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关键看这个城市有没有历史感。
当一个城市开始爱恋自己的往事，说明这个城市开始有了历史感。博物馆发挥着锻造历史、讲述历史、书写历史，培养民众历史感的重任，但遍观国内博物馆，大都停留在文物“孤芳自赏”阶段，如何让沉睡的文物“说话”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放骨灰的宋代魂瓶精美别致
但问及为什么不去博物馆一睹实物时，已有近10年收藏史的黄先生表示，“通柜、实物加说明牌的展览方式，难以诠释展品的内在美，因而难以吸引生活在信息时代的观众。”
刘志泽对历史颇感兴趣，喜欢到全国各地旅游，感受文化氛围，他曾看过关于省博有三件“国宝”的报道，这次专程来“一睹芳容”，但看后有点失望，刘老师说，“看后没留下什么印象，就拿亓北古剑来说，除了剑的特征介绍，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是不知道。”
他认为，文化遗产就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唤起相关记忆的，如果不能，那保护就失败了。他认为，不同的历史遗迹会唤起人们的不同记忆，所以保护就要保留住个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投了钱，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此次参观更让他感到迷惑的是，墙上宣传画亓北古英文是“QIbeigu”，而实物说明的却是“QIbaigu”。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这就要求运用多媒体展示、场景再现、幻影成像等技术手段，下一步将继续在此基础上，拓展领域，吸引更多的人气，不仅仅是让游客知道省博的丰富的馆藏，更吸纳周边城镇的居民来了解海南历史，利用接外展方式丰富馆藏，扩大文物的影响，同时进行文物礼品开发，对讲解人员进行培训，丰富讲解人员的历史知识，通过讲解人员的精彩讲解和科技手段，让沉睡的文物“醒来”。
小编推荐
探寻故宫哥窑文物的身世之谜
连日来，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在故宫被人为损坏一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哥窑为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从经济价值来讲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更令人称奇的是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身世之谜，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哥窑瓷器为何珍贵？
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最富神秘感的一个，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挖出真正的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
哥窑的神秘还在于它的“金丝铁线”。“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瓷器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哥窑瓷器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的釉面要炸裂两年。当瓷器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放到炭黑水里，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那些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搁在那里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可以说，“金丝铁线”是时间造成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始于清代。《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这表明，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成为制作者的主观追求。
哥窑表面的纹片本来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了美感，成了典型的缺陷美，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未都回应说：“哥窑存世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到只有几件的地步，据我了解，全世界几百件还是有的。如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苏富比2010年5月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大约是300多万美元。当然，故宫的东西肯定要更珍贵，不能以价格为绝对标准。”
如何鉴定哥窑？
哥窑瓷器的名贵吸引了无数仿造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仿品，到清代，仿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据说到目前为止，传世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还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不光亮，有一层酥光，看上去好像器物釉面出汗。二是瓷器上的“金丝”和“铁线”各自形成一个网，两网又重叠又互不相干。三是器物底足有铁锈红颜色，还有近千年岁月氧化的自然包浆。
玉壶春瓶水底沉睡四百年
穿越时空的隧道，细细品味那沉睡在海底400多年的青花瓷，我们看到的，不是几件冷冰冰的器物，而是一幅幅鲜活的中国古代生活、贸易场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昨日在古船打捞现场“解密”了部分出水瓷器。经过初步判断，船上瓷器出产于晚明时期，即万历晚期到崇祯一段，以盘子为主，还有玉壶春瓶、双龙罐等器皿，其上的画纹有人物、麒麟、菊花等。
玉壶春瓶
此次出水的瓷器中有几个酒壶颇为精致，清洗去累积在它们身上400多年的海底尘埃，釉面异常光滑滋润，仿如现代工艺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玉壶春瓶，”陈华莎介绍，唐代大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中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宋代文豪苏轼也有“玉壶先春，冰心可鉴”的诗句，说的都是这种器皿。
她表示，玉壶春瓶作为中国传统器皿，宋代时已有固定造型，但各时代都有不同特色，宋代的比较修长，明代的丰满。“这批出水的玉壶春瓶从瓶子的形状看应是明代的。”她说，以前玉壶春酒是一种名酒，后来这个形状的瓶子就叫“玉壶春”，“我们在《水浒传》里就看到了玉壶春酒，这可是上等好酒。”
小罐
这批瓷器中还有一种小罐，看起来很像今天没有柄的茶杯，罐上画面风格奔放、随意。陈华莎介绍，这种小罐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用法。“关键要看这条船是开往哪里的，如果是往东南亚开，可能用来放槟榔，但也有可能是国外的船只来到这里，进口了一些瓷器运出去。”
小酒杯
“这种小酒杯是景德镇产的。”陈华莎拿起一只小小的酒杯介绍说，这种酒杯胎体非常轻薄。她边说边用手电筒往杯壁上一照，手电的光居然可以穿过胎体从一面射到另一面。“虽然经过了海水的冲刷和沉积，但冲冼之后仍可见到当年造瓷工艺的完美。”
小酒杯外侧画的是喜鹊登梅，杯中间画着是一个桃，代表福，杯底则写着一个“福”字，与桃对应。“代表幸福来了，喜鹊叫喳喳。”
双龙罐
此次打捞上来瓷器中有一种较大的罐，表面画着两龙巨龙。罐的顶部有四个柄，可以用绳穿起来。“这叫双龙罐，”陈华莎介绍，很多小的瓷器都可以放在双龙罐中保存，旅行的时候不会坏，里面也可以放一些茶叶或其它东西。
据了解，这类罐在东南亚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谁家这种罐多就说明谁家富有。
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仁，摄于1935年。前排右四为院长马衡先生。欧阳定武供图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不过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觉得文物神圣。”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对面的景山前街15号里，欧阳定武老人泡好一壶茶，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有关他父亲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曾有过一次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箱文物分5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1944年日军侵黔后，转移至四川巴县——记者注）、四川乐山和峨眉山“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回迁”南京。
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正是中路“迁徙”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是什么让奇迹发生？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
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如何处置这些故宫文物的精华？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欧阳定武和庄灵却不同意。
“我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可以说，我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
“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欧阳定武表示，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对父辈来说，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
欧阳定武告诉记者，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儿。他记得最深的，是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庄灵则告诉记者，父亲庄尚严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严护送文物从安顺华严洞到巴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严一家护送途中，时有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巴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我童年的恐怖记忆。”庄灵打趣说，“现在回忆起来，却是一段好时光。后来，父亲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
庄尚严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后人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父亲爱不释手。”庄灵告诉记者，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亲一直告诉我，他1924年‘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维护国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辈故宫人能为文物，做到无怨无悔，是今天最令后辈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欧阳定武在面对记者时却一再强调，文物“南迁”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他告诉记者，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他说，“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里，获此勋章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后，当记者在景山前街15号昏暗的阁楼里，向欧阳定武问起他父亲那枚传奇的勋章时，老人一边将鼠标滑向电脑上父亲的老照片，一边低声回答：“那个勋章，父亲有生之年从没对家里人提起过一个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原来获过勋章，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
感言：创新让中国陶瓷再获尊敬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新明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陶瓷，在现代竟然长期被意大利博洛尼亚展拒之门外，实在叫人心寒。陶瓷行业要坚持引进消化、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让中国陶瓷再受世界尊敬
英文中“中国”一词还有一个意思是“陶瓷”，这源于中国五千年的陶瓷历史。在古代，中国的陶瓷是欧洲贵族竞相收藏的奢侈品。曾几何时，产量很大、出口很多的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抄袭模仿、低质低价”的代名词。
陶瓷行业内最顶尖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展曾相当长时期不对中国企业开放展位，我们去那里到处被人看不起——出多高价也不肯收展，参观展厅人家赶我们走，想拍个照留个念被没收相机，想学点东西像做贼。这实在叫人心寒！去年，我们终于代表中国参加了博洛尼亚展，带去的洞石，让国际行家大吃一惊，被认为是世上最像石材的砖。我和我的同行才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中国陶瓷应该找回些尊敬了吧？这背后，是整个行业坚持创新、不断转型升级的奋斗之路。
作为我国建筑卫生陶瓷最重要的生产和集散基地，佛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引进消化、自主创新、转型升级。2008年，我们前瞻性地在佛山建设了一个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基地把那些制造环节被转走的企业总部挽留在了佛山。继而，把老板留住，把人才留住，把品牌留住，把研发留住，把税收留住，把文化留住，最重要的是把佛山陶瓷的根留住。于是乎，原来的制造业脱胎换骨成了服务业，转为销售、研发、服务、策划、展览、物流、文化、娱乐甚至商业地产，我认为这就是转型。
在升级上，我们始终瞄准技术升级和管理升级，重点咬定自主创新。特别是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提升品牌高度，获得高附加值，把技术创新始终当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我相信陶瓷行业还会创新新品种，迎来第二次转型升级，那就是尽快在低碳环保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比如，去年推出瓷木地板，取代木地板，每销售一平方米就可以少砍一棵树。
持续创新，专注前行，让中国陶瓷再获世人尊敬，是我们的使命。
（本报记者罗艾桦整理）
茶器，让你读懂china的美
瓷器无论在古在今，都渗入了生活。中国人喜欢喝茶，“客从远方来，多以茶相待”。于茶器，古人有云“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如果你懂得看透饮茶瓷杯的美学魅力，便足以窥探东方美学的一二。
眼与瓷器对话，将焦点聚于体，周围风吹，树动，人行，亦不减其淡定稳重，仿佛在说“欲当大事，须是笃 实”。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对称平衡。
东方美学中的山水意境强调细节忠实。瓷杯每一次开片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赌约，人的自然无为，让每个杯子开出每一道自由的片痕。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每道痕都讲着自己的故事。
闭上眼，让指尖行走于杯壁，行走于杯沿。每一条行走的痕迹，每一个起伏，若心静便能感觉属于瓷器的韵律。还有那些可见，却不可触的开片。它就像是顽童，用另一种方式，给你演绎物的和谐圆润。
闭上眼，听，听茶水流入杯中，与杯壁碰撞出的声响。听声响，就如同听瀑布之下山谷回响，有些声音通透，有些声音厚重，有些难以言表……但每一个都特别，在火种涅槃之后的特别。
细看杯中茶水，不同茶量、不同茶色、不同杯色。。。。。。交融而出的每一杯茶都有不同。看似平静，其实每一滴都在流动。茶中所显现的厚重感，便如文化的积淀一般厚重。
每个瓷器，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能与其他事物融于一体，这正是美的包容性。每个杯子，如案上莲花，开出静雅，开出端庄。能被看到的不只是杯，而是景，如诗如画，韵味横生。
你可以学着从读懂一个杯子开始，读懂china的美。
家居饰品选购—陶瓷让心灵更净化
现代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陶瓷艺术已从实用、审美发展到形成独具风格的家居饰品，如今人们喜爱陶艺的目地是为了抒发，是为了表现，是为了生活得更有情趣，是希望通过“用心用手的工艺”来洗刷机械文明的冷漠，给人以纯朴和宁静及回归自然的心理感受。
我们可以将陶艺看作是现代人生活中的调味品，试想现代家居中，一件小小的陶艺器型其所占的位置，虽说与那些豪华的家具和高档的家用电器相比微不足道，但它对人视觉上的感受却不容低估。
如果你的家居装置得精细典雅，可选购一些精美别致的瓷器，使室内空间不著痕迹的延伸出主人的品味。如果是田园风味的居室可选购一套粗陶器皿做点缀，会使房间的主题产生变奏，看到简朴后面的那份温馨。
如今陶瓷艺术不仅仅是制陶者本身的孤芳自赏，它已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成为一种时尚被推广开来，当衣食不在成为问题，人们则开始对精神消费重视起来，购买一些亲和自然、深具浓厚文化艺术气息的陶瓷艺术品，会使普通人的家营造着高品味的生活环境。
陶瓷文化鉴赏-国家文物局专家考察井陉窑遗址
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一行3人赴井陉考察井陉窑河东坡遗址。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对井陉窑河东坡遗址的发掘及其历史、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下一步发掘、保护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作为石家庄市区域内的古代瓷窑遗址，井陉窑被誉为“河北四大名窑”之一。2001年，井陉窑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东坡遗址的发掘始于1999年，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具特色、价值最高的遗址。考古专家组通过实地考察井陉窑遗址，提出了具体保护意见和建议。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国家考古专家组成员秦大树认为，该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井陉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其镶嵌工艺对中国制瓷业工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每一个窑炉连接一个作坊”的极为罕见的生产方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考古专家组成员刘兰华认为，河东坡遗址的新发现，尤其是烘干炕的发现，开辟了北方白瓷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史的起源、演变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徐光冀指出，井陉窑河东坡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很到位，该窑址的窑炉形式大规模集中出现，对陶瓷史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建议继续做好发掘工作；要在充分挖掘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该窑址的范围、内涵及特点，发掘结束后做好回填保护工作；要注重做好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的保护工作；建议建立井陉窑遗址博物馆，尽快制定具体保护规划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遗址文物体现当时社会景象
与西大街富丽堂皇的仿古商业建筑群相得益彰的是，宋元明清时的西大街同样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景象。截至昨天，西大街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发掘了436口古井，出土数千件珍贵宋瓷、金三彩、钱币、陶罐、铁器以及建筑构件、铜饰。历朝历代官署、寺院、商号基址也陆续展现。
一进入西安文物考古所城市考古抢救清理工作人员办公室，记者就被一件高20厘米的漂亮瓷罐吸引住了，只见它茶叶末釉上散射着淡淡光泽，手一摸光滑透凉，瓷罐花纹清晰浑然无伤，系珍品宋瓷。一件元代水波莲纹瓷碗，碗径16厘米，釉色润绿。一件金代三彩碟，碟正面抹胎彩绘的折枝菊花，颜色艳丽夺目，枝叶摇曳繁茂。一件金代交枝牡丹瓷盘犹如一朵墨绿色牡丹般高雅。再来看看一件宋代花口白瓷碟，碟四沿有花纹，釉色极其洁白。一件别致的唐代花口钵，式样不俗。另一件刻花宋碗，其表面折枝花卉舒展自然。考古专家张全民自豪地说，这些瓷器制作工艺细腻，釉色多为茶叶末色，瓷壁匀薄，表面花瓣枝叶逼真；这些瓷器执于手掌，轻盈；晾于光下，柔和，其完整传承下来实在难得。
除了发掘，张全民给记者展示了一件追回的西大街出土六曲花口碗，碗面刻花，釉色莹润，尤其碗口六曲成莲花状，碗制作之精湛堪称瓷器艺术杰作。
大量的其他生活器物也陆续重见天日。一件高30厘米的双耳罐，为市井之民盛油盐米醋之用。陶瓷台灯，今添油仍可发光。城市商业贸易离不开钱币，西大街一带出土钱币有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及宋元明清铜币，其中一口井中的钱币达15斤重。
西大街出土的众多文物，专家们说对于研究我国城市发展和贸易居民生活很有历史、自然价值。西大街留下的大量古井都是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表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西安(长安)城地下水位离地面较浅，到了民国及当代地下水位就大大下降了。井内大量的瓷器产自耀州、邢、钧、定、官等历史名窑，说明西安城自定国都以来一直为商业鼎盛人文繁华之地。大量现实生活器物真切地反映了西安城古代居民的饮食起居情形，如瓷器有小灯碗、高足瓷杯、单系瓷罐；装饰品有木梳、骨簪；日常用具有汲水器、台灯、瓷枕；小孩物品有土弹丸、陶瓷玩具。有意思的是，钟楼附近出土的瓷片尤其多，证明钟楼附近是宋元明清西安城的中央商业区。
历史资源让专家们激动也让他们担忧，极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屡屡干扰西大街考古发掘，他们偷挖文物上市交易，西安各大古玩市场上轻易就能觅出西大街出土的宋元瓷器及其它物品。另外，西大街上的宋元明清官署、寺院、民居、商号基址不时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有的距离现今地表只有1米，但建设高楼大厦需要深挖地基，所以这些基址的消失令人无奈。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
旅顺博物馆专题文物图录《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近日出版。该书从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众多陶瓷器中遴选了169件精品文物，按照年代顺序选录。所选陶瓷器涵盖国内诸多窑址的产品，部分窑属自成体系，如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黑白瓷、景德镇窑彩瓷以及出产于吉州窑与建窑的黑釉瓷等。
书中收录的瓷器以越窑瓷器时代最早，其中东晋“青釉褐彩文字罐”釉面光亮，口沿饰四组褐色斑点，肩部以褐彩楷书“作此著枺者自用之也矣”字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收录的青花瓷器艺术特色鲜明，时代特征明显。唐代“鲁山窑花斑釉双系罐”内外均施釉不到底，釉呈月白色，釉面随意点绘蓝彩花斑釉装饰，自然流淌，据考证这种蓝彩应属于唐青花，实属国内少见。青花瓷在唐代巩县窑烧制成功以后，经过宋元，在明代大放异彩，书中收录的“永乐青花锦纹蒜头口双耳扁壶”、“永乐青花插枝莲大盘”及“宣德青花缠枝纹菱花口大盘”均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土矿，青花呈现出宝石蓝般美丽的色泽，并出现深入胎骨的黑锈斑点，其受人喜爱的程度可从后世不断追仿中得到证明。
本书还首次展示了馆藏四件明代漳州窑外销瓷，釉薄、呈色稳定，色彩极其绚丽。此外，图录中的陶瓷器还包括相当比重的景德镇官窑彩瓷，如馆藏康雍乾三代的青花、斗彩、素三彩等颜色釉瓷。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收录的陶瓷器所涵工艺类别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将对文博界同仁及陶瓷收藏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