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海捞瓷器的鉴别】
南沙出水汉五铢钱
南沙出水汉男俑
南沙出水汉女俑
海捞瓷，中国历史上外销瓷的一个分类。在历史上，中国的瓷器就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所以这条线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过去10余年，在越南的南海岸，历史上5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失事的沉船隐藏着历史的沧桑，是埋葬在海底里的一段历史片断。
由于船的装载量大，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上万件瓷器，因此在文物市场上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是海南收藏界的经典和骄傲。说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海捞”，很多人可能会将它与海捞瓷混为一谈，事实上，“海捞”的概念远比海捞瓷丰富得多。
业内人士称，“海捞”是海捞器物的总称，海捞瓷正是“海捞”中最耀眼、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门类，除此之外，“海捞”还包括海捞钱币、象牙、香料、石雕、琉璃、铜镜、红木、兵器、药材、珊瑚、紫砂、茶碾等，可谓繁花似锦、五光时色。
一件件精美的出水“奇葩”，密藏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活动，从汉代开始至清代，每个时期的“海捞”都有，从未间断。
从今天起，海南周刊将陆续推出“海捞”系列报道，同读者一同回味那些藏品背后珍贵的历史片断。
出水芙蓉汉陶俑
这是一尊高5厘米的男俑。他头戴围巾，双手合琴于胸，席地而坐，双趾内向交叠，笑容可掬。那份其乐融融的样子，难免令人想起出土于四川成都的汉代说唱俑。男俑双唇微微开启，嘴角略微上挑的轻鸿一笑，含蓄而不内敛，舒畅而不放纵。可能是男俑一曲完毕，怡然自得，仍沉浸在余音绕梁，袅袅仙曲之中而不能自拔。亦或是面对听众的掌声，有一点手足无措，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件陶俑，是1998年琼海渔民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进行水下作业时，无意中发现的。在同一处出水的，还有铜质五铢钱。此五铢钱圆形方孔，钱文五铢，重如其文，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四周郭，“五铢”二字古雅浑厚，凸版疏朗，品相上乘。据史料载，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下诏“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由此，这五铢钱，无疑为这几件“海捞”的断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出水的还有一尊5.7厘米的女俑。她一手持瓶于胸前，另一手抚膝，席地而坐。裙摆前逸出一绣花鞋，另一花鞋置于臀后。女俑盘巾束发，仪态清淑，典型的汉代墓画像中的侍女形象。女俑平静素雅，温润感人。汉代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通过泥土的揉捏，勾融了人类上善若水，淳真豁达的人性述说。
另一尊石敢当捉鬼俑，则把中国古代万物有灵、道巫合一的鬼仙文化表达到通透。此俑高7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短褐，气宇轩昂，威武雄壮。石敢当双手倒提小鬼双腿，小鬼伏于石敢当脚上呻吟哀号的样子。
石敢当原是一人名，最早出现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篇》：“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山东泰安一带，石敢当除暴安良，敢作敢为，在民间慢慢演变为神的化身。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等，均记载了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至今，各地还有建房时安置“泰山石敢当”石刻的风俗。
可以看出，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以汉武帝为例，他的一生就同鬼怪神仙联系在一起。石敢当捉鬼俑，真实再现了西汉谶纬观念的流行，以及道家思想在彼时世俗化的形态表现。但就其艺术性而言，石敢当捉鬼俑，于方寸之间填充精彩内容，充实而不拥挤，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汉人早已到南沙
汉代陶俑和秦俑类似，以白色陶土作胎，运用塑、捏、刻、画相结合的技法，揉合成气象万千的造型艺术，然后用黑褐、土黄、大红和粉白分别着色，以700℃左右烧制。处于由陶向瓷的过渡期，因此，还不具备瓷的特征。
南沙出水的这几件汉陶俑敷设粉彩和表层铅釉，已在烟波浩淼之中荡然而去。但是，洗去浮华铅尘流露出的却是一份率真，一份不加掩饰的、令人爱怜的汉代文化记忆！taOCI52.COm
早在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成考古队，在西沙
永乐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深航岛、广金岛等，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陈述岛、北岛和东岛等地，进行了第一次文物调查，又于1975年3月至4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调查。发掘出土一批西汉至唐宋的钱币和陶瓷，填补了西汉考古的空白。自1998年12月18日至今，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会同海南省文博单位，先后赴西沙进行了10余次水下考古，都取得了丰富成果。
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宝贝”，是最好的历史印证。海南建省伊始，老一辈革命家熊向晖，在游览三亚天涯海角时，依偎在傲岸巨石“天涯”两字之旁时追古抚今，触景生情，慨然赋诗曰：“此处何必名天涯，汉人早已到南沙。”
开张恣肆的汉代造型艺术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两汉雄强轰响400多年。汉代文学作品和司马迁历史丰碑《史记》一样，彪炳千秋，流芳于世。荡气回肠的两汉文章，不仅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艺术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创作灵感。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的98件东汉“铜出行车马仪仗俑”震撼世界。其中，脚踏飞鸟的“铜奔马”，写实俊美，灵动飘逸。而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汉墓造型艺术品，如彩绘漆棺和帛画、彩绘木俑，洋溢着楚文化典雅庄重、开张扬厉之美。线条游走之间，闪现出秦汉时期沉雄古朴，静穆神秘的恣肆色彩。
建国以后，出土的汉代陶塑兵马俑，前后有三次重大发现。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出土骑兵俑500余件，步兵俑1800余件，俑高44厘米至68厘米。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出土兵马俑80余件。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兵马俑1000余件。秦朝兵马俑与真人比肩而立，汉代兵马俑则重于精微，大若尺余，小则盈握可以手。两汉造型艺术的另一朵奇葩汉简，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重大变革。西北汉简纵横恣肆，开张飞动。荆楚汉简好圆好曲，妍美流畅。两汉造型艺术的恢宏气象，浪漫唯美，和汉时民殷国富，纵横四海的大国雄姿相映生辉。
南沙帆影数中原
据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象郡治理范围包括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平定了南越王国，也就是南方三郡。在三郡故地设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设在海南岛。至此，汉朝疆域版图濒临南海。
汉武帝刘彻视野开阔，胸怀四海，派遣使臣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汉武帝派遣的船队，从广东徐闻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汉书》卷二八下记载。夫甘都卢指今天的缅甸西南部一带卑谬附近。黄支国指印度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
《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所致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磁石”意指南海水下的暗礁，航船经过会触礁沉没或搁浅不能前行。《异物志》还记载，南海诸岛盛产海龟和玳瑁。
汉武挥鞭济沧海，南沙帆影数中原。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南海诸岛，中华文明的灵光永远镌刻在南海诸岛的礁盘上。
编辑推荐
汉陶俑
汉初的陶俑，在题材上仍多为兵马俑，探究其原因，与当时对匈奴连番作战、开通西域的历史背景有关。
汉初的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最为精彩，分骑兵俑和步马俑。俑身彩画红、白、绿、黄、紫等各色服饰，有些人俑着黑色铠甲。除武士俑外，还有些人俑
做出跳舞、奏乐、指挥等各种姿态。在个别俑的腿前或背后刻有符号。马俑彩画鞯子和辔头，毛色有黑、红、紫、白等，有的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俑呈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态，大部分马的臀部、尾部和骑俑背上刻画有不同的数字记号。在制作方法上，陶俑以模具制作，烧制后用白彩打底色，然后加施彩画。
除兵马俑外，人物俑以西安任家坡汉墓出土的侍女俑尤为珍贵。陶俑以模制成，足底有一孔，胎质坚硬，颜色发绿，陶胎表面敷白色胎衣，再以褐、土黄、红等色彩绘。女俑身着右衽长服，有的双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置于胸前，有的抱手胸际或袖手膝上，跪坐于地。
此外在西汉一些帝王陵墓，如茂陵、阳陵、杜陵等，出有大量的裸体陶俑，男女老少皆有，其陶质坚硬细腻，身体分段制作，各有模范，粘接成型，在身体内壁留有工匠压印的指纹，人物形体适中，各器官齐全，面目表情生动活泼，彩绘橙红、朱红、赭、黑等色，个别俑身残留有麻织物的痕迹。
东汉时期，陶俑在表现题材上有了重大变化，描写贵族生活的陶俑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
俑的形象出现了男女仆俑、庖厨俑、执镰刀俑、执箕铲俑、双手持瓶女俑；男女歌舞俑、演奏各种乐器俑、百戏俑、杂技俑等。这些俑体型较大(一般在40厘米左右)，姿态优美生动。在制作技法上，运用模制与捏塑相结合，并在人物的神韵上加以刻画，运用“以神写形"或“以神写神"的高度概括手法，选择人物在运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刹那，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及个性，从而给人以完整、鲜明、强烈之感，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伴随人物俑出土的还有陶制动物俑，有鸡、鸭、羊、狗、飞鸟等，其形象准确、生动、活泼，各种神情刻画得细腻感人，惟妙惟肖。特别是陶马，东汉的马俑，其前蹄抬起或四肢张开，骨骼矫健，有奔腾欲飞之势，表现出的意境与秦马俑的严肃庄重有很大不同。
除人俑、动物俑外，汉墓中大量出土陶质水塘、楼阁、炊具、摇钱树、灯等一些建筑及器具模型。
何为“海捞瓷”
自从2005年末，国内拍卖业首次推出“海捞瓷”专场，这个名词就渐渐印在收藏者的脑海中。沉睡在海底上百年的“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
“海捞瓷”对许多收藏爱好者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何为“海捞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瓷器？在采访中，有不少藏友提出类似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瓷器收藏的行家。
瓷器藏家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１６、１７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拥有中国的瓷器是一种荣耀。他们大量收藏中国的瓷器，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出口量。而那时中国正是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到国外，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商船云集之地。几百年的波涛汹涌和连绵海战，吞没了无数商船，也造就了今天的“海捞瓷”。
明末外销瓷生产的质量非常好。外销瓷器的整体画面繁而不乱，又将东、西方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韵味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非常优秀的工匠，另一方面国外特别是欧洲，订购的价格非常高。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精的工艺进行生产，所以外销瓷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海捞瓷”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在国际艺术品拍卖行市上出现了，一直以来它的拍卖成交价在不断上升，早就赢得海外藏家们的青睐。有业内人士表示，“海捞瓷”来自海底沉船，基本上还原了制造时代的艺术风貌，而且价位不是很高，造假的可能性比较低。除了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外，一个“真”字或许是“海捞瓷”受到买家欢迎的原因之一。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越南的海捞瓷：中国清代青花瓷
自康熙至雍正、干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干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德化瓷，浮出水面还原历史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海捞瓷：海底捞出来的潜力股
（编辑白頔）“海捞瓷”是收藏市场上对于从海底打捞出水的瓷器的一种称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曾经有五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从而将原本深埋在海底的一个个历史碎片重新捡拾起来。特别是近期有媒体报道称，经过7年的保护性发掘，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此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海捞瓷也再一次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日，古陶瓷鉴赏家、收藏家胡智勇在接受中国文物网采访时就表示，海捞瓷品种多样，有些精美程度堪比官窑瓷器，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南海一号”沉船中的福建德化窑白瓷和福建磁灶窑绿釉瓷
海捞瓷在国内外拍场均受追捧
经过考古识别，这次“南海一号”内发现的海捞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民窑瓷器构成，品种超过30种。对此，胡智勇表示，这些曾经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传播东方文明与智慧的海捞瓷，而今能够重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除了在考古以及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以外，对于瓷器收藏市场来说，也将是一种新的刺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诸如‘南海一号’、‘碗礁一号’等沉船的发现，再加上之前国内拍卖行对于海捞瓷器市场的不断探索，使得海捞瓷逐渐成为一种广受藏家追捧的瓷器品种。”
据胡智勇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麦克•哈彻就曾将一艘清代沉船上的2万余件中国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由此，海外市场上开始频频出现海捞瓷的身影，并且深得国际藏家们的青睐，其拍卖成交价格也在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高。2001年11月，35.6万件“泰兴号”沉船上的青花瓷器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开拍卖，总成交额高达2240万德国马克，在世界拍卖史上创下了空前记录。到了2005年，海捞瓷首次登陆中国拍卖场。在同年秋天举行的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预估价仅为100万元的200多件海捞瓷器，最终以92%的成交率，取得了2727万元的总成交额。“这样的拍卖成交结果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内藏家对于海捞瓷的偏爱。”胡智勇说。
“泰兴号”沉船古瓷
藏家最看重的就是海捞瓷的真
海捞瓷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均受到藏家们的青睐，胡智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海捞瓷虽然不能与官窑精品瓷器相提并论，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背景，从中能够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古代沉船中以瓷器为代表的船货的考古研究，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贸易等情况，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是，与官窑瓷器相比，海捞瓷的数量要庞大得多，价格也更为亲民，非常符合大众收藏的需求，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参与其中。根据过往资料显示，即使是一艘不满百吨的中国古代航船也可装载万件以上的器物。因此，海捞瓷的单件市场价格其实并不算太高。以曾经于2001年11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的35.6万件“泰兴号”沉船上的青花瓷器为例，在这次拍卖中，许多器物的单件成交价仅为10欧元左右。
三是，海捞瓷的发现过程本身就是认定其真伪的最佳证明。作为直接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瓷器，对于其年代和真伪的鉴定相对容易一些，真品率也会相对更高一些，而这些也正是那些热衷收藏海捞瓷的藏家们最为看重的一点。
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特点的克拉克瓷器
鉴定海捞瓷不能只看侵蚀痕迹
随着海捞瓷被越来越多的藏家所认可和追捧，随之而来的一大批赝品也开始相继出现在收藏市场上。胡智勇告诉记者，有些人觉得鉴定海捞瓷的关键，就是看其釉面上是否存在着常年经受海水侵蚀以及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但是，海水侵蚀的痕迹其实是可以人为浸泡出来的，类似贝壳或者珊瑚等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也是可以做上去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鉴定海捞瓷的关键呢？在胡智勇看来，即使是再高超的造假仿制技术，也仍然无法完全重现当时瓷器的本来样貌。因此，他认为鉴定海捞瓷的关键与鉴定其他古代瓷器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看一件瓷器在造型、纹饰和工艺上是否符合当时的时代。
胡智勇表示，海捞瓷多以外销瓷为主，大都是为西方市场量身订制的，所以它们在造型、纹饰及工艺上与传统瓷器也有所不同，往往会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特点。以著名的“克拉克瓷”为例，作为中国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一种以青花为主的外销瓷器，克拉克瓷大多出自福建的漳州窑。其典型特征是宽边，在盘、碗的口沿绘分格及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的生产可分为明万历至清初和清康熙两个时期，前者为开光的青花瓷，后者则为胎薄。其中，万历克拉克青花瓷盘一般使用浙料绘画，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运用分水技法，形成三至四个色阶，为后来康熙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克拉克瓷这种多层繁缛，开光分格的构图形式，源自于元青花的构图形式，即元青花莲瓣杂宝纹样，以及伊斯兰陶瓷的繁缛茂密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而这种独特的时代特征也正是鉴定这种瓷器的关键所在。
专家简介：
胡智勇，江西景德镇人，嘉德在线专家顾问，“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瓷器专家顾问，业内著名的艺术品经济人。历任央视《艺术品投资》、《寻宝》、《鉴宝》，北京卫视《天下收藏》等栏目鉴定专家，《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执行主编，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在清华、北大古陶瓷鉴定研修班主讲古陶瓷鉴定课程，擅于普及和探求文物艺术品真伪的常识。
海帆留踪 荷兰尼汉克先生捐赠明清贸易瓷
明万历～天启青花水禽纹盘
清康熙洒蓝釉青花开光人物瓶清康熙青花花果树纹双管瓶
昔年渡海西去，今日航空东归，90余件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流转二三百年后重新回到中国，这是荷兰收藏家(Henk B. Nieuwenhuys)尼汉克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明清景德镇瓷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此举令人钦佩和赞叹。这批瓷器均是贸易瓷，绝大多数是青花器，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国内收藏中不多见的物品。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共97件，其中96件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均为青花瓷，只有1件是彩瓷，为日本伊万里烧产品。这批青花瓷中，烧造时代最早的为明万历时期，少量是明末崇祯和清初的产品，而以康熙时期产品占绝大多数。这些瓷器在形制上可分成琢器和圆器两种，瓶、罐等琢器稍少于盘碗类制品，而瓷盘又远远多于碗。一般而言，收藏者通常是以自己的喜好和购买时的感觉为标准，因此，瓷器的收藏风格也可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当然，由于17世纪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一般多为定向销售，产品通常均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具有常规性，这一点，在这批捐赠瓷器中也有明显体现。
在这批捐赠瓷器中，烧造年代最早的一件是明万历青花龙凤纹环耳瓶，这是明代景德镇瓷器中的传统形制，早在明初洪武官窑瓷中就有类似风格，仿自元代的青铜器。明代晚期，销往欧洲的贸易瓷中出现这样的作品很受欢迎，尤其是龙凤题材的贸易瓷。龙凤在中国象征着帝王和皇后，这种题材具有神秘的东方宫廷文化特色。这种瓷器也许是通过荷兰商船较早登陆欧洲的中国瓷器，也是中欧经济贸易的早期见证物之一。
明末清初，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运途径进入荷兰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国家。这一件青花水禽图大盘是明末产物。此类盘通常多为花口，在盘内中心画有莲池水禽图，内壁一周有开光，内绘各种花卉纹，外壁则常画有变形的莲瓣纹。这种盘产量很大，主要销往国外，以欧洲和日本为最多，在日本，人们把这种纹饰特点的产品谓之“芙蓉手”。此类瓷盘应是明末的典型品种之一。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人曾因为江西南部广昌县明万历及以后的墓葬中出土具有此类风格的大、小青花盘(其中有的已残破或窑裂)，认为这些瓷器是当地烧造的，理由是当时的人不可能把窑场的烧废品从景德镇带到广昌。1988年，笔者曾为此前往广昌窑场考察，但未发现这样的器物。后来，考古专家在景德镇发现了这样的瓷器标本，证明这种瓷器还是景德镇的产品。这种瓷器在明末贸易瓷大规模外销的浪潮中输出海外后，仿制品很多，如日本江户时代的有田烧和伊万里烧，17、18世纪德国的哈瑙，荷兰的代尔夫特以及英国、伊朗等均有仿制。
捐赠品中的两件青花直筒形瓶，也是代表这一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重要品种。这种造型的作品过去曾被认为是清代康熙或雍正时期烧造，理由是产品具有这时期青花瓷的特征，而且，国内外有许多相同的器物，有不少器身写有干支纪年，包括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等年款作品，基本上都被看成是康熙中期烧造。但现在可以明确，戊寅(1638年)、己卯(1639年)、庚辰(1640年)、辛巳(1641年)、壬午(1642年)、癸未(1643年)这些年款均为崇祯纪年。因为国外沉船中发现的许多瓷器证明，这些写有干支纪年的器物，多为明末崇祯时期烧造。也有部分产品是稍晚的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烧造的。
直筒形瓶有青花、五彩、白釉等品种，但最多的是青花瓷。以崇祯产品居多，顺治产品稍少，两者风格相似，较难区别。瓶外口下和下部有一周暗刻纹者通常为崇祯时烧造，无暗刻纹者多被看成顺治时烧造，当然，这不是唯一标准。这种器物在国内外均有流传，欧洲最多，国内也有相当数量。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类瓷器。
捐赠品中有92件青花器烧造于康熙时代。长达61年的康熙盛世，经济贸易发达，从景德镇的瓷业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朝的繁荣景象。可以认为，这批瓷器见证了景德镇在康熙时期同欧洲进行贸易的情况。这些瓷器似乎不是同一批产品，可能是不同时间烧造、于不同时间远涉重洋被运到欧洲的。
这批瓷器有罐、瓶、熏炉、执壶和碗、盘等，在工艺上除了纯粹的青花制品外还有洒蓝青花、酱色釉青花。
捐赠品中有4件青花罐，造型分长身和圆腹两种，器身的胖瘦和不同的纹样可反映出康熙朝不同的产品风格。在国内，过去对这样的产品多认为是康熙朝始烧，以后历朝均有制作，绝大多数被用作药罐。1980年，哈彻尔沉船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被发现，由于沉船上有一件瓷器书“癸未”(1643年)纪年，因此估计是1643年以后沉没的，该船中发现了23000多件陶瓷器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圆腹青花罐。粗看上去，长身青花罐似乎不是传统的风格，但仔细观察就可看出，其形制依然源自前代前朝。明崇祯朝贸易瓷中有许多小件的青花橄榄形小罐大量销往欧洲，欧洲人称之为“姜罐”，捐赠品中的长身罐造型与之相似，只不过有的形体放大，有的加长了。加长的形式有的不能再称为罐而是瓶了，不变的是盖的形式，为微圆的平顶盖。从纹饰看，麒麟图罐、开光花蝶纹瓶是常见的传统纹样，其余两种如意花卉纹在国内康熙青花瓷中较为少见，但从纹样看并不具有异国情调。同时，更可联想到其可能是尚未完成彩绘装饰的青花釉上绘彩作品，因为除了器身上下的开光如意纹外，腹部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似乎是烧成青花瓷后，留出空间准备上彩，也或许是运往欧洲后再加彩。
麒麟是中国古代瓷器上较为多见的吉祥图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瑞兽。但麒与麟有区别，据文献记载，躯体较大、威武雄健、呈侧卧状，头部为龙头，披头散发，身体布满鱼鳞片者为麒；而有双角的为麟。东汉许慎《说文》十：“麒，仁兽也，糜身牛尾一角。(麟)麒也。”在瓷器纹样中，麒麟时常与凤凰共同出现。据《礼记·礼运》记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sǒu，意为草泽)。”可见，此类画面不是景德镇制瓷工匠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而是根据古代文献或相关的版画等资料创作的。此麒麟图罐所绘的有“牛尾一角”，应属“麒”类。
除了上面提到的3件开光花蝶纹瓶外，还有多件青花瓶。其中博古图长颈瓶6件，为两种造型，一种即后来称之为赏瓶的那种形制，还有一种为悬胆状的胆瓶。两种瓶的形制不同，图案也不同，但题材相同，均为博古图。另外还有一对胆瓶，器身绘有缠枝花卉纹。
还有几件晚清以来被称为棒槌瓶的瓷瓶。这种瓷瓶在康熙时期十分流行，以青花和五彩为最多。另外，棒槌瓶有软硬之分，软棒槌是指器物肩部和口沿稍微圆润些，硬棒槌则相反，肩、口部硬朗成折角，通常硬棒槌烧造时间早，软棒槌烧造时间晚。
洒蓝青花人物图棒槌瓶器外采用洒蓝开光装饰，通体施洒蓝釉，留出开光，开光内绘以青花山水人物图。这是清代康熙时流行的工艺。洒蓝釉早在明代宣德景德镇官窑中就已烧造，康熙时继续烧造这种整体施洒蓝釉的器物，在当时被称为吹青，属于吹釉工艺。清《南窑笔记》说“吹红、吹青两种，本朝所出”。洒蓝青花属于创新之作，目前在国内传世作品中较为少见，而在国外尤其是欧洲较多，这种产品当时可能主要用于外销。
捐赠品中还有一对果树纹双管瓶，两个瓶管呈交叉状，有两个瓶体，互不相通，西方人谓之“油醋瓶”，用以存放调味品，一边放油，另一边放醋。这种瓶是典型的外来形式，中国传统形制中没有这样的风格。荷兰的博物馆中有类似器物。当然，形制和纹饰略有不同。
盖杯是17世纪从西方传入的一种造型，有直身和微圆长身等形制，有的还有半环形把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常见的茶杯形式。但国外研究者对这种形制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瓶或壶。器身的图案也与中国传统纹饰截然不同。在荷兰也有风格相似的作品。还有一种带盖的长身瓶，瓶体呈直筒形，中部微收，同样是外来风格。这样的作品在荷兰的博物馆也有收藏。
造型最特别的是一对烛台，分上中下部分，可拆卸，上部为镂空盖，盖下有中心可供插蜡烛的圆形管状盘，下承上大下小的盘基，下部为盘座。烛台外绘青花如意纹。上述器物可能来自相同的途径。
茶壶是东西方共有的茶具。这种执壶早在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就已有制作，但当时的用途似乎是放调味品，名称叫“卤壶”。17世纪，大量的中国茶叶出口欧洲，宜兴紫砂壶也开始外销，景德镇也有类似制品作为茶具外销。这种以紫砂壶造型为基本风格的器皿成为贸易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器皿造型已成为一种大致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器物造型为圆腹，弯流，上有宝珠顶盖。捐赠品中的4件茶壶就是如此，两件画山水人物，两件为花卉纹。除了一件画的是典型传统山水外，其余3件均可看出贸易瓷的特有风格。
还有一件画有人物图的葫芦瓶造型稍具变化。瓷制葫芦瓶在唐宋时期的不少地区均有制作，景德镇在元明时期也都烧造这种形制的器物，尤其是在道教盛行的嘉靖时期，官窑和民窑均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清代康熙时也有制作，以青花瓷为多。
康熙时，除了生产纯粹青花装饰的葫芦瓶外，还有加以变化的青花葫芦瓶。这4件器物的变化在于除了器物上部绘青花外，下部还施有高温酱色釉，其中两件在腹下部，釉色较浅淡，另两件在中部和下部，釉色较深，这种风格可能只在贸易瓷中应用。在欧洲，除了完全相同风格的作品外，还有风格不完全相同的酱色釉青花器，除了葫芦瓶形制外，还有此种风格的长颈瓶、茶壶，有的甚至制成漏斗样式，它们也应是同时代的产物。
2005年，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五州群礁的中心—— 碗礁附近发现了沉船遗址，船上装载大量康熙时期烧造的景德镇瓷器，有关部门在当年组织了打捞发掘工作，累计出水器物17000件。从已公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些器物与尼汉克先生捐赠瓷器的造型或纹饰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工艺上最相似的是青花葫芦瓶。发现的品种有酱色釉青花和青釉青花器，虽然造型和纹饰稍有不同，但它们也是上半部画青花，下半部施酱色釉或淡青釉，施酱色釉的一种在其与青花结合处还施有仿哥窑开片釉。这一大批沉船瓷器显然是贸易瓷，可能出海不久就沉没了。
对欧洲人来说，碗不是他们的主要餐具。捐赠品中的5件碗类餐具中，有3件花口仕女图碗。两件花瓣形花卉纹碗。碗之外，其他捐赠品以瓷盘为多。可以说，为欧洲人惯于使用瓷盘的特点在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体现了出来。
尼汉克先生的青花瓷盘的纹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欧洲风格，二是传统的中国风格，三是传统中国风格和异国情调结合的风格。
典型欧洲风格的瓷盘有帆船图盘和纹章瓷盘各一对。看到绘有帆船图景的瓷盘，不问便知是外销瓷，但这一对内心画有帆船的瓷盘，却是中西合璧的作品，盘壁的图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上面画有青、白、鳜鱼三条，穿插以三名中国传统题材中的童子，童子手执莲花。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常见有青、白、鲤、鳜四种鱼，象征封建社会上层人士标榜清高气节的清白廉洁，这里，用手执莲花的童子取代鲤鱼，其意义与传统谐音暗喻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纹章瓷是我们较为熟悉的外销瓷，早在1580～1620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订烧纹章瓷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为双翼下的王冠图案，绘有这种王冠图案的中国纹章瓷价格昂贵，据说一件器物可与几名奴隶等价。至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订制贵族纹章的瓷器。这两件青花纹章瓷盘，可能就是这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的产物。
具有传统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产品，在清代景德镇瓷器中有大量的人物图产品。这批捐赠贸易瓷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器物，有瓶、盘等。尤其是瓷盘上，仕女人物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人物图绝大多数可认为是以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情节为蓝本，有“读简”、“请宴”“惠明投书”、“责女”等。清康熙瓷器上有许多描绘《西厢记》剧情的故事图，这批瓷器中除了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无法考证的西厢故事题材。景德镇窑工绘画的西厢故事，未必能与诸多《西厢记》版本上的图版相吻合，只能就大体而言。但是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勾画着当时的一些历史故事片段。创作者把它们移植于贸易瓷器上，使西方人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批瓷器中，除了完全属于传统风格的器物外(图17～19)，还有掺入西洋元素的中国风格题材。如有些花卉纹盘与常见的康熙景德镇瓷器图案有明显差异，但它们依然有传统的中国花卉风格。
尼汉克先生捐赠的瓷器中还有一件是日本伊万里烧彩瓷。伊万里烧是日本著名的瓷器，以其产地在日本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地区而得名。这批捐赠瓷器中仅有一件这样的青花描金五彩人物图大碗。这件伊万里烧五彩人物图碗外所绘画面为“昭君出塞”图，是为人熟知的中国历史故事。17、18世纪，大量的日本瓷器通过荷兰等国的贸易公司向欧洲输出，其中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有数百万件。
尼汉克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瓷器整体质量较高，烧造工艺体现了当时景德镇民窑的烧造水平，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在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中，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能说这些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贸易瓷，但它们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隋代陶俑
隋代陶俑与前代相比，又出现许多新的造型。如侏儒俑、僧俑、十二生肖俑等。其中生肖俑形式多样，在墓中置生肖俑，有祈祷亡灵顺生之意。
隋代女俑有两种形象，一种身材修长，秀眉凤目，发髻平阔、高耸如冠，身着窄袖长裙，裙腰高齐胸口，手持乐器或翩翩起舞；另一种身材丰满，头顶双髻，内着圆领短衣，外套大袖衫，下着垂足长褶裙，裙带束于胸间或腹前，几乎垂至地面，姿容娴静端庄。一些侍女俑头梳双髻，身着窄袖衫，下束长裙，作捧物、奏乐、推磨、烧火等姿态。隋代文吏俑与南朝末年俑较相似，头顶高冠，宽衣博带，拱手而立，面部较南朝俑更丰满。男仆俑大都长衣束腰或短衣短裤，还有的上身赤裸，呈各种劳动的姿态。武士俑身着甲胄，有的下着长裙，张口怒目，手持盾牌或兵器，姿态表情与北朝武士俑相似。还有一些甲马武士俑，与北朝基本相同。胡俑较多，深目高鼻，有的袒胸束腰，有的着胡服，作牵马、牵骆驼状。
除人物俑外，隋代的动物俑也很出色，马的造型初步具备了唐代的形态。鬃长体壮，辔饰俱全，有的后背佩对称式梅花或寄生(即战马所披铠甲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马的后鞍桥，竖于马的尾部)。骆驼俑大都塑造于座板上，四肢强劲，双峰间驮有货物。
在隋俑中，牛拉车的造型很多，与前代相比，牛的身躯浑厚肥壮，四肢短粗，有的笼辔俱全。其他动物俑的塑造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活动情景，如母子羊、母猪哺崽、双鸭相戏等，都有着一定的情节性，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隋代陶俑艺术继承了传统的艺术风格，作风简朴，造型规整，人物面部丰满，比例匀称，仪态端庄，特别注重于对人物面部表情及服饰衣纹的刻画，为唐代塑造工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陶俑
明代的明器中以彩釉陶俑为主，其内容多表现死者生前显赫的地位，这是明代陶俑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的陶俑，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出行的壮观场面，人俑达百余件，有仪仗俑、侍从俑、牵马俑、扶轿俑等。仪仗俑的背后分别带有“吏部"或“兵部"的长牌，肩扛锡槊、藤棍，侍俑手捧瓶、盒、盘等。仪仗中的马鞍辔俱全，鼻上饰红球，股后革带交结处饰一桃形红缨，体型较小。成都凤凰山明墓出土的仪仗俑达3OO余件，手持戈氅、卧瓜等仪仗及笛、鼓、箫、笙等乐器。除仪仗俑外，还有武士俑、文官俑、侍俑等共计5OO余件。除人俑外，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具模型、家具模型及房屋模型。生活用具模型有提梁壶、环耳瓶、灯盏、高足杯、供器及供品等。器物造型与同时期瓷器相同。家具模型有桌及各式圈椅、交椅、衣架、盆架、屏风、木箱、罗汉床、坐榻等，床上放置有枕、被等。房屋模型有厅堂、厨房、舞台、炉灶、卧室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动物俑。
明代陶俑都以模制，许多人俑首、身分制，再插合成型，人俑及器物以彩绘或彩釉装饰，色彩鲜艳夺目。在造型上，人俑体型较大，且大多数有底座；家具、房屋及各种模型体型较小，但形象逼真，反映出明代高超的雕塑水平和制陶技艺。