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器。
近几年陶瓷行业中特别是在瓷砖企业，中国风格的瓷砖设计和展示设计悄然兴起。“风尚中国”、“中国印象”、“民族魂”等等概念频繁地出现在企业的产品展厅和各地的旗舰店里。这种中国意识和民族情结能被企业所释怀，确实值得肯定和赞扬。我留心了这些企业所倡导的中国风格的产品和展示设计，发现除了只是概念的提出外，要么就是中国传统元素直接在瓷砖或花片、腰线等上的应用。而且这些元素基本都是“拿来主义”，没有就传统元素进行再加工再设计。
记得06年，一位朋友把在意大利陶瓷展会拍下的照片拿给我看，其中就有外国陶瓷企业利用中国的书法和竹子等元素做瓷砖设计。我看了感觉设计的很幼稚，汉字(书法)歪歪扭扭，像中国的儿童体，竹子画的像中国的农民画。那位朋友特意向我介绍这些设计，好像从中察觉到了某种设计趋势的气息。果然不久，中国的陶瓷企业特别是佛山产区开始刮起了“中国风”。我对国内企业敏锐的洞察能力非常佩服，也对他们的“觉醒”感到欣慰。毕竟开始了“中国设计”。说到中国设计，我想一定要说说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
新苏州博物馆是世界级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看过新苏州博物馆的人都会感到新馆，既有中国传统味道和苏州地域特色，又有新时代中国的形式和风格的体现，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这正是贝先生对新苏州博物馆设定的“中而新，苏而新”设计理念的体现。
在新苏州博物馆的建筑形式中贝先生延续其一贯的建筑理念———能与环境对话的建筑设计。新苏州博物馆延续了他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并不遗余力地发掘历史和文化根源，注重地方风格和乡土气息。绝不仅仅满足对现代科技的表现。使新苏州博物馆“不高不大不突出”，而“隐立”在苏州城中。新苏州博物馆建造在古城东北角齐门路与东北街的交叉口，老苏州博物馆(忠王府)旁边。紧邻拙政园与狮子园。鸟瞰新苏州博物馆，发现它与周围远近环境融为一体，并借景于拙政园和狮子园的景色。贝先生给新苏州博物馆整体风格的定义———“粉墙黛瓦”，延续了苏州民居传统建筑样式。他说：“要有苏州特色”，“苏州建筑粉墙黛瓦的特色不能随便放弃，但要有创新，既要有传统特色，又不能是传统苏州园林的复制……”
“粉墙黛瓦”是苏州民居传统建筑特色，但新苏州博物馆的“粉墙黛瓦”却又是现代的风格。放眼新馆，整体建筑与苏州民居混合在一起，从建筑的基本构架、色彩的展现、建筑空间格局都是江南民居的感觉。但仔细观察与品味便会发现新馆与苏州民居又有很大的不同。基本构架的形态发生了微妙的调整，色彩的反射光线略有不同，构建的材料与肌理则完全不一样。新馆中，白墙元素基本被保留，青瓦被一种深灰色石材替代，这种叫“中国黑”的花岗岩石黑中带着灰调，被雨淋湿是黑色的，太阳一照则颜色变浅呈深灰色。新馆建筑以现代钢结构取代了苏州民居传统建筑中的木构材料。由几何形态构成的坡顶，既传承了苏州城内古建筑纵横交叉的斜坡屋顶结构，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充分体现了“让光线来做设计”的理念。
贝先生的新苏州博物馆设计，看似是对苏州民居传统建筑的“仿制”，实为苏州民居意境与韵味的“渗透”，是苏州文化内涵的“传承”，是中华民族血脉相传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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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需加入更多中国元素
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形成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今天，陶瓷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吸引了当下众多艺术大师的目光，将其以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呈现给大众，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肯定。
多少人天天都在讲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窑火五百年，五千年与五百年的延续绝对不是弹指一挥间，它的记忆，它的积淀，它的每一个流向，陶业人随便驻足总能感应出身边有着厚重的东西让我们难以释怀。其实，陶瓷仅仅是这时空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细节，也正是因为它的普通，中国才没有任何顾虑便轻松地将它同丝绸一起带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也因此让世界记住了陶瓷，也因此让世界记住了中国。
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那次被40亿人关注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陶瓷远渡的渊源何曾不是让人记住的中国元素?在那无尽的沙漠，在那浩瀚的海洋。我们至今还会听到那些精美的陶瓷在行进的颠簸中发出的那天籁般悦耳的碰撞声。可是有多少陶瓷人哪怕就是亲临其境，他们能有一丝震撼吗?又有多少陶瓷人在场内场外能够感动得热泪盈眶?张艺谋以其宏大的场面、壮阔的场景展现给国人乃至全世界中国元素。尽管有《英雄》的翻版之嫌，尽管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不褪色的模样，尽管还有很多很多都说得上与之有些关联。但他就是有本事让那些外国人惊叹，让那些真正看懂了的中国人兴奋，让那些看不懂的中国人呐喊，让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看明白了，实则根本就没有沾上皮毛的人捶胸顿足，让那些模棱两可的人实在难受，但又不能表露。因为他总会觉得有人能够窥探出他的心思，要么就是真懂，要么根本就是不懂装懂。尽管有些似是而非，一半明白，一半没法说清楚。
要在这么短一个时间，要在这么大一个空间，要在这么长一段历史，要在这么多数也数不尽的中华瑰宝名册里，去选出精当的让那些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种都能够留下最为烙印式的中国记忆的确不容易。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认定的好东西都一一展现给他们。要达到让更多的人认可，在张艺谋看来，让他们傻眼就行了，让他们毛发倒竖就行了，让他们合不拢嘴就行了，让他们弄不明白又想弄明白就行了。至于有多少人喝彩，至于算不算忽悠，那就真正要考量一个人是不是就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了
其实，我们的陶瓷行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开幕式上的中国元素是何等的简单，中国文化又是何等的具有张力，具有感染力，具有穿透力和具有慑服力。中国陶瓷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最为核心又是最简单的东西，这恰恰就是最为致命的又总是被企业及企业家忽略的东西。中国名瓷网提醒，陶瓷行业如果真诚真心地玩一点叫真文化的东西来让世界瞧瞧，那是多么“愉人愉己”的事情啊!不要再去坚持“娱人娱己”了，更不能再继续坚持“愚人愚己”了。大胆地来一点中国元素，会让中国的陶瓷盛宴更具有张力和影响力。
陶瓷艺术中的重要元素“气”
“气”是贯穿于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至于它的重要性，历代的名家名著中多有论述。其实“气”是一种什么呢？就像包裹着万物的空气一般，它是无形无色的，仿佛虚无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易传·彖》日：“大哉乾元，万物姿始，乃统天。”“至哉乾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皆取自盛大无际的乾阳原始之气而开始；它乃是天的本源；万物生长成形皆取自至极无限的乾阴元始之气所致，而它又总是顺从和承受天的乾阳之气而运动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其被赋予了万物产生之源头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气”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精华之一。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国艺术更是受“气”之统辖。
书法与绘画是中国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书法与绘画几乎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如前面所讲，“气”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理论来源，同样也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思想基础。书法与绘画的品评都注重“气韵生动”。正所谓艺术家取天地之灵气，孕育心中，创作实践则变为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作品自然有生气，有生机。“气”代表着宇宙间万物所具有的理，是哲人们对生命、规律、真理以及情感的高度体悟。作为绘画，强调画面中的生命力，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己在画外所追求的对天地万象之意、理、态、势、性、情的关心，是取自然万象之“气”，然后假借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类物而表达。例如，云林笔下之山水，八大笔下之孤鸟丑石，我们无不为之感动，明显地感受到这哪里是山水花鸟，分明是艺术家无言的倾诉与哀乐。通过我们的视觉，心灵已透过画面与艺术家本身产生沟通，进而又触及世间的情、理、态等，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气”的流动与升华，只有通透了，才能产生气，产生气息，形成气氛，而并不是有了空间就一定能生“气”。
“气”之于书法，亦是如此。蔡邕在《笔谈>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所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可以理解的到，他所列举的一系列形象，并非“为书之体”的点划之中一定要真的像那些物象，更强调的是要取其“意”，或者说要取其“气”。取其之气息。历代的一些文人雅士在品评书画之时，无须言尽，只须假借自然界之形象以论之，言语婉转而且形象生动。用的一些词语如“书卷气”、“庙堂气”、“气息颇佳”等等，都是在强调“气”的重要性。
陶瓷艺术大体包括陶瓷绘画与陶瓷器型两个部分。其中，陶瓷绘画与中国书法绘画艺术是密不可分的，虽然通常我们谈及书法与绘画时，讲的是纸面上的（平面的），而假如把纸面这种媒介换为陶瓷之上的话，那么就很好理解了。事实证明亦是如此，各个时期的陶瓷绘画与书法绘画艺术之间的联系也是密切相连的。那么，对于书法绘画艺术的的一些准则，例如题材、风格、表现手法、构图等因素也是同样于陶瓷绘画中体现出来。清代沈宗骞在《山水·取势》中所说，“天下之物本气之所积而成。即如山水自重岗复岭以至一木一石，无不有生气贯乎其间，是以繁而不乱，少而不枯，合之则统相联属，分之又各自成形。万物不一状，万物不一相，总之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着，是即所谓势也。论六法者，首日气韵生动，盖即指此。”他虽以山水为例，但强调的是“气”在自然界的重要性，即而延伸至绘画的六法，同样作为绘画一部分的陶瓷绘画同样也是适用的。陶瓷绘画虽然侧重于强调本身的装饰性，与纸面绘画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在本质上还是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陶瓷绘画直接借鉴了书法绘画的一些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陶瓷绘画艺术并不是只针对现当代而言，虽然当代的陶瓷绘画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自由与开放，陶瓷更多的是一种介质，艺术家可以在此上面任意的去表现，而不必限于具体的框框之中，这也是艺术之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既包括陶瓷绘画作为装饰主体的美感，同时也包括陶瓷器型本身所具有的美感，而这种美感的最本质来源当为对自然之“气”、之精神的把握与理解，及其成熟的运用。这是先民们的一种最淳朴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发自内心的崇仰与敬慕之情。最美的艺术莫过于此。因为这种运用的本身，并不是简单的制作，是基于对“气”的背后所涵盖的自然哲理、思想、规律等的认识。
正如著名画家刘海粟语：“所谓气，即神气、大气、骨气、气魄。我们的一笔一点，都有它的气魄、情趣，这是画家自己的心灵、感情。所谓韵，就是生命的节奏及其精神的凝蓄。生动就是生命的活跃。实际上，宇宙间所有的活动，无处不孕藏着气韵。”
对于陶瓷的器型而言，则更为直接、明显。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很多器型，比如三足壶、高脚杯、觚、瓶等种类。这些器皿的成型与设计较之先前更为成熟与合理。人们不仅考虑到实用时的合理性，而且主观上很明显地加入一些自然元素，这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如良渚文化中的三足鼎，它的容积显然是被加大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种加大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增大，而是被制成圆润的，浑厚的椭圆体。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将这种形体联想到母乳，或是禽蛋一样，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类似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或模仿，而是正如书法绘画艺术中所讲的“取其质、取其气”那样，将对母乳、禽蛋，乃至于对孕育、生命、母爱的崇拜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器物的制作之中。先民们已经懂得了情感的重要性，这乃是一种感受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之情，他们在无意中诠释了艺术的真谛，证明了美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从自然界中汲取与提炼的。这也是当代人们越来越多的去关注陶器美和陶器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陶瓷的器型方面大凡是成为经典的型制，都体现出哲理的运用与包含。这些器型，不管它是什么样式的，但是绝不会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出处，有来源的，并且每一样式都由口、腹、足三部分组成，就像一个人一样从头至脚的完整，形整而聚气息，然后才有生命、生命力。正如陶器时代一样，人们制造一个器皿它体现着人类劳动的成果，社会文化的进步，以及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时代发展的标志，也是劳动人民取自然气息之精华于物的重要体现，历久弥坚，永远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陶瓷艺术作为中国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她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更使得世界认识了解了中国文化。中国陶瓷文化对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影响自古有之且非常深远，虽然当前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西方陶瓷艺术的审美理念日益被我们接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仍然是我们创作灵感最好的源泉。
陶瓷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又由堆烧、穴烧到窑烧,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瓯、壶、缶、瓮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砖、瓦等建筑用陶器。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瓷胎坚密、釉层光亮、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此后,中国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明代的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清代的郎窑红、粉彩器、珐琅彩等。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称奇；有的质如美玉,晶莹剔透；有的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这些都为中国成为“瓷国”奠定了基础。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但随着质量的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其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如西晋杜预《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钧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祇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陶瓷装饰中“八破”纹的应用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瓷盘、笔筒等物件。笔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