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留缝。
明万历～天启青花水禽纹盘
清康熙洒蓝釉青花开光人物瓶清康熙青花花果树纹双管瓶
昔年渡海西去，今日航空东归，90余件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流转二三百年后重新回到中国，这是荷兰收藏家(Henk B. Nieuwenhuys)尼汉克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明清景德镇瓷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此举令人钦佩和赞叹。这批瓷器均是贸易瓷，绝大多数是青花器，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国内收藏中不多见的物品。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共97件，其中96件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均为青花瓷，只有1件是彩瓷，为日本伊万里烧产品。这批青花瓷中，烧造时代最早的为明万历时期，少量是明末崇祯和清初的产品，而以康熙时期产品占绝大多数。这些瓷器在形制上可分成琢器和圆器两种，瓶、罐等琢器稍少于盘碗类制品，而瓷盘又远远多于碗。一般而言，收藏者通常是以自己的喜好和购买时的感觉为标准，因此，瓷器的收藏风格也可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当然，由于17世纪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一般多为定向销售，产品通常均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具有常规性，这一点，在这批捐赠瓷器中也有明显体现。
在这批捐赠瓷器中，烧造年代最早的一件是明万历青花龙凤纹环耳瓶，这是明代景德镇瓷器中的传统形制，早在明初洪武官窑瓷中就有类似风格，仿自元代的青铜器。明代晚期，销往欧洲的贸易瓷中出现这样的作品很受欢迎，尤其是龙凤题材的贸易瓷。龙凤在中国象征着帝王和皇后，这种题材具有神秘的东方宫廷文化特色。这种瓷器也许是通过荷兰商船较早登陆欧洲的中国瓷器，也是中欧经济贸易的早期见证物之一。
明末清初，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运途径进入荷兰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国家。这一件青花水禽图大盘是明末产物。此类盘通常多为花口，在盘内中心画有莲池水禽图，内壁一周有开光，内绘各种花卉纹，外壁则常画有变形的莲瓣纹。这种盘产量很大，主要销往国外，以欧洲和日本为最多，在日本，人们把这种纹饰特点的产品谓之“芙蓉手”。此类瓷盘应是明末的典型品种之一。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人曾因为江西南部广昌县明万历及以后的墓葬中出土具有此类风格的大、小青花盘(其中有的已残破或窑裂)，认为这些瓷器是当地烧造的，理由是当时的人不可能把窑场的烧废品从景德镇带到广昌。1988年，笔者曾为此前往广昌窑场考察，但未发现这样的器物。后来，考古专家在景德镇发现了这样的瓷器标本，证明这种瓷器还是景德镇的产品。这种瓷器在明末贸易瓷大规模外销的浪潮中输出海外后，仿制品很多，如日本江户时代的有田烧和伊万里烧，17、18世纪德国的哈瑙，荷兰的代尔夫特以及英国、伊朗等均有仿制。
捐赠品中的两件青花直筒形瓶，也是代表这一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重要品种。这种造型的作品过去曾被认为是清代康熙或雍正时期烧造，理由是产品具有这时期青花瓷的特征，而且，国内外有许多相同的器物，有不少器身写有干支纪年，包括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等年款作品，基本上都被看成是康熙中期烧造。但现在可以明确，戊寅(1638年)、己卯(1639年)、庚辰(1640年)、辛巳(1641年)、壬午(1642年)、癸未(1643年)这些年款均为崇祯纪年。因为国外沉船中发现的许多瓷器证明，这些写有干支纪年的器物，多为明末崇祯时期烧造。也有部分产品是稍晚的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烧造的。
直筒形瓶有青花、五彩、白釉等品种，但最多的是青花瓷。以崇祯产品居多，顺治产品稍少，两者风格相似，较难区别。瓶外口下和下部有一周暗刻纹者通常为崇祯时烧造，无暗刻纹者多被看成顺治时烧造，当然，这不是唯一标准。这种器物在国内外均有流传，欧洲最多，国内也有相当数量。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类瓷器。
捐赠品中有92件青花器烧造于康熙时代。长达61年的康熙盛世，经济贸易发达，从景德镇的瓷业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朝的繁荣景象。可以认为，这批瓷器见证了景德镇在康熙时期同欧洲进行贸易的情况。这些瓷器似乎不是同一批产品，可能是不同时间烧造、于不同时间远涉重洋被运到欧洲的。WwW.taOci52.com
这批瓷器有罐、瓶、熏炉、执壶和碗、盘等，在工艺上除了纯粹的青花制品外还有洒蓝青花、酱色釉青花。
捐赠品中有4件青花罐，造型分长身和圆腹两种，器身的胖瘦和不同的纹样可反映出康熙朝不同的产品风格。在国内，过去对这样的产品多认为是康熙朝始烧，以后历朝均有制作，绝大多数被用作药罐。1980年，哈彻尔沉船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被发现，由于沉船上有一件瓷器书“癸未”(1643年)纪年，因此估计是1643年以后沉没的，该船中发现了23000多件陶瓷器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圆腹青花罐。粗看上去，长身青花罐似乎不是传统的风格，但仔细观察就可看出，其形制依然源自前代前朝。明崇祯朝贸易瓷中有许多小件的青花橄榄形小罐大量销往欧洲，欧洲人称之为“姜罐”，捐赠品中的长身罐造型与之相似，只不过有的形体放大，有的加长了。加长的形式有的不能再称为罐而是瓶了，不变的是盖的形式，为微圆的平顶盖。从纹饰看，麒麟图罐、开光花蝶纹瓶是常见的传统纹样，其余两种如意花卉纹在国内康熙青花瓷中较为少见，但从纹样看并不具有异国情调。同时，更可联想到其可能是尚未完成彩绘装饰的青花釉上绘彩作品，因为除了器身上下的开光如意纹外，腹部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似乎是烧成青花瓷后，留出空间准备上彩，也或许是运往欧洲后再加彩。
麒麟是中国古代瓷器上较为多见的吉祥图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瑞兽。但麒与麟有区别，据文献记载，躯体较大、威武雄健、呈侧卧状，头部为龙头，披头散发，身体布满鱼鳞片者为麒；而有双角的为麟。东汉许慎《说文》十：“麒，仁兽也，糜身牛尾一角。(麟)麒也。”在瓷器纹样中，麒麟时常与凤凰共同出现。据《礼记·礼运》记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sǒu，意为草泽)。”可见，此类画面不是景德镇制瓷工匠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而是根据古代文献或相关的版画等资料创作的。此麒麟图罐所绘的有“牛尾一角”，应属“麒”类。
除了上面提到的3件开光花蝶纹瓶外，还有多件青花瓶。其中博古图长颈瓶6件，为两种造型，一种即后来称之为赏瓶的那种形制，还有一种为悬胆状的胆瓶。两种瓶的形制不同，图案也不同，但题材相同，均为博古图。另外还有一对胆瓶，器身绘有缠枝花卉纹。
还有几件晚清以来被称为棒槌瓶的瓷瓶。这种瓷瓶在康熙时期十分流行，以青花和五彩为最多。另外，棒槌瓶有软硬之分，软棒槌是指器物肩部和口沿稍微圆润些，硬棒槌则相反，肩、口部硬朗成折角，通常硬棒槌烧造时间早，软棒槌烧造时间晚。
洒蓝青花人物图棒槌瓶器外采用洒蓝开光装饰，通体施洒蓝釉，留出开光，开光内绘以青花山水人物图。这是清代康熙时流行的工艺。洒蓝釉早在明代宣德景德镇官窑中就已烧造，康熙时继续烧造这种整体施洒蓝釉的器物，在当时被称为吹青，属于吹釉工艺。清《南窑笔记》说“吹红、吹青两种，本朝所出”。洒蓝青花属于创新之作，目前在国内传世作品中较为少见，而在国外尤其是欧洲较多，这种产品当时可能主要用于外销。
捐赠品中还有一对果树纹双管瓶，两个瓶管呈交叉状，有两个瓶体，互不相通，西方人谓之“油醋瓶”，用以存放调味品，一边放油，另一边放醋。这种瓶是典型的外来形式，中国传统形制中没有这样的风格。荷兰的博物馆中有类似器物。当然，形制和纹饰略有不同。
盖杯是17世纪从西方传入的一种造型，有直身和微圆长身等形制，有的还有半环形把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常见的茶杯形式。但国外研究者对这种形制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瓶或壶。器身的图案也与中国传统纹饰截然不同。在荷兰也有风格相似的作品。还有一种带盖的长身瓶，瓶体呈直筒形，中部微收，同样是外来风格。这样的作品在荷兰的博物馆也有收藏。
造型最特别的是一对烛台，分上中下部分，可拆卸，上部为镂空盖，盖下有中心可供插蜡烛的圆形管状盘，下承上大下小的盘基，下部为盘座。烛台外绘青花如意纹。上述器物可能来自相同的途径。
茶壶是东西方共有的茶具。这种执壶早在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就已有制作，但当时的用途似乎是放调味品，名称叫“卤壶”。17世纪，大量的中国茶叶出口欧洲，宜兴紫砂壶也开始外销，景德镇也有类似制品作为茶具外销。这种以紫砂壶造型为基本风格的器皿成为贸易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器皿造型已成为一种大致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器物造型为圆腹，弯流，上有宝珠顶盖。捐赠品中的4件茶壶就是如此，两件画山水人物，两件为花卉纹。除了一件画的是典型传统山水外，其余3件均可看出贸易瓷的特有风格。
还有一件画有人物图的葫芦瓶造型稍具变化。瓷制葫芦瓶在唐宋时期的不少地区均有制作，景德镇在元明时期也都烧造这种形制的器物，尤其是在道教盛行的嘉靖时期，官窑和民窑均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清代康熙时也有制作，以青花瓷为多。
康熙时，除了生产纯粹青花装饰的葫芦瓶外，还有加以变化的青花葫芦瓶。这4件器物的变化在于除了器物上部绘青花外，下部还施有高温酱色釉，其中两件在腹下部，釉色较浅淡，另两件在中部和下部，釉色较深，这种风格可能只在贸易瓷中应用。在欧洲，除了完全相同风格的作品外，还有风格不完全相同的酱色釉青花器，除了葫芦瓶形制外，还有此种风格的长颈瓶、茶壶，有的甚至制成漏斗样式，它们也应是同时代的产物。
2005年，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五州群礁的中心—— 碗礁附近发现了沉船遗址，船上装载大量康熙时期烧造的景德镇瓷器，有关部门在当年组织了打捞发掘工作，累计出水器物17000件。从已公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些器物与尼汉克先生捐赠瓷器的造型或纹饰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工艺上最相似的是青花葫芦瓶。发现的品种有酱色釉青花和青釉青花器，虽然造型和纹饰稍有不同，但它们也是上半部画青花，下半部施酱色釉或淡青釉，施酱色釉的一种在其与青花结合处还施有仿哥窑开片釉。这一大批沉船瓷器显然是贸易瓷，可能出海不久就沉没了。
对欧洲人来说，碗不是他们的主要餐具。捐赠品中的5件碗类餐具中，有3件花口仕女图碗。两件花瓣形花卉纹碗。碗之外，其他捐赠品以瓷盘为多。可以说，为欧洲人惯于使用瓷盘的特点在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体现了出来。
尼汉克先生的青花瓷盘的纹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欧洲风格，二是传统的中国风格，三是传统中国风格和异国情调结合的风格。
典型欧洲风格的瓷盘有帆船图盘和纹章瓷盘各一对。看到绘有帆船图景的瓷盘，不问便知是外销瓷，但这一对内心画有帆船的瓷盘，却是中西合璧的作品，盘壁的图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上面画有青、白、鳜鱼三条，穿插以三名中国传统题材中的童子，童子手执莲花。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常见有青、白、鲤、鳜四种鱼，象征封建社会上层人士标榜清高气节的清白廉洁，这里，用手执莲花的童子取代鲤鱼，其意义与传统谐音暗喻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纹章瓷是我们较为熟悉的外销瓷，早在1580～1620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订烧纹章瓷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为双翼下的王冠图案，绘有这种王冠图案的中国纹章瓷价格昂贵，据说一件器物可与几名奴隶等价。至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订制贵族纹章的瓷器。这两件青花纹章瓷盘，可能就是这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的产物。
具有传统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产品，在清代景德镇瓷器中有大量的人物图产品。这批捐赠贸易瓷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有瓶、盘等。尤其是瓷盘上，仕女人物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人物图绝大多数可认为是以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情节为蓝本，有“读简”、“请宴”“惠明投书”、“责女”等。清康熙瓷器上有许多描绘《西厢记》剧情的故事图，这批瓷器中除了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无法考证的西厢故事题材。景德镇窑工绘画的西厢故事，未必能与诸多《西厢记》版本上的图版相吻合，只能就大体而言。但是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勾画着当时的一些历史故事片段。创作者把它们移植于贸易瓷器上，使西方人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批瓷器中，除了完全属于传统风格的器物外(图17～19)，还有掺入西洋元素的中国风格题材。如有些花卉纹盘与常见的康熙景德镇瓷器图案有明显差异，但它们依然有传统的中国花卉风格。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中还有一件是日本伊万里烧彩瓷。伊万里烧是日本著名的瓷器，以其产地在日本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地区而得名。这批捐赠瓷器中仅有一件这样的青花描金五彩人物图大碗。这件伊万里烧五彩人物图碗外所绘画面为“昭君出塞”图，是为人熟知的中国历史故事。17、18世纪，大量的日本瓷器通过荷兰等国的贸易公司向欧洲输出，其中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有数百万件。
尼汉克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瓷器整体质量较高，烧造工艺体现了当时景德镇民窑的烧造水平，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在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中，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能说这些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贸易瓷，但它们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漳州古瓷窑“克拉克瓷”与对台贸易
核心提示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带动漳州沿海龙溪、漳浦一带瓷器生产发展。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九龙江流域制瓷业的发展，所产瓷器被西方人称为“克拉克瓷”，平和南胜、五寨陶瓷业最发达。荷兰据台时期，漳台经贸以转口贸易为主，台湾是大陆对外贸易的转接地，此时大量克拉克瓷输往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漳州人开始到台湾开办陶瓷厂，就地销售。
宋元时期的漳州瓷窑
漳瓷，即漳州古窑生产的瓷器，在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中曾经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考古调查和出土瓷器，史学界对它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漳瓷应泛指漳属各地考古发现的多处古窑瓷器，即“漳州窑瓷”；另一种认为，漳瓷是专指代表产地漳州城东郊原龙溪县的东溪村古窑瓷器即“东溪窑瓷”。但两者都认为，漳瓷生产始于宋、元时期，盛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渐告衰落。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漳州沿海龙溪、漳浦一带瓷器生产的发展。作为海外贸易三大主要出口产品的陶瓷器，北宋地理学家朱彧曾有生动的描述：“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说明宋代闽南陶瓷生产贸易已有较大的规模，形成了具有浓重闽南区域海洋经济特性的陶瓷生产模式。
两宋时期是闽南窑业快速发展时期。这种在较短的时间内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中国陶瓷发展史，特别是中国陶瓷外销史上，是不多见的，因而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亦是闽南窑业区别于其他区域窑业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宋代闽南窑瓷集中在泉州的德化、南安，厦门地区，漳州的龙溪、漳浦等地。北宋的漳州古窑址主要有龙海的母鸡石窑，漳浦的罗宛井窑、竹树山窑、东山县杏陈镇碗窑，龙文区郭坑洛滨窑，云霄县的碗匣山窑、水头窑，诏安县的候山窑、肥窑等。到了南宋，漳州地区的瓷器生产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元代，除了一部分北宋的窑场继续沿烧，新出现的还有：芗城区的金沙窑，长泰碗匣山窑，诏安后壁山窑、上陈窑，漳浦赤土窑，浯源窑、南山窑、英山窑、仙洞窑、石步溪窑、石寨窑，诏安县麻园窑、介里窑，东山县碗窑山窑等。
南宋时期的漳州瓷器，是在外销需求量增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此时瓷器生产的特点：一是瓷器的种类增多，仅釉色就有青釉、褐釉、酱釉、黑釉。二是窑场规模大，如漳浦罗宛井窑在1999年的抢救性发掘中揭露面积就达6000平方米（福建省博物馆：《漳浦罗宛井窑抢救发掘的主要收获》，《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三是市场型批量生产，宋元时期闽南陶瓷的质量不如景德镇，但造型丰富多彩，许多产品是为销售地专门烧造的，最常见专门为市场定烧的典型器物有军持、大海碗、大盘、烧珠、陶瓶、龙瓮、彩绘盆、碗等。军持是东南亚一带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徒用于储水等的特别器具，各式各样的印花瓷盒在南宋的盛行则是世界市场上香料风行的结果。四是工艺技术上的兼收并蓄与创新。闽南烧造的陶瓷有两大体系，以德化窑为代表的青白瓷体系和以汀溪窑为代表的青瓷体系。不管是青白瓷或是青瓷，在胎釉、装饰工艺、造型、装烧技术等方面，都有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传统工艺的烙印，可见两地间的制瓷技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明代漳州瓷窑的兴盛
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九龙江流域制瓷业的发展。明正德《漳州府志》记载：“白瓷器出漳平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河头，青瓷器出南靖县金山”；清光绪郭伯苍《闽产录异》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清末民初杨巽从《漳州瓷窑谈》之《漳州什记》有：“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有瓶炉盘各种体式具备”。
明代漳州的制瓷业很发达，平和南胜乡、五寨乡，长泰东溪村，华安下东溪头等，皆有窑址，月港东溪窑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以盛产“江东瓷”著称的名窑场，该窑位于龙溪县东乡东溪村，所产瓷又称“月港瓷、石码瓷、漳瓷”。（张国靖：月港东溪窑兴衰简述，《福建史志》1992年第6期）。华安县发现的明清时期窑址有垅窑、口头窑、官畲窑、内宁窑、东溪窑等5处，其中，以县境西南端的高安镇三洋村东溪林场一带的窑址规模最大。这是一处以生产青花为主的民间窑场，兼烧青釉、青白釉、白釉、色釉和少量三彩、五彩瓷器。产品类型繁多，有炉、瓶、洗、壶、罐、盘、碗、杯、勺、盒、瓷塑、鼻烟壶、象生瓷和文房用具等。
南胜、五寨的陶瓷业的兴旺除了月港的影响外，还受江西陶瓷业的影响。明正德年间，汀、漳发生农民起义，王守仁从江西德兴带兵进驻闽南，农民起义平息后，王守仁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治。后大量随军兵众就地解甲定居，其中有不少江西籍瓷匠陶工，因此造就此间陶瓷业日后百年兴盛。除了王守仁的影响外，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到崇祯六年（1633年），有13任平和知县为江西籍人。这些江西籍县官都重视陶瓷业生产，加上南胜、五寨境内蕴藏丰富的优质高岭土，地处交通要冲，水路运输经南胜溪可直达月港。这些因素促使南胜五寨成为陶瓷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此外平和还有碗窑、山花仔楼、田坑、洞口等窑。
2010年4月，我国水下考古队在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打捞出水青花大罐、龙纹罐、釉陶罐、青花瓷大盘、碗、钵、瓶等一批文物，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说，“南澳Ⅰ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的商贸船，据初步判断，南澳岛位于福建漳州到东南亚的航线上，船上装载的瓷器主要出自福建漳州平和窑，此前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北部肯尼亚也发现过大量类似风格的瓷器。由此可以推测，“南澳Ⅰ号”很可能是从漳州附近出发，驶向东南亚或者汉文化圈一带。
漳瓷古窑炉形式是一种横式阶梯窑，也有使用龙窑。所产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瓷、白瓷、彩绘瓷(又称五彩瓷)以及色釉瓷(有酱釉、黄釉、蓝釉、素三彩等)。漳州窑瓷的器型，以日用品为主，数量最多的是碗、盘、碟。其他还有盏、盅、杯、罐、盒、勺、炉、瓶等。青花色调多呈蓝灰色，此外还有蓝黑、黑灰以至黑绿等。青花瓷纹样有珍禽(如凤凰、雉鸡、仙鹤、白鹭等)、瑞兽(如龙、麒麟、狮子、鹿、兔等)、花卉(有牡丹、莲荷、菊花、绣球花等)、山水(亭榭、江景)、人物(高士、仙人、仕女等)以及吉祥文字(福、寿、玉、善、雅、喜、佳等)。
龙溪县东乡东溪头附近土质也是一种优质瓷土，为建窑烧制瓷器提供了原料。东溪头窑始烧于明中叶，月港的兴盛，刺激了该窑的生产和产品的选择，东溪窑烧制的漳瓷，多属供摆设观赏的古玩。品种有观音、弥勒等菩萨及花瓶、香炉、水盂、笔筒等器皿。按闽南民间习俗，炉、瓶、盂3件为一副，东溪窑均有生产。东溪窑瓷的特征是胎厚、质硬、纹细。色彩有纯白、纯黄、纯红、米色、绿色、白底三彩等多种，而以纯白与三彩为上等珍品。彩瓷色泽鲜艳，经久不褪。细瓷类，瓷面有细纹隐现，其质地与广东潮州枫溪所产瓷器相似。尽管东溪窑并非官窑，但其产品以质优而被列为贡品选送朝廷。
明代，东溪窑瓷的外销口岸为漳州月港。东溪窑位于九龙江西溪下游，与月港有内河船相通，两地相距不过30多华里，通过水路从归德溪到永丰溪、经芗江、九龙江、从月港出海，行销海外。到了明万历间，正是东溪头窑的鼎盛时期，九龙江沿岸的南靖、平和等地所产窑瓷，亦由内河船运抵月港。漳浦、诏安等地所产窑瓷，则从该地的河道运至南部港口转运销售。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见证海上贸易鼎盛与衰弱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虽然，不同于景德镇的青花和德化的“中国白”，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但它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海上贸易的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 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何为“海捞瓷”
自从2005年末，国内拍卖业首次推出“海捞瓷”专场，这个名词就渐渐印在收藏者的脑海中。沉睡在海底上百年的“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
“海捞瓷”对许多收藏爱好者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何为“海捞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瓷器？在采访中，有不少藏友提出类似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瓷器收藏的行家。
瓷器藏家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１６、１７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拥有中国的瓷器是一种荣耀。他们大量收藏中国的瓷器，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出口量。而那时中国正是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到国外，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商船云集之地。几百年的波涛汹涌和连绵海战，吞没了无数商船，也造就了今天的“海捞瓷”。
明末外销瓷生产的质量非常好。外销瓷器的整体画面繁而不乱，又将东、西方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韵味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非常优秀的工匠，另一方面国外特别是欧洲，订购的价格非常高。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精的工艺进行生产，所以外销瓷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海捞瓷”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在国际艺术品拍卖行市上出现了，一直以来它的拍卖成交价在不断上升，早就赢得海外藏家们的青睐。有业内人士表示，“海捞瓷”来自海底沉船，基本上还原了制造时代的艺术风貌，而且价位不是很高，造假的可能性比较低。除了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外，一个“真”字或许是“海捞瓷”受到买家欢迎的原因之一。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在荷兰代尔夫特看青花瓷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世人皆知青花瓷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精品之一，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遥远的欧洲小镇，青花瓷同样家喻户晓，名扬海外。
上月，作为青花瓷爱好者，我造访了代尔夫特。这个小镇距离荷兰政府所在地海牙20公里，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广为世人所知的荷兰国宝典范——代尔夫特蓝陶（DelftBlue）就出自这里。不过话说回来，这代尔夫特蓝陶同样源自中国。
十六世纪未，荷兰海外贸易如日中天，曾叱咤风云的东印度公司就位于代尔夫特。当时，东印度公司努力扩张亚洲市场，当他们看到中国精美瓷器，便认定要引入荷兰。可是到了1647至1665年间，中国大陆内战频繁，以往供给海外的中国外销瓷一度断供。于是，代尔夫特的陶瓷业者便把握机会，开始仿造能以假乱真的中国式青花瓷，后来亦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蓝陶风采。
在代尔夫特，大大小小的陶瓷销售店为数众多，精美瓷器令我爱不释手。代尔夫特还是荷兰大画家维米尔的家乡，他的名画《带珍珠耳环的女孩》以及荷兰的标志——风车，是代尔夫特蓝陶中出现最频繁的图案。在有些陶瓷店，你还可以看到匠人们在一笔一划手工绘制蓝陶。一瞬间，我有些恍惚，竟弄不清这青花瓷的祖宗到底是在景德镇还是在荷兰了。
大凡我相中的瓷器，一瞧价签立即气馁，拿起了又放下。为表“到此一游”，我给孩子挑了件最便宜的——一块手绘的带有风车图案的瓷砖，二等品售价11.5欧元，如是一等品，则卖47欧元。
青花瓷在遥远的代尔夫特得以“发扬光大”，那么来自青花瓷故乡的瓷器命运如何呢？事实上，欧洲上流社会对于收集中国青花瓷器有着持续的热情。今年七月在卢森堡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晚明、清初青花瓷器展览吸引了众多清花瓷器的爱好者前往观赏。这次展览是由索斯比拍卖行欧洲部总裁的私人收藏和一位英国贵族的私人收藏连昧展出。八月，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也在展出荷兰王国历代收集的最珍贵的青花瓷器。这两个展览我都去了，不过都不让在展馆照相，非常遗憾。
不过，以我多年“淘宝”的经历看来，尽管中国古瓷备受追捧，在佳士得、索斯比拍卖行动辄拍出成百上千万的价格，中国现代日用瓷在国际主流市场却是难觅踪迹。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纽约住了几年，在美国最大百货公司梅西找到了瓷器销售部。这里的瓷器来自世界各地，有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也有美国本土的。这里的日用瓷多走精细之路，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烧制得十分精美，拿在手中观看、把玩简直找不到一丝缺陷，价格自然也不菲。遗憾的是，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件中国日用瓷。同样的，在布鲁明戴尔、博格道夫古德曼、巴恩斯纽约等以豪华、时尚着称的百货店，来自中国的日用瓷更难找到。
纽约并不是没有中国瓷器，在唐人街的“珠江百货”就能找到。但都是国内常见的“老三样”：形状不一、印花模糊的粗瓷大碗。购买者都是初到纽约、手头不宽裕的新移民。纽约市内还有一种定位低收入家庭的商店，叫“99分店”。顾名思义，其商品售价都不超过“99美分”，那里也可以找到中国生产的瓷杯。
美国主流百货商店出售的瓷器多数来自欧洲或美国本土。英国品牌的精细瓷器很受美国人喜爱，它们的设计特点是金边玫瑰花型等传统的欧洲设计图案，看上去很奢华。有些品牌也主打青花瓷，它们的青花图案据说从中国景德镇学去的。
日本瓷在美国也比较畅销，值得一提的是店主的服务很有特色。我去过的一家日本瓷器连锁店，开店的日本妇女英语说得结结巴巴，服务却无可挑剔。她耐心地给你解释各种日本瓷在不同场合的用途，比如喝汤的碗、放酱的盘。想必店主将瓷器作为文化商品来经营，才有如此热情。
现在国内上档次的百货商店都能见到来自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瓷器，外国瓷跑到瓷器的故乡来叫板、争夺中国的消费者了。而我们国内的日用瓷与进口瓷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首先，设计上“精美上不去、朴拙不到家”。国际流行的日用瓷要么走精美之路，美轮美奂；要么走纯朴天然之路，讲究天人合一。与之相比，国产瓷往往是个“半吊子”：洋不洋、土不土，没有特色。
第二，制造上“工艺不够精，质量不够好”。举个简单例子，你买个日本碗，摸它底部是光滑如丝的。而你买个中国碗，十有八九底部粗糙不堪。就这点差别使中国瓷失去国际市场，也正在失去国内高端市场。
第三，未摆脱“锅碗瓢勺”概念。在国外商店，日用瓷不单独陈列，而与其它家具饰品一起出售。日用瓷范围也从厨房延伸到起居室、卧室、厕所和园林。在中国，好像还没有一家企业做这种一条龙服务的。
第四，营销手段落后。近年常听到去海外展卖的中国瓷器厂家流落异国他乡的消息，别说商品卖不出去，连回国的盘缠都没了着落，让人唏嘘不已。我们的瓷器厂多是个体户，缺乏大集团促销的经济实力。在国内也常看到这种情景，几个瓷器厂家合伙包一场地，在公园、展馆内出售瓷器，一阵吆喝后对观者开个天价，一个花瓶成千上万，遭众人白眼后立马降价到30-50元出售。在国内表演尚有市场，到了国外还忽悠人，又有谁吃这一套？
中国海瓷艺术
张永庆，出生于1978年，200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霍春阳、贾广健、何家英、周午生，其作品细腻、生动、传神。2010年作品《竹林鸣归》获滨州市首届花鸟画展一等奖；2011年《故园秋意图》入选山东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现为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郝晓芳，女，山东潍坊人，1986年12月生，2009年毕业于学院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擅长工笔花鸟创作，师从学院余建荣、冯美庭教授，深得其艺术要领。作品《花鸟系列NO.2》在博览会展出并收藏，多件作品被景德镇市陶瓷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中发表学术论文三篇。现任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从事陶瓷釉上釉中工笔绘画。
山东海瓷集团位于山东无棣经济开发区，是一家集产品制造、艺术品开发、文化休闲旅游、海洋资源利用、生活家居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属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旅游饭店协会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产品主要包括中国海瓷艺术、系列旅游产品、酒店用瓷、出口瓷、礼品及家庭用瓷、航空瓷等系列，5000余个品种。
海洋贝瓷又称“中国海瓷”，是继陶瓷、骨瓷之后世界第三大新瓷种。海洋贝瓷的原料中富含大量珍珠成分，含钙量极高，有如脂似玉之感，拥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美誉。海洋贝瓷中富含的钙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而且天然抗菌、无铅无镉，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陶瓷。同时还具有白度高、透明度好、热稳定性强和机械强度高等优良性能，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最好瓷种，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