有指导价值，需从中得到启示创新发展。”
什么是“越窑”
所谓越窑，是指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代的越州窑这样一个前后连贯的瓷窑体系。自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这里瓷器生产从未间断，规模不断扩大，制瓷技术不断提高，经历了创造，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阶段。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更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当时余姚、上虞一带属越州，故曰“越窑”。越窑烧造的瓷器，主要是青瓷，釉色青中微带黄色，后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唐代瓷器胎较厚。中唐以后出现划花，印花装饰；五代时刻花大为盛行，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花卉，草虫都有。越窑是吴越钱氏烧贡瓷的主要窑厂，宋初时产量极大，吴越降宋后，越窑兴盛时期随之告一段落，此后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唐，五代是越窑的大发展时期，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这时的制品胎灰白，色较深，质粗而坚，釉色有灰青，青中闪黄、绿等色。釉泡大而稀朗，流釉显著，开片较少。秘色瓷是越窑瓷的突出品种，它始于唐，盛于五代，并被作为贡品。秘色釉的特点是青中泛灰蓝，无光。这时的器物以釉色取胜，力求有玉的效果，而不重视纹饰。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刻花，贴花等；刻花多用细竹片，线条细而有力。常见的纹饰有双鸾凤，龙水双鱼，鹦鹉，串枝花卉等。
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印度，伊朗，埃及和日本等地均有越瓷遗物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