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潮州瓷塑制作鼎盛于宋代，明代以后南移枫溪。解放后，枫溪瓷塑得以更快发展，逐渐形成“清新、素雅、细腻、玲珑”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陶瓷一大流派，有“中国瓷都”之称。
字串8
枫溪瓷艺利用雕、镂、塑、捏、贴、刻、划、印、压等技法，通花（镂空瓷）、瓷花（寄花瓷）是最具特色的产品，充分展示了枫溪瓷的玲珑剔透、清雅、华丽的艺术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演化有绪。自８０００多年前之新石器时代开始，代不间断。枫溪境内周围也有６０００多年前新石器时代贝坵遗址及陶器的发现和唐宋窑址的遗迹。宋代笔架山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便有大量人物、动物瓷的制作，为全国同期各窑口所罕见。宋以后，枫溪成为陶瓷生产中心，一直延续至今。字串5
潮州枫溪瓷艺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吸收潮州民间艺术之精华，形成了富于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
字串9
枫溪瓷艺的艺术制作手法独特多样。技法上雕、塑、镂、捏、贴、刻、划、印、压等多种，装饰手法也独特多样。人物瓷塑、动物瓷塑有写实、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光彩照人，神韵独具。通体镂空艺术瓷彩通花瓷，与捏塑瓷花结合而成通花瓷花技艺，在国内外瓷坛独步，多层次镂空和寄贴立体瓷花，技艺卓绝。字串8
枫溪瓷艺题材广泛，品种繁多，主题突出，格调高雅，催人奋进。但随着时代变迁，工厂改制，原有创作组艺人星散，不少人为生计改弦易辙，放弃了原先的追求。中青年艺人多数下海，为企业生存发展而奔波，造成瓷艺人才的青黄不接。一批老艺人相继谢世，其他几位代表人物年事已高，独特技艺难以为继，后继乏人。艺术陈设瓷的产量、产值、件数大量萎缩，一些技艺已处濒危状态。
将其列入非物质遗产，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抢救保护，对于保护有突出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瓷艺，保护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艺术，促进艺术的创作、欣赏、收藏、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陶瓷艺术，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发展地方经济、促进陶瓷经济、文化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德化陶瓷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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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陶瓷：别具风格的陶瓷艺术
潮州瓷塑制作鼎盛于宋代，明代以后南移枫溪。解放后，枫溪瓷塑得以更快发展，逐渐形成“清新、素雅、细腻、玲珑”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陶瓷一大流派，有“中国瓷都”之称。
枫溪瓷艺利用雕、镂、塑、捏、贴、刻、划、印、压等技法，通花（镂空瓷）、瓷花（寄花瓷）是最具特色的产品，充分展示了枫溪瓷的玲珑剔透、清雅、华丽的艺术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演化有绪。自８０００多年前之新石器时代开始，代不间断。枫溪境内周围也有６０００多年前新石器时代贝坵遗址及陶器的发现和唐宋窑址的遗迹。宋代笔架山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便有大量人物、动物瓷的制作，为全国同期各窑口所罕见。宋以后，枫溪成为陶瓷生产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潮州枫溪瓷艺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吸收潮州民间艺术之精华，形成了富于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
枫溪瓷艺的艺术制作手法独特多样。技法上雕、塑、镂、捏、贴、刻、划、印、压等多种，装饰手法也独特多样。人物瓷塑、动物瓷塑有写实、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光彩照人，神韵独具。通体镂空艺术瓷彩通花瓷，与捏塑瓷花结合而成通花瓷花技艺，在国内外瓷坛独步，多层次镂空和寄贴立体瓷花，技艺卓绝。
枫溪瓷艺题材广泛，品种繁多，主题突出，格调高雅，催人奋进。但随着时代变迁，工厂改制，原有创作组艺人星散，不少人为生计改弦易辙，放弃了原先的追求。中青年艺人多数下海，为企业生存发展而奔波，造成瓷艺人才的青黄不接。一批老艺人相继谢世，其他几位代表人物年事已高，独特技艺难以为继，后继乏人。艺术陈设瓷的产量、产值、件数大量萎缩，一些技艺已处濒危状态。
将其列入非物质遗产，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抢救保护，对于保护有突出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瓷艺，保护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艺术，促进艺术的创作、欣赏、收藏、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陶瓷艺术，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发展地方经济、促进陶瓷经济、文化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
西夏陶瓷的独特风格
西夏是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他们生活在草原与大漠之间，汲取着中原文化的营养，又不肯完全被汉化，仍执着地保持自己的风情。但是，西北的山水毕竟与中土相连，我们仍能从它的器物中看到血脉相融的迹象。
顽猴戏鹿
此瓶是一件民间生活用瓷，瓶口外撇，短颈，丰肩，长腹，宽圈足，砂底无釉，造型挺拔秀丽。通体施白釉，釉下以黑彩勾勒纹饰，肩部绘一周变形莲瓣纹，两侧绘两组下垂的卷叶纹，腹部一面绘两只展翅飞翔的大雁盘旋于芦草上空，另一面绘一只猴与一只梅花鹿在芦草丛中跃动嬉戏，猴以一手持苇草逗鹿玩耍，鹿单腿抬起，低首抿唇，若有所动，看得出猴的顽皮与矫健，还有鹿的机灵与乘巧，整幅画面充满着运动感和节奏感，生机勃勃，活灵活现，以酣练的笔调，描绘出无尽的画意，让人说不出来，又爱不释手。
美好向往
画的主题选用猴、鹿纹，取材于中国民间的风俗，隐喻“侯（爵）”与“（俸）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官禄和长寿富贵生活的向往。非常沉重、看似模糊的理想追求以如此轻松活泼的画面表现出来，我们不知作器者何人，但愿将此瓶连同那份美好向往保存长久。
元代陶瓷的特色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德-化-陶-瓷-总-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潮州陶瓷历史
潮州，是广东省省辖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中下游，
潮州的先民属古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南迁入潮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地域属南海郡，始载入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南海郡揭阳县地，潮州最早的建制始于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在南海郡东部析置东官郡，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分东官置义安郡。这义安便是潮州的前身。义安郡这个名称一共使用了260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全国撤郡设州，义安郡属循州之义安县，是年，升立州，因地临南海取“潮水往复之意”，首命名“潮州”，义安县为州治。 后人也有诗句：“潮之州，大海在其南”。 “潮州”名称的正式出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后1400多年来，基本都是沿用这个名称。
潮州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岭东首邑”等美誉，有史以来至建国前，一直是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治之所在地。潮州市文物古迹众多，全市现有文物古迹728处，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是广东文物古迹荟萃之地。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和业陶，唐高宗仪凤调露初年（公元676－679年），潮州已有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并出现了釉下点褐彩瓷器。潮州作为宋代的广东瓷都，其中心产区就在潮州城四围，即今湘桥区辖区。
潮州陶瓷分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和特种陶瓷等大类，以美术陈设瓷的通花瓷花为特点，通花瓷花以雕镂精细的镂空技艺配以捏制的各式瓷花，以玲珑剔透之美而独步瓷坛。其装饰多以镂空几何纹样为底纹，底纹多为四方连续图案，便于雕刻，适于烧制，易于表现出精工细致的艺术效果。大体上有通花与釉上彩绘结合、通花与浮雕结合、通花与瓷花结合。雕刻技法上有单层雕刻、双层雕刻、多层雕刻且可转动。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特色的瓷器艺术品，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雕塑镂空与提花融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潮州彩瓷中的釉上彩绘，颜料丰富，构图清新，工笔彩绘，工整细腻，色彩富丽，经历代艺人的努力，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瓷区的彩绘风格，陶瓷界誉之为“潮彩” 。
独特风格的饰物——陶瓷首饰
瓷，从商代原始青瓷起源，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瓷器是中华民族凝结的一种特有的东方审美意识，几千年来,从粗陶瓦罐到精陶细瓷,陶瓷总是给人们惊喜。
瓷，曾经穿过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千里迢迢，被骆驼商队带往世界各地，成为风靡西方的奢侈品，贵族们将此作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早在16世纪的欧洲，一股“东方热”就在贵族之间盛行，来自东方的瓷器和丝绸深得“太阳王”路易十四及其大臣们的喜爱。
首饰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由珍珠、钻石、玉、珊瑚、琥珀、玛瑙、水晶、金属来制造，尤其是金、银首饰最多。然而，陶瓷首饰在首饰藏品中也以其迷人的姿态独树一帜。
刺绣、丝绸、开襟、水袖、唐装，青花瓷色，都是时尚界常常用来代表东方风格的一种文化符号。我们的古典，都正在成为流行。
瓷，“CHINA”这个最具东方韵味的尤物，将古老的魅力重新舒展开来，在我们艺术家的手上，散发出最新鲜的光芒。
陶瓷首饰是一种特殊的新型首饰，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它或凭造型出奇，或借釉色取胜，或在装饰上展现新姿，创造了一种意蕴隽秀的艺术形象。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陶瓷材料的成形、装饰方法多样，通过设计者的双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陶瓷首饰似宝石，似美玉，胜玛瑙，开拓了首饰设计的审美视野，满足了不同个性的人们对现代首饰的多种审美需求。
女人对饰品的天然喜爱亘古至今，随着返璞归真的归属心理，饰品的材质也正在回归，尤其随着现代女性的知性和对品味的追求，关注饰品的外在形式的同时，也同样需要饰品具备“饰如其人”的内在呼应。和金银珠宝的脂粉气相比，瓷饰的高贵，精致，雍容华贵却超凡脱俗之美，正是现代女性的新宠。
瓷饰是一个极大的空白市场，全国各大城市都没有专门的瓷饰专卖店。不同于金银等贵金属或宝石，瓷饰本相对低廉，使其身价倍增的是其造型，彩绘带来的艺术价值，这便决定了其巨大的利润空间。
瓷饰的这种高质低价的特性，使她更加平易近人——每个女人，都可以轻松地拥有好几样自己喜欢的瓷饰。
由于陶瓷首饰的制作工艺简便，成本低，能真正做到价廉物美，益于首饰的大众化，也益于收藏。世界上首位陶瓷首饰的设计者——德国的克劳斯·戴姆布朗斯基教授，自1972年起便在高等院校从事陶瓷首饰设计的研究工作，他设计的作品获得国家和国际大奖。他的设计风格，造型以半圆、椭圆、方形见多，以渐变重叠形式构成，装饰用金黄色、黑色等对比强烈的色彩，给人以鲜艳感。有的造型还全部不装饰，充分显示材质美。
陶瓷首饰装饰有行云流水、斑斓夺目、五彩缤纷的颜色釉，有青翠欲滴、温润如玉的冰纹釉，有晶莹剔透、光泽闪烁的结晶釉。我国的陶瓷首饰品种繁多，色彩瑰丽、造型奇特且意境美妙，充分展示了火的魅力。这是其他首饰所不能替代的。
一种产品要想获得长久而宽广的市场，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柱，而不是一时的流行或者冲动。瓷饰不仅是一个财富项目，更是一种民族工艺，在其巨大的商业利润背后，有着坚实深厚的民族文化之魂。字串6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五彩瓷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特色
五彩又称“古彩”，是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之“五”泛指多彩，与素三彩之“三”有同工之意。五彩兼色丰富，一般以红、黄、绿、蓝、黑、紫五色为主调，它从古代彩绘艺术中脱衍而出，起源可上溯至金代，是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时处宋元更替之际，北方瓷窑遭到破坏，瓷工们纷纷逃往南方，这也成为日后明代景德镇彩瓷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金代 五彩水禽纹碗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 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明成化 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嘉靖 五彩八角形大罐
明嘉靖 五彩西游记图罐
明万历 五彩牡丹龙纹出戟花觚
明早期五彩瓷较少见，中期时官民窑均有生产，并且成为明代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尤其对日本影响巨大，现今日本是保存中国明代彩瓷最多的国家。明代五彩具代表性的是嘉靖、万历两朝，无论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从色料、彩绘工艺、烧成工艺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并开创了五彩瓷的全新局面！
清代顺治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战争阻碍，御窑厂也遭到破坏，许多陶瓷品种停烧甚至失传，五彩瓷的烧制数量也严重缩水。
直到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官窑烧造。康熙五彩在继承各种优秀工艺的基础上，又比以前各代都有明显进步。正如当时江西按察使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国外不少学者称康熙五彩为“中国美术”“康熙美术”，可见其声誉之高，康熙五彩不仅是清代五彩瓷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彩瓷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清康熙 五彩云龙纹大盘
清康熙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盖碗
康熙五彩施彩较厚，深凝浓艳，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没有深浅变化，所以也常被称为“硬彩”或“古彩”，这是相对于“粉彩”的粉润柔嫩而言，但是康熙五彩自有一番沧海韧涛般大气势的柔美，极耐咀嚼！
清康熙 五彩描金鹭莲纹尊
清康熙 五彩八仙人物纹碗
清康熙 五彩双狮戏球纹胆式瓶
在用彩上，一、出现呈天蓝色的釉上蓝彩，可代替青花使用；二、重用黑彩，大量使用墨线勾勒轮廓，突出黑彩的艺术效果；三、金彩用来表现纹饰线条美，或局部、大面积的涂染，如金色的太阳、金色龙、金莲等，富丽华贵；四、红彩是五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色调，传世的康熙五彩瓷上，红彩色泽鲜艳光亮，画彩技术非常精细，康熙的红彩甚至还有多种叫法，像“盖血红”、“抹红”等。
清康熙 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
康熙五彩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器型大、气势大，具有浑厚的结实感。而且刻、绘、印、镂、雕、塑等诸般工艺无不具备。然而，康熙以后，粉彩大兴，占据了清代彩瓷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雍正之后，五彩就更加稀少了，虽然它的烧制一直有延续，但都无法与康熙五彩并论！
（
陶瓷制作技艺之窑变
窑变，顾名思义，是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瓷器在出窑后可能呈现出意外的釉色效果。因由窑变釉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釉”，俗语有“窑变无双”，就是指窑变釉的变化莫测，独一无二。
《南窑笔记》记载道：“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某色也。其复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
《南窑笔记》说：“釉水色泽，全资窑火，或风雨阴霾，地气蒸湿，则釉色黯黄惊裂，种种诸疵，皆窑病也。必使火候釉水恰好，则完美之器十有七八矣。又有窑变一种，盖因窑火精华凝结，偶然独钟，天然奇色，光怪可爱，是为窑宝，邈不可得。”
烧成是窑变陶瓷生产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装窑时产品摆放位置的不同，装窑产品的稠密与稀少，烧窑时所用燃料的种类以及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轻重，烧成温度的高低，烧成时间的长短，熄火后冷却速度的快慢，气候的变化以及烧窑工技术水平的高低，等等等等，每一个细小环节的微妙变化，都会使成品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
陶瓷文化鉴赏-潮州窑
潮州窑：在今广东潮安县，唐宋属潮州，故名。始烧于唐代，终于宋。唐代烧青瓷和酱褐釉瓷，宋代以烧青白瓷为主，兼烧青瓷和黑瓷等。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唐代产品胎质一般呈灰色，胎体较厚。釉面一般均有细小开片。器形有碗、碟、壶、杯、罐、盆、枕等。碗以敞口平底造型为多见，一般施釉不到底。少量碗为圈足或四花瓣口圈足，碗内凸起四条直线。青瓷器物上有点褐彩装饰的。（2）宋代产品胎质细密，胎色大致可分白、灰白或深灰等种。施釉较薄，一般都有细小开片。（3）宋代瓷器器形有碗、盘、杯、壶、瓶、炉、罐、盆、灯、粉盒、砚、笔架、佛像和玩具等。青白瓷产品以浮雕莲瓣纹炉和喇叭口、长颈、细长流的壶最具特色。（4）青白瓷装饰以划花为主，其次是雕刻、镂空和褐色点彩，印花很少见。划花线条简朴流畅。内容以弦纹、卷草纹、平行斜线纹为主，其次是蓖纹、莲瓣纹和云龙纹等。青白瓷佛像的头、眼、须部常点以黑褐色彩，此为一大特点。（5）青瓷产品中较有特色的有贴花双鱼纹盘，双鱼纹是贴附上去的，釉色较淡，胎质较松，与南宋龙泉窑青瓷贴花双鱼纹盘有区别。（6）器物一般采用垫饼或垫环装烧，故底足无釉。盆类器皿中有的采用叠烧法，盆内底留有支钉痕，一般为5个支钉痕。
难得一见的中国古陶瓷装饰技艺——跳刀技艺
据高峰先生介绍，跳刀曾与彩陶、绳印、色釉、青花等众多技法一同并称为中国古陶瓷装饰技艺，但回顾我国五千年陶瓷历史，作为装饰的跳刀技艺，由于历史遗物较为稀少及失传已久，今日国人难得一见，甚至相关专家学者亦多不能识其真面目。其实，跳刀是陶工将坯体放在飞转的辘轳上，手执坯刀，以一定的角度和力量与坯体相切，坯刀因受特定阻力的作用，产生急促有力的跳动，使刀头对坯体进行断续而规律的浮雕式刻花。它表现出陶工的特定意图，包括制作与审美上的匠心。它的出现，为人们传达出特殊的形式美感，提供了抽象有力的表现手段。跳刀刻花过程，快捷神奇，有相当大的隐秘性。不做者难于确知，其表现状态是其它装饰方法难于达到的。
高峰收藏了许多形色各异的陶瓷艺术品，有唐代的残破执壶，也有宋朝的茶碗，更有明时万历年的残片。高峰和别的收藏家不同，除了对中国陶瓷的喜爱，更是因为研究、学习的需要。高峰说，他对跳刀装饰的最初印象是来自父亲对它的喜好，而他便也迷上了跳刀，一发不可收拾。经过多年的陶瓷制作实践和对文献实物资料的查找分析，高峰认清并掌握了唐代匠人制作黄釉壶罐等器物上面席纹的工艺方法，从而揭开了唐代执壶等器物上席纹工艺的千古面纱，使今人有机会了解古老的跳刀装饰。在中国古陶瓷中有一种在唐代多见的黄釉饰有席纹的器物，而关于唐代席纹装饰的工艺方法，以《中国陶瓷史》为代表，各书都说“壶身印有席纹”或“印有编织纹”。这个“印”字，看上去明白肯定，并且在文博界形成广泛共识。然而，这种席纹并不是“印”在执壶上的，而是“刻”上去的，是用跳刀方法刻饰在执壶胎身上的纹样。印与刻，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工艺方法。所以，对这种唐代席纹执壶装饰工艺正确的描述，应为“壶身饰有跳刀席纹”或“壶身刻有席纹”。
1997年春，高峰在北京东黄城根旧货市场一家小店买到一件唐代席纹黄釉执壶，为他提出“刻有席纹”找到了实物佐证。这是一件因当年微生烧及暗裂缘故而废弃的出自窑址并事后粘补的残器，但在高峰看来却是“宝贝”，因为它的纹样有明显的跳刀迹象。高峰把它捧回家后，经过仔细、认真的研究，终于证实了这种席纹黄釉执壶上的席纹，不是“印”纹，而是跳刀的“刻纹”。
经过多年的研习、收藏，高峰从那些器皿纹饰的“字里行间”读懂了古人生动丰富的精神传递。高峰说，在别人眼中，那些瓷器的残片是无用的废品，但对他来说则是一块块走进、触摸历史的奠基石。他喜欢跳刀这种特殊的陶瓷语言，愿用它去倾听历史，诉说生活的感悟，表达对美的认知。十多年来，他在北京、山东、河北、广东、浙江等地，用跳刀结合多样坯土、釉料、器型及其他不同的装饰手段和窑火处理，对自己从生活和自然中感受到的种种意象进行提炼，制成了“颜庙柏”、“雨声”、“望云霞”、“夜波光”等大量跳刀纹陶瓷器皿。一件件吸纳自然能量的瓷器，讴歌了生命与自然的丰美，也绽放出科学与艺术之花的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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