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岭土瓷器。
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刘新园白焜(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三章：高岭土应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麻仓土、御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际通用的Kaolin和Kao1inite命名地的由来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九章：结论
第一章前言
中国是瓷器的祖国，又是高岭土(Kao1in)的故乡。人们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需要考察高岭土。这是因为高岭土是制造瓷胎的重要原料之一，它不仅与瓷器的质量，而且与瓷器制造业的命运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从矿物学角度来看，高岭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精确的定义。①现在要探索该类粘土在我国发现与应用的历程时，也就只能先从一些并不理想，但已广为流传的概念谈起。
从一般的辞书来看，高岭土似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泛指其化学组分中含有铝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的一种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或制瓷业通用的白色陶土。
狭义的，则特指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景德镇东五十公里以高岭山为中心的地区所出产的一种白色土状的瓷用原料。
据我国地质界和陶瓷界的考察，高岭山的这类粘土由白云母花岗岩、伟晶岩风化而成。②其矿物组成，既有埃洛石也有高蛤石；由其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AI203）在35％左右，铁、钛等着色物质极微(约0．6％)，烧结温度在1700·C以上．
景德镇制瓷业所用原料与辅助原料的命名，多用这四种方式：
1．按用途分；如瓷石、釉泥。
2．按产地分：如高岭、陈湾、南港、三宝蓬等。
3．按焙烧前的外貌分，如赤石；按焙烧后的外貌分：如白土。
4．按使用对象或所有者分：如御土、官土。
但以产地命名者居多，高岭土即是最著名的一例。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以出产白瓷而闻名世界的其白瓷瓷胎从很早的年代起就使用高岭土加瓷石两种原料制作（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⑨
高岭土与瓷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无严格的定义，但若仔细体会那些忠实记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它们的差别的。
明·宋应星在1636年刊印的《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器瓷胎制备工艺时说：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粱（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合泥》又谓：
子（音den，景德镇俗字。笔者按：此处特指用瓷石舂制而成的块状泥料）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搭配不同。……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以上文献谈到高岭土时所说的“其性坚硬”或“性硬”，均指该类粘土与狭义的瓷土（指粉碎瓷石所得之土⑩）在高温下成瓷时的性能而言。也就是说，狭义的瓷土在焙烧成瓷时极易瘫塌，而高岭土则不软化，故曰“性硬”。可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陶工是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的原料掺进瓷胎的。
本文所说的“高岭土”，尽指景德镇在各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高岭山或与高岭山所产的那种形态和质量大致相近的粘土。由于这类粘土曾经对景德镇至全世界的瓷器制造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打算围绕着与它有关的一些史实。对该镇10一19世纪的白瓷瓷胎原料与瓷业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一节学术界对早期白瓷、青白瓷瓷胎原料的推测
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记景德镇早期白瓷谓：
(唐)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
南宋·蒋祈《陶记》：
景德陶，昔三百馀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
从这两条文献来看，景德镇远在初唐至南宋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制瓷器骨胎都洁白致密，并具有良好的半透明感，否则的话，当时人就不会把它称作“假玉器”或“饶玉”了。
建国后，我国陶瓷工体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景德镇的陶瓷史料，对该地区的商瓷窑遗址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取得的实物资料来看，初唐瓷器虽待发现，但五代、—南宋的这一阶段的窑业遗址都有白瓷或青白瓷出土，其瓷胎致密，白度高达70%，透光度十分良好，它们比我国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所生产的白瓷瓷胎更为优异。可见这个地区的产品，早在十世纪就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了。⑩
景德镇早期白瓷瓷胎是使用什么原料制造的呢？这是研究中国陶瓷史尤其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人很感兴趣的事。但由于唐宋时代记述瓷器生产工艺的文献极为稀少，人们耍了解这些情况，就只能求诸遗物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周仁、李家治等先生就对该镇出土与传世的一些古陶瓷进行过理化测试。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一文中，谈到该镇唐宋瓷器瓷胎原料时说：“唐宋时期的瓷器可能只用一种瓷石或者掺入极少量高岭作为制胎原料。”这两位先生作出的“可能只用一种瓷石制胎”的结论，显然是因为他们所测试的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一部分含三氧化二铝(ALzO3)在17％左右，与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近。而“可能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的结论，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瓷器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要稍微高于瓷石。从化学组分这一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后一推测影响巨大，致使不少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在研究景德镇早期(五代——宋)陶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时，往往都把它归结于其境内出产的优质高岭土。
景德镇唐宋时代的陶工在制造瓷胎时到底是使用一种原料——瓷石，还是两种原料——瓷石加高岭土呢?这就成为我们探讨高岭土在景德镇地区的始用年代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节南宋以前的瓷胎仅用瓷石制作
近十年，我们对景德镇一带的古瓷窑遗址、古矿区以及古文献作过许多调查与发掘，再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验证周仁等先生的结论时，我们比较赞赏他的前一个推测——元以前的景德镇在制造白瓷瓷胎时所用的原料可能仅瓷石一种。而对后一推测却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
1．近年来，我们研究蒋祈《陶记》时，发现这一重要文献写于南宋中后期(13世纪前半期)。①文中记述景德镇当时瓷器的瓷胎原料时仅提到“石泥”(即将瓷石舂打成粉加水制成的泥料)一种，罗列出来的瓷用原料产地也只有瓷石产地。既没有记述除石泥之外还须掺入某种与石泥的形态或性质不同的粘土制胎，又没有记述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李黄与大洲三地。可见在蒋祈的时代——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尚未使用高岭土。
2．1972年一77年，我们在湖田窑宋代地层中发现了刻有“进坑”、“下项泥”、“郑家泥”的影青瓷碗残片。经景德镇陶研所对“进坑”等残片测试，遗物的化学组分与瓷石相近。⑩这些实物也表明当时仅用石泥一种原料制胎。
3．从景德镇古瓷石矿与高岭土矿的分布情况来看：高岭土矿较为稀少，在东河一带仅见高岭、李黄地区，而西河只有大洲一处，以上三处均末见元以前的开采遗迹与古瓷窑。而瓷石矿则遍布东、南、西河地区，尤以南河和小南河一带最为密集，凡有这类矿藏的地方几乎都有元代以前的瓷窑。显然这些瓷窑是因原料近便而设置的。
我们知道，景德镇一带所产的瓷石，一般为长英岩蚀变而成，其中之长石转变为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高岭石。由于含绢云母、高岭石等粘土矿物，故粉碎加水具有可塑性，如用上层瓷石(即烧结温度较高的所谓高温瓷石，景德镇又称硬质瓷石)作坯，在1200。C左右烧成，也不至于变形。所以清·同治十年(1871年)《余干县志·物产志》提到景德镇在其地采掘的这种“高温瓷石”时，就把它写作“碗石”(即用以制碗之石)。直至今天，赣南与广东的某些小型窑场，仍使用单一的瓷石制胎。可见仅瓷石一种即可以制出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只是这类瓷器焙烧时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而已。如果把周仁等先生的后一推测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相印证，我们以为元以前的景德镇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而没有发现加入过高岭土(即使是少量的)的迹象。但是周仁先生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时，为什么会发现有一部分瓷胎的三氧化二铝高于18％，而钾钠物质又会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呢?
我们把周仁先生所测数据和景德镇陶研所近年来测试的一组宋代影青瓷的胎、釉数据⑩进行过比较，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铝氧高于17％、钾钠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尤其是Na2O低1．2％)的瓷胎多为五代北宋的遗物，而其化学组分与现今的瓷石相近的则以南宋制品为多。
鉴于这些实事，是不是五代——宋初的陶工们制备瓷胎时如周仁先生推测，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而南宋的则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因为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制胎有许多优点(详第四章)，其时的景德镇并不缺乏高岭土，如果五代——北宋人采用二元配方法制胎，到南宋时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而五代——北宋大部分的瓷胎铝氧偏高、钾钠物质偏低(与现今常用的瓷石比)这一事实，并不是掺入了少量高岭土的标志，而正是某些地质或历史原因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郭邦相、张伯周等同志对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床作了许多调查与研究，从他们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南河和小南河一带的古瓷石矿床可分为“蚀变”与“风化”两种类型：
蚀变型瓷石矿床可分两个层位：
1．接近地表的上层，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一般高达18—19％，钾、钠氧化物的总量一般低于3％。由于铝氧含量较高，在1200。C左右烧成不易变形，故景德镇称它为“高温(或硬质)瓷石”。
2．下层瓷石的铝氧含量为15~17％，钾钠氧化物含量一般为4~6％，莫氏硬度5.5—6度，掺入高岭土为理想的制胎原料。
风化型瓷石矿床可分三层：
1．第一层为半松散之岩石，铝氧以及钾钠物质含量与蚀变型上层矿石相近。
2．第二层与蚀变型下层相近。
3．第三层的铝氧仅13—15％，钾钠氧化物高达5—7％，硬度为莫氏6～7度，焙烧时易变形，景德镇一带称“低温(软质)瓷石。”⑩
上述两型矿床的上层瓷石异于下层，是因接近地表的上层处于风化壳内，在风化过程中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Na2O)流失，铝氧相应富集而造成的。再把郭邦相等同志的结论与景德镇陶研所对安徽祁门瓷石矿⑩，李国帧、叶宏明同志对浙江龙泉瓷石矿所作的考察相证，也完全一致。
如果再把周仁先生等与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景德镇五代——南宋瓷器瓷胎所得数据，和以上矿床不同层位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印证，我们马上会发现五代、北宋的瓷胎多与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上层瓷石(高温瓷石)的化学组分接近，而南宋的则与蚀变型的中下层或风化型的中层相似。因此可以确定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瓷石制传，而南宋瓷胎则多取材于中下层。
五代北宋人多用上层瓷石、南宋人多以中下层瓷石制胎，与人类采矿的规律一致，却与古居住遗址的堆积规律相反。这是因为人类的居住遗鞠址是从下往上层层堆积，而瓷石矿的开采则沿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进行。五代北宋瓷胎的化学组分异于当今的常用瓷石，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当时人使用的是表层风化程度大的所谓“高温瓷石”。可见周仁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瓷胎原料所作的第二个判断(即在瓷石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推测)与历史实事不符。那些把景德镇早期白瓷或青白瓷的成就归结于其境内所出之优质高岭土的观点，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因为高岭土在其时还有待陶工发现。
第三章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一节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最优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
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陶记》谓：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不复易操，乃有“火房”。由于“火房”的设置，进行湿作业的工匠已不受季节的限制。把坯房变成暖室让工人操作，还不见诸明清记载，可见当时的市场对瓷器的需求何等迫切!
尽管采用覆烧方法能勉强利用软质瓷石并使窑室装载量高于北宋四倍，节省燃料四分之三⑩；尽管“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陶记》)”，湖田窑与镇窑的陶轮在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能停止旋转；但这些努力毕竟不能改变因原料的质量降低而造成的劣势。所以“镇之巨商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1(《陶记》)今之不可复古矣!
这是蒋祈在《陶记》中记述景德镇南宋窑事之后，顺及流行于当时的言论。就原料这一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上层瓷石，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陶工们把容易开采的蕴藏量有限的“高温瓷石”用尽之后，景德镇往何处去呢?摆在当时人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象许多曾经模仿景德镇生产过青白瓷的窑场(如江西南丰、广西藤县中和窑等)一样，把优质原料用尽之后归于灭亡；一是寻找新的资源，并把中下层瓷石利用起来。很值得庆幸的是景德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而迎来了元代的繁荣并使自己成为明清时代的瓷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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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土史考2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一节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根据
上章征引的周仁等先生的论文，在谈到景德镇唐宋时代的制胎原料时如果还有推测之词的话，那么在说到元代瓷始，则比较肯定地指出已经使用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法。其根据也一如既往——即认为元代瓷胎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含量比唐宋时代增高，二氧化硅的含量则相对减少。
但我们对照其文中的数据与测试标本，发现“Yl”(定名为元釉里红玉壶春瓶残器)与[日]矢部良明在《元3染付》一书中所介绍的明初釉里红玉．壶春瓶一致。矢部对这类瓷器的断代，和我国古瓷学者的看法一致，在当前是没有疑义的。而“Y2”(所谓“元青花大瓶残器”)的造型与花纹，没有元代特征，其型制为明嘉靖、万历之际的典型产品。可见周仁等先生关于元代制胎原料的结论，来源于对明代瓷器的测试，这就难以使人接受了。
鉴于此，我们曾在1977年从湖田窑元代地层中选择了印有“枢府”铭纹的卵白瓷残器与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提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瓷胎的化学组分如下：（略）
1．标本1、2、3为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样品为笔者提供;4、5、6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中标本4、5为笔者提供，6则为北京元大都考古队提供。引自《硅酸盐》1978年第六卷第四期22页2．表中3、4、5、6均为大件元青花(即伊朗、土耳其型)残器。
从这些数据来看，其三氧化二铝含量在20％以上，氧化钠也在1.52—2.76％，该类氧化物均普遍高于该地元以前的瓷胎，显然其产品比以往的优异，所用原料也更好了。
但当时的工匠们是如何获得这种制胎原料的呢?我们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过考虑：
1．是否找到了优于唐宋时代的瓷石矿?
就我们检阅景德镇陶研所等单位历年来对境内和附近地区所产之瓷石所作的数千个测试数据来看：其化学组分中氧化铝和氧化钠都高的瓷石十分罕见，与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则未见一例，可知元代瓷胎不是采用单一的瓷石类型的原料制作。
2．是否通过某种加工方法改变了旧有原料的化学组分?
从景德镇精制原料的经验来看，对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可以使铝氧富集。尽管这种方法十分麻烦又会浪费大量原料，没有工业价值，但它毕竟还是能够提高铝氧的含量。但随着这类氧化物含量的提高，原料中的钾钠氧化物(尤其是Na20)又会因多次淘洗而流失，因而经过多级水选后获得的瓷土(“石泥”)，是一种铝氧高、氧化钠低(含量
约在1．3％以下)的原料，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亦不相同。且古瓷石矿区又不见淘洗
瓷土而抛弃的尾砂堆积。因此可以认为元人使用的制胎原料不是通过对旧有的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加工而获得的。
元代的瓷胎既然不是瓷石一种原料制作，那胎中较高的A1203必由引进新的原料获得,而在景德镇地区含铝量较高、质地纯净的粘土，仅有高岭土。如作模拟实验，只要将25%的高岭土加上75％的下层瓷石，便能配成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原料。据,我们认为高岭土在元代已经引入瓷胎，明清时代使用的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制胎法亦始创于元代。
不过在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周仁等先生《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1期)、《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o年第四卷第二期)等文，对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还是有益的，其测试标本和结论绝大多数是可以信赖的。象这一章提出的“元代标本”的年代问题，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第二节高龄土引进瓷胎的意义
元代陶工在制备瓷胎时于瓷石中加入高岭土有如下的意义：
1.扩大了瓷石的使用面：就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来说，风化程度较大的表层瓷石总是不丰厚的，中、下层瓷石，尤其是下层瓷石占整个瓷石蕴藏量的绝大部分。上层瓷石虽可单独制瓷，但开采量有限，而深处的瓷石烧结温度较低，烧成时极易瘫塌变形，
乃至无法单独成瓷。高岭土引进瓷胎之后，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蕴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
2.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由于含A1203约35％，掺进瓷石制胎，能提高瓷胎中的铝氧，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减少变形，从而提高了成品率。所以从元代开始，景德
镇陶工无论使用上层或下层瓷石制胎均需加入部分高岭土。
3.降低了瓷器的成本：瓷石为石质原料，采掘困难且需经长时间的粉碎才能使用；而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仅需淘洗即可使用。随着土质原料的引进，瓷器的成本必然降低。
4.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在瓷石中掺以高岭土制胎，使瓷胎中的玻璃相减少，莫来石增加，瓷器的热稳定性也随之提高。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己由低火度的软质瓷(烧成温度约1150。C土20℃)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
如果说适宜于制造瓷器的单一的瓷石(上层瓷石)在南宋后期濒临枯竭，曾经使景德镇窑业发生过巨大危机的话，那么到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引进，则使这个行业转危为安而再度繁荣了。因此，高岭土的使用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不过
元代陶工掺进瓷石用以制胎的这类所谓“高岭土”，在当时不一定叫高岭，也不一定来源于高岭山。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一节麻仓土即高岭土
综观与景德镇瓷用原料有关的文献，在明嘉靖以前，还没有“高岭土”这一名称。但嘉靖至万历初年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一种与高岭土的形态和功能相近的粘土，这种粘土就是“麻仓土”。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
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
我们知道，元代以来景德镇制造瓷胎的原料仅瓷石与高岭土两种，那么，王宗沐所记述的究竟是瓷石还是高岭土呢?把这段记载印证瓷石与高岭土的形态、加工情况和功能便能揭晓。
瓷石：为石质原料，莫氏硬度4～7度，必须舂打成粉，和水作不。
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不需粉碎，仅用淘洗法去掉粗砂即可获得净泥。
瓷石，其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绢云母和少量的高岭石、耐火度1350℃一1400℃。
高岭土，其矿物组成以高岭石(或埃洛石)为主，在1700℃以下不会软化，把它掺和在瓷石中制胎可增加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减少瓷器变形。
由于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与德国奢则尔记述的世界上大多数原生高岭土矿淘洗出土率一致⑩、，而与瓷石不同。“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可见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因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确定：麻仓土就是今天人们概念中的高岭土。若印证遗迹，更可证实。《江西省大志·陶书》记麻仓在新正都，考新正都即今东埠地区以东。高岭山东北，，麻仓尚保留明代的名称。1979年，我们曾至麻仓考察，发现有矿洞遗迹和大片的尾砂堆积。1981年9月，我们又邀请景德镇陶瓷学院地质学者许垂旭等先生至该地考察，才明确是原生高岭土的产地，坑洞走向与花岗岩风化脉走向一致，因而进一步确定为高岭土采掘故址。
遗迹与文献吻合，可以证明明人所说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可见在高岭山开采之前，。景德镇人是在麻仓获得这类粘土的。高岭开采在后，麻仓开采在前。麻仓土为高岭土的前身。
第二节御土即麻仓土
本文在第四章论证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造瓷胎的方法始于元代，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儿取得高岭土呢?元代的高岭土又叫什么名称呢?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以上所说之“御土”，仅描写了它的外貌和所有者，而未明其具体产地。但我们以为是高岭土。因为：
⒈．南宋人把景德镇制胎原料统称之为“石泥”，而未以土名。本文在第三章中考证元代瓷胎中确曾引进过高岭，且该镇除高岭外尚无其他的“白如粉垩”的粘土，故知“御土”必为高岭土。
⒉．在元代以前，景德镇一带的窑场所用的瓷石分布极广，就我们调查不下五十馀处,其蕴藏量也十分丰富。官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常用原料收为官业，而商岭矿在景德镇地区仅见三、四处，当官府了解它的作用与意义后予以垄断并宣布为“御土”者，只能是比较难得的高岭土。
至于元代的高岭土—御土，我们以为产于麻仓。因为：
1.通过对景德镇境内各高岭土矿进行调整，除麻仓外，古高岭矿仅高龄山、李黄、大洲三地区。高岭始开于明万历，大州始开清嘉庆；李黄始开于清乾隆后期。三地的始开年代,几乎均有文献可考。即使麻仓缺乏始开年代的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也要比以上三矿古老得多。
2.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景德镇在宋代或宋以前尚未使用高岭土制胎，故知麻仓老坑当始开于元。
3．从文献记载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被朝廷独占并宣布为“御土”者始于元。明代人虽列麻仓为官土，但文献不载收麻仓为官土的时间与原因，故知明代把麻仓土作为官业也如明初的官匠一样,必从元代继承而来。明代的所谓“官土”就是元代的“御土”,含义相同，仅字面差异而已。
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一年开始使用所谓“御土”制器呢?我们以为不会早于“浮梁瓷局”的设置之年----1278年。＠因为蒋祈在南宋后期撰写的《陶记》中没有记述高岭类型的粘土，现今陶瓷界测试南宋瓷器的化学组分时亦未见使用高岭土的迹象。但也不会晚于公元1322年。
前引《静斋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笔者按：极有可能是质量不佳的落选之物)，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以上所述之“御土窑器”，显然是指浮梁瓷局的工匠们使用“御土”——麻仓高岭土掺和瓷石所制造的供御之器。这条笔记虽有纪年，但不能以此为作者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考《至正直记》作者孔齐略历谓：
其父退之为建康书掾，因家溧阳，元末又避兵居四明。从上可知，孔齐所说的家是江苏溧阳，他所避的元末兵祸，应指红巾军。1351年，红巾军在颖州起义，次年攻克溧阳。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忠烈》条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天台)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至正壬辰，1352年)，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驾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
从《南村辍耕录》来看，红内军攻克孔齐的家乡——溧阳后，一方面镇压元王朝的官僚贵族,一方面又强制他们共同举事，作为圣裔的孔齐势必在这前后逃亡。如以至正12年(1352年)为孔齐离家避兵的那一年，那么沈子成所说的那两件“御土窑器”，必制于1322年以前。可见“御土”——麻仓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最晚不得晚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
综上所考，我们以为从元代早期开始一直到明嘉靖、万历之际的两个多世纪，官府烧造的瓷器都是采用这种麻仓土和瓷石混合制备而成的。
但是，至万历初，麻仓老土开始枯竭了。乾隆七年(1742年)《浮梁县志》卷十《陶政·陶土》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觔加银三分。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一节记述高岭土的早期文献
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产》(地质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谓：
“高岭”这个名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晚。在明代的著作《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两书中，都只有“白土”而并无“高岭”这个名称。接着,作者认为“高岭”一词始见于1815年(清嘉庆20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但就笔者阅读所及，情况似不如此。清·康熙21年《浮县梁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谓：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它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
这段记载不仅表明高岭土一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已为官民通用，而且还揭示出其时的景德镇一带已有不少居民在高岭山靠采土为生，否则的话，矿税太监就不会还其檄了。
除上引文献外,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也记述了高岭土，但对宋的记述必须作出校勘和考证才能确定。前揭该书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就有关文献与实地调查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中没有糯米土和粳米土之类的名称，但从元代开始已使用瓷石和高岭土两种原料合成瓷胎。高岭土耐火度高，掺进瓷胎可以防止制品变形,瓷石的烧结温度较低，它在合成瓷器时能使瓷胎致密。瓷胎中的瓷石与高岭土在高温下确有软、硬之分，可见宋应星所说的糯米土和粳米土是就这两类原料在合成瓷胎时的功能而言的。
《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祁门县，至今仍产软质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从不出产性硬的瓷用原料——粳米土，婺源历届方志亦无“高粱山”这一名目。因此我们以为：宋所说的婺源县高梁山之粳米土实质上就是浮梁县高粱山之高粱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浮梁县志》卷一谓:
高粱,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其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清·光绪婺源九径(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卷二录明天顺四年(1460年)《高岭(支)谱序》谓：何茂(细七)于元末迁浮梁辛正之俨坑,“其子叔信陟睹高岭犹有胜概,自辛正里迁高岭”。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岭《冯氏宗谱》卷首《叔礼公传》又谓：
公讳时，……宣和已亥（1119年）因方腊之乱，同父、兄迁浮东之新正。明年，……公迁(浮梁）兴义之玉岭（笔者按：高岭至今仍有“玉岭”之称）。
从以上文献来看，高岭山从宋至今都是浮梁辖境，而不隶属婺源。宋把高岭山写成婺源之山，也许是因高岭处于浮梁与婺源的交界区吧。但是他又为什么会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呢？我们以为必受方言影响。因为景德镇方言至今都把某些韵母为ing（英）的字念作韵母为iang(央)的音，如该镇人念零(ling)作凉(liang)，念井、颈(jing)作蒋(jiang)，念镜(jing)作酱(jiang)，念腥(xing)作香(xiang)，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把高岭(ling)念作(liang)。由此可知，宋撰写《天工开物·陶埏·白瓷》条时，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景德镇坯房工匠们的传闻，惜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
高岭山明清时代高岭土采掘遗址——汪·何·冯家大槽分布示意图
第二节高岭山明清时代的采矿遗址
举世闻名的Kaolin的产地高岭山，在景德镇市东北之45公里(东径1I7°31’，北纬29°28’)，今属鹅湖公社高岭大队。其矿区除数量极少的几处近代矿洞和尾砂外，绝大多数都是明清采掘遗址，可分四个地段：
第一地段在高岭村后的庙岗分水岭西——南西端的梅头坞，全长约800米，宽50～100米，尾砂沿负地形或山坡堆积，据反复调查和工程揭露，平均厚度约11米，估计尾砂约100万吨。
第二地段，北东端自何家大槽起，南至肖家止，全长约1000米，宽度50～200米，尾砂厚度10～30米，约442万吨。
第三地段，位于红旗山以西，穿过老厂作东向分布；全长约1OO0米，宽度40～200米，尾砂平均厚度约6米，估计约83．6万吨。
第四区域北起老厂，南西至冯家大槽，全长约750米，宽20～300米。尾砂平均厚度10米，估计127．5万吨。(以上据张伯周、郭帮湘同志推算)
以上四个地段少数坑道与淘洗池遗迹可辨，尾砂中时见明、清时代的粗瓷碗和瓷灯盏残片。商岭村前之“水口亭”有万历三十四年(16o6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石碑四方，记述该亭为交通枢纽，是来往客商必经之地。又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冯氏与婺源县民在高岭争夺山场纠纷谓：
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联系以上遗迹与文献，当日盛况历历在目。
第三节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
通过文献检索，自乾隆59年之后，已不见大量开采高岭土的记载。高岭山一带虽有近代矿坑和尾砂堆积，但和明清时代的相比已微不足道了，如果印证景德镇以外的一些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当更为明瞭。清·同治《南康府志》卷四《物产·附白土案》条录道光十九年(1839年)文书谓：
景德镇各窑制造瓷器所谓高岭，即庐山所出白土，无论粗细瓷器必须以之配合，即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
可见在此时，庐山白土(即星子高岭)已取代了高岭山的高岭土。据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记载，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④1965年以后，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凭吊的采掘遗迹了。
通过以上所考，获知“高龄土”一词出现予明万历三十二年。明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述的高梁山就是高岭山，所谓“粳米土”就是“高岭土”，虽然高岭矿业在万历三十二年已见诸文献并已具相当规模，但其始开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初，因为万历十一年麻仓老土枯竭，明御厂管厂同知张化美要工匠穿洞数里并不惜增加银两来提高麻仓土的价格，如果高岭矿于此时开采的话，明朝政府就会用高岭土来取代麻仓土。当时没有如此，显然是因督陶官员们还不知道高岭山也蕴藏着和麻仓土一样的粘土——高岭土。因此我们以为：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高岭土的传说
高岭土是陶瓷制品的坯体和釉料以及粘土质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 它以我国江西景德镇高岭村所产的高岭土（瓷土）而出名，并已成为 全世界之瓷原料的通用术语。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赋有传奇色彩。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一户姓何的穷汉，租种着地主的几分瘦田。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被地主刮走了，只得靠瓜、薯、菜充饥度日,生活得十分艰苦。何氏夫妻虽穷，但心地却很善良，平日里只要听说谁家的锅揭不开，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省下那点瓜薯给人送去。邻近穷苦乡亲，都很尊敬他们。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风呼号，雪花纷飞。何老汉刚把屋门大开， 只见屋檐下躺着个几乎被冻僵的老头。他忙唤来老伴，将老人抬到自 家床上，把仅有的一床破棉絮盖在老人身上，还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 破棉袄脱下来盖住老人。同时，何大娘也烧好了姜汤，夫妻二人细心 地将姜汤一匙一匙地喂进老人的嘴里。过了一会，老人终于苏醒了过 来。 老人不能说话，用手指指口中，意思是说要吃东西。何老汉家中 只有野菜汤，怎能给老人吃呢？与老伴商量，只好又到财主家去借了 那一升还两升的米来。熬好了热腾的稀粥，端到老人面前喂他喝。白 发老人喝了粥，精神好多了。他下床站起来激动的对老何夫妻说：“ 你二人确是名不虚传的好人啊！”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 石块递给老汉，说道：“这粒小石块送给你们，可将它种在村后的高 岭山上。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那里会张出挖不尽的白玉土，是制瓷的 上等原料。你们可以挖起来，运到景德镇去卖钱。”说完，哈哈大笑 就不见人影了。 老何夫妻惊得目瞪口呆，以为遇到神仙了。夫妻俩果真到高岭山， 挖了深坑将小石块种下去。过了四十九天，他们又来到高岭山挥锄一 挖，只见原来是黄色的泥土，变成了白嫩的玉色土。夫妻俩非常高兴， 通知穷乡亲们一同去挖玉土，运到景德镇。果然卖到好价钱，大家都 有了收入。
从此，这一带的穷乡亲们都改行挖卖玉土了，日子也比以 前好过起来。 景德镇自从采用高岭土配制瓷器以后，出产的瓷器洁白无暇，更为精美。
1712年，有个法国的传教士昂特柯莱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的瓷土，于是高岭土变在全世界闻名了。
什么是高岭土？
高岭土，是粘土中的一种,它在瓷坯中所占的份量最大，约为45－60％。高岭土，有时称为"瓷土"，它主要是由一种名叫"高岭石"的矿物组成的，一般以化学式A12O3．2SiO2．2H2O表示。
为什么这种粘土叫"高岭土"呢，关于"高岭"的名称由来是很有趣的。
据说十八世纪初，在我国烟囱林立的瓷都景德镇，来了一位身穿黑色长袍，胸悬十字架的法国传教士名叫昂特雷科莱，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刺探中国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等各方面情报，他的1712年1722年分别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以及整个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教会的头目，他在信中写到景德镇的"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予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后者含有微微发光的微粒，而前者只呈白色，有光滑有的触感。"后来他在《中国瓷器的制造》一书中，错误地用景德镇附近盛产瓷土的"高岭"村庄的名称来称呼中国制瓷的粘土，并转译为"Kaolin"，后来逐渐传播开业，就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名词。
纯净高岭土的外观呈白、浅灰色，被其它杂质污染时，可显黑、褐、粉红、米黄等色，这些高岭土本身的颜色，对烧成以后的色泽不一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景德镇常用的抚州高岭土，颜色白中显粉红色，但烧成以后色泽洁白。又如我国山西大同所产的炭质高岭土，颜色乌黑，但烧成以后色泽也很洁白。
高岭土的主要矿物组成是高岭石，它是一种六角形鳞片状的结晶，也有呈管状或杆状结晶的。从理论上分析，高岭石的化学成分应为：二氧化硅46．5％；三氧化二铝39．5％；水14％。
当粘土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低，而钾、钠等碱金属的氧化物含量高时，就可以判定它的耐火度低，不适于制造耐火制品；如果土中三氧化二铁及二氧化钛等着色氧化物含量多，则可以估计烧出的瓷器可能不够洁白，如碳酸盐、硫酸盐或硫化物多，则烧成时很可能产生起泡等缺陷。
我国高岭土储量极大，分布极广，品种繁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江西星子高岭，苏州高岭，湖南大排岭高岭等。而景德镇的高岭土更是丰富多亲，有星子高岭，明砂高岭，大洲高岭，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抚州高岭等，其中抚州高岭质量好，含铁量极低，白度、粘结性、干燥强度均较其它高岭为好，是景德镇配制高级细瓷坯和燠的最好原料。
高邮白瓷考
高邮地区有没有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喻为“类银”、“类票”的白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首先从高邮地域和历史风貌说起。秦汉后，高邮历朝有县、路、军、道、州建制，有“战驿通埠”之称，隋炀帝开筑运河后，高邮曾是日出千马、夜行百船的南北大通道，又聚集东部之盐运，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唐白瓷落地高邮是顺理成章的事。
根据近年高邮地区考古新发现，约在隋代末年，北方众多窑口生产的白瓷和三彩器在此后逐渐出现，尤以河南巩窑和河北邢窑、定窑白瓷为最。高邮出土的定窑白釉器，胎多洁白纯正，釉面透明度极高。高邮白瓷出土主要分布在老城区，以西南段为丰，晚期有一定数量的巩窑器，虽发现不多，然所见盆、炉、人像等，个个形状极富盛唐丰盈富足之态，手感厚实而圆润。
唐中期巩窑白瓷高足杯极具代表性，该杯装饰技法为圈足唇口外翻卷，天字足、束腰型，杯底部与足顶有公母榫相接，乃巩窑器一大特征。高足杯整体造型典雅美观，坯胎修整精细，实为不可多得的白瓷珍品。
高邮出土的唐白瓷品种数量甚少，后期更为成熟的高档白瓷进入流通的可能性极少，亦有少数传出各地，当然不会落入寻常百姓家。
卵白釉瓷年代考
关于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现今有关论述文章中均断为元代。那么，入明以后是否就停止烧造了呢？而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其烧造年代的上限与下限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卵白釉瓷，因其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颇似鹅蛋色泽，故名。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卵白釉瓷器，在以印花为主的饰纹中间，往往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因此，卵白釉瓷一般习惯上又称为枢府瓷。
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卵白瓷器在元大德年间（十四世纪初）已经烧造。所见主要出土例如下：
1、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元代张弘纲墓，出土一件卵白釉瓷炉。①据墓志记载，墓主张弘纲卒于大德五年（1301年），葬于大德九年（1305年），由此可知，该件卵白釉瓷炉的烧造年代当在1305年之前。
2、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打捞出大量的卵白釉瓷器。②在沉船中发现有墨书“至治三年（1323年）六月”的货签，另有“辛未”年号铭的日用漆碗，若以与1323年相邻的“辛未”看，当为元至顺二年（1331年）。由此可以推断，该船在1331年以后沉没。船上所载外销的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当在1331年前后不会太远。
3、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出土有十六件卵白釉瓷，其中二件带“枢府”款铭。③据墓志考证，这批瓷器是在元后至元四年（1338年）以后随同墓主入葬的。
4、河北省磁县南开河元代沉船，出土有卵白釉瓷三件，其中一件带“枢府”款铭。④沉船的尾部书有“彰德分省粮船“铭文”，考元代彰德分省之名起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故沉船在1352年以后，船上所用卵白釉瓷器的烧造年代，当在1352年前后不远。
5、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卵白釉瓷，其中有带“枢府”款铭的，也有不带款铭的，其遗物堆积为元代后期的产品。
⑤此外，传世品中还有印“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太禧”是元代专掌祭祀的“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带“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是太禧宗禋院征用的贡瓷。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置会福，殊祥两院，改置太禧院总之，二年改为“太禧宗禋院”。因此，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的相对烧造年代当在1328年以后不久。
从上述资料中可见，卵白釉瓷至少在1305年前，即十四世纪初已经烧造，并且终元一代，盛烧不衰。
关于卵白釉瓷年代的下限，现今有关论述文章中均断在元代。那么，入明以后是否就停止烧造了呢？
笔者认为，至少在明代前期，卵白釉瓷还在继续烧造。
据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谓：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着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格古要论》为元末明初人曹昭所著，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但至今，尚未发现有明初刻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较早的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刻的夷门广牍本，广牍本分为上，中，下三卷，目前有曹昭自序。明季刻书之通病，校刻不精，伪误较多，广牍本亦有此疵瑕，但仍不失为目前所能看到的较接近曹昭原著的版本。
《格古要论·古饶器》条中记载的“御土窑”，即元代专门烧造官府征用的卵白釉瓷窑，元代以烧小圈足、印花，内有“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为上品。所谓“新烧者足大”，“新烧”当指曹昭著书所处的那个时代，即明初。可见，卵白釉瓷明初仍在烧造。
明景泰七年（1456年），王佐开始《格古要论》的增补工作，历时四载，至天顺三年（1459年）校点完毕，刊刻行世。王佐在曹昭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材料，易名《新增格古要论》，共十三卷。从此，王佐的增补本，反比曹昭的原著流传的更为广泛。王佐在“古饶器”条中究竟续增了哪些内容呢？兹抄录明天顺六年《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如下进行比较：
“古饶器，出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羊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涧（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
显而易见，王佐在开首和结尾部份进行了增补。王氏的增补虽寥寥数语，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句中的“今烧”当指王氏增补本完成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天顺三年（1495年）以前。由此可见，卵白釉瓷至少在天顺三年以前还在继续烧造。
英国达维特基金会收藏有一件著名的卵白釉瓷盘，盘内模印云凤纹及“天顺年造”四字款（见图一、二），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有纪念款的卵白釉瓷。1980年曾在日本展览过，经英国、日本一些学者研究，时代断为元天顺年（1328年）⑥。笔者认为这个断代是值得商榷的。
理由如下：
1、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元代卵白釉瓷盘制作上的一般特征是圈足小，足壁厚，平切，足内无釉，底心有乳钉状突起。还有的如带“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盘，则圈足较大，但足壁厚，较宽，制仍保持元代卵白釉制作的风格。而达维特基金会收藏的那件卵白釉瓷盘，圈足相对来说要大的多，（见图三及附表）。从附表中可见，元代一般卵白釉瓷盘底径与口径的比例基本在1:3之间，而达维特基金会收藏那件的卵白釉瓷盘底径与口径的比例竟达到1:1.7。与“太禧”盘相比较，其底足斜削，足底“火石红斑”较多，亦不相同；相反，处处却呈现出明代早期盘，碗的制作特征。
景德镇卵白釉瓷盘底径、口径比例表
编号
出 土 或 收 藏 处
标 准 名 称
高度（公分）
底径（公分）
口径（公分）
底径:口径
1
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
卵白釉瓷盘
3.9
4.2
12.4
1:3
2
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
卵白釉瓷盘
4.2
4.7
13.3
1:2.8
3
河北磁县元代沉船
卵白釉瓷盘（“枢府”铭）
4
5.9
15.9
1:2.7
4
上海博物馆
卵白釉瓷盘（“枢府”铭）
4.1
5.2
16.1
1:3.1
5
英国达维特基金会
卵白釉瓷盘（“天顺年造”铭）
3.9
12.2
21
1:1.7
附表说明：
标本1，2见南朝鲜国立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1977年出版。
标本4为上海博物馆藏品。
2、从历史的角度考察，1328年7月，元泰定帝死于上都，内乱起，燕帖木儿等反于大都。9月，上都诸大臣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改元天顺，发兵攻大都，上都，打都兵战于大都附近月余，上都兵败，大都兵追至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可知天顺立朝仓促，为时仅月余，且在兵慌马乱之中。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连天顺立朝的信息还未及传到景德镇，就已寿终正寝，又改朝换代了，若说在景德镇定烧瓷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由上述考证表明，达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天顺年造”铭卵白釉瓷盘，它的烧造年代究竟如何，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该件器物是明代天顺（1457-1464年）年烧造的。
附带要指出的是，现今陶瓷学界流行一种看法，有人据《格古要论·古饶器》条中“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的评论，断言明初人对青花瓷的评价并不高，这未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曹昭此处所谓“且俗甚”的青花瓷器，并不是通常所指的那种施透明釉的青花瓷器而是指施卵白釉的青花瓷器，因为从行文结构来看，尤其是在王佐后来的增补内容，表明通段文字均在谈卵白釉瓷，因此，中间不可能夹入与卵白釉瓷不相干的文字。否则，令人难以通读和理解。如果不是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风尚的推崇，南京故宫、明初王公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青花瓷器以及洪武（1368-1398年）后十数年即迎来了永乐、宣德（1403-1435年）我国青花瓷器的鼎盛时期，又作何解释呢？
卵白釉青花瓷器在菲律宾曾有大量出土⑦，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卵白釉青花瓷盘。该盘高3.4公分，口径13.9公分，足径7.1公分。通体施卵白釉，盘心以青花绘花卉图案，青花发色浓重，底足与元代器物相比，显然增大，足壁薄、斜削、中心无乳突，盘内模印缠枝花卉纹，是一件较精致的卵白釉青花产品。
二
从前述卵白釉瓷出土资料来看，处于元代中期1331年沉没于南朝鲜新安海底的中国沉船中，只有普通的卵白釉瓷，而不见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葬和河北省磁县南开河沉船中始见有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而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出土的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则属元代后期的产品。这是否暗示，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是在元代中后期才烧造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文献记载。在元人的著作中，虽未见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是元末学者孔齐所著《至正直记》中，却给我们提供了价值的信息。
该书卷二《饶州御土》条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同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潘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分析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1、“御土”为官府所垄断，显然，“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为贡瓷，即官用瓷。
2、元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中，“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药处犹如白粉”、“其质与色绝类定器”者，除卵白釉瓷外，没有那一种瓷器还可以类比。显然，所谓的“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就是官府征用的卵白釉瓷，即那种带动有五爪龙纹以及“枢府”和“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这与《格古要论》中的记述是一致的。
3、从“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的记载来看，“御土窑”当是元代“泰定（1324年）后又认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⑧的贡瓷制度建立后设置的。《窑器不足珍》这条笔记有明确记年，写于至正癸卯（1363年），“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之“旧御土窑器”，往上推三十年，其烧造年代当为泰定后。此外，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的相对烧造所代在1328年以后，也从侧面证实了“御土窑”的烧造年代。既然“御土窑”设置于泰定以后，由此，可以推断出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上限亦必在泰定后，即1324年以后。
其下限在何年呢？“枢府”款铭瓷的下限，也就是“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即元王朝在景德镇的统治势力彻底动摇的那一年。
据《浮梁县志》记载，浮梁地区始乱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农民起义连所占领。此后该地区局势动荡，战火不息，元王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农民军与农民军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才为朱元璋所统治⑨。在这期间，为元王朝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瓷器的“御土窑”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在1352年，那么，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下限亦必在1352年。
此外，据孔剂在《至正直记》篇首“礻集 记直笔”中自叙，是书著作年代是从至正庚子（1360年）记起，在有关“御土窑”的笔记中，他已将“御土窑”的产品称作“旧御土窑器”，并且明确地记述“今货者皆别土也”，可见，在孔齐著书的时代，“御土窑”已不复存在。这是一条很有力的佐证。
三
关于“御土窑”的烧造地点，笔者认为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南岸的刘家坞遗址，极有可能是其窑址所在地。据《元史·舆服一》记延礻右 元年（1314年）规定：“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使用。因此，凡有这类龙纹的瓷器和窑具的混合堆积处，可视为官瓷的烧造成地点。从景德镇窑址考古发掘来看，目前发现元代官瓷的烧造地点有两处，一为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一为市区上中华南路，而烧造卵白釉官瓷的地点仅一处，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据《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一文报告：“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接近，但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有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⑩”这些推断是相当有见地的。
《景德镇陶录·枢府窑》条记载枢府窑为：“元之进御器，……器内皆作枢府字号，当时 民亦仿造，然所贡者具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终非民器可逮”。这与窑址出土实况是相符的。而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仅在元、明人所谓的“御土窑”，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德镇陶录》所谓的“枢府窑”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清人改变了称呼而已。
当然，对于元、明卵白釉瓷烧造情况的研究，还有待于景德镇窑址的进一步科学发掘。
宋代官窑瓷器成因考
宋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制瓷工艺打破了唐代那种主要以“南青北白”为特征的局面，各种工艺特色的瓷窑密布与大江南北，而且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封建宫廷的瓷窑--官窑，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
所谓官窑，宋代叶寞《坦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目官窑”。所谓“京师自置窑烧造”，就是官府设立瓷窑，烧造自己使用的瓷器。在这里，所谓的官府就是朝廷，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皇室。
就宋代官窑瓷器而言。其制品非但不属于商品，而且一般模仿青铜礼器，其功用也与日常生活使用器具相去甚远。
浅析宋代官窑真假
南宋官窑概述
宋代官窑瓷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长期的“贡瓷”历史。所谓“贡瓷”就是宫廷或皇室在需用瓷器的时候。去民窑选择工艺条件较好瓷窑烧制，所产生的制品称为“贡瓷”。如童兆良《贡瓷概论》中说：“1977年，慈溪上林湖农民在吴家溪平整土地时发现唐代越窑青瓷墓志罐一件，罐体刻：‘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此外，《余姚县志》中说：“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所谓“置官监窑”就是朝廷选择制瓷条件较好的瓷窑，派官员去监督供奉瓷器的烧造。
五代时，吴越小朝廷为讨好中原君主，而把越窑瓷器作为贡品供奉。如宋人赵德鳞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从晚唐、五代到宋代官窑建立之前，北方的耀州窑、定窑得到很大发展，并且逐步代替了原来越窑和邢窑的地位，为宫廷烧制“贡瓷”。而耀州窑瓷器受越窑瓷器工艺的影响较大，定窑瓷器则颇受邢窑瓷器工艺的影响。显然宫廷用瓷是要使这两窑的瓷器尽量模仿越窑和邢窑制瓷工艺，以使在越窑和邢窑衰落以后，宫廷用瓷仍然保持原有的特色。但是“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尽管耀帅1窑和定窑极力保持宫廷用瓷的规格，但是由于其本身工艺的缺陷，逐渐在汝窑瓷器面前处于下风。以致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略去了耀州窑和定窑瓷器，把汝窑青瓷作为越窑贡窑青瓷的直接继承者。
宋代周焊《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为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由此可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贡瓷的发展，汝窑贡瓷逐渐代替了它窑，成为一窑独大。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若设立官窑，自然应该是在
汝窑。
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讲“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它不是单纯地显示越窑贡瓷到汝窑贡瓷的过程，而反映的是越窑贡瓷到汝官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汝官窑瓷器与越窑贡瓷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艺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这是宋代为什么会出现官窑瓷器的一个关键问题。
推荐鉴赏：钧瓷 汝瓷
在这里，所谓越窑贡瓷在唐代，主要体现在中唐的秘色瓷上。而秘色瓷作为贡瓷在历史上虽不能简单地说是最早出现的贡瓷实例，但却是最早被大力渲染的，这是为什么呢？若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中唐时的社会发展，文化体系的发展，也必须弄清秘色瓷在这其中的微妙作用。
中唐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是社会却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只是是唐代社会自身的危机，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发展的整体性危机，因而其深刻程度不言而喻。在这种局面下，封建统治者在加强专制的同时，沉湎于密教修持。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后。展示了数不尽的佛教宝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宝物有十分鲜明的密教色彩。这些宝物中有特殊的佛供养器--茶具，其中便有越窑青瓷茶盏，被称为“秘色瓷”。所谓“秘色”，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秘密的色调，即秘不示人的色调，而是一种特定的秘密的涵义，即秘密教的色调。因为密教的全称为秘密教，因而密教的“密”与秘色瓷的“秘”是相通的。
从另一方面讲，社会陷于危机状态，封建统治者加强专制，必然会对士大夫进行压制，使士大夫沉湎于“隐逸文化”，饮茶则是隐逸文化的方式之一，饮茶还包括欣赏茶具，当时越窑的青瓷茶盏，被陆羽《茶经》评为饮茶的最佳器具。
弘治朝宣德寄托款考
款识又称铭文，东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志第五下《郊祀》条）载：“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其中的款识是说：“款，刻也；识，记也。”
款识对陶瓷器的断代和辨伪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瓷器上真正的正式的帝王款是从明永乐官窑器开始的。到宣德一朝时已十分普遍，此后，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本款，帝王年号寄托款、伪款，王府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赞颂语款，吉言款，题画款，花押款，窗棂款等。
明清一些瓷器中不题写本朝代的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的前朝或前几朝的款识，称之寄托款。寄托款有两种：一种为用在仿古瓷上，字体、写法乃至用料完全模仿古代的瓷器，也称后仿款；另一种则为随意题写。明代以天启为多，至清代极为盛行。寄托款内容中最早见到的洪武，以后各朝皆有，由于明代宣德瓷器所取的卓越成就，因此后朝历代官民窑中多有书写宣德款的寄托款！
笔者曾见到过一块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梵文碗标本（图1），通过对标本的研究发现，此标本的款识值得推敲。梵文原为古印度的书面语言文字，梵文在唐开元初年随密宗佛教传入中国，瓷器上梵文主要是密宗的种子字和咒语。种子字即为佛的代称，咒语为佛经中的颂词。佛教徒们认为，以这种种子字和咒语装饰器物，即可直接得到佛的保佑。梵文装饰在明代宣德官窑瓷器中就已出现，后在明代中晚期十分流行，一直沿用于清代。可见梵文装饰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碗内外壁均为梵文装饰，内底处两层莲瓣纹，莲瓣纹内也用梵文装饰，底心双圈内绘有大字梵文。底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此标本发色深蓝微带青灰色，发色符合平等青的特点。碗体整体施釉肥厚较均匀，近底处有集釉现象，绘画精细。圈足光滑圆润，露胎处可见胎体洁白致密，近底部的胎釉结合处有一丝火石红。碗底收缩下凹，这些特征都比较符合明代弘治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对于明清瓷器的断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同类的带有纪年款的瓷器或标本作对比。瓷器上的纪年款对瓷器断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主要的官窑瓷器都有纪年款，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于是，笔者找到了一块带有弘治官窑纪年款的同类标本。
此碗底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圈楷书款。宣德本朝官款有着晋唐笔意，浑厚拙朴，遒劲，而此标本，所书写的款识字体清秀、笔画纤细、笔力瘦劲、顿捺明显。在布局上此款的“宣”字低于左边的“制”字，款外的双圈也十分归整。然而其与宣德本朝官款风格迥异，而又与成化瓷器“款肥”的风格不同。正德官窑款识中的某些部分与宣德较接近，制字写法几乎一致；中锋用笔，字体要比弘治大；许多正德款中“德”字心上的一横也是没有的；“制”字的写法和宣德一样，“衣”中的横少跃刀；“年”字的接笔痕也和宣成款一样比较明显，显得粗犷泼辣，而从此标本的款上却看不出此特点。到正德晚期官窑青花瓷器所采用回青，发色蓝中带紫，此标本的青花发色明显不同此类。而与平等青的发色又截然不同，也排除了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的排除类比，此件标本暂定为弘治时期。
图2中的标本是一块带有弘治官窑款识的青花瓷器，与图1中的标本非常相似。同样的梵文装饰、布局皆一致，发色几乎相同，修足同样归整，胎体掏洗精细，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偏灰青，底也有下凹现象，踏底是弘治官窑中常见的现象。不同的是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款，一个是“大明弘治年制”款。而近观两款，虽有两字不同，但无论在字体风格和用笔，还有布局上都有相同之处，字体都显得俊秀，笔画比较纤细，“大”字的横画较短，结体瘦长，“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画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图3中也是弘治官窑的底款，和图1图2两个标本的款识风格也一致；图4为正德官款；图5为宣德官款。经过比对，此标本上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应为弘治时期官窑寄托款。同时也证明了明代弘治时期也曾烧造过“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的官窑瓷器。
经典范文 陶瓷骨骼——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制作陶瓷的矿物原料，由花岗岩风化而成。这种瓷土矿含铁量低，有害杂质少，可塑性强，与瓷石搭配，烧成后器物坚硬，非常适宜做陶瓷装饰瓷、高档日用瓷，又适宜做耐压耐酸的工业瓷和化工瓷。作为一种矿物的名称，高岭土的命名源于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东面45公里的高岭村。
景德镇在宋代景德年间以青白瓷闻名全国，但是至宋晚期，景德镇的瓷业已明显呈现出衰落的景象。由于在元代以前高岭土使用得非常少，南方地区大部分瓷器所用的原料都是单一的瓷石,其铝含量就是从风化程度较深、已高岭化的绢云母中获得，这类瓷石是大自然赋予的理想制胎原料。但宋末时期，风化较深的上层瓷石采掘殆尽，中下层瓷石由于风化程度不深，含铝量很低，故所制的瓷胎在高温下会变形乃至塌陷，而且制品大批色泽阴黄。宋末景德镇很多窑厂因为此原因纷纷倒闭，仅剩下湖田和市区的少数几处窑厂还在勉强维持生产。为了减少变形，继续烧造的窑场不得不采用北方定窑流行的支圈组合式窑具覆烧碗盘一类产品，虽然因口缘无釉“有芒”，不便使用影响售价，为能摆脱困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要么随着原料的枯竭而使景德镇的瓷业陷入绝境，最终在中国陶瓷史上消失；要么找到新的替代原料，使景德镇得以重新发展。可喜的是，元代景德镇陶工找到了一种土质原料，它就是高岭土的前身。这种高岭土所含黏土矿物主要是高岭石，其铝含量在35%左右，耐火度在1700℃以上，经淘洗除去尾砂后，按25%30%的比例与中下层瓷石相配合，正好补充了瓷石中铝氧含量的不足，从而增加了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有利于减少瓷器的变形。高岭土好比瓷器的骨骼，瓷石则是瓷器的肌肉，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造出结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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