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成化甜白釉瓷器。
成化斗彩与永乐甜白的顺序应该是颠倒过来的，因为没有永乐甜白便不会有成化斗彩。但世事无常，成化斗彩又一次博得大名，还是缘于一场天价拍卖。上海藏家刘益谦日前将以2.8亿港元拍得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报关入境，又以此杯品茗“吸口仙气”，自是引起藏界轰动。
不过，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富贵风流与茶无关，一则此杯最宜饮淡酒，本身就是明成化帝的御用酒杯；二则此杯素胎便是名闻天下的甜白瓷，其珍贵之处在 于明净素雅、雅致内敛，不能因为斗彩之色泽艳丽而忽视了甜白的温润肥厚。而且，甜白瓷本身便价值不菲，在2013年苏富比成交作品中，一件永乐甜白釉暗花 撇口碗便以604万港币锋芒渐露。自此，永乐甜白与成化斗彩在成交价格上虽然还有较大差距，但资深藏家与拍卖市场已经意识到二则系出同门。
历史上但凡富丽堂皇崇尚文治的中原王朝，在瓷器制作方面都会留下惊艳后世的瓷中珍品。永乐甜白釉之所以有名，完全因为明成祖朱棣的个人偏好，一 代帝王的品味对于瓷器的影响极大，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故而永乐白瓷制瓷工艺上精益求精，取得了极大发展。这种白瓷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 影，给人以一种“甜”的感受，所以“甜白”瓷因此而得名。甜白瓷是一种素色釉瓷，按中国传统瓷器分类中青瓷，青花瓷，彩瓷，白瓷等诸多类别中，属于白瓷 系。它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隋唐，白瓷烧制日趋成熟。延展流变至明代永乐，制瓷工匠们殚精竭虑，使得 白瓷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并将“脱胎”研制为特殊的制瓷工艺，即薄胎细白瓷。这种瓷器的胎体薄到几乎看不到的程度，似乎脱去胎体，仅剩釉层。永乐时 期景德镇窑烧制的白瓷中出现了半脱胎状，白瓷脱胎，从配方、拉坯、旋坯、修坯、施釉到装窑烧成，工艺要求极严。旋坯最为艰难，紧要、关键时刻，少一刀则嫌 过厚，多一刀则坯破器废。
景德镇甜白釉的烧制成功，为明代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代的斗彩、五彩、粉彩，只有在白瓷取得高度成就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出它的鲜艳 色彩来。清代对明代白瓷的描述比较具体，形容白色的有牙白、奶白、莹白，形容质感的如象牙、牛奶、堆脂或玲珑剔透，把永乐、宣德时期的白瓷概括得淋漓尽 致。
甜白瓷若加上划花工艺，整个会形成一种镜中花、水中月的飘渺意味，很为现代人所钟爱，拍场上明代永乐甜白瓷屡创天价，而且明永乐以后，宣德、成 化包括弘治年间多有甜白精品，并且康雍乾三朝仿制无数，是以收藏者不但要鉴藏真赝，辨别永乐甜白的特征也是收藏爱好者的必备功课。永乐甜白釉的主要特征从 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胎体的仰光透视，呈现出极为浅淡的粉红色，但又与龙泉窑中粉青有极大区别。二是釉面积釉处呈现虾青色。
与斗彩鸡缸杯类似，传世成化官窑甜白素瓷多是薄胎、盘、碗、杯多见。清代后仿不少，可用明成化款识特征判定年代。清康熙甜白釉器主要仿永乐、宣 德、成化、弘治制品，官窑多署本朝款，也有署永乐款识。其中薄胎者仿的最多，也最好。但清代胎料与明代有别，仰光透视，闪青白色，没有其粉色，这是区别明 清甜白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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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甜白瓷 不一样的美
在明朝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创制了一种新的白瓷品种——甜白瓷，之所以叫做甜白瓷，是因为它如同美玉一般清润细柔，釉色晶莹剔透，对着光可以看到淡淡粉色，给人一丝甜腻的感觉。除了“甜白瓷”以外，人们也常常将其称之为“填白瓷”。
在古代皇室的兴趣爱好对当时的瓷器风格有很大影响，甜白瓷就反映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的审美取向以及当时中国制瓷工艺水平。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社会局势稳定，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后来朝廷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南京变成陪都，两地的皇宫对瓷器的需求量都非常多，这大大推动了当时景德镇御窑制瓷业的发展。在明朝永乐年间，甜白瓷在能工巧匠的手下诞生，为白瓷发展史添上了精彩的一笔，和唐宋白瓷、元卵白瓷相比，甜白瓷显得更加晶莹更加透润更加温和，让人拍案叫绝。
为什么说明代永乐甜白瓷有着不一样的美？原来，制瓷工匠们在制作瓷胎这道工序上，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岭土的比重，使得造型更加坚固；细致而反复地清洗原料，这样一来能够提升明代永乐甜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加大了胚料里面的铝氧含量，提高烧造温度和瓷胎硬度；对匣烧方法进行改良，使得永乐甜白瓷成品更加精细。
永乐甜白瓷釉色纯粹，厚润剔透不含一丝杂质，并且釉面均匀几乎不见棕眼，釉层厚薄皆有，口、足及棱角稍稍露胎。我们很少看到胎体表面描绘有纹饰的明代永乐甜白瓷胎体，不少精品甜白瓷呈有暗花。图案取材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龙凤、荷花、玫瑰、山茶、牡丹......线条细腻流畅，纹饰惟妙惟肖。一般来说，肉眼难以看见这些暗花，须得借光透视才能看到。大部分明代永乐甜白釉瓷上面都没有款识，器壁轻盈而通透，但是瓷器底部却一点也不透光，不单单是因为胎体厚，还因为当时的制瓷工艺出色。
得益于制瓷工艺的进步，白瓷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明代永乐甜白瓷以它独特的风貌，征服了无数瓷器收藏爱好者。在明朝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仿制永乐甜白瓷，数百年下来，现代古董市场上当然就充斥了不少赝品，因此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出土永乐甜白瓷带详细解说
甜白瓷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专有品种，按道理来说，宣德时期应该也有，但目前没有发现署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的甜白釉瓷器，所以。一般而言，甜白瓷是永乐白瓷的专有名词。此件僧帽壶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下同。僧帽壶是中国元代创制的瓷器造型的壶式之一。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为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
僧帽壶的烧制，主要是因为明初延续了蒙元对待青海，西藏地区的安抚政策所致。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首领掌控了全藏，所以从元代以来，皇帝基本上采取封法王等政策对当地佛教领袖进行安抚。僧帽壶就是西藏佛教常用的水器。而图中的这件执壶，器型罕见，估计应该是酒壶。
永乐甜白瓷，是在明初国俗尚白的基础上根据永乐帝的喜好而烧制的。它是继承了发扬了元代枢府瓷（卵白釉）的烧制工艺创造而成的一种白釉。由于这种白釉洁白无瑕，仿佛白砂糖一样似乎有点甜味，所以被称为甜白瓷。又因为多有暗花装饰，所以又称为填白。图片中这件执壶，应该成为四系矮执壶。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很多创新的瓷器款式。不少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永乐出现甜白瓷，与朱棣本人有重大关系。朱棣好武。洪武时就被封王镇守北平，专门应对北元蒙古余孽。蒙古俗尚白，以白为尊。蒙古即银，就好像女真为金一样。在长期北方镇守和与蒙古人对峙的带兵过程中，朱棣养成了好武，豪迈之习性。和蒙古人一样喜欢白色，一改其父朱元璋喜欢釉里红瓷器的做派。此件双兽首铺首瓶，应该是祭祀用瓶。史料记载，凡是瓶身有铺首的瓶子，都是用来做祭器的。出自哪里，一时无考。
明太宗实录》记：“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砂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可见，我们习见的永乐青花瓷很有可能并不是永乐皇帝日常所用，图片中这个仿青铜器造型的爵杯，很有可能就是永乐大帝的日用器皿。酒杯
明初景德镇官窑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永乐时期的白瓷烧制量远大于青花和釉里红瓷器。1989年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发掘报告称，在永乐前期底层出土的瓷器中，甜白釉瓷器占98%。此件为温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汤锅。极为难得的是双环耳。采用的是吊烧的工艺。在这之前，活环是无法烧制成功的。
永乐甜白釉器胎釉透光呈现肉红或粉红色，明清后朝仿永乐甜白釉器则显现青色。甜白器在器物足边和折角积釉处，常闪烁着灰青色的光泽，釉面偶然显现如同青、白、灰三色交织在一起的极淡的虾青色，甚为奇特。此件烛台，传世品见有青花器，一般属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也是来自西亚的器物。
永乐的脱胎器著称于世，带给人们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多的赞叹工艺上的超群表现。它胎质薄如蛋壳，极为轻盈。清人诗中更是形容它为“只恐风吹去， 还愁日炙消。”此壶为梨壶，因器型像一个梨子而得名。从元代开始，历代都有烧制。用来品茶品酒，皆为高品。
永乐甜白釉瓷器的器形很是丰富，碗、盘、壶、杯、梅瓶等器形最为常见。胎体大致也可分为薄胎薄釉和厚胎厚釉两大类。薄胎薄釉胎体大多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足以光照见影，提起映在灯光之下，手指旋纹都能隐约透见、厚胎厚釉多为琢器，釉质凝厚肥腴， 似油似脂。
永乐朝的独有器型，学术界目前尚未搞清楚它的用途和来历。此器下有三通，烧制成型极为困难，目前仅仅见出土复原器，未见过任何传世品。应该是来自于西域中东地区的器物造型。
此件莲花台盏，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器物之一，目前也只见到永乐窑址出土的残器，名称，用途不好说。因有莲瓣纹装饰，笔者暂且给它命名为莲花台盏。
君持，是佛教徒用来饮水的随身器物，开始是金属制品，隋唐时期开始大量流行瓷制品，以白瓷为多。最为著名的应该是五代宋时期定窑制品。元代开始出现的这种君持，造型和唐宋不一样，或许是新的创造，或许也来自于西域，不得而知。又称净水瓶，净瓶，佛家用器。
“永乐三宝”：甜白、青花、鲜红釉
明朝永乐时期的瓷器艺术独创与多元兼具，堪称东亚工艺美术史的高峰。2017年05月18日起，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特展，精选近百件永乐瓷器名品一次完整呈献。这也是台北故宫开馆以来首次以明朝永乐皇帝之瓷器举办专题展览。
明代晚期文人在谈论明初官方用瓷时，曾经提到“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这段话清楚地总结了永乐皇帝的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甜白、青花及红釉瓷器。
▌甜白为常
“洁素莹然，甚适于心”是永乐皇帝对自己心爱瓷器的赞誉。甜白釉色创烧于永乐，恬静优雅，开创白瓷新面貌。
甜白釉瓷是永乐时期宫中主要用瓷。根据1989年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发掘报告，永乐前期地层中的甜白釉瓷器占所有出土物的98%以上。据学者推测，永乐皇帝大量烧造白色瓷器有可能与他燕王时期居于北平，感染元人尚白之风气有关。因其为报答父母之恩所建造的金陵大报恩寺塔，是以白瓷砖搭建而成的，因此也有人推测，大量烧制的白釉瓷器不但带有宗教意涵，同时也承载了皇帝对父母的追思。
相同器形的瓷壶存世不多，台北故宫另藏有一件器形相同，器身饰以凤凰一对的青花三系竹节把壶，有学者推测两者皆为明初宫廷用茶器。广东台山南宋沉船中，亦曾出水有类似造型的锡壶，也有学者据以推测其为穆斯林使用的汤瓶。
▌苏麻离青为饰
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器是以含氧化钴的矿物为颜料，在瓷器坯体上描绘纹饰，施一层透明釉后，经约1200℃左右高温烧造而成的作品。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发色浓艳，并且带有渗青铁锈斑点，形成独特鲜明的风格。
在朝廷的要求和监督下，瓷器先由内府“定夺样制”，才发给窑厂照样制作。官用作品器形规整、釉色纯正、纹饰合于规范的现象在此时开始建立。不合标准的作品往往被刻意击碎，掩藏起来，烧成的瓷器则作为国家礼仪或宫廷日常之用，或成为赏藩外交邦国的礼物。永乐、宣德年间，常有大型器如天球瓶、扁壶等作品的烧制。
▌鲜红为宝
“要想穷，就烧红”是景德镇当地的一句民谚。高温红釉器是以铜作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高温烧造而成，是最难烧制成功的颜色釉品种之一。由于其对温度、气氛的要求特别敏感，稍有不慎，即得不到纯正的红色，因此景德镇珠山遗址也见到大量烧制失败而击碎掩埋的红釉器汰选品。
永乐时期开始，景德镇可以烧造出釉色纯正的红釉瓷器了。一改元代红釉发色灰暗的釉色效果，以红似鸡血般的色彩被誉为“鸡血红”、“鲜红”和“宝石红”。
这件红釉高足碗的口部外侈、深壁、高圈足。全器施红釉，釉汁莹厚，器色鲜艳，圈足著地处露胎。器内壁锥拱双龙戏珠纹，外壁朴素无纹饰。碗心有“永乐年制”双行四字篆书款，外加花边。
明永乐甜白瓷收藏价值为何高
白釉瓷，即所谓白瓷，是我国传统色釉瓷品种之一。白釉瓷釉色洁白凝润，象征着高贵纯净，因此流向甚广。不过，古代白釉瓷除了元代枢府白瓷以外，都并不是使用的真正白色的釉料。古代白釉瓷，其实指的是在白色的瓷胎上，罩上不含金属氧化物呈色元素的透明釉料，入窑烧成的。仅有元代枢府卵白釉，是真正失透的乳浊釉，符合现代对于白釉的定义。
不过，这种釉质的定义差别，并不影响白釉瓷在制瓷历史上大放光芒，尤其是一些数量少、制作精、风格独树一帜的白瓷品种，更是成为如今收藏界风头难挡的“尖货”。明代永乐甜白瓷，就是其中典型。
永乐甜白瓷，是明代永乐朝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一种白釉瓷器。这种白釉瓷器少见厚胎，多见薄胎，甚至可以薄到半脱胎程度，可以照光见影，比宋代影青瓷的艺术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釉面因明显的乳浊感而显得光润柔和，釉色温润如玉、凝脂细莹、白雅甜净，给人的感觉如同身处绵密柔糯的白糖之中，故有“甜白瓷”之美誉。
永乐甜白瓷之所以具有高白度、高脂润感，就是因为它的胎体很薄，釉面附着在胎体表面不会显得稀薄单调。那么它的薄胎是怎么制作的呢？概括性地讲，永乐甜白瓷先进行拉坯，拉坯成型以后再拿到刮削胎体，使之变薄。由于胎体薄度很高，在制作上工艺难度已经很大，因此如果要在瓷器上进行装饰就更加不易。
所以，当胎体薄到一定程度，大多数永乐甜白瓷是不会有纹饰的，仅少数会装饰暗刻花纹。对于这种有暗刻纹样装饰的，永乐甜白瓷一般较多出现瓷器的内壁及盏心，题材多见花卉纹、龙凤纹一类。带纹饰的永乐甜白瓷，肉眼不容易看到装饰图案，需要借光透视。在这种透光之下，瓷器胎釉还会呈一定的肉红色，器物足底、折角积釉处则呈淡淡的虾青色。这种特性与德化窑孩儿红白瓷比较类似，可作为永乐甜白瓷的鉴定技巧。
在永乐以后，宣德、成化、嘉靖乃至康熙、乾隆各朝，都曾仿烧过甜白瓷。但是总体来讲，明朝各时期仿烧的甜白瓷，基本都没有达到永乐甜白瓷那种“四壁薄而透亮、器底坚密不透”的特征。至于清代各朝的仿烧，且不说胎体难以做到永乐时完美的半脱胎程度，就连釉色也是白而不润者居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永乐甜白瓷在我国制瓷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后代仿烧永乐甜白釉瓷器，基本就没有可以达到与之相当的艺术水平的，就算有个别佳作，也是以当时的时代特征为重，不可能完美还原永乐甜白的风貌。因此，永乐甜白瓷的收藏价值，除了经济、文化价值，更多的在于它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特性。
永乐甜白釉瓷器的特点
在我国的古代，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各个领域的文化都在发展演变，它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管是我国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诗词歌赋还是绘画陶瓷书法艺术在我国的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我国的文化底蕴更是我国历史的见证人，而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讲讲在我国及海外都享有盛誉的永乐甜白釉瓷器。
永乐甜白釉瓷器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最为特别的一种瓷器，它没有青花瓷器中蓝白相映的青花，也没有彩瓷器瓶身上的繁复绚丽的花纹，更加没有唐山彩中奇特的造型，它有的是孑然一身的纯净之色，但它既是只有一身的纯净色彩，却也同样不输于“浓妆艳抹”的彩陶，“淡雅舒适”的青花瓷，这就是在我国明清时期的永乐甜白釉瓷器，也是我们平时所俗称的单色釉。
简单的来说永乐甜白釉瓷器就是单色釉，也被人们称之为“一色釉”“纯色釉”“一道釉”等。它是在我国古代的宋元时期开始烧制，在我国古代的明清期间由官窑所出品的单色釉瓷更是到达单色釉的高峰，甚至已经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境界。明清单色釉瓷的精湛技艺，制作工艺成熟。也正是因为它有着如此之高的境界使它在现如今的拍场上屡创新高。而单色釉中有一个种类，一直以来被大家津津乐道，它就是甜白瓷。
永乐甜白釉是我国古代明朝永乐窑创烧的一种白釉。那么它为什么这么受人们的喜爱，它有着怎样的特点呢？首先因为永乐白瓷成品中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可以光照见影，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其次瓷器上黄釉始于明永乐朝，就是以铁元素为主的着色剂，用氧化焰低温烧成，呈色浅淡，釉面薄。第三在明永乐甜白釉瓷中，僧帽壶是别具时代特色的一种器形。僧帽壶的外型，源自藏式释教法会所用款式。在2012年的香港拍卖会上就曾经拍卖出过一件“永安全颂”僧帽壶。
其实永乐甜白釉还有着两个最为特别的特点，一是它瓷器的胎体是仰光透视，这样就可以为我们呈现出及其浅淡的粉红色，十分的好看这也是收藏家们喜爱它的原因之一，但是它的只有淡粉色又与龙泉窑中粉青有巨大的差别。二是在釉近底和底部一般会呈现出虾青色，十分的好看，这是人们喜欢收藏永乐甜白釉的第二个原因。
元明清瓷器鉴藏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永乐甜白釉双耳三足炉
永乐一朝，奉成祖之命，景德镇御窑巧匠精研甜白佳釉，专制单色雅瓷。然甜白之器，烧制极艰。景德镇市珠山中路东段两相邻永乐地层，所出瓷片，逾98%乃甜白残件，可见御窑屡败屡试，无奈弃绝废品无数，仅挑其中佳器寥寥，上供朝廷。
「甜白」一词，最早见于明末黄一正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历十九年本《事物绀珠》，据〈永乐宣德窑〉条载：「二窑皆内府烧造，以骔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且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
承赵宋晶莹青白、延蒙元枢府卵白，然永乐甜白，主要以釉石炼制，几乎全无石灰石等迭烧而成釉灰，所含碳酸钙比当时景德镇其他白釉要低，加上白瓷高岭土含量甚丰，仅有微量铁和钛，是以制得甜白雅器，白若琼花。
甜白釉双耳三足炉小巧玲珑，此炉器形秀美，端庄雅致，素净无纹；烧制时用垫饼叠烧，形成一圈露胎，炉心部分亦露涩胎，唯其釉水莹润，可谓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为明永乐甜白釉瓷器中存世精品。
永乐 甜白釉双耳三足炉尺寸：
口径：9.4cm
高：8.9cm
足径：5.0cm
明代空白期瓷器鉴藏
人们对一种事物的追求及喜好，往往伴随着时代精神的流传。这种时代精神，可能虔诚恭敬，可能温厚文明，也可能夹杂着许多迷茫的暴力。而古瓷藏家们所珍藏的明代“空白期”瓷器，则被看作是“朝野动荡”的珍贵证物。
明正统 青花缠枝宝相花莲瓣纹大罐 高37.9cm 成交价：105.8万元 北京中汉2013秋拍
所谓“空白期”瓷器，又被业界称之为“黑暗期”瓷器，即指明代正统(公元1436--1449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天顺(公元1457--1464年)这三朝所烧制的瓷器。这一时期的陶瓷，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
由于明代宣德朝之后的近3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致使国势倾颓、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瓷业生产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制瓷水平与瓷器品质较前朝永乐、宣德有明显下滑。迄今为止，无论是考古发掘出土，还是公立博物馆馆藏，或是古玩艺术品市场中，能明确确定年代写有纪年款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鲜有发现。这种具有特定历史时代意义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自然会引起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关注。曾经一度，不少业界人士认为“空白期”三朝烧制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并没有官窑器。持这种论点者，其依据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在出土还是存世的“空白期”瓷器中，器型制作规整的并不多。而且这一时期的青花或釉里红绘瓷技艺亦不及永乐、宣德时期那么精细，胎质也不够细腻。
其实，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仍然在烧瓷，只是因为连年战乱、改朝换代等原因，在品质与数量上比永、宣时期大为减少。这在《明英宗实录》、《大明会典》、《明史》、《浮梁县志》、《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故而笔者认为，空白期并非无官窑瓷器，工艺精细者还是有的，只是绝大多数没有年款。笔者曾于广东省博物馆觅得一件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该器为正统八年的青花笔架，高7.7厘米、宽12.3厘米。整体器形为凸起的五峰相连山丛式，中空，在一山峰的一边和笔架的后面各有一圆孔，可以装水作水盂用。从隔着的玻璃展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器物以青料绘三层峦叠起伏的山峰。在笔架主峰后面书有“正统捌年”款。笔架的施釉肥厚，白中泛黄。笔者估计这件笔架由于当时的烧结度不够高，故而釉面开细碎纹片，纹饰和字呈黑褐色，个别处稍泛蓝色。即便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为官窑还是民窑，但以笔者综合研究之论可定其为民窑制品。尽管此器造形和纹饰较粗糙，但有绝对年款，是正统年间有年款的标准器物，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明正统 青花缠枝莲洞石牡丹莲瓣纹双兽耳盘口大罐 高41.9cm 成交价：230万元 北京中汉2013春拍
我们平时在收藏、鉴定明代“空白期”瓷器时，应从前朝的承继和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上去认识与研究。正是由于很少发现过正统、景泰、天顺这三个朝代的瓷器有明确纪年之物，故而学术界非常坚定地将这段时期的瓷器都定义为“空白期”。但从系统的古代陶瓷鉴藏、研究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不能够轻易地定义为瓷器的空白期，准确来说，应是官窑纪年款的空白期。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比较动荡，所以景德镇御窑厂处于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因此我们平日在博物馆或者古玩行家手中所见的一些明代早期的名窑瓷器，但凡是没有款识，画工又相对比较草率，工艺也不太精细的作品，其烧制年代基本都往“空白期”靠近。至于这三朝的青花瓷的辨别，自然就不如永乐、宣德及成化那么好辨认，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正统朝瓷器接近宣德晚期，而天顺瓷器更与成化早期相近，而居于中间的景泰朝瓷器的风格特征应在二者之间。因此应该相互对比印证，与宣德、成化瓷各方面特征对比，而进行鉴赏、研究。
对正统、景泰、天顺年间青花瓷器的识别并非易事。因这段时期的瓷器我们在官方博物馆或艺术品拍卖市场见的不多，平时在民间文物流通市场或藏家手中接触的也较少。因此在研究这段时期的瓷器时，我们只能根据常见的一些纹饰和器型去对比、衡量，再进一步推敲。所以不能单看某一两个方面相同或相似就说是这一时期的，必须耐心、细致、全面地进行排比，不但要看器型、釉色、青花料、制作工艺、纹饰等，还应尽量的找出时代特点。
由于“空白期”瓷器的存世量少，故而其器型也不多，大多是沿用永、宣时期瓷器的特征，但也有一些新品种，如戟耳带座的器物，这是对元代瓷器的复古，但变化很大。釉与胎在制作工艺上相对比较粗糙，削足不规整，琢器一般底部无釉，碗、盘类底部跳刀痕比较明显。瓶、罐类器口沿多见削釉现象，足墙较宽而深，也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特征。这三朝立器的胎体比较厚重，瓶、尊、罐类的器口，正统瓷器与宣德相同，为直颈。而景泰、天顺的与后朝成化类似，多为上收下阔式。底足修得不太仔细，大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微下凹的平砂底，有火石红斑痕和粘一些星星点点的窑渣在底部。
总的来说，空白期的瓷器胎体比较厚重，胎质细白滋润，釉色大多白中闪青，光亮透明，玻璃化程度较高，有的底足内施白釉，口沿施酱釉，青花发色有浓艳的，也有青中泛灰的，浓艳的是用宣德所存之苏麻离青钴料，也有锈斑。
这一时期的画法大多采用明早期一笔点画技法，笔法粗放，特别是中锋运笔，具有时代特征。画面简洁，布局疏朗，空间较大。自景泰朝开始，几何图案减少，而绘画成分逐渐增加，大部分为人物故事题材，另用缠枝花卉纹，绘画不算细致，但比较流畅。在图案纹饰上采用较多的为折枝花草纹和缠枝纹，动物纹中除龙、凤纹外，也常用麒麟和孔雀等瑞兽纹饰，星象图使用也相对比较普遍。
在史料记载中，正统三年曾禁止民窑烧造与官窑式样相似的青花瓷。正统六年命景德镇烧制金龙、金凤白瓷罐以及九龙九凤青花大缸，正统十二年又颁布了民窑不准私造黄、绿、紫、红、青、兰、白地青花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天顺三年又有减少瓷器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确定，这段时期无论官窑还是民窑，虽说有禁烧与减烧记录，但都仍在烧制。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此期的实物及残片发现，也有一些独创性器物，但数量不多。其实也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战乱频繁、宫廷争权、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二是帝王兴趣与爱好转移。在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这就是最早的“景泰蓝”。其工艺是以铜做胎，然后在花纹轮廓线上镶嵌铜丝或金银丝，再在其中涂上珐琅彩，最后入窑烧制而成。据传景泰皇帝特别钟爱这种景泰蓝器，下令将宫廷陈设均改用景泰蓝制品。其品种之多，不可胜数，凡瓷器所有的器型，均烧成景泰蓝器。
民间对于明代“空白期”瓷器青睐度，自然是人见人爱。但由于其存世量少，投资者便对其市场价值不以为然。根据雅昌网所收录明代“空白期”三朝的瓷器上拍情况来看，总量仅有数百件，且成交价格亦不高，大多集中在十数万至几十万元的价格区间内，成交逾百万元者寥寥。笔者在香港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广州华艺(原广州嘉德)等知名拍卖行的古董拍卖预展现场参观时，所见“空白期”瓷器拍品上拍量亦是少之又少。
在三个月前在广州华艺国际冬季拍卖预展上，所上手的是一件“明正统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无款)。该拍品来源于著名收藏家徐展堂的徐氏艺术馆旧藏，当时估价为38—48万元，最终成交价为40.25万元。该器唇口、短颈呈梯形，丰肩下渐收，胫部修长，圈足。梅瓶颈部绘卷草纹，肩部装饰锦地开光花卉，足部则饰以蕉叶纹，腹部主体通绘携琴访友人物故事图，一高士手持拐杖，逆风而行，衣襟飘逸，神态悠然，一童子怀抱古琴紧随身后，背景装饰松石、小草、云气，其小草松枝画法简单明了，云气呈灵芝形，上有层层圈点密布，这些特征均为“空白期”时期瓷器所特有。当时笔者将其上手鉴赏时，衡量其重量比例适度，且手感亦非常舒适，是一件比较明显的大开门的明代真品。加之梅瓶的胎体厚重，釉汁肥厚，青花发色浓淡相宜，画面布局疏朗，笔意雄健流畅，画法粗犷大气，更可被认为是一件景泰至天顺时期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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