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釉里红瓷器。
康熙晚期，釉下彩突破了传统青花与釉里红两色的格局，发明了釉下白彩和淡青彩，并成功地饰于同一器物上。这种新出现的装饰技法，俗称为“釉里三色”。
康熙“釉里三色”，是以素白坯为地，用竹刀先“刻划”出主题纹饰轮廓后，再根据需要在纹饰上填绘铜红色料与钴料着色的釉里红和青花；豆青为铁的呈色，通常用来填绘山石。康熙“釉里三色”，由于采用了胎体“刻划”与釉彩“着色”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器物表面纹饰均凸凹起伏。加上釉下三种色彩相互映衬，富于立体感，使得釉下彩绘制瓷工艺更前进了一步，更加绚丽丰富，更具观赏性。康熙“釉里三色”，是豆青与青花和釉里红的产物，其制作工艺复杂，烧造难度大。成品多为豪门赏器，足底多有铭文款识。尤其是釉下这三种色调都能够发色鲜艳色正的器物很难兼得。康熙“釉里三色”，为明清时期瓷器品种中稀少瓷种，历来被喜好古瓷赏藏的人士所钟爱和追宠，是较为难觅的佳品。偶遇伤残器件也都唯其物稀而价昂。
1995年夏，我去宁、沪、杭寻宝时，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买到了一件康熙“釉里三色”山水景物图长颈瓶。
此瓶是一件近30厘米高的长颈瓶，因瓶口颈部残缺，故现通高21厘米，口径3.5厘米，足径7厘米。该瓶直长颈（颈口残缺），丰肩，圈足，底部青花双线圈内绘秋叶图记。瓶周身满刻绘山水景物图纹。景物图中展现出崇山叠嶂、屋宇林木、江水舟帆、亭榭楼阁等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景象。恰如一幅幽静美丽、意境悠远、韵味十足的中国山水画卷。
该瓶胎质洁白缜密坚硬，瓷化程度好，手感沉重。釉面柔白清爽透亮。整体画面构图精巧，布局合理，气势恢宏。该瓶绘画技艺娴熟，笔触细腻流畅。作者采用了中国画“分水”皴染技法，画出了山的层次、景的远近。特别是器物周身红、蓝、豆青三色，浓淡深浅，交相映衬，纹饰凹凸起伏。使器物整体画面更显丰富绚丽，极富于立体效果。构成了康熙“釉里三色”器物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特点。
这件康熙“釉里三色”山水景物图长颈瓶，为康熙朝晚期“官搭民烧”、“官民竞市”风潮下的民窑上等精品之作。它造型雄健大气，而且其胎釉之精良、绘画之精湛、色泽之纯美，充分体现出了康熙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和装饰美的艺术效果。这件“釉里三色”器物，历经近三百余年的沧桑，能够传承至今可谓幸事。虽然瓶颈口残缺，但不失其真、不失其美、不失其为师，是学习、研讨、鉴赏之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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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珐琅彩花卉雉鸡图长颈瓶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宫中开始了珐琅彩不断试烧的艰苦历程。康熙二十九年为加强统辖管理，又增设笔帖式一人，以后又陆续增设技术和管理人员。
康熙责令当时的法国传教士马国贤和郎世宁督理试制。由于珐琅彩瓷是吸收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胎地上用各种珐琅彩釉进行绘画，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入窑后烧结时间难以控制的特性，所以进展缓慢。
经过几十年的试烧，珐琅彩瓷终于在康熙五十九（1720年）烧制成功，了却了圣祖康熙帝长达30年的夙愿。
长颈瓶造型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有着细长的颈部，丰满的圆腹而显得丰姿挺拔，端庄大方，为明清两朝多用造型之一。
此瓶釉色肥厚，胎质洁白细腻，平整光亮，如同天然形成未经雕琢一般水润顺滑。珐琅彩亮丽绚烂，色彩斑驳，令人心旷神怡。
珐琅彩绘画经过二次低温烧制，呈现出带冰裂纹的开片，细细品味，这些开片自然延伸、交错，与温润的白釉搭配和谐，相得益彰，给器物平添了几分天然的装饰，给人一种美感，放佛听到玲珑清脆的冰裂之声。
瓶颈处题诗“朝朝笼丽月，岁岁占长春”，诗首尾押“佳丽”、“映”、“旭”闲章三方，书法苍劲俊秀，诗文意境悠远让人浮想联翩。
瓶腹绘花卉雉鸡图，雌雄雉鸡描绘生动逼真，雄雉鸡立于老枝枝干上，全身的羽毛鲜艳夺目，色调淡雅的雌性雉鸡蹲伏于侧，此情此景既温馨又和谐。一只嫣红牡丹夺目而出，更显生机盎然。
清宫珐琅彩的名贵，不仅仅在于它宫廷御制的身份，更主要的是存量有限。于此瓶相类似的“乾隆锦鸡花石图胆瓶”，于2005年被香港大古董商翟建民以1.1548亿港元所竞得。
康熙青花釉里红博古图棒槌瓶
康熙一朝，釉里红、铜红釉器，烧制严格，筛选苛刻。正如此，御出之品，日趋成熟，渐达官器标准 。此时御窑，属创烧阶段，各类新品辈出，精者留，不适宜者，刻时停废。
青花釉里红始于元代，以钴为着色剂的青花和以铜为发色剂的釉里红，两种技术相结合烧制而成。康熙时期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且有继承和创新，烧制出了更加完美的康熙青花釉里红。
经反复试烧，融合青花釉里红效果更为上品。时之匠者，遂以釉代彩，或于两层透明釉间，着笔抹红，绘出纹饰。继而试作新器数类，但有次品，就地弃之。
此时期釉里红发色艳丽明媚，纹饰精美，线条流畅，与青花结合浓淡相宜，和谐顺眼。既有青花沉静安定的特色，又增添了釉里红的浑厚壮丽，丰富了色彩效果，形成了高雅而又朴实的艺术风格。
如见此例通体以釉下青花及釉里红绘“博古图”纹饰，釉里红发色明丽，与青花结合浓淡相宜，相得益彰，纹饰风格别具一格饶有韵味，乃康熙年间之上乘之作。国廷文物所藏此器高80公分，相比于北京故宫所藏各类棒槌瓶尺寸更甚，乃国内青花釉里红棒槌瓶之最。
康熙 青花釉里红博古图棒槌瓶 尺寸：
口径：15.5cm
高：79.3cm
足径：17.3cm
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的唯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于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957年3月，在江苏省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被当地农民叫做“娘娘坟”的土包上，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47件文物，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即是其中的一件。
该墓的主人是明代洪武朝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梅瓶是作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下葬的，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象征。岁寒三友纹梅瓶高44.1厘米，口径6.4 厘米，底径13厘米。带盖，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器盖为红地白花， 纹饰为火焰纹、双重花瓣、菱形纹、缠枝牡丹纹。器身是白地红花，纹饰为蕉叶纹、双重如意纹、卷草纹、松竹梅、海水江芽、变体莲瓣。主题图案为“松竹梅岁寒三友”。
“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明代洪武朝的岁寒三友纹饰都会添绘一株芭蕉。这种情况沿袭明、清两代，甚至在清代岁寒三友纹中，芭蕉成为主要纹饰。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新烧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它是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胎釉特征与同期青花器物的胎釉特征一致，但器型较少。“釉里红瓷器”色彩凝重华丽、纯正鲜艳，烧制条件要求高，烧制技术难掌握，所以十分珍贵。这件梅瓶美中不足的是其釉里红的釉色欠佳。
釉里红鱼藻纹梅瓶
釉里红又名釉下红，起源于宋代均窑的紫红斑釉。它可单独装饰，也可把青、红色料结合使用(此装饰叫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呈色稳定敦厚，在我国传统习惯上，常以这种色彩象征吉祥康乐和繁荣昌盛，是别有特色的传统艺术 釉里红瓷和青花瓷一样，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杰出创造。
由于釉里红瓷器具有色彩华丽、纹饰优美、气氛热烈等特点，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釉里红的烧制成功，不仅是我国陶瓷装饰技巧上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也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享誉世界。
釉里红的存量少、身价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烧制的复杂。釉里红创烧于元代，与青花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由于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烧成难度大，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在五行学中，朱是代表南方的颜色，所谓‘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别指的就是南北东西。因为朱元璋在南方发迹，所以红色对他来说很吉利，自己又姓朱，所以他对釉里红非常重视，釉里红的生产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在明代初期，釉里红曾被大量烧造，用作皇家御用瓷，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一般百姓家里是不能使用的。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釉里红也只限于官窑生产。此时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技术都已经成熟，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而后釉里红工艺在明宣德年间达到巅峰后逐渐衰落，直到清三代年间才又重新面世。
近日深圳永乐有幸征集到一件红瓷精品----釉里红鱼藻纹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圈足。通体以釉里红装饰，腹上绘鱼藻纹，整个画面构图精巧，布局疏密有致，绘画采用写意技法，运笔流畅。游鱼和水草、莲花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鱼与"余"谐音， 鱼纹被移植于陶瓷装饰始于三国时期，此后几乎涵盖了各个历史阶段，作为富含吉祥寓意的一种民俗文化题材。
釉里红瓷器如今存世的很少，但每一件从历史迷雾中走过来的器具，都代表着釉里红独特的魅力。就像今日展示的这件精品釉里红鱼藻纹梅瓶，它一直静静地伫立在深圳永乐精品展厅里，讲述着关于釉里红瓷器独特的故事。
清乾隆 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
釉里红是元代江西景德镇创烧的一种釉下彩绘。它以氧化铜在瓷坯上绘画图案，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由于釉里红烧造条件极为苛刻，加之烧制时工艺技术掌握难度大，故成功率低，因而真正色彩鲜艳的极为罕见，从元末和洪武烧制的釉里红器皿来看，红色多数不够纯正，呈色偏向灰褐。色鲜的极少。乾隆时期，太平盛世，文化昌盛，制瓷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葫芦瓶自唐以来因其谐音“福禄”，且器形像“吉”字，故又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为民间所喜爱，遂成为传统器形。宋元时期，龙泉窑、景德镇窑均有生产，元代又出现了八方葫芦瓶、上圆下方葫芦瓶等各式葫芦瓶。明清两代，葫芦瓶大量烧造，器形也有较多变化，有方形、圆形、蕴涵天圆地方之意的上圆下方和多棱形等许多品种。至康熙时，出现三节或四节式葫芦瓶。雍正、乾隆时期烧造有三联、五联葫芦瓶。乾隆三十一年档案曾记载，这一年的皇帝万寿节时景德镇御窑厂，就曾向宫中送进二件洋彩万福万寿葫芦瓶，可见当时葫芦瓶之用途多适于祝寿所用。而此件釉里红龙纹葫芦瓶应为乾隆之时最为标准的样式。
清乾隆 高30.2cm
龙纹是瓷器常见装饰纹样之一。清代瓷器的龙纹日趋繁复，有的单独作为纹饰的主题，有的与其它纹饰配合使用。常见的有云龙、海水龙、立龙、莲池龙、戏珠龙、团龙、翼龙等。
此件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不仅形制规整，构图严谨，且呈色鲜艳，完美地诠释了乾隆时釉里红名品之样，从中也可窥见当时制瓷的高超工艺。相同作品的乾隆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随安室陈设着一对；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另外，香港苏富比1990年春拍中曾以319万元成交了一件乾隆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与此瓶样式相同，此外尚未见有其他记载。由此可见，此类乾隆釉里红葫芦瓶传世者极为罕见，而如本次上拍这件之发色鲜艳者更为难得，实属可遇而不可求之官窑精品。
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及胎釉呈色特征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的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时，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a、遗址发现
明代故宫的釉里红器有过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确的官窑器性质，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宫遗址御城河时，发现釉里红残片，同时出土的有洪武官窑青花、洪武釉上红彩五龙盘、内外双色釉暗龙纹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先后四次发现釉里红装饰的建筑构件，饰龙凤纹。同样的釉里红龙凤纹瓦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遗址也有发现。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营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这些釉里红建筑构件的制作时间和性质是明确的，属于洪武初年生产的官窑瓷。
1983—1984年间，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宫廷库房区发现大量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残瓷，出土的釉里红残瓷从器物特征和造型纹饰来说，都与洪武官窑遗址出土物及清宫旧藏的釉里红器相同，为洪武官窑产品。
b、墓葬发现
明代王公官吏用瓷器随葬似有定例，最常见的是梅瓶。从各地历年出土的梅瓶看，青花居多，另有白釉、哥釉青花、蓝釉堆粉、珐华、孔雀绿釉、茶叶末釉、釉里红等品种，而釉里红最为少见。
1957年，江苏省江宁县的正统八年(1443年)宋琥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1991年，在同一墓区的正统十三年宋铉唐氏合葬墓也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两件瓶从胎釉并釉里红呈色、纹饰特征看，都属于洪武产品。宋琥、宋铉为父子。宋琥是明初西宁侯宋晟之子，其妻系明成祖永乐皇帝之女。这两件梅瓶应是经赏赐而流出内宫的。
南京及各地明初王公大墓出土的梅瓶有一定数量，均是青花绘制，釉里红难得一见，证实了釉里红在明初只有皇室才可使用，且不轻易赏赐，其宫廷御用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是，明初墓葬中出土的民间青花瓷为数不多，但基本不见釉里红踪迹，其原因也在于民间没有使用甚至被禁止使用釉里红器。
c、窑址发现
景德镇明初釉里红瓷有数次出土，出土数量较多的是1994年在明御厂东院的发现。在同一地层中出土了青花、釉里红和红釉等洪武官窑产品，器物有大碗、大盘、盏托等器，画工精致，纹饰以扁菊纹、牡丹纹、西蕃莲纹等花卉题材为主。对这批珍贵的出土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认识：首先是出土物中青花和釉里红从器物造型到装饰纹样均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印证部属于洪武官窑产品，都应视为洪武官窑标准器。其次是传世釉里红和出土洪武釉里红两者的工艺方法和艺术风格相同，证明目前所见传世釉里红均属洪武官窑器。
相反的情况是，大量景德镇明初民窑窑址中没有发现釉里红瓷器，说明了明初民窑禁止生产釉里红，进一步证明了洪武釉里红仅限于官窑生产这个结论。
洪武釉里红的胎釉特征和呈色
洪武官窑釉里红和青花在同一技术条件下产生，两者除呈色剂分别为铜和钴外，工艺流程基本一致，使得胎釉特征大体相似；但因釉里红和青花对釉的要求和窑炉条件略有不同，因此两者的外观特征又有所差异。
洪武朝历时31年，釉里红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前后不同，从胎釉特征和釉里红呈色上也能看到这种差别。
1、胎釉特征
洪武釉里红的胎骨有粗松和致密两类。粗松的一种手感稍轻，瓷化程度差。致密的一种断面细腻、紧密，白中略灰。据理化测试，釉层CaO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钾量较低，属钙碱质，高温烧成时粘度变化不会太大，较少流釉。
洪武釉里红的釉层有两种：一种肥厚莹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状或长条状开片；另一种肥润致密，釉表有极细微橘皮纹，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见缩釉点或缩釉线，露胎处见窑红。
釉里红呈色红艳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趋灰。
2、釉里红呈色
洪武釉里红呈色多样，大多较灰暗，少数较红艳。
a 艳红色——呈色纯正浓艳，线条外缘大多有晕散，有些甚至整个釉面都呈浅红色。呈色艳又无晕散的极少。检看这种洪武釉里红残瓷，莲瓣间不借用边线推断这种工艺在洪武早期使用。
b 赭红色——色厚重，剖面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里红处于白釉层中间，即胎上有一层白釉，其上是釉里红，釉里红上又有一层白釉。
c 灰红色——釉里红彩较薄。
d 灰黑色——呈色以灰黑为主，微见红意，称釉里灰或釉里黑。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见明显的铁褐斑，这是含较多铁质之故。
南京明故宫和凤阳皇陵的釉里红建筑构件有数种呈色，如赭红色(局部有绿苔点)、酱红色(有晕散)、赭褐色（有绿苔点和晕散)、黄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极不稳定。
罗浮宫 | 爱马仕里的色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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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口伤
尺寸: 高51cm
估价: RMB 280-380（万元）
成交价: RMB 1045.00（万元）
在近年香港佳士得、苏富比瓷器玉器古董珍玩拍卖会上，釉里红瓷器拍卖价格不断攀升，精品釉里红瓷器往往超过百万元，2000年上海国拍秋季拍卖会及2001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两件不同的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更是以662万元人民币和1045万元人民币，分别刷新了国内瓷器拍卖的最高价，其升值速度让国内外瓷器藏家瞠目。今年秋季拍卖会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又推出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瓶，估价在600-800万元人民币。究竟釉里红瓷器有何独特之处，让众多藏家竞相追捧？
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以铜红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铜只有在还原气氛中才呈现红色，因此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对窑室中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元代景德镇窑开始烧制釉里红瓷器，色彩不够纯正，发色偏黑，花纹晕散，模糊不清，说明当时对铜彩料的烧成气氛不能有效控制。因此元代的釉里红器产量低，流传至今的数量不多。明初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元代特征，红色晕散，不太鲜艳。永乐时期，鲜红釉声名显赫，然釉里红器则极为鲜见。本世纪80年代，景德镇中华路、公馆岭地段在永乐前期与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釉里红标本，其中有永乐元年、四年款识，从这些标本的外观看，铜红料烧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可见烧制釉里红比铜红釉难度更大。宣德时期，釉里红烧制很成功，能依据画面的需要自如描绘。这时期还有以白釉剔花填红料作纹饰，烧成后图案凸出白色釉面的方法，呈色鲜红。清乾隆年唐英编《陶冶图编次》称这种方法为“宝烧”。可知宣德时期对釉下铜红烧制掌握得比较纯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宣德以后，釉里红数量锐减，但是成化时期的产品呈色浓艳鲜亮。弘治时期，釉里红泛灰黄色；正德则过于灰暗。嘉靖时虽亦有传世品，但红色烧失的现象比较严重。清康熙朝恢复釉里红的烧制，釉里红发色比明代有所提高。雍正时是烧制釉里红最为成功的时期，呈色稳定，色调红艳。特别是青花和釉里红施在同一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更为突出。因二者烧成气氛不一致，能达到两色都鲜艳的，只有雍正一朝。典型器如北京博物院藏桃果高足碗，青叶和红桃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乾隆时的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故宫博物院藏，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无釉。胎体上薄下厚，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附狮钮盖。此罐1965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为近似的两件之一，是元瓷中的珍品。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故宫博物院藏，高32cm，口径7.3cm，足径11cm。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多为大盘、大碗、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大件器物，纹饰以各种缠枝、折枝和串枝花卉为主，此外还有松竹梅、庭院芭蕉及龙凤等纹饰。此时期的釉里红发色不甚鲜艳，多为红中偏灰黑的色调，此壶发色较为鲜艳纯正，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高33cm，口径8.8cm，足径11.3cm。此件玉壶春瓶继承元代釉里红的烧制技术，红呈色较纯正，纹饰清晰，是明初景德镇釉里红之佳作。
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是青花、釉里红两色同施于一器的装饰方法。由于青花着色剂是钴，釉里红着色剂是铜，二者性质不同，烧成温度以及对窑室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两者施于一器，而且红、蓝呈色均恰到好处并非易事。青花釉时红始于元代。河北保定曾发现过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是我国最早的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的品种。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曾出土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红龙纹把盏，并有宣德时期的青花这次里红器标本。成化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器极为罕见，但偶有佳作。正德以后青花釉里红器比较少见，清代康熙时又发展起来，传世品中有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中和堂”款器物，多以青花绘亭台、树干，以釉里红绘花朵，两种色调特别是釉里红呈色稳定，色泽比较浅淡。雍正时期的青花釉里红是真正的的成功之作。唐英《陶成纪事碑》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即指青花画叶，釉里红绘花（果）的青花釉里红品种。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调同样稳定鲜艳，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品种。如浅绿地青花云波釉里红龙纹双耳扁壶，下部绘青花海水波涛，腹部绘釉里红正面龙戏宝珠和青花云纹。此外还有青花加紫，即在青花器上点缀少量釉里红，这也是青花釉红品种之一。
清 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一对)
尺寸: 高45cm
估价: RMB 12-18万元
云南文化艺术品拍卖中心 2001年11月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尺寸: 高35.3cm
估价: RMB 600-800万元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
2001年12月
清乾隆青花釉里红海水祥云纹九龙梅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尺寸: 34.4cm
估价: HK$ 500-600万元
成交价:HK$ 444.48万元
苏富比国际有限公司
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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